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很快，“忘事”的问题困扰到每一个人。老头儿们忘记和老李的矛盾，头天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看老李忙碌，第二天早上就会笑着问她睡得可好，但有时候醒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第一件事也不是去看桌子上的备忘录，而是到处乱窜，花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们忘记了准备带钱老师被周立全打耳光的事，忘记了写告状信的事，忘记了去找县长的孙子讨钱的事。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几乎发生过。但最离谱的还是孙老善。那天，他醒来后走到楼下，直接推开老李的房门，喊她起来烧壶水泡茶——那是他之前的习惯，他把老李当成他过世的老伴了。老李立刻翻身下床，迷迷瞪瞪往外走，但她忘记了厨房的位置，在屋子中间转了几个圈，正想发问的时候，孙老善和她同时想起自己的处境，一个急忙回楼上穿汗衫，一个回到房间去看备忘录。

现在，他们知道这件事跟食物和药一样重要，他们明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孩子们把他们忘了，而是他们会忘记孩子们，这件事比任何事更让他们难以忍受。一想到脑子里贮藏的所有童年趣事、过去的生活场景、儿孙们、饥饿和河豚鱼的滋味，万万不能接受，还有妈妈的样子、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去过的地方、儿子所有经历过的事，这些记忆，这些支撑灵魂的记忆，如果被偷走的话，那跟要了命又有什么区别，那跟植物人有什么区别，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被夺去了全部所有！那就是天塌下来了。

如同一张大网从天上直往头上掉，而且他们看到大网的纹理，简直铺天盖地，密不透风。

还有一件事也不能忽视。他们看到有人在岛上出入。

有一天，他们看到江滩上有几个人影在走动，退回屋里，发现是几个十多岁的男孩在玩，想起来可能是放暑假闲逛的学生。这里是冒险的场所，是游戏的最佳位置，虽然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玩游戏，可是也很难说，他们会不会把这里当成冒险的乐园玩征服游戏。

如果我们对峙起来，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中最小的两个人都可以干掉我们四个。孙老善说，我要找几把锄头和铲刀出来，这些东西就在偏屋里，在石头上磨一磨照样能用。四个人挤在窗口紧张地朝外看。孩子们手里多多少少都拿着东西。有人拿着树枝，有人扛着一把喷水枪，还有一人手里抓着篮球。他们看到的不是玩耍的孩子，而是潜在的危险。孩子们手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当成武器砸过来。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半大的孩子们会是他们的敌人，这会儿却同时感到害怕。他们深知自己的老迈是一目了然的，那些孩子如果站在跟前，也同样对他们的软弱一目了然。这些想法让他们的心跳加速，呼吸加重，孙老善开始瑟瑟发抖，也可能是站得太久所致。年轻代表着未来，他们过去多么喜欢年轻人呀，但是现在，年轻人代表着进攻和危险，令他们感到恐惧。所幸孩子们只在堤坝上玩了一会儿，爬了一下山，折断了几根树枝，逮了几只知了，又捣了一个鸟窝之后就开始往回撤。他们的叫喊声渐渐消失的时候，几个人才松了一口气，从窗户边走开。

那天夜里，孙老善在梦里就跟这几个男孩打了一架，他叫起来：走开！走开！走开！

钱老师被吵醒后，把这一幕记了下来：孩子们在梦里冲了进来，但我们白天没有受到攻击。

他后来——因为迟迟没有重新入睡，补了一句：我们的位置算不上安全，房子是这个岛上最好的，反而更容易成为目标。

第二天早上，老李贡献了一个计划：把自己的金链卖掉，去聘请一个律师，让律师去和孩子们沟通。律师跟警察不一样，警察是公家的，律师是为自己工作，他们拿了钱，会做警察不肯做的事。到时候可以让律师一纸诉状送到法院。老李问大家是同意把链子卖了换粮食还是找律师。这一回，老李决定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

她等在那里，好大一会儿，没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

这个事有什么好反对的呢，这是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哪！我女儿在日本遇到事情总是会先咨询律师。老李把不解的目光挨个投向三个老头儿。

老赵说，我来讲一个故事吧。我在上海的时候遇到过一对老夫妻。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但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男的是大学教授，女的是高中老师，他们有一双儿女。有一次为了一个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他们跟楼下的一个本地住户发生了一些冲突。对方是老上海，当过知青。两个人一言不合，可能是对方先动的手，老教授吃了亏；也可能是老教授跟不上对方的语速，拿手指指了别人才让人捣了一拳。本来这事被人劝解一番后就结束了，各自被劝回家。可是回家之后，教授的老婆越想越气，就到派出所报了案，她要求不高，就希望对方给一个道歉。没想到噩梦从此开始，她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对方的“伤情鉴定书”和一千块的赔偿要求。一千块数字不大，可是太窝心了，明明自己被打了。教授两口子不甘示弱，也去医生那里搞了一个“伤情鉴定书”，也是轻伤，也要求对方赔一千块，外加道歉。对方没有接受，反而去法院递交了诉状。为了尊严，他们也递交了诉状。他们听说对方的亲戚就在区法院工作，教授找到了自己在市法院工作的一个学生，对方又找到了在省法院工作的亲戚的亲戚。两家杠上了，互不相让。具体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官司整整打了六年。

最后谁赢了？钱老师问。

教授赢了。老赵说，问题不在于输赢，在于代价。教授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他的女儿本来在一个外企工作，长得很漂亮，也有很好的前途，为了父母的官司，不得不一趟一趟往法院跑。为了早点摆脱官司，她也曾经私下找对方和解，愿意私下赔钱给对方，只求对方给她父母一个道歉，但是对方的子女也有类似的想法，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拿到赔偿款之后，教授转手把钱捐给了希望小学，以示六年来只为尊严而战，不为钱财。官司之后大约三个月，教授的女儿得了重度抑郁症，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病情一直有反复。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孩从自己房间的窗户跳了下来，因为预估不足，掉在一丛灌木上，只擦破了皮。这个时候距离官司结束已经快一年了。他们当时没有把官司和女儿的病联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孩在半夜冲到父母床前，把她干的所有事都兜了出来。因为夜太深了，她的话清晰地从窗户或者其他地方冲了出去，被一些耳尖的人听到了：为了尽快摆脱父母的官司，这个女孩不得不一次次行贿。一开始自然是买点好烟好酒，后来只能陪律师和法官睡觉。现在事情结束了，她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事在楼道里传开了。老两口捂不住女儿的嘴，只好用被子把女儿整个人裹在里头，差点把这姑娘活活闷死。第二天送到医院，说是精神分裂。好不容易女儿的病情缓解，生活能自理了，没多久，教授的老伴也得了神经衰弱，天天喊头疼。可能现在还没有好呢。

不值得。老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不知道不值得啊！后来他们搬到了赵光军的小区，但是风声还是走漏了，有人认出了他们，后来他们只好又搬走了，搬到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去了。

找律师的念头在这样一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就像水掉进了水里，在每个人的心头彻底消失了。

我还有一个比较省力的办法，预感到大家又会长吁短叹一番，钱老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

二顺吾儿：

有一事相告，我手上有两只康熙年制的古董花瓶，曾经放在家里，里面塞些针头线脑，后来有人上门收购，出价五千。我没卖。因为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有人张口出价五千，那么它应该值一万。但是后来我把这事给忘了。最近，又有人来收购。他们出价三十万。眼下我确定这是真正的古董。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不能卖，应该交给你处理。如果你得空，就回大望洲一趟，我目前住在孙老善家。

后面附上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原来你有古董？老李看完信惊喜地说。

我没有。钱老师白了老李一眼，这是诱敌术。他们可能不爱父母，但不会不爱钱。你们可以照着这个意思写，然后寄给他们，能来几个来几个，来了见上面再说。

原来如此。我一看还当真了。老李讪讪地放下信，让到一边。

除了老李，其余的人都顺从地照着那张纸抄了一遍，在信封上写下孩子们的地址，但是谁也没有把握这些信能准确寄到儿子们的家。毕竟发生了这样荒唐的事之后，不能指望邮政系统完全运行正常，因为过去的逻辑和节奏都失效了。说不定这个信一放进邮筒，一把火烧了邮筒的事就会发生；或者运载这些信的车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车里的邮件全部掉进了河里，捞出来的时候都被泥糊住了；或者干脆，这些信在投入邮筒的时候就自动消失。反正，要有出纰漏的思想准备。

这是他们来大望洲的第二十五天，孙老善特意换了一件最近频繁使用，领口和肩膀都已经脱丝的丝绸对襟衫，这件衣裳无论什么时候穿，都能使他感觉到一种尊贵。就是此刻，在没有空调的乡下，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件衣服仿佛唤醒了昔日的尊严和骄傲，他神情严峻，拄上拐杖，戴了一顶过去的草帽，拿上大家的信，挺了挺背，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迈开了第一步。老赵紧随其后，他没有特别上档次的衣服，当初仅有的一套洗洗晒晒，旧得很快，他没忘记戴上那个用了很久的口罩。他们的任务除了寄信，还有找粮食。帽子和口罩增添了他们的神秘感，钱老师以药吃完不能动为由没有同行，事实上他因为写了这封信，已经觉得尽了很大的力，而前一个星期的粮食都是老李的首饰换来的，一种隐形的公平，他和老李留在家里。但他们对老赵和孙老善能搞点吃的回来这件事，并不抱乐观态度。

孙老善用仅有的硬币买了几张邮票，把信投进邮筒后，两人发现无事可干。他们步履缓慢，踏地无声地在镇中心闲逛起来。先是在超市门口绕圈，后来又朝相反的方向转悠。经过药店，但没有进去。此行越发没有意义，空耗神思，后来他们累了，停在了菜市场。环顾四周，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所有他们用得着的东西，急迫需要到手的东西——一个月前还司空见惯、挑三拣四的物体和食物现在都那么诱人，那么珍贵。看着人来人往的集市，他们茫然地转动眼珠子，就那么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好像眼前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随时会消失。

等了好大一会儿，天越来越热，他们往街道的西侧走去。他们的记忆里，那里有一个水塘。等他们到达西街的时候，水塘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长排房子。房子的墙上刷着白色的油漆，到了下午四五点，他们觉得很渴，孙老善支在他的拐杖上，张着嘴喘气。他们很想喝口水。正在这时，他们看到一个背阳的墙根下有一个小小的纳凉处。一把写着“如意康复院”的红色大遮阳伞下坐着三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尖尖的脑袋，花白的头发有点儿鬈曲，挨着她边上一个穿着白色看护服的小姑娘懒洋洋地靠在墙边的一个铁架子上玩手机。那个姑娘的小腿白得亮眼，她的手机有时是鼓点激烈的音乐声，有时是如怨如诉的猫叫，她的手指快速地划拉着，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她的牙齿白皙齐整，一个挨一个亲密无间。她的脚闲来无事，时不时地踢着一个塑料板凳，除此之外，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好像她自己手里的手机才是宇宙的中心。过了一会儿，小姑娘站起来，眼睛仍然盯着手机，嘴里说，我去拿点儿西瓜。然后从墙根下往屋子里去了。

老赵说，真会选地方，这块地方，背阳，又有穿堂风，一点儿不热，还有西瓜吃。

孙老善说，是啊，此一时，彼一时。我以前看这些人就跟看活死人，要是一个月前，孙小林说送我来这地方，我肯定气得发疯，现在，我巴不得也有这么一间屋子，还有人伺候我，哪用得着像咱俩这样无依无靠，滑稽可笑。

老赵说，是啊，能有这么个地方住着，他们定期来看看我就行；就算不来看看，只要承认我是他爹，一年打一个电话，我也心满意足了。

说完，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又转过头很羡慕地看着几个老年人。一阵风吹过来，遮阳伞下那些人的脸上并没有他俩以为的那种欢乐和享受，甚至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空白的糊涂着的脸。尤其是离他俩最近的那个老头儿穿一件市面上很难买到的背心。他的前胸和后背糊在一块儿，手指像风干的树枝，手腕上戴着一串看上去不值钱的佛珠。看上去有八十多岁了，他下巴上的皮耷拉在胸口，宣示他曾经胖过；几根白发潦草地盖在头皮上。另外几个老人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年轻一点儿，也都毫无活力，他们谁也不看谁，彼此毫无交流，就光顾着盯自己眼前的那小块空地。空地上除了一片松软的泥土和几株矮灌木，什么也没有。他俩盯了老半天，四张轮椅上的人始终完全不交流，没有目光对接，连手势也没有，每个人都各自佝偻着身子，盯着自己面前的那块地。

看了一会儿之后，老赵像是发现了什么：你看这几个老年人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

他们走近了几步，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这几个老头儿，个个头顶稀疏，最老的那个腮帮子瘪塌塌的；有一个眼皮耷拉下来，几乎看不到眼珠子；有一个个头貌似很高，胳膊长长地垂落在两侧，整个人折在轮椅上，看上去很不舒服。见到有人过来，他们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孙老善一步一步靠近那个区域。他装模作样地对戴佛珠的老头儿说，最近还好吧？边说边左顾右盼，绷着神经，摆出一张亲切的笑脸，好像他是对方的弟弟或其他重要的亲人，专门千里迢迢过来看他一样。那老头儿没有理会，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但是仔细看，会发现他的上嘴唇在微微颤抖，有想说话的冲动，又或者像在念神秘的咒语。

老赵眼尖，看到那位老太婆的耳朵上有一对银色的耳环晃了一晃。他向孙老善指了一指，孙老善也看到了。他们走到那高个子老头儿跟前，把他一只手拿起来掂了一掂，那只手像根绳子一样耷拉在他的手心。他一放，那手臂无声地垂落下去，一点儿力量都没有。他们大胆地看了看那老头儿的脸，他的嘴角拖着一条细细的口水，一直沿着纹理往下巴滴。意识不清哪！他们又看了看轮椅旁边的小袋子。老赵伸出手在小袋子里面掏了掏。他做这一切都十分自然，好像他是受什么人指引着这么做，做一件毫无错误可言的事。他掏了一会儿，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百元大钞。他二话不说，一把把钱捏进手心，把袋子放回原处。孙老善看见了，把拐杖小心地支在轮椅背面，依葫芦画样一样，一言不发地摸索他身边那个老太太的耳朵。

老太太的头轻轻地动了一下，随后发出一声声量很小的叫声，可能是孙老善碰疼了她，但她的声音细弱，就连离她最近的老头儿也没有转过头看一眼。现在他们确定，这些老人显然除了不能动弹，耳朵、脖子、嗓子都不灵光，脑子更不灵光。这是一群糊里糊涂的将死的生命，虽然如此，孙老善还是略略有些紧张，他摸了很久，看不清扣在哪里，笨拙地用力一扯，引发老太太一声嘶哑短促的叫声——那对耳环到了孙老善的手心里。他顾不得看真假，揣进口袋。看到一张轮椅的边袋里有一个玻璃杯，他也顺手提了来，拿起自己的拐杖，但没有拄着，而是握在手上，两人脚步凌乱地走了几十步远，身后一点儿动静没有，他们又走了几步，才慢慢放缓脚步。脚步放缓之后，他们能听到彼此粗重的喘息声。又走了一会儿，他们回了一下头。那些人还保持原样，盯着自己的面前，没人喊“救命”“打劫”，就像刚才只不过是一阵风刮过来，又刮走了。两个老头儿不敢停留，还是跌跌撞撞地朝前走，两个人浑身是汗，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好奇，好像全世界都按了暂停键，就为了让他争取时间干这些事。现在，他们跑出一百多米之后，发现完全没有逃跑的必要，反而觉得渴得难受，嗓子眼都在冒烟，老赵打开杯子喝了一大口，交给孙老善。喝完一杯水之后，两人继续往前方走。但是不多会儿，两人又溜达回来了，就好像刚刚喝水的地方才是他们的出发地，他们如今回家了。两人找了块空地坐了下来，远远地看着那几张轮椅。又过了几分钟，刚才玩手机的姑娘一手端着一盘西瓜，另一只举着手机，像是在拍视频。她的镜头扫向了轮椅上的老人，最后镜头凑向西瓜，给了红彤彤的西瓜一个三秒的特写。拍完之后，她放下手机，坐回刚刚的塑料板凳上。整个过程她都没有扫一眼老人们，就像那是四个金属铸造的雕塑，只要还在原地就万事大吉。她一块西瓜接着一块西瓜地吃，一边吃一边继续玩手机。

两个老头儿远远看着小姑娘足足把一盘西瓜吃完之后才站起来，就好像吃完西瓜才是一场好戏的终点。这会儿，孙老善和老赵的体力恢复了不少，谁也没有说话，径直走向了一家超市。

他们拿了一袋盐、一包十斤装的面粉和五六个土豆。老赵把钱递给收银员的时候，孙老善两头看了看，拿了手边上的一块巧克力饼干握在了手心。

出门之后，老赵责备孙老善说：咱们有钱花了还拿什么呀，再说了，这东西含糖量高，咱们又不能吃。

给老李带的。孙老善过了一会儿才说，被老赵看见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接着又辩解说：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发现，把我抓起来，不管判几年，他们总得调查一下我的家属，到时候，孙小林就必须出来和我当面对质。

你不要忘了，现在什么诡异的事都有可能出现，他们可能不会通知家属，一上来就刑讯逼供，把你打死了直接送到火葬场。

这时一辆重型货车从眼前呼啸而来，见到两个在马路沿上的老头儿，并不减速，反而恶狠狠地摁了一声喇叭。噪声和车轮溅起的灰尘瞬间把两个人惊得差点滚下坡道。就像是为了验证老赵的话。老赵本来是信口开河，受此一惊之后，心脏剧烈地跳动，他捂住自己的胸口，很快，太阳穴也针刺般痛，他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孙老善也慢慢地蹲到地上，过了一会儿，他眉头紧锁，哼哼唧唧地说，老赵，我头疼。

中暑了可能。老赵说，我的心脏要爆炸了似的，也很疼，再坚持一下吧。他们拎着塑料袋，摇摇晃晃地往家走。经过上次他们搭建树枝防御战线的地方，孙老善突然站立不稳，扑通一下跌倒在地，他爬起来的时候，脑门和嘴巴都破了，满脸的血，吓得老赵连声惊叫。好在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个医生，凑近伤口，用自己的衣袖压住出血的地方。血止住了之后，老赵擦净了孙老善脸上的灰土。还好，伤口不大，不需要缝针。他们休整了一会儿，继续往家的方向走，这个时候他们的样子看起来更倒霉，更伤心——比他们早上动身的时候更窘迫，更六神无主。

一进门，钱老师看到他们两个人手上都提了东西，开心地过来迎接。同时，他也发现了孙老善脸上的血迹和伤口。天哪，怎么回事？你们经历了什么事？给欺负了？被打了？

老赵和孙老善装着没听到，也可能真的没听到，谁也没搭腔，洗了洗手就各自上床躺下了。老李做好土豆丝馅的包子，喊他们起来吃的时候，两个人都说头痛欲裂，不想吃也不想喝。

老李查看了孙老善的伤，从自己的房间拿出一管黄色的药膏，帮他涂抹上。但是老赵的头疼没有好转的迹象。老李帮他刮了痧，用冷水擦洗，还端了杯盐开水，可是老赵叫得非常厉害，超过了流过血的孙老善。老李说，要是中暑，这会儿也应该好了，真蹊跷。她说。

老李下楼之后，孙老善把白天的事讲给了钱老师。钱老师一听，连连摇头：原来你的伤跟抢人家东西没关系啊。但是，你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真是出乎意料啊，你们原来的心肠多好啊！

老赵辩解说，他们跟死人也没多少差别，看样子也不会花钱了。

不会花归不会花，可那些钱一定是子女给他们留着急用的。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坐牢吗？

你觉得我们还怕坐牢吗？我不怕坐牢，不怕进拘留所。我前天还做梦梦到他们带我去宾馆隔离呢，可是，没证据证明我们可能被传染了呀，是不是？他们被自己逗乐了，三个人同时笑了起来。老赵先是咧着嘴苦笑，越笑越开心，后来夸张地前仰后合；钱老师想憋住笑，看老赵那滑稽相，到底绷不住，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孙老善笑着笑着把自己呛着了，他一阵咳嗽，其余两个人过来帮他拍拍背。等他们笑停了，发现头疼的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

钱老师又问了一些养老院老人的情况，末了，好奇地加了一句，就算不能动，也不能说，更不能反抗，但是也许他们心里还是能想事情吧，说不定在心里一跃而起，把你们捶成肉饼。

是的，孙老善说，他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儿半身不遂，整天头歪着淌口水，到了傍晚，老伴拉根布袋，吊着他在小区里走来走去。他脖子上套一个收音机，一个听众炒股亏了，想寻死。我正好经过他身边，听到他口齿不清地在骂人：“鬼叫你高点买低位抛，好死不如赖活着，甩货！”

骂谁呢？

还能骂谁，收音机里有人在诉说炒股亏了。他指点迷津呢！他们嘴上说不清，心里可有数了。谁可以欺负，谁不能惹，世道怎么样，局势怎么变化，他都在心里琢磨呢。

三个人说东道西，很快振作起来了，他们相扶着起来，到楼下吃包子，每个人吃了三个。吃过之后，他们又像没事人一样聊了一会儿天。

细心的钱老师发现了一些规律。谈话不涉及真假的时候，大家都看上去不错。比如，老李又问起他们钱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们说是周立全借的。这时，他看到孙老善的眉头莫名其妙地皱了起来，像是一根针从太阳穴的位置扎了进去。老赵也有同样的反应。他们谈病毒、谈小时候见到的事情，头没事；他们胡侃国家大事，没事；他们聊隔壁村的新鲜事，头没事；他们回忆小时候逮泥鳅的事，头没事；他们研究安徽麻将和上海麻将的不同打法，头没事；他们回忆起在厕所的墙上看到的笑话，头没事。后来他们谈到中美战争，钱老师发表观点，他觉得两个国家各有弱点，但我们自己的弱点多一些。嗯，头没疼。他就大胆地说了日中关系、中韩关系、中伊关系，都没事。他说了食品安全问题、空气污染问题，无论下什么定论都不会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随后，他话锋一转，问了一下老赵年轻时调戏老李的事，老赵气咻咻地说“根本没有的事”，可问到他徒弟把精神病人放掉的事，他问老赵有没有责任。老赵说“我有什么责任呀”，这时候，老赵的牙龇了一下，像是刚刚从孙老善太阳穴上拔出来的针扎到他脑仁里了，钱老师心里有数了。他深信头疼跟讲假话之间有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想，他换了个话题，就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他谈到自己当民办老师时多么讨学生喜欢，咦？他的头嗡的一下，相当于一万响的鞭炮在耳边炸开。

原来学生不喜欢我。他赶紧补充了一句说：当然，我觉得他们喜欢我，但是大人和小孩之间的想法不一样。鞭炮炸过之后，纸屑落了满地，他脑子里的声音渐渐消失，就像体内发生了一场六级地震，身上像被抽去了一根丝，他无力地停止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