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火车上的桑拿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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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诺生于二〇〇四年，她的亲生父亲曲冰于同年娶得一位台湾女子，拿到宝岛户口，彻底失去联系。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叫爱玲的远房表妹，又回到了吴里，经痛哭流涕，与钟岚和解。跑一趟上海还是值得的，她变成熟了，生意头脑也不错，此后帮着钟岚打理生意，在开发区又开了一家社会饭店，流水颇丰，足以养活钟家大大小小的人，包括终有一日会出狱的钟高强。
“最幸运的是爱玲没有怀着曲冰的孩子回乡，她头脑比钟岚清楚。”冯江点评。
“就当借种呗。”
“借种也不能全都借曲冰的嘛。”冯江说，“难道你就不行？”
“我并不想与人发生这么深刻的、即使经历轮回仍会留下痕迹的关系。”李白说。
孩子出生前，就其究竟应该跟谁的姓，多方讨论不定。李白的意见，当然姓钟，可是钟岚并不想替钟高强延续香火（老钟尚有别处存着香火）。若姓曲，则又便宜了曲冰。后来冯江提醒李白，你就别再掺和了，万一她倔劲儿又上来了，让孩子姓了李，你岂不是完蛋？李白顿时醒悟，忙劝钟岚说，不如让孩子随外婆姓吧。钟岚看了他半天说，我妈也姓李。
一诺这名字是钟岚起的。怀胎六个月时，冯江往吴里人民医院放射科塞了个小红包，提前得知是女孩（不知为何，李白松了口气），当场决定叫李一诺。旁边一位女医生很高兴，说我的名字叫程一尘。李白看了看她的胸牌说，厉害，这么潇洒的名字。随后想起还有个叫一璇的麻醉科医生，现在不知在哪里。三个月后，孩子出生，李白与程医生的恋情差不多也走到了尽头。
“你的骨灰中也会留下她的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四十亿年——够你很多很多次轮回了。”冯江点评，又提醒道，“恋爱不要短于三个月，传出去很难听，别人会以为你不行。”
“整个医院都认为我是李一诺的爸爸，我怎么会不行？”李白说，“现在他们可以去找程医生求证，我到底行不行。”
有必要讲述一下吴里人民医院，李白出生的地方。多年以前，它由几栋红砖砌成的大楼组成，拥挤，笨拙，内部光线昏暗，从一楼挂号处爬到四楼内科基本上可以要了病人半条命。童年时代的奇幻恐怖印象还残存在李白的记忆中，并且与坏天气相关，雨天，雪天，台风天，总是这样的时刻，他会因扁桃腺发炎导致的高烧而惨遭医生蹂蹒，狠心而又漫不经心的护士先朝他手臂上浅浅地打个试验针，然后朝他臀部深度注射青霉素，有一次针头弯了，有一次针头留在了屁股上，还有一次莫名其妙令他全身麻痹。我感觉自己是梅尔维尔小说中的鲸，护士是英勇的捕鲸人，向我扔出她们战功赫赫的标枪。更恐怖的一次，是他目睹烧伤的李忠诚被人们遗忘在走廊长椅上（伤员太多），像一条在甲板上行将断气的大鱼，他不得不替昏迷的父亲惨叫起来。
二〇〇〇年前后，医院重建，红砖楼全部推平，造了两栋现代化大楼，与三条街外的太子大酒店遥遥相望。住院部负一层是产科，负二层是太平间，有一天李白按错了电梯键，到那儿转了一圈，气氛还不错，没有养鸡。他料想，大概率自己终有一天会来到这里。负二层也有一个挺漂亮的女医生，跟他聊了几句，挺投缘，可以替他收尸，不过目前他还是宁愿搭讪放射科的程一尘，为此毫无必要地做了个胸透检查。
“你的肺很健康，比我还健康。”李白总是会回忆起她讲话的语调，医生独有的对于肉体的淡泊感，哪怕在床上，仿佛李白只是一头没太多脂肪的瘦鲸，至少不是她决意要捕的那个大脑袋。但她同时具备着从医者的耐心，专业而轻柔地回答了李白关于放射学的种种疑问，从手机基站到核武大战，并聊到现代影像技术，一颗论文答辩的心在勃勃跳动。有一天她终于被同事告知，这长头发的家伙是从产科遛跶过来的，老婆是卖鱼的。这一回，程医生要求李白回答问题：“你结过婚了？”
“难道你不记得有个叫李一诺的胎儿了？”
“有印象，是你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
他立即挨了一个耳光。打他的不是医生，是他的情人。
玩笑与耳光之间的界限，我总是控制不好，容易越界。假如说，玩笑开启了一场恋爱冒险的话，耳光则试图将他揍进婚姻的殿堂。次日程医生发来一条短信，我哭了一整夜。李白不敢回复，自此没有了下文。“我压根没想过结婚。”他对着冯江徒劳辩解。
“你今年二十九岁，未婚。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如果不打算结婚，为啥要去招惹别人？”冯江说，“你以为你还是十九岁吗？或者已经四十九岁？纯真爱情你过时了，轧姘头你又嫌太早，谁会陪你一个穷光蛋玩到中年？”
“我真应该留在负二层，我去什么放射科呢？”
李一诺在耳光之后的一星期出生，剖腹产，冯江又塞了个红包，主刀医生答应采用横刀手术。护士告知确为女婴时，李白极为愉悦地在走廊里抽了根烟，被罚五十块钱。冯江十分不解，按吴里当地的风俗，男婴为贵（尽管男婴也不是李白的种）。李白说：“在父子关系中，你是最终赢家。你不大能体会我的心情。”冯江说：“母女关系一样存在赢家输家。”李白不耐烦与他再掰扯下去，性别是人生的第一堂课，这堂课关乎未来，但是当你活到足够老的那天，它就像你初中时学过的解析几何，曾经如此重要，最后忘得精光。你见过有人往墓碑上刻性别的吗？
“总之生女孩就是好。”李白对着产房里三位喜得贵子的父亲大声宣告。
“我们都是顺产。”
“剖腹产就是好，费那么大劲生他干嘛！”
“不要再吵吵了。”冯江将李白拉到走廊，低声说，“你这个名义上的父亲，在名义上的老婆怀孕期间勾搭了女医生，这丑闻很多人都知道。我塞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红包，替你摆平了从主刀医生到值班护士一系列人，但我真的不能给隔壁病床的家属塞红包，这说不过去。”
“你才是孩子的爹！你他妈的有红包强迫症吗？”李白大怒，拂袖而去。
这天他躺在床上，耳光导致的耳鸣终于褪去，要知道程医生日日在放射间用右手推拉那扇厚重的大门，臂力非同寻常。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毛病在他中年以后还会反复发作，那是她留给他的永久纪念（而不是钚或铀）。李白爱她的右手，但此时此刻，爱这个词已不再适合采纳。我见过有人同时下五盘象棋，但没见过能同时下围棋和象棋的，在小孩出生之际厘清另一场感情纠纷，这不是人干的事儿。他告诉自己，别再多想了，最糟糕的事情早在一开始就已经发生，此后你只能胡来，直至不告而别。这样的离去并不是自由，至多只能算自由感，把爱你的人屠戮了以后获得的短暂轻松。
两天后他去接钟岚出院，到病房一看只剩她母女两个，其他床位全都空了。“是我太凶恶了吗？”李白为自己的神经质而抱歉，“我并不会伤害他们的小孩。”
“不，是李一诺哭得太狠，”钟岚伤感地说，“她好像很伤心，哭一整夜，比所有的男孩都吵。他们受不了，出院了。”
“哭一整夜哪。”李白也叹息。抱起孩子的时候，他注意到她眼角有一颗痣，介于泪痣和桃花痣之间。她的命数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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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北方城市游历，李白曾遇到个推卦的师傅，说他命里有轻微的牢狱之灾，猜是拘留或劳教。这一天来临了。
下午他去医院收费口结账，按规定，凭付款单据到婴儿室领孩子，在走廊里遇见冯江、冯海和爱玲三人。冯海是特地请来背产妇的，必须再讲一点有关他的故事，这位冯家的长兄十多年来以健身为乐、以健身为业，他推翻了李白和冯江的理论：男人是一种智力型的动物。不，智力并不能让男人快乐（操蛋的反智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头脑风暴），肌肉可以。肌肉是无辜的，配上冯海的单线思维、温驯性格——“仿真人时代来临后，满大街跑的都会是他这样的型号。”李白点评。
在冯江看来，冯海是一件牺牲品。他本应继承冯虎的衣钵，成为专政机器上一颗令人胆寒的部件，然而他根本不敢打人，见血就晕。他的第二选择是去从事重型体力劳动，这当然也勉强符合冯家的价值观，可惜他那身肌肉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进入劳动状态就会变得低效、笨拙。再退一个台阶，他无奈地选择了健美，成了一个让大家嘻嘻哈哈的表演者。糟糕的是，就连这也不大成功，干这行赚得实在太少，他不得不成为一件私人藏品——在二十九岁那年，跟了本地一个长相凶恶的富姐，没有名分，领取固定的生活费。这极不体面，但是适合冯海，穷人家的男孩子要找条出路不容易。他脑子再笨也明白这是一种堕落，以为这辈子完蛋了，然而好运气没有忘记他，这一年里，弟弟冯江成为了吴里市排名前三十的富翁。
“他还挺爱那个富姐的，但是作为富翁的哥哥，他没必要再出卖肉体，不得不与她分手了。”冯江点评，“他分不清爱和出卖，搞不懂自己为什么沮丧。真是一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回到正题。这支三人小分队搭上李白，进了婴儿室。冯海仍然没搞懂为什么要他来背产妇。“因为担架很贵，钟岚家在五楼。”冯江没好气地回答，跟着李白满处找孩子。屋里有点混乱，暖气开足，十来个人堵在前面。“这他妈行的是哪门子规矩，绑肉票呢？”李白抖着手中的付款凭据，热得脱了外套，忽然发现李一诺在一件皮夹克下面。
“谁的皮夹克？”
“我的。”一个年轻的父亲回答道，他刚找到自己的孩子。
“你把皮夹克放在我小孩脸上了。”
“哦。”
“我操你妈。”十五岁以后再也没打过架的李白照着那张麻木的狗脸挥出一拳，正中鼻梁。接着，他发现对方人手足够，还有六男三女。混战爆发，爱玲抱着李一诺逃了出去，冯海迅速晕倒，富翁冯江向对方连续扔出三张凳子，当他伸手摸到一个婴儿的时候，某位英勇的护士扑过来照着他的手臂狠狠地咬了下去。“干得漂亮！”李白为她喝彩，他被一群人打到了桌子底下。警察涌了进来，有个女警官手里还捧着鲜花。110没这么快，是警界在搞庆祝活动。一位二杠三星的警督将李白从桌底揪了出来。
很难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暴力，也许是我即将踏入斯特林堡式的狂怒中年，十分抱歉。李白徒劳辩白。
“没有小孩受伤算你们运气，一群白痴。”警督骂道。
“我会被拘留多少天？”
“行政拘留最高十五天。”警督说，“放心，能赶得上办满月酒。”
“太好了。”
李白伸出双手，不过，并没有手铐递过来。将会有一段糊火柴盒、睡大通铺的日子在等着他，他忽然想起方薇说的，如果你有机会去牢里住一阵，就能写出中国最屌的小说。这么屌的机会我不能让给其他作家。他摸出口袋里的香烟，上山之前，最后再抽上一根也好。围观的人不少，他瞥见程医生，在人群中呆呆地望着他。这一幕似曾相识，我是行将遭受处决的亡命之徒，你是人潮人海中忧郁的看客，一个充满矛盾和误会的情人。是何年，有人曾写下这样的场景。两人视线交汇，五秒钟后，程医生摇摇头，走了。
“你们局长我认识。”场子另一边，冯江从女警官手上拔出一支红色康乃馨（这个动作让他多拘留了两天），伴着他的金色名片，一并送到了护士面前。“把所有的赔偿账单发给我的律师。你的齿痕将陪伴我度过铁窗中的寂寞夜晚。”冯江诚挚地望着她。护士微微一笑，朝他脚上吐了口唾沫，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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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三十二岁这年，稳健型男子莫凡给他带来了一份活儿，有兴趣试一下电影剧本吗？
电影。当李白念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飘过脑中的是一些粗糙、天真的电影印刷品，比如海报啊、刊物啊，暴露得恰到好处的性感女星，被镜头凝固的稍稍矫情的眼神，统统过时的发型和装束。时光，它眼眶里浅藏的湿润光芒，它嘴角的微笑，仿佛全世界只有他懂。这是忧郁之物，包括喜剧，他忽然想起多年前与曾小然在旧礼堂看的下午场，一本津产喜剧片，影院里就他们两人，大声模仿着台词，出来以后乐不可支地成为了卫嘴子。“我跟你讲啊，和天津人吵架，谁先生气不算输，谁先笑了才是输。”——这些浅薄的欢乐只能来自十五六岁，此后你只不过是在追忆、模仿那个年纪。
“所以，在你看来世界上只需要有一些……老电影，就行了？”
“不从功能角度考虑，是这样的。”
“难怪有读者说你写得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凡忍不住捅了他一句。
“请不要把我和这类精神病相提并论。我指的是读者，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李白说，“抱歉，我有点耳鸣，刚才陷入了廉价的怀旧情绪。”
“写电影剧本吧，或者更赚钱的电视剧，那里面全都是你钟爱的廉价情绪。”
不久前，莫凡的父亲安全退休，现在你可以在城市公园的爱鸟一角看到老台长的身影，四只画眉，一只八哥，一只百灵，共六个笼子围着他，他像一个聆听高保真音响的发烧友一样坐在声场中央，脸上的舒适表情宛如嗑药。李白的解读是：这些尽情歌唱的鸣禽可以使他回忆起已逝的风光岁月。莫凡表示反对阐释：养鸟就是养鸟嘛，就像你爱下棋并不是为了去发动世界大战。李白说，你可能不知道，他给六个鸟起了名字，海蓝，林珊，小旭……都是电视台曾经的女主持人，而这类会叫的鸟，你应该知道，实际上是公的。莫凡听了拱手说，兄弟惭愧，没教好自己的爹，应该多向你学习。
父亲退了，莫凡在吴里也就无事可干，毕竟写小说赚得少，还容易精神萎靡。稳健型男子早已未雨绸缪，几年来，在京沪港布下的人脉足以使他航向广阔远方，底舱再装一个李白不是问题。“千万不要觉得是我赏你饭，咱们兄弟一场，我爱才，你考虑一下。你最擅长的年代题材影视剧，现在很火。”莫凡伸过手来，企图拍李白的大腿，发现他光腿穿着花短裤，犹豫片刻还是拍了下去。
“我没有什么擅长的。”李白横着眼睛，“只有我不想写的，没有我不会写的。”
“把我的小说改成电影剧本，愿不愿意？”莫凡说，“我已经没时间创作了。”
“鬼才愿意帮你倒洗脚水。”
莫凡走后，李白懊恼地想，我竟忘记了开价。不久前他看中了一套位于翡翠花园的二室一厅，因常年无业，银行不给贷款，把这几年来的版税攒起来，又找钟岚借了点，还差十万块。顺便说一句，《太子巷往事》如今已经卖不动一本，网上盗版倒是多如牛毛，李白收不到半毛钱。
他套上长裤，骑自行车去了吴里市政府旧礼堂。对于旧建筑的迷恋之情，如果任由他人解读，可以得出诸多答案：失心疯中年男子的平庸怀旧，半吊子理想主义者（主义？）的矫情功夫，缺乏历史眼界的旧时代遗老遗少，过期文艺青年陈词滥调式的千古咏叹……如果此际还再回忆起曾小然，则必须再搭上一个：因为性事不畅导致的对青梅竹马的变态怀恋。那通常发生在有钱男人身上。不要像有钱人那样怀旧！至于你是不是中年，这不重要。李白提醒自己。
为什么在追忆时还保持着高度自觉呢，因为最近上网太多了吗？李白自嘲地摇摇头。一只黑猫趴在旧礼堂的台阶上，午后的阳光照得它通体金属感。李白素不与动物交往，对猫更是会产生恶魔效应，他绕过这个小型怪物，走上台阶。礼堂正门两个古老的H形把手上缠了一道铁链，他趴在门缝上，只看到里面漆黑一团。这座于八〇年代初落成的建筑已经落满水锈，底部长了一层发黑的苔藓，它借鉴了苏联粗野主义风格，曾经是杏白色的，正面砌出一道道令人目眩的风琴褶子，比例失调的拱形门，在十五米高空竖着八根旗杆，还有一座带喷水池的中式假山因道路拓宽已遭拆除，其中一块石头眼下就在李白家的院子里。在过往年代，它曾经是热烈的、欢愉的，红星闪耀与爱情流转，革命与浪漫，桃花源与希望的田野，幻觉和幻觉尚未分道扬镶。他记得某年某月，曾小然用粉笔在左侧的H形把手下方写上英文字母，HEAVEN，右侧呢，当然是HELLO。
他在台阶上坐下，与黑猫保持了一段距离，不时看看它。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一个相爱的人，一个听故事的人，一个重逢的人，重逢后消失了又再重逢。他伸出手想触摸它，不是抚摸，仅仅是礼貌的触摸，但黑猫站起来走掉了。比瞬间更短暂的是你给我的安慰，他与它道别。
莫凡又打了个电话过来。“《太子巷往事》的影视版权卖掉了吗？”
“没有。”李白问，“你出多少价？”
“有个导演要买，跟我去北京见见呗。”莫凡说，“不怎么有钱的、刚出道的女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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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早说嘛。我给你在振鑫挂一个虚职，社保你自己交，不就可以办贷款了吗？”冯江在电话那头笑着嚷道，“给你创意总监怎么样？”
“都行。我在谈买卖。”李白收起手机，回到那家辣味呛人的火锅店。三个年轻姑娘坐在他对面，生于一九八五年之后，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南、扬、倩。用一个字来称呼她们，像是走进了一篇由中学生写成的先锋言情小说。对方也没含糊，胖乎乎的南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白，喝一杯。”她是编剧。
“听说编剧都很有钱，挣得比作家多十倍。”
“你讲少啦，一百倍。”南说，“不过我还没挣到钱，眼下跟倩导合租一间。”
“地下室？”
“那倒不至于，南锣。”
“我家跟南锣也挺像的，还不闹，没那么多人。”李白继续调笑。
莫凡堵在二环上，短信不断发来，让他们先吃。事实上，没有人等他。一碟牛鞭花下锅，又一碟，这种胶原蛋白十分滋补。李白知道，拍电影的都爱吃火锅，似乎象征着原始人围猎后的共享。不知道我是和她们共享呢，还是根本处于遭围猎的位置。十分钟前，三个姑娘为《太子巷往事》报了价，三万块，电影版权，她们只有这点钱。李白暗自摇头，简直白跑一趟北京，还真不如去上海找叶曼借（他们的“四十岁之约”一年年逼近）。三万块听起来就像是她们每人掏了点零花钱把他买下了。
他痛快地喝了那杯啤酒，贷款问题忽然解决了，感觉手里多了几十万。扬仍在嘀咕：老师，我们是拍独立电影。李白说：等莫凡来了，我与他合计一下，他会投钱。扬摇头说：老师，我们不需要莫凡，他的钱不是好钱。李白问什么意思。扬说，坏钱约等于高利贷。
“好吧，我签给你们。”他又喝下一杯。北京小馆子里的玻璃杯比墨水瓶大不了多少，足够一次次作出豪饮状，姑娘们大喜，玻璃杯叮叮当当碰成一片。扬在包里掏出了一式两份合同，她是制片人。
“我没想到你们随身带这个。”
南递上了签字笔。
李白用短信告诉莫凡，自己已经落笔签约，一起来吃开工饭吧。莫凡打了个电话过来：怎么签的，多少钱，怎么付，是不是全版权，期约多少，是否可以转让，署名权怎么弄。李白回答除了三万块以外，其余条款都没细看。“三万块！”莫凡大喊起来，“那我该收你多少钱代理费合适？一万五吗？”
“人都没来就想对半分？”
“算了，司机，回去吧。”莫凡在电话里最后说了一句，“你好自为之，三个拍电影的姑娘，够把你卖到泰国去做人妖了。”
“他妈的你到底是要投钱还是来跟我分钱？”李白绝望地喊了起来，莫凡已经挂机，发了条短信过来：鬼才愿意帮你倒洗脚水。
制片人、导演、副导演、执行导演、编剧、策划、摄影指导、美术指导、掌镜、灯光、服化道、生活制片、司机组、剧务、场记、外联、发行人、投资人、代理人、经纪人、主创、后期、宣传、男一男二、女一女二、配角、特约、群演……对了，还有你这位原著老师。电影工业的参与人员就像一部庞大纷杂的家族小说，已经超过了李白的记忆限度。现在他只能茫然地问这三个姑娘：“你们谁是导演？”他对电影的认识仅到导演为止。
“我。”倩向他伸手。这是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漂亮姑娘，在李白的小说中，这种发型被形容为“像斧子一样锋利威猛”。他与她在一锅翻滚的牛鞭和血旺之上握了握手。相较于南和扬，倩显得更有教养，南方口音，讲话慢条斯理，一副土匪头子的模样。
“你拍过什么片子？”李白考她，心想自己是否还有机会抢回合同撕掉。
“毕业拍过一部短片——在西藏。”
“文艺青年的圣地，不去西藏就不会讲故事，对吗？”李白大笑起来。
“我们是去工作。”倩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海拔四千的地方扛铁的——扛着铁还得跑起来。大叔，说风凉话死得早。”
“我错了。”
这天深夜李白喝得半醉，感觉自己全身冒着啤酒泡沫。他走到街边拦车，瞥见她们跳上一辆三蹦子离去。北方的秋天来得早。我喜欢这里的干燥和无牵无挂，我所有操蛋的、讲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都发生在潮湿的南方，或湿热，或湿冷。莫凡又发来一条短信：和三个大学刚毕业的女电影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吧？李白反击：别忘了老台长也有六只鸟。出租车迟迟不见，他沿着道路走了一会儿，行人渐少，四周全是树和围墙，脚下忽然一滑，四仰八叉摔在人行道上。北京并不干燥，他想。
“你摔了。”南追过来扶起了他。
“你们不是已经走了吗？”
“我下车了，送你回酒店。”
“没住酒店，住了个小旅馆。”李白说，“我踩到北京的狗屎了。”
“你没踩狗屎，你踩到了一个柿子。”南举起了另一个柿子，“看，就是它们。”
“这东西要是长在南方，早就被人用竹竿打个精光了，怎么还会等它落在地上？”李白感叹道，“他们连地衣都会铲起来吃掉。”
“这里是使馆区，没人敢举着竹竿乱跑。”
李白站起身向远处望，路灯昏黄，某处酒吧传出音乐，二十米开外，两名士兵正在换岗，一枚柿子在黑暗中簌簌落下。他低头望向近处。
“为什么你穿着胶靴？”李白问南，“下雨吗，北京需要穿高筒胶靴？”
“因为我穷，买不起上等的长筒皮靴。”
“你可以穿帆布鞋，今天是晴天。”
“这是我最喜欢的胶靴。”
“你真是我遇到的最有意思的姑娘。”李白说，“我要给你讲点压箱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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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尊者筏驮摩那抛弃家产与妻儿，苦行十二年，裸身行走于古印度大地上，任由虫蚁噬咬他的身体。那是圣人屡出的时代，但筏驮摩那尚未获得正觉，世人并不理解他的作为，将他视为乞丐、疯子、传染病人。一日，筏驮摩那经过地狱，诸饿鬼向他伸出手，又发出尖叫，乃因他法力强大，能拯救他们脱离煎熬。筏驮摩那却仍然沉思，浑然不觉，他回到人间，站在一棵沙罗树下，感到脚下有动静，低头观望，竟是一个饿鬼藏在他趾甲的泥垢中，跟着逃出了地狱。此物腹胀如鼓，头大脖子细，双眼凸出，也看不出是男饿鬼还是女饿鬼。这饿鬼说，我饿呀，给我一口吃的。筏驮摩那全身赤裸，连讨饭的碗都扔掉了，没带一口食物。饿鬼说，让我吃你，让我吃你。筏驮摩那想到圣人曾以血肉饲恶虎猛鹫，便答应了饿鬼的要求，他站在沙罗树下又沉思起来，全不在意，世间痛苦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只有那正觉仍未思量明白。饿鬼便跪下，对着筏驮摩那捣鼓了一通，吮完之后，舔舔嘴巴尽兴而去。筏驮摩那十分惊讶，他是有过妻子的人，当然知道这一手，只是感到困扰，也困乏。久久没有答案，他便去问那道行高深的巴湿伐那陀派隐者，究竟是几个意思？隐者听了微笑说，筏驮摩那啊，饿鬼们在地狱中遭轮回惩罚，牙齿全部落光，食道细如棉线，甫一出狱，只能吃点半流质，你修行十二年，竟不知这个常识，饿鬼的遮业正是筏驮摩那你的痴业啊。
讲完后，李白解释说：“这个神圣又恶心的故事，影射的是一个瓶颈期的作家。”
南说：“我以为是个黄段子。”
“以黄段子的形式吧。”
再来一个。
从前，有一个法国小伙子，是处男。战争爆发后，他被征召入伍，就要去马恩河边与德军大战。他想到自己还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便走进了巴黎的一家妓院，找到了一位美丽的吉卜赛女郎。那女郎与之云雨后，赞他那话儿是全巴黎最大。又说，假如落在德国人手里，按照普鲁士风俗，只要你那高卢话儿比他们大，就会给你切下来。小伙子大哭起来，他倒是不怕死，只因刚刚做了男人，十分珍惜自己的话儿。吉卜赛女郎又说，我有一法术，可以使你的话儿变成全巴黎最小，这样可保平安，只是要付一大笔钱哟。小伙子思前想后，与其切了那话儿，不如就变小点吧，当即掏腰包。女郎施法，果然灵验。不久，小伙子上了战场，一来二去，不幸被德军活捉。照惯例脱下裤子比了比，真的很小，小得不能再小，小得那伙德军都同情地落下了眼泪。一名德国老兵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孩子，我知道你去了巴黎的吉卜赛女郎那里，她给很多人施了法术，只是没有告诉你们一个常识。小伙子问，什么常识。老兵说：只要你投降就不用切鸡鸡了。
南躺在床上大笑：“听上去是德国人编的段子。”
“这影射的是一个面对批评的作家。”李白说，“仍然以黄段子的形式。”
讲最后一个。
从前，十九世纪末，有一个阔佬，总爱花钱请人给自己画肖像，那些画家模仿拉斐尔的风格，模仿安格尔的风格，模仿德拉克洛瓦的风格。当然，都是些三流画家，风格也很过时。这阔佬听说在法国有一群特立独行的画家，个个牛逼得不行，他就揣着钱去了巴黎。他找到了塞尚，塞尚说，先生，我不怎么会画肖像。他找到德加，德加说，先生，我只会画女子。最后他找到了凡高，凡高说，先生，我缺钱。买卖谈妥，阔佬就坐在了画室里。第一天，凡高画了一张空椅子。第二天，凡高画了一张向日葵。第三天，凡高画了一张星空。阔佬生气，对凡高说，你要是再这么耍我，我就找个比你更穷的画家。凡高说，先生，在巴黎确实还有一个画家比我更穷，他叫高更，我已经把自己的耳朵送给了他，他昨天坐船去塔希提岛了，他决定和野人生活在一起。
“这是黄段子？”
“这是我送给你的段子，编剧姑娘。”李白吻了她一下，“明天我就回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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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对某事物抱有哪怕最微小的期待，他的下一分钟便要接受考验。怀恋主义者李白踏入火车站，他已将昨夜的欢愉视为旧爱，无所期待，只剩一道甜蜜的迷惘。然而这种永久性的悬置，在尼采看来亦只是一次暂时的疗愈。李白没带任何行李，抄着手在茯苓饼柜台前发呆，不时摸一下裤兜，确定手机和钱包还在。去往上海的通宵列车会将他带入一场移动的梦境。
他接到一条短信，来自电影《太子巷往事》的制片人扬（天知道这本电影最后会叫啥名儿），问他在哪里。他说，火车站，瞎逛，等会儿回家。扬说，我来送送你吧，李白看了看手表，还有三个小时发车。期待与你共进晚餐，李白回复道。这样他就不必独自吃下一整盒茯苓饼了。
不知道为什么，在火车站等待的光景总是让他深感无助。火车一定会来，即使晚点，即使塞满人，它通常不会宣告这一趟老子不跑了。火车的强大意志力迫使你时不时地看一下钟表，然而它又经常拖拖拉拉，在它晚点的时刻中你加倍地看钟表，它的迟到又必到正是嘲讽尽头的安慰，你在爬进车厢的一瞬间将原谅所有，包括你的软弱的原谅。
我不该答应让她来，这样我既等待火车，又等待她。可她又是谁？李白到底还是买了盒茯苓饼，这种车站土特产，往往本地人并不吃，甚至不谈，比如吴里的枣泥麻饼。小时候李忠诚从北京出差回来，欢天喜地，毫无意外，手上拎的必然是茯苓饼，搞得李白以为首都人民天天啃这个，比苏州人更喜爱甜食。他坐在椅子上，拆包装咬了一口，也算是童年的味道，还不坏，至少南方人喜欢。接着无意识地吃掉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两个小时过去，扬没来（又堵在二环），他左下腭一颗没发育完整的智齿不期然疼痛起来。他立即进入心律失常状态。
离发车还有十五分钟，扬出现了（李白更希望她在二环堵到天亮）。三个姑娘中，她比较没有学生味，也不大像文艺女青年，语速最快，穿名牌皮鞋。她挨近了，李白低头看了一眼，还是那双鞋。检票口开始放客。“我们的时间仅够一次告别。”他捂着腮帮子说。
“茯苓饼——”扬惊喜地说，“南方旅客最爱的糕点。”
“你是哪里人？”
“北京人，西城。”
听说西城当官的多，现在，骄傲的北京大妞遇到了李白这头南方沙文猪。他说：“我不得不告诉你，这种两块面皮儿夹一坨馅儿拍扁的饼子，在苏州只能喂猪儿。马路上任何一家卖海棠糕儿的，五毛钱一个，制法都比它精致百倍。”
“直接攻击一个姑娘的家乡，通常别有所图。”扬说，“这句话是您小说里写的。”
能背诵我的小说的姑娘都是好样的，这一原则不变。李白让自己高兴起来，有片刻时间，牙痛果然停止了。“关键是，海棠糕吃两个就饱了，而茯苓饼会让我永无休止地吃下去。您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
“就像北京人跟您讲话，永无休止地绕下去。”
“直到我牙疼。”
“直到北京人证明了您有点二。”扬说，“作为一个苏州人，您就不该这么吃饼。”
李白笑了起来，带着她来到检票口。有一种北京式的欢乐，不知你是否有同感——身处世界中心的空虚劲头，再无他处可去的小矫情，游戏打到最后一关时洋溢着的迷狂与了然，火车发车前五分钟才放闸导致的从容镇定与火烧屁股的四手联弹。他伸出手与扬握别，尽量做出愉快的、豁达的表情。一群乘客扑过来，他们像洗衣机里两件甩干的衣服搅和在一起。李白用右手护住她的肩膀，左手被一根旅行袋的背带扯向后方，有一半身体进了检票口。他推了她一把，想助她离开这组短暂发疯的人潮，像革命时代（电影中的）某个经典画面，但她还是被几个硕大的箱子撞进了他的怀抱。李白摸出车票，塞到检票员面前，后者正在应付着一群掏着、捏着、举着、叼着车票急于进站的人，挥手示意他快点滚。
“汹涌的人群永久性地冲散了相爱的人，往往如此，也有例外。”李白说，“好吧，去站台抽根烟然后与我告别。”
“我要跟你谈正经事。”
“谈什么？”
“先去站台抽烟。”
事实上，就在昨夜，南已经告诉李白，这份版权合同签坏了。乙方是李白，甲方是扬注册成立的一家工作室，这看上去合理，然而——倩导与该工作室没有关系。这是扬玩的小小花招，有教养的倩导在三蹦子上看到合同以后差点把车给掀了，瞬间暴露了她的火爆性格，毫不含糊撕了合同。李白声称不懂商业，毕竟也是学文秘出身，他能够理解：就像咱们仨去打猎，把长毛象撂倒以后你忽然说同伴都是你雇佣的，或者干脆是友情舍命。南建议李白：到底是签给制片人还是签给导演，你自己看着办，你总不能同时签给她俩，她俩已经掰了。
“莫凡对我说过，拍电影最是考验友谊，我和他的友谊已经破裂了。你们也没撑过一晚上。”李白踩灭烟头，走进车厢，扬跟了进来。
“补票。”她对列车员说，又问李白，“您去哪儿？”
“去上海，然后搭汽车回吴里。”
“补一张去上海的，卧铺票。”扬说，“上下铺的，我要让您重新回到大学时代，彻夜与我聊小说。你不要觉得倩导是文艺女青年，跟她有得聊。真实情况是，您这本小说是我读完了推荐给她的。我绝不能让这小婊子拿着你的版权到处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