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海阔天空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军旅生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从1853年组织湘军开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捻中途退出，这十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曾国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当作是个人自我冶炼最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华的重要条件，也可以看作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仅艰苦而决绝，也富有某种神示的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曾国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知晓。在它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命运，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它不仅造就了曾国藩丰富无比的阅历，也使得曾国藩的人格趋于完整。命运使曾国藩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晚清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里，闪烁着最后的光华。
十六年的战斗生涯，带给曾国藩的有三样，那就是：卓越的功勋、糟糕的身体以及几近消极的人生看法。一个人内心巨大的U形弯，对于旁观者来说，一般是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一直注重于观察自己内心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能清晰地体验到自己巨大而细微的变化，也能充分领略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也不是轻易的嬗变。可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命运赐予欢乐的，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传达的无言的信号，一直细若游丝地向他昭示什么。在更多时间里，为了追寻这个信号，他在内心当中表现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动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涩。尤其是在战争岁月中，当浴血已成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者战争彻底地堕落为杀戮和血腥时，曾国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种迷彰，他感受不到实现理想的巨大快乐，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该拥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时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轻而易举坠入忧伤的迷雾，跟失望纠缠在一起。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样的感觉，让他从未意识到一种幸福，他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幸福，却不能拥抱和保住幸福。
尽管如此，长时间惨烈的战争生涯对于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这样无是无非。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这场惨烈的战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曾国藩只会成为一个学问不错的朝中阁老，一个自以为是的谏臣。战争让曾国藩陷入彻底的忧郁。虽然战争让曾国藩功成名就，但那种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凄凉占据了他。曾国藩这时候忧虑的，已不仅仅是清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为人类本身的弱点和凶险感到悲怆了。
现在，金陵攻克了，曾国藩在经历短暂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新的问题，来自于内心，也来自于外部的变化。实际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凭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已经有一种力量在悄然对立了，而且，这种力量非常阴险，也非常强大。1864年7月初，金陵还没有攻克，河南巡抚张之万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练兵折》，建议朝廷裁削湘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会向曾国藩射出一支毒箭。对于张之万之流的态度，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切正常不过。曾国藩关心的，只是朝廷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一紧——批复竟然是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令各督抚妥善办理兵勇回家。曾国藩知道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外，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后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这些湘系的栋梁，再加上早期曾担任督抚的胡林翼、骆秉章、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可以说，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他们手执重兵，权倾朝野，尤其是人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近二十万，李鸿章的淮军七万余人，左宗棠的楚军四万人，沈葆桢的部队一万人，这样，再加上刘长佑等人的部队，总数应该在三十万人以上。而这时候所有的绿营和八旗加起来，也只不过七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根本无法跟湘系相比。曾国藩想起这样的格局，心里就觉得惶恐不安。
曾国藩是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吹草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春花秋月。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曾国藩想隐退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这时候的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已染上很深的暮气。尤其是合围金陵时，因为欠饷，这支久经沙场的湘军竟然怨声载道，甚至还闹出了不少事端，并且，在湘军中，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活动也很频繁，这个组织在湘军中的存在，是一个危险信号。直到现在，曾国藩恍然大悟的是，在部队中树立理想和道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难怪自古以来，当兵的从来都有奶便是娘，谁给钱便替谁卖命。这些与死亡底线接近的人，大约认识人生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他们从来就是精神幻灭者，从来就是贪得无厌、沟壑难填，稍不如意，他们就烧杀抢掠，赶尽杀绝。如果以这种做生意的方式依托他们夺得天下，那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进攻金陵之时，曾国藩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都流露出隐退的意思。自己实在是不想干了，只想回到湖南那个小山村中，看看书，写点东西，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竭力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出任地方大员。毕竟，以后自己要是退下去了，有这些同仁和学生们在位，想办点事，还是会方便一些，况且这些人跟自己戎马这么多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了。
1864年7月28日，曾国藩到达金陵。几个小时后，曾国藩连夜审讯了李秀成。李秀成是几天前被俘的，金陵突围时，李秀全掩护小天王一行杀出城，因脚部受伤摔下了马，躲藏在城外方山一带，结果被当地的村民抓住，捆送到湘军大营。数天前，性格暴躁的曾国荃在审讯李秀成时，想起新仇旧恨，情急之下，竟用刀尖将李秀成的手臂与大腿刺得鲜血直流。李秀成情急之下大声叫道：“老九，我们各为其主，你这又是何苦呢？”曾国荃又羞又愧，只好罢手。曾国藩像所有胜利者一样，危坐于高堂，他先是没有说话，只是借着狱中昏暗的灯光，用他的三角眼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军事生涯中重要的对手。曾国藩没有想到，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却堪称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军事天才长得如此瘦小、貌不惊人，他甚至如女人一样柔弱纤细。曾国藩开口了，他的语速沉着而缓慢，就像是在跟李秀成拉家常似的。曾国藩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李秀成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情况，仔细聆听了李秀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一次谈话，让曾国藩关于太平天国的很多疑问得到了证实。李秀成也很坦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在大多时间里，曾国藩都是在聆听，李秀成则侃侃而谈。这一次双方的会面，李秀成在几天后的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曾国藩感激涕零。曾国藩却在当天的日记中轻描淡写道：“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鞠讯数语。”寥寥一笔，便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轻慢。曾国藩是胜利者，当然可以居高临下。除此之外，让曾国藩居高临下的还有文化和思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位曾经的对手让曾国藩大失所望。不过从见李秀成起，曾国藩已经决定要杀李秀成了——第二天，曾国藩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道：“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
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匆忙杀掉李秀成，这一直算是一个谜。也许，长于识人的曾国藩对于李秀成的面相和言行感觉不爽，在他看来，这个太平天国忠王异常狡猾，并且，在太平天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只有速杀，才会让余党彻底断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当然，这只是想法之一。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曾国藩审问李秀成之时，李秀成极可能力劝曾国藩起兵造反恢复汉室，并且承诺召集十数万旧部帮助曾国藩。在李秀成的自述书中，也极可能有相关内容，后来被曾国藩删除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最让曾国藩忌讳的。李秀成如果解押到京，话题涉及到这方面，或者说出什么对曾氏兄弟不利的话，会让曾国藩很被动。另外，曾国藩忌惮的一点是，如果李秀成押送至京的半途中，有个三长两短，放虎归山，就必定酿成大祸。总而言之，如果押解李秀成去京城，一切将无法控制，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在金陵将他迅速处死为上。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李秀成在与曾国藩谈话时，请求速速将他在金陵处死，以免折磨。曾国藩满足了李秀成的愿望。在金陵处死李秀成，最起码，可以让他死个痛快，而到了京城，肯定会遭受百般折磨，最后还得“凌迟而死”。以曾国藩的为人来说，他是有着如此器量的。可以佐证这一猜测的是，李秀成在见了曾国藩一面之后，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他带着伤残的身体，几乎是用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在写自传。
1864年8月7日，李秀成上午刚刚完成自传，晚上，就被带到法场上处死。据赵烈文后来记述道，李秀成在临死之前一直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云云，似乎对曾国藩感恩戴德。死之前，李秀成谈笑风生，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从李秀成免凌迟这一点看，曾国藩已经相当不易了，按照朝廷的惯例，对待这些造反的头目，从来就是千刀万剐的。曾国藩在金陵处死李秀成，至少，让李秀成免除了肉体上的折磨和痛苦。
后来的野史记载：曾国藩亲自审讯李秀成的第二天，也即7月29日晚，曾国藩曾经与曾国荃有一次长谈。对于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有一次左宗棠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现在，裁减湘军，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曾国荃的支持。野史曾记述兄弟二人的谈话——两人见面后，曾国荃看出了兄长的心事，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是左宗棠，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李秀成说动，让他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摇了摇头，缓缓地说：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我的人就是左宗棠；再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一席话把曾国荃说得哑口无言。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曾国藩与曾国荃的这一番谈话，当然有野史想象的成分。不过以曾国藩和曾国荃的性格和关系，这样的谈话内容完全合理。不仅如此，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他们一开始说话时都很隐晦，有的借机发发牢骚，抱怨朝廷奖励不公，有的替曾国藩抱屈，因为咸丰帝临死之时有遗言，许诺“克复金陵者王”。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悭吝地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王”与“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后来，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这样，所有来曾府试探风向的人，从这副对联中，就已经明白曾国藩的心迹了。
实际上对曾国藩来说，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已经非常彻底了。曾国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势：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进”——拥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为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释清疑忌，以求自保。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显然不想继续打仗，多年的战争已让他彻底厌倦，更何况自己的身体和精力每况愈下，继续争权夺利，对于他来说，已没有太大的兴趣。曾国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辞回乡之后，人生的态度已亲近黄老哲学，几乎没有攀登顶峰的野心。水满则溢，月满则缺，曾国藩深得三昧。因此，曾国藩宁愿自己的福分和运气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为“求缺斋”，也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曾国藩越来越迫切想退隐归田，颐养天年，在往后的岁月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读读书，写写文章。再说，如果造反，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周围的形势，湘军只是清廷进攻金陵的一个先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身前左右，朝廷早就布置了大量兵马：在金陵的西部，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在东部，富明阿、冯子材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在北面，僧格林沁屯兵皖、鄂边境，虎视金陵。这些人马，都跟曾国藩的湘军毫无关联，他们可以说是来支援湘军的，也可以说是来防备湘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竭力冒险去做这样的事，不是很愚蠢吗？
既然没有前进的路，那么，身心疲惫的曾国藩就不得不寻求退路了。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安全度过危险。那段时间，曾国藩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的日记中；无论是在给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里，还是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都用不同的语言和口气表达一个共同的意思：胜利得力于别人，自己无功可居。并且，一向行动迟重的曾国藩变得迅猛异常——一是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二是给朝廷上了一本《粗筹善后事宜折》。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朝廷有两点建言：一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二是请求裁减湘军。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立即大告两江：当年11月份，将在两江地区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曾国藩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兴建计划，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满城；一是恢复江南贡院。修复满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曾国藩是想以这样的姿态，消除朝廷对于自己拥兵自重的怀疑，曾国藩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地方汉族大员，对于清朝天子，是极度尊重的。曾国藩清楚地明白一个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儿寡母统治的恐慌。至于恢复科举，倒是出自曾国藩的真心。作为一个曾经的读书人，曾国藩一直想为天下的学子做点什么，而且，恢复江南贡院，明显地可以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事情果然如曾国藩所料，科举的恢复，使得社会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两江一带的年轻后生因为有了出路，又开始专心求学，变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减湘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计划周密——曾国藩向朝廷建议，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湘军已“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想马上裁三四万人。没等朝廷答复，曾国藩就擅自做主，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请朝廷不要安排曾国荃担任浙江巡抚，让他回老家养病。曾国藩担心的是，毫无城府的曾国荃因为沉不住气而坏事，并且，曾国荃因为攻城之后的大肆屠杀，以及太平天国银库大量金银失踪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暂时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曾国藩的请求正中朝廷下怀，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并且，在上谕中很是慰问了曾国荃一番。慈禧还特意让钦差送来一支六两的大人参，以示龙恩。直到此时，曾国荃才知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曾国荃很不高兴，以为兄长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军将领秦淮河的一次聚会上，曾国荃借着酒兴，大发牢骚，曾国藩一时下不了台。曾国藩强忍住了，对此没有理会。不久，曾国荃的生日到了，曾国藩派赵烈文带礼物前去祝寿，并特意为曾国荃写了七绝十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读着这样的诗，曾国荃泪如雨下。这个性格刚烈无比的汉子，终于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
8月15日，曾国荃来到了曾国藩的住地，兄弟俩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这一回，曾国藩将自己的担心和苦闷向曾国荃和盘托出，粗心的曾国荃恍然大悟，他一下子明白了事态的危险，也明白了家兄的一片苦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现在只剩下急流勇退一条路了，要想保全自己，只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是退，还要退得有序，千万不可因乱生变。曾国藩又赠曾国荃诗一首，既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是告诫各位湘军弟兄：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那一晚曾国藩兄弟俩谈了很久，一直到外面的公鸡都在打鸣了，曾国荃才离开。这一番长谈，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曾国荃如冷水淋头一样清醒过来。曾国荃向曾国藩表示，自己很快就回家养病。曾国藩起身为九弟送行，走到院落里，已明显地感到萧瑟的秋意了，院子里的树叶上已沾满了露珠。肃杀的秋天，说来，就悄悄地来了。
遣撤湘军的那段时间，两江总督府里人来人往，很多老弟兄都是来跟曾国藩告别的。此外，还有一些嘱托。曾国藩都一一应允了。两万五千多名湘军回家了，庞大的队伍离开金陵后，曾国藩突然感到金陵城空了不少，心中如打碎了五味药瓶似的，惆怅无比。曾国藩知道人们会抱怨他的冷酷和铁血，但谁又会知道他心底中的一丝温情呢？而且，越割舍得果断，就越是安全，这支部队如果不迅速解散的话，那么，谁料到会有什么结果？只是，曾国藩心中稍稍有点内疚，这些人都是跟他很多年的家乡子弟，打仗时，把脑袋拎在手上，现在胜利了，却只能解甲归田。除了得到一些金钱，他们获得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为湘军大队人马的解散，东南局势变得平稳起来。不仅仅是曾国藩，很多人都为此松了一口气。不过让曾国藩稍感宽慰的是，庞大的湘军水师保留住了——原先的湘军水师改编为长江水师，纳入了朝廷的正式编制，这一点，对于湘军很多弟兄，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值得庆幸的还有淮军的保留。以李鸿章处世的圆滑和机智，倒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淮军也算是他的部队，是他命令李鸿章一手组建的。把淮军留下来，是一件好事。有淮军在，自己就会很安全。况且，现在战事还没有真正平息，在北方，捻军异常活跃，淮军打仗剽悍，装备好，对北方也比较熟悉，去担当围剿任务更为适宜。至于其他方面，除曾氏兄弟的直辖湘军被裁撤之外，左宗棠部湘军也由六万余人裁去四万多，其余江西、湖南等地的湘军也大部遣散。这支庞大的队伍，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吹来，就慢慢凋落了；也像一块冰一样，泡在水中之后，慢慢地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的情绪变得平稳了，这一切，跟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一个理，每个事物的诞生都是有使命的，使命结束了，末日也就来临了。
接下来，又一桩事情让曾国藩大费脑筋，也让曾国藩大伤元气。那就是太平天国幼王失踪案件。金陵破城后，李秀成乘乱护送太平天国幼王出城。李秀成的脚负伤之后，危急之下，他将幼王扶上自己的马，让随从带着幼王突围而去。曾国藩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幼天王去向的报告，以为幼天王在乱军之中已丧命，便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声称幼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一直喜欢唱反调的左宗棠大约得到了一些消息，也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称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在金陵城破之后，逃往浙江湖州。这一次，是左宗棠第二次不给曾国藩面子了。第一次，是在曾国藩赌气告假回老家丁忧的时候，左宗棠就到处说曾国藩是个“书呆子”、“假正经”，让曾国藩很恼火。这一次，左宗棠的说法同样让曾国藩兄弟很难堪。一番调查后，曾国藩又向朝廷上了一奏折，说幼王并没有逃走……就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打起了笔墨官司，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让曾国藩颜面扫地的是，幼天王的确没死，而且在江西被抓住了。自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与左断交，一直到死都没有跟左宗棠通信。一直到后来左宗棠进军西北，曾国藩在最后的时间里，主动将湘军刘松山部调拨给左宗棠，并且在供给上全力满足左宗棠，为左宗棠在西北战场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左宗棠也投桃报李，大捷之后，上奏朝廷请求褒奖曾国藩。两人到了此时，自然“相视一笑泯恩仇”了。这当然是后话了。
1864年10月8日，再度回到安庆的曾国藩带着家眷搬迁至金陵。曾国藩将两江总督府设在了太平天国天王府内。之前几成一片废墟的金陵，在度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之后，像一个病人一样，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市民们陆续走上街，人们的脸上慢慢有了笑容。毕竟，这里曾是六朝古都，什么样的风雨没有见过，金陵人早已习惯于以不变来对待外面世界的瞬息万变了。相对于清峻的北京而言，富丽温软的金陵无疑更具人情味，也更有平民的精神，让人更为宽心，这一点，让同样来自南方的曾国藩感到很亲切。在金陵，曾国藩明显没感到类似京城的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没有北方的官僚气，也没有江南的地主气。它既市井化，又有一点书卷气，有一种新型的商业和经济之上形成的市民气象，既市侩又实利，又活泼而平淡。在这座城市，人们有难得的平常心，也有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当然，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还有须臾不可割舍的风花雪月，以及那些经久陈旧的文化。
莫愁湖中的曾公阁
曾国藩慢慢变得安宁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一开始，对于这种不需要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还感到不习惯，但慢慢地，曾国藩开始享受和平的宁静了。有时候，曾国藩甚至会叫一两个戏班子来府中唱戏，然后把彭玉麟、赵烈文他们喊来，呷着好茶，听得有滋有味。曾国藩平日喝得较多的，是安徽的茶叶，无论是黄山毛峰，还是六安瓜片，或者是太平猴魁什么的，他都非常爱喝。当然，曾国藩最喜欢的，还是家乡的永丰细茶。几乎每一年，家里人总要从湖南给他捎上几斤。唯一让曾国藩感到不习惯的是，以前自己满耳听到的，都是湖南乡音，现在，身边左右传来的，都是安徽话，连给他当差的，都换成淮军了。对于此，曾国藩并不后悔，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该散的，总有散的那一天。
对于这样的生活，曾国藩还是心安理得的。毕竟，以曾国藩的人生目标来说，他并不想做一个“神”。在他的一生中，他只是想做一个寻神者，一个能找到“神”的人，一个按照“理”来做人做事的人。只有拥有“规矩”，曾国藩才会有一种安全感，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曾国藩从没想到做一个圣徒，也从没考虑过拯救世界什么的，他只是想尽自己的菲薄之力，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曾国藩始终是人，一个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的人，一个谦谦的君子。这样的初衷，使得曾国藩总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坚韧和毅力竭力争取尽善尽美。他的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信仰力量，像大提琴一样迂回低沉。
晚清时的金陵街道
很快，金陵被攻克后的第一个冬至到了。按照惯例，这一天是祭祀祖宗和亡灵的日子。还没到晚上，金陵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烧纸钱的人。这也难怪，大战刚过，城中新增亡灵无数，哪一家没有凄婉的家事呢？到了晚上，即使在曾府之内，都能听到附近哭声一片，仿佛自己所待的地方是地狱一般。曾国藩不由叹了口气，吩咐家人也烧上几叠纸钱，祭奠一下自己的家人。怔怔地看着那些纸钱在火中变成了灰蝴蝶和黑蝴蝶，曾国藩不由感慨生死之隔如纸一样轻薄。那些当年活生生的魂灵，现在躲藏在什么地方呢——但愿他们在地下安息。
1865年4月，朝廷继续爆发政权斗争，那拉氏亲拟诏旨，斥责恭亲王奕䜣妄自尊大，目无君主，暗使离间，诸多挟制等等，革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准干预政事。在金陵，第一时间里，曾国藩像一头警觉的猎犬一样获悉了这个消息，曾国藩担心这件事只是一个信号，随之还有相应的行动。既然对奕䜣都可以爽然弃之，对于大臣，更可以卸磨杀驴了。曾国藩苦思数日，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想听听他们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4月27日，曾国藩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乘一只小舟来到了长江之中，在浩渺无垠的江面上，密谈良久。彭玉麟一直是曾国藩的心腹，为人刚正，淡泊名利，曾国藩很信得过他。彭玉麟劝慰曾国藩说，不行干脆归隐山林算了。曾国藩苦笑着说，山林里就安全了吗？彭玉麟又向曾国藩建议：干脆自己带头向朝廷递交奏折，要求朝廷善待功臣。曾国藩想了想，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莽撞行事。两人商定的结果只能是静观其变，从京中进一步了解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很快，从京城传来的消息证实，奕䜣只是被罢了“议政王”一职，不久，又开始主政军机处了。曾国藩一颗悬着的心又落了回去。
彭玉麟画像
这时候，朝廷似乎也察觉到了曾国藩在想什么。毕竟，对于曾国藩，同是属羊的慈禧太后还是很了解的，在曾国藩大张旗鼓地做出一系列让朝廷宽心的举动后，慈禧终于明白曾国藩的初衷，甚至，都稍稍有点感动了。朝廷接连下了三个谕旨，让曾国藩连吃三粒“宽心丸”：一是军费报销免办清册；二是金陵窖藏金银去向不予追查；三是不再深究走脱幼天王之责。
那一天，曾国藩专门去了一趟金陵郊外的灵谷寺。在灵谷寺，曾国藩与寺内的住持品茗闲谈，大道相通，曾国藩感觉到，寺内的那些高僧，还是有大智慧的。言谈之际，曾国藩颇感受益。曾国藩还特意在灵谷寺买了一些名贵的檀香。现在，他又可以关起门来，安详静坐，享受奇特的异香了。长久以来，除了立功立言立身之外，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宁静了。不仅仅是曾国藩，每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向的追求，就是宁静致远，在宁静中求得三昧。香气馥郁之时，曾国藩反省着自己的行为，当身体和思想松弛下来之后，有些事情，就不成问题与障碍了。这一点，是曾国藩最深刻的感触。有时候，曾国藩会在午后小睡一番。半醒半睡之中，曾国藩能感到凉爽的江风吹进窗口，有喜鹊在屋顶上快乐地鸣啼。身处这样的轻松环境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卸下了很多东西，身心也松弛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