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文潮社出版部图书编辑

史萩义幸先生

敬启

感谢您前日特意打电话来，实在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妻子尚未和我取得任何联系。

正如您说的那样，我也猜测妻子是去找安倍川健治了，于是向保护司打听此事。对方说不存在这样的事，安倍川似乎仍然在医院做勤杂工。当然，我已经向警方提交了寻人申请。

您说读完妻子的原稿很受冲击，我想您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我也知道，您是和妻子共事时间最长的编辑。

您上次说，这份书稿也许是妻子的非虚构手记。但我冒昧地认为，它到底还是一部虚构的作品。您应该也发现了，尽管对于事件的记录大体正确无误，但毕竟有几处情节是虚构的。

虽然我对出版界的了解不多，但妻子作为一名现役职业作家，勉强算是成功、活跃的吧？她在稿子中以“才华枯竭的作家”身份自居，这或许是她本人才有的一种预感。但我认为，那似乎是一种写作技巧，为的是衬托小说后半部分提到的“夜晚的幻梦”，使其更加栩栩如生。抱歉，在小说方面我是个外行，也许是班门弄斧了。

另外，案件发生后，妻子的父母虽然离婚，但妻子与母亲的关系并未疏远，两人至今仍有联系。可是，妻子的母亲最近身体抱恙，所以我尚未对她提及有关妻子失踪的事。

依我对情况的把握来看，妻子对案件本身进行了加工，编造了富有魅力的谎言，谈不上忠实于原案，也不至于篡改了真相。她一丝不苟地描摹了人物心理，却有意隐匿了许多故事的背景。但她竟然道破了一些本不该为她所知的真相，这可怕的事实令我也不寒而栗。我不清楚妻子身为小说家的才华究竟如何，却深切地感到，本该是“夜晚幻梦”的妄想孕育了真相、滋养了真相。

您说过，《残虐记》中迷雾重重。其中一个不解之谜，就是那天晚上妻子上完芭蕾舞课后为何要去K市。

从妻子当时居住的小区的车站到K市的终点站，要花二十多分钟车程。跨过夜色中的大河，去一座事先几乎毫无了解的陌生城市，这对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大冒险。而且就像《残虐记》中描写的那样，当年的K市是粗俗的工人们的城市。夜晚的繁华街区动辄有争斗发生，同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妻子怎么会只因为不想见到神经质的、总发出刺耳声音的母亲，因为不想回家等微不足道的理由，就走向一个陌生的街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因为妻子决意不说，我之前问过她的母亲。岳母犹犹豫豫地告诉我，当时，她得知丈夫在K市有了女人，一直焦躁难安。有一次，她丈夫借口去K市看看河岸的樱花，带着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妻子去见了那个女人。后来，妻子去上芭蕾舞课之前，岳母便信口对她说：“你回家前去一趟K市，把你爸爸从那个女人那里带回来。你见过她一次，应该认得吧？”岳母消沉地说，她当然没想到妻子真的会去。听说那段时间，岳母整日喝得醉醺醺的。

您也发现了，在阅读《残虐记》时，总能有意无意地感受到妻子对其母亲的反感和对其父亲的轻蔑，小说中却不曾详细描述妻子的父母当时的境遇。妻子的母亲因丈夫有外遇而烦恼，成了酗酒的主妇；妻子的父亲很少回家——这些情况书中都未曾提及。

妻子的父亲和K市自行车店的老板娘再婚了。妻子和他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但我曾见过他。那是一个做事谨小慎微，却温柔敦厚的善良人。他仿佛隐隐约约知道妻子当年去K市的缘由，认为也许是岳母对妻子说的话让年幼的妻子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当年他带女儿看樱花时，自行车店的老板娘好像也在场。他难过地说，那件事情令他痛心疾首。而这一切，在法庭审判中都未触及。

另一个谜，就是谷田部这个人了。照妻子说的，她确实遇见过一个像是谷田部的人，但谷田部很快便辞去了小学的工作，下落不明。我不清楚谷田部和安倍川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否像妻子在《犹如泥泞》中写的那样。当年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谷田部是否在他房间的壁橱上挖了一个空洞来偷窥？我们也不得而知。假如这部分内容也是真的，那么妻子当年承受的伤痛之巨大，恐怕是她身旁的人和任何成年人都无法理解的。

不过，后来我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当年，K市的街头巷尾秘密地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个下落不明的女孩其实住在钢铁工厂。这则谣言主要在一些做非法勾当的人——也就是那些跟黑社会有关系的人之间流传。我效仿妻子的做法，也让自己的幻想尽情地驰骋，编织起有毒的夜晚幻梦，于是得到了以下的内容：

钢铁工厂的社长夫妇和谷田部三人，也许知道妻子被囚禁一事——这便是我可怕的想象。我甚至怀疑，谷田部房间的偷窥孔洞成了他们的赚钱工具。这诚然是邪恶的成年人的想象，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再有就是，安倍川或许也不过是被他们三个利用的工具。杀害那个菲律宾女人，并将她埋在钢铁工厂的后院一事，很难说与这三个人毫无关系。听说那起案件之后，钢铁工厂的社长夫妇关闭了工厂，卖掉那块土地搬了出去。至此，人人无从知晓的“真相”已经澄明，但和妻子一样，它的种子却在我的大脑中萌发了新芽。

安倍川的任务原本是要以成年女性为目标的，他却依照自己的喜好绑架了还在上小学的妻子。那时，钢铁工厂的社长夫妇和谷田部都很头痛。如果是成年的外国女性，即使失踪也总能找到理由，但假若监禁一个上小学的女孩，那就成了性质恶劣的重大犯罪案件。他们只好假装对此毫不知情。被他们戏弄、指使惯了的安倍川，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可爱的小东西”，兴许渐渐对他们起了反叛之心。说不定解救妻子的不是社长夫人，而是安倍川。安倍川发现了妻子写的求救字条，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拜托社长夫人假装发现了她——这种推测也有可能成立。

在我看来，安倍川信中那句“您不必原谅我，我想，我也不会原谅您”或许是他对担下全部冤罪的抗议。

史萩先生也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我对妻子的案子如此熟悉呢？您在电话中也曾委婉地问过，我是怎样了解妻子的案件，又是在哪里、如何与她结婚的。当时，我含糊其词，实际上，我也是《残虐记》中的登场人物。

那个叫宫坂的独臂检察官就是我。我想，这样一来您大概也能明白，为什么我一定要认为那起案件是我自己的事了吧。

小时候，我因交通事故失去了一只手。《残虐记》的写法是：“那是我五岁的时候被母亲砍断的——从手肘往下的部分。母亲痴迷于邪教，听说她深信有恶魔附在我的左手上，便发狂地用砍刀砍了下去。”很遗憾，如此戏剧性的情节未曾在我真实的人生中发生。我是福岛县一个普通家庭的儿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师。

《残虐记》中对于检察官形象的描写，和我的真实状况大体相同。妻子写道，我思考案件时会感受到“愉悦”。确实如此。我对妻子的案件兴趣极为浓厚。在刚开始负责这起案件时，因为它名声在外，我曾怀着幼稚的功利心态想要将它弄个水落石出，好让自己一跃成名。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我见到身为受害人的妻子时（妻子那时十一岁，以下写为“景子”），我开始希望了解案件的真相。

我想知道，二十五岁的犯罪嫌疑人安倍川健治和一个十岁的孩子，是怎样度过了那一年多的时光。这样的经历给景子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名叫景子的孩子披着好几层厚厚的铠甲，决不让人看到她的内心。那个男人对她做了什么？他人卑劣的妄想宛如花洒中的水一般浇在景子身上，她渐渐变成了一个表面遮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少女，给人留下外貌模糊不清的印象。我对她的怜悯之情，很快便被那层厚厚的面纱推了回来。我感受到她的拒绝，觉得她是一个怀着深深愤怒的孩子。不可思议的是，连我也被她的愤怒微微牵动了。那当然不是源于单纯的正义感。说得夸张一些，大概算是对世人所作所为的一种憎恨吧。我不清楚景子是否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我确实感受到了。景子是一个能挑动人们心中晦暗情愫的孩子。究竟是那起案件赋予了她这种特质，还是她与生俱来的特质引发了那起案件？我的兴趣逐渐由案件转移到景子本人身上。

“不，这要看景子的意思哟。毕竟那时候你成了他的玩偶，根本无法拥有自己的意志。”

这是宫坂，也就是我的台词。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景子听到我这句话后，扑簌簌地落下大颗的泪水。我的内心闪过片刻的雀跃，认为自己抓住了景子愤怒的实质。自己是一个成了玩偶的小孩——即使我这句话不说出口，人们心里也都是这么想的，事实便是如此残酷。而我的做法又多么糟糕啊：年仅十一岁的景子保持缄默，不让我们查明案件的真相。我为此而气愤，主动向她发起了攻击。那是一起谜团重重的恼人案件，假如受害人景子什么也不说，案情就不可能水落石出。我因此而愤怒。当年的我也并不成熟。

在审问被告安倍川健治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安倍川时，和面对景子时的状态很相似。安倍川也有对某种不为所知的事物的深深愤怒，他也用坚固的铠甲包裹住自身，来掩藏这种愤怒。听说安倍川的智力发育迟缓，但鉴定结果表明，他的智商正常，只有语言能力显著低下。他的律师出具了一份精神鉴定证明，称他是恋童癖，法院接受了这份证明。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坚信，景子和安倍川之间不曾发生实质上的性关系。并非因为是景子的丈夫，我才这样一厢情愿地认为。恐怕有人会想：既然如此，景子在《残虐记》中提到的健治的那些事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那也可能是景子编造出来的。

安倍川来自北海道日高支厅，正如《残虐记》中写的那样，他上小学时福利院发生了火灾，烧毁了所有相关的记录，没有人知道他准确的年龄和出生地，也没有人知道安倍川自那以后过着怎样的人生。据其本人的供述，他的成长过程似乎就是从一个工厂的员工变成另一个工厂的员工的过程。他十八岁时来到K市的钢铁工厂，之后的七年都住在这里工作。

至于谷田部，也就是谷田部增吉是何许人也，我们始终没有查清。“谷田部增吉”是他留在钢铁工厂简历上的假名。谷田部和安倍川几乎是同一时间住进钢铁工厂的，所以《残虐记》最后对《犹如泥泞》的记述说不定是真的——跟随谷田部辗转于各个城市的安倍川，也许和谷田部形如父子。谷田部是此案的关键人物，警方却让他逃了。

景子和安倍川，这两个成长方式完全不同的人，构筑起了一个怎样的世界？我很好奇那个世界的样子。景子写道：“宫坂既有和健治共通的快乐，又有和我共通的好奇心。也许，宫坂能够成为连接我和健治的人。”我当时的确沉溺于这起案件中不能自拔，就像自己也被它卷了进去似的。

这起案件之后，我依然过着检察官的生活，很久都是独身一人，七年前转行成了律师，在横滨开了一间事务所。就在这时，我下定决心和景子联系。我比景子大二十一岁，她却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我的求婚。景子一生都想忘记那起案件，却始终未曾忘却，因为那起案件成了她写作动力的源泉。而我也和她一样。我们双方就像是与那起案件结了婚。

我爱着我的妻子，我为她从我身边逃离而悲伤。然而，妻子作为一名小说家，却不能承受世人可怕的行为。这种可怕的行为便是想象。我想象着邪恶的人们将还是孩童的妻子团团围住，不动声色地享受着这一切。如果妻子觉得我便是那个最可怕的人，那只能说她太脆弱了。我也想对妻子说：“您不必原谅我，我想，我也不会原谅您。”

最后竟不由自主地写到了自己的私事，真是多有叨扰。但这些内容，想必也能大致对史萩先生的疑问做出回答了。暂且写到这里，祈祷景子平安。

书不尽言，就此搁笔。

生方淳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