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回到金陵之后的曾国藩一直郁郁寡欢。

从1867年4月初回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启程赴直隶总督任，曾国藩在金陵只住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剿捻的中途回归，曾国藩关于两江的宏图大业也消减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壮志。对于人生，曾国藩已有一种接近大悲的感觉，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的衰弱，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莫名的伤痛总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在曾国藩的身前左右。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他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在很多时间里，他精神恍惚，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甚至，他的思维会经常性地出现空白，就像一个没有底的容器一样。更可怕的是眼睛，读书，对于曾国藩来说，已是变得很吃力的一件事了。他需要戴上眼镜，凝聚心力，才能进入字里行间。有时候，即使是戴上眼镜，眼前也一片昏花，那些文字如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一样，让他无法捕捉。另外，让曾国藩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有一些东西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身体内消失，那些曾经的敏锐、机智和渊博，都像茶壶口里飘出的蒸气一样，从自己的脚心、手心，以及所有的地方悄悄散发开去。

剿捻的经历等于让曾国藩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昔日精干老辣的官员如今已是元气大伤、形神困悴。年纪并不算太大的曾国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每天晚上，当提起笔记述当天的事情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开始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将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很多次，也不顾左右的人是否聆听。并且，曾国藩还热衷于像一头老牛一样，经常性地反刍自己的人生时光——对于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国藩倒是时常从记忆的储柜中调出来，细细地品味一番；但对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将要处理的事情，曾国藩经常性地丢三落四、弃之脑后。

回任后不久，有人反映，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情况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并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幕僚们向曾国藩报告这些情况时，曾国藩摇了摇头，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鸿章的人，是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此时的李鸿章正顶了自己的缺，在前线跟捻军打仗。如果他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那是万万动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交易，这一点曾国藩绝对知道。

现在，曾国藩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国藩除了过问一下丁日昌那边的粮草供应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家清养身体。由于休息较好，身上的癣，也不似以前那样奇痒难忍了。身体稍好之后，曾国藩觉得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只有身体还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怀疑，才会觉得做点事还有意义；在病中，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曾国藩在衙署的后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闲，就提起锄头去种点瓜果蔬菜。这是曾国藩的习惯了，在曾国藩的想法中，男人种地，女人纺纱、做衣、做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劳动不但让人活动筋骨，还可以让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们都要干一点农活。干一点轻微的体力活，让曾国藩身心都觉得愉快。

自四十岁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国藩想象的生活中，他应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株，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这样的情景，是曾国藩早年所读的桐城派戴名世的文章中提及的。戴名世虽然因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被清廷杀了。但曾国藩对于戴名世文章中表现出的性情和追求，还是颇为赞赏的。曾国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个地方，造屋，种树，过一种林和靖梅妻鹤子似的生活。这种念念于自然不忘个人空间的追求，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常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国藩对于家乡更是梦回萦绕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经营闲雅空间的念头一直伴随着曾国藩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终究没能如愿。在这一年中，曾国藩一共给朝廷打了三次报告，都是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告老还乡。朝廷出人意料地对于曾国藩出了足够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养病。曾国藩每次接到上谕，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自己在任上，总是要盘很多烦心事，不盘烦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误国。欣慰的是，朝廷还算是对他信任和宽容。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里偷闲，曾国藩开始频繁巡视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说是巡视，其实也只是随意看看，不带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后，因为一直忙于裁减湘军、战后恢复等事宜，曾国藩还没有在金陵细细看过。重回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带了。秦淮河一带是六朝古都的标志，也可以说是金陵城的晴雨表。从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两江的整体情况。秦淮河畔柔弱委顿之风算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当年的兵燹现在已看不到什么踪迹了，金陵城又变得繁华安宁。尤其是秦淮河一带，又恢复往日的灯红酒绿：那些停在河岸里的画舫游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如同温柔乡一样。联想到刚刚入城时的凄惨情景，曾国藩不由感叹，时间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转瞬之间，就能把创伤涂抹得干干净净。说起来，秦淮河的繁荣还真有曾国藩的功劳——当年太平天国攻占金陵之后，下令禁妓禁烟。妓女们闻风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批有钱的商人，也跟风转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业受此影响，变得很萧条。曾国藩进入金陵城之后，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恢复了妓院。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倒是很达观的，食色性也，哪里能禁得住呢？春秋时齐相管仲在兴国安邦时，就专门设了“女闾”，这应该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执政者总是实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会变得很乱。曾国藩才不是那种迂腐武断的道统呢！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曾国藩甚至带头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饮酒，宴请宾客。结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们又回来重操旧业。秦淮河热闹了，那些有钱人也就回来了，金陵又恢复了以往的昌盛。当然，曾国藩对于妓院的兴办是有控制的，曾国藩最初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标是六座，谁知后来妓院越开越多，怎么也控制不了。因为无法管得住，曾国藩干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他只是对于自己苛刻，对于别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清时秦淮河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还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后去了明孝陵、燕子矶、下关、灵谷寺一带。每次出门闲游，曾国藩总带着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说他文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此外还有俞樾、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只有跟文人在一起游山玩水，曾国藩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些铁板着脸的将军是不喜欢山水的，跟他们在一起，只能给他们分配任务交代事情。曾国藩慧眼识人，他手下的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过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面聪明过人，另一方面又懂情懂理。曾国藩不太喜欢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国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贮藏着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这些人才高八斗，后来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学者。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了，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有时候，曾国藩把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一一地传达给他们，也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对于古诗文的认识。每当他们谈到精彩之时，曾国藩总是频频颔首，这些后生的确可畏啊。无论是在文章学还是在办事的干练程度上，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把好手。只可惜的是，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大势已去，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又能保证以后的生活不颠沛流离呢？

吴汝纶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爱才如命”，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话、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方宗诚、陈艾由吴廷栋推荐；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入幕……优秀的人往往气味相通、惺惺相惜。这样，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对于招徕人才，曾国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为八个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在曾国藩看来，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没在民间，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受辱于人。要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去发现这些人。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等，都来自民间，有的是落魄书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下层军士。曾国藩慧眼识才，提拔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施展才华，直至成为一匹千里马。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这些人在跟随曾国藩立下功劳之后，很多人迅速升迁，成为朝廷大员或地方官吏，从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僚，总是全力保举，有时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抚与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计数的道、府、州、县官员。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幕僚在成为地方大员之后，大多精明能干，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在晚清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段时间中，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

除了政治和军事人才，曾国藩在幕府中还收纳了许多科技和外交人才。这一行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说明曾国藩已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想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算逐渐展开。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除了郭嵩焘，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曾国藩同样慧眼独具。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曾在曾国藩的幕府中长期担任职务：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为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著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位数学家华蘅芳，也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从事着科技研究和枪炮制造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徐寿，徐寿和儿子徐建寅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很多年，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薛福成

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就这样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曾国藩不仅仅从自己的私人俸禄中向他们支付酬金，对于他们，也几乎无话不谈。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大臣一样讳莫如深。这一点，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本日记中，赵烈文详细记录了他与曾国藩的数次谈话内容。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了然于胸，对于中国的前途极度担忧。

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单独在一起时，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北京来人所讲的，说都城那里的景况非常恶劣，时常出现纵火抢劫之类的案子，而市集店铺间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妇女也裸身没有裤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财耗尽、境况窘迫，恐怕会有变故发生。这该怎么办呢？

赵烈文是一个对于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文人。见曾国藩如此忧郁，赵烈文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国家的治平安定，统一的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势必会逐渐地分崩离析。不过朝廷皇帝的威严历来很重，乱变纷争的风气未开。所以若不是从制度本身腐烂败落，则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不会形成。依我来看，来日的灾祸，必然先自朝廷中央颠覆，而后神州无主，大家各自为政，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了。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眉头紧锁，沉思半晌，说：“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担心的是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听起来，这似乎是曾国藩的官话了，他当然不愿意在幕僚面前完全暴露自己的思想；况且，对于清廷，曾国藩还抱有一丝希望。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也一直为汉人所憎恨。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比如康、乾、嘉做了一点好事，但他们的善行并不足以掩盖弥补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清朝统治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

对于赵烈文如此“过激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大约在心里面觉得赵烈文说得很有道理。曾国藩沉默很久，随后把话题转开，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深受病体缠身之苦的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徒叹奈何吧！

清幼童留美情况

在金陵那段时间，曾国藩抓紧时间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谋划派遣中国少年赴美学习。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或是长江水师，都太需要一些专业人才了。曾国藩建议朝廷委派陈兰彬、容闳分任正、副监督，另派翻译一人、教习二人，在上海设立驻美中国留学局，制定章程，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招生及在美学习工作；另于上海设预备学校一所，委刘瀚清为校长，要求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先入校学习中西文字一年，以适应国外学习生活的需要。在当时来说，此项举动无疑石破天惊。民间甚至大声呼吁：曾国藩是在贩卖人口，将帝国的后代送于虎狼之中，从中牟取利益！对于这样的指责，曾国藩苦笑不予理睬，只是全力敦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这项事务终于在同治十一年夏天获得了成功，第一批幼童扬帆远航，横渡太平洋去了美国，接着，又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共一百二十人。虽然此事后来遭遇变故，但留学生大部分成器，成为了末代的英才。这些，也足以让曾国藩死后瞑目了。

在金陵曾国藩所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明显带有点“私心”了，那就是全力扩大金陵书局的规模。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古今中外，文化要想流传，就得通过著作的出版和流通来达到目的。因此，对于金陵书局，曾国藩划拨了很多经费，让他们购买机器，聘请最优秀的员工。金陵书局刚刚投入使用，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要求书局赶快印制《二十四史》，曾国藩还是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从金陵路过，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情。曾国藩还让书局聘请了一些懂外文的专家，集中翻译国外一些有用的著作。在江南制造总局，专设了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军事、船舶、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书籍，兼及医学、历史地理、国际公法等著作。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笔录整理。译成的书，由金陵书局大量刊印，在社会上广为散布。该馆先后翻译书籍一百七十多种，成为当时译介西方科技书籍最多的机构。

主持留美教育时的容闳

留学生

曾国藩对这一行动的认识很实在，在他看来，洋人那些机巧之心，那些造船造舰的奥妙，都在那些书中藏着，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得让更多的人懂得那些知识，就必须读洋人的书。另外，在金陵的那一段时间，书局按照曾国藩的安排，全力赶制的一套书，就是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这几乎也是曾国藩个人的意志。当时，王夫之的《船山遗书》还属于禁书，但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做文还是做人，王夫之都是一流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操，对曾国藩影响很大；并且，曾国藩组建湘军就在湖南衡阳起家，而那正是王夫之的故乡。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于王夫之，格外亲近。曾国藩一直可惜的是，道光十九年所刻的王夫之的《书经稗疏》以及《春秋家说序》错讹较多，而原稿本王家又不慎烧毁。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想方设法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然后由他跟曾国荃捐资三万金，让金陵书局重新印刷此版本，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船山先生的文章和思想。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能让一种恢宏的思想发扬光大，是曾国藩最欣慰的事情了。

王夫之

1868的春节说来就来了，金陵城内照例响起一片无心无肺的爆竹声，震耳欲聋；烟花升天，将金陵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昼。因为家眷还在湖南，曾国藩只是跟一帮同僚在一起过除夕。新年来到，不由让曾国藩想起先前在湖南老家荷叶塘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的春节真是热闹，家家户户花烛红灯，炭火盆内，煨着莲子红枣桂圆茶，炉内焚起了好香；年夜饭前，家中的长辈带着一家老小向祖先们作揖叩头，铳炮连天，热闹非凡；吃过年夜饭后，长辈们向小孩发压岁钱，晚辈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排着队，从长辈手中接过红包，有时候，还故作亲昵地嫌少；然后，一家人在一起掷骰子、搓麻将、做游戏，其乐融融；夜深了，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睡觉，即使眼皮不断地打架，但也强忍着，坚持守岁到天明……这些，都让曾国藩难以忘怀。

在这个春节，曾国藩一点过年的情绪都没有。曾国藩只是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让手下人在府第里放了一通鞭炮，还特意吩咐他们在其他时间不要放。鞭炮响过两次之后，这个春节，对于曾国藩就算结束了。正月初二，曾国藩接见了前美国公使蒲安臣，蒲安臣正全力操办清国使团出访美、英、法、普、俄各国事宜。曾国藩与蒲安臣就很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蒲安臣看来，清国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要想发展，就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清国就必须向西方各国多学习，不要怕吃亏，也不要摆泱泱大国的架子。曾国藩频频点头，在这方面，曾国藩是很有心得的。

留学生在美打棒球的情况

春节过后，春天就接踵而至了。进入春天，沿江两岸一直连绵地下着雨，一连下了半个多月。天又阴冷又湿，而且看起来没有个尽头。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得不出面祈晴。作为地方官，与天地之神打交道一直是惯例。在曾国藩看来，主宰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神明的，既然有神明的话，它就一定会明理，所以也必须进行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去年春天与今年恰恰相反，一直不下雨，比这个时间稍迟一点，曾国藩就曾经去龙王庙求雨。一年之后，没想到，又得乞求老天放晴出太阳了。到了郊外的龙王庙之后，曾国藩亲笔书写南方朱雀之神、北方玄武之神、东方青龙之神、西方白虎之神四牌位，黄纸红字，然后又亲笔写下祈晴文。风雨之中，曾国藩鼓足中气念了一通祈晴祭文，然后点着了手中的香火，对着天地分别行跪拜大礼，祈祷声随着青烟一起飘向诸神占据的太空。说来也怪，等到曾国藩离开龙王庙时，雨停了，转眼间，阳光明媚起来。由于心想事成，曾国藩心里很高兴。他开始筹划要在两江境内走一走了，看一看很多事情进展如何。4月底，曾国藩从金陵登舟启行，随行的有他的儿子曾纪泽，以及赵烈文等一帮幕僚。曾国藩在船上一路跟幕僚们下着棋，他的棋瘾一直很大，而且，身体越不是太好，棋瘾就越大。在镇江，曾国藩一行看了金山、焦山；然后，又到了丹阳、常州、苏州。在苏州的正大街边上，曾国藩看到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木棚子，棚子里的灶台有一口龙头大锅在冒着热气，棚子四周聚集了上千名乞丐。这些乞丐衣衫褴褛，好些人上身赤裸，满身污垢，颤颤巍巍。他们围在锅边吵吵闹闹，老远就把手中的破碗递了过去。后面人则乱七八糟地排着长队，有的边排队边发出呻吟声。曾国藩不禁恻然，几乎不忍卒看。随行告诉他，这些人，有的是当年的太平军，有的则是当地原来的大户，战争期间，家破人亡，也就落得这个模样。战争真是涂炭生灵啊，看着这样的情景，曾国藩不由黯然神伤。

船行至太湖，曾国藩检阅了李朝斌的水师。然后，又跟江苏巡抚丁日昌一道，来到了上海。去上海的途中，曾国藩接到了上谕：朝廷着授他为武英殿大学士，这算是迄今为止授予汉臣的最高荣誉了。到了上海，曾国藩重点察看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轮船和洋炮工程。曾国藩提醒江南制造局的全体人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洋的制造方法，一定要谦虚学习洋人的制作工艺为己所用。在上海，曾国藩还会见了英国领事白来尼等。然后，曾国藩一行登舟检阅了吴淞口、狼山、福山各地。这一次巡视，连头带尾，共进行了一个多月。5月底，曾国藩回到金陵时，已感到身体如铅一般沉重，思绪也呈胶着状态。毕竟，自己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

归来之后的曾国藩对于很多事情仍无法放下。到了夏天，原本因为曾国藩北上剿捻而回湖南老家的欧阳夫人以及女儿纪芬、儿媳、侄媳等一行又回到了金陵。这时候，两江总督府迁了新址，显得宽敞多了。家人的归来，让曾国藩重温天伦之乐，他的心情也变得温润起来。女儿曾纪芬今年已经十七岁了，长成一个俊秀的大姑娘。对于这个女儿，曾国藩一直最喜欢，喜欢之余，也不忘谆谆教导。一天晚饭之后，曾国藩亲笔工工整整地给女儿写了一份清单，细致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右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众不贫贱。

快乐时光，白驹过隙，这一段天伦之乐如此短暂——1868年9月6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令，调其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并以剿捻之功又得到了一个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可谓荣耀之至。这一回调任直隶总督，更说明朝廷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不贪功不贪名不贪利的肯定。不过细细地一想，曾国藩又觉得朝廷让自己担任直隶总督，恐怕另有深意。这一次调动极可能是朝廷想改变“内轻外重”的状况，把自己从根深蒂固的两江调走。对朝廷而言，让权倾一地的曾国藩来到京城旁边，可能会觉得更安全。接到上谕的当天晚上，曾国藩把赵烈文叫来，一起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赵烈文也认为，朝廷如此调动，可能别有深意。曾国藩考虑了一番后，又有了退隐归田的念头。

曾国藩一直没有急着去上任，一方面，是曾国藩实在不想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那个责任更为重大的官，比较而言，他更喜欢两江这一块地方，对这一块地方有感情，他只愿意在金陵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然后回家养老。另一方面，现在离开两江，曾国藩总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辛辛苦苦所做的很多工作，包括在洋务上做的很多事情，就要见到成效了。容闳来信说，江南造船厂所造的第一艘轮船就要下水，他想开这艘轮船来金陵见曾国藩。接到这封信后，曾国藩心花怒放，这可是曾国藩在这段时间的心血啊，他想亲眼看一看这艘轮船的模样，然后再去京城。

9月28日，艳阳高照，江南造船厂所制造的轮船终于驶至金陵了。江南造船厂隶属江南制造局，是三年前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具体办事的人，就是曾国藩在安庆时招募的美籍华人容闳。曾国藩让容闳从外国买的机器，后来都运去了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江南制造总局只制造新式枪、炮、火药。后来，曾国藩奏准朝廷拨款，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增设造船厂，专门从事轮船制造。历经数年之后，终于有了收获。这一艘轮船汽炉和船壳都是江南制造局造的，机器则用国外买来的旧货加以改造，全船载重六百吨，时速上水、下水分别为三十五公里和六十公里。无论规模和航速，比五年前在安庆制造的“黄鹄号”，都要高好几个层次。船到金陵下关江边停靠之后，围观者人山人海，附近好几个县的百姓都来了，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毕竟，这是中国人所造的第一艘机械轮船，而且，这艘轮船是那么庞大，停在江面上，就像一艘宫殿似的。曾国藩邀请彭玉麟一同登船试航。在人群的簇拥之下，曾国藩健步登上船弦，他很高兴，也很激动，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并且，不仅仅是结果，更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中国要赶上西方列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如果真正地做起来，也会很快。等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些列强要欺负中国，就没那么容易了。

登上庞然大物之后，曾国藩感到心襟一下子为之开阔，江风习习，神清气爽；大江南北，尽收眼底。曾国藩命令船向采石矶方向开去，坐在船舱之中，曾国藩意气风发。恍惚中他感觉自己宛如天神在驾驭一辆硕大无朋的战车。近两百里水路，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这样的感觉真好。手下人告诉曾国藩这艘船还没有名字，想请他命名。曾国藩沉思了一番，说，就叫“恬吉”吧，喜庆而吉祥。随着岁数的增长，曾国藩像中国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开始喜欢那些吉祥的符号了。在曾国藩的潜意识里，这些吉祥的符号也是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可以抵御妖魔，维系吉祥。“恬吉号”在采石矶翠螺山附近江面上巡视了一番后，便打道回府。那一天，曾国藩从未感到身心如此轻松。晚上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囫囵觉。

“恬吉号”的成功，得到了朝廷的赞许，朝廷下发的上谕指出：“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本……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对于此事，朝廷有这样的评价，让曾国藩很是欣慰。

离开金陵之前，曾国藩最后处理的一件事，就是“扬州教案”了——1868年8月，法国在扬州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育婴堂刚办不久，堂内的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这一件事激起了扬州市民的愤怒，有两万人参加了暴动。人们赶走传教士，关闭育婴堂，甚至放火烧毁了英国内地会的教堂。这一件事，让英、法大怒，叫嚷要武力干涉。由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未到任，朝廷降旨，命曾国藩继续查办扬州教案，何时解决，何时方赴直隶任。曾国藩没法，只好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麦华陀反复交涉。曾国藩既要考虑民众的情绪，又不得不正视英法两方的无理要求。方方面面的压力极大。从教案的发生到处理完毕，曾国藩足足拖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在来自内外的压力下，曾国藩被迫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革职；所损失的财产按实际价值赔偿；在教堂门口立一石碑，申明朝廷保护传教不受干扰……这样的处理结果，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痛定思痛之后，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弱国无外交。身为朝廷大臣，他再也不想跟洋人打交道了，国弱势衰，根本无法据理力争。身为国家重臣，外交无力，曾国藩觉得郁闷极了。

那时候的曾国藩，还不知道自己数年之后，还要卷入另一桩更为复杂的教案之中，以至于身败名裂，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