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一 通向帝王之路
综观曹操的一生，不管他自己怎么说，他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在一条通向帝王的道路上一步步走着。如果说建安元年（196）前曹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仅仅是一种不着痕迹的铺垫，那么从建安元年起，他就开始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这一年曹操将献帝迎到许县，建都于此，使献帝成了自己手中的一个傀儡和一张王牌，使自己在与群雄角逐的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优势。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因袁绍不满，曹操才将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改任司空，兼车骑将军，开始主持朝政。
挟持献帝不是曹操的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讨平群雄，谋求国家的重新统一。不如此，不仅献帝会被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连自己的势力地盘、身家性命都将难以保住。因此，曹操迎献帝都许后，在巩固以许都为中心的河南根据地的同时，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为谋求统一而进行的兼并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其中最重大的胜利，是在官渡之战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袁绍及其残余势力，将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冀、青、幽并四州完全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曹操从献帝那里得到了冀州牧的职位，并在邺城建立起了自己的霸府。接着北征乌桓，大抵完成了除关西以外的北部中国地区的统一。
在扫平割据势力的同时，曹操注意削弱刘氏王室势力的力量。建安十一年（206）八月，曹操从东海郡划出襄贲、郯、戚三县充实琅玡国，撤销了昌虑郡。立故琅玡王刘容之子刘熙为琅玡王，而将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和平原八国削除。八国国王都是刘氏宗室之后，除掉八国，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刘氏宗室势力。之所以独立刘熙为琅玡王，而且为他增广土地，这是有其特别原因的。初平元年（190），刘容曾派他的弟弟刘邈到长安向献帝奉章贡献，刘邈在献帝面前盛赞曹操对献帝的忠诚，为曹操后来西迎献帝做了一点铺垫工作，曹操心存感激，因此给予了特别的照顾。不过十一年后，刘熙因企图过江投附孙权，被曹操处死，国也随之被削除。
随着实力的增强，曹操对于朝政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献帝的傀儡化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
建安十三年（208）正月，曹操北征乌桓刚回到邺城，为了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就以献帝名义废除了三公官职，而设置丞相和御史大夫。六月，献帝任命曹操为丞相。西汉初担任丞相的多为开国功臣，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手中握有实权。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丞相缺位时，往往以御史大夫递补。武帝后，丞相府和御史府的实权逐渐转移到尚书台，丞相府由门庭若市变得荒凉冷落起来。东汉时，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而设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但三公也仅挂名而已。曹操废除三公，恢复丞相之职，而且自任此职，目的是要将朝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御史大夫一职仍不过是形同虚设。从此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每设丞相或相国时，大抵都是权臣自命或皇帝不得已而任命的，成了权臣篡位的一种过渡和信号。曹操任命冀州别驾从事崔琰为丞相西曹掾，司空东曹掾毛玠为丞相东曹掾，元城令司马朗为主簿，冀州主簿卢毓为法曹议令史，并经崔琰推荐，征召司马懿为文学掾，组成了丞相府的工作班子。
建安十五年（210），献帝封曹操邑兼四县，食户三万。曹操让还封邑三县，只食武平万户。次年正月，献帝从曹操让还的三县二万户中减户五千，用其余的一万五千户封曹植、曹据和曹豹，食邑各五千户。同时，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显然，这一切都是根据曹操的旨意去办的，是曹操为巩固自己政权并实现政权长期化所采取的步骤。
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打败马超后回到邺城，献帝下诏给予曹操朝拜时司仪唱礼不直呼其姓名、上朝时不必像其他大臣一样小步快走，同时可以带剑穿鞋的特殊礼遇，就像当年萧何所得到的礼遇一样。不久，又决定从河内郡划出荡阴、朝歌、林虑三县，从东郡划出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四县，从钜鹿郡划出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任县五县，从赵国划出襄国、邯郸、易阳三县，来扩充邺城所在的魏郡，从而大大增强了魏郡的实力。
这年九月，根据曹操的旨意，献帝立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表面看来这是维护王室利益的一个举措，实际上这是曹操自己想要当王的一种暗示或准备。在巴郡的许靖听说此事后，就发表评论说：“将欲收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这大概说的就是曹孟德吧？”这个评论可以说是抓住了实质的。差不多就在这时，董昭秉承曹操旨意，提出了曹操应进爵为国公、赐给九锡以表彰其特殊功勋的动议。但在秘密征求荀彧的意见时，遭到了荀彧的反对，此事只得暂时搁置起来。
建安十八年（213）正月，献帝下诏把十四个州合并为九个州。十四州，指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雍、并、幽、交十四州。合并为九州，即省掉幽、并二州而将其郡国并入冀州，省掉司、凉二州而将其郡国并入雍州，省掉交州并入荆、益二州，而成为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这一省并，特别扩大了冀州，而曹操自任冀州牧，这就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这年五月，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持节以冀州的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策封曹操为魏公，仍以丞相兼任冀州牧不变，并加九锡，魏国设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全照汉初封王的制度办理。所谓九锡，是帝王为表示对大臣的特别尊宠而赐予的九种器物。西汉末年王莽在建立新朝前曾先加九锡，魏晋南北朝时期，加九锡往往成为禅让前的一个步骤。曹操所接受的九锡，据献帝诏书，是车马、礼服、乐舞、朱户（门可涂成红色）、纳陛（台阶修在檐下使不露天）、虎贲（武士）三百人、红色弓矢、钺（斧和大斧，表示有征伐杀戮之权）和秬鬯（祭祀用的美酒）。进封为公，接受九锡，这本是曹操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时荀彧已死，也不可能再有人出来加以阻挠；但曹操还是依例行事，连上了《让九锡表》《辞九锡令》等三道表文，表示谦让不受。其中《辞九锡令》写道：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汉之异姓八王”，指刘邦所封的刘姓以外的八王，即韩王信、梁王彭越、齐王韩信、长沙王吴芮、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越王敖和燕王卢绾。他们中的不少人同刘邦一样出身低微，所以说“俱起布衣”。因献帝诏书中要求魏国制度按汉初封王的制度办理，所以曹操自谦说“吾何可比之？”曹操谦让之后，荀攸、钟繇、凉茂、毛玠、刘勋、刘若、夏侯惇、王忠、刘展、鲜于辅、程昱、贾诩、董昭、薛洪、董蒙、王粲、傅巽、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曹洪、韩浩、曹仁、王图、万潜、谢奂、袁霸等人又依例劝进，曹操表示让步，接受策命，但封地只接受魏郡一郡。荀攸等人依例再次劝进，曹操这才完全接受策命，上表称谢。
这年七月，曹操在邺城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帝王祭祀土神、谷神的场所）宗庙，让王粲改制《俞儿舞歌》四篇，于朝会宴飨时使用。按照曹操的旨意，献帝聘娶了曹操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和曹华，名分是仅次于皇后的贵人。一年后，曹节晋升为皇后，曹操从而把献帝更为直接地控制了起来。
这年十月，曹操把魏郡分为东西两部，分别设置都尉治理。自从河内、东郡、钜鹿、赵国划出十五县扩充魏郡后，魏郡辖区扩大，采取这一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对魏郡的控制。
这年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修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陈群为御史中丞。这样，魏国有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确定了献帝的傀儡地位，汉帝国更加有名无实了。
建安十九年（214）正月，曹操首次举行了耕种籍田的仪式。所谓籍田，是古代天子和诸侯征用民力所耕种的田。每年春天，天子、诸侯依例到籍田上执耒耜三推或一拨，称为“籍礼”，表示带头耕田。董卓之乱以后，“籍礼”久已不行，曹操此时耕种籍田，不仅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农事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魏国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秩序的恢复，有其政治上的深刻用意。
三月，献帝把曹操的地位提高到诸侯王之上，改授给他只有诸王才有资格佩用的金质印玺、红色印绶和名叫远游冠的帽子。曹操名分上虽还不是王，实际上已经享受王的待遇了。
十二月，献帝又诏命曹操设置旄头，在宫殿中摆设钟虡（悬挂钟磬的木架）。所谓旄头，是从禁卫军中挑选出来的一种骑士，皇帝出行时，披散头发在前开路。东汉光武帝曾赐给东海王刘强虎贲、旄头和钟虡之乐，是一种对诸王表示荣宠的做法。曹操接受九锡时已有虎贲三百人，此时又接受了旄头和钟虡，光武帝给予东海王的荣宠，他也完全具备了。
建安二十年（215）九月，献帝授予曹操分封诸侯、任命太守和国相的权力。十月，曹操开始设置名号侯（共十八级）到五大夫（共十五级）的爵位，与旧封的列侯、关外侯（共十六级）共六等，作为对有军功者的赏赐。
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献帝进封曹操为魏王，曹操依例上书辞让了三次，献帝依例三次下诏不许，最后又手诏规劝曹操“勿复固辞”，曹操这才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曹操仍以丞相兼任冀州牧不变，可见他既很重视名位，也很重视手中的实权。同时，献帝又命曹操的女儿为公主，并赐给他们汤沐邑（收取租赋的私邑）。
曹操进位魏王，朝野震动，住在塞内的少数民族首领纷纷前来朝贺。五月，住在代郡的乌桓代理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前来朝贺。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又率其名王前来朝贺。代郡乌桓曾经发生分裂，恃力骄恣，难于控制，曹操曾以丞相仓曹属裴潜为太守，前往治理，卓有成效。裴潜离任后，代郡乌桓又曾发生叛乱，曹操曾以其子曹彰为骁骑将军带兵前往征讨。这次普富卢及诸侯王前来朝贺，表明了他们的臣服之意，曹操的声威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相同而不纳贡赋，不少人担心随着匈奴人口的增加，以后会发生变乱，因此曹操趁呼厨泉前来朝贺的机会，将他留在邺城，而让右贤王去卑回去监理朝政。曹操待单于如列侯，子孙可以承袭封号，并将其部众分成五部，安置在并州各郡，各立其贵人为帅，同时选派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从而大大强化了对南匈奴的控制。
八月，曹操改称魏国丞相为相国，任命大理钟繇为相国，负责处理魏国的日常行政事务。
建安二十二年（217）四月，献帝命曹操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出入时像皇帝那样，左右严密警戒，断绝行人通行。五月，修建了诸侯的学宫泮宫。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十月，献帝命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特制的金根车，套六马，并设置五时副车。同时，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王太子。
就这样，曹操完成了夺取帝位和世袭权力的一切准备，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差不多已经走到了终点。曹操不仅早已在实际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使自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皇帝，即使在形式上，他也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曹操唯一还欠缺的，仅仅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二 与刘氏王室势力的较量
曹操在通往帝王路上的跋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去世，在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四年中，曹操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抵制和反抗。除了以孙权、刘备为代表的武装集团将他视为“汉贼”，不断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和武装征讨外，刘氏王室势力和曹操阵营内部的拥汉派及其他反对势力也采用各种手段同他进行了较量。曹操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毫不手软的镇压，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
献帝自到许都后，生活虽比在洛阳和长安时安定，但精神上却感到越来越孤寂和痛苦。他手中毫无实权，纯粹是一个挂名的皇帝。曹操派了七百精兵围守皇宫，这些人全是他的故旧亲朋，名义上说是护卫献帝，实际上是在那里执行监视的任务，献帝就像一个囚徒一般，一言一行都没有自由。陪侍的官员差不多也都是曹操的亲信，献帝想找个人说句知心话都不可能。有个议郎叫赵彦的，大概看着献帝可怜，不时陪献帝说点有关时局的话，甚至提出过一两点建议，这事被曹操知道后，惹得他大不高兴，很快找个借口把赵彦杀了。献帝身边类似赵彦这样的人，被杀的不只一个两个。这事对献帝刺激不小，有一次曹操入宫朝见，献帝不胜恐惧，竟对曹操说出了这样的话：“您如能辅佐我，就希望对我厚道一些；如果不能，就希望能垂恩把我放了！”
曹操听了，顿时大惊失色，连忙告辞出宫。按照制度，三公领兵者朝见皇帝时，要在持戟交叉的武士中前行，曹操出宫后，竟因此而紧张得汗流浃背。为防不测，从此以后曹操不再入宫朝见献帝。
太尉杨彪，同袁绍一样出身世代官僚地主家庭，曾祖杨震、祖父杨秉、父杨赐，都曾在朝任三公之职，极有影响和势力。献帝刚都许时，大会公卿，曹操上殿，见杨彪有不悦之色，顿时惊觉起来，深恐被暗算，还没等到设宴，便借口不舒服要上厕所，回到了自己营中。曹操从此忌恨上了杨彪，必欲除之而后快。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诬陷他企图废掉献帝，下令将他逮捕，准备处死。将作大匠孔融得到消息，来不及穿上朝服，就跑去见曹操，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将袁氏的罪行归到杨公身上呢！”
曹操搪塞说：“这是上面的意思。”
孔融紧迫不舍：“假使成王要杀召公，周公能说他不知道这事吗？今天如果横杀无辜，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明天就要拂衣而去，不再上朝了！”
孔融的强硬态度，使曹操不得不有所收敛。加之尚书令荀彧和许令满宠都有意回护杨彪，杨彪才得以安然释放。此后，杨彪见汉室日渐衰微，曹操独揽了朝政，于是假称有脚疾，十余年不出门，这才保住了性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献帝越来越受不了曹操的专横威逼，终于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反抗行动。建安四年（199），献帝下了一道密诏，夹藏在衣带当中，让人送给他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要董承联络天下义士，共同除掉曹操。董承接到密诏后，先后联络了刘备和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等人。刘备作为皇室宗亲的一脉，早已对曹操的专擅朝政心怀不满，但他身栖虎穴，处处小心翼翼，只能耐心等待机会。恰在这时，袁术准备取道徐州北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前往截击。刘备一到徐州，便杀死了曹操所置的徐州刺史车胄，公开背叛了曹操。不久，董承等人的计划泄露，在建安五年（200）被曹操处死，并被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贵人（妃子），当时正有身孕，曹操也要把她杀掉，献帝一再请求宽恕，被曹操断然拒绝。
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事情。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处死董承等人时，不肯放过已经怀孕的董贵人，这件事使献帝和皇后伏寿受到很深的刺激。伏后担心自己将来落得同董贵人一样的下场，便给她的父亲屯骑校尉伏完写了一封信，以激烈的言辞叙述了曹操残暴侵逼的情景，要伏完暗中设法除掉曹操。伏完没有董承那样的胆量，不敢轻举妄动。建安十四年（209），伏完死去。几年后，到建安十九年十一月，这事不知怎么败露了。曹操下令追查，果然搜出了伏后当年写的那封信，不禁勃然大怒，立即逼迫献帝废黜了伏后，命御史大夫郗虑持节去收缴皇后的印绶，并命尚书令华歆作为副手，带兵进宫，逮捕伏后。曹操以献帝名义下了一道《策收伏后》的诏令：
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包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他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至于理，为幸多焉。
“二纪”，即二十四年（十二年为一纪），伏寿初平元年（190）入宫为贵人，兴平二年（195）立为皇后，如从初平元年算起，到这时恰好是二十四年。曹操说伏后既没有周文王母亲太任、周文王妻子太姒那样完美的德性，又没有谨慎养身安享尊荣的福分，却暗怀忌恨，包藏祸心，不配承受天命，祭祀祖宗，应当交出印绶，离开正宫，迁居别处。最后还说，没有依法治罪，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全文虽然言辞严厉，但比起实际所采取的手段来还算是有节制的。
当伏后得知华歆带兵进宫的消息，急忙紧闭宫门，躲进夹墙之中。华歆毫不留情，下令士兵毁坏宫门和夹墙，将伏后拖了出来。献帝正陪着郗虑坐在外殿，伏后披散着头发、赤着脚走到献帝面前，流着眼泪问：“皇上，您就不能救救我了吗？”
献帝心中凄楚，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回答：“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啊！”
说完，回过头去对郗虑不无悲愤地说：“郗公，天下难道竟有这样的事吗？”
郗虑只能默不作答，伏后旋即被押到暴室，幽闭而死，两个皇子同时被毒死。伏氏兄弟及宗族因此事牵连而被杀者有一百余人，其母盈等十九人则被强制迁往涿郡。
就这样，曹操以极端严厉的手段，扑灭了刘氏王室势力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反抗，确保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三 荀彧、崔琰之死
自曹操起兵讨伐董卓以来，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身边逐渐汇聚了一大批人才。在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下，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心系汉室的，他们投归曹操的目的，是希望借助曹操的力量，翦灭群雄，复兴汉室。曹操迎献帝都许后，许多人更是冲着献帝这面大旗前来的。因此，所谓的拥汉派势力，决不仅仅是少数的几个人，而是有一批人。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些人转变了立场，唯曹操之马首是瞻，不再把献帝看得至高无上了；还有一些人慑于曹操的淫威，只得随波逐流，不敢有非分之想、出轨之举。但也还有一些人，始终抱定拥汉的立场不变，由于曹操专权的程度越来越高，篡汉的立场越来越明显，他们对曹操的不满也就与日俱增，最终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同曹操的对立和矛盾。曹操对这一来自内部的阻碍，也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手段。他对荀彧的处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荀彧是在初平二年（191）背弃袁绍投归曹操的，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不仅屡建奇策，还为曹操罗致了大批人才。曹操对他极为倚重，每有大事，往往首先征求他的意见，并往往予以首肯采纳。在曹操的文臣中，要数荀彧的功劳最大，曹操也屡赞其功，屡加其爵。建安八年（203），曹操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食邑千户。建安十二年（207），又为荀彧增邑千户。曹操还打算授予荀彧三公之职，因荀彧坚决辞让，这才作罢。
但荀彧心存汉室，对于曹操权力的无限膨胀，他内心是并不满意的。早在建安九年（204）曹操刚任冀州牧时，有人建议恢复九州，以为这样冀州控制的面积广大，天下就易服从，荀彧就曾加以反对，表面上说这样做反而不易谋取天下，实际上未尝不包含有抑制曹操势力的用意。建安十七年（212），当曹操打算进爵国公、并加九锡时，荀彧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曹操谋求代汉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再也不肯保持沉默，而公开站出来说话了。当董昭根据曹操的旨意，特地前来秘密征求荀彧意见时，荀彧明确表示反对，说：“曹公原来起兵的目的，是为了辅助朝廷，安定国家，对朝廷怀有忠贞不二的诚心。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应当这么去做。”
曹操得到报告，对荀彧大不满意，产生了除去这一绊脚石的想法。不久，曹操南征孙权，上表请荀彧到谯县慰劳军队，将荀彧调出朝廷。荀彧到谯县后，曹操又给献帝上了一表，要求把荀彧留在军中。表文云：
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望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
荀彧就这样被留下来，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的身份，参丞相军事，实际变成了曹操的下级，被曹操就近控制了起来。曹操进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一天，曹操派人给荀彧送来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是空的，顿时明白了曹操的用意，于是饮药自杀，时年五十岁。
关于荀彧之死，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初伏后给伏完写信，请求伏完设法除掉曹操。伏完收到信后，曾把信拿给荀彧看，荀彧看了，心中厌恶，很长时间没有对人提起这件事。伏完又将此信拿给妻弟樊普看，樊普却把信封起来交给了曹操，曹操从此暗中加强了戒备。荀彧担心事情终究会泄露出去，决定报告曹操，于是前往邺城，劝曹操将女儿许配给献帝。曹操说：“现在皇上有伏后，我女儿哪还有资格再许配给皇上！我因微功见用，位为丞相，难道还要去依靠女宠么？”
荀彧回答说：“伏后无子，性情又非常凶残，以前曾给他父亲写过一封信，言辞恶毒，可趁此机会把她废掉。”
曹操盯着荀彧，追问道：“这事你以前怎么不报告呢？”
荀彧装出大为惊异的样子，说：“以前我曾报告过的呀！”
曹操冷冷地：“这难道是一件小事，我会把它忘了？”
荀彧再次露出惊异的表情：“这样说来，看来我是确实没有报告您了。以前您在官渡同袁绍对阵，也许我怕给您增添内顾之忧，所以没有向您报告。”
曹操紧追不舍：“官渡之战结束后，你为什么不报告呢？”
荀彧无法再自圆其说，只得向曹操表示道歉。曹操从此忌恨荀彧，但表面上还同以前一样，所以别人无从了解这一段内情。到后来董昭提出给曹操进爵魏公，荀彧不同意，想找曹操当面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没有机会。来到谯县后，荀彧见到曹操，要求安排一个秘谈的时间，曹操知道他要谈进爵的事，于是客气地拒绝了。不久荀彧就在寿春死去，据从寿春南逃投奔孙权的人说，曹操提出让荀彧去杀伏后，荀彧不同意，所以就自杀了。孙权将这一情况用不封口的文书告知蜀汉，刘备得知后，还气愤地说了一句：“老贼不死，祸乱就没有个完的时候！”
这个说法见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献帝春秋》，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按曹操的脾气，既知伏后有那么一封信，他是不可能不立即加以处理，而从建安五年（200）一直拖到建安十九年（214），让伏后、伏完等人长期逍遥法外的。荀彧对于此事的处理，也不可能这么不聪明、不策略、不周密。但是，荀彧有拥汉之心，因此伏完才肯找上门来；知道此事后，又久久不肯泄密；更不肯去充当惩治伏后的杀手：这些都是符合荀彧的思想性格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传说倒也并非全为无根之谈。
荀彧死后，献帝十分悲痛，祭祖时为此停止了宴饮奏乐。由于荀彧当时名重天下，不少人将他奉为楷模，钟繇甚至认为自孔门中以德行著称的颜回去世以来，能够具备很高德行、不重复过失的人，只有一个荀彧，因此对于荀彧之死，不少人感到痛惜。但曹操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在荀彧死后的第二年顺利地进封为魏公，并加九锡。
孔融的情况与荀彧有些相似，前面已经谈到。此外，崔琰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崔琰曾举荐钜鹿人杨训，后来曹操做了魏王，杨训呈奏表章称颂其功业，遭到一些人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议及崔琰，说他举荐不当。崔琰从杨训处将表文底稿拿来看了，然后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
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耳”，语气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罢了”，有还算可以但还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意思。“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既可理解为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会有变化的时候，也可理解为曹操当权的日子会有变化的时候，崔琰在这里玩弄了一点语言技巧，表明了对杨训上表称功和曹操称王的态度。很快有人去向曹操告密，说崔琰有傲世怨谤的意思。曹操不由得大怒，说：“俗话说‘生个女子罢了’，‘罢了’不是个好字眼。‘该会有变化的时候’，这话意思不恭顺。”
立即下令对崔琰处以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送去服苦役。崔琰不服气，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在服刑中仍结交宾客，说话时抖动着连鬓的胡须，直瞪着眼睛，内心似有不平之意。曹操于是下了一道赐死崔琰的手令：
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
曹操派人去办理此事，吩咐说：“三天内我等着你的消息！”崔琰并未明白曹操的用意，没有想到曹操会为这点事就让他去死，因此没有立即自杀。两天后，官吏回去报告，说崔琰还没有自杀，曹操竟发怒道：“崔琰一定要让我去动刀锯吗？”
官吏将曹操的话转告崔琰，崔琰这才明白过来，说：“我太不应当，不知道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立即自杀。
崔琰死后，毛玠内心不满，于是又有人到曹操那里告发，说毛玠外出看到罪犯的妻子被没为公家的奴婢，就说：“使天不下雨的大概是这个原因了！”曹操听了大怒，又立即将毛玠逮捕下狱。大理钟繇在审理毛玠时，毛玠不承认说过这句话，要求同告发者对质。侍中和洽等人因此要求核实情况，曹操拒绝了和洽等人的要求，下令说：
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
和洽仍要求调查核实，曹操仍不肯，但还是作了一点解释，说：“我之所以不核查，是想同时保全毛玠和告密者。”
和洽仍不肯让步，说：“毛玠如果确有谤上的言论，应当把他处死；如果毛玠没说过这样的话，告密者诬陷大臣以误主听，也应严肃加以处理！”
曹操回答说：“就要有军事行动，哪里能听了别人的话就都去核查一番呢？”
后来曹操没有处死毛玠，但还是将毛玠撤了职，所谓“两全”，只是保全了告密者。
可见，只要有人敢于阻碍自己谋汉，或对自己谋汉表示一点不满，不管这人原来如何得到自己信用，立过多大的功劳，曹操都要给予极为严厉的处罚，是一点也不肯手软的。
四 力平武装叛乱
曹操做魏公、魏王后，内部还发生过几次规模不等的武装叛乱，曹操对这些武装叛乱更是毫不留情地给予了迅速有力的镇压。
建安二十三年（218）正月，在许都爆发了一场主要由拥汉派势力策动的叛乱，参加者主要有京兆人金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吉本之子吉邈和吉邈之弟吉穆等人。金祎是汉武帝时的臣子金日之后，自以为世代都是汉朝忠臣，见魏将代汉，于是愤然自励，打算复兴汉朝。耿纪是光武帝大将耿弇的曾孙，见曹操即将篡汉自立，也决心起兵除掉曹操。当时留守许都的是丞相府长史王必。曹操任用王必时，曾专门下过一道手令：
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舍骐骥而弗乘，焉惶惶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
早在建安元年（196）以前，王必就已经在曹操军中任职，曹操因此称他为“披荆棘时吏”。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任职，所以曹操说舍弃了千里马没有骑。当时关羽强盛，威逼许都，曹操让王必留守许都，是给予了充分信任的。有趣的是王必同金祎虽志向不同，两人私交倒还不错。吉邈、吉穆虽同金祎、耿纪一样反对曹操，但他们却并不是想要匡扶汉室，而是想杀掉王必，挟持献帝以攻曹魏，南引关羽作为外援。各方想法不同，利害不一，计划不周，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吉穆等率闲杂人员及家僮千余人夜烧王必军营，金祎又派人到王必营中充当内应。王必受到内外夹攻，仓猝应战，肩部受伤，逃奔南城。天亮后，叛军见王必还在，加之受到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攻击，纷纷逃散，一场叛乱很快破产。
曹操逮捕了耿纪、韦晃等人，耿纪直呼曹操其名大呼：“恨我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竟被这帮小儿所误！”韦晃则拼命叩头击脸，直至死去。耿纪、韦晃及吉本等均被屠灭三族。
十余天后，王必伤重不治而死。曹操得到报告，十分震怒，于是将在许都的朝廷百官召到邺城，让在王必军营被烧时参加了救火的人站在左边，没有参加救火的人站在右边。众人以为参加救火肯定不会有罪，纷纷站到左边。谁知曹操突然宣布：“没参加救火的人没有帮助造反，参加了救火的人都是造反的强盗！”
结果将站在左边的人通通处死。
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当曹操西征刘备尚未回师，而关羽又在南边猛攻樊城的危急时刻，在邺城的魏讽又阴谋聚众发动武装叛乱。魏讽字子京，沛人，颇有煽惑人心的本事，在邺城名声很大，自卿相以下不少人争相与之交往，因此被相国钟繇任为西曹掾。魏讽趁曹操大军尚未返回的机会，暗中联络徒党，同时与长乐卫尉陈祎联络，企图一举袭占邺城。谁知还没等到约定的举事时间，陈祎害怕了，向留守邺城的曹丕告了密。曹丕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了叛乱，魏讽被杀，牵连被杀的达数千人。事后，相国钟繇被免职，负责邺城治安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职。曹操得到报告后叹息说：“魏讽之所以敢于谋反，是因为我的部下没有能够防止反叛的人。哪里能有像诸葛丰那样的人，让他去接替杨俊呢？”
桓阶推荐以刚直威严著称的徐奕，曹操即任徐奕为中尉，并下了一道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为之折谋。《诗》称“邦之司直”，君之谓与！
春秋时楚将得臣字子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子玉率楚军与晋文公战于城濮，兵败自杀。晋文公得知子玉自杀的消息，高兴地说：“从此再没有人能同我作对了！”“侧席”，指不敢坐正，是恐惧不安的样子。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大臣，刚直不畏权贵，淮南王刘安阴谋叛乱，但因惧怕汲黯而不敢妄动，最后畏罪自杀。“邦之司直”意为国内主持直道的人，语出《诗经·郑风·羔裘》。这里曹操以子玉、汲黯比方徐奕，既是对徐奕的信任，也是对徐奕的勉励，表明了曹操对加强邺城治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黄门侍郎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拉拢，参与反叛密谋。按当时法律“连坐”的规定，刘廙也应被处死。但刘廙鄙薄魏讽的为人，曾劝刘伟不要同魏讽来往。陈群去为刘廙说情，曹操回答说：“刘廙是一个名臣，我也打算赦免他。”并特地下了一道手令：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下卿栾盈之母是晋卿范宣子的女儿，因与其家臣私通被栾盈发觉，便反诬栾盈欲危害范氏，范宣子便将栾盈赶出晋国，并杀死了栾盈的同党叔虎等人，把叔虎的哥哥叔向也关了起来。后大夫祁奚说服范宣子赦免了叔向。曹操不杀刘廙当然不是为了遵循什么古制，而是因为刘廙确曾反对魏讽，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点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的精神。
文钦因曾与魏讽有联系，被抓进监狱，鞭笞数百。本应处死，曹操因其父文稷立过战功，看在其父面上，也给予了赦免。
王粲的两个儿子在这次平叛中牵连被杀。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病死，到这时不过两年多。曹操得知消息，感叹说：“要是我在，一定不会让仲宣断了后！”这次叛乱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发动，但牵连被杀的人却达数千人之多，可见曹丕手段的残酷决不在曹操之下。曹操这一次多少表现出一些同情心，大约跟他不在平叛现场，态度较为冷静有关。曹丕后来根据曹操的旨意，把王粲堂兄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给王粲，算是给王粲延续了后嗣。
此外，在邺城还曾发生严才发动的叛乱。严才率其部属数十人攻打掖门，大司农郎中令王修得知消息，来不及准备车马，便同其部属步行赶到宫门参与平乱。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说：“那个往这里赶的人一定是王叔治。”这次叛乱规模不大，很快就被平息下去。
五 “吾为周文王矣”
在通向帝王之位的道路上，曹操一一清除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障碍，使自己逐渐具备了取代汉室、登基称帝的条件。但是，直到临死，曹操也没有代汉称帝。
曹操所处的时代，用他南下荆州时王粲规劝刘琮投降时说的一句话来说，是“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何尝没有帝王之心。兴平元年（194），曹操东征陶谦，留守兖州的张邈、陈宫勾结吕布反叛，赖荀彧、程昱保住了鄄城、范县和东阿三县。程昱年轻时，曾梦上泰山，两手捧日，程昱觉得奇怪，将此事告诉了荀彧。曹操西归后，荀彧又将此事转告了曹操。曹操大概从“捧日”之说中领悟到了某种特殊含义，内心高兴，于是将荀彧引为知己，说：“你终当成为我的心腹。”程昱本名程立，曹操于是在“立”字头上加上一个“日”字，更名程昱。“捧日”的含义，荀彧大概理解为尊奉汉帝，而曹操的理解很可能与此不同，从这里是不难看出一些问题来的。
建安元年（196）后，献帝完全落入曹操的掌握之中，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能安天下的是曹姓，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然而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不能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代汉的意图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如果任其自然而不加以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内部的拥汉派势力也会起来反对自己。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疑贰，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弱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藏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令文篇幅较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开头部分写道：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因此只打算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志望有所扩大，但也只是想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总之，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有什么个人野心。
第二部分写道：
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一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仍是很有限的，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遏制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甘冒艰危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使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不少工作，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会去称帝称王呢？
第三部分写道：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这一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文王得到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于乐毅和蒙恬的深切感佩之情。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到昭王之子惠王的猜忌，被迫逃往赵国。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忠于燕国、秦朝。曹操列举两例，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勿庸置疑的了。接下来，曹操进一步说明自己得到汉室信用已经超过三世，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最后还引了周公金縢藏书的典故，来说明自己何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明心迹。“金縢”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縢》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祷告，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辞藏在金縢之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谣说周公将取代成王，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縢发现了祷词，知道周公忠诚，又迎回了周公，让他重新执政。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说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像当年周公存金縢之书以备考查一样，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
最后一部分是：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尽，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这一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以此作为外援，作为“万安”之计。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尚品质的崇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劳，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还是很不安的。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不少地方是说了实话的。比如说他早年志望不大，这大体上还是可信的。又比如说假如国家没有他，“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说的也是事实。最后说他不能交出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担心得也完全有理。但曹操反复强调自己忠于汉室，没有“不逊之志”，这就很难使人相信了。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奉行韬晦之计，对自己的政治意图作了一些讳饰，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牢牢掌握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曹操被策封魏公，加九锡。大概就在这时，关于曹操有“不逊之志”的议论又风行起来，曹操于是又写了诗作《短歌行》（其一）：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一解。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使得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二解。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三解。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之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四解。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珪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五解。
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六解。
第一、二解咏叹周文王，说他具备崇高的品德，已控制殷朝三分之二的疆域，但仍然朝贡殷王，不失臣节。因遭受崇侯诽谤，才被拘禁起来，后被释放，恢复原职，殷纣还赐给他斧钺，授与他专征的大权。文王的美德也得到了孔子的称赞。
第三、四解咏叹齐桓公，说他建功立业，成了第一个霸主，多次盟会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不凭恃武力。光明正大而不谲诈，其道德为后世传言称美。孔子赞美了他，同时还赞美了管仲。天子把祭肉赐给桓公，并命他不用下阶拜跪，但他却说：“小白不敢，因为天威就近在我的面前。”小白，是齐桓公的名。
第五、六解咏叹晋文公，说他也是一个霸主，同样躬身奉侍天子，因而天子赏赐给他珪瓒（祭祀用的玉柄舀酒器物）、美酒、红弓、黑色弓矢以及三百名勇士。他的威望使诸侯折服，学习他的人也受到尊重，其声威八方传闻，其名声仅次于齐桓公。但他在河阳会盟，召请周天子以打猎的名义前来与会，却引起了众议纷纭，有损他的名声。
曹操在这里赞美周文王、齐桓公和晋文公等历史人物，实际上是表示要以他们为榜样，自己虽然做了魏公，被赐给九锡，地位显赫，但仍要谨守臣节，遵奉汉室，决不做出危害汉室的事情来，用意完全同《让县自明本志令》相同。
此外，《善哉行》（其一）二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咏叹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就一起避居荆蛮。三解：“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咏叹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互相让国，商亡后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四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咏叹仲山甫辅佐周宣王革新政治，使周室出现“中兴”；但却无故杀死了杜伯，损害了圣君贤相的好声名。这些也都不无以史为鉴之意，旨在表明自己并无“不逊之志”的心迹。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曹操在孙权的配合下，取得襄樊大捷之后，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以火德王，故这里以火炉比汉朝。曹操的意思是，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惇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分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再属汉朝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了！”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意谓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不必计较有没有皇帝这个虚名。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藏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这最后的一个步骤不想由他自己来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博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力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结束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不然就将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二来，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致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顺，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口实，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当魏公、魏王之后，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210）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恳款，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的。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已六十五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明智而周密的谋虑。曹操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自许，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业绩和名位作了一个总结和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