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要表白
[l]——
英语老师李梅芳敲着黑板，强调说，这是个浊辅音，我们叫它舌边音，大家好好看着我的口型，英语发音，口型特别重要。
我相信班里所有人，都和我一样，都没好好看她口型，而是看她的发型，看她裙摆下细长的腿，看她和脸上的妆容一样素淡的表情，看她扫一眼全班微微蹙起的眉头。本应在初中就掌握的国际音标，在我们大多数人听来仍那么陌生而艰涩。我一只手托着腮，看着李梅芳老师向两边扯起嘴角，震动舌边发出这个在我看来与刀片，与铣床，与电机没有任何关系的音调时，我看到坐在教室中的十五岁的我，两眼盯着老师的嘴角，脑海里飞快旋转的，是孟小小藏在齐刘海下的模模糊糊的小圆脸。
我在想，她为什么伤了腿，却没有回家？
这个问题想了一小会儿，当李梅芳老师连发了几遍[l]音，然后在音标后面写下look、list、school、love等单词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医务室，出现了最近一连几天站在医务室南边花圃边的少年，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正午，有时候是清晨，医务室前的所有时光，曼妙而安逸，我无法透过它透亮的玻璃门和淡蓝色的窗帘，窥探出关于孟小小的丁点信息。
那时候，姚曼老师仍然遥远神秘，距离我第一次与她正式交谈，还有两个多月漫长的秋季时光。黄河以南、渤海以西的暖温带季风气候，让我们校园头顶的初秋天空蓝得透亮，偶然而过的稀薄云丝加重了我心底的忧愁。我无法知晓实则无比确定的白天和黑夜，明天和后天在哪里，无法知晓三年后也就只能当个工人的人的前途在哪里。有时候我走在从教室回宿舍或去餐厅的路上，甚至好像无法知晓下一步我的脚会落在哪里。我似梦似醒，跌跌撞撞，有时候甚至忘了黑夜还是白天，忘了身在何处。
我从未这样过，那个叫孟小小的女孩，那个西南角浅灰色工字形教学楼中的我尚不知晓的、某个教室中拄着拐杖的女孩，像块威力无比的磁铁，把我的所有心神都吸走了。我失了重，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稳稳当当地站在大地上，一阵微风，就能把我从校园的石板路上，从花草间，从一张磨得发光的防腐木长椅上吹到半空里去。
初开的少年情愫，让我的心，如轻风中的羽毛忽而落上树枝，忽而飘到天上，无论如何，都无法安安稳稳待在该待的地方了。有时候，我咬着牙诅咒自己的轻薄和愚蠢，但更多的时候，我沉浸在无边的想象中，无法自拔。我跌入激流，心里明白危险无比，却又任由自己沉浸于旋涡，连偶尔片刻的挣扎，都是在做做样子。
有个傍晚，下课后到食堂的途中，我突然发现湖边的梧桐树，黄了叶子。我停住脚，看旁边的合欢，看流苏，看枫树，深深浅浅的黄和红。花圃中，是大朵小朵红的黄的白的菊花，几个值月的同学，有的在修剪树枝花卉和草坪，有的用小推车把修剪掉和落地的枝叶堆在广场的粉碎机边，有的正在操纵着拖在一辆电动四轮车后面平台上的粉碎机，更多的挥着铁锹，在把粉碎后的树叶混合进花圃中的泥土里，它们将在花圃里吸饱秋冬的雨雪，与土壤融为一体，在来年，化作花草树木充足的养分。
秋天来了，冬天也不会远了。
而我，什么也没干。
我坐在湖边的椅子上，远远地看着门卫值班处的两个老师在往屋里抬一张桌子，这两个人我从来没见过，看来陈浩南他们说的是真的，吕布和貂蝉死后，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保安都伤心地辞了职，离开东技了。
夕照橙红，人来人往。我一步一步走在恐怕“也就当个工人”也难以成功的校园里。四周来来往往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而我，突然忘了我想要往哪里走，要去干什么。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直到广场上劳作的同学散尽，看来来往往的同学有的去了教室，有的去了宿舍，看北边的食堂熄了灯，看校园的路灯唰一下亮起，看一团蚊蚋在我头顶嘤嘤嗡嗡，然后在一阵骤起的风尖上散得无影无踪，我想起，我是想到小超市，买作图用的铅笔和尺子。
没有晚一步，也没有早一步。我进了超市，看到一圈人在门里面的空地上站成一圈，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当我意识到我闯入了一场什么会议，赶紧停住脚，转身欲退出时却被叫住。如果把我比作一棵刚被移栽到东技的树的话，我由此生出了在东技的第二条根须，第一条，是我还未意识到的戴维、张大为老师，尽管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未意识到他对我在学院生涯、在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义。
一个一眼看上去就是学生干部模样的学长往旁边站了站，给我在他和他旁边的一位老师中间留出个空当。我站在这个小小的、刚够容身的小空隙中，一点一点，明白了超市是由学生在运营和管理，明白了现在面临着受网购平台的冲击，营业额急剧下降，利润已经难抵参与学生的助学补助的困境。我还知道，在我们学院，不单单超市，还有医务室，还有校园绿化、校舍维护、食堂食材采购、校园网络维护——后来我了解到，可以说，几乎一切需要动用除教师工资福利以外的学院经费的校内开支，基本都是学生在运营和管理，最起码，都有学生的深度参与，这是我们学院社会化办学，增强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教学实践工作。
比如，我们除第一期校舍工程外的基建工程，三处教学楼，大小五处实践基地，专家楼，世界技能培训中心，都是相关专业的学生论证、设计，并参与施工的；农建系的三处种植实验基地，完全是学生在管理；我们学生管理运营的面点房、理发室、照相馆、熟食店、服装加工厂、电脑耗材和文具店等等，不但满足学院内部需求，有一些还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更让我惊奇的是，我们的烹饪专业的学长们，陆续在东城区七个大的农贸市场开设了店面，并且经营良好，尽管发起的初衷不是为利润，而是为了练兵。
这一天，我因为购买铅笔和尺子，耽误了一两节晚自习，却误打误撞感受到了东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当然，当时只是想，原来这个学校，还这么厉害。
啊，刚来的同学，那也听听，一起听听，很快就轮到你们啦。
我一进门时，把我叫住问了我的姓名和班级后让我一起听听的这个人，穿着一身藏蓝色短袖T恤和黑色运动鞋，和我印象中应该是衬衣皮鞋的系主任一点也不相符。一连好几天时间，我都在想，但愿他没有认出我就是汇报演出时糗大了的那个学生。
听了好半天，我才弄明白会议的主题，是校内超市受网络购物平台的冲击，连续三个月利润已经不足以抵付工作人员的助学补助金。后来我听说，这个会议，是院长因事误了食堂晚餐，来买方便面时发现好多货架都空了，迅速叫来相关的老师和学生临时开的一个会。我在当天的笔记里，记录了秦院长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网络平台送货再快，有我们校内配送快吗？二是我们有没有力量，开发一款校内购物APP？
两周后，负责超市的师生用一款东技“小狮哥”APP回答了秦院长的问题。一个多月后，我们每两座相邻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中间，都装置好了“小狮哥”语音点购机。最初，装置比较简陋，九十厘米高的柱状机器还是铝制外壳，焊接处还挺毛糙，触屏还是黑白的，人机交互的小音箱和麦克风还分在柱头的两侧。到这年入冬的第一场雪前，就换了银橙拼色的新型智能机器，不锈钢烤漆外壳、集成彩色电子屏和语音交互系统，旁边设置了以单号为取货凭证的存件箱，想买的东西，上课前下楼时在点购机上下单，用校园卡支付，记下四位数单号，下课时就可以取出由“小狮哥”们投递进存件箱中的物品啦。
后来，本市的好几家医院采购了我们的设备，作为住院部试用的院内餐饮点购系统。意外的是，在三年后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在住院部全面装设，很好地解决了严格的防疫制度要求下，住院病人及陪护不能自由进出各自病区时，餐饮和生活物品购买和配送问题。我们把这个看作是我们学院对本地社会服务的意外贡献。
当然，那一晚，我没想这么多，以我的经验，也想不了这么多。我只是觉得好玩，想不到这么多地方都是学生在经营，心里马上跃跃欲试。也许，经营两个字，意味着赚钱；赚钱，意味着成就感。这种转了几个弯的成就感，让我在会后主动给值班的学长留下了班级姓名，和基本不在我手机里的号码，表示了想要参与的意愿。我很快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见证了“小狮哥”的诞生发展，并且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主人翁感和自信。
但对那段时间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在以志愿者身份（因为我们新生班级按规定还未到全面参与校园管理的值月工作中的时间）参与超市经营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了姚曼老师。
回望那个秋日午后，空气中涨满菊花的清苦，锦葵在渐凉的秋风中泛起浓重茁壮的墨绿。我们四个值班的“小狮哥”在超市前的空地上，往两辆电动三轮车里分放师生们点购的货物。本来，这批十二点过后点购的货物，我们可以下午下课后送达各处收件箱，但我们还是想不耽误上课的情况下，提高一下速度。那天，我本来负责东片区的配送，因为方平在旁边念叨单子时让我听到了姚曼的名字，我立即提出和他交换任务。
我破例打了姚曼老师的手机（本来按照规定，我们只是把货品放收件箱就好啦，没有额外送货上门的责任，即使她是老师；但是，也没规定不能送上去）。一接通电话，我不等她说话，就快速说姚老师您点的货品我帮您送到办公室还是教室？
货品？姚曼老师顿了一下，紧接着“啊”了一声，说，啊，还能送上来，太好啦，我在303，语教组办公室。
姚曼老师不在教室让我非常失望，但认识了她的班主任，也总算是离她近了一步吧。何况，姚曼老师曾经是戴维的妻子呀，看戴维家奶奶的样子，很为戴维的离婚、她失去了个好儿媳妇伤心。我压抑不住地兴奋着，在姚曼老师办公楼和教学楼中间的路口调转方向，拧着车把加快速度奔到了她办公楼下，然后搬着盛放着两支狮王牙膏、两包共四斤重的玉米干面条、两板1号电池、一袋六个装的大发面馒头的箱子，噌噌几步蹿到她所在的三楼，敲开303的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女老师，后来我知道她叫庄春青，这个老师因为当时正在请姚曼老师坐在她座位上，帮她修改学院将要举行的“我为人师”全校教师演讲比赛的稿件，让我误以为那是姚曼老师的办公桌，从而把她误扯进戴维和姚曼老师两个人中间，闹了大笑话。
我放下东西，请姚曼老师验收，姚曼老师说，看你们这劲头也不会错的，然后连声感谢我，并站起来往外送我。我连声说留步，却在走出门口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回头问姚曼老师，孟小小的腿怎么样了？
啊，好多了。姚曼老师说，但很快，微微皱起眉，偏头朝门框的某处看了看，好像在谨慎地确定位置，然后拿手扶住门框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班的学生伤了腿？我看到四年前的自己停住脚，用轻松，甚至是洋溢着欢乐的嗓音告诉她，那天晚上，你在湖边叫住的人就是我呀，是我把孟小小背到医务室的。少年说这话时，挺直胸膛，仰起的脸上泛起愚蠢而期待的光芒，好像那晚的事是拯救了全人类。
啊，是你呀。姚曼老师笑起来，取下刚放到高高的门框上的手，往前走了两步，说，真是谢谢你，她好多了。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张大为老师的学生。
说完，我头也不敢回，急匆匆奔到楼梯口下了楼。
后来姚曼老师告诉我，我问孟小小的腿的时候，她已经模模糊糊地把我和在运动场上跌倒的学生对上了号。在我向戴维出示视频时他轻描淡写的态度，让我误以为视频事件很快就过去了。我一直不知道我在我们学院的师生中，被谈笑了好长时间。
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这种性格，是属于外向型还是内向型，也不知道当时我哪来的勇气。想了很多回，这好像是一种事儿到了这种时候，就该这么办的心理惯性，看似冲动，实则内里有一种“到时候了”或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深层理性支撑。这个，说不好，自己评论自己，很容易陷入美化的阴谋里去，人，都太好自我蒙骗了。
那天，直到在西片区楼宇间，把所有货品投递进收件箱，骑着电动车回到东片区放到超市前空地上，洗把脸往教室走去时，心还在怦怦乱跳。
那天下午第一节课，是工技课，戴维用一块软皮包住一大堆刀具放到讲台上，招呼我们全部到他近前去。戴维说，来，走近点，把我们的武器看清楚点，将来，我们要指着它吃饭的。
这些黑乎乎、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扁的方的、只尖端亮着一点斜面的金属棒棒，竟然叫刀，和我想象中的各种刀一点也对不上号。看来，同学们和我想法差不多，整个教室都是哦哦的惊叹声。
有的人说，啊，这么黑，像是废钢条头儿；有的说，哇，老师你看上面的漆都磨掉了；还有的用手掂起一把，说，这是铁的吗？吴楚，我们班唯一的女生，我们在军训时就已经喊她一枝花了，因为确实就这一枝，她也就大大方方接受了。一枝花走过来时，我们这些草们自动让出一条路，她走到讲台前，伸出纤细的食指在一把刀体的棱上摸了摸，说，欸，很凉呀。林幸哲穿着件藏蓝色老干部夹克，站在旁边，抱着双臂，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听了一枝花的话，笑了，说，烧红了就热了。
废话。旁边的陈浩南翻了下眼皮说。
我站在最边上，看着讲台上这堆黑乎乎的铁棒，内心泛起阵阵悲凉，好不容易积攒了点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我的余生，就是要同这些东西分不开了吗？就要指望这些东西活下去了吗？我没有勇气，哪怕是在心底，说句“我决不”这样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我当时的年纪，还没有生出足以支撑着自己选择想要的职业和生活的心智和勇气，只是看到了这些车刀的瞬间，“也就能当个工人了”的话由无法看清的天边一下子拉到了我鼻尖。
我想，我决不去碰这些东西，看上去那么丑陋、不祥，会把我原本黯淡的命运，牵引进无底深渊。
戴维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也显得忧心忡忡，等我们欣赏议论得差不多了，他示意我们回到座位上。紧接着，他唰唰几笔，迅速在黑板上画了三把大小长短角度不同的车刀，转身对我们讲，同学们，感谢你们刚才提出的这些无比外行的问题，让我感觉自己真有学问，我也向你们保证，接下来我讲的这些，你们都听不懂——
一节课下来，前角、切削、主偏角、副偏角、主后角、刀尖角、基面——果真，我基本一样没听明白。下课后同学们再次聚在讲台前，拿着刀头左右端详，突然感觉这个小小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真是不可思议。戴维将刀具卷进一块皮革中，连同课本和讲义抱在胸前，说，纸上谈兵，怎么谈都隔着一层，我提过几次把专业课，无论是理论还是实操，都放在车间，但，学院一直没同意。戴维边往外走边说，这些东西，听着一大堆，放到车床上切一块板子，啥都门儿清啦。你们先纳闷着，我先走了。
说着，拿起讲台上的手机往裤子口袋里一插，转身下了讲台——
啪——
戴维一抬腿，顺着裤筒掉下来的手机被他一脚踢到教室门口去了。他紧走两步捡起手机，看了看，讪笑了，说，忘了裤袋开了底儿了。
赶紧回家让师娘给缝上去呗。一枝花大声说。
同学们都哈哈笑起来，戴维说，你们师娘已经把我抛弃喽。
那时候，我们班好多人已经知道戴维离婚了，但却没想到，他以这种方式，轻描淡写地“坦白”了。听得出无奈，却毫无悲伤和尴尬，甚至，还有点稀薄的喜感。
第一次，我感觉离婚这件事，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像以前听到说亲朋好友谁谁谁离婚时的那种像天就要塌下来的感觉了。
但很显然我的狱友们不这样想，所以，当天晚上，423号宿舍掀起了一场戴维离婚狂想，虽然，以我们的想象力，跑不出什么婚外性、婆媳不和等老掉牙的套路。六个人的论坛搞出了众说纷纭的效果，连最不喜欢说话的马纯也加入进来，说他听建工系的一个亲戚说戴维和姚曼老师并没有什么大矛盾，离婚纯是戴维来自陕北农村的母亲看不惯姚曼的城里女人做派。这个我倒信了，和我听到的戴维母亲的话还是相符的。但我没有说出来，可能，我想要保存住几次到戴维家吃住过这点在423算得上是人无我有的神秘优越感吧。
那，我们帮帮他们吧。
听完马纯的话后，我提议说。
帮，怎么帮？彭浪说，离都离了。
离了可以再复嘛。陈浩南又来劲了。
就是，可以再复嘛。我说。
唉，朱子康作为舍长发话了。他敲敲床板，说，很晚了很晚了，再叨叨，一会儿楼层长就来敲门啦。你们想帮，先了解下他们各自谈了男女朋友没有吧。搞不清楚情况就乱作计划。
啊，舍长就是舍长啊，睡觉睡觉。
我们臣服崇拜了会儿，不再说话，慢慢地，有人呼吸粗重起来。我可以清静地，不受打搅地想一会儿孟小小了。但其实，我惊讶地发现，她的脸，在我脑海里开始变模糊了，眼睛、刘海、下巴，都不再像先前那样生动鲜活，所有的轮廓，都像长了一圈儿灰蒙蒙的白毛。我心里一阵阵难受，好像身体深处，有个部位正在被什么东西蚕食。我想，明天，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她，哪怕远远地看一眼也好。我要筑牢那道美好的堤坝，不让它被时间的洪水渗透、冲垮。
怎样才能联系上她呢？我轻轻抠着脸上的一颗粉刺，想不出好办法，直接找她表白，打死我都攒不出勇气。要是有个同盟就好了，我把粉刺抠开了，我的指尖感觉到了鲜血的润滑和黏腻，对，找个同盟，我脑海里首先出现了林幸哲的面孔，他像个大人，做事拿捏得稳妥周到，只是——还是算了吧，我想，如果他也喜欢上孟小小呢，或者，孟小小喜欢上他呢？这太不保险了，引狼入室的事儿，我不能干。
我朝床头摸摸，没摸着卷纸，又往床尾摸，也没有。我想不起白天时一直放在被角的卷纸跑哪儿去了，用手背擦干粉刺部位的血迹，确定它不再流了，才慢慢从狱友中筛选出陈浩南来。
陈浩南喜欢吴楚是一定的了，请他帮我是最安全的。
我拿定主意，徐徐沉入睡梦。砰——刚刚触摸到梦境的边缘，突然听到外边一声巨响。
接着有人在争吵，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争什么东西。我支起耳朵，听到有人在说，对不起，我们只能拉走，明天到学管处去领好啦，这有点猖狂了。又有人说，算了，以后注意就是了。什么算了！这不是第一次了，好几次了，发现你们这屋不对，你们堵上门缝装睡着，我们都没计较——
怎么啦？怎么啦？
睡着的也都被惊醒了，我们出了门，看到黑黢黢的楼道里挤满人，大部分都站在宿舍门口观望。说话声音最大的人，拿着手电筒朝一个宿舍门里照着，说，搬出来搬出来，无法无天了。被照的宿舍门口探出来个弓着的背，看架势像在朝外拖什么东西，宿舍里面的人在低声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吧。弓背在门口停顿了下，接着摇晃着又退去了。
班长？
陈浩南小声地说。
对，是他。
彭浪说。
接着我们看到那个弓背又出来了，这一回速度很快，拖着个巨大的箱子，在手电筒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门外的几个人围上去，其中一个搭了把手，和弓背一起把箱子拖过我们门口，几个人架着下了楼梯。
╳！
这一回，我们都听到了，是我们的班长林幸哲，借着外面路灯光，我看到他穿着一回到宿舍就换到身上的灰色翻领开襟睡衣站在门外，朝着楼梯方向空踹了一脚，骂道，╳他妈的！
我们终于知道，报到那天，我们看到林幸哲拖的那个巨大的银色钢质包角行李箱，不是行李箱，是定制在行李箱中的游戏机。据他们宿舍的人说，是发烧友级的，好几万块。
于是，我们关上门，又开了次论坛。陈浩南说，这次的主题，就是林幸哲的干部仪表和古蛊仔内心分裂与统一的问题吧。
我们搜罗了少得可怜的与各种成功人士打交道的经验，或者远远近近看到的这一类人士的形象，对比了林幸哲比他们更板正的形象，以兹证明林幸哲要当不上个干部，那遇上他的人一定是全都瞎了眼；接下来我们又动用了我们丰富多彩的地痞流氓二混子形象储备，企图对比林幸哲极其狂放无羁的灵魂和作为黑社会老大的潜质。
我们一直对比到下半夜，但谁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谁，以怎样的方式，把戴维的离婚主题又拉了进来。也许是我有点困了，也许是交流过于混乱，反正第二天我醒来想记下我入院以来最为深刻和混乱的夜晚时，怎么理都没有理清楚，也忘了是谁下的结论，第二个论坛的结论，是我们一定要找林幸哲加入进来，通力合作，把戴维和姚曼的幸福接续下去。
第二天晨跑过后，丝毫没把昨夜烦恼挂脸上的林幸哲被我们截在东操场花坛边时，习惯性地理了理他并不需要理的分头，说，说吧，有什么需要效劳的？
听了我们的想法，林幸哲把双手合拢搭在小腹处，说，他们离婚多长时间了？陈浩南摇头晃脑地说，好像半年多了吧。林幸哲说，离婚的原因你们清楚吗？婆媳关系不太对付，这我们都弄清楚了。陈浩南挺起胸膛，板起脸，摆出一副能干大事儿的样子。那他们各自又谈朋友了没有？林幸哲不愧是小干部，几句话几乎把我们琢磨了大半个晚上的问题都点到了。陈浩南说，没有，说完又想了想，反正我们戴维是没有吧，昨天你也听见他那话了。林幸哲说，说是说，做是做，成人的世界，很难说嘛。再说，对方找了没有，你们一点情况不掌握嘛。知彼知己——
林幸哲顿了顿，接着说，这样说吧，同学们，感情的事是很复杂的，他们是成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嘛，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掺和的好。凭着道听途说的零碎去揣度，去干预，反而可能会坏事。
林幸哲像在念并不属于他的台词，但每句话我们都挑不出毛病。
彭浪干咳的意思，林幸哲比我们明白得更快，他抬头朝食堂的方向看一眼，我们让出一条道儿，他再次抹了抹头发，迈开方步。我们面面相觑，朱子康跑了几步追上林幸哲说了几句什么，停在原地。等我们走过去他告诉我们，他嘱咐林幸哲不要说出去。
不会的，陈浩南说，他机器要不回来，没心情说别的。
唉，陈浩南甩着手说，他说得对，我们确实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搞明白。
彭浪拉下脸，学着林幸哲说话的样子，说，那就去搞明白嘛，很难吗？比《红楼梦》更复杂吗？没有嘛！
咣——
彭浪话音未落。
我们齐刷刷转过身，看到操场东北角开了一扇小门，十几个穿戴着火红工装和安全头盔的人，从小门弯弯曲曲的小路向我们走过来。我第一次注意到校园东北角墙外树梢上，露出好几排看起来异常宽大的天蓝色彩钢屋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校企合作的厂房，既是启达集团精密铸件实验室和厂房，也是我们学校的实习教学点。现在东技已经建了十四个这样的教学点，除了在学校本部的四个，在省内青岛烟台枣庄各一个，其余七个分别分布在浙江、广东、黑龙江、河北、天津、四川等省份。我入学的第二年，也就是二〇一八年，我们系好几个班的毕业生不等拿到毕业证，就被这几个校企合作的企业方高薪争抢一空了。二〇一九年注册到我们系的新生，比二〇一八年翻了一番。二〇二〇年学院网站系里的宣传标语，用红色的闪光大字写着：入学等于就业。
这时候，这些情况我还不知道，我只感觉这些从角门里进来的人身上的装备太扎眼了。等他们沿着“之”字或者S形的路朝我们这边靠近，听到他们议论着下午考试的事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学院的学生。
我看着前面凹字形的路，非常不得劲。我说，你们发现了没有，咱们这校园里，就没几段直道儿，怎么这么别扭！
彭浪嘿嘿地笑了，说，我报到那天就发现了，早就问过戴维——
问他，有什么玄机吗？我很不解。
那当然，一个学校的校园设计，一定是有讲究学问的，你猜戴维咋说的？
看我皱起眉，彭浪嘻嘻笑了几声，说，唉，你这个人，一点幽默感没有，戴维说，因为，通往真理的道路，都是曲折的。
我╳！
我们一齐骂起来。
当时，我们其实也不关心路直路弯这事儿，我满心里想着别的。所以看着他们超过我们提前进了食堂，只是感觉他们身上的工作服和看起来无比坚固的钢盔，超酷。但再酷，不也就是工人装备吗，能高级到哪里。我心里一这样想，整个世界就凉下来了，刚才因林幸哲坚决不参与我们为了戴维要采取的行动生出的沮丧，也不算什么了。
那段时间，“工人”这两个字，魔咒般牢牢将我缚住。一听到，一想到，一看到，我就头皮嗖地一麻，感觉像有人握着一把长刀，贴着我的头皮削了过去。
那天上午，戴维到班里转了一圈，背在背后的手里捏着一张对折的A4纸，大半页黑字，底下盖着大红章。看戴维满脸沉痛的样子，我猜想他手里拿的是学管处对林幸哲的处理决定，但他走了好几圈儿，也没说一句话。直到英语老师李梅芳来上课，才朝讲台点点头，离开了。
当个工人，就不需要说英语了吧。我趴在桌子上，我们很多人开始趴在桌子上，李梅芳老师敲了几遍黑板让我们抬起头，见没有效果，停止讲解，看了看花名册，说，王赫你来，把这些单词领读一下。
趴着的王赫站起来，佝偻着腰翻书，全班的目光盯在他翻书的手上。他翻了一页又一页，然后又一页一页翻回去，李梅芳老师敲着黑板，说，这里，这里。
王赫抬起头，看了眼第一个单词flower，噢了一声，清了下嗓子，像下定了决心似的，放下书，大声念，法拉我——
哈哈哈——
哄堂大笑过后，我们看到李梅芳老师紧抿着嘴唇，转身朝向黑板，肩膀微微耸动着。教室里安静了，几个同学开始互相挤眉弄眼，我也在想，这下要被气跑了吧。过了许久，李梅芳开始抹眼睛，然后转过身，我们看到她左右颧骨处都是粉笔灰。李梅芳老师走到讲台下，说，同学们，这些单词，从上周三就开始读写——请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你们才能认真学习英语？
我低下头，我们都低下头，再也不敢抬起来。我听到李梅芳老师在我们课桌间站了一会儿，走回到讲台上，听到她嚓嚓嚓地往黑板上写着，听到她抽了一下鼻子，听到她再一次敲着黑板，说，请大家无论多忙，也要把这些单词记住，周四第一节课，先听写。
李梅芳老师走了。
我们慢慢把头抬起来看向教室门。戴维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