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彪子
我家原住山东胶县陈家庄，随军来到大连甘井子战备街道。
战备街道靠山面海，山坡上，马路旁，学校黑板后面，甚至公共厕所里都或明或暗设有防空洞口，炮台山整座掏空，里面又掘了陷阱，等着帝修反进去自取灭亡。
我家的日本房紧靠山根，后窗外就是秃溜溜的炮台山，刮风下雨的黑夜，格外吓人。我和还没上学的弟弟一来先学会了瞪大眼睛看，竖高耳朵听，开门便插门，插了大门插二门，最不放心的是后门，以至于长大后做噩梦，还梦到过有时候是苏修，有时候是美帝，有时候是妖怪攻破了后门。
我初二时搬家到了中山区延安路，同时也转了学校。一开始还常回战备街道玩，后来逐渐疏远了，也许是青春期开始，心理复杂脆弱，对它产生一种既想接近又想远离的特殊感觉，没有要紧事干脆不回去了。高中毕业考上沈阳警察学校，结识了四面八方的同学，已无暇顾及少年时代的朋友了。
警校毕业我分配回大连，划到甘井子分局，分局向下安排到樱花街派出所。我喜出望外，樱花街就是战备街道，前些日子才因为炮台山下樱花树林改的名。
炮台山改建成了综合型游乐园，以建筑风格前卫而闻名的丽东酒店坐落其中。山顶上的炮台摇身成为市级保护文物。当年我们玩藏猫捉虎的地方，已铁链拦起禁止入内。新刻石碑介绍炮台，由大清聘请德国工程师设计，跟老龙头炮台、大连湾炮台联合控制大连港的出入。战争爆发，实际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炮台管带第一时间登船逃命，一队人天津上岸，明治天皇的日本兵还没登上山顶呢！之后炮台又在日俄两国间反复易手，最终由苏联老大哥交给了新中国。
导游小姐嗓音尖尖，讲到大清炮队临阵脱逃那段，她用极度蔑视的目光扫射周围的男游客，似乎已经看透了，你们比那些孬种并没有强到哪里去。
小姑娘看上去不到二十，我不能肯定以前是否见过她，有一刹那觉得非常面熟，但一转念又根本不认识。小孩子已长大，老年人更老了，年青人结婚有了孩子。我过去认识的人们，在用体貌变化演示时间的浩荡进程。我家那片日本房已拆除建了花坛，我寻了半天，也不能肯定原先的位置。
黄昏，我站在街道口，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叽叽喳喳从身旁经过，沿着我们当年玩滑轮车的马路，慢慢散开。突然，一个古怪可笑的念头闪过，我尚未见面的那些同学是不是都已不在这里了呢？那许多有趣的往事真曾发生过吗？
几天来，我就这么独自一人在街道转悠，同学谁也没找，甚至还担心遇见他们呢。曾有几时，一种特殊美妙的感觉从我心灵深处涌起，大脑里像有一瓣橘子被挤碎，太阳穴浸得又酸又甜。这个时候，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待一会儿。
从炮台山山顶走下樱花街，快到坡底小桥处，马路的右边，伫立着一栋旧式四层红砖楼。它夹在高大的新建筑之间，显得矮小又寒碜，差点儿给挤下道牙子，当年它可是战备街道的摩天大厦，比甘百和育忠小学都高出一层。我朝它最高层东头，一扇带有窄小花台的窗子望了望，转身离开。
“站住！”
我回过身。
“就是你！”
一位戴红箍的老大爷大踏步朝我走来，左右同时闪出一瘦一胖两位老大娘。
大爷径直走到我的面前，“讲吧，干了什么？”听口气对我的行径了如指掌，之所以询问，只是要检验我是否诚实而已。
没等我开口，右边的那位胖大娘预料到我会撒谎似的，冲前一步警告道，“讲实话！不讲实话对你可一点好处没有。”
左边的瘦老太太干脆跟我交了实底，“告诉你吧，我们早注意上你，跟踪你半天了，东转悠西转悠，没有好转悠。”
我的眼前出现他们三个人之间相互使眼色发信号的情景。
“不许笑！”胖大娘愤怒地跳脚，“你并不在这里住。”
“是的，”我和颜悦色地承认，“我来找朋友。”
“找朋友？”大爷问，“谁？叫什么名？”就像这一片儿住户他都认识似的。
我想了想，选了一个本分老实的。
“白连江。”我回答。
两位大娘“唰”地转向大爷。
大爷镇定地同她们交换了一下眼色。
“他跟你什么关系？”
“同学。”
“跟我来！”
我本要悄悄一个人享受故地重游的乐趣，并没打算拜访谁，可现在看来不得不做一回不速之客了。大爷在前，我在中间，两位大娘殿后。我听到瘦大娘不时提醒胖大娘，要她同我保持适当距离。所用的都是含含糊糊的隐语。
转向楼背面，走到一层的一家门前，大爷掏出钥匙开门，刚打开一条门缝，浓郁的酒香伴着欢声笑语直往外冲。
“江！”大爷朝里喊，“江！”
出来一位红光满面的青年。
“怎么了，爸？”
中学毕业不久，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一些在学校并不怎么起眼的人，出社会后风光得不得了，而更有一些原本生龙活虎的，却从此消声灭迹。白连江属于前一类，至少外貌如此。小伙子气宇轩昂，打扮入时。
“啊，是你！——你没怎么变。”他把我让进屋，“听说你回来了，分在派出所，我还不相信呢！”
里屋，庆祝白连江女朋友刘芳生日的家宴已近尾声，非常明显，刘芳以女主人自居已很有些时日了，同我打过招呼之后，她立刻命令白连江把床底一把坏了一只腿儿的椅子拖出来给会计坐，会计原先坐的好椅子倒给我。会计外号叫会计，职业也是会计。另外两个人的职务是业务员。三人都是白连江的同事。我们一一握手。会计告诉我，白连江不久前已提升为家电部的副经理了。他们同在甘井子百货上班。
刚进屋的时候，会计正站在地当中，比画一辆丰田轿车的车身，就见他右手一指窗台，算是车尾，左手朝门外一展。我赶快侧侧身，好让车头伸到去。“哎！”他面露喜色，到门厅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尺寸。
“这么长。”他肯定地说。
“越长越大越好吗？”刘芳问，眼睛瞪得圆圆。
“也不是，还要看内部性能。噢，来新朋友了，欢迎！”
因为我的到来，话题一下子从日本回到了大连。几句客套之后，我们谈起了围绕当年的一些事情。“啊，往事如烟！”再谈我，谈警察、黑手党、打手、刺客、“价格表”——不免毛骨悚然。
“腿当然比胳膊贵，小胳膊扭不过大腿么。”会计无疑是这屋里最活跃的，他伸出的左手手指，做成机头大张的手枪，右手一把夺过去，对准盘子中已经失去了全部肌肉的一条黄花鱼扣动了扳机，后坐力差点儿把他从椅子上掀下去。他起身整了整椅子腿，“销户没有固定数额，视难易程度而定。童叟无欺。”
说到这儿，他转向坐在一旁的我，“对吧！”既像征求意见，又像这消息是从我这儿得到的。不等我回答，他马上拍拍我肩膀，面向大家说道，“这是长春的行情。”
大家看看我，紧张的面孔更紧张了。
“大连呢？”刘芳问。
“对呀，大连呢？”白连江和两个业务员同时问道。
“大连么，”会计得意洋洋把头转向我。
我这回抢先表态。
“我可不知道。”
会计点点头，一脸严肃。
“对，大连还没有明码标价。”
一阵子谁也不出声。
两个业务员突然喊叫起来。
“太渴了！太渴了！都是因为太渴了！”
又同时停下来相让。
“你说！”一个说，并举起两只手。
“你说！”另一个也投了降。
两个业务员个头长相差不多，都穿着白衬衣，扎红色领带。如果不是得知一个姓张，一个姓李，我会咬定他俩是亲哥俩。他俩挨着坐，冷不丁一瞅，还以为眼睛出现了重影。
“你俩谁也别说！”会计紧跟一句，把我们逗乐了。
我们继续交谈。谈了改革开放，谈了愚弄和压抑，谈了十多亿人究竟信什么，谈了全是他妈的扯蛋，钱才是一切，谈了赚钱——嘿，不亚于刚才杀手所带来的刺激，大家的神经又绷紧了。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心里头没底儿，慌得厉害。那种尚未得到安全保障的感觉，好像小时候警报响，在排队等着进防空洞。
会计口若悬河，如数家珍般列举大连新富豪的名字，停顿处，他双手直搓，仿佛那些新大款屈尊俯就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他却不好意思去握似的。
而这时刻，离我发第一笔工资的日子还差十多天呢！想到父母省吃俭用，供养我到中专毕业，我仍不能在经济上完全自立，而父母继续理所当然似的为我和弟弟积攒着将来结婚的费用，真是汗颜不已。
会计碰碰我的胳膊。
“唉，外面有道儿吗？”
我明白这是问我除了工资是否还有其他收入。他不是第一个问我这话的人。
“没有。”我实话实说。
“慢慢来，摸着门儿也就快了。”他颇为知己地拍拍我胳膊，压低声音，“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占着好位置要懂得利用，不然后悔来不及。”
这句话不应该针对我，因为我才工作几天啊。果不然，随后他便提高嗓门儿，对其在某单位当领导的爸爸破口大骂起来。
“不识时务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在都啥时代了，你他妈不懂吗？”他指着茶壶，痛心疾首，“混沌，混沌，混沌时代，懂不懂？能捞就捞啊！”他卷起食指，用指关节敲着壶盖，语重心长，“同志啊，观念还不改，脑筋还不换，岂不可悲？”
“别理他，喝多了。”刘芳对我说，她把他拖起来，招呼两个业务员一旁打对子去了。
会计走的时候掉回头，冲着茶壶丢下一句，“白痴，脑子有病，彪子！”
这边剩下白连江和我。
他向我讲起这些年来同学们的一些事情，大多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一个，一件一件，联系到他们小时候的模样和所做过的一些事情，以及与我曾有过的共同经历，我俩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感慨万分。老同学相逢都是这样，我们不认为这是在说三道四。
“说起来咱班统统不行，竟然没有一个出国的。出国才是正道儿。不信你品品，各条战线，有道儿的人都走了，剩下的都是冒牌和烂货，大酱缸里咋混都是个低层次。”白连江说，“咱班还有个特点，一对儿也没成，都黄了。”
讲到恋爱，就自然要讲到杨明和高志红，但经白连江之口，可贵的初恋被降低到了最低，说是一个小混混把一位美少女骗到防空洞实施了强奸。
我听后虽没说什么，但白连江还是察觉他遭到了强烈反对，马上改口说，“当然，高志红也不是什么淑女。”
我当然更不会这样想问题。
这时候，边打扑克边留心听我们交谈的女主人插话了。
“我觉得杨明挺不错，”她抽出一张牌，看相片一样端量着，“很有派的。”她扔下牌，立刻又捡回来，换了一张拿在手上，“我跟他说过一次话。”
她的对门——会计——催促她出牌。她没理睬，继续说，“我朋友王敏跟他好过，后来黄了。杨明太花，王敏可伤心了。王敏从来没因为谈恋爱这般伤心。哎！”她提高音量，好让我注意力集中，“杨明就住这楼上，四层最东头。”她用手里的扑克牌朝西边天棚指指，扔了出去。
白连江双手一拍。
“哎哟，我忘了，你们俩曾是最好的朋友！”
打扑克的四位齐刷刷朝我看，足足有一分钟。
“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我说，恍惚中按钮被启动，几幅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带着温度浮现出来：一个大傻个子跟在一个小矮个儿屁股后头四处转悠，爬日本房天棚，玩滑轮车，钻防空洞……乐此不疲。
白连江得知我尚未见过杨明，便说起了他的一些情况。
“去年夏天，没错，是去年，我提副科长不久，他去了一趟广州，说做生意，可回来也没见什么起色，听人说，一路吃喝玩乐，把本钱都花光了。他这人，始终那个样儿，独来独往，目中无人，没个正经。”
他一直轻描淡写，最后却不合逻辑地冒出一句，“现在不是小时候了，谁怕谁？”
我不记得杨明是否曾跟白连江打过架。反正当年杨明跟班里的男生几乎打了个遍。
“高志红现在怎么样了？”我红着脸问。
“她么，现任男朋友是吉林来大连倒粮油的，款。”他眼睛眯起来，抱不平一样，“这年头，男人有钱就行。”他向前倾身，降低声音告诉我，“高志红，她长得真是漂亮！”说完便发觉自己搞错了，摇摇头一笑，“瞧我，跟谁说话呢？哈哈，我是说她比小时候更出众，嗯——”他想了想，“可以说姿容动人。”
“哎！哎！大点声好不好？”那边刘芳毫不留情地嚷起来，“让我们也听一听，谁那么‘冻人’？”她把“冻人”咬得很重，并做瑟瑟发抖状。
白连江赶快解释。
“杨明的初恋，都是我们同学，她住在四号楼，后来搬走了。你不认识。”然后猛一指我，“跟他一个学习小组。”简直像往我身上推不是似的。
“杨明？哪个杨明？就是那个杨明吗？”会计自言自语般说。
他并没说明“那个”是“哪个”，大家却异口同声道，“对，对，就是他。”
会计反倒不那么确定了，他合上手中的扑克牌，“是立志骑自行车周游全国，没到沈阳钱挥霍完，撬开小卖店被抓的那个杨明吗？”
说得这般明白，反而没人应答。
过了一会儿，白连江纠正说，“不是小卖店，是一户没人住的旧房子，他正在里面睡觉呢。”
“我说么，他不应该偷的。”我松了口气。
“那可不好说，”两位业务员异口同声，相互望了望，一个说，“现在的人不是过去的人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另一个感激地点头，显然这正是他的意思。
“对儿！”会计使劲甩出两张牌，“那小子纯是个彪子，不提他了。”
这两张牌完全出乎对门的意料，刘芳诧异地嚷了起来，“对儿？为什么不出单儿？不算，不算！”
会计明白了过来，知道自己错了，伸手往回拿。两位业务员不答应。他俩打牌像他俩的相貌言谈一般默契，已经赢了两局，正稳打稳扎，拿三连冠呢。
双方争执不下，女孩一甩手，扑克牌撒了一床，“不玩了！”然后冲着会计咆哮，“这个彪子，那个彪子，你才是个正儿八经的大彪子！”
山东老家把精神病人叫痴巴，大连人有一大半来自山东，却把同一种人称为彪子。彪子远比痴巴内涵丰富，用途广泛，而且意味深远，骂街恋爱都少不了它。它响亮、痛快、过瘾、解恨，能发泄无以名状的情绪，表达极难言传的心意。大连城市历史短暂，正在建立自己的传统，流行词汇频繁更迭，只有彪子经久不衰，愈磨愈利。
我的前女友对这个词就非常偏爱，经常用它招呼我，她还在沈阳上学，明年才能毕业，她们的护士学校距我们警校不远。我和她在一次同乡聚会上相识。姑娘话不多，但很内秀，句句能打中想打的靶子。我一下子被她迷住了。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性格内向，事情总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一天傍晚，她来我们宿舍交还借我的书，我跟她在校园溜达，我跟她讲了一个白天刚刚听来的笑话，虽然我并不擅长讲笑话，但那个笑话本身很逗人，她开心极了，突然，她放弃了女学生的矜持和不伦不类的普通话，用她那双挺耐看的单眼皮望着我好一阵子后，可狠骂了一声，“彪子！”我心花怒放，姑娘在向我吐露衷情呢，我俩关系从此明确下来。
大连的普通市民喜爱这个词，市政府的官员也不例外。前不久的一次现场直播，东三省商品交易会开幕式，一个工作人员对一个准备发言的官员耳语几句，官员听后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不要理他，纯是个大彪子！”通过麦克风，传向了四面八方。
至于我本人，倒是很少说这个词，用法也稍有不同。一段时期，我在粗略评估某个人时，标准只有两种，“彪子”和“一般”。“一般”是指那些普普通通，没什么吸引力的人，像白连江、福特总统都归在“一般”里。我当然也在其列。“彪子”是指特殊的，令人感兴趣的，富有诱惑力的人。会计说的不错，杨明的的确确是个彪子。拿破仑、巴顿、梵高都是彪子。
七十年代的某一天，一个日本小老头来到战备街道探视旧居，他拄着拐杖院里院外地拍照，最后大门口跪下，磕了三个头，掏出手帕擦擦眼，一头钻进了轿车。
我这个刚从山东农村搬来的孩子趴在炮台山顶碉堡里，通过瞭望口，望着小轿车开走，胡乱琢磨了半天，才慢慢走回家去。
新家安顿停当，我也该去上学了。一路上，爸爸不停地嘱咐我要听老师话，团结同学，完成作业。因为得不断回应，我漏掉了街道两旁许多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非常好看的光景。到了学校大门口，爸爸拽住我，问我能不能记得回家的路，我说能。爸爸似乎不大相信，就又跟我研究了一阵识别方向的窍门才领我进去。
“叫什么名？”老师问我。
“陈为民。”我努力掩饰山东口音，不成功，脸更红了。
老师转向爸爸，“挺老实的孩子！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育忠小学不就是专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么。”
爸爸听了非常高兴，却板着脸说，“要是他不听话，老师你就揍他，使劲揍。”又跟老师客气几句，就去上班了。
老师领着我出了办公室，穿过昏暗的长走廊，打开门，进到了一间敞亮的教室。“呼啦”一声，同学们全坐直了，双手背在椅子后边。
“同学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为民同学加入二年四班光荣队伍！”
掌声雷动，我一阵晕乎。
我被安排到最后一排，老位是一个长着一双大牛眼睛的小矮个儿女生（她是远视眼），对我的到来很不愿意，扭着头不看我，还把椅子朝外挪了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座位原是空着的，最前排有个男生破坏纪律，被惩罚到这里坐。今天，这个调皮蛋跟学习小组的同学打架，被赶回家写检查去了。
写字的黑板竟然不是木板而是玻璃的！书桌的盖面可以翻动！窗外一望，树梢才够到窗台边儿！我暗暗庆幸，来大连以后最强烈的愿望已经实现——登上了高楼大厦。
突然电铃响起，一长一短交替。同学们纷纷起立，排成一列。我夹在其中，磕磕绊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走廊里拥满了其他班级的同学，个个神情严肃，但并不慌张。“快！快！”一位老师站在楼梯口指挥。我们来到操场，脚步没有停止，边走边被分成三股，分别向三座防空洞跑去。防空洞里有书桌黑板，跟楼里的教室差不多。
原来这是防空演习。
第一堂算术课在防空洞中进行，“八路军某支队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第一天消灭20名日本鬼子，第二天消灭30名日本鬼子，第三天消灭15名日本鬼子，问：共消灭了多少名日本鬼子？”我迅速心算，共消灭了65名日本鬼子。但是，老师的问题是“已知条件是什么”，我可就听不懂了，老家的老师没这么教过。同学们几乎全体都举了手，有的为了提高手臂，屁股都离了座位。一个女生一边高举手一边回头望我，老师叫了她，“高志红回答！”我老位失望地放下手，气哄哄地嘟囔，“张罗，张罗！”
课间休息时，我没敢离开教室，怕上课前找不回来。同学们出出进进，有说有笑。我觉得有人在笑话我的山东话，可我一句话没有讲呀。我打开语文书，专心看里面的插图，好容易挨到中午放学，我赶紧往家跑，憋尿快把我憋死了。
下午自习课，我看绘画书，我老位算算术。她不时拨拉拨拉手指，又赶紧把作业本捂上，生怕那些歪歪扭扭的小虫爬到我的作业本上似的，岂不知我上午课间休息已经做完了。趁她拨拉手指，我瞥了一眼作业本：算完了两道题错了两道题，第三道题非常简单，又把她难住了，一副愁眉苦脸的着急样。
“哎！哎！”那个名叫高志红的女同学在叫我。她坐在我旁边一趟的中间位置上，见我抬起头，立即伸出胳膊，打开手掌。
她的手心有一蓝色小方块，似透明非透明，非常高级，鲜艳得像从碧空中切下来的一般。
她还要把手向前伸，只是不能再伸长，急切地上下晃动。
我不敢相信她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人。
“给你！”她说。
“不要，不要！”
话一出口，我的脸就唰地红了。也许人家并非要送给我，不过让看一看罢了。
这时她用另一只手打开铅笔盒，取出一块粉红色的小方块。
“看，我还有。”
我接了过来。
她把手上那块放到鼻子下。
我跟着放到鼻子下，香甜香甜的，糖果味。
“不能吃，香擦子，跟橡皮擦子一样，擦字的。”她边笑边体贴地做着擦字的动作。
香擦子晶莹、柔软、芳香宜人，我还真想用牙咬一咬。但它不属于我，我还了回去。我老位一旁目瞪口呆，牛眼睛瞪得更大了。看什么看，没见过香擦子啊？
高志红接回香擦子，果断用小刀一切两半，留下一半，另一半伸手给我。
“俺妈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我有气无力地说。
“对呀，”她遇到知音般喜悦，“俺妈也不让！”
时隔多年，这个情景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生动，高志红侧着身伸胳膊送我香擦子的样子呼之欲出。
回顾过去，我对初中以前的事情记忆特别深刻清晰。我想，可能在人生中存在一条时间魔线，过了它，记忆就从此混乱模糊了，感觉似乎也麻木迟钝起来。我的时间魔线在我家从战备街道搬到延安路之后不久。当时，我曾惊奇地向新同学描述，他们愣愣地看着我摇头。我品尝到了不被理解的滋味。我比他们先在长大。
第二堂自习课，那个打人的同学进了教室做检查，念完检查，发现座位被我占了，一声没吭，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了。放学后，打人的同学把我堵到操场角上，非要我跟他单挑，真是莫名其妙！他见我不敢，又提出比双杠。我还没见过双杠长什么样子呢！于是，这个矮我半头的小崩豆子先跳了上去，翻了个翻儿，大声叫我看清楚点。可在翻第二个翻儿时，他摔了下去，趴在地上没了气。我想喊人，同学都已经走没影了，赶紧背起他往学校大楼跑。半路上他醒了，跳下地第一句话，邀请我到他家去玩。“我就是杨明，你听说过吧！”他一摆手，“以后你会知道的，你跟我玩，谁都不敢惹乎你，谁惹乎你，谁跟你梗梗，你告诉我！走吧，去我家！”
我说天太晚了等明天。他说好吧明天一定去！然后知心朋友般劝我别再欺负林莉了。我不会欺负人呀，“谁叫林莉？”“你老位，昨天是我老位，她经常帮我写作业。哎，听说高志红给你一半香擦子，等明天我给你一块灰白两用擦子，一头擦钢笔，一头擦铅笔。不要？那么小刀呢？”“不要，我什么也不要，你告诉我咱学校厕所在哪里？”“大便小便？”“小便。”他一招手，自己走到宣传楼后面，哗哗尿起来，见我久久不肯过去，便腾出一只手，把真正的厕所指给了我。
从这个厕所开始，在他那双打砖头（锻炼拳头的硬劲儿）打得疤痕累累的小手指点下，大连许多好玩的地方逐渐向我展现，劳动公园，星海公园，天津街——这些地面光景不再令我新鲜后，他就带领我钻到地底下，这正是我最神往的。战备街道的防空洞四通八达，错综复杂，让我过足了冒险瘾。想到只有我们俩能在洞中任意行走而不迷失方向，就觉得这一座座庞大的地下宫殿仿佛只属于我们俩的一样。
在这之前，我从没遇到过像杨明这样充满活力的伙伴，以后也没有。他的好多不同凡响的作为叫你既吃惊又佩服，想学也学不来。
他敢一个人不拿手电筒进洞，摸黑走二十多分钟从另一个洞口出来；面对高他一头的对手，二话不说，跳起来就是一拳；除了他，不是吹，还有谁能用一只空火柴盒、一根长木棍、两个针药瓶塞，做成一辆马车，棉线套上一只螳螂拉着满桌子上跑；把一个玻璃蛋儿凑到嘴边哈哈气，喊声“坐蛋！”，拇指一弹，笔直射出，“啪”地撞飞五米外地上的另一个蛋，它却死死钉在被挤飞蛋的位置上（而我怎么练都是“掐地豆子”，就是说手中的母蛋不是弹出去而是挤出去的）；向你借两张纸牌下楼，回来不仅捞回了老本，赢了鼓鼓囊囊一兜子都给你；左右手各伸出两根手指伸进嘴，用力一吹，比铁哨子还响。——三层楼上一家的小气窗打开来，高志红探出头，“迟到了，迟到了！”
上学的第二天，我被安排到高志红小组（她主动向老师要我），顶替了跟杨明打架的那位同学。学习小组仅我们三个人，高志红组长，我副组长，杨明组员。
杨明家只有爷爷和他。一间屋被夹成两个小间，老头儿在里间，杨明在外间。当我们在外头疯打闹，里头就敲木板壁子，哗啦哗啦响，我们就暂时消停了。好在老头不在家的时候多，这样我们就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杨明的爷爷码头当过工头，属于坏分子。他鹰钩鼻子，瘪瘪嘴，眼珠叽里咕噜乱转，一看就不像个好人。
“他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同他说话。”高志红小声提醒我。
一有机会，她就把所知道的有关杨明的事情告诉我，像是向我移交工作似的。杨明的事情她全知道。杨明的爸爸妈妈是臭知识分子，统统下放农村了，为了保住孩子的城市户口，就把杨明留给了爷爷。我听得二二乎乎的。下放不久妈妈就病死了，爸爸找了个后老婆，论年不回来一趟。怪不得我从没听他提起过自己的父母呢。看他瘦小的身躯，我猜想是小时候营养不良和精神刺激造成的。他说话快了结巴，不知道害怕，不会哭——但他不欺负弱小，不传瞎话，不告状，我非常愿意跟他交朋友，事实上，我不由自主被他深深吸引了，他那张半生不熟的小脸魔力无边。
这些天故地重游，我面对街道、学校、防空洞，冷不丁浮现出杨明那张饶有兴趣的面庞，小兽般不声不响盯着你，你却猜不出他下一步会干什么。
那天我从所里去十字路口巡逻。
那儿密密麻麻排着各路公共汽车站，甘井子商城、工商银行、日韩酒店、全家福饭店像四个挤车大汉，率先抢住四个路角，把其他楼房挡在了身后。甘井子商城与工商银行之间的过道被它俩挤成窄窄一条，若不是总有人流穿行其中，感觉要挤合到一块儿了。人们从这里走入，顶着迎面的人流儿，经过鳞次栉比的摊点店铺，走到尽头，是瓜果蔬菜、鱼肉禽蛋的农贸市场，然后向右转，转回到跟刚才平行的另一条街上，经过照相馆、电影院、邮局、消防队、书店以及一座不久前才由旧仓库改修的基督教礼拜堂，就转回到了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人来车往，有人走着走着，突然转身往回走，也有人站住，举棋不定，若有所思。若此时响起防空警报，人们会不会像当年那样迅速四散一空呢？我想大概不会了。时代变化，“战备”意识已经转换成了其他内容，如果在防空洞里放一万块钱，哪怕是一声耳语，“随便拿吧！”恐怕就能起到警笛的作用。炮台山上那两个巨大喇叭早已生锈，成为古董。人们的听力却更灵敏，目标也更具体。
这地段不属于樱花街，治安却归樱花街派出所管辖。作为一名新警察，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每天除了必须的学习之外，还要在这条商业街至少巡视一遍，“战备战备”。
果然，第二十天的中午，街上最热闹的时候，我在副食商店门口抓住了一个扒手，那小子二十岁上下，衣冠楚楚，令人惋惜，但又想这种人连老百姓口袋里温饱钱都不放过，也实在罪有应得。当天下班我又去街上巡逻，这回我身着警服，即使抓不到扒手，也能起到威慑作用。我转了一圈，没发现异常，倒是遇到了几个从前认识的人，其中两个是我的同学，一个同学匆匆忙忙中跟我说了几句亲热话，另一个只顾走路，没有认出我。
往回走时在甘井子商城门前，碰见了白连江和会计往对面的银行送营业款。他俩合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身后跟着一个提着电棍的保安。我觉得我有责任监护他们安全走过这段短短的路程。
一个人在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步入社会，能体会到双重激动，这些天来，无孔不入的往事使我应接不暇，与同学旧友的一连串相见更是推波助澜，难以抵挡。而此刻，白连江一行三人走进工商银行的瞬间，那种最近时常体验到的莫名眩晕，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马路对面有一个家伙，一面观察白连江的钱袋，一面观察我，重复有三次以上，引起了我的警惕，但是瞬间又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两步跨过去。
那家伙后退着朝我直瞪眼。
我上前扯起他的衣袖。
“杨明！”
“啊呀！”他一个劈掌打落我的手，弯腰把我抱了起来。
脚后跟离地令我的后脑一阵酸甜。
“啊呀，”他说，“啊呀，啊呀。”
他犯了结巴，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个儿时好友，就这般一言不发地享受着重逢。
这么多年了，我朋友的身高没有明显的变化，怎么看都还是个小个子，模样神态也跟从前差不多，整个儿跟我预想中“回忆中的样子”一个样儿。
“我分配到樱花派出所，”我说，“我来还不到一个月，想稳定稳定再去找你。”我很难为情，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好。
“稍等片刻，”杨明说，他转身朝路口走去。看来杨明丝毫没有怪我的意思，也没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何不妥，仿佛我们俩分手不是许多年，而是一两天，不然他不会看见一个姑娘就把阔别多年的老友撂在了一边。
那姑娘娇小玲珑，扬着脖颈头顶能够到杨明的下巴，她双臂抱在胸前，成稍息步，伸出去的那条腿发电报般上下颤动着，一副气哄哄不听劝架势。
杨明背对我，抬起左手用拇指从肩头向后指指。
姑娘快速朝我这边望了一眼。
“撒谎，撒谎，我不听，你成天撒谎不累吗？”
我想还是离他们远一点为好，朝一旁的书报亭走去。
书报亭橱窗上美女如云，仿佛进行一场比赛，在不全裸的规则下比谁穿得最少。过了一会儿，杨明和那个姑娘走过来。
杨明介绍说，“我最好的朋友，为民。”
姑娘喜笑颜开，像是换了个人。
“好吧，你们去吧！”她对我说。
“不，不，我可以改天。”我说。
“去吧，我今天值班，马上就得走。”她抬手看了眼手表，小鸟般迅捷，“再不走来不及了。”
去杨明家途中，我俩先进一家副食店采购。
“三包小米，三包小米薄酥脆，三包花生米，糖衣的。”
“十包烤鱼片，四包方便面。”
“再加两包，六包方便面，两个番茄鱼，两个鹌鹑蛋罐头。”
“桃子酸楂各来一个。”
“再来一个鲅鱼罐头。”
“差不多了，够了。”我付钱，杨明拼命阻止。
在杨明家，我俩一边喝啤酒，一边按他的意思，大谈徒手格斗和手枪射击。什么同学、重逢、金钱、女人、人生，只字未提。哥俩酒量都不大，各把着两瓶不用相让，喝着喝着又都说自己的脸比对方的红。照镜子一比，各有千秋，我从脸到脖子，他眼睛四周，像只小猴。我卡着时间，乘坐最后一班车回了家。
妈妈在家看电视等我。我按捺不住兴奋，告诉她我去杨明家了。
“他爷爷死了。他现在一个人过，在大化厂上班。”
妈妈对杨明印象深刻，不免叹息一番。
“哎，那个大胖姑娘怎么样了，叫啥红？”
“高志红，她可不胖。”
一则警校同学相互联络，二则打电话方便，自从来到派出所，我的电话就没有断过。
“大个子，找你的。”接电话的老李大叔喊我。
我拿过电话，传来一位女性的悦耳声音，讲普通话，问我知不知道她是谁？
我心跳加快了。
“你——”
“咯咯——”
这打铃般的笑声我不会认错了。
“高志红！”
“我以为你早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我上气不接下气。
“是呀，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学，怎么能忘呢？”
她邀请我星期天去她家坐一坐，我灵机一动，不管三七二十一说，“我带一个人去可以吗？”
“太好了，我正想见一见你那位。”
显然她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说：“现在定不了，等我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她问我跟其他同学见没见过。
我如实回答：“该见的都见过，只剩你了。”
“是吗？”她竟然喜滋滋的，藏猫猫最后一个未被发现者那么称心得意。
挂断了电话，老李大叔问我是不是对象，我连连否认。
他不相信，“有啥不好意思的？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
我的脸呼呼发烧。
从上次街上巧遇，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再见到杨明了。说实话，他那闭着眼睛式我行我素同先前没有两样，只是不再会令我兴趣盎然了，无论他成为大款，还是随大流进单位挣工资吃饭，都不会引起我惊讶或好奇。我评价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彪子”和“一般”之间已经撤销了界线，杨明及其众多“彪子”已经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一般”的人流之中。
“开门，是我！”
我跟杨明约好了，可敲了半天门没见反应，我放声喊起来。
终于从屋里传出脚步声，我都准备回去了。我的眼前闪过学习小组时，高志红比我先到，她抢先为我开门的情形。
门猛地被推开，一个满脸凶相的大块头出现在我面前，“谁？”
我本想说我是杨明的同学，但见这人如此蛮横，便反问他，“你是谁？”
他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你姓陈吧？”
我挺挺胸，“你怎么知道的？”
他一转身，“杨明出去办点小事，让你等他，进来吧。”
进屋后他不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我往椅子上稳稳一坐。茶缸压着一本日记，我抽出来翻看。那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则手抄裤兜，在我身边来回踱步。我俩搞得都像是这屋的主人，而且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日记本塑料皮发硬，并有好几处烫痕。这是杨明当年的学雷锋日记，从褪色的铅笔字仍然能够看到，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捡到钱包，并且统统交给了警察叔叔。每隔几篇附有我们老师的批语。日记停写后，是用钢笔楷书记录的谚语歇后语，诸如“好汉做事好汉当”“狐狸做梦也想鸡”“扁头睡觉——想得宽”等等。其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后面加了括号，注着“陈为民说的”。我说过吗？想不起来了。再后面是近年来流行歌曲的歌词。中间还不时冒出一两幅线条勾勒的女性裸体画。翻过几页空白，写着一首诗，看字迹像最近抄写的。“宝贝儿/别爱我/我浪迹四方/无有所归/像秋天的树叶/一阵风/便不知去向”，再往后翻，又是一首诗，“他着了魔般找寻/失去了的宝藏/即使返老回到童年/却也因为迷失/回不到故乡/他傻子一样/怀念过去的时光”。
“请注意，这是诗，不是歌词，歌词算什么东西！”貌似屠夫的家伙在我旁边站下，“这两首诗是我向他推荐的，我背诵，他默写。”
我抬头看他。
“撒谎儿子，我背诵他默写。”他微微一笑，给我时间消化，然后说，“我能背诵一百多首唐诗，闭着眼睛，一个字不带差的。现代诗能背七十多首，不服就来。”
他把日记本拿过去，变戏法一样空中抓出一支圆珠笔，嗖嗖几下写完，顺手往桌子上一丢，日记本滑落到桌子后头去了。我原以为他会给我看呢。
就这样，僵局打破，这位自称韦国庆的大汉虽比我大不了几岁，却见多识广，短短时间里，他向我展现了好几种方言以及天南地北多种知识，包括我闻所未闻的诸如玉石翡翠等冷门偏门。
“去他姐的大腿！”是他的口头禅，同时还要挥一下胳膊，力量特别足，铁棍子打过来也给挡回去了。他的双手疤痕累累，小手指异常粗大，跟大手指差不多。
“中国足球——”我说。
“去他姐的大腿！”韦国庆劈头一句。
中国足球就不再谈了。
他发现我在注意他的手，便双手伸到我面前，正反转了转，然后迅速抄进裤兜。
“这些伤疤是永远抹不掉一个男人同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佐证。”
我说，“我从未见过这么粗的小手指。”
他不以为然地哼了声，似乎埋怨我抓不住重点，“女人啊，女人最最妙不可言了，她们柔情似水又毒若蛇蝎，貌似天仙却见钱失节，淫荡无耻又假装正经。”几声轻微的敲门声终止了他的咬文嚼字。
“他回来了。”我说。
我俩朝门口走过去。
韦国庆大吼一声，“谁？”猛地推开门。
一个矮个儿小姑娘双手提到胸前，“妈呀”一声，嘴半天没合上，同时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不住地往屋里瞅。她的眼睛可真够大的，眨眼时，上眼皮不能到底就抬上去，脸庞圆圆，仅下巴颏儿的位置象征性地凸出来一点点。
“难道这不是杨明家吗？”她小声小气地问。
“杨明不在家。”韦国庆毫不客气。
小姑娘扭扭身，很为难似的。
“我找他有事。”
“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小姑娘往后退了退，“我给我表姐捎信。”突然又改口，“算了，他不在家就算了！”转身就走。
韦国庆伸长脖子，“你姐是谁？长得漂亮不漂亮？”
小姑娘头也不回，楼梯角一拐弯不见了。
韦国庆“咣”地关上门。
“小狒狒怎么不来？她炒的土豆丝真好吃。”韦国庆自言自语道，“杨明的妞儿，常来这儿，做做饭，洗洗衣服。”说着伸出手，手心向下，停在腹部的高度，“也是个小乖乖。”然后拇指跟食指做成个圈放到眼睛上，“戴眼镜的小乖乖。”
我心想杨明到底有多少个小乖乖？
韦国庆重新捡起他关于女人的宏论，从抽象转到了具体，喃喃念叨出几个芳名，扼要点评她们的床上表现，可不管所提到的女人我并不认识，只顾自己往前撂，等意识到他的唯一听众已被他远远甩到大后边，才不得不停下来补充上简短的解释。我猜这可能是韦国庆每一次开口，都首先把倾听者当成跟他一样深知内情，在他大谈宝石的时候，他就把我认定为珠宝行家，期望我能跟他合拍，对着他手捧着各式各样看不见的宝石眉飞色舞呢！而我只知道玻璃，没见过翡翠和田玉，更不用说红宝石蓝宝石了。
我不由得想，如果把我换成杨明，让他跟韦国庆对着吹牛，那才有意思呢！不过，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杨明对风流韵事的理解跟韦国庆并不同频，茫茫然无以对。
“全是高高大大的漂亮妞儿。”韦国庆咬牙切齿，双手撮着掐住什么，前后推搡，突然失声笑了，放开手，一指桌子上的日记本，“不像我这朋友，啧啧，一群小崩豆子。”
“我们俩是货真价实的好色之徒，”他宣称，“非常多情，特别痴情，还讲义气，操，现在没有讲义气的了，都只认钱！大连街上扒拉扒拉，找不出我俩这样的，既认钱又讲义气。”他顿一顿，“我过去可不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的钱都大把大把花到女人身上了，万贯财产挥霍一空。我的金钱观是：钱再多，攒着不花等于没有，花在女人之外就是糟蹋。谁？”
一阵门锁响，杨明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穿戴新潮、风采照人的姑娘。两人站下来，望着我笑而不语。
很快那姑娘绷不住，咯咯笑出了声。
“高志红！”我抛下韦国庆。
“为民！”
若不是我向来古板拘谨，我俩应该拥抱在一起。杨明就是这般出人意料，我原本是来请他跟我一块儿去高志红家，他却已经把她给领来了。真好笑，昨天我还为如果我带杨明去见高志红，高志红是否会介意而再三思量呢！
“好久不见，志红。”
“好久不见，为民。”
“好久不见，为民，好久不见，志红。”杨明说。
“真是的，好久不见了，连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高志红对着我说，然后转向杨明，“多久了？”
“好多年了。”杨明说。
“谢谢为民，不是你回来，不知何时我们才能聚到一起。”
杨明提议去丽东酒店庆贺一下，高志红拍手赞同，我欣然接受。这是我们三人小团体——学习小组——的聚会，没有理由邀请韦国庆，只能让他继续担当守门人角色。可以肯定，这会儿他发现了一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的美人，他盯着高志红看的神情赤裸裸，简直有些不能自持了。
我们从杨明家出来，走下楼，来到街上。
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从我们身旁跑过，沿着已经拓宽了许多、当年我们玩雪橇和滑轮车的马路四散而去。
高志红挽着我和杨明的胳膊，慢慢向下走，走到底，过了石桥。
丽东酒店傲立山半腰。我们选了临窗坐下，樱花街全景，一目了然。远处海面平坦无垠，摆着大大小小许多船只。一艘油轮正驶进码头。
这里望得见樱花树林，望得见派出所的水泥楼，以及我们当年一起上学的育忠小学。
交谈自然地由学校开始。闸门一打开，往事洪水般淹了过来。
“看望安波老师了吗？”高志红问。
“看了。她还问起你了呢！”我说。
高志红一声感叹。
“一事无成，辜负了安老师的期望，她对我那么好。唉，时光飞逝，我发现一过十八岁，时间飞了起来。”她转向窗外。
我追随她的目光望去，似乎真的有一道白光掠过街道，飘然而去。
她闭上眼睛。
“我想起了你家那房子，门前的石头台阶——”
“就在那座花坛下面。”
“为什么要都拆掉！留个一栋两栋也好啊，”她大睁双眼，“它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说罢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恨恨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有三年多没回街道了呢？”
我和杨明没有作声。
“为民，”高志红想起来一件事，“你的女朋友怎么没来，我以为——她是干吗的？家在哪儿住？比我年轻吧？”
“分手了。”我说。
“怎么分手了呢？”高志红叹口气。
“不怎么。”我说。
“为民，你要是个女的，我会喜欢。”杨明说。
我和高志红都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反正他匪夷所思的言行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就是这样，随便谈点什么都会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一会儿回到了当年一样心旷神怡，一会儿又即将分手永不再聚那样伤感惆怅。重逢开启了青春之酒，芳香四溢，一饮便醉。酒后的心跳，彼此感知。
另一桌围坐着五个年轻人，两男三女，欢声不断。女子浓妆艳抹，男子穿戴讲究。
生活实在是太浩大了，远远大于一切人为的设想和愿望，它让我们相遇、相识，让我们分手、相聚，让我们悲喜交集又轻轻抹去了它们。
高志红突然严肃起来，她说，“今天是我们相聚的好日子，也是我向你们道别的坏日子。”
“怎么回事？”我问。
高志红没有回答，神情黯然。
杨明不耐烦了，他说，“志红要出国生活了，下个月就走！”
高志红抓起酒杯，一口见底儿，又自行斟满。
“好些事不能由我们自己做主，随波逐流吧。”她苦笑了一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想起关于她傍大款的议论，愤愤不平。
“怎么说出国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不是？”高志红安慰我们说，“我只是舍不得咱们这些老朋友。就怪你，为民，你不回来就好了，你不回来，这些缠绵只在心里。”
“不谈这些，”杨明摆摆手，“为民，难道一辈子当个警察了？”他根本不给我回答的时间，紧接着说，“我可不想挣那几个死工资，我想有钱，很多很多钱。时势造英雄，早晚干一番大事业。”
“你想做哪行，服装还是食品？”高志红问。
“小买卖我不感兴趣。”杨明说。
高志红朝我一撇嘴。
我笑了。
杨明说，“我知道你们不信，等着瞧。”他把我也算上了，我笑是因为高志红的表情可爱，没有怀疑他的意思，这年头何种意料不到的事情没发生过？别说一夜之间产生个暴发户了。
一刹那，我感觉非常孤独和失望，说不清因为什么，近在咫尺的杨明和高志红，显得遥远而陌生，今天的重逢喜悦，仅是一种虚幻的喜悦，既不作用从前，也不影响将来，短短时间里，让我们品尝一下滋味便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透过大玻璃窗浏览山景、街景、海景，却无法看懂哪怕一点点彼此的心思，但是，我不甘心，我觉得不应该只是这样。
吃过了饭，我们去歌厅唱歌，高志红唱得投入，嗓音也好。杨明五音不全。我唱得一般。唱够了我们去打电游。我赢了一个布娃娃，杨明赢了两袋甜甜圈。
我俩把奖品交到了高志红手上。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三个人倒退着分手。
高志红站住，说：“挽留我吧，你俩谁说一句不走了，我就不走了。”
我跟杨明面面相觑，几乎同时单腿跪地，向高志红伸出双手，不等高志红向我俩跑来，我俩又相互揪打了起来。我演得很投入，杨明也是，最后他捂着肚子做受伤状突然倒下，把高志红笑得不行。她走过来，同我一起把杨明拉了起来。
第二天到所，我接到通知，跟老李大叔去上海，当晚就走。这无疑一趟美差，如果所里人员能打开点儿，轮不到一个新人头上。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高兴不起来，我不但没有得到了什么的感觉，却有一种正在失去什么的感觉。
所长表扬了我，“小伙子性格挺沉稳，不错。”
“没去过上海吧？我都没去过。这个季节好，十一月，不冷不热。”老李大叔找了个本子，把大家要捎的东西一一记上，并附上规格、式样、颜色、大连的售价等等，足足写了三页。“回家准备一下，毛巾香皂牙膏牙刷喝水杯，该带的都带上，晚上七点码头大台阶上见。”
不到七点我俩都到了码头，早早排上了队。我买了张足球报，可始终心不在焉，看不进去。老李大叔觉得诧异，“小陈，咋忧心忡忡的，家里有啥事没办利索？”
候船室里，灯光下，人来送往，如梦似幻。
“小陈，你怎么了？”老李大叔说，“小陈！”
我听到了召唤似的，跑离了队伍，朝着电话亭跑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拨响了高志红的电话。
“志红，我是为民。我要告诉你，我不想让你走，我希望你能因为我留下来。我现在在码头，准备出差去上海，一切等我回来！”我不管对方已泣不成声，挂断电话，回到老李身边。
“小陈，你彪了？去哪儿，干什么，你告诉我一声不行吗？”
“嘘！注意！”
广播喇叭正广播找人。没想到这次找的人是老李大叔和我，要我们停止上船。我俩提着包裹来到广播室门前，所里的司机小何在门口焦急地等着我俩。
“出事了？”老李大叔问。
“持枪抢劫。下午五点半，甘井子商城门外，两个歹徒打死一名保安，抢了商城送银行的钱袋子。”我们急急忙忙上了车，小何打上警笛。
“歹徒呢？”我问。
“逃跑时摩托车撞翻了，被高所长追到炮台山，钻防空洞里了。已经调来武警包围了山头。”
“能肯定那俩家伙还在洞里？”老李大叔问。
“洞与洞之间都是相通的。”我说。
小何说，“高所长知道小陈熟悉防空洞。小陈，你真的对所有的山洞都熟悉？”
“闭着眼能摸出摸进。”我回答。
临时指挥部设在游乐园身后不远一座凉亭里。分局领导和部队领导在讨论方案，有几个人冲着对讲机喊话。外围站着一圈持枪荷弹的战士。从这里俯视山下，樱花街历历在目。
高所长简单向老李大叔和我介绍了情况，转向我说，“大个子，这回看你的了。”
“先看看那个洞口！”我说。
我们来到洞口。
我心头一喜，表面上看，它与其他洞口没什么两样，但其实它是条死胡同，是炮台山为数不多的死洞之一。两个歹徒本想进旁边的一个，那是个活洞，但被高所长他们追得紧，慌乱之中没有能够砸开铁门。
“小陈，你能肯定这是个死洞吗？”高所长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
“百分之百。”我说。
“这么说两个王八蛋还在里头。喊话，缴械投降！”高所长转身去找局长。
很快在洞口架起了喇叭，还调来一位女播音员。
喊话了好一阵子，洞内始终没有反应，仿佛我搞错了似的。
夜幕降临，喊话停止。
射手各就各位，分三组轮班，每组五个人。
高所长一副久经沙场的气派，不时关照我不要紧张。我不是紧张，而是兴奋。
夜里十一点左右，山上来了风，树上的枯叶掉下，落在晃动着的树影上，水面漂浮一般。身上感觉有些凉。射手们一动不动。我们隐蔽在较高处，隐约看得到洞口的上半角。
突然枪声大作。两颗照明弹打上天，照得如同白昼。
我们派出所这组迅速出击到射手后面，以做支援。
看不到那两个罪犯。老李大叔叫我别乱动。战士换弹夹的声音扣人心弦。开始闻到火药味。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他俩躯干部位中弹较多。杨明歪着头，呈坐姿靠在一块巨石旁，紧握着手枪没撒手；韦国庆仰躺在地，身下压着装满现金的钱袋子，大“五四”甩出老远。高所长一眼认出了他，“宝石走私犯，刚刑满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