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悲欣交集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戎马生涯，奇怪的是，曾国藩绝少有自豪感，相反，对于战争所引起的杀戮，以及战争本身的虚妄，倒是经常性地陷入一种忧郁之中。这种忧郁不止在战争结束后，在战事进行当中，曾国藩就一直是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厌战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想借此影响湘军将领们。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就是杀戮，用兵也是很冷酷的事情。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岂能不哀痛悲愤？身处祭奠仪式，经常送别死去的将士，岂能不肃穆庄敬？失败了，当然更悲惨；即使是胜利，看到剩下的到处都是死伤的人，遍地都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连悲痛都来不及了。在军营中，曾国藩甚至不允许将士们为某一场战争的胜利欢歌笑语，在他看来，战争是那样残暴，对于胜利的庆贺，就是对于大批死难者的不恭敬，是对生命的不恭敬。
进驻安庆不久，曾国藩接到朝廷有关方面的通知，早在上一个月，咸丰皇帝即在热河避暑山庄驾崩。这个风流而有才情的皇帝像油灯芯一样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终年还不到四十岁。让这个乱世皇帝死不瞑目的，还是南方的太平天国政权，据说，咸丰曾在遗嘱中写道：谁能攻克金陵，就封他为王！由于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咸丰临终前，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政权。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没有发布，本身就意味有重大的事件将要发生。果然，秋天里，一场大事件突如其来地爆发了：载淳的母亲、二十六岁的叶赫那拉氏与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宣布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奕䜣为议政王。政治永远是一种交易，为了更好地笼络各级大臣，尤其是握有重兵的大臣，慈禧太后适时地给予一些权臣重赏，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11月20日，朝廷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日，又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提、镇以下各员统归其调遣。不久，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密保，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续宜由湖北巡抚调任安徽巡抚，严树森由河南巡抚调为湖北巡抚。在此前后，还任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刘蓉、李桓、蒋益澧为布政使。这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淮军可以说几乎掌控了清朝的半壁江山。
奕䜣
从1861年9月开始，一直到1864年10月1日，曾国藩乘船顺江而下去金陵，他一共在安庆城内住了三整年。读这段时间的曾国藩日记，看到最多的，就是曾国藩在读书和学问上的一些见解。对于前线战事，自战争的中期之后，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指挥方式有了调整，一般来说，对于战事，他从不过问太细，而是放手让前方将领去处理。曾国藩只是从大势上去把握战争的走向，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粮饷供给，湘军与朝廷、地方的关系处理以及选拔人才上。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他该做的事情，哪些是他不该做的事情。此时的曾国藩，已颇有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架势了。对于战争的大势与局面，曾国藩已了然于胸，在他看来，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务的同时，曾国藩重拾自己的学问，又开始大量读书了。看得出，因为局势的逐渐明朗，曾国藩慢慢落得逍遥，久别书斋的曾国藩很想在战争的间歇中找一点读书人的感觉。也可能，这样的变化是曾国藩居于安庆所致，安庆一直是一个历史古城，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曾国藩步入文坛之初，就是受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一直自认是桐城派弟子。对于桐城派，可以算是道德保守主义的曾国藩有天生的亲近感，曾国藩习惯于在文章当中寻求一种哲学和学术的自我表达，而桐城派的主张，无疑正中曾国藩下怀。曾国藩最为推崇的，是明代大儒归有光的文章，在曾国藩看来，归有光的文章文气充沛，既有精奥之神，又平实自然，以小见大，桐城派以他为“偶像”，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在“桐城三祖”中，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鼐，不太喜欢刘大櫆。师从桐城派之后，曾国藩以流畅圆适的语言、成熟缜密的结构、超群脱俗的构思、骈散结合的句式，写出了很多气势旺盛、气贯长虹的雄文。在桐城派后起之秀中，曾国藩可谓独树一帜。可以说，曾国藩继承和光大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使桐城派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文运。
现在，居于“桐城派”的老家，曾国藩很想安安静静地待上一阵子，采一采这里的“文气”。文章是“经国之大事”，是曾国藩终生不想放弃的，是他毕生的追求。尽管外面硝烟弥漫，但对于曾国藩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能享受着片刻轻松，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在安庆的那段时间里，曾国藩所做的两件事，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是曾国藩在进驻安庆不久，迎娶了一个小妾。这是曾国藩生平第一次娶妾，也是唯一的一次娶妾。曾国藩这一次娶妾的理由让一般人难以置信——因为曾国藩一直患有癣疾，奇痒难耐，尤其是到了晚上，更如酷刑一样折磨着他。夜深人静之时，曾国藩必须有一人替他搔痒，否则总无法入睡。这个时候，由于欧阳夫人不在曾国藩的身边，曾国藩在征求了欧阳夫人和家人的意见后，由自己的亲兵营统领韩正国办理，娶了二十二岁的陈氏为妾。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还与陈氏立了一份“协议”，在“协议”中，曾国藩明确表示：陈氏只是为了照料自己的生活，帮自己夜晚挠痒，并不打算与她有什么“亲密接触”之类；并且，自己死后，陈氏可以改嫁。曾国藩这一颇让人费解的“纳妾”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原因在于曾国藩娶妾的时间正是咸丰帝的服丧期，在此期间，此项失礼的举动自然会遭到很大反响，有人还专门向朝廷上了奏折，告发了这一件事。好在朝廷因为曾国藩身居要职，要利用他带兵打仗，所以对此事并没有深究。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评价曾国藩是一个假君子，他只是利用癣疾的理由来寻欢作乐；更有说法是陈氏系一个漂亮异常的女子，并且曾经是洪秀全的妃子。一时间，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在安庆的曾国藩，弄得曾国藩很是苦恼。不久，传闻风平浪静了，原因是陈氏在一年之后突然去世——年轻的陈氏一直是一个肺病患者，嫁给曾国藩时，她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尽管那一段时间陈氏对曾国藩尽心尽责，曾国藩的身体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不久，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冬天来临的时候，曾国藩又重新开始孤独的生活。
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安庆期间，曾国藩突然对于洋务感兴趣了，他花很大精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全力启动洋务事宜。虽然曾国藩一再谈到，就军事本身而言，刀剑长矛永远是根本，最终解决战斗，还是要靠人才；但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曾国藩已经不排斥了。安庆兴办了军械所，先是制造枪支弹药，到了后来，竟然可以生产大炮和船只了。那段时间，曾国藩随时关注洋务的进展情况，一会去巡视枪支的制造情况，一会又去看看小火轮的制造进展。安庆军械所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1862年5月16日，曾国藩“看华蘅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2月25日，“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所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曾国藩办洋务的决心。曾国藩忽然对于洋务的浓厚兴趣，引起了社会舆论大哗，很多人向朝廷上折子，说曾国藩此举不务正业，有悖道统，甚至有人说曾国藩图谋不轨，想投靠洋人。好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一直不错，也懒得去理会各种各样的议论。当然，朝廷对于曾国藩此举还是信任和宽容的，一直没有正面表态。这样的态度，让曾国藩感到很满意。
大本营移至安庆后，湘军逐渐变得兵强马壮了。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湘军变得有钱了。除了各地厘金基本到位之外，那些湘军将领们也变得越来越会搞钱了，他们经常让一些大户和商人捐款，所到之处，也如太平军一样，用各种手段掳获大量的钱粮物资。对于这些，曾国藩也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事情，作为主帅，曾国藩无法管得太细，也懒得管得太细。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奏请朝廷准许他直接派李瀚章、郭嵩焘、丁日昌等赴广东抽厘助饷，专供江、浙、皖各支部队。曾国藩看到洋人的武器很先进，打仗很管用，便有意变通一些政策，让李瀚章、郭嵩焘等在筹得厘金后，直接向洋人购买，然后把这些军火直接发给各路湘军；同时，也让各支部队自己筹钱到洋人那里购买，以武装自己的力量。这些现代化枪支弹药的装配，使得湘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让那些见利忘义的洋人们认识到湘军的重要，开始慢慢疏远太平军，把最好最新的武器卖给了湘军。这样，几年下来，各支湘军早已是今非昔比。
到了1862年，湘军在各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全面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曾国藩开始将主攻方向对准金陵——年初，曾国藩布置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从南面包抄金陵；然后，让李鸿章出面组织淮军共八千多人，乘外国人的轮船由安庆沿江东下去上海，收复江苏一带，然后从东部对金陵形成包夹。这样，加上自己的西路大军，就形成了由东、西、南三面进攻金陵的态势。新年刚过，安徽的湘军最先向太平军发难，在长江两岸不断攻城拔寨：在江南，鲍超首先攻陷了青阳；在江北，曾国荃攻陷了巢县、含山。曾国藩的小弟曾贞幹也不示弱，带领一支人马攻陷了繁昌。在此之后，湘军节节胜利：曾国荃在江北又攻陷了和州，鲍超在江南又攻陷了石埭、太平、泾县、旌德、宣城、宁国，曾贞幹又攻克了南陵……湘军就是这样以摧枯拉朽之势一步步进逼金陵。从战略思想上看，曾国藩进攻金陵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的风格：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是不厌其烦地将金陵周围所有太平军据点一一清理完毕，然后围困最后的孤城，等到对手弹尽粮绝时，再发动最后的一击。1862年5月下旬，曾国荃的先头部队由和州渡过江来，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这支近五万人的部队，像一枚坚硬的钉子一样最先插入了太平军的腹地。
前方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反而让曾国藩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在安庆后方，曾国藩的头脑一直异常冷静，他甚至在那一段时间深深地陷入了哲学思考之中，这也难怪，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步入五十岁的门槛，对于“天命”，已有了自己切身的感悟。在曾国藩看来，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如何在这短暂的岁月里实现个人抱负，与天地相齐，是最应该透彻明白的。曾国藩想到星河遥迢、月悬寒枝，一股冲淡之气不由自主回旋于胸。1862年5月9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静下心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仅仅一会儿工夫罢了！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不过只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要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该考虑推举贤人来进行图谋。如果这么做事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消除了。
细细地体味这一番话语，能感觉到曾国藩此时已有相当的境界了，他的目光已看得很远。他考虑的，已不是现实的得失和名利，而是从虚无和死亡的对应中，去确立个人的位置了。
1862年8月，太平天国李秀成召集诸王大会，图解金陵之围。英王陈玉成去世之后，李秀成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太平天国最高军事将领。9月，李秀成自苏州出发，指挥侍王李世贤、纳王郜永宽等诸王统率之部队，浩浩荡荡地开拔过来，队伍有十万之众，日夜攻打驻扎在金陵城郊的曾国荃的湘军营垒。此时曾国荃的湘军只有三万人。李秀成亲自督军力攻东路，以洋枪洋炮猛烈轰击。湘军依靠坚固的工事殊死抵抗。靠人海战术的太平军甚至出现了一天伤亡七千多人的纪录。这一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六天，曾国荃全力坚持着，身体也被子弹擦伤。有好几次，曾国荃都差点要放弃了。曾国荃在写给曾国藩的告急信上说：战斗异常猛烈，湘军有很长时间没有发饷了，将士们全都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并且，整个部队的补给也没有跟上，围城的部队经常吃不饱肚子，过冬的棉衣也没有补齐，这些湘军们很想先撤回休整。战斗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场瘟疫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仅仅几天时间，守卫雨花台的湘军部队就有数百人不治而亡。曾国荃连忙一面派人向曾国藩报告，一面派人到周边地区火速买药。结果，药还没有买回来，湘军又死了一千多人。李秀成趁机向曾国荃的部队发动进攻，曾国荃只好率羸弱的部队全力抵挡。湘军的士气掉到了谷底。
到了11月底，李秀成见曾国荃的湘军大营无懈可击，瘟疫又在自己的部队里蔓延开来，只好转向攻打由东向西步步紧逼的李鸿章部。曾国荃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但他的部队在李秀成的打击下，几乎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来信，让曾国荃从雨花台撤出来。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如发了疯似的，根本就不理睬撤军的命令。曾国荃回信说，自己既然在这里坚守一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死，也要死在金陵城下。
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曾贞幹（曾国葆），在惨烈的四十六天大决战之后，身染重病死于雨花台大营。曾国藩又一次泪流满面。曾贞幹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藩一直很喜欢他。湘军初建时，曾贞幹就跟着曾国藩了，参军比曾国荃和曾国华都要早，那时他还叫曾国葆。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贞幹的部下。在与杨载福、彭玉麟共同处事一段时间后，曾贞幹觉得二人才干突出，便主动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自己甘居其下。1854年湘军兵败岳州，曾贞幹主动承担责任，赋闲回家。曾国华战死之后，曾贞幹发誓报仇，再度出山。为一扫以往的晦运，曾国葆改名为曾贞幹。曾国藩让他一直跟着曾国荃，在曾国荃的身边学习打仗，也好立点军功。后来，曾国藩又让曾贞幹自己带一支军队，独当一面。曾贞幹也不含糊，在长江沿岸一路攻城拔寨。没有想到的是，曾贞幹年纪轻轻，竟遭此噩运。曾国藩又想到当年在三河战役中身首异处的曾国华，曾家五虎，在战场上就死了两个，这是怎样的劫数呢！想到这里，曾国藩的心都要碎了。
继为曾国华后，曾国藩同样颤抖着为曾贞幹亲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从水路赶往金陵。曾国藩想重点了解一下曾国荃部真正的情况，为最后的攻城做准备。早春二月，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严寒之后，树上的绿色新枝像长矛似的戳了出来，春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曾国藩依旧是一身冬天的装束，对于季节的变化，曾国藩已显得呆板木讷了。曾国藩一路巡视沿途的湘军，心情异常沉重，虽然曙光就在眼前，但眼前的形势却是从未有过的严峻，胜利看起来并不是唾手可得。3月底，曾国藩到达了金陵城外的曾国荃大营，一见到曾国荃，曾国藩就让曾国荃解开衣裳，细心地察看弟弟的伤势。对于小他十三岁的九弟，曾国藩太了解他的为人了，老九性格暴烈，为人耿直，打起仗来从不要命。曾国藩担心的是曾国荃会不顾一切地进攻，从而陷入绝境。吃过晚饭后，在曾国荃的大帐中，曾氏兄弟促膝长谈。在聆听了曾国荃的情况介绍之后，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金陵迟早都会攻下，攻城不必太急，要尽量让湘军少受损失。曾国藩建议曾国荃先撤出雨花台，避免孤军冒进，万一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的曾国荃进行包围，一切将变得很危险。执拗的曾国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道理很简单：四十六天最艰苦的战斗都挺过来了，现在，怎么可以撤退呢？再说，此时周边的宁国、芜湖等道路已贯通，各地湘军陆续来到金陵城下汇集，下关一带又有水师兵临城下，形势比初到雨花台时已经好得多，此时再撤退更是毫无道理。
兄弟两人争论到深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曾国藩知道此时的曾国荃如一头疯了的牯牛一般，根本无法依靠命令让执拗的他改变主意。于是，曾国藩只好听从曾国荃的意见，不再强求他从金陵城下撤出，只是嘱咐他一定不要贸然出击，以免中计。这么多年来，曾国藩仍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战略思想，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争取最小的损失。在曾国藩的战争生涯中，很少能看到他天才般地打一场漂亮无比的战役，他几乎从不用奇兵，奇兵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伤害的还是自己。曾国藩的每一战都异常艰苦，甚至险象环生，胜负也就在毫厘之间，但曾国藩就是以他的坚毅和韧劲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在象棋中，曾国藩的打法就是小卒过河似的拼命搏杀；在围棋中，就是全力争夺中盘，一子一子地硬拼；在武功中，就是莽夫打架，一招一式都是往死里打，从不躲闪，也从不避开。曾国藩从来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的军事思想，跟他的人格一样实在。
此后的数天里，曾国荃陪同大哥陆续检阅了湘军所在的大胜关、金柱关、龙山桥等地，曾国藩见湘军水陆防御均井井有条，不由对九弟的军事才能感到欣慰。现在，曾国藩对金陵城下的局势感到放心了，在他看来，湘军各支部队壕墙坚固，各方面的供给还算正常，攻克金陵，只是迟早的事情。在龙山桥，曾国藩召开了水陆将领会议，共同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曾国藩阐明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湘军的战略就是要坚持围城，金陵城依山傍水，墙体巍峨厚重，急于强攻根本不可能见效；金陵城内外太平军有数十万之多，粮米耗费极大，绝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目前太平军水师几乎无存，湘军水师占绝对优势，只要全力查禁水上接济，金陵一旦供给跟不上的话，克城之期肯定不会太久。所以，对于围城的湘军来说，一定不能急躁，只要坚持围下去，金陵城内必然弹尽粮绝，毫无战斗之力。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湘军就会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果实。曾国藩的讲话给困苦中的湘军以极大信心。离开前线回安庆之时，曾国藩决定让自己信任的幕僚赵烈文留在曾国荃军中辅佐曾国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说：九弟果断勇敢，大哥不及；但九弟有时虑事不周，也是一短；赵惠甫入我幕府多年，严谨细密，可补弟之短，弟一定多听取惠甫意见。
很快，战局进一步呈明朗之势：在金陵东部的苏南地区，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进入上海之后，队伍迅速得到壮大，接连在苏锡常一带取得大捷，随后，开始在东线对金陵形成包围；在金陵的南部，左宗棠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从南面紧逼金陵，也切断了太平军突围的线路。
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时的容闳
1863年4月，回到安庆后的曾国藩听到了自朝廷传来的消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彻底失败，石达开本人被俘，随即被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5月，又一个消息传来，湘军水陆合军攻陷了太平军严密设防的九伏洲，彻底截断了通往金陵的粮道；到了9月，曾国荃所率湘军陆续攻陷了金陵城外要隘，太平军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进入冬天之后，彭玉麟、鲍超又率水陆两军，攻陷金陵南部的高淳、东坝等城隘；紧接着，鲍超军又攻陷溧水、建平二县。这样，太平天国最后一丝突围的希望泯灭，金陵实际上已成为一座死城。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孤城，曾国藩仍不急于进攻，他不断地给前方的将领写信，让他们再围一段时间。在他看来，攻克金陵，还是更保险一点才好。曾国藩想把湘军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毕竟，那些湘军子弟，都是自己带出来的，这么多年来，已损失了大半，胜利之时，曾国藩想尽力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完整一些。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会见了容闳。容闳是广东人，自小跟一个西班牙传教士去了美国，入了美国籍。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容闳回到国内一直从事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贩卖枪支弹药。容闳一度跟太平天国联系密切，他曾向太平天国上书，提出不少好建议：一、组建现代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对于容闳的七点建议，太平天国根本没有答复。容闳等不及了，专门去了一趟金陵，想看看这个自命为基督教政权的真实模样。那一次去金陵让他大失所望，这哪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新兴政权呢？高级将领们见识鄙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充满对暴力和金钱的热爱。容闳知道这样的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幕僚、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向曾国藩推荐了容闳，曾国藩听后很感兴趣，他让李善兰屡次写信给容闳，要求面谈一次。在曾国藩看来，洋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掌握的“理”要比中国多得多，因此，一定得向洋人学习，以做到“洋为中用”。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从九江赶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
那一次与曾国藩的见面，给容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容闳在描述这一次见面时，用了很多赞美语言来描述这个大儒的气度和容貌：“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此为容闳误，其实，曾国藩当时只有五十三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体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皆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阔，头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鬟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用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臣，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容闳在详细的描述中，甚至没有提到曾国藩习惯性的搔痒动作。在谈话中，曾国藩跟容闳说，他知道容闳跟太平天国做生意的事情，但他不会计较。曾国藩对在中国设立新式机器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容闳向曾国藩建议：“中国今日欲建立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这一主张，可以算是当时工业建设最重要的新理论，后来也成为曾国藩建设江南制造局的指导方针。经过几次会谈，曾国藩与曾闳很快就兴办江南制造总局一事达成一致：曾国藩聘请容闳担任自己的幕僚，负责洋务工作；曾国藩让容闳从上海道和广东藩司处领款六万八千两银子，由容闳出面，由欧洲转赴美国，向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购买机器，在上海组建江南制造总局。然后，由江南制造总局带动，在江南各地设置相应的制造局。具体事宜，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负责。
时间到了1864年，刚迈入新年，长江沿岸就下了一场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如同扯碎了的棉絮，铺天盖地飞舞。这场大雪一共下了三天三夜，积雪达一尺多厚。天气也冷，几乎是滴水成冰，所有的屋檐上都悬挂着粗大的冰凌。大雪将所有的战事都淹没在一片白皑皑之中。在金陵城下，先行到达的曾国荃部的将士们，只好蜷缩在很深的战壕里，喝酒抽烟聊天，他们的手与脸冻得红肿生疮、腐烂流脓。长期的征战、冷湿的天气使得每一个来自湖南的士兵都有切肤的厌战情绪，虽然他们一直相信最终有一天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们同样知道，胜利并不是唾手可得，在通往终点的道路两旁，到处都有死神的身影。
江苏巡抚李鸿章
在安庆，这个冬天同样普降大雪。对于年过半百的曾国藩来说，冬天是他最难熬的时光，得过肺痨的曾国藩对于天气变化一直异常敏感，天气只要稍稍冷湿一点，曾国藩就会感到背寒体虚，就会情不自禁地咳嗽不止。这样的气候中，曾国藩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书房里生一盆炭火，然后，穿着羊皮袄子批阅文件。这一天，雪终于停了，一直忙于事务的曾国藩突然兴致上来，带着几个幕僚去游览江边的振风塔。来安庆已经两年多了，曾国藩一直没有去过振风塔。曾国藩一行是走着去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走着走着，曾国藩感到身体稍稍有点发热了，很是舒服。寺里的方丈见曾国藩到来了，连忙出来迎接。曾国藩轻描淡写地跟和尚聊了几句。在儒、道、释三者之中，曾国藩感到最陌生的，就是佛了。对于佛，曾国藩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虚无的生命哲学，如果一个教义把最终的归宿点归结于虚空的话，那么，它怎么都有点不可捉摸的意味。对待这样的东西，一定得敬而远之。曾国藩一辈子对僧、巫，对地仙，甚至对医药，从来就是敬而远之，他一直不喜欢那种无法实证的方式。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有着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他的道德观，在他看来，所有的道和德都源于这个世界的理，这样的“理”足以填充他的内心，也足以支撑他的人格。这就足够了。他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一个虚幻的影像。
到了塔底，曾国藩仰头看了一下，便拾级而上，登上了振风塔。由于雪后天霁，能见度特别好，从塔上，一直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连对岸的山峦都尽收眼底，不过此时也是一片原驰蜡象，什么也看不真切。只有浅黄色的长江水，夹杂在两岸的白色之中，格外夺目。尽管寒风凛冽，曾国藩兴致却很高，在塔上，曾国藩环视了一圈之后，把目光停留在长江下流的方向。在流水的下游，长江变得空蒙的地方，就是金陵了。曾国藩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手，绝对是在今年了。
冰天雪地中，一个好消息传来，曾国藩在安庆主持的洋务有了初步成果，安庆军械所在徐寿和华蘅芳的主持下，终于制造出第一艘火轮船，这也是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火轮船。虽然这艘船的体积很小，长不过三丈，时速也不超过三十华里，但毕竟这是中国自造的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船取名为“黄鹄号”，他希望，中国能像“黄鹄”一样，一飞冲天。2月1日，虽然长江边上还结着薄薄的冰，“黄鹄号”还是迫不及待地下水了。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船慢慢驶向江心，虽然这艘轮船行驶较迟钝，速度也比较慢，曾国藩还是感到很高兴，站在船舷之上，虽然江水凛冽，朔风扑面，曾国藩却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此时的曾国藩意气风发，他感觉已有了控制全局的能力，那个金陵政权的破灭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在曾国藩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的时候，他的敌人，一个昔日的教书先生同样眼光空蒙地看着远方。这个高个子的广东汉子一直殃殃地拖着病体，在很多时间里，他轻手轻脚，神情恍惚，喜怒无常，感觉好似天外来客。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变得更奇怪了，他仿佛整日坠入一场大梦，一直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给人的感觉是，当这个幻想家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登天走上天皇宝座时，他的内心似乎承受不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让他无所适从……尽管金陵外围一直战事激烈，但洪秀全从没正视过前方的对手，他只是在密室里不断向他的天父祷告，在他看来，祷告的力量要比那些南征北讨有效得多，眼前这些敌人，就如妖魔鬼怪一样，有朝一日他会借助天父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扫除。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只是他的一个临时客栈，他只想借助于这个客栈升天，或者，充分地及时行乐。让他困惑的唯一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残留多长时间，天父何时将召唤自己。
从洪秀全的思想发展中可以看出，教书先生出身的洪秀全对于宗教的认识，一直是生硬的，是生吞活剥的，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在科举上屡屡落第的落魄书生，对于僵化的科举取仕方式由怨生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接触到了基督教义，那种彼岸的希望燃起了他内心中的干柴，让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义中掺入过多的酵母，从而促使教义胀大炸开。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崇尚基督教，还不如说他是对基督教的某种神秘感兴趣，肆意扩大其中的奇迹、幽灵和显圣。实际上真正贯穿于洪秀全内心的，还是成仙得道的中国民间传统，还是做皇帝的愿望。进入金陵之后，洪秀全头脑中潜伏了很久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对于王权的渴求取代了宗教的幻想。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金陵这个城市，洪秀全喜欢异常。在他看来，来到金陵，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必然。当年，在金田起义之后，一路北上，所向披靡，不知不觉中，就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了。到了这个虎踞龙盘的古城之后，洪秀全就不想走了，他迷恋上了这个地方，迷恋得死去活来。洪秀全到金陵是来当皇帝的，在他看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当一天的皇帝。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人们匍匐在自己脚下的感觉，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精神上。
洪秀全先是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原先矗立在紫金山附近的一座座巨殿宫寝，被一群群来自广西湖南的农民闹哄哄地肢解，然后，洪秀全命令将那些巨大的宏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从而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性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当然，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无论是在头脑里还是身体上，他都没有找到一条通天之途。到了后来，高高在上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唯一的安慰。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等人一再提醒金陵形势危急，劝他离开金陵另觅京都时，一直沉湎于苦苦思索中的洪秀全就是不听。在洪秀全看来，世界如此虚幻，危险同样虚幻。只有当上皇帝的感觉，才稍稍让人觉得有点真实。与其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何不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像火柴一样划过黑夜，度过闪亮的人生——洪秀全所做的一切，就是那样匪夷所思，从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宗教的实践者和鼓动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怯懦无力的哲学家，或者一个杂乱无章的幻想家。
时间进入到1864年，在苏南，太平军苏州城守将郜永宽等人杀死主将谭绍光后投降了淮军，苏州陷落；在浙江，左宗棠率军攻克了杭州；在金陵城下，曾国荃亲自指挥，组织敢死队攀岩直上紫金山，攻陷了天堡城，占据了控制金陵的制高点。随后，湘军又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金陵自此完全合围。眼看最后的决战就要结束，曾国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形势发展到这一步，那种残酷和冷血变本加厉，人性的忍耐力也到达极限。尤其前线的官兵，那种极度的屠杀几乎让人性和理智崩溃。在金陵城下潜伏了两年之久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焦躁，身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苏州，一向理智坚定的李鸿章也疑神疑鬼，情急之下，竟然先下手为强，杀了投降献城的太平军“八大王”郜永宽等人，然后，又大开杀戒，将上万太平军降将杀得干干净净。消息传到曾国藩这里，曾国藩尽管颇为震惊，但还是写信谆谆地安慰李鸿章。这一切，有什么办法呢？咫尺之间，往往就是你死我活……曾国藩不断写信安慰前线的将士，跟他们说，战争中过度的杀戮，有时候的确也是迫不得已，要注意对自己身心的调节……每当写这样的书信时，曾国藩总是唉声叹气，战争到了如此地步，哪里是短兵相接的决一雌雄，简直就是血淋淋的屠羊了！
朝廷显然是想加大这样的屠杀力度，那些一直躲在京城的权贵们似乎等不及了，他们一再批评曾国藩行动迟缓，对曾国藩迟迟不发布总攻命令感到不满。朝廷一再敦促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攻金陵。戈登的洋枪队也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不断给朝廷施压，也想来增援金陵。曾国藩最不愿意的，就是洋人插手了，他拒绝了戈登的要求。就在节骨眼的关头，金陵城外的湘军主将曾国荃病倒了，一连很多天高烧不止，卧床不起。在安庆的曾国藩得知后，大惊失色，食不下咽。曾国藩最挂念的，就是曾国荃的病情了。金陵攻城在即，从情感上说，曾国藩当然也不想让攻克金陵的头功落入他人手中，而且，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九弟攻克金陵的渴望。毕竟，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像一根长钉一样扎了近两年。曾国藩急忙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1862年的戈登
你信中讲到的“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这几句话，我读着非常焦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等省攻克的城池很多，惟独金陵城，迟至今日也没有把握，加之军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不顺耳的言语纷至迭起。我都忧郁成疾，何况你的劳苦甚过我百倍，你的心血久亏重过我数倍呢？从春天以来，我一直害怕你肝病发作，但在信中你每次都含糊其辞，这四句话实情全露。
这种病不是药物所能奏效的，必须把万事万物看开一些，不恼不怒，才可使病情逐渐减轻。毒蛇蜇手，壮士自断手臂，以保全性命。我兄弟若要保得性命，也应当视恼怒如毒蛇，花极大勇气去除它。
肝子发作，大发雷霆时，不只是心中不平静，也不害怕，确实有这种情况。不只是你年方盛年是这样，就是我这种已渐衰老之人，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降伏这种恶劣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欲望），虎是肝气（怒火）。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两兄弟如此。关键是要抑制住这两种情感，不能使它燃得太旺。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制怒，就是伏虎。儒学与佛教虽然主要的道理并不同，但他们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使我们过分的欲望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李鸿章的态度，毕竟，李鸿章是自己的弟子，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极其仗义，在给曾家兄弟的信中，李鸿章一再表示自己不想抢头功。他不断拖延朝廷的敦促，一会声称部队需要休整，一会又向朝廷进言，准备将自己的军队调至湖州，从南面对金陵实施包围。没想到的是，李鸿章兵马的调动激怒了由浙江对金陵进行包围的左宗棠。左宗棠火速向朝廷报告，说李鸿章想“越境掠功”，弄得李鸿章十分尴尬。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就是要拖延时间，把最后攻克金陵的头功让给曾国荃。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中，能守得住，看得出来，李鸿章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曾国藩无奈何，只好派人敦促曾国荃，让他全力攻城。毕竟，时间不等人了，再拖下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1864年7月19日，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的曾国荃号令攻城了，通向金陵城的地道已挖通。曾国荃几乎是用嘶哑的嗓子下令点火，几分钟后，数万斤炸药爆发出一声巨响，金陵城墙被炸塌了二十余丈，黑色的硝烟冲天而起，整个金陵都能感觉到地动山摇。不仅仅城墙上的太平军消失在轰鸣中，湘军冲在前面的四百多士兵也在硝烟弥漫中粉身碎骨。数万湘军一齐呐喊，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冲入城内。此时，金陵城中早已断食很多天，残存的太平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到了晚上，金陵九门皆破，征战了十多年的湘军，尤其是在金陵城下坚守长达两年之久的曾国荃的“吉”字营，在这样的狂喜中，早已忘记了创立之初曾国藩所制订的各种纪律，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
皇帝赏赐给曾国藩的碑
每个人都疯了。实际上不仅仅在城池攻陷之后，在此之前，战争的双方都失去理智了，长时间的杀戮和压力，使得残存的人性早就烟消云散。洪秀全在金陵被围困的最后关头，眼见着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失望之极，洪秀全饮药自尽。死之前，洪秀全甚至命令手下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洪秀全在乞求什么呢？是解脱，还是逃避？一个靠神权来确立地位的统治，比依靠道德和王权的统治，还要愚昧和落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吧？攻下金陵城后，曾国荃带人冲击了天王府，命人掘开了洪秀全的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用刀斧将尸体剁得粉碎。即使是这样，曾国荃还是不罢休，他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曾国荃同样也疯了，洪秀全就是死，也要让他的阴魂散去——这是一种仇恨吗？这分明就是最后的疯狂。
战争，就是这样以最疯狂的方式进入高潮，也进入尾声。
1864年7月27日，曾国藩由安庆乘船来到金陵。一路上，曾国藩都在回顾这十多年的战争生涯，那些曾经的凶险宛如皮影戏一样在他脑海里一一掠过。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耗费了自己和那么多人十数年光阴和生命的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烟消云散了？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居然赢得了这场对抗的胜利。这场对抗，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的对抗以至理想的对抗。从来就是书生办大事，那是因为书生有着理想，有着不俗的志向。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而是它们自己击败了自己——是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认识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没和葬送了远大前程。曾国藩想的是，一场运动，如果广大的知识阶层站在它的对立面，那么，它必定会孱弱而短暂。这一场骚动，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却以错误的方式所造就的结果。十多年的战争过去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让多少生灵涂炭——历时十四年，死亡四千万人口，这就是这场内乱的结果。让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数千年推崇道德和礼教的国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这个古老国度一直弘扬的道德，在这样的兵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也如此无力。
进入金陵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突然之间软沓下来，经历如此的炼狱后，曾国藩感到忧郁加重，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很快，朝廷下旨，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几天后，朝廷对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赏戴双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听着钦差大臣宣读上谕，五十三岁的曾国藩百感交集，他实在是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只是明白，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间的造化，而他头顶上的红缨，是代表不了这种天地造化的。封赏还让他产生一阵恍惚，结果就像梦一样，突如其来，又倏尔离去。受封仪式结束之后，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见到一身盛装的曾国藩，开玩笑地问：我以后称呼你，是称呼中堂呢，还是称呼侯爷？
曾国藩幽默地回答说：“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
除了有点得意，曾国藩的内心，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戏剧感和虚无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