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 最终的解决方案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日
我从塔克希尔、蒂安娜，以及最关键的达拉·皮科拉的牵绊中解脱出来已经有一年半之久了。就算那时我生了病，现在也已经痊愈了。这要归功于自我催眠术，或者说弗洛伊德医生。然而近几个月来我却生活在各种焦虑之中。假如我是信徒的话，我会说我感到内疚并备受折磨。但又是因何内疚，被谁折磨呢？
就在我欣然戏弄了塔克希尔的那天晚上，我怡然自得地庆祝了一番。唯一遗憾的是，我的胜利无法与别人分享，不过我也习惯了自娱自乐。就像从马尼餐厅分流出的那些大人物一样，我去了布雷邦小牛咖啡馆。我因塔克希尔惨败而挣到的钱可以供我为所欲为。餐厅领班认出了我，但更重要的是，我也认出了他。他为我介绍了弗朗西沙拉，这道菜是大仲马在作品大获成功之后创造的，噢，应该是他的儿子小仲马才对，天啊，我真是老了。先把土豆煮熟，切成片，趁热加入盐、胡椒、橄榄油和奥尔良醋调味，外加半杯白葡萄酒，可以的话最好是滴金酒庄的酒，然后撒上各种香草末。与此同时，把顶级贻贝放入葡萄酒奶油汁里烹煮（只拌进三分之一土豆），外加一根芹菜。最后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撒上一层用香槟煮熟的松露薄片。这一切要在食用前两小时完成，等凉了再上桌。
然而，我的内心并不平静，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开始写日记，以理清我的思绪，就像在继续接受弗洛伊德医生的治疗一样。
但事实是，令人不安的事情接连发生，我一直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首先，我惴惴不安地想要知道下水道里躺着的那个俄国人是谁。他，或许有两个人，四月十二日曾经来过这里，就在这个房间。其中一人是否又来过第二次呢？有好几回，我都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东西并不值钱，一支笔或一沓纸之类——后来都找到了，只是出现在我敢保证没有放过的地方。有人来过这儿，翻检、挪动我的东西。后来他找到了吗？会是什么呢？
俄国人，也就是拉奇科夫斯基，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来找过我两次，都是来催我交出他认为是我祖父遗留的从未公开的材料。我再三搪塞他，一则是因为我还没有编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文献，二则是为了吊吊他的胃口。
他最后一次上门的时候对我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他执意想要知道是否只是价码的问题。“我并不贪心，”我告诉他，“祖父真的留给我一些文件，是关于布拉格公墓那晚的会议纪要，但没在我手边，我得离开巴黎去某个地方拿。”“那您去吧。”拉奇科夫斯基对我说。随后他相当隐晦地暗示我，德雷福斯事件的进展会给我带来麻烦。关于这件事他都知道什么呢？
事实上，虽然德雷福斯已被解往魔鬼岛，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议论并未终止。甚至那些认为德雷福斯冤枉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挺德雷福斯派，已经开始为他说话，一些笔迹鉴定学家也自发地讨论起贝蒂荣的专业鉴定水平。
一切始于一八九五年底，当时桑德尔中校已经离任（他好像患上了慢性瘫痪，或是类似的病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皮卡尔(1)的人。此人一上任就表现出一副好事者的模样，很明显他还在反复思考德雷福斯事件，尽管此案已告结数月之久。就在去年三月，他弄到了德国大使馆字纸篓中的一份电报草稿，是一名德国武官想要发给埃斯特拉齐的。草稿内容没什么危害性，可是为什么这个德国武官要和一名法国官员取得联系呢？皮卡尔加紧了对埃斯特拉齐的监视，找来他的笔迹样本，结果发现这位少校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那份清单非常相似。
我知道此事，是因为有人将它透露给了《自由言论报》，德吕蒙对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很是恼火，因为他想重新调查一件圆满了结的案子。
“我知道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布瓦岱弗尔(2)将军和贡斯(3)将军，但幸好他们未予理睬。我们的将军又不是神经病。”
快到十一月的时候，我在编辑部见到了埃斯特拉齐，他非常紧张，想和我私下聊聊。一个叫亨利的少校陪他来到我家中。
“西莫尼尼，背地里有人说那份清单上的字是我写的。您是按照德雷福斯的信件或笔记上的字体抄写的，难道不是吗？”
“当然啦。范本是桑德尔给我的。”
“我知道，不过为什么那天桑德尔没叫上我呢？为什么他不核查一下德雷福斯的字体样本呢？”
“我是按要求做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您最好帮我解开这个谜题。您万一被什么我没有识破的阴谋诡计所利用，就很可能会有人想除掉您这个危险的证人。您有危险了。”
当初我真不该和这些军人搅和在一起。我忐忑不安。后来埃斯特拉齐讲了他希望我做什么。他给了我一份意大利使馆随员帕尼扎尔迪的亲笔信，还有一份我要伪造的信件内容，也就是帕尼扎尔迪和那位德国武官谈论与德雷福斯的合作事宜。
“亨利少校将会负责找到这份文件，然后转呈贡斯将军。”埃斯特拉齐最后说。
我做完我的工作，埃斯特拉齐给了我一千法郎，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但在一八九六年年底，皮卡尔突然被调到突尼斯第四步枪军团。
然而，就在我忙着摆平塔克希尔的时候，皮卡尔似乎动用了一些朋友，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了。当然，这都是些非官方的消息，通过某种渠道泄露给了报纸，声援德雷福斯的媒体（为数不多）将其当成确切消息登载，反对德雷福斯的媒体则斥之为造谣惑众。后来有几封发给皮卡尔的电报浮出水面，人们由此推断，德国人发给埃斯特拉齐的那封臭名昭著的电报就是皮卡尔一手炮制的。然而就我所知，那是埃斯特拉齐和亨利的一个计策。其实大可不必给对手罗织罪名，就像一场精彩的网球比赛那样，只要把向你飞来的球回击给对手就行了。神圣的主啊，让军方介入间谍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真是过于严肃了，像拉格朗日和埃布特尔纳这样的专业人士绝不会闹出这样的乱子，但是这些军方人士，今天还是情报部门的红人，明天就跑到了突尼斯第四步枪军团，或者从教皇的朱阿夫军团跑到外籍军团，如果都是些这样的家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此外，他们这最后一计几乎落空，对埃斯特拉齐的调查也随即展开。如果是为了摆脱所有嫌疑的话，这家伙会不会说出那份清单是我写的呢？
我整整一年都没有睡个安稳觉。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家中传出异响，我很想起身下楼到店里看看，但又怕在那里撞见俄国人。
那年一月，经过一场非公开的审讯，埃斯特拉齐洗清了各种指控和嫌疑。皮卡尔被罚去守六十天要塞。但声援德雷福斯的那些人还不肯让步，一个叫左拉的粗俗至极的作家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控诉！》），一群三流作家和所谓的科学家纷纷投入战斗，呼吁重审此案。普鲁斯特、法朗士、索雷尔(4)、莫奈、列那尔(5)、杜尔凯姆(6)都是什么人呢？在亚当家的沙龙上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个普鲁斯特据说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娘娘腔，他写的东西幸好都没有发表过；莫奈则是一个蹩脚的画家，我看过他一两幅画，好像是在用一双糊满眼屎的眼睛看世界。军事法庭上的判决和一个文人或一个画家有什么相干？唉，可怜的法国啊！德吕蒙感慨道。假如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输掉官司的律师克莱蒙梭这样称呼那些人——能专注于自己力所能及的那点事儿……
左拉迎来了一次审判，谢天谢地，他被判一年徒刑。在法国还是有公正可言的，德吕蒙说，五月间他当选了阿尔及尔参议员，所以议会中将会出现一大帮反犹太主义者，这将有助于捍卫反德雷福斯的论调。
一切都似乎越发顺利，七月，皮卡尔被判八个月监禁。左拉逃往伦敦，我琢磨着再也不会有人重提此案了，但一个叫基涅的上尉出面作证，帕尼扎尔迪借以指控德雷福斯的那封信是伪造的。我不知道基涅凭什么说那封信是假的，因为我伪造得天衣无缝。不管怎么说，高层采纳了他的意见，鉴于信是由亨利发现并传播出去的，人们便又开始议论关于“亨利造假”的传闻。八月底，走投无路的亨利招供了，他被关进了瓦莱利安山的监狱，第二天就用剃须刀割喉自尽了。我就说过，有些事永远不要交给军方去办。没错吧？你们关押一个有叛国嫌疑的犯人，居然还留剃须刀给他？
……参谋部里还是有太多的犹太人！……
“亨利不是自杀，是被自杀的！”德吕蒙坚决这样认为，他简直怒不可遏，“参谋部里还是有太多的犹太人！我们要发动公众捐款，要求重新审理亨利一案！”
然而四五天以后，埃斯特拉齐逃往比利时，又从那里逃往了英国。这几乎等于承认了罪行。问题是，他怎么没有出于自保而把罪过推到我身上呢？
就在我内心煎熬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又听见家中传来异响。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不只是店里，就连地下室里也是一片狼藉，通往下水道那道小楼梯的门敞开着。
正当我寻思是否也应该像埃斯特拉齐一样逃之夭夭的时候，拉奇科夫斯基按响了我店铺的门铃。这回他没有上楼，而是坐在店里一把准备出售的椅子上，那架势像是在说：“看谁还敢要它。”他开口说道：“如果我告诉安全部，这下面的地窖里有四具尸体，略去其中一个就是我正在四处寻找的手下，您说怎么样？我等得不耐烦了。再给您两天时间，去弄来您说的那些会议纪要，我可不会忘记在这下面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就算拉奇科夫斯基已经知道我下水道里的全部秘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倒不如尽量从他提出的这笔交易里谋得一些别的利益，反正我早晚也要给他一些东西。于是我斗胆回复他说：“您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解决一个我和军方情报部门之间的问题……”
听罢他笑了起来：“您是怕有人发现是您伪造了那份清单吧？”
的确，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他双手合十，像是在整理思路，然后讲给我听。
“这件事或许您根本没搞清楚，只是怕有人把您牵扯进来。这您只管放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法国上上下下都必须相信那份清单是真实的。”
“为什么？”
“因为法国炮兵部队正在研发最新武器，75 mm加农炮，他们需要让德国人继续以为他们仍然在研制120 mm加农炮。所以必须让德国人得到消息，有个间谍正在出售关于120 mm加农炮的机密情报，从而认为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您头脑清醒，想必会这么想，德国人会说：‘噢，天啊，早知道这份清单是真的，我们应该在把它扔进字纸篓以前了解一下内容才对！’这样的话，他们真应该把这张纸条吞进肚子里。然而他们还是落入了圈套，因为在情报部门，从不会有人把自己知道的悉数告诉别人，他们永远在猜想邻桌的同事没准是一个双重间谍，他们可能会相互指责：‘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份报告竟然连武官本人都不知道，他似乎是这封信的收件人啊，要么就是他知道内容却绝口不提？’想想看，相互猜忌，乱作一团，而有人就会因此丢掉脑袋。所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必须让所有人相信那份清单。这就是为什么要十万火急地把德雷福斯解往魔鬼岛，不让他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如果他真是间谍，不可能放着75 mm加农炮不搞，而去搞120 mm加农炮的情报。甚至听说有人把手枪放在他面前，让他以自杀来逃避即将临头的耻辱。这样也就避免了公开审判的种种危险。但德雷福斯这家伙一根筋，坚持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深知自己无罪。一个军官永远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我看来，关于75 mm加农炮的信息这个倒霉蛋真的一无所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东西会跑到一个见习军官的办公桌上。不过，凡事还是小心点好。您明白吗？假如让人知道这份清单是您一手炮制的，这个障眼法就会被揭穿，德国人也会知道120 mm加农炮是虚晃一枪——德国佬头脑迟钝没错，但也不是完全盲目。您会说，实际上不只是德国的情报部门，法国的也是一样，都掌握在一帮糊涂蛋手里。这是自然，除了为秘密警察工作的人，这个组织会稍好一些，如您所见，我们在双方内部都有眼线。”
“那么埃斯特拉齐呢？”
“我们这位花花公子是一个双重间谍，假装为德国使馆的人刺探桑德尔的情报，实际上是为桑德尔监视那些德国人。他精心设计了德雷福斯案件，但桑德尔考虑到此后他的处境江河日下，德国人会开始怀疑他。桑德尔心知肚明那份笔迹样本是埃斯特拉齐的，因为他考虑这虽然是要栽赃德雷福斯，但万一出了状况，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到埃斯特拉齐身上。显然，埃斯特拉齐知道自己落入圈套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供出来呢？”
“因为他们会揭穿他，那样的话就算他不沉尸河底，也会被发配到某个要塞。然而照现在这样，他还可以在伦敦优哉游哉地过日子，拿着一份情报部门提供的不错的俸禄。但无论是继续将此案归咎于德雷福斯，还是判定这个卖国贼是埃斯特拉齐，那份清单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绝不会有人把罪名安在您这样一个造假者头上。这一点您尽管放心。但我却可以利用下面那些死尸给您制造些麻烦。所以，就交出我要的那些资料吧。后天会有一个为我干活的小伙子来找您，他叫戈洛文斯基(7)。您不需要弄出最终版的原始资料，因为资料将会是俄文的，这事由他来办。您只要给他提供一些真实可信的新鲜材料，以充实您那份早已尽人皆知的关于布拉格公墓的资料。我的意思是，把这份揭秘材料的来源设定在那座公墓里召开的会议，我觉得不错，但会议召开的时间您要处理得含混一些，要多涉及现实问题，而不是中世纪的传说。”
这下我可得好好动动脑筋了。
我用了整整两天两夜的时间整理了几百份笔记和剪报，这些资料都是我和德吕蒙过从甚密的这十几年来收集的。我没想到它们能派上用场，因为这些全都是《自由言论报》上发表过的东西，不过对于俄国人来说可能会是未经披露的材料。关键在于甄别和筛选。无论是那个戈洛文斯基，还是拉奇科夫斯基，感兴趣的当然不会是犹太人在音乐或探险方面的无能。他们更感兴趣的恐怕是犹太人疑似图谋让善良的人们倾家荡产。
我检查了哪些材料曾经被我假托犹太拉比之口使用过。犹太人试图攫取铁路、矿山、森林、税收和土地田产，他们觊觎司法界、律师界和公共教育界，妄图渗透哲学、政治、科学、艺术，尤其是医学领域，因为医生比神父更容易走入千家万户。他们需要逐渐削弱宗教的力量，传播自由思想，取消教学大纲中的天主教课程，垄断酒类买卖，控制新闻出版。主啊，他们还想要什么啊？
不是我不能再次使用这些材料，因为关于犹太拉比的那些言论，拉奇科夫斯基应该只了解我给格林卡的那个版本上的内容，那上面仅仅谈论了宗教和一些恐怖的话题。但现在我确实要在以前的文本中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我把所有题材的文章认认真真地翻阅了一遍，这些内容都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然后我用看起来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漂亮字体在一张泛黄得恰到好处的旧纸上抄写了下来：于是，祖父留给我的文件就有了，就像一份真的会议纪要，就像在那个犹太人聚居区，他年轻时曾经住过的地方，真的召开了犹太民族会议，并在布拉格公墓会议之后将会议纪要翻译了过来。
次日，当戈洛文斯基踏进店里时，我有些吃惊，拉奇科夫斯基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孱弱而又近视的年轻农民，他穿着丑陋，一副全班倒数第一的呆相。但谈起话来我才发现，他要比看上去精明得多。他法语讲得很烂，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但他马上就提出疑问，为什么都灵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拉比要用法文做记录。我告诉他，那时候在皮埃蒙特有文化的人都讲法语，这总算让他信服了。事后我琢磨我那些公墓里的犹太拉比是否该讲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但既然现在这些文件都用的是法语，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看，”我对他说，“比如说这一页，他们强调推广无神论的哲学思想，从而削弱非犹太教徒的意志。听听这里写的：‘我们要拔除基督教精神乃至上帝的概念，然后用数字计算和物质需求取而代之。’”
我估摸着不会有人喜欢数学这种东西。我想起了德吕蒙对于色情刊物的抱怨，我认为，至少是对于具有正统观念的人而言，向大众传播这种简单乏味的娱乐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您听这段，”我对戈洛文斯基说，“‘为了避免人民自己寻求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运动新路线，我们要用各种娱乐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体育锻炼、休闲娱乐、各种爱好、餐厅酒馆，我们将邀请他们参与各种艺术与体育竞赛……鼓励人们追求无节制的奢华生活，我们还会提高工资，但这并不能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因为与此同时我们会以农业减产为由，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我们会在工人阶级中间播撒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吹捧他们对酒的品位，以逐步破坏工业生产的基础。我们还要努力引导公众舆论，倡导各种貌似进步或自由的虚幻理论。’”
“好，好，”戈洛文斯基说，“可是除了这段关于数学的文字，有没有适合大学生的内容？在俄国，大学生很重要，都是些需要管控的热血青年。”
“这不是嘛：‘等到我们掌权的时候，我们将从教学大纲中删除所有能够扰乱青年思想的内容，我们要把青年改造成听话的孩子，爱戴他们的领袖。与其让他们学习古代典籍和古代历史这些坏榜样多于好榜样的东西，不如让他们研究未来。我们要从人类记忆中删除千百年的历史中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通过系统的教育，肃清那些我们在某个时期为达成目标而广泛利用的独立思想的余毒……对于那些不足三百页的书籍我们将加倍征税，这项规定将迫使作家出版大部头的作品，而读者将少之又少。而我们自己将会出版一些便宜的书籍，以教育大众的思想。重税可以减少出版纯消遣性的文学作品，想用笔杆子攻击我们的人因而找不到出版商。’至于报纸，犹太人计划先营造一个虚假的新闻自由，以此来大规模地控制社会舆论。拉比们说，必须垄断尽可能多的期刊，借以表达看似各异的观点，给人留下一种自由交流思想的印象，但实际上所有刊物都是在反映犹太统治者的意愿。犹太人发现收买记者并非难事，因为他们自成一个团体，没有一个出版商敢于揭露他们互相勾结的丑事，事实上，如果不是私生活中有些不清不楚的地方，无论是谁，也不会被记者的圈子所接纳。‘当然，我们必须严禁报纸刊登犯罪新闻，要让人民相信新政权已杜绝了所有的犯罪行为。不过，我们也不必担心对新闻的限制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新闻自由与否民众根本不会觉察，他们已被工作和贫穷缚住了手脚。那些乱说话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有必要获得随便说话的权利吗？’”
“说得很好，”戈洛文斯基评论道，“我们那里的热血青年总是抱怨政府有所谓的新闻检查制度。要让他们知道，如果换了犹太政府，情况会更糟。”
“关于这个，我还有更好的：‘我们应该考虑到群众狭隘、善变和不够沉着的特点。群众的力量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判断，他们一会儿听这边的，一会儿又听那边的。让他们管理国家事务而不掺杂个人利益，这有可能吗？他们有能力组织力量抵御外敌吗？绝不可能，因为一项计划在有各种想法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必然会支离破碎，从而失去原有的价值，变得令人费解，难以执行。唯有专制君主才能构想出庞大的计划，然后分派给国家机器的各个职能部门……若没有绝对的专制，文明也就不复存在，因为文明唯有在统治者的庇护下才能得到发展，而这个统治者谁都可以，但不能是群众。’您再看这另一份文件上说的：‘鉴于从未见过哪部宪法是出自人民的意志，那么治国大计也应该是由唯一一个头脑来完成的。’您再看看这个：‘我们将掌控一切，就像千手毗湿奴(8)一样。我们甚至连警察也不需要，因为我们国民中的三分之一会监控另外的三分之二。’”
“太精彩了。”
“还有呢：‘群众是野蛮的，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举止粗鲁。想想那些丧失理智的醉鬼，他们被酒精变成了白痴，是自由在纵容他们这样无节制地痛饮！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或我们的同胞做出这样的事吗？信奉基督的民族被酒精引入了歧途，他们的年轻人在我方间谍的教唆下过早地放纵自己……只有纯粹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上的胜利，暴力应该成为我们的原则，而狡诈和虚伪则要作为我们的守则。恶是通往善的唯一途径。面对腐败、欺诈和背叛，我们不应畏手畏脚，我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那里成天谈论共产主义，布拉格的拉比们对此是怎么看的？”
“您看这段：‘从政治角度讲，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没收私有财产，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他人的服从，巩固自身的权力。我们将继续被视为工人的解放者，假意本着我们共济会鼓吹的手足情深来爱护他们。我们会说，我们来的目的是把他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会建议他们加入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军队的行列。那些剥削劳动者的贵族老爷感兴趣的是让工人阶级有饭吃，身体健康强壮。而我们的目的正好相反，我们想要看到的是这些贵族的衰亡。我们将致力于让工人永远处于贫困和无助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他们服从我们的意志，在他们的群体里将永远不会产生反抗我们的力量和能量。’还有这一段：‘我们将借助手中掌握的所有黄金，利用一切可能的地下方式，制造一次全球的经济危机。我们将在整个欧洲让各国庞大的工人群体一蹶不振。到那时，这些无知的普罗大众就会兴高采烈地扑向那些他们从小就嫉妒的人，抢夺他们的财产，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而我们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经济危机何时来袭我们会非常清楚，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就没有什么关于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内容吗？”
“当然有。这段文字讲得非常清楚：‘在取得政权之前，我们将设法在世界各地建立并大量增加共济会会所。这些会所将是我们获取情报的主要机构，也是我们的宣传中心。在这些会所中，我们将把所有社会阶级和革命阶级紧密联系起来。国际秘密警察的几乎所有警员都将加入我们的会所。加入秘密社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投机分子，他们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丝毫不喜欢认真严肃。有了这些同道中人，我们的目标将更容易实现。当然，我们应该是共济会各项事业的唯一领导者。’”
“精彩！”
“您应该还记得，那些有钱的犹太人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反犹太主义运动在贫穷的犹太人之间展开，因为反犹太主义能唤起心肠最软的基督徒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恻隐之心。您看这里：‘反犹太的示威游行对于那些犹太人的小头目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些行动会唤起一些异教徒对于一个民族的怜悯之情，从表面上看，这个民族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博取异教徒对于犹太复国事业的同情。反犹太主义表现为对社会底层犹太人的迫害，这可以帮助犹太领袖控制他们，使他们产生敬畏之心。犹太领袖默许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因为他们在等待时机，拯救这些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人。请注意，犹太领袖从不会在反犹太的动荡局势中吃苦头，无论是在他们努力晋升之时，还是在获得正式领导职位之后。正是这些犹太领袖在唆使基督教的看门狗去攻击最底层的犹太同胞。这群看门狗维护了犹太群体的秩序，因此有利于巩固锡安的稳定。’”
我还整理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文件，都是若利关于贷款和利率机制的研究。对此我懂得不多，也不敢肯定从若利写的那会儿到现在利率没有发生变化，但我自己要相信这些资料。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递给戈洛文斯基，它们或许会在负债累累，甚至已经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商人或工匠中间，找到一位愿意看下去的读者。
最后，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关注着《自由言论报》上关于巴黎修建地铁线路的话题。这事由来已久，人们已经议论了几十年，但直到一八九七年七月才获得正式批准，而且最近从樊尚门到马约门之间的线路才刚刚开挖。工程尚未见什么进展，却已经成立了一个地铁公司。一年多以来，《自由言论报》发动了一场针对该公司众多犹太股东的声讨。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将犹太人的阴谋与地铁工程联系起来，因此我试着写道：“有朝一日，所有的城市都将拥有地下铁路和地下通道：从这些地方，我们将能够把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炸飞，一道摧毁它们的行政机构和文献。”
“但是，”戈洛文斯基问道，“布拉格的会议是很久以前的事，那些犹太拉比怎么能知道关于地铁的事呢？”
“首先，如果您去看看十几年前在《当代》上发表的犹太拉比讲话的最后那个版本，就会知道布拉格公墓的会议是一八八〇年召开的，我记得那一年伦敦已经有地铁了。只要这项计划带有一些预言色彩就够了。”
戈洛文斯基对这段文字赞许有加，他觉得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可能。随后他又注意到：“您不觉得这些文件里有许多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吗？比如，一方面主张禁止奢华和过度的享乐，严惩酗酒；另一方面又大力推广文体活动，还让工人嗜酒成性……”
“犹太人总是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他们都是天生的骗子。不过要是您编出一份很厚的文件，人们是不会一口气读完的。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厌恶情绪，一次一样，如果有人因为今天读到某些东西深感共鸣义愤填膺的话，他通常早已忘记昨天因为什么而生气。况且，要是您认真读的话，会看到那些布拉格的犹太拉比只是现在希望利用奢华、娱乐和酒精来让百姓沦为他们的奴隶，但当他们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迫使百姓移风易俗了。”
“说的没错，对不起。”
“唉，这些资料我酝酿了好几十年，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因此我了解其中所有的细节。”我怀着一种天经地义的自豪感总结道。
“您说的没错。可我还是想用一些强有力的论断作为结尾，一些可以留在人们脑子里的东西，作为犹太人恶毒行径的象征。比如：‘我们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怀有无情的雪耻之心和一腔怒火。’”
“用在连载小说里还不错。但犹太人绝不是傻瓜，你觉得他们会说出这种给自己定罪的话来吗？”
“这方面我不是太担心。那些拉比在公墓里说话，当然不担心被外人听见。他们没有廉耻可言。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群众感到气愤才好。”
戈洛文斯基是一个出色的合作伙伴。他相信或假装相信我这些资料的真实性，但需要的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删改。拉奇科夫斯基算是找对人了。
“我认为，”戈洛文斯基最后说，“材料已经相当丰富，足够放在一起成为一份布拉格公墓拉比会议纪要了。”
布拉格公墓正从我手中溜走，但没准我正在与它获得的胜利为伍。我轻舒了一口气，邀请戈洛文斯基去位于绍塞昂坦大街和意大利人林荫大道交汇处的帕亚餐厅共进晚餐。价格很贵，但美味可口。面对王子鸡和血鸭，戈洛文斯基表现出赞赏的神情。但对于这样一个来自大草原的农民而言，或许酸菜也同样能让他吃得津津有味。我本可以省点钱，那样也能避免服务员们对这样一位嘴吧唧得山响的顾客投来的怀疑目光。
……可我还是想用一些强有力的论断作为结尾，一些可以留在人们脑子里的东西，作为犹太人恶毒行径的象征。比如：“我们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怀有无情的雪耻之心和一腔怒火。”……
他吃得很开心，不知是借着酒劲还是出于对宗教或政治的热情，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一个可圈可点的文本即将问世，”他说，“让他们深沉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浮出水面。仇恨将从字里行间汩汩涌出，仿佛满满的胆汁从锅中溢出……很多人将会明白，到了提出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刻了。”
“我听奥斯曼·贝伊用过这个说法，您认识他吗？”
“只闻其名而已。不过明摆着，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连根拔除这个可恶的种族。”
“但拉奇科夫斯基似乎不这么看，他说还需要犹太人活着，以便有一个劲敌。”
“胡说八道。劲敌随处可见。您别以为我为他干活就得接受他的全部想法。还是他教给我的，要随时准备为明天的老板效力。拉奇科夫斯基并不是永恒的。在神圣的俄罗斯，有比他更激进的人。西欧的年轻人太过胆小，无法拿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然而俄国却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国家，始终在考虑发起一场彻底的革命。我们只能期盼俄国人采取果断的行动，而不能指望没完没了地叫嚷平等博爱的法国人，或干不成什么大事的鲁莽的德国人……”
自从与奥斯曼·贝伊那次夜谈之后我就有了这样的直觉：在看了我爷爷那封信之后，巴吕埃尔神父并未支持信中的控诉，因为他害怕引起大屠杀，但我爷爷的想法或许就是奥斯曼·贝伊和戈洛文斯基他们所预见的结果。可能我爷爷老早就选中我去替他实现梦想。啊，主啊，当然，并不是要让我一个人去消灭整个民族，但尽管贡献微不足道，我还是尽了一份力。
况且，这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我心想，反正犹太人永远不会给我钱，让我消灭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太多了。就算有可能，他们也会自己想办法。相反，消灭犹太人却是有可能的。
我无法灭绝他们，我（一般情况下）是厌恶暴力的，但我当然知道该如何去做，因为我经历过巴黎公社那段日子。你带上一帮训练有素、思想过硬的强徒，一见到鹰钩鼻、满头鬈发的人就当场处决。被杀的人中可能会有基督徒，但正如在人们即将进攻被阿尔比派占领的贝济耶城时，那位主教大人所说的：“以防万一，我们要将他们尽数杀光。然后天主会辨识谁是他的仆人。”
他们的会议纪要里也写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 * *
(1) Marie-Georges Picquart（1854—1914），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部长。
(2) Raoul de Boisdeffre（1839—1919），法国将军。
(3) Charles-Arthur Gonse（1838—1917），法国将军。
(4) 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
(5) Jules Renard（1864—1910），法国作家，龚古尔学院成员。
(6) Émile Durkheim（1858—1917），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
(7) Matvei Golovinski（1865—1920），俄罗斯裔法国作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8) Visnu，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是“维护”之神，常化身各种形象拯救危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