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准备出发时凯文问。家里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梅根在上芭蕾舞课，而今天正好是德莱文太太和她的朋友们玩桥牌的日子。五点钟，她会带着一大堆披萨回家，还有谁正在离婚或至少正在考虑离婚的八卦消息。

“不关你的事。”德莱文先生粗暴地说，声音既愤怒又尴尬。

天气很冷。德莱文先生一直在找他的战斗夹克。这时，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站在他身后的儿子。儿子已经穿好了夹克，一手拿着“太阳”相机。

“好吧。”他说，“我以前从没有在你身上扯过这种屁事，我现在也不想谈。你知道我的意思。”

“明白。”凯文说，心里想：我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就是我要说的。

“你妈妈对此一无所知。”

“我不会告诉她的。”

“别这么说。”他父亲严厉地对他说，“不要想着瞒她，否则你会养成习惯的。”

“可是你说过你从来没有……”

“没有，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凯文的父亲说着终于找到了那件夹克，耸了耸肩穿上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如果她从来不问你，你就不用告诉她。你是不是觉得这逻辑说不通。”

“对。”凯文说，“说实话，确实是。”

“好吧。”德莱文先生说，“好吧……但我们就是这么处理。如果有人提起这个话题，你——我们——必须说出来。如果没有，我们也不会提。这就是大人做事的方式。我猜这听起来很糟糕，有时候确实很糟糕，但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你能接受吗？”

“嗯。我觉得可以吧。”

“好。我们走吧。”

他们并排走在车道上，拉上夹克的拉链。风吹拂着约翰·德莱文的鬓角，凯文第一次不安和惊讶地注意到父亲的头发开始变白了。

德莱文先生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在‘老爹’梅里尔那儿，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那种无所谓的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凯文点了点头。

“你知道，他相当有钱，但他的那家旧货店并不是他发财的原因。他是城堡岩的夏洛克。”

“谁？”

“算了。如果教育制度还没有彻底完蛋的话，你迟早会读到这出戏的。他以高于法律允许的利率贷款。”

“人们为什么要向他借钱？”凯文问。他们走在树下，红色、紫色和金色的树叶慢慢地从树上飘落下来。

“因为，”德莱文先生酸溜溜地说，“他们不能从别的地方借钱。”

“你是说他们的信用不好？”

“可以这么说。”

“但我们……你……”

“对。我们家现在的情况还不错。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你母亲和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离‘还过得去’可差得远。”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凯文也没有打断他。

凯文的父亲继续说：“有一年，有个家伙对凯尔特人队非常有信心。”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好像害怕踩到坑里，摔断自己的腰，“凯尔特人要参加与费城七十六人队的总冠军赛。他们——凯尔特人队——被看好会赢下冠军，但是声势比平时弱了些。我有一种感觉，七十六人会击败他们，这一年属于七十六人。”

他很快地看了儿子一眼，几乎像是抢着看了一眼，仿佛商店扒手把店里小而相当值钱的东西塞进了外套，然后又继续关注人行道上的坑。他们现在正沿着城堡山往下走，朝着下主街和水车路的路口走去，那儿有镇上唯一的信号灯。过了十字路口，有一座当地人称为“锡桥”的桥横跨城堡河，将水面反射的深蓝色天空干净利落地切成两半。

“我想正是这种感觉，这种特别的自信感染了那些可怜人，他们输掉了银行存款、房子、汽车，甚至还有在赌场和密室玩扑克游戏时穿的衣服。那种自信感就像收到了上帝直接发来的电报。我只有过一次那样的感觉，我得感谢上帝只有那一次。

“那些日子，我会和别人随便赌一场橄榄球赛或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我记得最多赌个五美元，通常赌注要少得多，有时候赌注就是个象征性的东西，二十五美分或一包香烟。”

这次是凯文偷瞄了一眼，但被德莱文先生发现了，也不管人行道上有没有坑。

“对，那时候我也抽烟。现在我不抽烟了，也不赌了。自从上次之后就都戒了。最后一次治好了我这些毛病。

“那时你妈妈和我结婚才两年。你还没出生呢。我当时是一名测量员助理，每周的收入大约是一百十六美元。搞不清楚是不是先扣了税，无论如何，政府最终发给我就这么多。

“这个凯尔特人队的狂热粉丝是我们那儿的工程师。他甚至还穿了一件绿色的凯尔特人热身夹克去上班，就是那种后背有三叶草的那种。在季后赛的前一个星期，他一直说他想找个有种又够蠢的人来赌七十六人，因为他有四百美元的赌注等着赚钱。

“我内心的声音越来越大，总冠军系列赛开始的前一天，我在午休时走到他面前。我的心几乎要从我的胸膛里蹦出来，我太害怕了。”

“因为你没有四百美元。”凯文说，“另一个人有，但你没有。”他现在毫不掩饰地看着他的父亲，自从他第一次见过“老爹”梅里尔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完全忘记了相机的事。那台“太阳660”相机给他的惊讶暂时消失了，他被这种更新的、更真实的发现所吸引：就像凯文所知道的其他人一样，他父亲年轻时做了个非常愚蠢的决定，正如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天。届时如果没有理智的成年人打消他冲动的念头，让他免受这种幼稚直觉的影响，他也可能做这种蠢事。他的父亲似乎也曾短暂地这样做过。这很难让人相信，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对。”

“可你还是跟他打赌。”

“并不是马上就赌了。”他父亲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七十六人会拿到冠军，但是对一个只是测量员助理的人来说，赌四百美元太冒险了。”

“但你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你没有钱。”

“恐怕事情比这更糟，凯文。我当时暗示说我有。我说我输不起四百美元，至少这不是实话。我告诉他，我不会拿那笔钱去冒险赌胜负各半的东西……你看，我还是没有撒谎，只是在撒谎的边缘徘徊。明白吗？”

“是的。”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当时工头没有敲响上班的钟的话。但他敲了，这个工程师举手说：‘我输了就多给你一倍，小子，如果你要这个的话。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口袋里还有四百美元。’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在六个人的注视下握了手，不管怎样，我已经陷进去了。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想到了你母亲，想到如果她知道了，她会说些什么，于是我把我那辆老福特车停在路边，然后在车门外猛吐。”

一辆警车从哈林顿街开过来。诺里斯·里奇维克开着车，安迪·克拉特巴克坐在副驾驶座上。

警车在主街左转时，克拉特挥了挥手。约翰和凯文·德莱文也朝他挥手。秋天安静地在他们周围打盹，好像约翰·德莱文从来没有坐在他那辆老福特开着的门上，对着自己两腿间的路呕吐。

他们穿过大街。

“嗯……不管怎样，你可以说我的钱花得值。七十六人在第七场比赛的最后几秒前表现很好，然后其中一个爱尔兰的混蛋……我忘记是哪一个从哈尔·格里尔那偷了球，然后投篮得分了，我没有了那不存在的四百美元。第二天我拿钱给那个该死的工程师，他说他‘快结束的时候有点紧张’。就说了这句话。我想用拇指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第二天你就给他钱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过你，那是一时冲动。我们在打赌的时候握手，然后冲动就过去了。我真希望我能赢那个赌局，但我知道我必须考虑输了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四百美元的问题。在那个地方，当然还有我工作的问题，如果我无法付钱给与我打赌的人，结果会怎么样。毕竟，他是个工程师，技术上讲，也是我的上司。那家伙很坏，要是我不付赌钱，他就会炒了我。他不会用这场赌局作为炒掉我的理由，但他肯定有其他理由，这个理由会写在我的工作记录上，而且是用红色的大字写的。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一点也不严重。”

“那什么才是？”

“你的母亲。我们的婚姻。当你年轻又家境平平，婚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不管你们有多爱对方，婚姻就像一匹超载的驮马，你知道，如果所有错误的事情在所有错误的时间发生，这匹马会跪倒在地，甚至翻身摔死。我不认为她会因为和我打赌四百美元而和我离婚，但我很高兴我从来都不用去确定这件事。所以冲动过去后，我发现赌的不是四百美元。我可能是在拿我该死的未来打赌。”

他们就要到荣光商店了。在城镇公共草地边上有一张长凳，德莱文先生示意凯文坐下。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他说，然后笑了起来。那是一种刺耳而压抑的声音，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司机在操纵传动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想起来还是让我难受。”

于是他们坐在长凳上，德莱文先生讲完他如何碰巧认识“老爹”梅里尔的故事，两人隔着草坪望着对面中间的音乐台。

“打赌的当天晚上我就去找他了。”他说，“我跟你妈说我要出去抽烟。我是在天黑后走的，所以没有人会看见我。我是说，镇上的人，他们如果看到我就会知道我遇到了麻烦，而我不想这样。我刚走了进去，‘老爹’就说：‘像你这样的职业人士来这样的地方做什么，约翰·德莱文先生？’我告诉他我做了什么，他说：‘你打了一个赌，却一直想着要输。’‘如果我真的输了，’我说，‘我要确保我不会再赔掉其他东西。’

“这话逗得他笑了起来。‘我尊重聪明人。’他说，‘我想我可以信任你。如果凯尔特人赢了，你就来找我。我会帮你的。你长得像个老实人。’”

“就这样？”凯文问，在八年级的数学课上，他们学了一个关于贷款的课程单元，他仍然记得大部分内容，“他没有要任何，呃，抵押品吗？”

他父亲说：“去‘老爹’家的人不用抵押品。他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放债人。如果你不付钱，他不会弄断你的腿。但他有办法修理人。”

“什么办法？”

“那不重要。”约翰·德莱文说，“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上楼要——再一次——告诉你妈妈我要出去抽烟。不过她睡着了，所以我不用撒那个谎。时间已经很晚了，对城堡岩来说很晚了，已经十一点了，但他那儿的灯还亮着。我知道灯会亮着。他给我的全是十元面额的钱，从一个旧的克里斯科油罐里取出来的。我记得那些钱皱巴巴的，但他把它们弄平了。四十张十元的钞票，他像银行职员一样数着，手里拿着烟斗，戴着眼镜。有那么一秒钟，我真想把他的牙齿敲掉。但最后，我还是感谢了他。你不知道有时候说声谢谢有多难。我希望你永远不会这样做。他说：‘你现在明白条件了？’我说我明白了，他说：‘那很好。我才不担心你呢。我想说的是你长得像个老实人。你先去跟那个家伙好好工作，然后再还我的钱。不要再打赌了。随便谁只要看看你的脸，就知道你天生不是赌博的料。’于是我拿了钱回家，把它放在那辆老雪佛兰的地垫下，挨着你母亲躺着，一夜没合眼，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蠢货。第二天我把这一叠十美元给了那个跟我打赌的工程师，他数了数，然后他只是把钱折了起来塞进他的衬衫口袋，然后扣上口袋的扣子，好像这些钱不过是他当天下班前要交给大承包商的煤气收据而已。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个好人，约翰尼，比我想的要好。我赢了四百，但输给了比尔·昂特梅耶二十。他打赌你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拿钱给我，而我跟他打赌我要到周末才能看到钱。如果我真能收到钱的话。’‘我付清了。’我说。‘现在看开点。’他说着，又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次我差点就想用拇指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老爹’收你多少利息，爸爸？”凯文问。

他父亲严厉地看着他：“他让你这样叫他吗？”

“是啊，怎么了？”

“要当心他。”德莱文先生说，“他很狡猾。”

然后他叹了口气，好像向他们二人承认他是在求着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也意识到了。“百分之十。利息是这么多。”

“还不是很……”

德莱文先生补充道：“每周复利计算。”

凯文愣住了，然后才说：“但那犯法啊！”

“太对了。”德莱文先生冷冷地说。他看着儿子脸上不相信的紧张表情，自己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他笑着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这世界就是这样，小凯。”他说，“不管怎么说，谁都难逃一劫。”

“可是……”

“但是什么啊。就当做是运输费吧，他知道我会付的。我知道，在牛津有家工厂在招聘三点到十一点的轮班工人。我告诉过你，我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去找‘老爹’。我跟你妈妈谈过了，说我可以去那儿换班干一段时间。毕竟，她一直想要一辆新车，也许还想搬到更好的公寓去，还要在银行里存点钱，以防我们手头遇到困难。”

德莱文笑了。

“唉，手头上的困难已经发生了，而她不知道，我打算尽最大努力不让她知道。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她坚决反对我去兼职。她说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会累死的。她说那些木材厂很危险，你经常会看到在那儿干的人失去胳膊或腿，甚至被压死。我告诉她别担心，我会在分拣室找到一份工作，拿最低工资，坐着完成的工作。如果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不干了。她仍然反对。她说她自己去工作，但我劝她不要那样做。你知道，我最不想要的是她去工作。”

凯文点了点头。

“我告诉她，我会在六个月后辞职，最多八个月。所以我去了，他们雇了我，但不是在分拣室，而是在滚筒机房，工作内容是把原料喂进一台看起来像超大型洗衣机上的脱水机一样的机器。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无疑，如果你不小心滑倒了或者注意力走神了——这很难避免，因为工作内容实在是太单调了——你就会失去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整个完蛋。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在滚筒上失去了他的手，我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了。这就像看着塞满肉的橡胶手套里的炸药爆炸一样。”

“我×。”凯文说。他很少在父亲面前说这句话，但他父亲似乎没有注意到。

“不管怎么说，我每小时挣两美元八十美分，两个月后他们把我涨到三美元十美分。”他说，“非常难熬。我整天都在路上搞工程……还好当时是早春，天气还不热……然后就冲到厂里去，拼命地开着那辆雪佛兰，免得迟到。我得脱下我的卡其裤，马上换上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T恤，从三点一直工作到十一点。我大概在午夜才回到家，最糟糕的是你妈有时候晚上都不睡觉等我，她一星期有两三晚都这样。累得连路都走不直的时候，我得装得兴高采烈、精神抖擞。但如果她看见了……”

“她会让你别去了。”

“对。是这样。所以我会表现得很有精神、很开心，给她讲一些我根本就不在其中的分拣室的趣事。有时我会想，如果她某天晚上开车过来送给我一顿热乎乎的晚餐，或者类似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装得很好，但其中的一些马脚肯定已经露出来了，因为她不断地跟我说我很傻，为了这么一点钱就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赚的钱确实很少，因为政府要扣我的税，一部分钱还要定期还给‘老爹’，都扣完以后正好和分拣室的最低工资差不多。他们星期三下午付工资，我总是在出纳们回家之前到分拣室兑现支票。

“你妈妈从来没见过这些支票。

“第一个星期我付了五十给‘老爹’——四十是利息，只有十块是四百元里的本金，剩下三百九十元还欠着。我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在路上工作时，午饭得坐在车里吃三明治，然后就睡觉，直到工头按他那该死的上工铃。我讨厌那个铃声。

“第二周我给了他五十美元——其中三十九美元是利息，十一美元是本金……这样一来，这笔钱就只剩三百七十九美元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鸟要吃掉一座山，一啄一啄地吃。

“第三周的时候，我自己也差点掉进滚筒里，我吓坏了，整个人彻底清醒了几分钟，这个时间足够让我好好思考一番，所以我想这也许是好事，焉知非福。我下了决心戒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以前没这么想过。那时候一包烟要四十美分，我一天抽两包烟。一个星期要五美元六十美分！

“我们每两个小时休息一次，可以抽烟，我看了看我的一包泰瑞登香烟，发现我有十支，也许十二支。我就用那些香烟抽了一个半星期，之后再也没买过烟。

“我第一个月里一直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功。有时候闹钟在六点钟就响了，而我认为我做不到，真希望我索性告诉玛丽真相，然后随她骂。但是第二个月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我可能可以撑下去。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因为每周省下来的额外的五六美元，以及我在路边可以捡到的所有可退回去的啤酒瓶和汽水瓶换的钱让我熬了过来。我把要还的本金减到三百美元，这意味着我每周可以从中剩下二十五或二十六美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剩更多。

“后来，在四月底，我们完成了修路工程，得到了一周的带薪休假。我告诉玛丽我准备辞去厂里的工作，她说谢天谢地。于是我就在那周不管自己的本职，只在厂里尽可能地工作，因为这能让我拿到比平时多一半的劳务费。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见过那些比我当时更有精神、更清醒的人出事故，但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周末，我给了‘老爹’梅里尔一百美元，提前一周把我的离职通知交给了厂里。在最后那个星期过后，我要还的钱已经少了很多了，这样我就可以在你妈妈不注意的情况下，从我的日常工资中拿一些去还剩下的部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现在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老爹’梅里尔的了，也知道我为什么不信任他了。我过了十个星期地狱般的生活，而他就用那些十美元的钞票，直接享受我满头大汗赚来的血汗钱。那些十美元的钞票肯定是他从那个克里斯科油罐或另一个罐子里拿出来的，交给另一个和我一样惹了祸的可怜虫。”

“老天，你一定恨他。”

“不。”德莱文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不恨他，也不恨我自己。我当时太冲动了，就这样。情况本来会更糟的。我的婚姻可能因此夭折，你和梅根也永远不会出生。凯文，说不定我自己也会死。‘老爹’梅里尔是味解药，味道很难下咽，但是有效。让人生气的是他的方式。他把每一分钱都掏走了，把账记在收银机下面抽屉里的本子上，然后看了看我眼睛下面的眼圈，还有我的裤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骨上的样子，什么也没说。”

他们朝荣光商店走去。商店表面的黄色油漆已经变得灰蒙蒙的，就像乡村商店橱窗里放了太久而褪色的招牌，徒有其表的外面看起来既讲究又破败。在商店旁边，波莉·查默斯正在踱步，同时与警长艾伦·庞波交谈。她梳着马尾状的头发，看上去年轻且精神饱满，警长则穿着熨烫整齐的制服，显得年轻而英勇。但事情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就连十五岁的凯文也知道这一点。庞波警长在那年春天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和最小的儿子。凯文听说，不管年轻与否，查默斯小姐都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可能会在过不了几年的时间里残疾。事情并不总是像看上去的那样。想到这里，他又朝荣光商店瞥了一眼……然后低头看看手里拿着的生日礼物——照相机。

“他甚至还帮了我一个忙，”德莱文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他让我戒了烟。但我不信任他。你得小心他，凯文。不管怎样，我来跟他说。现在我可能对他更了解一点了。”

于是，他们走进了尘土飞扬、时钟滴答作响的寂静中，“老爹”梅里尔在门口等着他们，他的眼镜架在秃顶上，衣袖里还藏着一两个小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