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二十八岁）
亨利：我们躺在床上，克莱尔蜷缩在她那一侧，背对着我。我从后面抱起她，面向她的脊背。大概是凌晨两点，刚把灯熄掉，此前我们无意义地讨论了好久，讨论不育之不幸。我紧贴着克莱尔的身体，一只手握成杯状罩住她的右乳。我想要知道，我们是否还站在同一阵营里，还是我已经被她抛在后头了。
“克莱尔，”我对着她的脖子轻柔地说。
“嗯？”
“领养一个吧。”我已经想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了。听上去，这似乎是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有个孩子了。他很健康，克莱尔也会很健康，我们都会很开心。这个答案显而易见。
克莱尔说：“可那不是真的，那是装的。”她坐直了，面对我。我也坐起来，面对着她。
“孩子是真的，也是我们的。怎么会是装的呢？”
“我已经累了，我们一直在假装。这次我要真的。”
“我们没有一直假装，你究竟在说什么？”
“我们假装是正常人，假装在过正常的生活！你总是消失去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而我假装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甚至上一次都要死了连肯德里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你假装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死了我却假装不在乎……”她抽泣着，身体前俯，头发散落在脸上，像一片丝缎帘幕。
我厌倦了哭泣，我也看够了克莱尔的哭泣。在她的眼泪面前，我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克莱尔……”我伸手安抚她，安抚她，也是安抚自己。她推开我。我下了床，抓起衣服，去卫生间穿上。我把克莱尔的钥匙从她的包里取出来，然后穿上鞋。克莱尔出现在门厅里。
“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
“亨利——”
我走出门，“砰”地关上了门。外面感觉好多了。我记不得车停在哪儿了，后来发现原来就在马路对面，我走过去，坐了进去。
我本来是想在车里睡上一觉，可一坐上去，便决定先开到其他地方再说。沙滩：我要开车去沙滩。我知道这个想法很危险。我很累，很烦躁，在这种状态下开车简直是发疯……可我就是想开车。街道空荡荡的，我启动发动机，汽车在轰响中苏醒了。我花了一分钟才把车倒出泊位，我看见前窗里克莱尔的脸，让她担心去吧，这一次，我不管了。
我沿着安士莱街开到林肯广场，折到卫斯坦大街，然后继续往北。很久没在半夜驾车独自兜风了，我根本记不得上一次无谓地开车是什么时候。此刻感觉真好。我加速驶过玫瑰岗公墓 262 ，沿着汽车一条街开下去。我打开收音机，按下WLUW 263 的预设键，里面正在放科特恩 264 ，于是我把音量调到最响，摇开车窗。杂音、轻风、柔和的不断重复的刹车灯和街灯，让我整个人都沉静下来，麻醉了一般。过了一会儿，我几乎都忘了自己出来的理由。在伊云斯顿的边界，我转弯驶向瑞奇街，然后从邓普斯特街一直开到防潮堤上。我把车停在浅水湖边，钥匙留在点火开关上。我跳下车，往前走。天气凉爽，四周一片静谧，我走上码头，站在尽头，眺望前方，橙紫色的天空下，芝加哥湖岸线上的点点灯火隐约地摇曳。
我如此厌倦，厌倦了思考死亡，厌倦了已经成为死亡的某种手段的床笫交欢。我害怕这一切都将永无尽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少来自克莱尔的压力。
我们不断创造，又不断失去的那些胚胎、那些细胞簇，他们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要，竟然会威胁到克莱尔的生命、让她的生活充满绝望的荼毒？大自然要我们放弃，大自然说：亨利，你是个混乱的机体，我们不想再让你繁衍后代了。而我，已经准备认命了。
我从没看到过自己在未来有孩子，尽管我和幼年的自己待过一些时间，尽管我陪着孩提时代的克莱尔度过漫长的岁月，我并不认为没有亲生骨肉，生命就会不完整。未来的我也没有鼓励我继续努力，有一次我还问过他，就在几星期前，我在纽贝雷图书馆的书库里碰见了他——二〇〇四年的自己。我们今后迟早会有孩子的，对么？我问他。他微笑着耸了耸肩。对不起，你得自己去经历，他回答我，沾沾自喜却又饱含同情。哦，主啊，告诉我吧！我抬高嗓门喊起来，而他却抬起手消失了。混蛋，我大叫着，伊莎贝拉突然从安全门里探出身来，问我为什么在书库里大喊大叫，在阅览室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看不到出路，克莱尔像是走火入魔了。爱密特·蒙田一直鼓励她，对她讲历史上的生育奇迹，开给她维生素饮品，我想起《魔鬼怪婴》 265 。也许我可以罢工。对啊，就这样，性罢工。我会心地笑了起来，潮水温柔地拍打着湖岸，掩盖了我的笑声。但这可行性极小，没几天，我就会匍匐屈膝的。
我开始头疼，我努力忽略它，我知道那只是因为我累了，如果能没人打扰地在湖岸上睡一觉就好了。这是个美好的夜晚。就在此时，一束从码头扫射过来的强光照在我脸上，我吓了一跳。
突然——
我来到金太的厨房，仰面朝天地躺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周围都是椅腿。金太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探头朝桌下张望。我的屁股正好压到了她的鞋子。
“你好啊。”我虚弱地说。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虚脱过去了。
“我总预感到这几天里要被你吓出心脏病。”金太用脚踢了踢我，“快出来，去穿衣服。”
我屈膝弓背地从桌下挪了出来，蜷在油毡毯上休息了一会儿，清理了一下思路，克制住呕吐的冲动。
“亨利……你没事吧？”她身体倾斜，“想吃些什么？喝点汤？我有意式蔬菜浓汤……还是要咖啡？”我摇摇头。“你想到沙发上躺躺么？你病了吗？”
“不，金太，我没事。一会儿就好。”我硬撑着跪直了身子，站起来，蹒跚地走进卧室，打开金先生的衣橱。里面几乎空空如也，只有几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牛仔裤，从孩童的尺码一直到成人的，还有几件白衬衫。这是为我准备的秘密小衣柜，随时等我来拿。我穿上，回到厨房，侧过身啄了一下金太的脸，“今天是几号？”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你从哪儿来？”
“明年七月。”我俩坐在桌边。金太在玩《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
“那时是怎么样的，明年七月？”
“是个凉爽的夏天，你的花园会很漂亮。所有的科技股都涨了。一月份你该去买些苹果公司的股票。”
她在一只棕色的纸包上记录下来。“嗯，那么你自己呢？还好么？克莱尔怎么样？你们两口子该有孩子了吧？”
“我现在真的很饿，给我弄碗你刚才说的什么汤好么？”
金太笨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冰箱。她取出一只长柄炖锅，热了一些汤。“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金太，没有新闻。没有孩子。我和克莱尔每天一醒来就要吵，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金太背对着我，用力地在汤锅里搅拌。她的背影流露出了委屈，“我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只是问问，不行吗？我好奇而已啊，真是的。”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勺子一下下刮着锅底，仿佛正刮在我的心上。我想起克莱尔，想起她把头伸出窗外看着我驾车离去的样子。
“金太。”
“亨利。”
“你和金先生怎么从来没有过孩子呢？”
长久的静默。然后，“我们有过孩子的。”
“真的？”
她把沸腾的汤倒进一只印着米老鼠的套碗里，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碗。她坐下来，理了理头发，把散乱的白发都顺拢进后面的发髻里去。金太看着我，“你先喝，我一会儿就回来。”她起身走出厨房，我听见她拖着脚步走过走廊上的橡胶地毯。我只管喝汤，她回来时我已经差不多喝完了。“喏，这就是敏，我的孩子。”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当中有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站在金太的房子前，也是我从小长大的房子。她穿着天主教会学校的制服，微笑着，手里还拿了把雨伞。“那是她第一天上学，很开心，又很紧张。”
我仔细地看照片，不敢问。我抬头，金太正眺望窗外的河。“后来怎么了？”
“噢，她死了。那时你还没有出生。她得了白血病，死了。”
我突然想起来，“她是不是经常坐在后院的摇椅上？穿红裙子？”
金太吃惊地盯着我，“你见过她？”
“是的，我想是的。很久以前了，我当时大概七岁，我站在河边的坡台上，光着身子。她要我从她家后院走开，我告诉她，这是我家的后院，可她不相信。我当时也想不通，”我笑起来，“她警告我，要是我不走的话，她妈妈马上就会过来揍我的屁股。”
金太笑得颤抖起来。“你看看，她说得很对，嗯？”
“是的。可再过几年，她就走了。”
金太微笑着，“也是哦，敏是个小火药桶，她爸爸总叫她‘大嘴巴小姐’。他很爱她。”金太把头扭过去，偷偷碰了碰眼睛。在我印象中，金先生沉默寡言的，整天都坐在扶手椅上看体育节目。
“敏哪一年生的？”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就死了。真有意思，要是她还活着，就是个中年妇女了，也该有自己的孩子了。今年她四十九岁，孩子们也该上大学了，恐怕年龄还要再大一些吧。”金太看我，我也看着她。
“我们在努力，金太。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努力。”
“我可什么也没说。”
“好啦。”
金太朝我翻翻眼睫毛，好像她是路易丝·布鲁克思 266 之流似的，“哎，伙计，我做这道填字游戏时卡住了，纵九，‘K’字母打头……”
克莱尔：我看着警局的潜水员往密歇根湖的深处游去。这是个多云的早晨，很闷热。我站在邓普斯特街的码头上，五辆消防车，三辆救护车，谢瑞丹大道上还有七辆警车。灯光闪烁个不停，总共十七名消防员、六名助理医生、十五名男警官、一名女警官。这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脑袋像是被警帽压扁了似的，一直重复着愚蠢的陈词滥调。她的本意是安慰我，可我真想把她推下码头。我抱着亨利的衣服，此刻是清晨五点，已经来了二十一名记者，包括一些电视台的，他们有自己的转播车、麦克风和摄像师，一些文字记者还带了摄影师。一对老年夫妻在现场看热闹，谨慎又好奇。我竭力不去回想警方的描述：亨利从码头的尽头跳了下去，被警车探照灯的光柱照到。我努力不去想。
两位新来的警察往码头前面走去，和一些早已在那儿的警察交谈了会儿，然后年长的那位朝我走来。两撇老派的八字胡，在顶端形成了尖角。他自我介绍，迈克斯队长，他让我想想我丈夫自杀的动机可能会是什么。
“嗯，我认为他不会自杀，队长。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游泳健将，或许他仅仅是游到了，呃，魏尔米特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我胡乱地往北面一指——“现在他随时都会回来……”
队长疑惑地看着我，“他是否一直有深夜游泳的习惯？”
“他常常失眠。”
“你们是不是刚吵过架？他是不是很失落？”
“没有，”我说谎了，“根本没有那回事。”我望着水面。我知道我的话听上去没有一点说服力。“我当时睡着了，他一定是想去游泳，又不想惊动我。”
“他有没有留字条？”
“没有。”我正绞尽脑汁地想要编出一个更好的理由，附近岸边突然传来一阵水声。哈利路亚！来得正是时候。“他在那儿！”亨利在水里站了起来，一听见我的呼唤，便潜入水中往码头这边游来。
“克莱尔，这是怎么啦？”
我跪在码头上。亨利看上去很疲倦，很冷。我轻声说：“他们都以为你淹死了。有人说亲眼看见你从码头上跳下去了。他们在这里搜寻你的尸体，已经两个小时了。”
亨利看上去忧心忡忡的，却也很逗趣。他又一次招惹了警方。所有的警察都围到我身边，沉默地朝下望着亨利。
“你就是亨利·德坦布尔？”队长发问了。
“是的。介意我先上岸么？”大家跟着亨利往岸边去，亨利在下面游，我们则在码头上以同样的速度走。他爬出水面，站在沙滩上，浑身上下滴着水，活像只湿淋淋的老鼠。我把他的衬衫递过去，他接过擦干了身体。他把其他衣服穿好，很镇定，等待警方下一步的决定。我真想过去亲吻他，然后再宰了他，颠倒过来也可以。亨利双手抱起我，他又冷又湿。我斜靠着他，感受他的冰凉。他也斜靠着我，感受我的温暖。警察提了些问题，他很有礼貌地一一回答，大多都是伊云斯顿的警察，也包括少数刚好路过摩顿格鲁和斯格齐地区的警察，幸亏没有芝加哥警方，他们认识亨利，还会逮捕他。
“警方让你从水里出来时，你怎么没有任何反应？”
“我戴着耳塞，队长。”
“耳塞？”
“防止水流到耳孔里去。”亨利装模作样地在口袋里掏了一遍。“我不知道放到哪去了。我游泳时总是戴耳塞的。”
“你为什么在凌晨三点游泳？”
“我睡不着。”
诸如此类的问题，亨利摆出各种支持性的论点，他的谎言滴水不漏。后来，警方无奈地开给他一张五百美元的罚单，理由是在湖滩开放时间以外游泳。警方放了我们，我们往汽车那儿走去，记者、摄影师、摄像师们一拥而上。无可奉告，出来游泳而已。请你们不要拍照。“咔嚓咔嚓”。最后我们终于走到汽车前，它孤零零地停在谢瑞丹街上，还插着钥匙。我发动了车子，摇下我这边的车窗。警察、记者，还有那对老年夫妻仍站在草地上，看着我们。但我们没有相互对视。
“克莱尔。”
“亨利。”
“对不起。”
“我也是。”他侧过头来看看我，碰了碰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我们静静地向家驶去。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八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肯德里克领着我们，穿过铺着地毯、贴着隔音墙板的走廊，进入会议室。会议室里没有窗子，只有一条绿地毯，一张光亮可鉴的黑色长桌，周围是一圈软垫旋转椅。一块白色的写字板，几支记号笔，门上方的一面钟，一只咖啡壶，一些配套的杯子，咖啡伴侣和糖。我和肯德里克坐在桌边，亨利却在屋子里转个不停。肯德里克摘下眼镜，用手指按摩起他精巧的鼻翼。门开了，一位年轻的身穿手术服的西班牙裔男人，推着一辆车走进房间。推车上是一只被布盖住的笼子。“您要放哪儿？”这个年轻人问道，肯德里克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把推车也留下吧。”他耸耸肩走了出去。肯德里克来到门口，拧下某个开关，整间房间里的灯光昏暗下来，甚至连站在笼子旁边的亨利都看不清了。肯德里克朝他走去，在一片沉寂中，把布揭了开来。
笼子里飘出一股雪松的味道。我站着，目不转睛。我看见的只是一团卫生纸做的小窝、几只小碗、一个水杯、一个小运动轮和一些又轻又软的松木屑而已。肯德里克打开笼子的顶部，把手伸进去，掏出一个又小又白的东西。我和亨利围上去，一只小白鼠趴在肯德里克的手掌心里，对我们眨着眼睛。肯德里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笔灯，拧亮，对着它迅速不停地闪动。小老鼠的身体僵硬了，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
“哇！”我叫了起来。肯德里克把笼子重新盖上，调亮房间里的灯。
“这会在下周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他微笑着说，“而且是系列专题的第一篇。”
“恭喜，”亨利说。他看了看钟，“它们一般会消失多久？它们又会去哪儿呢？”
肯德里克指指咖啡壶，我们都点了点头。“一般消失十分钟左右，”他倒了三杯，边说边把杯子递给我们。“它们会去地下室里的动物实验室，那是它们的出生地。但它们似乎就只能消失几分钟而已。”
亨利点点头，“长大以后消失的时间会长一些。”
“是的，到目前为止是的。”
“你是怎么弄的？”我问肯德里克。我仍然无法完全相信他已经成功了。
肯德里克吹了吹咖啡，抿了一口，然后做了个鬼脸。咖啡很苦，我给自己的加了些糖。“是这样的，”他说，“塞莱拉 267 排序出了老鼠的整个基因组，这对我帮助很大，于是我便知道上哪儿去寻找我们预先锁定的那四对基因了。不过，要是没有那个，我们也可以成功。”
“我们首先复制了你的基因，接着用酵素把DNA上有缺陷的蛋白弄掉。在细胞四分体时期，我们将这些损坏的部分融进母鼠的胚胎中。这还是容易的一步。”
亨利扬起眉毛，“那当然啦，我和克莱尔常在厨房里做类似的实验。那么，困难的步骤是什么呢？”他坐到桌上，把咖啡放到一旁。我听到笼子里的小运动轮发出“吱吱嘎嘎”的转动声。
肯德里克看了我一眼，“困难的部分是让母鼠，就是白鼠妈妈顺利地产下转基因小白鼠。母鼠接二连三地死去，大出血。”
亨利一下子紧张起来，“鼠妈妈死了？”
肯德里克点点头，“鼠妈妈死了，鼠宝宝也死了。我们当时弄不明白，只能昼夜不停地观察，然后我们发现了原因，胚胎鼠发生了时间旅行，当它们重新进入母鼠的子宫时，鼠妈妈便大出血而死。即便不是如此，它们也会在十天左右后流产。真是令人非常沮丧。”
我和亨利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相互别过脸，“和我们很类似。”我对肯德里克说。
“呃，是的，”他说，“但我们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亨利问。
“我们觉得可能是免疫反应的问题。鼠胚胎中的一些物质对于母鼠来说是全然陌生的，于是母鼠的免疫系统就会把那些物质当作病毒或其他什么异体，产生对抗和排斥。后来我们抑制了母鼠的免疫系统，结果就像魔法一样神奇。”
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像魔法一样。
肯德里克突然弯下腰，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看你往哪里逃。”他说着，把他轻轻攥在手心里的老鼠拿给我们看。
“太棒了！”亨利欢呼起来，“接下来呢？”
“基因疗法。”肯德里克对他说。“药物。”他耸了耸肩，“即使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发生，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所以我们还要再研究。”他把老鼠递给亨利。亨利双手捧成碗状，肯德里克把老鼠倒进他的掌心。亨利好奇地观察起来。
“它有文身。”他说。
“这是我们惟一可以识别它们的方法，”肯德里克说，“老鼠们总是逃出来，动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快被搞晕了。”
亨利大笑起来，“这是我们达尔文的进化优势，”他说，“我们具有逃逸的本领。”他爱抚着老鼠，老鼠却在他手里拉了泡屎。
“对压力零度忍耐 268 。”肯德里克说着，把老鼠放回笼子，那小家伙便飞快地爬进卫生纸做的小窝里。
一到家我就给蒙田医生打了电话，滔滔不绝地告诉她免疫系统的抑制和大出血。她听得很认真，约我下周去她那儿，与此同时，她自己也会做一些研究。我一打完电话，亨利便放下《芝加哥太阳报》的商业版，紧张地盯着我。“值得试试的。”我对他说。
“在他们成功以前，很多鼠妈妈都死了啊！”亨利说。
“可毕竟成功了！肯德里克成功了！”
亨利仅仅说了一句“是啊”，就继续看报纸了。我刚张开嘴，又立即改变了主意，走出工作室。我太兴奋了，不想和他争论。像魔法一样神奇。像魔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