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和她，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其实连这一点我都不知道。
名媛美姝，其实在一些词里，媛字排在姝字之前。
不过我们的名字是母亲取的。母亲叫李年，她年轻时喜欢书里年姝媛的故事，能文能舞的将门之后，让阿哥们倾倒的第一才女，最后成为皇上的贵妃。所以母亲认为姝字在前，媛字在后。
后来写在户口簿上，涂姝就是姐姐，涂媛是妹妹。其实这无所谓。不管谁先谁后，其实都没有区别。
我想，小时候我们应该长得比现在更像。
母亲给我们洗澡时，需要在我们的手腕上绑一条红布，以免搞混谁洗了谁没洗。喂牛奶和换尿布也是一样。
我们的衣服会缝上各自的名字，但贪玩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把衣服换着穿。
母亲烦躁了会给我们一个耳光，说：“你们能不能少给我制造麻烦？！”
当然，这些事我是听母亲说的，我已记不清了。母亲也说得很少，她说得多的话还是“你少给我制造麻烦”。
母亲也说，一个就够麻烦了。
至于我们的性格像不像，我也想不起来。
从四岁那年分开以后，我们俩就再没有见过面。
有一天，母亲问我们：前两天是谁说我最讨厌妈妈？
我们都摇头说“没有”。
母亲又问了一次：是谁说了？说了就认！
我的妹妹，或者姐姐，怯生生地举起手。
“涂姝是吧？”母亲推了她一把，把她推到父亲那边，“这个给你。她说她讨厌我，我不要了。”
尽管只有四岁，但这件事我是记得的，它一辈子刻在了我脑海里。
其实前天夜里，我没睡着，已经听见父母在房外大声说话。
父亲说：“你有什么不能带的？我说了给一半赡养费。”
母亲说：“你有钱吗？我上哪里问你要钱？是我求你别问我要钱吧？”
父亲说：“那你说怎么办？”
母亲说：“没什么怎么办，这个家被你折腾空了。两个你全带走，有多远走多远。”
父亲说：“那就一人一个。”
我承认这些话多少是我回想时自编的，四岁的孩子哪里记得住，听得懂。
但我想我是有预感的。第二天母亲问，你们谁说了讨厌我，我吓得不敢回答。所以她是替我举了手。
我已经想不起我说那些话的具体场景。可能我们又玩了换衣服的游戏，母亲打了我一巴掌，于是我冲着她喊：我最讨厌妈妈了！
母亲转身走了。后来我想，其实母亲从没有心思搞清和记住，说讨厌她的是哪一个孩子。无论我们哪一个留下，对母亲来说都无所谓，只是一个理由而已。
只不过在那一天，她代替我举了手。
我也已经想不起她这么做的原因。我想，在妈妈甩门而走以后，我应该哭了。以前我犯了错，譬如弄丢或者打碎了什么东西，我也会哭。而她会像一个姐姐般搬出架势，指着我的鼻子说：“哭什么，胆小鬼。”或者拍拍胸脯说：“好啦好啦，我说是我做的好不好，反正妈妈分不清，不过下次你要还哦……”
也许这些都只是我自己记得。起码，我不记得我哪次偿还过。
我只记得四岁那年，父亲带着她离开了家。而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仍旧会望着镜子，或者在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感觉人在跌坠，陷入一种“说那句话的人是涂姝吗？她是涂姝吗，还是我才是涂姝？”的胡思乱想中。
其实重要的不是名字，而是做了什么，对吧？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生。
所以你看，源头不止十三年。
不过，我想我需要澄清一点：在很长的时间里，当我在脑海里想象着“如果当初跟爸爸走的人是我会怎么样”的时候，不见得是一种庆幸的心情。
我想的反而是“如果那样就好了”。
其实那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我是心生不满的。
母亲是一个严格的人。
我的外祖父是离休干部，母亲在大院里长大，从小就美丽而聪明。母亲的字写得很好，会拉小提琴，年轻时还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她时常说，如果那时稍微有人给她宣传一下，她早就成名了。
可惜我外祖父还是力有不逮，我记得我两岁那年，外祖父就因急病去世了。那之前的半年，听说他被审查了一段时间，后来革了公职。
更可惜的是，我一点都没有继承母亲的优秀。
除了写字比较规整，我对乐器一窍不通，跳舞也跳得难看。从上小学起，班上的文艺表演，我要么选不上，要么站在最后一排。
我的心理素质尤其糟糕。每当上台表演时，我总是紧张得双腿发抖，动作也忘了，话也忘了。
体育运动也不行，直至这几年我才学会游泳，至今也游得不好。
所以我想，在优点方面，还是她继承了母亲更多呢。
至于学习成绩，小学还马马虎虎吧，从初中开始就不行了，考试一次比一次吊车尾。怎么说呢，我其实学得还算勤奋，上课能听懂，练习题做得不少，平时的小测验也说得过去，但考试不行。
每当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关于优劣的排序，它将被确认和公之于人前，仿佛一场表演时，我就感到头脑空白。更不要说，那些表演的主要观众是母亲。
小时候，我经常挨饿挨打，来来去去都是因为这些。
所以你看，我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没有什么好庆幸的。我可以说对此相当不满，觉得那个家像个四面栏杆的铁笼。
到了初三那年，我也叛逆反抗起来，一心想从笼子里跑出去。于是我在班上交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逃学跑到北麂岛看海，一整夜没回家。
母亲把我逮回来以后，几乎把我头发扯下来。我也还了手，家里的东西都被打翻打碎了。一大袋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撒了一地。
后来母亲哭起来。我呆了半晌，也开始哭。
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披头散发，失去了端庄的样子。我能感到她心里的绝望。
我们母女抱头在一起，哭了很久。
那是家里经济条件最难的时点。因为外祖父遗产的纠纷和其他问题，家里亲戚很早就断了联系。后来母亲到处借债，也几乎没有朋友。何况母亲是个骄傲的人。
母亲和父亲离婚的时候，虽然我还小，但也慢慢知道家里没钱了。过生日不再有很多人来给我们送玩具，也不再有蛋糕。以前母亲不让我们姐妹把衣服混着穿，父亲带姐姐离开以后，我有很长时间都穿她留下的衣服和鞋子。
我一直不太清楚父母离婚的原因，只知道大体和钱有关。那时，家里已经欠了债，主要应该是父亲欠的，所以他是净身出户。祖父还健在的时候，家里做过中药生意，也办过糖厂，我在家门口见过用一整火车皮拉来的糖浆。后来这些自然都消失了。
其实，我对父亲已经没什么印象。母亲很少提起他，说的都不是好话，我也只能听着。但我知道父亲是高大英俊的，母亲年轻时一定曾被深深吸引。他的鼻子像旗杆一样笔挺，我想他戴着医生口罩的样子一定更帅。而且他是个热情有趣的人。他总能逗我们大笑，经常抱着我们，可能陪我们玩的时间比母亲还要多一些。我还记得他会做绿色的糯米糍粑，很甜，我和姐姐都喜欢吃。
总之，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里，我心里有想过：如果当初跟爸爸走的人是我，那就好了。
不过，这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
哪怕我再不懂事，也知道母亲把我养大不容易。
很多年以来，家里的条件虽然不如意，但温饱不成问题，房子虽然只有十来平米，但收拾得整齐干净，衣服也不会破破旧旧。我还上过补习班。最难的时候，我们家举债度日，但后来债也一点点还上了。母亲总有办法把事情摆平。
我记得到我上高二、高三的时候，家里的经济就平稳了。我们还搬了新房子。
母亲批发过小商品，尽管生意很小，但也要陪酒。后来一大笔货款被骗走了，里面包括银行贷款和从其他地方借的钱。没有办法筹集再启动的资金以后，母亲就买了一台缝纫机，戴着眼镜一边看着书学，一边拨着转轴，踩着踏板。
晚上，母亲一针一线地织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白天清晨起床，梳好端庄的发髻，骑着三轮车，拉着一个木头做的展示板，到离家尽量远的地方摆卖。开始在街头卖，后来收入稳定一些，就到步行街租了一个摊位。母亲也慢慢贩一些货，但晚上仍旧自己织自己缝布娃娃，能做一些是一些。
直至领上社保退休金，也直至我大学毕业。
母亲性格骄横、虚荣，也冷漠，也许算不上是顶好的母亲，但我从来没有怪过她。我无法责怪她，而且深深爱她，她把她能给的母爱给了我一个人。
初三那年，我闹别扭，谈恋爱，落下太多课，到下学期的某一天，突然自己就慌起来了。初中毕业考试，我有一门课不及格，补考了一次，好歹过了。你知道初中毕业考的试题有多简单吧，连监考老师都会放水。
我回到家，突然就开始抱着母亲的腿哭。我慌张得没有任何办法。我知道我可能再没机会上学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哭着哀求，母亲甚至不会再管我。
母亲冷冷地说：“你已经没救了。”
我说：“妈妈，求求你了，你最有办法了。”
母亲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有的，你最有办法了，妈妈认识很多很多人……能不能找到人，替我考试……”
母亲看着我，神情饶有兴致，然后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好像是个办法嘛。”
我擦了眼泪，也陪着她呵呵笑。我说：“妈妈最厉害了，妈妈我爱你。”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表演，无论是哭还是笑，都在演。我突然顿悟了表演的重要，那是一种求生的基本技能。而我发现，原来我能演好。
所以从那以后，小时候我有多恐惧表演，我就有多热衷表演。
只不过那一次，我打的算盘破产了。
老师把当年的高中报考事项发下来，我一下子就蒙了。下午排队领准考证的时候，我按下了自己的指纹。按完以后，我呆呆地问坐在指纹机后面的老师：考试的时候会检查指纹吗？那老师瞪了我一眼：那还用说，进考场就检查，不然录指纹干什么？
其实考试那天根本没有检查指纹。教育局没有安排预算把录入的指纹档案进行联网，每个考场也配不足指纹机。准考证上印着指纹，监考老师拿起来认认真真看一眼，走个过场，创新工作就能写进报告里。那只是一场表演。
但对于我来说，知道那只是一场表演已经晚了，那时，我已经只剩下绝望。
领完准考证那天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好蠢，我把指纹按下去了，是不是来不及了……”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浑浑噩噩地把试考完，成绩比我的预期稍微好一些，但仍旧惨不忍睹。
一个暑假我都躲在家里，把自己锁进房间，不敢去问我还能不能上学的问题。母亲完全不理我，和平时一样早出晚归，我也无从问起。
但我心里也怀着隐约的侥幸，我总是相信母亲会有办法……
到了8月中旬，母亲让我把门打开，递给我一张入学通知书。
我不敢相信地接过来，喜形于色，但刹那间脸色苍白。
母亲说：“恭喜你，从今天起，你要改名了。”
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涂姝。
很多年以来，我想我已经忘记我有一个名叫涂姝的姐妹。母亲从来不提起她，我也从不敢提，那比提起父亲更能触及母亲的逆鳞。
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多年，苦乐都有；我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那个人已经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
那时我十四岁，在脑袋断弦几个白昼黑夜以后，我也能猜想到是怎么回事。
我问母亲：“姐姐是不是回来了？是你把她接回来了吗？”我又哭着说：“不行的，不能这样的……”
母亲张开手给我看，她的手掌又皱又黄，几个指头因为被针扎破太多，留着黑痂。
她说：“你想不想读书？不想读给别人读，想读给我拼命读！”
我哭着问：“为什么给我读？你不是说我没救了吗？”
我哭了又哭，心里慌乱如麻，最后却连“姐姐现在怎么样，在哪里”的话都没有问出口。母亲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问。
开学报到那天，我拿着上面写着涂姝的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去了。
学校其实在邻县，班上没有其他同学报考，但是个重点高中。我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带着一个全新的身份。
我住在学校里，但每个周末都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异乡已经去世了；母亲把姐姐接回了温州，但没有接回家。
姐姐拿着我的高中考试成绩单，在更远的县城入读了一所民办的职业中专。
从那一天起，她就成了涂媛。
十四岁那年，我们两个人对调了考试成绩，对调了身份；从此对调了姐姐和妹妹的关系，也对调了人生。
涂媛也在学校寄宿，但从来没有回过家。也许是母亲拒绝，也许是她自己拒绝。要知道，她是向她的亲生母亲以乞讨的方式换来的回家。
很多年以来，我都在思考，母亲为什么要冷酷对待她的另一个孩子。
我想首先是因为虚荣。
这个孩子，当年跟随她的父亲离开；而她带着另一个孩子留下。她一直带着较劲的心情。十年后，当这个孩子回到她身边时，她不愿意把她领进一间十来平米的旧房子，告诉她以后你和你妹妹挤一张床。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实际上，她为她安排入读那所带寄宿的职业学校，竭尽了她所有的能力。不仅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太糟糕，而且因为陡然多了一个人的学习生活费。
家里的经济千疮百孔，但她不愿意呈现在她的另一个女儿面前。
跟着我生活，就要做好勒紧裤头的心理准备——这样的话，母亲只对我说，而无论如何无法对另一个孩子说。
其实母亲是无法面对她的。她在内心深处恐惧着那个女儿对她的记恨。
也许母亲也有着长久的内疚，但正是这种内疚，反而让她更加害怕做出补偿，所以干脆把恶人做到底。
母亲是当年抛弃了姐姐的人，她宁愿让姐姐对她彻底死心。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母亲是为了我。
其实真正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个十年后归家的孩子的人是我。母亲不能面对被抛弃的女儿，而我又怎么能面对被夺取了身份的姐姐呢？我应该和她说什么呢？我应该如何和她一起生活呢？
当母亲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把涂姝的名字和那个名字的价值给我时，她很清楚，涂姝和涂媛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家里。某种意义上，两个女儿，她做了二选一的选择。
七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母亲和我在学校礼堂前拍了一张合照。我穿着蓝色的学士袍，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我紧靠着母亲，挽着她的手，努力笑得灿烂。
母亲一如既往地神情严肃，但拍完照以后，她露出一种暧昧的笑容。
“我赌这一把是对的。”她看着我挑起嘴角，“你看，有了压力，哪怕是你也会努力的。”
跟着我生活，就要做好勒紧裤头的心理准备——这样的话，母亲只会对我说。
你给我拼命努力——这样的话，母亲也只能对我说。
多年以来，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们争吵过、扭打过，也抱头在一起痛哭过。
而对那个没有在一起生活的另一个女儿，母亲毫无信心，也害怕。
所以她选择了我，把赌注押在我身上。我早已成为她唯一的女儿。
母亲冷酷而自私，但我无法责怪她，她把她能给的母爱给了我一个人。
其实，我言过其实了。
我想，母亲曾经考虑过不要厚此薄彼，所以她同样让我寄宿在学校里，只有周末能回家。在她心里，一定也为把另一个女儿拒于家门之外感到惴惴不安。
她也想过在适当的时候把另一个女儿接回家里同住。所以后来当布玩偶在街头卖得好一些，家里收入渐渐稳定时，她东拼西凑了一笔钱，买了一套国有单位的集资房。虽然靠近铁路，现在也已破旧，但在当时还算一个体面的地方。
房子有两室一厅，母亲想等搬好家，再把另一个女儿领进新的家。
可惜母亲没能做成这件事。在我高中念到二年级，而家快要搬好的时候，她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辍学离开了……
我比谁都清楚，母亲从来不是一个总有办法的能人。无论是物色一名枪手替我考试，还是拿着一份糟糕透顶的成绩单争取一个高中学历，她都无能为力。
但我假惺惺地表演，抱着她放声哭泣，苦苦哀求说“妈妈，求求你了，你最有办法了”……到最后，她能做的只是在两个女儿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母亲为什么要冷酷对待她的另一个孩子，我是知道答案的。因为我和她一样。
我没有继承母亲的一点优秀，却继承了她全部的冷酷和自私，还有虚荣……
你说得对，十三年前，我还是恬不知耻地把涂姝这个名字要走了，连同那里面仅余的价值。
上高中以后，我恬不知耻地在每一本课本上写下“涂姝”的名字。我买了很多笔记本，每一本的封面都画着紫色的鸢尾花。
我枕着手背趴在书桌上，本子压在眼前，圆珠笔在上面溜溜地比画：鸢尾真的很美，以后我要用这个名字。我也用iris的名字给自己开设了电子邮箱。
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涂姝了。但其实我连真的鸢尾花都从未见过。
我零碎地知道父亲和姐姐在异乡的境况。孤零零的麻风村、河边的旧房子、紫色的鸢尾花……我打听了一些，母亲也大致告诉了我一些，毕竟我顶着涂姝的名字，如果一无所知，多少有风险。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曾恬不知耻地自我安慰：这也算是一种等价交换吧。
我听说麻风病是一种备受歧视的病，所以对自己说，虽然我拿走了她那份好的成绩单，但同时也帮她拿走了那份不怎么好的过去。
我想，母亲提出这样的条件，她也同意，所以这只是交换。于是在这种心安理得建立的同时，我的表演潜能也得到全面觉醒。
入读新的学校以后，我表现得开朗而热情，乐于助人，像一只蝴蝶。我告诉自己：现在，你是一个曾在麻风村长大的女孩，你见过歧视，也曾被歧视，你的人生充满苦难；但你不惧怕不退缩，你有着在逆境中变得强大的意志、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宽厚包容的内心。
我表演得不错。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另眼相看。
入学不久，在班上做自我介绍，我大大方方地告诉同学们，我曾经住在麻风村的近旁，我的父亲也曾是麻风病人。同学们有一阵哗然，老师大声说：你们有谁能做到像涂姝同学一样坦然、一样坚强？后来，我作为新生代表，站在体育场的讲台上，面向全校新生又说了一遍。我描述了麻风村和住在里面的人，描述了沿着河岸栽种像彩虹桥一般的鲜花。
最初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也腿脚发软，搞不懂自己在发什么神经，但猛然就有一股力量穿透脊柱，让我身体挺得笔直，觉得无所畏惧。
讲台下面掌声雷动。
“我曾经和他们喝一河之水，但我和你们一样健康。”我无所畏惧地说，“当他们得到关怀和治愈时，他们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成了一名斗士。我在觉醒中再次明白了表演的力量。
最初，同学们也害怕我，下了课齐齐躲开，像警觉的猫。但他们都是好学校的好学生。很快，十四五岁的青春少年的正义感和新鲜感占据了上风。他们热血感性，道德感蓬然生长，以我为象征的中心，他们也一并成为斗士。
他们逐渐聚拢在我身边，好奇地向我打听各种细节，而我逐渐知无不言。
我发挥想象力，编造着完整细致的故事。
也有女同学忍不住悄声问我：“涂姝，你……真的没有得过病吧？”
我把袖子捋起来，露出手臂，微笑摇头，说“一点也不用担心”。
她们说：“嗯嗯，你皮肤真好呀，从你家门前流过的河水一定很清澈！”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无所畏惧的原因是什么。
整个高中阶段，我交了朋友，学习成绩也好起来。我被学校树为标杆，拿了几次省市的教育津贴和特殊奖学金，加起来有几万元吧。母亲拿着这些钱，凑够了换新房子的首付。
我取走了涂姝的名字，连同里面仅余的价值。
高中二年级的下学期，市里组织了一次冬令营，四天三夜，选派各校的优秀学生代表坐车到几个县市做交流。我报了名，得到参加的名额。
第三天下午，到达最后一个县城。交流活动结束后，那里一所重点高中的学长自告奋勇地带我们外出参观。我问：听说这里有一条彩虹路，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那位学长愕然皱眉，但还是当了向导。
后来我站在一所学校的围墙旁边，伫立良久。
那学校围墙很高，但偶尔有学生从校门施然而出，他们染着头发，搭着肩膀。门卫抽着他们递过去的烟。
学长说：“看什么呢，这个不是高中，走吧。”
我呆呆地说：“哦……”
我们沿着围墙走远。我看见了彩虹路的路牌，路的尽头有一栋被荒草围绕的烂尾楼。
天色渐渐暗了，厚厚的混合云在空中堆积，压得很低。风猛刮一阵又停一阵。
领路的学长缩了缩脖子，说：“还要看吗？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但几个外来的学生反而来了兴致，他们穿着颜色明亮的羽绒服，踮着脚跨过棱棱角角的水泥板和湿漉漉的垃圾堆，仰望只有灰色框架的高楼。每一层都是黑色的空洞。一个男同学越过篱笆般的枯草，朝黑色的空洞丢进去一块砖头。
本地的学生白了脸，说不要再靠近了，里面有很多乞丐和疯子。
外来的学生问：“这个地方还有人住啊？”
本地学生说：“嗯，走吧，天要黑了，天气预报说晚上会下雪。”
这一说，“抽屉风”就呜呜地刮起来，大家都觉得天寒地冻。学生们各自把手揣进厚衣服的口袋，小跳步往回走。
我站在原地，望向赤裸的高楼说：“以前我也住过这样的地方。”
其他人停下脚步看着我。
一个外校的女同学开口：“对了，涂姝你以前住在麻风村的河边对吗？你刚才在演讲里说了，我还想问……那个地方一定很糟糕吧？”
我摇头笑：“没有啦，我说得夸张了，没有这里糟糕，比这里好多了。就是屋顶有些破漏，幸好南方不下雪。夜里会停电，黑乎乎的。有时也没有水。爸爸会提着煤油灯，从河里打水回来给我洗手。他也会在灶台生起柴火，用铁锅给我烙绿色的糍粑……”
空气干燥冰凉，同学们聚拢在枯黄的立人高的荒草里，站定了听。
一个外校的男同学问：“你爸爸是公益组织的医生，对不对？他一直在那里照顾麻风病人。”
“嗯。”我说。我复述着已经习惯了挂在嘴边的话。
“父亲是个高尚无私的人，他长年在乡间行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后来他自己也染了病，为别人竭尽了一生。”
我又面向同学们笑起来：“而且我爸爸特别帅，长得像《白色巨塔》中的财前五郎。”
那部讲述外科医生故事的日本连续剧刚刚上映，看过的女同学都“哇”的一声。
一个女同学说：涂姝，我觉得你和你爸爸一样帅，你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点头说：“嗯，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你看，我是一个如此虚荣、如此热衷表演的人。我每时每刻都想表演。
你说十三年前，我拿走了姐姐的名字，那是记恨的源头，其实不是的。
在外人看来，我和她的人生，艰难和平顺似乎是各分一半。我小时候过得更艰难一些，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平顺；而她小时候起码衣暖饭饱，只是长大了自己不争气——但真实的情况是，全部艰难都属于她一个人。从小到大，衣暖饭饱的人是我，她自始至终生活在地狱般的艰难里，从未得到一刻歇息。
我窃取了她的艰难，结果所有人反而对我竖起大拇指。我窃走了那份艰难的仅余价值。
我和她，一个跟随父亲，一个跟随母亲，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似乎也得到平分。有人说，母亲后来还是把那个女儿接回了家，因为那个女儿表现得更乖巧、更勤奋，所以另一个只能退位让贤——但真实的情况是，母亲从来只爱我一个人。
你知道吗？我姐姐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爱。她是自始至终生活在茫茫荒野里的那个人。
她比谁都有资格憎恨。而我的罪过，远远不只是拿走了一份成绩单。
我报名参加交流冬令营，确实抱着一种隐约的愿望。我听说冬令营的最后一天，会到那个有一条彩虹路的县城，所以报了名。我一直知道她就在那个县城上学，学校就在彩虹路的附近。
也许能见着呢？我从来没有勇气去找她，但心底希望能看见她。
直到几个月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其实我参加冬令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那所学校了。她怀了孕，其后堕胎和被学校开除。
母亲应该和学校争取过，但没有成功。毕竟，母亲也不是一个总有办法的人。
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已是乍暖还寒的初春。那时，新房子过户，我们准备搬家。
懵然不知的我嗫嚅地问母亲，搬完家，房子大了，姐姐会回来住吗？……
母亲冷淡地说：“她已经走了，户口也迁出去了。”
我想，母亲也许留过她，但没有留住。她应该是坚执地走，而母亲没有坚执地留。
“自己不争气，能怪谁？”母亲说。
我们四岁时父母离异，她跟随父亲离家，但户口没有变更。我和她的名字，仍写在同一张户籍卡上，在一个家里。十六岁那年，她再次离家，把并不属于自己的名字划掉，从此完全和这个家断绝了关系。
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把她接回来，但从未把她接回家。母亲出钱让她在寄宿学校上学，她争取到了母亲的两年抚养。她卖掉自己所有能卖掉的价值，也仅仅只值两年。年满十六岁，她孤身一人走进人间炼狱。
她始终孤身一人，始终没有离开过炼狱。
那之前和那之后，一直以来她是怎么生活的，我作为一个小偷，又怎么能够知道，怎么能够理解呢？
“自己不争气，能怪谁？”母亲临终前百病缠身，在她意识涣散的时候，总在喉咙深处吞咽着这句话。其实她只是在迷糊地重复那在她心灵深处的歉疚和罪过。
无论多少年以后回想起往事，我仍旧会悲从中来。其实她犯的罪过，又哪里比得上我？
母亲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但不说。我想，她是为了我。
其实真正把姐姐逼得孤身一人，真正在她心里埋下仇恨种子的那个人，是我。我是始作俑者，也是最终的刽子手。
然而这些都是马后炮，其实长期以来我并不自知。
长期以来，我仍旧在恬不知耻地继续表演。
高考我考得不错，我离开家，来到繁华的上海念书。大学，我度过了平静的四年。
我想，那份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歉意和羞愧已经淡去了。那时已过去多年，我早已适应新的名字，也似乎早已从那里得到新生，从那之后，人生的发展都是靠自己。母亲对我说着“你看，有了压力，哪怕是你也会努力”的话，也觉得心安理得。
按母亲的要求，我念了会计专业，毕竟哪里都需要算钱；大学毕业，我和所有学生一样，参加盛大的招聘会，应聘优秀的工作职务。我进了一家经销民间工艺品的公司，在国外接订单，在国内采购，竹帘画、蓝印花布、柳条编、油纸伞、布娃娃……什么都卖。我维持了热情和干劲，后来公司把所有资源往业务线倾斜，我就从内勤调到了一线。老板说：“销售很简单，只要便宜就能卖，你能说会道，又精打细算，我看你适合当买手，你给我找到要价越低的供应商，我给你越高的提成。”
我成为采购员，这是一份让人眼红的工作。我可能确实适合干这个，毕竟我以前就干过。我全国各地跑，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他人的价值。
我到过很多简陋如工棚的作坊，粉雾弥漫，颜料刺鼻，赤膊的工人吃住都在其中。我和他们戴着金链、穿着人字拖的老板握手言欢，吃着或野生或圈养的肥头大鱼。我也到过偏僻贫穷的村落，在昏暗无光的泥砖屋里，满头白发的老人佝偻坐着，用细长锐利的竹条编着花篮，或者一针一线缝着玩偶。他们皮肤干燥若裂，手指都是黑痂，屋里头有一只只剩小半缸水的水缸。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影子。
那几年，我拿了厚厚的奖金。我进一步知道了一种生活总是建立在另一种生活之上。
有一天，我到公司位于金山区的新仓房做进库交接，工作很快完成。傍晚我沿着黄浦江散步，看到几栋白色的房子，外面挂着一个小木牌，写着“拉尼娜之家”。我走了进去。
一个温善的外国女主人接待了我，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帮忙？”
我说：“我可以来这里当义工吗？我也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女主人微笑地说：“非常欢迎，我替所有兄弟姐妹感谢你。”
那位女主人没有问我理由，但我兀自说着那些我多少年来挂在嘴边的理由。
小时候我得到拉尼娜基金会的帮助，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名公益医生，他说过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女主人温柔微笑：“是吗？那真是缘分和旨意。”
我说：“我应该做这件事。”
那之后，每有闲暇，我都会到“拉尼娜之家”，和每一个暂住在那里的人攀谈，伸手牵着他们的手。后来我当了更多义工，每出差到一个城市，我会到当地的慈善站看一看，帮个忙。名字里有拉尼娜的地方，我会去得更多一些。
再后来我干脆辞了职，参加培训班，考了护士证书，成为半个医生，然后跟随各种组织和队伍走进那些更偏僻更贫瘠也更干渴的地方。我继续和每一个人说着，我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名公益医生，他说过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也继续说着，我应该做这件事。
很多年以来，我总会想起十六岁那年，在那条日落前的彩虹路的尽头，在那栋荒草围绕、只有灰色框架的烂尾楼前说的话。
一个女同学说：“涂姝，我觉得你和你爸爸一样帅，你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点头说：“嗯，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我想，那些豪言壮语早已扎了根。
我也会想，我就是她，按照她的所知和所想，她也一定会做这些事，所以现在我是在代替她，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这是我的自我解释。
我告诉自己我在赎罪。其实自始至终在勃然生长的，只是我的虚荣心。
我参加着各种公益活动，行走在深山和戈壁，对每个人讲着关于我的故事，人们都热泪盈眶。我也登上演讲台和颁奖台，名字渐渐出现在报纸上，我得到异样的释放和满足。后来也变成流量和利益。
每到一处，我都拍着照片，发着微博。我呼喊着，要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人，其实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我。
我时常抱怨我的微博的阅读量为什么这么少，抱怨自己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被看见，就毫无意义。
其实我最想红了。
小时候，我为什么一上台表演就发抖，那是因为我太过渴求观众的欢呼。我比谁都想要流量，从小到大想了一辈子。
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那些其他利益，我就不说了……
因为在我的故事里，我和拉尼娜基金会有着渊源，小有名气以后，那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也联系了我，把我纳入他们的公益认证人名录。我诚惶而开心，觉得自己被另眼相看，名声也已传到海外，从此可以大展拳脚。
那时，拉尼娜基金会创办了一个援助计划，以平台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特定对象募捐，我作为认证人可以向他们申报援助对象。
我想你是知道的，其中就包括三年前命案的那几名受害者。她们的名字叫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欧菲莉亚·默克尔·阿德。
我在“拉尼娜之家”和其他慈善站认识了她们，我曾牵着她们的手，对她们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妹妹和姐姐。
我认认真真地把她们以及其他对象的材料整理好，一一申报。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两年过去后，我申报的援助对象募捐款为零。
直至那时，我才明白了，原来悲惨的人多之又多，而看见的人少之又少。
我给拉尼娜基金会发了邮件，请求他们多帮忙推广。
许久后基金会回复邮件：“亲爱的涂姝认证人，对于您提出的请求，我们爱莫能助。我们一贯公平。我们一直期待您的加入，能够为我们悠古的声望和革新的计划添砖加瓦，或许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诚挚地建议您继续提高个人声望，或者选择更具说服力的援助对象予以申报，均大有裨益。”
我曾以为自己被另眼相看，原来只是幻觉。我以为别人能带给我流量，其实别人要的是我的流量。
我沮丧不已，“重新评估”几个字也让我惶然。
于是我联系了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
我对她们说，很抱歉，这么久也没给你们募集到钱，你们一定很着急吧？我也对她们说，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提高说服力。
她们问我：“什么是说服力？”
我说：“流量就是说服力。”
她们问我：“要做什么呢？”
我说：“我们办直播吧。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直播。在网络上和镜头前详细讲述你们的人生和困境，一定会有很多人看。”
她们问：“这样可以吗？是不是要表演？”
我说：“可以的。表演也可以。如果不行，没有流量，我们就连续不断地播。一天、两天、三天……直到有人看见我们，听见我们的声音为止。外籍身份也有好处，如果受限制，我们就到香港去，让全世界都看见。这就是说服力。”
她们问：“这样能拿多少钱？”
我张张嘴，想掷下豪言壮语，但没说出口。我也说不出“我不知道”。我心情焦急，一心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她们，进而看到我。但我不知道成本是什么，价值有多少。
我从挎包里掏出小信封，递给她们，里面有几百块钱。
我说：“怎么都好，都有酬劳。我知道你们需要钱，我知道你们有多困难。”
她们脸上掠过笑容，笑容都带着苦涩。
她们静静地把钱收下，说：“好的，涂姝，只要有钱就行，怎么都行，表演也可以。”
我曾经申报过十多个援助对象，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她们四人呢？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
也许我真的从心底贴近了她们，把她们当作姐妹一般，理解她们的全部悲喜，真诚地希望帮助她们。也许是因为她们作为外国偷渡客的身份更有利于我向一个外国组织示好和邀功，更有利于我的说服力……也许只是因为她们对钱的需要更加迫切。
父母、孩子、姐妹……她们有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愿意付出一切，怎么都行。
你知道吗？人会变成刽子手而不自知。
但是和她们联系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放下了这件事。
我想你也许知道原因。那时，我母亲的病情恶化了。
我和母亲也许终生说不上和解。我辞职参加公益活动以后，母亲脸色说不上好看，说“好好挣钱的活不干，扶什么贫当什么义工”。我告诉她，在那家公司工作虽然奖金高一些，但哪里可能又拿奖又登报纸？母亲饶有兴致地笑起来，神情和我初中毕业哀求她找人帮我替考的时候一样。她知道我继承了她的衣钵，吹拉弹唱，当上了一个美丽的演员。
她患病以后，躺在病床上冷哼着说：“你要再有出息些，你妈死之前也不至于住在这么一家又小又破的疗养院里。”于是我越发焦急于我的微博的阅读量，焦急于所谓的说服力。
从小到大，母亲都是我想取悦的那个观众。
那些年我很少回家，只是暗地里拼劲。有时我会想，她其实知道当初大喊着“我最讨厌妈妈”的那个女儿是我。病重的时候，她会指着脸上的红斑对我说：“这可是美女才会得的病哦，不过你也会得的，因为你是我女儿。”
我想我们相互之间，有多爱对方，就有多恨对方。所以我也总会说：“我想当和爸爸一样的人……”
但当疗养院给我打来紧急电话的时候，我跌跌撞撞地赶回去了。
看见病床上形枯色槁的母亲，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陷入幻灭和恐惧中，悲哀得不能自已。我不知道自己这些年都在干什么，都是为了什么。一切都毫无意义。
不仅因为血脉所依和唯一观众的失去，而且因为那时我也病了。
那之前，我跟随一支扶贫队伍到了青海西宁，那里条件很艰苦，千里干涸，连孩子都喝不上水。我也发了微博：“那些孩子看着我的眼睛，分明在说，没有水了，救救我。我真切地感同身受……”
回到上海以后，我开始发烧，嘴里长溃疡，后背长出红色的疹子。
刚开始我没太在意，然后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我昏沉沉地赶回温州，看到母亲的一刻，也听说她并发了急性脑炎，一种剧痛也像箭矢般刺穿我的脑海。
红斑狼疮是一种遗传易感性的病。
母亲生前“你也会得的，因为你是我女儿”的话在我脑海里轰轰作响。
我恐惧得无以复加，跑到医院做了血液、皮肤病理、抗体、免疫荧光带等一系列检查。我记得有十一项指标。观察数值变化和等待全部结果出来，花了一周。
那一周，其实我能感觉身体有所好转，烧也退了，但恐惧并无消减。我精神高度紧张，也疲惫不堪。就在那一周，母亲剧烈呕吐和痉挛，精神狂乱，最后停止呼吸。
三年前，警察也拿到了我的体检报告。也许你也知道。
几组抗体的筛查结果都是阴性，可以排除红斑狼疮。
其实那一阵，我只是太累了。疲劳和紧张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幻灭，所以无论如何想见姐姐一面。我想告诉她母亲的死讯，告诉她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过去的事情理应谈谈，然后放下。毕竟自四岁分开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
尤其在当时，我以为自己和母亲一样，也患上了可怕的致命的恶疾。
所以在一种应激般的情绪里，我给姐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你是不是从警察那里知道了很多事？你能猜到，对吧？
我用了那个名为Iris的邮箱。
那封邮件我后来删除了。我想，其实警察也没太关注那个邮箱里的邮件。
那封邮件很短，只写了一句话：“我一直都知道，姐姐，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
刚按下发送键，我就后悔了。
无论是那句“我一直都知道”的轻飘飘的话，还是做这件事本身，都让我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hotmail邮箱没有撤回的功能。
尽管我惴惴不安，为自己头脑发昏的冲动行为感到后悔，也无非是一滑而过。因为没过多久，我的心情不禁变得明朗，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没有患上重疾。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又忙于母亲的后事，偶然拿出手机看一眼收件箱，心里虽然紧张，却没有勇气再发去邮件解释和询问。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自觉被巨大的压抑笼罩太久，所以干脆手机一关，背上行囊，钻进郁郁葱葱的山林。一钻就是大半个月。
后来我和警察说，那大半个月我连新闻都没有看，这是真的。但我打着散心的旗号游山玩水，实际上却是在庆祝自己没病没痛，应当好好享受人生。
在某些热烈的篝火之夜，我也会猛然后背冰凉，生出残酷的预感。我也会在梦中惊醒，陷入慌乱中。我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她……不会真的得病了吧？我想着红斑狼疮在遗传基因里的“隐蔽抗原”，想着看见母亲形枯色槁时自己的恐慌，想着这个病在双生子之间的极高关联概率……
但随即又觉得自己想多了，庸人自扰……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患的是别的病。
很多年以来，我说着“我都知道，我都理解”。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时常发着文章，做着演讲，大声疾呼，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知道他们。但看见就代表知道吗？
我不知道姐姐患了什么病，不知道她的痛苦和恨意有多深，我甚至不知道她恨我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连自己成为刽子手都不自知。
后来我看着姐姐困在那个房间里的视频——她把自己困在那间她小时候居住过的房屋里。她对着镜头说“我的名字叫涂姝”，也对着镜头呼喊救命，用迸裂带血的指甲抓遍四面灰墙……但无人拯救。我跪在高楼天台的栏杆旁边，只觉得痛不欲生。
那不是她的表演，而是她最后的呐喊。她一辈子就呐喊了这一次。
这也是对我最后的惩罚。
在她声嘶力竭以后，她蜷缩在地板上，对着镜头最后说了一句话：“没有水了，救救我……”其实那句话，她是对我说的。
其实那后面还有半句话，她用干裂的嘴唇无声地张合，只有我看得懂。
她说：“你根本不知道。”
所有的错，都源自我的自私、虚荣，以及自大。
我躲进山林自我庆祝了半个月，终于在不祥的梦魇里惊醒，我冷汗涔涔，看见手机亮起来，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们在温州聚聚。”后面附了彩虹路的地址。
有一瞬，我生出欣喜，因为我立刻明白这是来自姐姐的邀约。但不祥猛然开始扩张，我很快想起那个地址，正是高二那年，我去县城寻找姐姐时经过的地方！
我匆匆赶回城市，突然在一种更大的不祥预感里打开网络，没有由头地翻着……
那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在不祥里毫无由头，因为在那一个多月里，我把曾经联系了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的事情抛至脑后。我曾牵着她们的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姐妹”。原来在我心里，根本没有她们。
当我开始惊骇地拨打她们的电话时，对面已经无人接听……
那时，我站在城市的边缘，在我面前耸立着一栋灰色的高楼。盖了顶，封了门，但我认得它。即便没有顶，没有门，只有赤裸的框架，它也是一只无法出逃的牢笼。
我拾级而上，走上十七层，再走上天台。我惶然赴约，紧张得如小时候在学校礼堂的登台，我想，我是不是又要开始表演了，那里起码会有一个观众……我要如何面对她……
但一个观众都没有。我始终没有见到她。
我在荒楼十七层之上的天台，颤抖地推开那扇门，走进去，门就随即关上了。
我在那个房间里困了九天，但有面包和水，夜里也有微光。
我没有表演，只当了观众。
在那个房间里，我把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和欧菲莉亚的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她们在没有水的牢笼里挣扎，也看着她们细细地说着自己的人生。
我曾经对她们夸下海口：我知道你们需要钱，我知道你们有多困难……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对她们一无所知。
我曾经慷慨地打开挎包，递给她们每人二百元。
九天后门开了，我跪在天台的边缘，又在网络里看到了姐姐。她给我留下最后一句话：没有水了，救救我……你根本不知道。
从未亲身体会，我能知道什么？
在那个房间里，姐姐还给我留了一份她的录像。隔着荧光屏，多年以后，我们两姐妹终于面对面相见。
那份录像和莎丽她们的录像，姐姐拷在一台手提电脑里。型号挺老，笨重而厚，上盖下翻后有一条缝，屏幕的光会保留半秒钟，然后才熄灭。这些年，我无论搬家到何处，都一直带在身边。
毕竟，那是她的。
那些录像，就一直待在那个灰色的方块盒子里。
那是她留给我的罪罚，也是我和她共同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