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那样一个夜晚。忽明忽暗的不肯远去的星星在天空闪烁，它们静默无声，每一颗星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暗门，那门背后，贮藏着一切世间的真相。

钱老师说，不要为难她了，我说几句。老李你不要难过，你比我好，你是养了两个姑娘。一个有骨气，一个有出息。瞧瞧我，养了些什么东西？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觉得这一些都是他们三个搞出来的事，你们是被连累的。

于是钱老师开始讲儿子们做过的坏事，包括：偷笋、偷鱼、偷鸡，逃学；躲在瓜田里装鬼，把偷瓜的人吓得尿裤子；把狗塞进别人家的腌菜坛子；游泳的时候假装溺水，憋着气沉在水底，把村子里的人都引到水里捞人……种种祸害，五花八门。

这些坏事被钱老师用嘴串联在一起，给人一种错觉：这兄弟三个从出生到成年，一生之中马不停蹄地调皮捣蛋、打架爬树、偷鸡摸狗，无恶不作，让人闻风丧胆。

他们没杀人，对不对？孙老善好像进入到电影情节里去了，一副想知道真相和结局的表情。

杀人的狗胆倒没有，都是些小毛小病，小乱小错。钱老师似乎又开始发烧了，他绯红的脸颊上挂着愁云，但是我确实没有教养好他们。揭完儿子们的短，他断断续续、唠唠叨叨地讲起自己的遭遇。他一九四九年春天生的，念到高小毕业，也不认得几个字，硬是靠自学学到了一些知识，懂得了如何思考和做人。二十二岁的时候，本村才建了一个小学，凭着能写会算，他放弃了做会计的机会，去做代课老师。一开始教语文，教得很好，学生们也很喜欢他的课。后来下放来了一个语文老师，他被安排去教数学，他服从了。后来学校提倡强身健体，他又兼体育老师，再后来增加珠算，他又去教珠算——反正像颗螺丝钉，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任劳任怨，可工资非常低，一开始每个月几块钱，后来涨到十几块，再后来二十几块，但是怎么涨都是学校里工资最低的。这样紧紧巴巴的日子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儿子一个接一个长大，好几次他都不想干了，他甚至也想出门做买卖发大财，凭他的能力无论做什么，都有可能比别人好，可是看到没有好老师教导，孩子们眼巴巴哀求他的样子他就于心不忍，于是继续教下去。他陆陆续续教了二十六年书。结果呢，结果不言而喻，他干到最后还是一个民办教师。第一批转公办老师，没有他；第二批还是没有他；第三批转的时候，他想他是这个学校资格最老、教龄最长的人，这回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是有人不放过他：举报他年龄造假。且不说我没造假，就算造了假，这是杀人放火的罪吗？至于剥夺我生存的权利吗？这世上无处不是这么一种人，见不得别人一点儿好，检举、揭发、告密，硬是让我没转成公办教师。此后他一直倒霉，身体也出了故障，一直到今天，在穷里、苦里和病里苦苦挣扎着活下来了。

而那些批他、整他、嫉妒他的人，过去和现在仍然有许多水平不如他的同事和后辈却浑水摸鱼，靠着关系和美色，或者什么也不干，光干耗着也转成了公办老师。这些人二十多年前每个月能拿到四百多、五百多，现在涨到三四千了，算是老有所养。只有我过得水深火热，累出的重病随时会要了我的命，还要看儿子媳妇的脸色，靠他们轮换着养活。如果命运公平一点儿，现在的局面就是相反的，因为有几个钱，儿孙们会来巴结我……他长长地叹息，叹命运不济，叹时运不佳，叹儿孙不孝，叹老无所依。

如果再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旧疾复发，头一个死掉的。他以大量的虚词和叹息来增加命运的悲惨，一副深受迫害、无力反抗的样子。

来大望洲近半个月了，回想起来比一生还要漫长。那一天傍晚，孙老善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既像人又不像人的声音，像小时候听到的来村上鹅毛换麦芽糖的叫唤声，又像是哪个妇女在唤鸡回笼，或者是浪头打在石头上。

更像是谁在哭。

谁哭？他问。

谁在哭？老赵问。

谁哭啦？钱老师也问。

他们下楼去找老李，她并没有哭，她在看照片。厚厚的一摞摊在她的腿上，她把照片放进枕头底下，她说她也听到了什么，还以为是他们中间的哪个又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了。

四个人站在客厅中央，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要把什么真相狠狠地看出来。恐惧清晰地挤进了这个房间，在他们的额头、眉心、嘴角和鼻翼处乱窜，几乎肉眼可见。他们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等着这种恐惧的感觉悄悄地消散，因为恐惧帮不了任何忙，只会让他们更六神无主，更烦躁不安。他们的心里都盘亘着一座大山，那就是钱的问题、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怎么样活下去的问题。没有蚊香，可以忍；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忍；真的，这是一帮吃过苦、吃苦的能力还在的农村人，但是没有降压药、降糖药和速效救心丸，以及没有米——这是生死攸关的事，火烧眉毛，不能假装不存在。

所有人心事重重，已经没有人再用手机碰运气了——昨天他们想到阿迪，阿迪生在江上的渔船里，他的父亲是船夫。阿迪比孙老善还年长一两岁，一生未婚，一开始生活在船上，打鱼为生，后来船烂了，搁浅在沙滩上，他挪到堤坝上搭了棚子。他也算和这几个人一起长大，看着这几个人结婚生子，以及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各奔东西。阿迪长年只穿着一件汗衫，冬天下雪天外面再套一个露出棉絮的冬衣，却几乎不生病。他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没分到地，冬天晒太阳，捕点小鱼，坐在狭小的船舱里喝酒，夏天则铺条千疮百孔的凉席。从来没有人通知他，但他几乎不缺席大望洲的任何婚丧嫁娶，他讨要一碗肥肉，一小杯白酒，心肠好的还会再给一碗海带汤、蛋花汤。

他一定记得我们。

他们沿着堤坝溜达了一圈，所到之处，野草乱生，原先的小溪里积满了淤泥，枯朽的树木倒在路上，无人挪到一边。建筑物倒是都在，鸡圈、旧式茅房、猪笼，所有的房子上都挂着锁，即使窗玻璃早已稀巴烂，能同时钻进去两个人，锁也锈得糊在了一起。每一户人家都曾经人丁兴旺，那些磨得圆滑的门槛曾经每天有人进进出出，那些窗玻璃上或者有窗花，或者有残留的“囍”字。过去这里有人结婚，有人过大寿，有人死亡，如今这些都不存在了，这些形态各异的锁像一个个无声的宣言，宣布此处已经是不适之地。走到老赵的家门时，大家停了下来。可是老赵本人似乎花了更久的时间才认出这是自己的家，几年没有砍伐的藤蔓完全把前面裹住了。前门门板发黑，门前的地面上是一大片雨水的污渍。冬天的时候，许多人摸过这屋檐下的冰溜子。几乎每个小孩都试着用舌头舔过冰溜子，然后又恨恨地把它砸个稀巴烂，像是固定动作。许多年见不到冰溜子了，全球气候变暖了。老赵跌跌撞撞地摸到屋后，他种的那棵桃树早已经枯死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钱老师问老赵。

一台我老婆陪嫁的缝纫机，不能用了；一张四方桌，柳木打的，用了三十多年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应该也还在。

不知道为什么，他记得这么清楚，使其余三个人听了万分难过。

经过老李家门的时候，那情景更是凄凉。这房子还是老李刚嫁过来的时候修的。后来小陶突然没了，紧接着女儿离家，婆婆离世，邻居们后来开始过上好日子，重新盖楼房，每家每户都加高了地势和墙高，导致老李的房子像是害臊似的缩到坡下。下雨发大水的时候，泥沙冲刷，这个房子竟然几乎埋没在土里了。它孤零零地陷在低处，屋顶的瓦在不同时期破碎了，屋后枯枝败叶搭在上面，看上去像个脸上布满了不干不净沟壑的愁眉苦脸的老头儿。

我以为再也不用回来了，女儿们不在，这里对我没有意义，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老李把头扭过去，三个老头儿赶紧转移话题，安抚她，继续向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巡视过了，后来到达坟场。一片杂草中间，有隐隐约约的起伏，原来坟场竟然也平了。好像这里不是曾经埋死人的地方，好像那些深藏的尸骨从来没有存在过，好像清明、冬至，那些坟头跪着的子孙也没有真的存在过，好像这一切都没有真的存在过。

老赵站在一个微微隆起的地方。他说，这里埋着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她的家人问她的男朋友要彩礼，她男朋友被婆婆指使来恫吓她，说如果她家再要彩礼，他就不娶她了。那不是他的意思，他只是被家人逼着来说这话，可是她当真了，她怨恨父母卖女儿，又怨恨男朋友如此轻易退缩。她的失望是双重的，她的孤独是加倍的，勇气就那样被挤压出来了。她喝了一瓶农药，几个钟头没人发现，毒性发作的时候她突然后悔了，她从房间里走出来，走到父母的房门口，难为情地说，我喝药了。那时是夏天，发着大水，那时的长江动不动就发大水。老赵到的时候，邻居们已经帮她灌了一盆肥皂水。家人不愿意惊动其他人，怕外人知道了笑话，也没有派人去找船，只想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像走亲戚一样送出去，可是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那孩子没有坚持到天亮。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钟头，死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热水烧开的声音、瓢与瓷盆相撞的声音，脚步摩擦地面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小心地说话，轻轻地呼吸，他们太怕引人注意了，就好像死神没有被吵醒，天亮就会自动走开的意思。那孩子一贯乖巧、懂事，会看脸色，如今更是羞愧不已，她一声不吭，因为自己造成家人和医生在黑天里进进出出而觉得万分抱歉，好像只有自己安静下来，才能弥补给别人增添的麻烦。她忍耐着胸口剧烈的疼痛，只是人在向她灌肥皂水的时候，她轻声地说，不要拉扯我，我自己来。她发紫的嘴唇慢慢凑近碗口……

死前的几个小时，她大小便失禁，屋子里弥漫着剧毒农药、肥皂水和粪便的臭味。她在那样的气味里慢慢呼出最后一口气，她的头侧向门口，眼睛里充满着对生存的渴望，无限留恋地等着门口出现未婚夫的身影。她没有哼哼，即使五脏六腑全部被剧毒烧坏了，她还想保持着端庄的、骄傲的笑，像是随时应对心上人盛装前来……老赵陪着她，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如果她在的话，现在也快五十了。老赵说，那是死在我眼前的第一个人，而且是个女孩，我小时候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总觉得有一天我们会遇到势不两立的敌人。可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突然明白了，“敌人”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陪伴在我们身边，有时候就是最亲近最信任的人。

钱老师在另一片墓地也不走了。

我妈的坟也在这里，好像也不在了。

我妈一直肚子疼，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在大队里挣工分。我妈妈经常喊肚子疼。有一次，她疼得受不了，就想请医生来。

我从来没有帮你妈看过病，一次也没有，老赵说。

那时你还不是医生嘛。你当医生的时候我妈已经不在了。

哦，是的。

那时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是胡医生。胡医生来过两回，他说我妈可能是阑尾炎。

他跟我妈说的。我妈让他跟我大哥重说一遍。我大哥问阑尾炎是大病吗？

不算大病，但是不割也不行啊！

不割一定不行吗？大哥问。

那也看情况。医生在我大哥的追问下，缓缓地说：也要看运气。有的人没割也好了。

对嘛，我就说嘛，我们农村人什么苦没吃过，不可能得了个阑尾炎就到医院去。你帮着开点药吃吃嘛。

医生就开了药给我妈吃。我妈每天吃，可是不管用。她的肚子越来越痛，后来不能做饭了，不能蹲下来洗衣服了，甚至也不能走了，就只能躺在床上。她很想到医院去，但她也不能直接说，她就天天呼喊钱谢万。“钱谢万！钱谢万！”我当时也不懂她为什么一直喊我侄子。事实上她喊得越凶，我侄子越不敢到她床前去。她白天黑夜地喊，后来又喊“条子！条子！”但是我们都没听懂。等我听懂了转告我大哥的时候，我大哥说找不到什么条子了。

等我妈死的时候，在她的枕头下面发现了条子。条子包在一块围巾里。打开围巾，是一块绒布。翻开绒布的一瞬间，我还真以为梦想成真，她藏着什么金银细软呢，结果一看，是条子。

我是听说你妈妈死的时候喊什么条子条子，人家还以为你妈妈在屋后藏着金条，你妈死后好几个月，都有人带着铲子在你家屋后挖了又挖，这个事我们也听说的，老赵说。

那就是个误会。我们也希望传言是真的。要是真的，上房揭瓦、翻地三尺都没关系。但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兄弟心里都清楚，屁也没有。

那到底是什么条子呢？

那个条子那年头根本派不上用场了，那是她痛糊涂了才乱叫的。钱老师不太愿意去解释“条子”的内容，更乐意介绍“条子”的功能。

这里到底埋过多少人？

这个话没有人问出声，但盘旋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自从大望岛存在以来，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死后都会埋在这里，但是，近年来，尤其是这十几年，人们不但不住在这里，也不死在这里，似乎更不会惦记留在这里的一切。总有一天，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会彻底离去，这个地方将会重新变为神秘之地，会成为过去，以及下一代人的远方。

几个人继续往前走，眼前、侧面、江边、内坝，到处没有阿迪的人影。

一轮下弦月悬在空中，远处灰色的浪花有节奏地拍打。一艘船，又一艘船，无声地从眼前静静驶来，又悄悄驶远。

也许他已经死了。

也许他在我们走之前就已经死了。

所有人都开始沉默，忽然间语言失去了意义，只有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才收拢了他们的心思，令他们心有戚戚。

来大望洲这么久，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就是这四个人此刻同心同愿，和平相处，抛开了社会关系，他们平起平坐，相敬如宾。那天他们商量好了，一致决定早上和中午每个人都只吃一碗稀饭，晚上那顿，尽量不吃，早点睡。可是毕竟吃惯了晚饭，一时还不太习惯。当晚老李还是走进厨房，用剩下的一点儿面粉摊了一块鸡蛋饼，味道很鲜美，但量很少，每个人只分到了一小片。

吃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像唯一的问题。虽然每人都吃了一片饼，但显然，每个人都没有饱，钱老师和老赵都没有吃饱。因为才刚刚收拾好桌子，老赵就问了一句：还有多少米？

老李的脸腾地红了，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也许过去小陶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这么问她。老李似乎忘记了自己并不负有“保证缸里有米”的使命和义务，她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好像没了，的确没了！

但是，不等老头儿们开始有什么情绪，她赶紧补充说，她想到镇上的银行去看看，她还想试一试银行卡。

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银行卡有用，昨天或者前天她就已经把钱取出来了。被证实无用的事还要一再尝试，无用的话还要一而再地说，那是多么无奈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