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曹操的性格作风
一 坦诚与权诈
曹操的性格作风同他的思想一样，呈现出多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特色。这里介绍一下他性格作风中的一些重要侧面。先谈谈他的坦诚与权诈。
曹操性格中有坦诚的一面，这在他的诗文中和平常待人接物的实际行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曹操对于前来归附的才智之士，对于他所信任的部属，特别是对部属中那些为他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人，他往往能够推心置腹，坦诚相待。可以说，除了方针政策之外，这也是曹操能够大力罗致人才、团结部属、充分发挥部属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部属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只要他认为合理，往往能够尽力采纳，决不含糊。曹操平定汉中回到关中后，关中有一个名叫许攸的将领拥兵自重，不肯归附曹操，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曹操大怒，准备发兵征讨。群僚进谏：“应当招抚许攸，以便共同讨伐强敌。”曹操横刀于膝，作色不听。杜袭打算劝劝曹操，还没开口，曹操就冲着他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多说了！”
杜袭并没有退回去，相反说：“如果您的主意对头，我要协助您使您获得成功；如果您的主意有问题，则应当从实际出发考虑更改。我还没有开口您就让我不要再说了，对待部下怎么能这样不开明呢？”
话说得并不顺耳，但曹操并没有拂袖而起。经杜袭的进一步说服，曹操还很快采纳了杜袭的意见，厚抚许攸，许攸受到感动，终于前来归服。像这一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对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曹操更是注意倾听部属的意见，往往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打算。建安三年（198）到下邳攻打吕布，吕布败退固守，曹操连连攻打不能得手，士卒疲乏，曹操打算撤军，荀攸和郭嘉劝他坚持，曹操听取意见，结果攻破城池，活捉了吕布。官渡之战，在两军相持的最困难阶段，曹操因缺粮，打算撤军，荀彧不同意，建议他再作坚持，结果曹操坚持下来，终于抓住战机，大败袁绍。像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可以说，曹操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的成功或胜利，都是他能虚心听取部属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曹操虽然机谋出众，但在决定重大行动时，往往并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反过来说，曹操断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况虽并非没有，但比较而言，并不多见。
为了广开言路，让部属敢于说话，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还专门下了两道《求言令》。其一云：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其二云：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
首先阐明了广开言路的重要意义，说明治理天下，管理百姓，设置辅佐，应当力戒当面顺从、而背后又有不满的情形出现。接着说，自己肩负重任，常常担心出现偏差，但连年以来，没有听到好的建议，这难道是自己不能经常征求意见的过错所造成的吗？最后规定：从此以后，各曹的掾属，各州刺吏的治中、别驾，要在每月的初一就存在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加上封套呈递给他阅读，主管人员在朝会时将各发给纸一张和封套一个。曹操在这里不仅主张广开言路，诚心诚意地欢迎大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连年以来言路未能畅开的责任，最后硬性规定部属必须在每月的初一各自写出意见，形成制度，坚持下去。这里看不出丝毫弄虚作假糊弄人的成分，有的只是坦诚和决心。作为一个古代的政治家，曹操能有这等胸襟气魄，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有时对一些提过错误意见的部属，曹操也采取鼓励的政策。他北征乌桓回到邺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厚赏先前反对北伐的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操认为这些人所提的意见是“万安之计”，希望以后“勿难言之”，从而保护了这些人勇于劝谏的积极性，对其他部属自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部属的功劳，曹操也能给予充分肯定，不随意抹煞，不独吞胜利果实，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建安十二年（207）在《封功臣令》中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不仅不独据其功，而且还说个人没有什么功劳，都是将士们出了力，如此谦逊，如此坦诚，在古代政治家中是不多见的。这种谦逊和坦诚在为将士请功的表文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如《请爵荀彧表》：
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又说：
守尚书令荀彧，自在臣营，参同计画，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及彧在台，常私书往来，大小同策。《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
认为自己举义兵以来，与荀彧同心合力，为朝廷谋划，所提出的建议施行起来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取得胜利，所运用的奇妙机密的计谋都是同荀彧共同决定下来的。由于荀彧的功业，自己才获得了成功，国家也才有了建树。如此倾心推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上述表文写于建安八年（203），当时袁绍已死，袁谭、袁尚不和，又屡败于曹操，曹操收定河北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曹操感激荀彧所作出的贡献，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荀彧认为自己没有立过战功，把曹操的上表压了下来，曹操又给荀彧写信劝导，荀彧这才接受下来。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再次奖励荀彧，写了《请增封荀彧表》：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
历述荀彧在官渡之战中和官渡之战后所提出的两次重要建议，一一如数家珍。曹操认为，如果荀彧不提出在官渡坚持下去的建议，而从官渡撤兵，袁绍必定鸣鼓进攻，因得到好处而勇气百倍，我军则必然士气沮丧，这样就会造成必然失败而无任何胜利可能的形势。如果荀彧不提出回师河北的建议，就不可能取得平定四州的胜利，而以饥饿之师南进，不仅得不到什么好处，相反连兖、豫二州也有丢掉的可能。荀彧的建议确实关系全局，非常重要，难得的是曹操能够予以充分认识和肯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得出了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的结论。作为一个控御朝政、雄图大略的统帅，敢于承认自己的谋略和功劳比不上臣属，这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在古代政治家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肯定也属凤毛麟角。
曹操上表增封后，荀彧坚决辞让，曹操又写一封信给他：
君之策谋，非但所表二事。前后谦冲，欲慕鲁连先生乎？此圣人达节者所不贵也。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以二事相还而复辞之，何取谦亮之多邪！
说荀彧所贡献的计谋并不只《请增封荀彧表》中所说的两次，而是有很多次，因为这些计谋，使他获得了百多次的荣耀，因而要表奏两件事来予以报答。言辞恳款，发于肺腑。荀彧推不过，这才接受了增封。曹操还想表荐荀彧为三公，荀彧让荀攸出面坚决辞让，前后达十余次，曹操这才打消了念头。
不仅对荀彧如此，对其他有功之臣也往往如此。《请封荀攸表》云：
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
认为荀攸自到他身边以来，没有哪一次战役不跟随着他，前后多次战胜敌人，都是荀攸的计谋，对荀攸的功劳作了高度肯定。又《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云：“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又说：“臣今日所以免戾，嘉与其功。”说每有重大的决策，自己主意还没拿定，而郭嘉已经拿出成熟的意见了；自己现在能够不出差错，免于获罪，郭嘉是有功劳的。在这里，也表达了自己不如郭嘉的意思，其谦逊和诚挚也是足可感人的。
对那些死去的朋友，曹操往往也不能忘怀，他对蔡邕、桥玄、郭嘉、蒯越等人的态度都足可说明这个问题。他不仅从感情上怀念，而且照顾他们的后人，帮助其后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说明，曹操坦诚待人并不仅仅是为了利用人，他还是讲究一些私人的情义的。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曹操对于自己的政治意图，有时也能坦率言之，不加掩饰。《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下令“举贤勿拘品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用，这些就都是说了真情实话的。有时甚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曹操也抱了坦率的态度。据孙盛《杂记》记载，曹操误杀了吕伯奢一家后，“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从“负”字看，曹操知道自己是误杀了人而有负于吕伯奢一家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还说出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样的话，这既表明了他的自私和残忍，同时也表明他没有文过饰非，没有强词夺理，没有借故捏造吕伯奢一家的罪状，到底还是自己承担起了责任，没有做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应当说这也是曹操坦诚性格的一种表现。
曹操的性格作风有坦诚的一面，这主要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要罗致人才，团结部属，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不坦诚相待是不可能充分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对荀彧等人竭力褒赏，就是要以此为榜样，激励更多的人，《请爵荀彧表》说：“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就透露了这一消息。他怀念死者，厚待死者遗孤，则是为了激励更多的生者。另一方面，对部属坦诚相待，也是对于部属贡献的一种回报，一种奖赏。从这个角度说，曹操坦诚的性格作风是有较多的“社会性”的，其中既有与生俱来的成分，更多的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有意加以磨炼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曹操同一些部属建立了真正的友情。他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中说：“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就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亲密。郭嘉、荀攸等人死后，曹操痛哭流涕，其感情是真诚的。在这些场合，其坦诚的流露是较少“功利”的目的的。
但是，曹操绝不是一个只知一味坦诚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作风中还有阴险狡诈的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性格，在他少年时代即已明显表现出来，他在叔父面前假装中风、与袁绍观人新婚劫人新妇的传说，都足可说明这一点。像这样的传说，后来也有不少。比如：
曹操曾对人说：“谁要想谋杀我，我就会出现心跳。”他对身边的一个侍从说：“你身上藏着刀来到我身边，我就说心跳得厉害，然后把你捉住。假如对你进行处罚，你不要说出是我让你这么干的，我一定会厚赏你！”这个侍从自然照办，预先并没有感到丝毫害怕，结果被杀。这个侍从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是曹操所使的诡计。但别的人们却都以为这一切是真的，想要暗杀曹操的人从此感到灰心丧气，不敢轻易动手了。
曹操还曾对人说：“我在睡觉时，不要随便走近我，谁走近我，我就会立即把他杀掉，而自己却不知道。你们可千万注意啊！”一次，曹操和衣躺下，假装睡觉，一个近侍怕他受凉，轻轻走上前来给他盖上被子，曹操突然一跃而起，拔刀将这个近侍杀死，然后倒下身子，继续呼呼睡去。从此以后，曹操睡觉时，再也没有人敢走近他了。
一次曹操出征，军粮眼看就要不够了，曹操很着急，私下征求主管人员的意见，问他能有什么办法。主管人员建议说：“粮食可以用小斛发放。”曹操同意了。但士兵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纷纷在背后议论，说曹操欺骗了他们。曹操怕惹出大事，就把主管人员找来，对他说：“我想借你的头来说服众人，不然事情不好解决。”说完立即将其推出斩首，并以其首级巡行示众，公布其“罪状”说：“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曹操准备接见匈奴使者，但自以为个头长得不高，相貌不威严，不足以对外国显示威仪，于是便让相貌堂堂的崔琰来代替他，而自己扮成侍卫握刀站在崔琰旁边。接见结束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你看魏王这个人怎么样？”使者回答说：“魏王的仪表风度非常高雅，但握刀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才真是一个英雄啊！”曹操得到报告，立即派人追上去把使者杀了。
这些传说未必都是事实，特别是见匈奴使者一条，其真实性更值得怀疑，刘知几在《史通·暗惑》中就曾专门对此做过辨析，但至少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曹操的权诈性格，在其政治、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有表现，堪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谋家。善用权谋，善于权变，在某些场合是完全必要的，比如在对敌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不用权谋，不善权变，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连自身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曹操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孙子·计篇》注中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也就是说在用兵打仗时必须诡诈，以适应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曹操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无论用兵、遣将、施术，都充分展示了他随机应变的性格，可以说是将其诡诈权变之术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其目的在于战胜敌人，因而应当说是一种机智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由此生出的许多“不老实”“小聪明”，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官渡之战中许攸来奔，曹操一面竭诚欢迎，没来及穿鞋光着脚就迎出去了，但另一方面在存粮问题上又一再隐瞒实情，不肯说出实话，在对许攸并不完全摸底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又比如，曹操因坐骑践踏小麦而割发代首自惩，虽有几分玩弄权术的味道，但其目的还在维护法纪的严肃性，用意还是可嘉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望梅止渴”的故事，说曹操有一次带队行军，天气炎热，途中又找不到取水的地方，士兵眼看就渴得受不了了。曹操突然往下传令说：“大家再坚持一下，前面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梅子，甜酸甜酸的，可以用来解渴。”士兵们听了，个个口中都分泌出唾液来，不再感到口渴，这样一直坚持到了有水的地方。曹操在这里巧妙地利用了条件反射的原理，克服了一场干渴的危机。这自然也只是一个传说，但颇符合曹操谲诈的性格，而在当时情况下曹操这样做又是完全必要的。
曹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领袖，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也是必要的。曹操一生，确曾碰到过遇刺的危险。经常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其中也有靠不住的。有一个叫徐他的联络了几个人，就曾想伺机刺杀曹操，只因许褚不离曹操左右，没有机会下手。一次，徐他等人乘许褚在帐外休息的机会，揣刀进入曹操帐内。恰在这时，许褚进帐，见徐他等人神色异常，顿时明白了他们的企图，于是将其一一击杀。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加强自身的安全，使一些心计，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曹操在政治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也是经常运用着权术的。比如他杀孔融，先由郗虑出面奏免孔融的官职，然后再由自己出面写信给孔融，以调解孔融和郗虑的矛盾为名，对孔融发出了“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的警告。重新任命孔融为太中大夫后，孔融仍依然故我，于是再次由郗虑出面构陷其罪，最后命路粹上奏，罗织罪名，将孔融下狱处死。这一过程虽不无争取孔融的用意，但显然也有权术在其中起着作用。又如曹操除掉荀彧，先以请荀彧到前线劳军为名，把他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以送空食盒的手段逼令荀彧自杀，采取了相当阴狠隐蔽的手段，权术也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
曹操平时对百姓和下属的监视是很严密的。除了设置有公开的监察机构和司法官员，如朝廷有廷尉、司隶校尉、治书侍御史，丞相府有法曹、理曹、刺奸掾史，此外还设置有秘密监察下属的校事，这些校事又往往由政治品质很差的人充任。有两个名叫卢洪、赵达的校事，常以个人好恶擅作威福，法曹掾高柔建议曹操对这两个人加以检核惩治，但曹操不同意，说：“你对赵达等人的了解，恐怕不如我。要去办刺探举发这一类事情，让那些贤人君子去办肯定是办不好的。过去叔孙通任用群盗，就是这个道理。”
曹操在这里可以说是“用人唯才”了。但任用这些仅凭个人好恶办事的人，必然会生出许多不明不白的冤案来。后来，赵达等人坏事做得太多，曹操才不得不把他们杀了。但这类活动并没有中止，曹丕即帝位后不久，有一个叫刘慈的校事一人就举报了“吏民奸罪”上万件，可见这类活动不仅没有收敛，相反越来越变本加厉了。
曹操运用了权谋和特务手段来对待下属，这同他的坦诚是完全对立的。曹操能从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宦官后代步步高升，做到司空、丞相、魏公、魏王，把献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把北部中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不少情况下是靠运用了权诈的手段的。坦诚与权诈，在曹操这里形成了对立的统一，成了曹操获得成功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但坦诚受人欢迎，权诈却往往令人生厌。曹操用权诈手段对待自己的下属、近侍、朋友、家人，对待有功之臣，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虽有时有可理解的原因，但其手段毕竟不可取，后人对此颇多訾议，是并不足怪的。
二 宽厚与忌刻
与坦诚相联系，曹操的性格作风中还有宽厚的一面。同情人民苦难，希望为解除人民苦难做一些工作，这是曹操宽厚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曹操还能“破例”给予百姓一点“优惠”。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打袁谭，从水路运送军粮。这时河道都已结冰，曹操于是下令，召集百姓服役破冰。百姓不肯服役，纷纷逃亡，曹操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凡逃亡被抓获者，不准许投降以免除死罪。不久，有的逃亡者前来军门自首，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说：“如果听凭你们逍遥法外，势必有违我的命令。如果杀了你们，又等于杀了自动前来认罪的人。这样吧，你们回去好好藏起来，不要让官吏抓到你们。”
这些百姓很受感动，流着眼泪走了。但他们后来还是被官吏捉住处死了。
对于前来投奔的人，曹操一般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陈琳、张绣便是这方面十分突出的例子。刘备曾先后两次投奔曹操，虽然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也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点，但他却能自始至终给予厚待，可以说是恩礼有加。其谋士不只一次劝曹操翦除刘备，以绝后患，都被曹操拒绝了。虎将关羽被曹操捉住后，曹操同样礼之甚厚。得知关羽肯定要离开自己的消息后，仍然厚加赏赐。关羽逃走，诸将要求前去追击，曹操也没有同意。
对一些眷恋旧主的士人，曹操往往给予破格优待。曹操攻杀袁谭后，悬首示众，并下了一道命令：
敢哭之者，戮及妻子。
但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跑到袁谭尸身旁边号啕痛哭，其声悲凄，使不少人受到感动。王修进而要求曹操让他收葬谭尸，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氏厚恩，如能让我收葬谭尸后再去死，我死而无憾！”
曹操听了，感动地说：“这是个义士啊！”于是不仅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
袁尚被公孙康杀后，首级送来邺城，曹操同样下了一道命令：
三军敢有哭之者斩。
田畴因曾被袁尚征召，于是前往吊祭，曹操并不过问。牵招也怀着悲戚前去设祭，曹操也不予追究，相反还推举他做了茂才。
孔融被杀后，许多原来与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前去吊唁，只有脂习去了，抚摸着孔融的尸身哭着说：“文举，你舍我而死，我今后能同谁去说知心话呢？”曹操听说后，下令将脂习逮捕起来，但转念一想又下令把他放了。脂习后来见到曹操，向曹操表示认错，曹操喊着他的字说：“元升，你倒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
不仅不再提起旧事加以责备，相反还问脂习住在哪里。得知脂习刚搬了一个新住处，于是派人给他送去了一百斛谷子。
对于部属的某些失误，曹操有时也能给予体谅。冀州平定后，曹操派朱灵率新兵五千、战骑千匹往驻许南，途中中郎将程昂反叛，朱灵斩杀程昂后，向曹操报告，表示自责和痛心。曹操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
更始年间（24—25），光武帝刘秀派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去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其部将宗歆、冯愔为争夺军权，互相攻杀，冯愔杀了宗歆后又攻邓禹，结果邓禹被赤眉军战败，只带了二十四骑回到宜阳（曹操误作“洛阳”），但刘秀对他仍予信任和重用。曹操以此为例，一面阐述了“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这一军事原则，同时也对朱灵进行了抚慰和激励。
对部属一些带有通敌叛变性质的行为，曹操有时也能予以宽宥。官渡之战后，缴获了不少许都和自己军中的人暗中同袁绍互相往来的信件，他不予追究，下令一把火烧掉，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件事见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而同书《赵俨传》裴注引《魏略》却有不同说法，说曹操击破袁绍后“使人搜阅绍记室”，两种行为、两种说法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但裴松之不相信《魏略》的说法，说：“案《武帝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从当时的情势看，曹操虽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袁绍还占据着冀、幽、青、并四州，背后、侧后还有刘备、刘表、孙权等人虎视眈眈，曹操任重而道远，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同时，同袁绍秘密书信往来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必然造成人才的重大损失，给自己造成不利。因此，比较而言，《武帝纪》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这件事还是体现了曹操的宽宏大量的。
曹操能够宽宏大量，当然主要由于他考虑了政治上的需要。一个政治家，如果鼠目寸光，鸡肠小肚，不能容人，那是绝对办不成大事的。相反，他只有尽量地不计较别人的一过一失，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并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曹操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他开创事业的初期，更特别注意这一点。他总是力图树立起诚信宽厚的形象，以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理解和赞许，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在那个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操这么做，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的。就是到后来，曹操虽然强调严格执法，但也不是一点不讲宽松。前面提到过的朱灵，当他带着新兵南下时，曹操曾嘱咐他说：“冀州新兵，以前松散惯了，突然加以约束，心中常常不痛快。听说你以前治军有威严的名声，应当适当放宽控制，不然会激出变故。”
曹操南征孙权，让徐奕任丞相府长史，留守邺城。行前对他说：“您的忠诚正直，即使是古人也没法超过的，但稍嫌严厉了一些。以前西门豹性急，故佩上柔韧的皮绳以对自己加以警戒。能够以柔弱制刚强，这点我寄希望于您了！”
可见，曹操是颇懂得宽严相济的道理的。他的宽厚待人，不排除有真诚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其政治上的考虑的。
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曹操的性格作风既有宽大为怀的一面，同时也有多疑猜忌、刻薄寡恩、阴狠残酷的一面。这种性格，在他早年就有表现；在他的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的晚年，表现得就更为突出。曹操不能容忍一些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那些企图阻止他篡汉、企图推翻他的统治地位或可能对他的继承者曹丕造成威胁的人。孔融心存汉室，见曹操代汉的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于是存心同他过不去，处处同他捣乱，曹操看出了他的用意，终于将他杀掉。荀彧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丰功伟绩，曹操对他极为倚重，极为推崇，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感激，但后来荀彧反对曹操晋爵魏公，曹操就毫不犹豫地将他逼死。崔琰在给杨训的信中说了句“会当有变时”，曹操就认为是想推翻他的统治，立即下令判处崔琰徒刑，接着又命他自杀。毛玠认为崔琰无罪，也被逮捕审讯，几乎被杀，后因桓阶、和洽等相救，才以免职处理。杨修在曹丕、曹植争夺太子的斗争中，站在曹植一边，为曹植出了不少主意，后曹丕被确立为太子，曹操担心自己死后杨修继续帮助曹植，挑起兄弟不和，留下后患，加之杨修又是袁术之甥，政治上有异己之嫌，因此在自己临死前不久将杨修杀了。有一个名叫周不疑的，也因为相似的原因惨遭杀戮。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从小就非常聪明，曹操曾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周不疑没有敢答应。曹操的爱子仓舒，也非常聪明，曹操认为他是可以同不疑相匹敌的。仓舒死后，曹操心忌不疑，打算将他除掉。曹丕认为不能这样做，曹操说：“这个人不是你将来能够驾御得了的！”到底还是派刺客去把不疑杀了。
对敢于反叛的人，曹操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并往往滥杀无辜，在平定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等人的叛乱和魏讽的叛乱时都是如此。想要阴谋除掉他的人，他必以牙还牙，同刘氏皇室势力的几次较量都是如此。曹操还有强烈的复仇之心，其父曹嵩避乱琅玡，被徐州刺吏陶谦的部下所杀，曹操立即率军东征血洗徐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操不放过仇人，甚至连仇人的后代也不放过。曹操年轻时，沛国名士刘阳见他有雄才，怕他将来危害朝廷，打算将他除掉，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不久刘阳死去。曹操显贵后，下令搜捕刘阳的儿子，风声很紧。刘阳的儿子十分惶恐，无处逃奔，亲戚朋友虽多，却没有一个敢收留他。王朗年轻时同刘阳有交情，于是把刘阳的儿子藏在家中多时，这期间多次找曹操说情，过了很长时间，曹操才赦免了刘阳的儿子。
曹操对违抗自己意旨甚至仅仅是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行，往往也抱了不能容忍的态度，甚至予以严惩。西曹令史王思向曹操报告情况，因不合曹操心意，曹操差点将他处死。曹操有一次睡午觉，睡前对他的一个宠妾说：“一会儿就叫醒我！”这个妾后来见曹操睡得很香，没有及时叫醒他。曹操醒后大为恼怒，命人将这个宠妾棒杀而死。在这方面，曹操做出的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杀华佗了。
华佗字元化，为一代名医，是曹操的同乡。精通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针灸科，治愈过无数疑难病症，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流传至今。比如，甘陵相夫人有孕六月，常腹痛不得安宁，请华佗诊治。华佗诊完脉说：“胎儿已经死了。”让人抚摸孕妇腹部，如胎儿在左边就是男胎，在右边就是女胎。抚摸的人说在左边。于是让孕妇服药，打下来的胎儿果呈男形，病也从此好了。
又比如，有一个叫严昕的人同几个人在酒店喝酒，遇见华佗，华佗问他：“你身体怎么样？”严昕回答：“同平常一样。”华佗说：“从你脸色看，你患有急病，不要多喝酒。”严昕喝完酒回家，没走上几里路，果然头一晕栽下车来。人们把他扶上车送回家，不久便死去了。
再比如，有一个郡守得了病，华佗认为只要他大怒一次病就能好，于是收了他很多钱却不给他治病，不一会儿抬起脚来走了，还留下一封信把他守痛骂了一通。郡守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去追杀华佗，而郡守的儿子是知道底细的，暗中嘱咐不让去追。郡守大怒之后，吐出黑血数升，病立即好了。
诸如此类，不难看出华佗医术的高明和在当时的影响。曹操患有一种头风眩的病，多方诊治无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便把他请来，华佗给他扎针，疼痛便止住了。华佗说：“这病一下子难以断根，要坚持长期治疗，这样是可以延长寿命的。”曹操便把华佗留在身边，一发病便让他医治。华佗不愿受曹操役使，加之离家久了，思念家人，便对曹操谎称：“刚才接到家中来信，有事要回去些日子。”曹操同意了。华佗回家后，逾期不归，曹操一再去信催促，又命郡守县令催逼，华佗都以妻子有病为由，不肯回来。曹操大怒，派人到华佗家察看，说如果华佗妻子确实有病，送给他小豆四十斛，假期宽限；如果华佗说的是假话，便把他抓来。就这样，华佗被抓到许都，关在牢中，经过审讯，华佗承认了实情。荀彧知道曹操不会放过华佗，便劝曹操说：“华佗的医术确实是很高明的，很多人靠他救命，还是把他赦免了好。”
曹操不答应，气狠狠地说：“不用担心，难道天下就没有这样的鼠辈了吗？”
华佗终于在狱中被拷打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个拿去可以救活人命。”狱吏害怕，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用火把书烧了。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痛病依然如故，他自然也想起了华佗，说：“华佗是能治好我这个病的，但他把病根留着，想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不杀掉他，他也是不会把我的病根去掉的。”
怀疑华佗留了一手。但后来曹冲病重时，曹操后悔了，叹息说：“我不该把华佗杀了，不然，我的儿子是不会枉死的！”
对恃才傲物或居功自傲，因此而把曹操得罪了的人，曹操大都不能宽容。陈留人边让，博学有辩才，曾著《章华台赋》传诵一时。大将军何进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对他都非常推重。初平年间，京都大乱，边让弃官归家。曹操做兖州牧时，边让自负才气，看不起曹操，说了很多轻侮曹操的话。曹操不能容忍，于是借边让同乡诬陷边让的机会，让太守士燮把边让全家捕杀。
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往交州避难，曹操却把他们的家人全杀了。后来桓邵自首，在曹操面前下跪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仍把桓邵推出杀了。
曹操迎献帝都许后，祢衡狂傲不驯，屡屡羞辱曹操，曹操将他送往刘表处，是想借他人之手把祢衡杀掉。孔融不把曹操放在眼里，横竖跟曹操过不去，崔琰耿直敢言，因杨训事被罚苦役后不服气，“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赐死崔琰令》），他们的被杀，除别的原因外，也有曹操在性格上不能相容的原因。
在孙权那里也有一个跟孔融性格类似的人，此人名叫虞翻。一次，孙权设宴招待群僚，亲自一一劝酒，劝到虞翻面前，虞翻却假装酒醉躺在地上。但孙权刚一离开，他又一翻身坐了起来。孙权大怒，拔出剑来要杀虞翻。在座的人莫不大惊失色，只有大司农刘基站了出来，一把将孙权抱住，劝他不要酒后杀人。孙权气冲冲地回答：“曹孟德尚且把孔文举杀了，我杀一个虞翻又算什么呢？”
刘基进一步劝说：“曹孟德动不动就杀害士人，遭到天下人的非议。大王施行道德仁义，要与尧、舜比一比高低，哪能去跟曹孟德比呢？”
孙权听了，顿时醒悟过来，虞翻也就没事了。但后来虞翻又一再得罪孙权，孙权终于不能容忍，把他远远地打发到交州去了。
从这件事看，曹操杀孔融在当时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一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曹操轻害士人的恶例，对曹操表示了非议和不满。当然，曹操杀孔融不仅仅是一个性格冲突的问题，他是还有着政治上的深层考虑的。
据说有一个歌妓也是因类似的原因而被曹操杀掉的。这个歌妓声音很好，演唱起来清脆悦耳，特别动人，但就是脾气很坏。曹操想杀掉她，却又舍不得她的歌喉；想留下她，又实在忍受不了她的脾气。曹操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他同时挑选了一百名少女，进行歌唱训练，希望能从中发现高水平的人才。不久，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人达到了这个歌妓的演唱水平，曹操于是将这个歌妓杀掉了。
因居功自傲得罪曹操而被杀的则有许攸、娄圭等人。许攸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投归曹操，为曹操夺取官渡之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许攸自恃有功，常与曹操逗乐取笑，不加克制，甚至直呼曹操小名，说：“阿瞒，你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
曹操表面上笑着说：“你说得不错。”但内心对许攸气恼得不得了。曹操攻下邺城后，一天许攸随曹操出邺城东门，用眼睛瞟了一下曹操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要不是得到我的帮助，就不能在这道门进进出出了！”
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密告了曹操，曹操再也不能容忍，立即派人把许攸杀了。
娄圭字子伯，从小就同曹操有交情。董卓乱后，娄圭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先依附刘表，后投归曹操，曹操任他为大将，但不让他带兵打仗，而将他留在身边参谋军国大计，娄圭也的确给曹操出过不少主意。曹操厚待娄圭，娄圭家累千金，曹操感叹说：“娄子伯比我还富有一快乐，只是势力不如我罢了！”
曹操西征马超，娄圭又立下不少功劳，曹操常感叹说：“子伯的计谋，我比不上啊！”
但后来，曹操有一次同几个儿子出游，娄圭随同前往，对身边的人说了句：“这一家父子老小，今天可算是高兴了！”有人密告了曹操，曹操认为娄圭内心里有诽谤的用意，于是下令将娄圭逮捕处死。（另一说：娄圭有一次与南郡习授同乘一车，见曹操出游，习授说：“一家父子能像这样，有多快活呀！”娄圭听了，说：“一个人活在世间，富贵快活应当自己去争取，哪能只是看着别人眼热呢！”习授去报告了曹操，曹操大概认为娄圭有不轨之意，就下令将娄圭杀了。）
在被杀的人中，还有因才能出众、聪明过人而招致忌恨、埋下祸根的。前面提到的周不疑属于这种情况，还有其他一些人的死也跟这一点有关，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杨修。《世说新语·捷悟》记载有几则杨修在曹操面前显露聪明而引得曹操不快的故事。
一则说，曹操担任丞相后，让工匠建造相国府的大门，刚造好一个门架子，曹操前来察看，却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架上写了一个“活”字，然后就走了。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杨修看后，即让工匠将门架拆了另建，并解释说：“‘门’中一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是嫌这个门架太大了。”
一则说，有人送给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些，便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合”字，拿给众人看，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杯子传到杨修面前，杨修打开杯盖就吃了一口，说：“曹公写这个‘合’字，是要我们一人吃一口，这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
一则说，曹操曾从曹娥碑下路过，当时杨修也在场。（按：曹娥为会稽上虞人，年十四时，父溺死于江，不得尸，曹娥沿江号哭，昼夜不停，十七天后，投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悯其义，为她改葬立碑。后蔡邕到吴地避难，读碑文后，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杨修一生未曾南渡长江，此乃附会之谈。）曹操看见碑背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就问杨修：“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杨修回答：“知道。”曹操忙说：“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往前走了三十里，曹操才说：“我已经知道了。”于是让杨修将他所知道的答案另纸写下。杨修写的是：“‘黄绢’，就是有色的丝，合起来就是‘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少’和‘女’合起来就是‘妙’字。‘外孙’就是女儿的儿子，合起来就是‘好’宇。‘齑臼’是用来捣辛辣的东西的，‘受’和‘辛’合起来就是‘辤’（辞）字。这八个字所说的就是‘绝妙好辞’。”
曹操记下的答案与杨修相同，但是在走了三十里路后才想出来的，于是感叹地对杨修说：“我不如你聪明，竟然相差了三十里！”
一则说，官渡之战前，曹操准备行装后还剩下数十斛竹片，都只有几寸长。大家都说没什么用了，准备烧掉。曹操觉得可惜，想看看能派上什么用场。想了一阵后，觉得可以用来做成盾牌。派人去问杨修，杨修应声而答，答案同曹操所想的相同。大家都非常佩服杨修的敏捷聪明。
此外，还有杨修预作答教的传说。说杨修有事外出，怕这段时间曹操有事要问，就揣度曹操心思，预先作好答教，按次序放好，吩咐侍从说：“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顺序一一回答。”过后曹操果然是按杨修估计的先后次序询问的。这样多次后，曹操奇怪杨修怎么回答得这样快，派人前去调查，终于得知了底细，从此开始忌恨杨修。还有杨修为曹植预作答教的传说，与此如出一辙，或两事本为一事，但看来杨修做过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无疑的了。曹操在汉中将回师时，杨修过早破译“鸡肋”这个口令的含义，自然也是要引起曹操不快的。一再露才扬己，有时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往往要让曹操为此付出“己不如人”的代价，终于使曹操不能再容忍，这不能不是杨修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这并非唯一重要的原因。史称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虽只是极而言之，看来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总之，曹操因为忌刻而杀了不少人，杀了许多本来不应当杀，或本来可以不杀的人。杀人的手段也各式各样，有时是公开杀，有时是暗地杀，有时是借他人之手杀。杀人时，有时还痛哭流涕，但人照样得杀掉。人死后，有时还对死者家属表示一下慰问。杨修被杀后，曹操遇见其父杨彪，用关切的语气问：“您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呢？”
杨彪回答：“我惭愧没有金日那样的先见之明，但一样怀有老牛舐犊般的情爱。”
金日是汉武帝的臣子，武帝喜欢他的两个儿子，经常逗弄玩耍。后来儿子逐渐长大，在殿下与宫女相戏，刚好被金日撞见。金日认为这是淫乱，不能容忍，于是亲手将儿子杀死。杨彪在这里用以自责，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爱子之情。曹操不由得受到了感动。事后，曹操给杨彪写了一封信：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钱角桃杖一枚，青氈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七香车一乘，青特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室毦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杨彪收到来信和礼物后，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恒虑小儿，心致倾败。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闻问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深惟其失，用以自释。所惠马及杂物，自非亲旧，孰能至斯。省览众赐，益以悲惧。
曹操在信中，一面对杨彪表示慰问，一面为自己开脱责任，说杨修之死是由于杨修依仗父亲的权势，不遵守军令（钟鼓之音），不同他一条心造成的。说如果不这么办，将牵连杨彪一家，下令处决杨修，虽使大家都感到悲伤，但未必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不仅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给了杨修，而且还显得是在为杨彪一家的利益考虑。可以认为曹操所表达的情感是真诚的，但这是站在他的立场所表露出来的情感，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曹操所赠送的礼物可算得上是丰厚的，如果不是杨家曾经四代为太尉，如果不是杨彪这年已经七十八岁，在当时毕竟算得上是德高望重，且暮年丧子，毕竟有可悯之处，恐怕曹操是不会这么大方的，或者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写信赠物的举措的。杨彪信中说：“自非亲旧，孰能至斯”，是指出了这点的。但是，杀了人又这么赠厚礼，致慰问，总不免给人以假惺惺之感，而对死者家属的心灵，也不免要造成一种特别的折磨，杨彪信中说“省览众赐，益以悲惧”，也是表明了这一点的。
三 “佻易无威重”
曹操严刑峻法，说一不二，自然是极谨重威严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有“佻易无威重”，亦即举止轻佻、并不庄重的时候。还在小时，曹操就放纵任性，不大注意对儒家经典和道德礼仪的学习。此后，他仍是顺乎自然，洒脱不羁，行动上有时相当狂放浪漫。他常常穿着薄绢做的衣服，腰间挂着一个皮制的小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物件。有时戴着用丝绸裁制的便帽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常常肆意调笑，无所隐避，有时喜极大笑，忘乎所以，弯下腰把头埋进了桌上的杯盘之中，弄得头巾上都沾满了菜肴汤水。这种肆意调笑的个性，从其《追称丁幼阳令》一文也不难看出：
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后以忧恚得狂病，即差愈，往来故当共宿止。吾常遣归，谓之曰：“昔狂病，倘发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辄遣归不与共宿。
丁幼阳即丁冲，曹操的同乡好友，曾劝曹操迎献帝都许，曹操后来任他为司隶校尉，经常在一起饮宴谈论，开玩笑肯定是很随便的。曹操的另一个同乡丁斐，因私换官牛被罢了官，曹操后来见到他，故意问道：“文侯，你的印绶到哪儿去了？”丁斐也知道曹操是在戏谑他，于是回答：“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听后，哈哈大笑，也属此类。
曹操喜欢听音乐，有时一听就是一整天，奏乐演伎的人就站在身旁，看得高兴了，忘情失态是不可避免的。从与杨修有关的几则传说来看，曹操还喜欢猜谜，在门架上写“活”字以表示“阔”，在装乳酪的杯子上写“合”字表示“一人一口”，都属于字谜之类的玩艺。曹操为了争取在孙策手下任职的东莱人太史慈，派人给他送去一个小箱子，里面只装了一味中药当归，意思是太史慈应当返回北方，采取这样一种比写信直说更为稳妥的方式，既反映了曹操的机智，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机趣诙谐性格作风的。
曹操这种性格作风浸润于他的文风，从而在巉刻冷峻之外别开生面，形成了一种机巧可喜的谐趣。前引《追称丁幼阳令》中一句半真半假的开心话，给全文平添出不少的生趣。又如《祀故太尉桥玄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载致薄奠，公其尚飨！
祭文追颂桥玄功德，在庄重典雅的铺叙中忽然插入了桥玄生前从容不迫地与他约定的一段话：“我死之后，你路过我的墓旁，要是不用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车过三步，别怪我让你肚子疼。”不仅写出了桥玄生前平易风趣的个性，写出了老少两人亲密无间的友谊，同时也为典雅凝重的文风涂上了一抹谐趣色彩，给人以亦庄亦谐、隽妙机巧之感。“斗酒只鸡”“从容约誓”后来还成为典故，被文人们一再运用。如萧纲《征君何子晰先生墓志铭》：“寂寥岩穴，荒凉渭滨；桥曰只鸡，徐称酹素。”苏轼《纵笔三首》其三：“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只鸡敢忘桥公语，下马来寻董相坟。”《谢贾朝奉启》：“过而下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只鸡，谁副桥公之约。”蒲松龄《祭内弟刘子壮文》：“某情虽无尽，力则有穷，仅以只鸡斗酒，浇诸殡宫。”赵翼《桥公墓》：“生有只鸡留戏笑，死犹两女嫁英雄。”等等。
曹操不仅在记录生活细事上运用了调侃诙谐的笔墨，一些内容严峻的公文也是这样，不过表现较为含蓄，含义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刻，读来也更耐人寻味。如《整齐风俗令》连举了四个“以白为黑”的例子：“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由于所举的都是远离事实、大悖情理的典型例子，因而给人留下了强烈的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之感。其中饱含着曹操讥刺仇恨的情感意味，是能于严冷中见出风趣的文字。
对严肃问题的处理，曹操有时也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出之。如《止省东曹令》：“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笔调轻灵，语态潇洒，婉蓄机趣，别出心裁，富于喜剧色彩和生活情趣。坚定的原则性贯注于字里行间，虽戏谑调笑而不流于放浪浮滑，实属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佳作。
《手书与阎行》敦促阎行脱离韩遂，前来归附，否则其做人质的父亲有性命之虞，说：“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为张范下令》规劝张范勿学名士邴原的清高脱俗，早日应聘出仕，说：“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都是用微婉隽妙的语言，道出威胁与规讽用意的例子，读后也足可令人解颐。
常说有其人必有其文，观其文即可知其人，曹操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从曹操或寓庄于谐、或寓谐于庄、不期然地呈现出一种滑稽美的文字中，是可以隐约窥见曹操的音容笑貌、潇洒气度和狡狯性格的。这种特色的形成固然跟曹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能够敏锐而深刻地感受、认识事物的能力有关，同时跟曹操幽默、风趣、洒脱、诡谲、机敏、开朗、达观、自信等个性也有着直接的关联。
曹操这种“佻易无威重”的个性，对他的孩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王粲去世，曹丕带着众文士去送葬。葬毕，曹丕对众文士说：“仲宣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大家学一声驴叫送送他。”于是在场的人都学了一声驴叫。在这里，曹丕丝毫也没有一个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应有的矜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下荆州，邯郸淳归附曹操，曹操让他去见曹植，曹植十分高兴。当时天气较热，曹植请邯郸淳入座后，不先交谈，而是让人取水来，自己先洗了个澡，扑上粉，然后披散头发，袒胸露臂，给邯郸淳表演“胡舞五椎锻”，接着“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最后才穿戴好衣帽，整理好仪容，同邯郸淳纵论古今，畅谈百家。从这里不难看出，曹植也是具有放荡不羁的个性的。
曹操自己“佻易无威重”，因此对具有类似个性的部属有时也能抱了宽容的态度。郭嘉行为不大检点，陈群看不惯，多次当着大家的面指责郭嘉，郭嘉无所谓，仍依然故我。曹操因此反更加器重郭嘉。但因陈群能够持正，曹操也很喜欢他，对两种行为、个性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
自武帝以来，由于统治者鼓吹封建的纲常礼教，因而在上下、父子、男女之间形成了一套繁文褥节，甚至连穿衣戴帽、肤发修饰都有一套规定。在这种礼法的束缚下，一般儒生规行矩步，不敢越出雷池半步。曹操“佻易无威重”，脱尽了两汉士人矜重虚矫的习气，是对封建纲常礼教的蔑视，是对虚假迂腐的道德观念的背叛，带有思想解放的性质。这对曹操搞好同部属之间的情感沟通，彼此建立起一种比较和谐、真诚、轻松的关系，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视礼教的放诞之风，也起了开先路的作用。
四 崇尚节俭
曹操在《度关山》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曹操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在历代著名政治家中，在厉行节俭方面，曹操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人之一。
曹操不讲究吃，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尚书卫觊在上表中说过“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这样的话，由此不难推知当时的一般情况。曹操不讲究穿，明令不准家人和宫女穿有刺绣的衣服，侍女下人的鞋子丝料不得用两种颜色。其《内诫令》说：
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
绛（朱红）、紫、金黄在古代是表示尊贵的颜色，曹操规定丝织的鞋子不能用上述几种颜色。在江陵得到的各种花色的丝鞋，大概是南征荆州的战利品，带回北方分给了家人，但约定穿完后不准再仿制。曹操自己则不仅穿朴素的衣服，还常穿有补疤的衣服。他在《内诫令》中说：
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
衣服和被子都已经使用了十年，年年拆洗缝补一下接着用。汉末王公，多不穿王服，而以头上裹一幅丝巾为高雅。曹操因为丝绸缺乏，便仿照古代一种帽子的样式，用丝绸裁制成一种便帽，以合于简易随时之义，唯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贵贱。被子、床褥这些东西，曹操只讲究暖和，四周没有任何刺绣修饰。帷帐屏风，坏了缝补一下再用，不轻易置换新的。所用的器物也都不讲求华美，不涂彩色油漆。其《内诫令》说：
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世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内中妇曾置严具，于时为之推坏。今方竹严具缘漆甚华好。
“严具”即箱子，主要用来盛放梳篦、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具。曹操明确表示不喜欢装饰鲜艳的箱子，原来所用的是旧皮搀杂新皮制作的皮箱，用黄皮镶在中间。后来因为碰上乱世，连这样的皮箱也没有了，就改用方形竹箱，用黑皮罩在外面，用粗布衬在里面，同时加上漆，他觉得这样也很漂亮，这大概就是一种“朴素美”吧。《内诫令》又说：
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今以木作。
逆气病是一种气往上冲而引起头疼的病，大概就是华佗给他针灸过的头风病。发病时为缓解病痛，曹操常要准备一盆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水放久了有铜臭气。后改用银制成的小方器，但怕人们不理解，说他喜欢银制品，因此干脆改用木器盛水。不难看出曹操在带头俭朴这个问题上是如何处处小心。曹操所用的器物，遗留后世，曾有见之者，确实是相当普通的。西晋陆云曾给其兄陆机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有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平天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隔），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梳枇（篦）剔齿纤（线）皆在。拭目黄絮二在，有垢黑，目泪所沾污。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欹枕，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腰）扇亦在。书箱五枚，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枝，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七日，刘婕妤折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
“如吴小人”，即所用同吴国普通人所用的差不多。又说“器物皆素”，即都不华丽，可见曹操所说的，所用的，都并没有欺人耳目，他过的确实是颇为俭朴的日子。
曹操还不准家里薰香。其《内诫令》说：
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薰。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
房屋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
“天下初定”，当指平定河北之后。从那时起，曹操就不准家中薰香。后因三个女儿嫁给献帝，为她们薰香，因此破了例。曹操于是再次禁止烧香，即使是把香放在衣内或带在身上也不允许。如果房内不清洁，可以烧枫树脂和蕙草。可见曹操为了俭朴，考虑得是非常周到的。
曹操的三个女儿嫁给献帝，这是一件大事，但曹操对嫁娶时的奢侈之风深为不满，因此女儿出嫁时，用的帷帐都是黑色的，随从的婢女不过十人。
曹操认为，厚葬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为自己预先准备的送终的衣服，不过四箱而已，春夏秋冬一个季节一箱，吩咐临终时给穿上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又预先为自己选定了瘠薄的地方作为墓址，要求埋葬后不堆土，不植树，不用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物品陪葬。曹植在《武帝诔》中说曹操生前“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又说曹操安葬时“明器（古代用土、木或陶土专为随葬制作的器物）无饰，陶素是嘉”，这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在其他方面，曹操也是能节约就节约，绝不铺张浪费。曹丕即位后，散骑常侍高堂隆在上表中说曹操在世时“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就表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捷悟》所载曹操在官渡之战前为剩下的数斛只有几寸长的竹片考虑用处的故事，也说明他是不肯轻易地浪费掉一点来之不易的物资的。
曹操奉行节俭，因而也就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攻城掠地所缴获的财物，全都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四方贡献，也都与部属分享。
曹操提倡节俭，先从自己和家人做起，并为此做了不少硬性规定，这些规定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一次，曹植的妻子违令穿了锦绣衣服，恰巧被在铜雀台上的曹操看见了，立即下令让植妻回家自杀，这虽然做得太过分、太残忍，但也可看出曹操提倡节俭态度的坚决。推而广之，曹操还把是否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作为衡量一个官吏品质好坏的标准。毛玠等人认真执行了这一标准，一时间在朝野形成了俭朴节约的风气，并形成廉政的新风。在这方面甚至还有做得过头的地方，比如只要一穿新衣、坐好车就被说成不廉洁，反之就被说成廉洁，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以致被一些弄虚作假的人钻空子，但不难看出曹操提倡节俭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对确实不廉洁的人，曹操总是认真做出处理，比如同乡好友丁斐因私自调换官牛一度被撤职，曾为曹操上表捏造孔融罪名的路粹违禁以低价买驴被处死，决不徇私枉法，这反过来又维护了廉政，维护了俭朴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曹操崇尚节俭，提倡节俭，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物资匮乏，为了保证军国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为了维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必须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浪费；另一方面也是将这作为立国之本来考虑的。《度关山》诗说：“舜漆食器，畔者十国。”曹操是将奢侈提到了会导致亡国的高度来认识的。《韩非子·十过》载秦穆公问由余：“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回答：“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曹操是记住了这一教诲的。曹操明白，他要统一中国，夺取天下，必须勤俭不可；夺取天下后将来要保住天下，也必须勤俭不可。因此，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这说明，曹操称得上是一个眼光远大、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他奉行节俭，有时甚至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这决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的。
东汉以来，上层社会盛行奢侈糜费之风。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篇》中说：
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
在谈到厚葬之风时，又说：
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穤梓豫章之木（按，谓用以制作棺木）。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穤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不难看出，当时的侈糜之风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到了建安时期，这种侈糜之风也并未完全消歇，四世三公的袁氏一家，衣食车马就是非常豪奢的。曹操在这种背景下提倡节俭，并且身体力行，从而带出一代新风，其意义是重大的。
当然，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是不可能充分抑制其口腹之欲、声色之娱的。今存曹操《四时食制》一文，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对饮食有时还是相当讲究的。所使用的器物，有时也比较讲究，崔貌《古今注》卷下就有“魏武帝以马璃石为马勒，以车渠石为酒杯”的记载。曹操将自己的“霸府”定在邺城后，在当时的人力物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在邺城兴建了一些建筑，有的就不一定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在规模上有的是可以做些控制的。比如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金虎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就多少带有糜费的性质。此外，有的禁奢的措施也未必都贯彻得那么彻底，比如曹操严禁薰香，但在他临终前所作的《遗令》中，又有“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一语，可见后来他还是用了香的。这一点还引起了后人的诟病，唐人陆龟蒙就曾在《邺宫词》中嘲讽说：“魏武平生不好香，枫胶蕙炷洁宫房。可知遗令非前事，却有余薰在绣囊。”不过总的说来，曹操在节俭问题上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是不可轻易加以抹煞的。
可惜的是，曹操提倡节俭，对其子孙的影响却是短暂的、有限的。魏文帝曹丕已开奢侈之风，至魏明帝曹睿更是变本加厉。曹睿大修洛阳宫室，在芳林园中修筑水池，广选宫女，恣意玩乐，同时赏赐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大臣杨阜、高堂隆等一再谏阻，收效甚微。既无治国安民的雄才大略，也不知道谨身守成，终于很快导致大权旁落、国运衰亡，这大概是曹操所始料不及的。
五 喜好女色
曹操其人，是颇喜欢女色的。年轻时，他同袁绍一起持刀劫人新妇，已在这方面露出端倪；待到后来地位高了，更是乐此不疲。曹操有姓氏的妻妾即达十五人之多，实际人数肯定还不只这些。古代帝王奉行妻妾制，像曹操这样地位显赫的人，妻妾成群本是不足怪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本是有夫之妇，曹操因为爱其美色而想方设法将其攫取到手。这种情况见于记载的有杜夫人和尹夫人。曹操纳杜夫人的记载，并见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献帝传》和《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蜀记》。《献帝传》说：
（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蜀记》说：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朗”指秦朗，魏明帝时曾任骁骑将军之职。其父名宜禄，为吕布部属。曹操会同刘备进围下邳时，秦宜禄不在城中，关羽于是向曹操请求，破城后允许他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城临破前，关羽又一再向曹操请求，曹操于是怀疑杜氏有美色，城破后，先派人前往察看，得到证实后，于是将关羽的请求撇在一边，将杜氏攫为己有。关于宜禄的去向，《献帝传》所载与《蜀记》略有不同，《献帝传》说宜禄为吕布出使袁术，但具体使命没有说明；《蜀记》说宜禄是去为吕布求救兵，但向谁去求没有说明。吕布同袁术曾经搞过联合，去向袁术求救是可能的，袁术为了拉拢人才，将宜禄留住，不顾他已有妻室的情况，另为他娶一位汉宗室女也是可能的。对于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来说，这是无关宏旨的，但为了辨明史料的可靠性，适当花些笔墨还是必要的。此事《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也有记载，说：“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向谁求救说法与《献帝传》不同，关羽为什么求娶杜氏的动机却交待明白了。有论者认为，《蜀记》中的“求救”是“求降”的意思，即吕布在围城中派秦宜禄出城来向曹操求降；“乞娶其妻”是关羽向曹操转达的秦宜禄的请求，即宜禄请求把自己的妻小从城中接出来，“娶”即“取”的意思，二字通假；这样，“乞娶其妻”的就不是关羽了，就与《三国志》的记载和关羽一生的名节相符了，因为《三国志》中没有一处提及关羽“好色”，而且“好色”也与关羽一生名节不符。其实，这样疏解岂不说完全置《献帝传》和《华阳国志》的记载于不顾，是很不恰当的，即使就《蜀记》的记载而言，也极难于自圆其说。首先，将“求救”释为“求降”不妥；其次，秦宜禄不可能将“取其妻”说成“娶”其妻，在城未破之前，也不可能“屡启于公”；再次，秦宜禄要求接回自己的妻子，乃情理中事，曹操不可能因此而疑及其妻“有异色”。至于关羽“乞娶其妻”是否有伤名节的问题，看了《华阳国志》的记载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关羽因其妻无子而求再娶，再娶时考虑了是否美貌的问题，而杜氏长相不错，符合他的要求，因此要求娶杜氏，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谈不上是什么“好色”。关羽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后来关羽一再被理想化和神化，他的正常欲望因而也就变得不可理解了。我们还是应当按《蜀记》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这件事情的意义，其意义就是：曹操因为好色，竟可置他十分爱重的一员大将的一再请求于不顾，夺他人之爱为己爱。（关羽因此而“心不自安”，肯定感到了不愉快。但他没有因此而同曹操闹翻，也说明了在他心中并没有将一个女人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据《献帝传》载，后来秦宜禄也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铚长。后来刘备逃离曹操去小沛，张飞在经过铚县时对秦宜禄说：“别人把你的老婆都抢走了，你还给他当这个县长，你怎么老实到了这个分上呢？干脆同我们一起走吧！”秦宜禄听了张飞的话，跟着一起走了。才走出几里路，突然又后悔了，想回来，结果被张飞一刀砍死。秦朗则随其母来到曹操宫中，做了曹操的养子。
曹操纳尹夫人的记载，见于《三国·魏书·曹爽传》裴注引《魏略》。尹氏本为大将军何进的儿媳妇，生何晏，曹操做司空时，把她弄来做了自己夫人，并收养了何晏。这件事发生在攫夺杜氏之后。
曹操喜好女色，还曾为此闹出大乱子。他南征张绣，张绣降，后因纳张济妻，张绣复反，儿子曹昂和侄子安民被杀，猛将典韦战死，自己右臂也受了伤，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传说曹操还曾同曹丕争夺美女。曹丕妻子甄氏，原是袁绍中子袁熙之妻，袁熙出守幽州，将甄氏留在邺城侍奉婆婆。曹操攻破邺城，曹丕进入袁绍家中，见甄氏美，便攫为己有，先为夫人，后被立为皇后。曹丕攫夺甄氏的经过，《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引《魏略》和《世语》分别有如下记载：
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据此记载，曹丕纳甄氏，还是得到了曹操的首肯和支持的。但《世说新语·惑溺》却有与此相牴牾的记载：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据此，则曹操本来是要纳甄氏的，破邺后，迫不及待地就派人去取甄氏，谁知却被曹丕抢了先。这个记载不一定可靠，但因曹操好色，有过不止一次掠取有夫之妇的行为，因此即使是出于附会，也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
后来有了更加不着边际的附会，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孙策准备攻取荆州，便让周瑜担任中护军，兼任江夏太守。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得到桥公的两个女儿，都具有天姿国色，于是孙策娶了大桥，周瑜娶了小桥。“桥”，后人讹作“乔”，称“二乔”。杜牧《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说，在赤壁之战中，如果周瑜不是借助东风火攻成功，一举打败了曹操，二乔就要被曹操抢去关在铜雀台内供他玩乐了。其实，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即使抢到了二乔，暂时也是不可能把她们关进铜雀台中去的。后来《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游说东吴时，曾称曹植所作《铜雀台赋》中有“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两句，以此来激怒周瑜，自然也属小说家的虚构。但这些说法，都是从曹操好色的性格特征生发出来的，同样包含着“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因素。
曹操的妻子卞氏，出身歌舞艺人，因有美色而被曹操迎娶，后来还被立为王后。曹操身边有大批歌舞艺人，可以肯定其中有不少人是以美色入选的，有不少是得到了曹操的爱幸的。曹操身边有美色的宫人自也不少。《世说新语·贤媛》载：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曹操刚死，曹丕就将原来侍奉曹操的宫人取来自侍，这一方面说明曹丕的伦理观念实在过于淡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宫人的美貌肯定是相当突出的，不然曹丕是不可能“冒险”干出这种悖伦的事来的。不过这件事干得过于出格，以致激起了卞后的强烈不满，不仅不肯再去看曹丕的病，连曹丕后来死去，也不肯再露面了。
曹操喜好女色，对其子孙是有影响的。曹丕喜好女色，不仅曹植在这方面似乎也不会十分老实，传说他也是曾参与了对于甄氏的争夺的。萧统《文选》卷十九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记》说：“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接着说，后来甄后被郭后谗死，曹丕也有些后悔，他知道曹植怀念甄后，便将甄后用过的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回藩国，在渡洛水时，甄后突然现身同他相见，曹植因此作了《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此事后来成了一桩文坛公案，同时也成为一段文坛佳话，既莫衷一是，聚讼不已，又不断作为吟咏的题材出现在骚人墨客笔下。可见曹氏父子，一门风流，前人是有目共睹的。
曹操喜好女色，虽然这在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中绝非个别现象，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美德。他讲求歌舞美色的享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他倡导节俭的精神相违背的。不过，从中也仍可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比如，他不拒绝有夫之妇，可见在他内心贞操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对于妇女的贞操观念，两汉时期虽不如宋代理学大兴之后那么极端，但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也是逐步趋于讲究的。曹操对此无所拘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敢于破除旧思想、旧传统的精神。又比如，曹操追求世俗的享受，甚至无所避讳，这也反映了他洒脱不羁的性格，这同两汉那些虚伪矫饰的礼法之士相比是迥异其趣的，也是对汉代正统道德观念的一种蔑视和背弃。更重要的是，对从战争中和从社会下层掠取来的女性，曹操并不以她们的地位卑贱为嫌，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可以让她们做夫人，甚至被立为王后。卞氏出身歌舞艺人，后来被立为王后，这对曹丕、曹睿都有影响。曹丕即位后，将甄氏立为皇后，甄氏死后，又立郭后，郭后的出身也并不高贵，她因父母早死，在丧乱中还曾沦为铜鞮侯家女奴，在立她为后前中郎栈潜曾上疏反对，疏中有“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之语，但曹丕还是按自己的意愿立了郭后。曹睿即位后，立毛后，毛后的父亲毛嘉本为典虞车工，后来才发起来的。曹睿最初娶虞氏，虞氏曾说过一句话：“曹氏自好立贱。”《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引孙盛语也说：“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说的都是事实。帝王的婚姻往往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联姻的对象往往都是有势力的人家，但曹操却开了一个“立贱”的先例，这也算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吧。当然，这里面很可能也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东汉以来，多次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每当皇帝幼弱、母后临朝听政时，外戚更是跋扈一时，弄得朝政日非，最后又都不免归于败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防止大权旁落后家，因此曹氏采取了“立贱”的方略。这一用意，曹丕在黄初三年（222）九月所下的诏书中表露得十分明白：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虽说“妇人与政，乱之本也”的说法绝对属偏见，但鉴于东汉的历史教训，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说，曹操首开“立贱”之例，未始没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