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精英、霸权与我们世界的未来：围绕《沉船贵客：精英政治与大国的衰落》的讨论并纪念理查德·拉克曼

精英、霸权与我们世界的未来

围绕《沉船贵客：精英政治与大国的衰落》的讨论并纪念理查德·拉克曼<注："原书作者拉克曼教授于2021年9月在工作中突发疾病逝世，特以此文纪念。《历史与变革》杂志全体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亦深表悼念。本文由凯风基金会资助的“历史与社会研读营”（第二届）部分讨论内容节选而成，初稿由基金会整理，现稿由郦菁编辑。该研读营于2021年8月举办，旨在建构国内外年青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参与者包括：曹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丁悦（匹兹堡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董一格（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全球性别研究系助理教授）、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钱力成（原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现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宋念申（原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副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殷之光（原英国艾克赛特大学人文学院现代语言系副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尤怡文（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杨（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张颖（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朱宇晶（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所讲师）。">

【摘要】已故知名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的《沉船贵客：精英政治与大国的衰落》（以下简称《沉船贵客》）一书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霸权更替和精英结构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说明美国近年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及其霸权衰落的可能性。12位学者围绕该书进行了讨论，讨论涵盖了精英的理论与方法，有关衰落的概念与逻辑，帝国、国家与霸权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层面的问题，等等。

一　精英斗争理论　从民族国家到帝国

郦菁：《沉船贵客》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著名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的最新著作(Lachmann 2020)。他大约十年前就开始写作此书，最早完成的章节恰是最后讨论美国精英的部分。由此可知他写作的初衷是试图理解美国近年的现实变化，这促使他回顾历史上的其他霸权，用历史的视角来看美国衰落的必然性，衰落与精英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衰落的成本到底由谁来承担。

此书的基本框架延续了他知名的“精英斗争理论”(elite conflict theory)。他对于精英的定义是“可以从非精英群体当中攫取资源的某些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控制了某种独特的组织体系”(Lachmann 1990)。如果某一些行动主体对于维持作为精英基础的组织体系本身足够重要，而且他（她）离开这个精英群体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体系，他（她）就是这种精英的一部分；反之，如果行动主体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就不能说是精英的一部分，比如知识分子。特定精英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一种“阶层”(class faction)。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精英斗争过程当中，特定精英会向下寻找盟友，和中产阶级、下层阶级形成政治联盟，与同属统治阶级的另一种精英进行斗争。精英之间也可能联合起来压迫其他阶级。这样就有多重的理论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阶级理论和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和延展。

在拉克曼的《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一书中，他想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主要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路径不同（拉克曼2013），他的解释变量是旧精英。旧精英的结构不同，旧精英和新生成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新生成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也不一样。而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在旧精英结构的间隙中成长起来的，拉克曼的新书实际上突破了原来民族国家的研究框架，关注的是帝国，包括成为民族国家的帝国中心(metropole)和殖民地(colony)两部分。他的新问题是：殖民地精英和帝国中心精英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和变化？在特定政治斗争的情况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哪些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反映了精英之间的何种分配关系？精英关系又如何影响帝国的兴衰，帝国是否能成为霸权，变成霸权之后为什么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衰落了？<注："拉克曼认为霸权必然有一个帝国作为统治的基础，但帝国并不一定能达成霸权。在具体的研究中有两个操作定义：一是某个帝国的生产总量比排第二、第三位的两个大帝国加起来还要高，这个时候才可以算霸权；二是拉克曼主要研究欧洲的帝国，所以至少有一段时间在欧洲称霸的才能算霸权。">与此前的帝国文献相比，他深入探讨了帝国内部政治过程与国际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

下面可以通过原书中的两张图来了解此书的主要观点。

图1 帝国中心与殖民地精英的结构关系(Lachmann 2020, 34, Table1.1)

图1用两个变量来概括殖民地精英的政治能力：一个是殖民地精英的自主程度（相对于中央的官僚体系），另一个是殖民地精英对于中央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以左上角为例，这种情况殖民地精英相对于中央的自治程度高，对中央的影响力大，因而离心力其实是最大的。这时殖民地精英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他们会选择影响中央政策，使得更多的资源能够保留在殖民地，而不是输送到中央去。这种情况很危险，帝国最容易崩解。所以西班牙拉美殖民地和美国（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在18—19世纪都独立了，对原有帝国的打击很大，往往造成帝国或霸权的衰落。还有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也是类似的情况。右上角如荷兰殖民地，当时由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殖民和管理，这些公司被中央精英通过控制股份等形式加以控制，所以自主程度是比较低的。反过来它们对中央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公司的经营拓殖直接和中央精英的收入相关。这种情况帝国解体的风险会小一些。左下角如德国在青岛的殖民者，都是一些中产阶级的子弟去海外碰运气，而不是大贵族或其代理人，或者像荷兰那样由大商业公司来完成殖民。他们为自己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文化资本，因此获得了相对的自治，但实际上他们作为中产阶级而非容克大家族，对政治影响并不大，和帝国中心的政治联系并不多。这不像西班牙，很多殖民者是各省最重要的大家族出身。还有一种右下角的情况是自治程度比较低，对中央的影响也比较小。例子是拿破仑时期，还有纳粹时期。这两个帝国都在短期内控制了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统一和霸权，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单一的军事精英控制了国家权力，没有多种精英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持续时间往往很短，因为军事精英唯一的利益就是扩大自己的强制权力，但却缺乏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制度建构都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在此基础上，拉克曼考察了欧洲近代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与未成功获得霸权的帝国，这为理解美国当下变化与未来命运提供了准备。这些例子可用图2来简单概括。从历史经验归纳来看，四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出现，都会阻碍这个帝国获得霸权，或者导致帝国取得霸权但随后衰落。

图2 精英结构与霸权的布林真值表(Lachmann 2020，50，Table1.3)

1.西班牙君主与贵族联合削弱教会，作为回报，贵族在基督教复兴运动后攫取了中南部的大量土地，控制省内收入，税收无法到达中央(C)；美洲殖民地精英利用“委托监护制度”(encomiendas)获得了极大自主性，并通过和国内精英的网络影响帝国政治(A)。同时，西班牙作为从中世纪封建制度到近代过渡时期的第一个大帝国，仍缺乏相当的基础设施能力来控制殖民地(I)。因此，西班牙帝国维持了很长时间，但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霸权。

2.法国因卖官鬻爵制度造成了精英的高度分裂，同时又无法插手荷兰控制的贸易路线，从而无法培成商业精英来提供足够的资源(C)；殖民地的种植园主通过家族联系和与中央精英的广泛联系来影响政策，但又有自主性(A)。和西班牙类似，法国从未完全控制欧洲（拿破仑时期是短暂的例外），亦未获得霸权。

3.荷兰在17世纪有30～50年的霸权，这是因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使得城市商业寡头获得权力并团结起来（去除C）；而其政治安排又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去除U）；实施殖民的西印度公司与东印度公司在财政和组织安排上受到中心的约束，自主权不高（去除A）。

4.接下来，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达成了两次霸权。政治和商业安排促进了多种精英妥协和联合的可能，因而其收入进入中央财政的比例大大提高，军队也由中央国家有效控制（去除C、A、U、I）。19世纪中期，精英有分裂的趋势，殖民地产生离心力（C、A重新产生），英国通过将东印度公司国有化等一系列改革重新调整了精英关系，重新稳固了霸权。尽管如此，19世纪后期开始，金融精英还是成功扭曲了政策，定居殖民者促进帝国解体，对外投资增加导致英国国内产业空心化（C、A重新产生），霸权丧失。

5.相比之下，拿破仑时期和纳粹时期并不存在精英斗争，也没有殖民精英的高度自主，也不存在基础设施能力低下的问题（去除C、A、I）。然而，如前所述，单一军事精英统治无法长久(U)，霸权无法制度化。

6.相较之下，古代帝国的问题是缺乏通信、运输以及其他控制手段和治理技术(I)，因而殖民地精英一直离心力较强(A)，从国民整体财富中能够提取的比例也相当有限，因而无法达到现代意义上的霸权。

7.最后的重点是美国。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同精英之间有一个利益分配和政治上的制度化协商的方案，即“嵌入性自由主义”（去除C），美国实现了全球霸权；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金融精英相对产业精英占据了上风，全国甚至全球性精英压倒了地方精英。整个国民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是精英斗争加剧的重要反映(C)。金融精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国际和国内的持续金融化，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依然推动对其有利的政策，这从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后依然坚持新自由主义方案就看得很清楚。另一种仍然相当重要的精英是军事精英。其组织与文化上的种种错位，包括缺乏中央控制、指挥官的高度自主性、内部分裂、自利的武器供应系统和缺乏战略创新等，使其成为全球层面的危险力量，但实际又无力保护美国的战略盟友。特朗普的出现是危机的表征，也推动了危机的深化。在某种程度上，美国霸权的衰落无可避免，而中下层将承担衰落主要的成本。

概而言之，当C、A、U、I这四个条件可被有效控制时，中央国家能更有效地控制资源和政策，实现霸权；而这些条件逆转时，精英的首要目标是攫取更多资源、推动自肥的政策，任由帝国衰落。

二　“精英”作为概念和方法

曹寅：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我对精英的概念有些疑惑。我就从我研究的印度出发来讲一讲。作者在第一章差不多花了两到三页的篇幅讲了“什么是精英”，但是完全没有让我理解“英属印度的精英是谁”这个问题。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人在印度主要是做生意的。英国人认为高种姓的婆罗门是当地的精英。这些婆罗门也认为他们自己是精英。但是到了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时，参加起义的很大一部分却正是这些婆罗门。英国人在东印度公司时期建立了军队，公司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婆罗门种姓构成，他们为什么还要去起义呢？这就到了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即作者对于精英的定义没有太多涉及身份认同和建构的问题。精英这种身份是一种自我和他者都参与建构的集合。一个稳定的身份认同可能需要三个支点：首先，我认同自己是这个身份；第二，他者也认同我的这个身份；第三，我明白他者对我这个身份的认同。

在英属印度1857年的起义中，为什么那些婆罗门会起义？婆罗门知道自己是精英，没问题。英国人也觉得这些婆罗门是精英，也没问题。但是第三点出了问题，婆罗门觉得英国人不把他们当成当地的精英。婆罗门觉得英国人是想要污染他们的信仰，毁灭他们的宗教，把牛油涂到子弹上。所以这是个身份认同和建构的问题。而这本书的“精英”概念是作者在21世纪的美国大学里想象和定义出来的。

还有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印度的例子，如果按照拉克曼的解释，印度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应当是一个精英之间互动或者内斗的过程。这些精英分为两派，一派代表了基层的宗教民族主义，另外一派可能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这两派之间互相的竞争是独立前后印度政治进程的表层逻辑。我后来发现这种精英竞争逐渐演化为了两种动员机制的竞争。而对群众的动员竞争最终使群众运动反噬了精英政治。最能够动员的那一派往往被其所动员的群众所反噬、绑架和挟持，这点很有趣。精英和群众的关系在这里被倒置了。如果我来写这段历史，我会这么写。

张杨：我简单回应一下曹老师。拉克曼不可能不知道身份的问题，但他这么大尺度的历史比较研究可能无法处理所有细节。我想到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辩论，就是阶级概念的主客观定义之争。一开始大家认为阶级是客观形成的，直到汤普森说工人和工人阶级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他的书出版之后，历史社会学也开始关注阶级文化、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2013）。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阶级形成的主观学派才蔚为壮观。精英研究肯定有类似的问题。最开始做的人是顾大不顾小，会用客观的指标去定义精英。如果后来做细了，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分析谁认同自己是精英，谁认同对方是精英，谁认同对方的认同。

我们可以说他没有马克思成功，没有韦伯成功，但他选择了这个理论，提出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思路和方法。他对马克思、韦伯这些人有一些系统的批评，他说明了为什么要用精英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或者韦伯的国家理论。我们可以觉得他不对，但是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理论想法的。

尤怡文：我正在写作的书稿里也涵括了荷兰与英国两个案例，这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总是会想：精英在不同框架下是否有不一样的分类和解释？例如，图2中拉克曼将荷兰共和国归类为“中心不存在高度精英冲突”“殖民地精英不具高度自主性”。从经济上而言，摄政阶层(regents)的确垄断了联省共和国绝大部分的商业及财富；但在政治上，荷兰自始至终都存在亲王派(prinsgezindheid)与共和派(staatsgezinde)两个派系的冲突。再者，海外殖民地作为公司资产，由母国董事会直接经营，但却不受联省共和国政府指挥。换言之，若将政治面向加入，联省共和国的中心精英冲突及殖民地自主性分类，可能就和拉克曼的分类相异，进而对霸权的兴起与衰落的解释可能也不同。

接下来，我想提出两个比较政治经济学(CPE)方向的衍生性思考。此书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更多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问题，即解释国际霸权相对权力的起落。相对而言，探究国内政经问题及解释改革是否能成功，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但对本职CPE研究的我而言，这是更有意思的部分。首先是关于后霸权时代各国进行改革的可能性。该书最后一章从英国及荷兰后霸权时代的发展经验——精英特权与不平等、税收与社会福利、军队与外交等，来探究霸权衰落将如何影响美国政治经济，以及阻止不平等扩大的可能。这个问题衍生出另一重思考：书中解释霸权兴衰时，更多侧重于精英冲突/凝聚，我们是否能同样以此变量解释各国社会不平等改革能否成功？又或者，在此问题上，“反精英联盟”的凝聚/冲突更具解释力？例如，英国经济精英随着金融发展，在19世纪吸纳了更多跨部门精英及跨阶层成员，相对于荷兰精英阶层的排他性，英国精英群体包容性及凝聚力更强，但强大的工会组织仍迫使精英做出妥协进行改革。再者，在展望美国前景时，拉克曼也悲观地提到，美国工会组织的弱化使其难以成为改革动力。这两个案例都说明“反精英联盟”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影响改革的关键因素，而不是精英联盟。

第二个议题也是我自己的书稿比较关心的：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在不同时代所形成的精英连结及其政治影响。该书第八章提到，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精英是通过“董监连结”(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形成跨产业精英核心圈，并形成寻租及分配共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金融化浪潮中，企业间董监连结程度下降了，寻租行为转向个人化，和过去以企业或者产业为基础的寻租分配不同。这个时代的精英是以牺牲企业、组织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极大化。拉克曼的分析留下了更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这种更加个人导向的精英阶层，凝聚力是更强还是更脆弱？精英圈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其对政治的影响途径，是否与“前80年代”的模式相异？另外，我很好奇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化后，伦敦金融精英阶层及其政治影响途径是否也出现了变化。据我了解，他们在英国失去霸权后依然维持寡头垄断地位，不过作者没有多提。

最后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随着董监连结程度普遍下降，董监连结作为精英分析工具是否还有效？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新形态下的精英核心圈？我对于美国案例的初步观察是：虽然在金融化后，金融精英的“进入门槛”似乎变得相对开放，获利也更个人化，只要能进入金融公司，在个人激励导向的薪酬制度中，即便是交易员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但相对于早期跨产业董监连结，现在是一个更小、更纯化的精英群体——美联储理事、投行高管、财政部长三者之间的精英流动及交叉连结。这个观察若是正确，下一个问题是：这个金融精英圈究竟是更脆弱，还是更有能力垄断美国政策走向以及克服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

郦菁：讲到金融工具，我补充几句。首先，离岸美元市场的建立，最初是因为美国在“二战”后实行马歇尔计划，这导致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出现了不平衡。为了解决问题，美国允许离岸美元市场的建立以及运行，其后果是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金融权力。还有一些其他政策的变化，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提供房贷的主要是中小储蓄协会。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不再对它们实行利率保护和补贴，要求它们在市场上竞争。因此，新型的贷款模式和工具出现了，比如“忍者贷款”。<注："忍者贷款(Ninja loan)是指给那些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固定资产的人的贷款。">同时期还出现了新的货币市场工具，比如“隔夜回购”。这些都为2008年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到了2000年之后，房贷市场膨胀，全世界的热钱都涌到美国去，包括全欧洲的主要银行。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都建立在一系列的金融工具以及货币/资本市场流动规制的放松之上。甚至在2008年危机之后，奥巴马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光援助了美国的大金融机构，还给欧洲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这些金融层面的工具创新和制度性的变化，以及金融机构前所未有的兼并浪潮与混业经营，与金融精英的权力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觉得拉克曼有关金融精英的这一章并不算特别精彩，因为他用的都是二手材料，很多问题没有深入，但我们应看到这部分论述对于总体理论框架的作用。

宋念申：拉克曼的精英定义，能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情况？我甚至觉得他的定义都不能够完全涵盖英国或者欧洲的情况。他讲到精英代表不同的利益，精英之间的矛盾阻止了社会有效调节。中国的情况恰恰不一样，因为精英/社会结构不一样。中国不是一个精英代表制的社会。他的框架可以套用到晚清那几十年的政治状况，尤其是满汉精英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革。可惜他没有讨论非欧洲的情况，比如奥斯曼土耳其或者印度的精英，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机制是什么样的？

郦菁：直接把精英概念用到中国肯定有问题。唐宋之变后，中国就只有派系，没有精英了。派系跟拉克曼理解的那种欧洲封建时期形成的精英相比，根基是很脆弱的，其所控制的组织系统也不牢固；且他们兴盛持续的时间也短。拉克曼所谓的精英可能至少在50～100年内掌握权力，特别是在前现代时期。当然，现代历史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精英斗争理论如果要应用到中国，其动力机制可以借用，但在概念上需要做出调整。

三　“衰落”的逻辑

曹寅：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衰落”的概念。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相关讨论，基本上脱不出两个母题：第一个是《圣经》中人类从伊甸园堕落的母题，第二个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母题。我进一步在想，这种以西方文化衍生出来的母题是不是具有普世性？衰落在印度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想象中可能与上述的两个母题不是一回事：这可能注定是时间环中的一个阶段，衰落之后肯定又上升。换句话说，西方中心语境里面的衰落是谁在讨论？这个概念本身是精英视角。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概念，它能否用到其他文化中来？有可能变成一种鸡同鸭讲，你用这一概念去研究古代中国、莫卧儿帝国，跟你研究英帝国可能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可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理清的。

宋念申：我也有一个问题。这本书到底是在研究精英，还是在研究帝国的衰落？国家能力因为精英能力的衰落而衰落，这难道不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吗？所有国家，只要出现了内部精英的种种问题，这个国家必定能力减弱，缺少动员能力，缺少应变能力。

郦菁：我的理解是，第一，帝国本身的衰落并不代表精英的衰落，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帝国的衰落往往是某一部分精英自肥的结果。在政治体总体下降衰落的过程中，某一些人反而获得了利益。比如，伦敦城在20世纪50年代英帝国解体之后，作为离岸美元市场中心，推出了“非居民免税方案”(Non-Dom Act)吸引世界各地的富豪移居伦敦，反而进一步繁荣发展。因此当代可能有两个英国，一个是伦敦，还有一个是伦敦之外的英国——帝国衰落后，伦敦的精英反而活得更好了。他们攫取的巨大利益是以帝国的衰落为代价的。历史上，荷兰的精英在帝国衰落后也通过给英国贷款和出售造船技术维持了自己的地位。第二，霸权衰落和一个普通国家衰落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普通国家的衰落，即使是一个地区霸权，也只影响周围几个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在更广泛地理空间获得欧洲甚至全球霸权的帝国，衰落带来的成本将由全人类承担。这是拉克曼研究背后的急切关怀。

钱力成：我对衰落这个概念也有一些疑问，即衰落究竟是对内还是对外？从是否拥有全球霸权的角度来说，拉克曼所说的衰落似乎是对外的；但从第一章中的叙述来看，特别是从书中提到的美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问题来说，衰落又似乎是对内的。这又涉及究竟美国是什么方面在衰落的问题，是军事，还是民主制度？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的事件被很多人当作美国民主制度出现问题的例证。但反过来说，或者拉长时间段来看，美国的制度仍有韧性和修复力。

董一格：我也想回应关于“衰落”的问题。拉克曼在一个讲座中曾提到，在霸权衰落的过程中，霸权内部的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是提高的，比如英国——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反直觉的论点。拉克曼和阿瑞基有关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霸权更迭的理论有很多对话。我们可以把“衰落”理解为一个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即一个国家从全球绝对霸权(global hegemon)的位置逐渐退下，被另一个新兴霸权代替的过程。在阿瑞基的谱系里，这对应着从热那亚到荷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更迭过程（阿瑞基2001）。而如果本身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设定，可能就会质疑拉克曼的很多分析，不同意他的问题意识。可能因为我之前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设定，我理解他的工作是对阿瑞基的补充和修正，增加了霸权内部精英斗争这一非常重要的变量，这的确是之前同类型分析比较少关注的。那么，我觉得不接受这个设定的各位老师，似乎并没有被拉克曼说服。我自己的困惑在于，像世界体系这种目的论比较强的理论，最后往往进入一个循环：你一旦接受系统的设定，你可以找到很多经验层面的支撑，觉得很多规律都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接受基本的设定，你也可以在经验层面找到很多反例，显得这些所谓规律都是漏洞百出。因此，在认识论上该如何去理解自成体系的理论流派（世界体系理论），并跟它对话？

张杨：我想接着一格说明一下拉克曼与阿瑞基有什么不同。阿瑞基的两个核心变量是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资本逻辑是说霸权到了一定阶段，会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因为金融资本有更大的灵活性，利润率比实体产业更高。历史上荷兰如此，英国如此，阿瑞基认为美国也是如此。同时，霸权国家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在国内直接用钱生钱，但这会造成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社会不平等、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领土逻辑是说霸权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夺取领土、消解本国矛盾、巩固霸权。不同霸权的更替，也是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更替。那么拉克曼在此基础上的贡献是什么？是精英斗争的逻辑。阶级关系只强调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而他更强调不同类型的内部斗争的各种形态。比如，美国的政治精英与华尔街精英就有矛盾，哪怕中美关系变坏，后者还是愿意把资本转移到中国，不愿意把产业链转回来。

书里的有些细节我有保留。比如写高科技武器部门的军人地位更加显赫，他们控制了整个国防部的武器合同，所以生产了很多先进武器。这真的跟美国的衰落有关吗？如果变成海军或者陆军的退休官员控制外包合同，这有什么不同吗？有一些我觉得很碎的讨论，到底跟美国的衰落有什么关系？相反，阿瑞基的书就很清楚，就是金融化和领土扩张，所有叙事都是围绕这个来。

郦菁：拉克曼讲了很多美国国防工业的具体组织形式，包括那些在不同的军事体系当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都是控制最高精尖武器的人。这些军事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为了迎合越战后美国国内对人员伤亡的极端厌恶，在全球构建了尖端武器的生产网络。美国的尖端武器现在是过剩的，而常规武器和地面作战能力却是严重不足的。之前在阿富汗作战时，常规弹头告急，只能从中东其他军事基地调用，但是发现普遍供给不足。这种武器储备的结构性问题，再加上军事精英的自利，对以后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都有重大影响，最终会导致其霸权衰落。后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进一步下降，而军事力量因为军事精英的支持还在扩张，这就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这和英国失去霸权的情况不同。在这样一种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是全世界人民都必须面对的。

朱宇晶：我还想讨论的是，美国霸权衰落会不会反而连带金融精英利益受损？如果在英国那个时代，有替代性霸权，旧的精英可以跟新的霸权产生联系。但是，美国现在是一个更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比如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这个基础设施衰落的时候，那些跟霸权相联系的精英还有其他的空间吗？

张杨：美国这次衰落的确跟英国不一样，当年欧洲有很多精英可以跑到美国。美国和中国没有形成这种默契：我这里衰落了，精英的利益由你们来照顾。在过去，美国国家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在一定程度是分割的：华尔街可以通过中国赚钱；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变成你死我活的关系，那就不同了。这次特朗普与中国打贸易战，华尔街精英也很积极，因为过去政经分割，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而现在资本带上了民族属性。中国和美国没有英国衰落过程中英美之间的默契，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在美国取代英国霸权之前，美国的金融地位很早就上升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美元全球支付占比最高的时候有百分之二十多，最低百分之十几；英镑也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两者差不多。拉丁美洲都是以美元交易为主的。当时美元和英镑不能说平起平坐吧，但美元已经有很强的地位。“二战”时期制裁日本的时候，不光是英国的制裁，美国的制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日本和美洲国家的贸易。美国完全取代英国霸权之前有大量的金融工具和手段，而今日人民币还没有美元的地位。所以两次转型在金融这点上也是不同的。

所以，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真的不一样。肯尼迪曾说英国从来不是霸权，英国只是诸多强国中的一个，真正的全球霸权迄今为止只有美国。英国在19世纪末以后做了让步，包括对美国也做了很多妥协。美国现在根本没有妥协。英国最开始对付法国和俄国，到后来变成主要对付德国，但是英国没有能力去招呼大家一起对付某个国家，和美国的能力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四　国家、帝国与霸权

丁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精英导致国家衰退，国家难道不会主动避免衰退？书里好像没有提到国家怎样再去和精英斗争，避免衰退这一点。有一些案例可以把精英和国家分开，在另一些案例里国家是精英的工具。比如，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的区别很重要，国家的形式和强弱也不同。拉克曼在使用“中心”这个词的时候，是用“中心”代表“国家”，还是认为这两者不完全重叠？

宋念申：同样地，在脱离国家的前提下，能不能谈论精英的矛盾或者斗争？这也是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钱力成：就美国的环境而言，可能国家不常以行动者的身份出现，而更多是作为一个场所。这个场所有其游戏规则，而精英就在这个规则的基础上去互动。所以在美国很少看到美国联邦政府作为一个行动者和金融精英或其他精英直接互动，我猜这也是拉克曼没有把国家分析放在核心的一个原因。

朱宇晶：这关系到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国家是不是一个行动主体，有它自己的议程和价值？还是说它只是不同精英利益平衡的结果？国家有更多的公共性，也是超出精英斗争、阶级斗争的场域。

尤怡文：我倾向于将金融制度作为线索，观察哪些精英（不管他是否主观认同自己是精英）被调动组织起来形成权力联盟，与哪些群体形成对立；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制度变迁，导致精英利益变迁及冲突，形成新的关系。按照这个思路，我试着回答前面讨论提出来的几个问题：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精英与阶级的关系。

首先是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我想将这个问题里的两个关键词“精英”和“国家”替换为“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或许有助于分析的精确性，也更易于进行跨国比较。在美国案例中，金融精英（投行高管）与官僚精英（美联储、财政部）几乎是同一票人，他们不但都具有藤校背景，同时他们的身份是随时可以转换的，投行高管可以直接转任财政部长或美联储理事，官僚系统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畅通无阻，空档期间还能回藤校商学院任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定义金融精英和官僚精英间的关系是制度还是非制度化关系，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群人。相较于金融化前透过董监连结形成的跨部门/产业精英核心圈，金融化后，金融业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变得更紧密，甚至是一体化了。

而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金融精英与官僚精英关系。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建立自主的官僚体系，最初是掌权的旧藩阀大臣为阻止政党势力染指官僚体系，而限定由帝国大学输送官僚人才，其后渐渐形成以东京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官僚体系，加上政务官任免频繁，政策主要由事务官主导，因此被批评为“东大官僚治国”。虽然存在官僚退休后任职大银行顾问董事等职的惯例，但相对于美国的高度人员重合，日本官僚精英和金融业精英是两拨人，官僚精英仍能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是战前一代官僚，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立场并不总是和金融业精英的利益一致。

金融精英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我最近关注的问题。金融资本强大之处在于，它比工业资本更具渗透力及吸纳能力。以英国为例，先是土地精英加入金融精英联盟；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持有金融资产，也加入这个联盟，有点像是童话故事《不莱梅乐队》，只是这个以金融资产作为共同利益的联盟，是以牺牲工业及劳工阶级为代价的。当代美国由于欠缺完善的福利制度，许多劳工以退休基金的方式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产阶级个人持有金融资产也很普遍。这让我产生一个疑问：美国广泛的金融资产持有者是否会成为金融精英的社会联盟，支持保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如同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

朱宇晶：精英可能与国家结合，也可能超越民族国家。当下这个金融化进程加速的时代，金融的整合力量和流动性是让精英结成更强有力的联盟，还是让精英缔造的世界更加脆弱——比如全球金融精英的流动性和在地精英/民族国家之间造成的矛盾？人类学全球化研究里的多点民族志也在思考一种全球化过程中的“超级游民”，他们是否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控制（鲍曼2003）？同时，他们也不是书中所讨论的殖民地精英；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流动，在不同市场中即取即抽地套利，可以利用避税天堂和全球金融市场。而这本书讨论的精英有很强的国别属性，他们的崛起和霸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否可能流动到新的中心？

董一格：《漫长的20世纪》中有一张图可能对大家有帮助，也可以回应刚才朱宇晶老师提到的问题：全球化精英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根据世界体系理论，其实不是。从意大利城邦到荷兰、英国、美国，所谓的“关键的治理组织”(leading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是变化的：从城邦到民族国家，再到“世界国家”。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一书强调在这一轮的金融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中，美国就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你可能是阿布扎比的金融家或者石油国的王子，但你也是美国霸权精英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张图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一层意思。

图3 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化模式(Arrighi 2010，375)

殷之光：拉克曼就此书专门与社会学家维维克·基伯(Vivek Chibber)有一次对谈，并说他寄希望于桑德斯。从中可见，这本书很好地展现了一个当代西方左翼的帝国叙事。在讨论中，拉克曼将霸权和帝国做了一个区分。这个区分颇有深意。在这个区分之下，帝国单指一个狭义的、存在直接管辖治理关系的疆域空间。这种帝国观将帝国与领土国家混同起来，帝国扩张于是变成了单纯的疆域扩张。在认识帝国时，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霸权”。在帝国理论方面，列宁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分析。他不但强调帝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更强调帝国主义不应当简单地被看作一种可以随时更改的政策。这个认识非常重要。但是，在拉克曼的讨论中，并未太多涉及关于帝国主义、帝国和霸权三个概念之间的辨析，更没有回应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特别是列宁主义这条线索上对于帝国主义本身的讨论。列宁的“消失”本身反映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症候。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这个词开始进入英语公共领域时，最初被用于攻击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随着英国全球帝国主义政策的发展，这个词逐渐演变为一个中性词乃至褒义词。这个过程就伴随着将“帝国主义”的内涵限定为政府“政策”。由此再来看拉克曼把帝国“去贬义化”，同样包含了去道德色彩的内涵。他对帝国和霸权的区分是一种结构性的区分，承认霸权可以超脱于领土政策而形成。因此，虽然英国的帝国没有了，但是其霸权仍能延续到“二战”的结束。抽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这种帝国主义观的核心问题之一。将霸权、帝国主义用作中性词，实际上回避了马克思主义讨论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

为什么我们不能回避帝国主义本质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虽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很强的历史目的论色彩，但为受帝国主义霸权压迫的人提供了一种渴望，也是一种激励。他强调，帝国主义这种霸权模式终究要衰亡，这是其结构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不去谈列宁的问题，不去谈革命党的问题，群众运动则势必会成为无组织的庸众，无法给未来带来任何希望。这是拉克曼和其他学者所欠缺的。拉克曼似乎寄希望于民主党内部精英阶层的自我发现和博弈，如桑德斯就被视为一种可能的未来。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路线。

拉克曼的精英概念显得极其含糊。我认为，不谈阶级分析去谈精英，回避列宁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问题，谈一个似乎是浮于历史之上的精英阶层，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英国在19世纪末期会走上那样的帝国发展道路的。1840年之后，英国金融帝国的崛起，有一个从商业自由主义转向金融自由主义的过程。如果抽离了阶级分析，就无法看到许多权力的斗争与分配是以阶级展开的。这种转向似乎就是单纯的一批新精英替代另一批旧精英的过程。但这更多地是同一个阶层内部的代际接续。同样，今天的批评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破坏了美国。但是，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新自由主义其实并不新。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需要寄生于国家之中。而波兰尼则进一步提出了资本对国家的“嵌入”。两者都揭示了资本左右国家的形式虽然并不固定，但是这种寄生关系始终存在。在这个前提下，国家与“精英”可能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力量，可以相互博弈或蚕食。

张昕：拉克曼框架里面的确有很多阿瑞基的影子，但是这样的框架似乎并不能解释当下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中国对美国是单向的学习、赶超和模仿，逐步发展到后来的竞争态势。我曾在我的文章中提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金融化速度非常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可能跟美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在个别指标上已经超过美国了。这种结构性变化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难度，因为拉克曼也好，阿瑞基也好，都认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更替的周期。而我们面对的这个正在展开的周期可能和他们描述的逻辑不一样了：可能的替代者和原霸权呈现同样的结构特征。此外，即使现在核心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我们还在用传统意义上对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这是我困惑的地方。以今天中国的平台企业为例，今天可能是投共享单车，明天是滴滴，后天就变成影视圈IP改编，本质却是金融运作。你说这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那么，原来常见的精英身份的界定、不同精英群体相互竞争结构的界定，还合理吗？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第二点是，在中美同时经历金融化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利益群体逐渐成形，虽然有各自鲜明的国别特征，但在慢慢形成一个跨国别的群体。但是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2018年整个全球宏观层面政治上的冲突，之前中美之间实质的“趋同”(convergence)和微妙的利益共同体，好像在政治上碰到了一个重大的障碍。现在中美口头上经常说所谓的经济“脱钩”，已经影响到各种跨国精英团体的利益。这个前景会怎么样？现在不太清楚。

最后，拉克曼整个框架中重点分析的都是海洋帝国，其中精英结构的变迁受到帝国中心跟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影响。他在书的前言部分提到了为什么排除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这三个大陆帝国。而这三个帝国在18—19世纪大规模地扩张，后来又被迫收缩，甚至解体，其中心与殖民地关系不同，精英关系变化的逻辑也许也不同——因为大陆扩张是连续的。恰恰是这几个帝国，可能跟中国近现代的经历更相似。我们今天反复说到精英跟国家的关系，而中国的经历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精英之间水平的竞争程度好像一直不高。因此，需要更多考虑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纵向关系变化，这与上述几个帝国更加相似。比如，我的一个研究是关于当代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的比较研究，看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最近三十年在欧亚大陆空间如何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调用近代的帝国资源。

五　方法论的反思

宋念申：拉克曼最大的问题，是把社会学学者的想象放在历史中。读历史学作品的时候，一定要理解作者背后的焦虑到底是什么。拉克曼在前言中说，他动念头想写这本书是布什政府时期，完成这本书是特朗普上台的前几个月。这两个时段串联起来是美国21世纪初的历史。他对美国有焦虑，就想找历史上的规律去证明。

董一格：我还想就布林真值表提问。拉克曼实际上用的是归纳法，然后用这种不完全归纳去“证明”他已经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普遍规律。但是在今天，社科方法论有了更多发展，我们有没有更加非决定论的分析工具，去处理历史社会学问题？

另外，关于时间性的问题，阿瑞基认为每次霸权更迭的周期会加快，比如英国霸权花了一百多年称霸，美国花的时间更短。我认为拉克曼是意识到世界—历史时间(world-historical time)的变化的，而不是认为霸权发展的时间是完全线性的、每一个周期是完全同质化的。

张杨：我最后还有一个评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迈克尔·曼、蒂利等研究战争、国家这些大题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历史社会学做东西有一点窄了，研究婚姻网络、精英关系或者巴黎社区的改造，用社区关系取代了阶级，然后开始讲事件的作用。上一代学者秉承马克思、韦伯的传统，大开大合，到后面学者关注得特别细，以小为美，不再做普适性的理论，也不愿意做大幅度的比较和长时段的历史。总体来说，跟其他的相邻学科相比，学科的影响力式微了。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在保持理论深度、方法论的严肃性以及史实精确性的前提下，把话题和分析做大做宽，而不是做小做窄，怎么恢复当年历史社会学的大开大合？

【参考文献】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2001，《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齐格蒙·鲍曼著，欧阳景根译，2003，《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理查德·拉克曼著，郦菁、维舟、徐丹译，2013，《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英]E.P.汤普森著，钱乘旦译，201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

Arrighi,Giovanni.2010.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Lachmann, Richard. 1990.“Class Formation without Class Struggle: An Elite Conflict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5):398—414.

——.2020.First Class Passengers on a Sinking Ship:Elite Politics and the Decline of Great Powers. London: Verso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