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驱离香港
就在李小龙的咏春拳渐入佳境的时候，他也开始对女孩产生了兴趣。李忠琛通过观察李小龙在镜子前整理发型的时间，注意到了他青春期的变化：“他会花费15分钟的时间把发型弄得一丝不苟，并确保领带调节得舒服得体。”[200]
当李小龙把注意力转移到他周边的年轻姑娘身上时，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对他做出了回应。他是一位英俊的电影演员，出身于富裕家庭，并且还以惹是生非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这种被体面的上流社会所包裹着的略带有危险性质的人物，是特别令那些循规蹈矩的中国女学生兴奋着迷的。那是一个传统、保守的时代。“没有人涉及性或其他什么。”[201]电影《苏丝黄的世界》的主演关南施说道。李小龙的姐姐李秋源认为：“只是接吻、约会和送送情书之类的。现如今，人们没那么紧张了。那时候，如果你牵一个男孩子的手，就必须把他带到你父亲面前，去见家长。因为当我们开始牵手时，就意味着离结婚不远了。”[202]
李小龙生命中第一个女朋友是梁葆文（Margaret Leung），她也是出身于著名的影业家庭，与李小龙一样，也是位童星，艺名“文兰（Man Lan）”。她母亲是制片人，父亲是演员兼导演。他们的母亲在她11岁、李小龙13岁时介绍他们认识。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俩的关系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与其说她是李小龙的女朋友，不如说她是李小龙的女发小。“青春期的小龙是个容易在女孩子面前感到害羞的人，”李振辉说，“小龙最喜欢的就是炫耀他一身的肌肉，他总是叫女孩们试试用手指捏起他的肌肉，只要她们捏不起，他就非常自豪地笑。”文兰和李小龙一样，个性有点反叛，也很执着，跟个假小子一样。李小龙经常取笑她：“如果不是她穿裙子和有身材，我一定会把她当成我的结拜兄弟。”[203]
稍微长大一些后，他们开始去夜总会吃饭、跳舞。“我们以前常去青山道的华尔登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沙田酒店，在市区嘛，当时还有一间叫香槟夜总会的，就在美丽华酒店斜对面。还有一间叫巴黎的，就在旺角警署隔壁，总是这几个地方。”文兰回忆道。至于谁来付钱的问题，“谁有钱谁就多付一点，但一定是凑钱的。”[204]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的孩子们开始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下跳起吉特帕舞（jitterbugging）来，尤以比尔·海利（Bill Haley）的《围着时钟摇摆》（Rock Around the Clock）为代表。曾出演过《猛龙过江》的音乐家聂安达说：“相比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来说，这一幕与帕特·布恩（Pat Boone）更像。”直到1957年，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名字和形象在香港出现，像李小龙这样的青少年们才开始学着给头发抹油，并穿上蓝色绒面的皮鞋扭动起来。
对文兰来说，晚上和李小龙跑出去玩非常有趣，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舞者和极具魅力的玩伴。有时候也会有点危险，因为晚上的出行常会以打架收场。当被问到和李小龙这样好斗的家伙出行是否会觉得安全时，文兰耸了耸肩，微笑着说：“一半一半吧，一半是因为他确实能打，另一半是因为他总是打架。”每逢晚上要打架时，文兰不仅是他的舞伴，也是开车接应他的司机。“我是他的帮手，”文兰说，“每次他跟别人打架，我都会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把车发动起来，在车里等他。一旦他蹿进车里，我就会迅速把油门踩到底。”[205]
就在李小龙和文兰如同好朋友一样亲密时，李小龙对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动心了，她叫陈惠贤（Amy Chan），艺名白茵（Pak Yan），后来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白茵回忆当时两人相处的情况时说：“我们总是一伙人出去玩耍，当时大家都没有钱，去哪儿玩呢？我们就去了九龙塘，就是现在九龙塘地铁站那个地方，那里的花园有树，我们就摇树使花掉下来，有白色和黄色的花，看起来像鸡蛋花和白兰花。”[206]周末，他们经常和一大群朋友在下午4点到6点期间去重庆大厦跳茶舞，那是夜总会里消费不高的“欢快时光”，而且有不太出名的歌手和乐队演出。
白茵记得李小龙的状态会随着集体玩耍时人数的多少而有所变化：“如果有很多人，大家玩得都很开心，那么他就会很开心。可是如果周边只有几个人时，他就会很安静。他会理性地分析事物，教给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如何做一个好人。他很阳刚，非常有男子气概。不管他说什么，他都非常肯定。”[207]
虽然李小龙和白茵之间有互相爱慕的成分，但俩人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李小龙似乎对浪漫的恋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谨慎。在他15岁时，写过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爱情和家庭关系的诗句：
她飞任她飞；随她
同飞。
……
自树而落，落至
地面，上帝之意，勿
坠入爱河。
如欲知
金钱之价值，可欲
去一借。
……
爱之得与
失，比婚姻和长久更苦。
爱之越深，失之越痛。
如果有哪个年轻女孩儿能够被认为是李小龙中学时代的心上人的话，那一定是曹敏儿了。李振辉说：“她是小龙年轻时真正心仪的人。”[208]他们两家是世交。“她爸爸是我爸爸舞台上的好朋友，”李秋源说，“敏儿的妈妈朱绮华和我妈妈也很亲近，如同姐妹一样。她每天都来我们家玩。”[209]李小龙称朱绮华为“绮华阿姨”，并把她当成契母（义母）对待，经常向她吐露一些他不想跟父母分享的秘密。这两位母亲很乐意看到这对小儿女相互间渐渐产生情愫，甚至希望他们以后能结婚成家。曹敏儿也是一位电影童星，并且学习过芭蕾。可能是为了吸引她，李小龙才开始学习跳舞。他放学后经常去她家里“练习”。
青少年时期的李小龙，对功夫的痴迷只有他对舞蹈的热爱能与之媲美。他在佐敦道上的凉茶铺度过了很多个下午。顾客们会去那里边喝花草茶，边听自动点唱机里放出的音乐，如果他们年轻且精力充沛，还可以跳跳舞。在这些茶铺里，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可以自由地搭讪交谈。李小龙认为，跳舞可以有效地锻炼自己在面对女生时不再害羞。[210]
从林迪舞（Lindy Hop）到布基乌基（boogie-woogie），从吉特帕舞到牛仔舞，李小龙几乎练过所有最潮的舞种，力求掌握每一种风格。他的同学何仲权认为：“他更擅长跳牛仔舞，律动舞跳得也不错。”[211]这些舞种大多通过驻扎在香港的英美军人（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香港是中途停靠港）以及好莱坞电影和广播电台传入的。但是在1957年，起源于古巴的一股舞蹈热潮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先传到菲律宾，后传至香港。这种舞蹈名为恰恰，其扭动臀部、三步式的舞步风格——1、2、恰恰恰——像暴风一样迅速风靡了整个香港。
没有人能比李小龙对恰恰更有激情、更加认真了。李振辉说：“他不是在凉茶铺随便看人跳跳自学便算了，而是特地去找了一位菲律宾人来教他，那个菲律宾人在尖沙咀一带专门教有钱的女人跳恰恰舞，身手很好，小龙跟着他学了好一段日子。”[212]李小龙常在课下练习，他保留着一个写满恰恰舞步的私人笔记本，上面记载着百余个舞步，包括“香蕉船”和“摩擦和双重”等动作。他甚至还把功夫和恰恰混搭到一起，发明了几个属于自己的舞步，创造出一种他独有的清新、松快的风格。
李小龙骨子里有争强好胜的因子，他把自己的痴迷变成了和朋友们之间的比赛，看谁知道的舞步最多。张学健在接受《功夫精深》（Inside Kung Fu）采访时说：“我在学校里认识一些菲律宾的朋友，他们跳得很好。我会故意秀上几步让小龙感到难堪。可是当我下次再见到他时，他又掌握了一些新的舞步。后来我发现他去找我那些菲律宾朋友的舞蹈老师学习了更多的舞步。我找到教他的那位舞蹈老师，试图说服他不要教小龙。”[213]
在打败了周边所有朋友之后，李小龙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竞争空间。一家雄心勃勃的夜总会正在赞助“全港恰恰舞公开大赛”。“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报名参加恰恰舞的公开比赛。当时他考虑得最久的是该找谁担任他的舞伴。”可问题在于李小龙有太多女舞伴了，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小他八岁的弟弟李振辉做他的舞伴。李振辉说：“选了我，就不会惹起其他女孩子的妒忌和争议了。”[214]
以李小龙的聪明及好胜的个性，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可能还有一个考虑。中国人重视家庭，宠爱孩子，尤其是儿子。挑选他可爱的弟弟会让评委们多些好感，让舞伴在比赛中占据可爱讨喜的优势。两个月来，这对兄弟每天在家练习。“小龙真的教得很好，天天反反复复地跳着，一支三分钟的舞，很快就已经练得很纯熟了，加上我才10岁，记性好，筋骨软，一下就达到他的要求了，所以比赛的时候并没有很紧张，跳得很自然、流畅。”[215]
李振辉不紧张是对的。这对可爱的兄弟甚至在踏入舞池，准备表演他们动人的舞蹈之前，就已经是全场人物的焦点了。李振辉说：“拿下了这个‘全港恰恰舞公开大赛’冠军后，小龙真的很开心，他拿着那面冠军旗帜照了张照片，然后到处拿给朋友看。”在他年轻时获得的所有成就中——校际拳击比赛冠军、私下比武挑战、出演电影主角——他最自豪的是，他可以在余生中向所有的朋友吹嘘自己是“全港恰恰舞公开大赛冠军 ”。[216]
对于李小龙日后成长为一名动作电影演员来说，他的舞蹈背景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李小龙的妻子琳达·李说：“因为它们都涉及身体的运动，而且你必须在舞蹈或打斗中保持流畅，所以对他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217]许多非常伟大的格斗家都曾尝试在电影中表现他们的拳脚功夫，但都以惨败告终，因为在私下所运用的功夫一旦放在大银幕上，往往显得极其僵硬、笨拙。香港电影导演米高基认为：“在李小龙所有电影的打斗中，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衡和节奏，他在不断地寻找更复杂的节奏。”[218]
1955年，中联影业创始团队之间内斗，部分电影人离开之后，李小龙发现很难有戏可演。和许多童星一样，他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渡期。由于年纪渐长，不再适合扮演调皮捣蛋、活泼可爱的孤儿角色，他试图尝试其他角色，以拓宽自己的戏路，结果喜忧参半。
李小龙习惯在课堂上插科打诨，演喜剧成了很自然的事。他初次显露喜剧才华是在1956年上映的《诈癫纳福》中，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喜剧表演。该片由新马师曾主演，他曾在电影《两个烟精扫长堤》中饰演李海泉的烟友。李小龙和新马师曾的合作，再一次走进了父亲的阴影下。
在一场年龄逆转的闹剧中，被一位女士欺骗的新马师曾，为了躲避这位女士的情夫因嫉妒而发起的一连串追打，与16岁的李小龙所饰演的傻乎乎的少年交换衣服，最终得以逃脱。新马师曾假装扮演孩子，而李小龙则变成了一位成年人，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越来越尴尬的境地。
这部电影唯一有趣的地方在于，让观众欣赏到未来的功夫之王少年时期的演技，李小龙饰演的角色说话结巴、走路不稳，如同傻瓜一样。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是李小龙儿时的偶像之一，在这部影片中，李小龙参考他的表演，从龅牙到白色水手服，再到黑色的角质框眼镜，模仿得惟妙惟肖。
然而，在1957年上映的电影《雷雨》中，李小龙收敛了自己的喜剧天分，在这部经典的悲剧中饰演了一位“优雅的富家公子”。他的角色叫周冲，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与他之前所饰演的好斗孤儿完全不同的角色：举止得体、待人真诚、天真无邪、有责任感，家境富裕。他爱上了家中的女佣，当他最后一次试图把她从危险中解救出来时，双双触电而亡。
优雅的富家公子角色与他自身气质之间的冲突肯定影响了他的表演，就像是他在电影中穿的那件中山装一样，僵硬、死板。影评人对这部电影进行了严厉批评，特别指出李小龙的表演“僵化”“刻意”“过于急切”。[219]这让李小龙感到非常失望，他曾对这部电影寄予厚望，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当他本色演出时，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1957年，李小龙在《甜姐儿》一片中客串出演。该片由他的发小兼舞伴文兰主演，导演是她的父亲梁醒波，目的是捧红自己的女儿。在这部轻松浪漫的喜剧中，文兰饰演了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女，要和情敌争夺男友，对她来说，这并不是难事。在夜总会那场戏中，李小龙饰演了一位身着正装衬衫、打着领带，外面还套了一件毛衣背心的时尚公子哥儿。为了让她的情人嫉妒，文兰请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和她一起跳恰恰舞。他们的舞蹈轻松自然，就好像两人之前排练了很长时间。李小龙唯一要表演的就是在文兰的情人愤怒地准备揍他时，不能凭借本能去反击，而是要故作惊恐地跑掉。这是李小龙生活及电影中唯一一次“临阵脱逃”。
李小龙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一部电影。自他6岁开始演戏，这是他演艺生涯中最长的一次中断。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他在诠释反面角色时表现不够出色，无戏可接，还是因为他被喇沙书院开除，转入圣芳济书院就读期间再次惹上麻烦，被父亲禁影所致。但显而易见的是，李小龙和许多十来岁的男孩一样，开始对父亲的权威越来越不满，尤其是当他看到父亲沉溺于鸦片时。
他十几岁时发生的一则特别生动的逸事能够表明他这个阶段的思想状态。李小龙后来对朋友们说：“看到那些太极老师傅摆出一副架子，让观众上台打他的肚子以显示自己的功夫有多高，我就觉得反感。有一天，我正好在现场，我不喜欢那位老师傅在没人能打伤他时得意扬扬的样子。当老师傅再度邀请人上台时，我蹿了上去。老师傅微笑着，露出肚子让我打。我故意松开右手，然后尽全力给他的肋骨来了一拳。 ‘砰’的一声，老师傅跌坐在地板上，开始呻吟。你知道我是多聪明的一个混蛋啊，马上低头对他笑着说，‘对不起，我打错位置了。下次别炫耀了。’”[220]
这位在街头表演的太极老师傅很容易被视作李小龙父亲的化身。
英国人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目的之一，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一个世纪后，他们改变了这一立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考虑到吸食鸦片成瘾者的人数日益增多，政府于1959年成立禁毒咨询委员会，计划采取相应措施来消除鸦片对市民的毒害。
当时，香港警队腐败严重，从底层华人警员一直到高层英国警官，全部沾染其中。政府新出台的《香港毒品问题白皮书》重重地打击了鸦片烟馆老板和如李海泉一样富有的鸦片吸食者之间的鸦片贸易。
李振辉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个官职颇大的洋警司带着一班杂差来到我们家，然后把爸爸烟格中所有鸦片工具都抖到厅中桌上，振振有词地说什么英国人法律不允许吸食鸦片之类的话。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不过他可不会直接开口提钱的事，他只会故意做很多为难你的事，直到你给他的金额让他满意为止。那一次，妈妈给了他500元。在50年代的香港，500元足够我们一家十几口开支几个月了。”[221]
对于李海泉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遭遇如此羞辱、难堪、丢脸的事，实在是太难受了。这已经是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了。李振辉说：“自那时起，爸爸决定戒烟了。此前妈妈曾极力劝说了很多年都没有奏效。”[222]
很少有其他种类的药物能够比鸦片类药剂更容易让服用者上瘾，以及承受更痛苦的戒断反应了。第一天，毒瘾会使人感到肌肉酸疼、流鼻涕、出汗、发烧、心跳加速、焦虑、失眠。到了第三天，这种反应变成了胃痉挛、腹泻、呕吐、抑郁以及严重的毒品需求。李海泉在家中使用了古老的中国方法进行戒毒[223]——饮用添加了一小块儿鸦片膏的米酒，并逐渐减少鸦片的吸食量，大约一周后，他终于成功戒毒。李秋源回忆道：“他经常拉肚子。”[224]经过这场残酷的折磨之后，李海泉再也没有碰过鸦片。
在协助李海泉成功戒除毒瘾后，全家人开始集中精力来处理李小龙的问题。这时的李小龙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检验他的咏春拳水平。作为一名演员，他会穿上传统的中国服装——中式衣领的飘逸长衫——和其他身穿西式服装的人一起在街上闲逛。他的装束显得十分惹人注目，就等着有人开他玩笑，或以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不放。然后，“你在看什么，我看起来很奇怪吗？”[225]大多数人都会被吓到，立即走开或者向他道歉。如果有人不这么做，就会被李小龙拳脚伺候。
在警队腐败、三合会猖獗的香港，警察的首要任务远比处理一个调皮孩子的打架事件要更为重要。但在1959年，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李小龙欺负了一个出身于权势家庭的孩子。孩子的父母给警方施压，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警察来到圣芳济书院，找校长谈话。校长只得请来李小龙的母亲。警察说：“嘿，要么让你儿子马上停止他在做的事，要么我们立刻逮捕他，因为我们不能任由他整天在外面打架闹事。”[226]
被吓得够呛的何爱榆回到家，向她的丈夫述说了当时的情况。李海泉勃然大怒：“不行，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227]何爱榆把她18岁的儿子拉到一旁，严肃地跟他分析他接下来该怎么办。无论父母好说歹说，都无法说服李小龙停止打斗。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有可能会坐牢，而且也没有合适的电影角色给他演，他不能每年只靠一两部低成本电影的小角色生存。关于香港的顶尖学府，他更是没有机会进去，他甚至连高中都可能没办法毕业。在圣芳济书院的成绩单上，他在全班42名同学中排名倒数第二，而且专门写有备注：该学生“非常糟糕”。
不过，李小龙拥有一个独特优势。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如果他回到出生地，就可以通过补习获得高中文凭，甚至有可能进入当地的大学就读，只需要支付本州生的学费[228]。就像在他之前的数百万移民一样，美国相当于一个全新的起点，可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与其在香港逐渐走向黑道，变化一下环境，可能对他有好处。
这一举措之所以可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美国法律规定，每一位年满18岁的男性都必须登记参军。李小龙要么登记参军，要么放弃美国国籍。
尽管个中道理都懂，但李小龙并不想离开他的朋友和家人。这感觉像是一种惩罚，好像他是被送走、被抛弃乃至被驱逐了。张学健说：“小龙不想去，但他爸爸让他必须去。”[229]李小龙怕他父亲，只好去了。“爸爸的本意是想让他在美国吃点儿苦。”李秋源说。[230]
当最初的愤慨和怨恨逐渐消退后，李小龙开始从父母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变换一下生活环境。关南施说道：“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很可能会加入帮派，被人用刀捅死。”[231]
李小龙天性乐观、独立。对他而言，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更像是一次冒险。他开始详细规划未来的生活。首先，他需要洗掉自己的罪名。“任何一位香港居民在前往新国家之前，必须要与警署核实，确保无犯罪记录才行。”张学健回忆道，“小龙提交了证书申请，结果发现我们的名字已经列在了不良少年的黑名单上。 ‘学健，这次麻烦大了。’小龙大声嚷嚷，‘我们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帮人员名单。我要去警局洗清自己的罪名，等我到了那儿，我也会把你的名字抹掉。’我向他说了声谢谢。然而，几天后有警察上门，调查询问我加入帮派的事。小龙努力帮我把名字从黑名单上抹掉，实际上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最终，我父亲塞钱给这位调查员，才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抹去，否则我就不能去澳大利亚读大学了。我讨厌他为我做的这件事。”[232]
接下来，李小龙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未来事业上。1958年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正试图为未来事业打算，想当医生，抑或有其他念头呢？如果要行医，读书便必须加把劲了。”[233]他那时一心想从事医疗行业。除医生外，他还考虑过当一名药剂师。在他最早的一封英文信件（写于1958年11月）
中表明，他联系了一位正在医学院就读的世交友人，并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在将来学习医学或药剂学。由于我对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所以能否烦请您给我逐步讲讲，成为一名医生或药剂师要具备哪些条件？您觉得我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能够学成吗？”
由于回信丢失，我们无从得知李小龙收到了怎样的建议。不管是什么，他似乎改变了他最初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开办牙科诊所。他的朋友们觉得非常好笑，原来那个擅长打掉别人牙齿的家伙竟然想帮人修复牙齿。“我当着他的面，忍不住大笑起来。”张学健说，“你？牙医？你病人的牙齿会全部掉光的。”[234]
当李小龙计划在美国学习医学、药剂学或牙科学时，他知道自己需要先找到一条能够养活自己的生存之道。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准备支付他在美国学习的费用，但他的自尊心仍因被放逐美国而受到了伤害，他不想靠父亲的帮助。他想要独立。为了赚点外快，他打算教咏春。“我跟他说了，他当时没多少东西可教。”张学健说，“我们刚刚学到咏春拳的第二个套路。”
李小龙认为多学习一些华丽风格的功夫，对未来吸引潜在的美国学生跟他学拳是很有必要的。他父亲多年的好友邵汉生师傅精通北方拳术，以高难度的跳跃动作和高位踢法而闻名。张学健认为：“小龙学习北方拳术，目的是表演。”邵汉生师傅以“指点”为名，教授李小龙一些拳术套路，李小龙则以教邵师傅跳恰恰舞作为回报。李小龙连续两个月，每天早上7点去邵师傅的拳馆上交换课。邵师傅后来开玩笑抱怨这件事对他来说很不合算，李小龙学得太快了，等他已经学会了好几种复杂的拳术套路后，自己连基本的恰恰舞步还没有弄明白。[235]
李小龙的父母希望美国能够改变李小龙，也正是这个把他送出去的临时决定，让他从一个十几岁的小混混变成了一个成熟、清醒的年轻人。“自从家里有了这个决定后，小龙顿时变得很不一样，这个 ‘无时停 ’终于静下来了，而且也开始认真发奋读起书来，很多时候都自动自觉乖乖地留在家里做功课、温习。”[236]在195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李小龙写道：“练多点数学，温习多点英文（特别是会话）。”[237]李小龙的行为转变如此之大，以致他的父母以为他又闯下了什么“弥天大祸”。看到儿子在家认真学习，何爱榆感到事态不妙，赶紧打电话给学校，询问他是否又犯错了。直至他的父亲抽空与李小龙长时间详谈后，二老才意识到他们任性的儿子真的长大了。
在不同的文化中，习练武术有三种基本用途：战争（搏斗、街头实战）、体育竞技（拳击、混合格斗）和娱乐（舞台对打、职业摔跤、功夫电影）。东方武术增加了第四种用途：精神修炼。功夫被认为是一种动态冥想的方式，它最深层的目的是引领习练者通过训练得到启示。
在那段时间里，李小龙早上去学习北派拳术，以弥补自己拳术方面的不足，下午继续进修咏春拳的实用之路。黄淳樑在外在技术方面训练他，叶问在心理思想方面开导他。也正是在叶问的高明教导下，李小龙才有了突破性的精神顿悟。两年后，1961年，李小龙在一篇见解深刻的学校论文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
经过四年严格的功夫训练，我开始理解并感受到柔的原理——这是将对方的攻势转化掉，并把能量消耗降至最低的一种艺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心境平和以及不刻意的状态下完成。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应用却很难。当我与对手开打的那一刻起，我的思绪完全被打乱了，极度不稳定。特别是在一系列的拳来腿往之后，我所有关于柔的理论全部忘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无论如何我必须打败他，赢得胜利！
我的师父叶问先生走过来对我说：“放松点儿，让头脑冷静一下。忘掉你自己，跟着对方的动作而做动作。让你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要受到任何干扰。最重要的是，学会超然的艺术。”
就这样！我必须放松自己。可是，我已经在做着自相矛盾的事了，这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当我说自己必须放松时，“必须”意味着要去努力实现，这已经与“放松”所要求达到的不需要刻意努力相矛盾了。
当我敏锐的自我意识已经进入到心理学家所说的“双重束缚”状态时，我的师父再次走过来对我说：“要遵从事物的自然规律来保护自己，不要强加干涉。记住，永远不要正面反抗任何问题，要能因势利导，顺势去控制它。这周不要再练了，回家吧，好好想想。”
接下来的一周，我待在家里。花费很多时间去思考和练习之后，我决定放弃，独自乘船出海，去散散心。在海上，我回想起刚刚所做的训练，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狠狠地用拳头捶击水面，发泄一下。就在这时，突然有了灵感：功夫的精髓不就是水吗？我刚刚打它一下，但它并没有受伤。虽然它看起来很柔弱，但它能穿透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就是它了！我要具备水的特性。
我躺在船上，感受着道法自然的奥义，感觉自己已经与道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一。[238]
这次神秘的顿悟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功夫成为他的信仰和觉悟的途径。他开始对道家思想有了浓厚的兴趣。这种中国古代哲学，强调道法自然，顺势而为，如同风中的芦苇。李小龙后来那句名言，“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 也是来自道家思想（“上善若水”）。他有着足够清晰的自我认知，意识到自己的许多问题都是自身行为和意识失控的结果。他像是一条龙，自带火的属性——他的怒火烧毁了他周围的事物。水可以浇灭火焰，道家思想和功夫充当了一种内心的自我矫正。
让人觉得好笑的是，13岁的李小龙以小混混的身份开启了他的武术之路，而功夫变成了引导这个孩子进入沉思的一种途径。自那个顿悟时刻起，他说话和思考的方式越来越像一位道家修行者。这种内在的对立，以及冲动个性与超脱见解之间的冲突，将定义他的成年生活。
讽刺的是，就在李小龙离开香港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他得到了人生中最好的一个电影角色。自从1950年出演《细路祥》以来，他一直在等待这个角色的出现。演了九年的配角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在《人海孤鸿》（The Orphan）中出演主角了。故事情节对李小龙来说很熟悉：他饰演的角色阿三是一位战乱期间的孤儿，后来加入街头帮派，成为一名小偷。他被抓住后，有两条路给他选：继续坐牢还是去上学。他选择了上学，在一位好心的孤儿院主任的劝导下，他逐渐改过自新。当昔日的帮派老大试图逼迫他进行最后一次打劫时，他拒绝了，他们割掉了他一只耳朵。
故事情节虽然老套，但李小龙的表演让人耳目一新。由于年纪已大，不能再扮演好斗可爱的街头顽童，于是他让所饰演的阿三因心理受伤而情绪失控。前一刻还在歇斯底里地喊叫，下一刻立即痴狂大笑，同时嘴里还经常冒出一些广东人的街头俚语。很显然李小龙是参照他另一位银幕偶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来塑造的这个角色〔《人海孤鸿》是香港版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但他为自己的表演加入了一些顽皮的设计。每当孤儿院主任试图帮助他时，李小龙所扮演的角色就会通过跳精心设计的恰恰舞步来逃避。在一位女老师无意中侮辱他之后，他立刻拔刀相向。这场冲突可能是他在银幕上最真实的打斗场景：他的几位同学笨拙地试图夺过他手里的刀，结果他们全部摔倒了。
《人海孤鸿》在口碑和票房上双丰收。当时著名影评人丁育德（音译，Ting Yut）对李小龙惟妙惟肖的演技大加赞赏。这部电影于1960年3月3日上映，共有11家影院排片，打破了此前的电影票房纪录，首周票房超过40万港元。[239]它也是第一部打入国际市场的香港电影，曾在米兰国际电影节上放映。
影片中的阿三是个敢于反抗权威、对抗老师，甚至把学校搞得一团糟的小混混，李小龙对阿三的生动演绎吸引了一大批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开始模仿电影中阿三的行为：抽烟、跳恰恰舞。一位关心此事的高中校长觉得，有必要在学校入口处挂一条横幅，上面写：“任何人不许模仿《人海孤鸿》中李小龙所饰演的阿三。”[240]
在李小龙离港的前一周，他和姐姐李秋凤去找人算命，想借此知道他在美国的命运。这位算命的老人跟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变得非常富有、远近闻名。这句话，她对其他成千上万名焦虑的顾客重复过无数次。“我们都笑了，”
李秋凤说，“但我总觉得它会发生。”[241]尽管有这句吉祥的预言做安慰，但随着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李小龙愈发忐忑起来。李振辉回忆道：“记得他走之前的一晚，我差不多要睡觉了，他走到我床边，坐在我旁边说，‘狗仔（我的乳名），我要离开，去美国读书了，都不知道那边是怎样的环境。’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感叹，他很害怕，不知道将来的环境会是怎样。”[242]
1959年4月29日下午，李小龙前往维多利亚港。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张威尔逊总统号客轮的单程票，这艘高级远洋轮船开往旧金山，航程为18天。他的大部分家人和几个朋友来送他，唯一没到场的家人是他的父亲李海泉。“我们顺德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父亲不能送儿子出航。”李振辉说。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家中走来走去——愤怒、内疚、失望、自责和希望，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还能不能再见到他这第二个儿子。在码头上，李小龙的母亲何爱榆给了他100美元作为生活费，并警告他：除非他有所成就，否则就别回来了。李小龙承诺一定会努力的，只有“我赚了钱”才会回来。[243]
当轮船鸣笛准备起航时，李小龙逐个与家人、朋友以及女友曹敏儿拥抱告别。“这是我们成为亲密好友多年后，第一次分开。”张学健说。另外一位不能赶来送他的好朋友是他的舞伴文兰。她做了一个小手术，正在住院。“他让人给我带了一张纸条。李小龙在上面写着，‘我希望医生把你切成两半’。”文兰说，“真是个混蛋。”[244]李小龙答应曹敏儿会经常给她写信。他11岁的弟弟递给他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哥哥小龙，请不要在船上悲伤。爱你的弟弟狗仔。”[245]李小龙一生都保留着这张卡片。
按照惯例，长途旅行的乘客要买几卷丝带。一旦到了甲板上，他们会抓住丝带的一端，把另一端扔给留在码头上的家人和朋友。出行与送行的人会牢牢抓住丝带的两端，直到轮船驶离港湾，把丝带拉伸到极限，最终断掉。李振辉说：“小龙在船上给我们扔了五六条丝带，我和姐姐们抓住了它们，眼见着船离开。”[246]看着李小龙挥手告别，张学健说：“我看到他哭了。”[247]当丝带扯断时，他的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248]李小龙消失在视线外，前往世界的另一端，迎接他的是不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