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郦菁：时间危机与社会科学的实验
郦菁<注："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百人计划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Albany)社会学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职业与知识社会学。本文吸收了赵鼎新教授提供的宝贵意见，特此感谢。">
【摘要】本文通过对本雅明、阿伦特和阿赫托戈的回顾，试图说明现代性以来的时间危机，是如何从一种欧洲的危机，演变为以“当下主义”面目展现的全球危机的。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的学术工程之一，在每一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提出应对方法、实验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场域。在当下危机中，欧洲知识界拥抱了记忆与遗产研究，而美国的社会学界通过历史社会学重新引入丧失的历史视野。尽管美国社会学界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性时间性”，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历史社会学“第三波”运动以及对事件、历史或然性和能动性的广泛关注，却仍没能超越“当下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至若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历史复兴运动，其实质有可能是保守的，即试图通过某种怀旧来建构未来愿景——这种方案也会面临一系列的悖论。重建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也许才是我们时代最根本的知识与政治任务。
一 时间危机：从本雅明、阿伦特到当下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也是一种特定的时间结构。1940年，瓦尔特·本雅明逃离法国境内的集中营，颠沛流离、茫然无措，后又试图和一小群流亡者翻越比利牛斯山，但被西班牙边境守卫遣回。当晚，他服用过量吗啡自杀身亡。在这之前，他设法把一篇题为《历史哲学论纲》的文章寄给了阿伦特。这篇文章最终在1942年由阿多诺主持发行了单行本，后收入阿伦特所编之本雅明文集《启迪》。在其中最知名的第九章中，本雅明借用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来描摹一种历史的困境。他如此写道：
“（此画）描绘了一个天使，仿佛正要离开他目不转睛注视的东西。他的双眼圆睁，嘴巴大张，翅膀伸展。历史的天使肯定就是这样的。他的脸朝向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事件，他看到的却是一场灾难：碎石瓦砾不断堆积，并被抛至他的足前。他特别希望徘徊停留（意指歌德的《浮士德》），唤醒死者，修复被砸碎的东西。但一阵风暴从天堂而来，正好刮在他的翅膀上，使得他无法收起翅膀。这场风暴无可抗拒地把他吹向未来，而他正背对着未来，足前那乱石堆却高可及天。这场风暴，也正是我们所说的进步。”(Benjamin 2007，253—264)
这一暴虐而狂乱的场景，使得一种抽象的历史困境获得了可见的形态。一切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构成了从未降临的“天堂”，从那里却吹来了狂虐的进步之风，把过去以及不断流逝的当下打碎，将它们变为一堆毫无价值的废墟。而唯有进步本身，或者说未来的完善，才是不可抗拒、不可抵挡的唯一历史动力。如果再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的话来说，就是“有关完善的理想被时间化了，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理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开放性，逐渐并不断地与具象为一个终点的承诺分离。完善本身完全让步于可完善性和进步，不光是过去——这被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当下也在未来之名下变得毫无价值。当下什么都不是，不过是那个若非光辉灿烂也至少是更好的明天的前夜，可以并且应该被牺牲掉”(Hartog 2015，13)。
[瑞士]保罗·克利《新天使》(1920)
本雅明的文本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论点，即现代性核心理念之一的进步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或者说是过去、当下与未来三者之间某种特定的联系方式。那个不由自主的天使，首先是历史的天使，而它的矛盾与两难，首先是一种时间的危机。19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科学的变革催生了各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并创造了不同名目的普遍性历史观。然而历史哲学家们在19世纪末迎来了他们黄金时代的终结。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现代性和西方文明的反思成为替代性的潮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动向包括对知识客观性的反思，对理性的深刻怀疑，美学转向以及对历史时刻的多元性、特异性与偶然性的激进拥抱，等等(Rose 1994)。从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美学现代主义”(Hughes 1974)，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2001)，一直到本雅明所追捧的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和施密特，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股潮流也形塑了从左翼到右翼、从前卫艺术到法西斯主义的广泛思想群体。
然而，这场危机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部分革命性的时间实验反而在战后消失了。1958年，本雅明的朋友阿伦特写作了《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指出在无尽的进步与无尽的未来破产之后，过去与未来之间所涌现的“裂隙”。她引用了卡夫卡的一个寓言来指涉新时代的时间体验和人的潜在思想过程：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但这不过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两个敌人在那儿，他也在那儿，有谁真正知道他的意图？其实他的梦想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这就需要一个比曾经有过的任何黑夜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凭着他在战斗中的经验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阿伦特2011，5）
如果说本雅明和其他的现象学家从历史中重新发掘了“此时此刻”，那么阿伦特想借用卡夫卡所说的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裂隙”中的那个人，似乎要面临比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过去已经无法为未来提供启迪，那个可怕的裂隙原本可以通过调用“传统”弭平，但现代性的加速发展使得过去和传统退却得越来越快，而萨林斯所说的那种用过去解释未来、现代和未来不过是过去历史模式重新展开的“英雄的历史性”，或言“国王的时间”，也几乎消失殆尽了(Sahlins 1985)；另一方面，未来的暴政和霸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历史主义几乎被本雅明等人宣判了死刑。因此，那个人必须和“两个对手”——过去和未来——交战，并成为裁判。
阿伦特认为这个人所立足的“裂隙”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当下”，“毋宁说是一个时间中的裂隙，‘他’持续地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得这个裂隙得以维持”（阿伦特2011，8）。因此，这种裂隙更多是精神性的，是一种短暂的思想空间，而非客观的历史时刻。但这又是时间和历史的核心，每一个个体、每一辈人都必须重新面对无尽的过去与无尽的未来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裁决。当然，个体也完全可能“‘筋疲力尽’，在恒常战斗的压力下虚脱，遗忘最初的意图，只记得这个时间裂隙的存在，而自己必须捍卫它，虽然它看起来更像是战场，而非家园”（阿伦特2011，10）。这种战争的状态在阿伦特看来是现代心灵的基本困境。阿伦特的这本书就是试图为身处过去与未来冲突洪流中的个体提供战斗经验和思想操练的。
如果说本雅明批判并拒绝了虚幻而暴虐的未来，那么他实际上（至少在欧洲）破坏了自19世纪以来时间性的基石，也打碎了文化——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二战”之后的阿伦特在写作时面临的历史情境。既然“历史天使”已死，具体的人必须在个体的基础上栖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进行一场恒常的战斗。但不管怎样，在这场战斗中，作为个体的人，是既有无尽的焦虑，也有和解的希望的。这种时间体验与战后的基本政治经济局面及思想动向也是相关的。一方面，进步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而是借由国家对经济管理的普遍增强、冷战格局下西方发展观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等新的契机重新复活——换言之，进步主义的时间结构依靠一种空间结构得以维系，即把西方的当下变成地理空间中他者的未来(Osborne 2011，15—20)；另一方面，所谓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正在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终结、持续的经济“滞胀”、失业率的高企以及技术层面的发展，使得这种新的时间性不断扩张。最终，“当下主义”借由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包括其时间性）的拒绝和批判逐渐获得霸权，取代了进步主义。在这种新的时间体验和历史观念中，阿伦特所停驻的那个精神性的“裂隙”被实在化为现实的“当下”；而每一个当下不再会以未来之名被牺牲，亦不是通往某种永恒性的跳板或过渡；相反，当下不仅侵蚀并最终代替了未来——当下不断膨胀，当下成为庆祝的对象。相应地，过去、当下（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关闭了：既然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宏大期许已被放弃，那么每一刻的当下价值才是值得追求的，以替代对于超越性价值的想象与追逐。并且，只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速度足够快，那么当下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未来化”，当下自身可以获得曾经只属于未来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卡夫卡与阿伦特笔下那个为过去与未来之斗争所苦的个体，现在亦可以放弃不息的战斗了，只要寓居在每一个当下即可。也正因为当下时刻处于流动不居的恒常变化中，对于历史和经验的主观体验现在反而成为唯一确定的东西。寓居在当下的个体现在成为唯一重要的主体，它不再与来自过去和未来的压力激烈战斗，而是可以根据每一时刻的需要来重新组织和建构围绕在其周围的过去和未来。阿赫托戈称之为一种有关时间的“褊狭主义”(provincialism of time)(Hartog 2015，101—148)。
这种当下主义迅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要表征的起源之一。在文化和政治范式上，处于当下的个体最终成为时间的主观裁判者，“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取代了个人主义，身份政治也取代了公民政治。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罗斯福体制”的最终衰落等因素使得自由左翼将身份政治作为主要的政治话语与组织基础，寻找并维护某种狭隘而排他的自我身份取代了对某种集体政治愿景的求索。这无非是增强了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在麦克·里拉看来是一种“假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的，和“里根主义”并无区别(Lilla 2018，60—95)。在经济层面，把每一个当下的价值提取出来并即时变现成为主导的原则，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的普遍金融化中得到了绝佳的体现（欧洲更晚一些）。在股东革命之后，公司股价成为衡量绩效的最终标准，美国的企业管理阶层不再努力建立一个具有长期经济价值、可持续发展、有社会影响的公司，而是致力于抽象出一个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转手变现或是至少能使其保持有利的市场地位的“概念”（何柔宛2018）。而消费主义对商品即时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其可即时抛弃属性的需求，也是这种经济-时间精神的另一面(Hartog 2015，113)。
历史性的体制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著
黄艳红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0)
在这种时间性中，所有人都成为当下的囚徒，所有政治性实践和思想性的发问，都无一例外地从当下开始，又以当下为终结。阿赫托戈在2003年写作《历史性的体制》一书时指出，到了我们的21世纪，当下主义似乎无法弥合有关历史的“经验”和有关未来的“期望”之间的差距(Koselleck 2004)，此间产生的种种矛盾和无措，似乎已把当下主义所有能量耗尽，使其难以保持当下的霸权地位，亦无法再维持这一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这正是阿赫托戈所谓的“时间危机”(crisis of time)(Hartog 2015，16—18)。显然，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平顺和阶级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特定的时间范式往往被当作一种默会知识，很少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而当社会秩序巨变，既有政治安排崩坏的情况下，对于危机的感知和重新关注，往往首先是从对时间危机的体察开始的——这是政治和经济层面危机的前提。
由此可见，从本雅明到阿伦特的写作时期，西方正经历了这样的时间危机。此后，为了应对危机，新的时间性得以发展和制度化，为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新基础。而目前的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也包括中国）似乎还都处于这一波时间危机之中，其矛盾和困厄还在进一步展开。这是现代性以来最重要的两次危机。其中，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的学术工程之一，在每一次时间危机中都是提出应对方法、实验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场域。那么，在每一次危机中，西方社会的试验性方案大概呈现何种面貌？内部有何种多元性？实验的主体又是何种知识生产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方案，陷入了何种困境？作为现代化后发者代表的中国，提出了何种方案，出现了何种非意料结果？在当下主义的危机中，我们到底需要何种新时间方案，需要何种时间的政治？这正是本文接下来的核心议题。对于这一宏大的议题，笔者更多只能从自身所在的学科出发提供部分思考，难免挂一漏万，也无法提供确定的答案。
二 社会科学的应对实验之一 欧洲的“主观意识”与“美国例外论”
如果说本雅明和阿伦特对于时间性的反思更多停留在哲学的进路，那么更直接处理人类历史问题的两种进路则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本质上都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某种再现与重述，并以统合历史的特定方式和意识为基础。自18世纪西方现代社会被发现和建构以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思想产物，更像是一对拥有共同起源的孪生兄弟。进步主义—历史主义恰是其共同的源头，而两者对于历史主义的不同发展和继承又导致了两者的内在张力(Ross 1994，3—21)。<注："所谓的“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主要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法学等等，与西方19世纪的意涵不尽相同，且要与人文学科相区别。比如法学在19世纪西方可能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当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也与今天理解的经济学不同。而人类学长期介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但在当代中国属于社会学二级学科，被官方归入社会科学。">
此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时间前提及其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都逐渐分离，虽然两者之间并非毫无沟通和借鉴。与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更为普及，影响也更大。其核心的研究问题乃是检验现代社会“未来”的命运，以作为进步的重要媒介。社会科学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秩序扩展的知识产物，并在当下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尤其致力于阐释并推动资本主义和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案对全球其他社会的持续重构。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会把某些知识形式边缘化甚至排斥在外，而把另一些知识形式放置在学科中心。时间性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特定知识形式的前提：它决定了社会科学从哪一种价值出发——是某种过去的价值，是当下重构的过去的价值，还是当下的个体主观价值，抑或永远处于未来、永远未曾到来的永恒期待。易言之，这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从19世纪末开始，社会科学要构建新的实验方案，也必然要在两个重要的学术维度中做出选择：其一是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野所构造的学术空间中选择合适的位置，从而必须与两者展开一场语义复杂的对话；其二是如何继承和重构国别性的文化与政治脉络。
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最具原创性的实验主要由1890年之后法国、德国（奥地利也属于同一知识传统）和一部分意大利的所谓“世纪末一代”(fin de siècle)学者所推动，比如韦伯、弗洛伊德、克罗齐等等。他们实现了从哲学和历史到社会科学的重要转折。与后文述及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的是，他们和历史学有着更深的纠缠（比如克罗齐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也分享了历史学对于历史主义危机的深刻忧虑以及对于历史独特性的尊重(Ross 1994，1—25；Hughes 2002，3—66)。18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把理性和道德价值建筑在“客观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很快被证明是不牢靠的，社会科学观察者的主观性问题亦成为争议的焦点。而历史学在运用和阐释历史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进入对于历史的具体关注，一个危险后果就是，抽象的历史法则与进步的愿景在具体而多元的史实面前可能面临崩溃，历史的不确定性会占据上风。人类历史真的有目的吗？这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同时，浪漫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史学的结合也促进了人们对个体价值和历史存在多元性的体察和认知。因之，与历史学的深刻渊源给欧洲大陆的社会科学带来了不同的特质。上述的这些思想巨匠，首先试图以“主观意识”的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碎的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他们固然放弃了历史主义内含的未来乌托邦，却仍然试图把自由思考的主体从未来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在主观理性的基础上重建基本价值和“主体间性”。以韦伯的“理想类型”为例。虽然他批判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并承认了社会科学的概念本质是人为建构之物，但他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社会科学共同体集体工作的可能性。在他的名篇《以学术为业》(1998)中，他亦试图调和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与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之间的张力。不过，这种“调和式超越”是极不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无法再作为“立法者”探索社会的道德基础之后，新实证主义重新兴起了。<注："比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的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哲学就为之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新实证主义并无19世纪实证主义对科学的信心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反而是退守的。它极大限制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非扩张之。">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选择尤其值得详述，因其学术霸权时至今日仍形塑着全球社会科学的典型样貌，并从狭隘的美国地方经验和理想类型出发建构了普遍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话语。与欧洲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初便从德国式的社会科学转向以自然科学为发展模板，放弃了处理特殊而变动的历史性这一任务。这一新思想模型相信在表面的历史过程之下，“现代社会更接近一种类似自然的过程。社会世界由针对自然激励的个体反应所组成，而资本主义市场与现代城市社会也被认为是这种自然过程的一部分”(Ross 1994，xiii)。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策略，在历史与科学的张力中选择了后者。一旦和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相结合，又会导向通过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对自然（社会）的操控。换言之，美国社会科学转而试图把历史的不确定性转换为可控的自然过程。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模型愈益获得合法性，并借助对各种定量模型、系统论、功能主义和行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根据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一书的历史追摄，这种独特的社会科学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美国内战前就开始发展、在世纪之交又经重新建构的“美国例外论”。由于共和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自由市场秩序的不断扩展，以及美国在“一战”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等特殊的历史原因，美国的普遍社会意识没有像欧洲那样，受到“一战”所带来的时间断裂与虚无之感的深刻影响，而是继续，甚至加强了历史作为连续变化的观念，相信历史的动力来自其内在未被发现的规律，而非外在的不可知因素——这种意识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相互构成。同时，从美国内部的具体情境来看，其特殊的国情与民情将继续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并可以避免贫困、阶级斗争和战争等欧洲现代性中的负面结果。这一思想基调促使社会科学家开辟出一个独特的领域，来研究历史之中或历史表象之下的自然过程：不同于欧洲社会科学对历史的断裂与无常的承认，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力图采用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和概念工具来控制作为自然过程的历史(Rose 1994，22—52)。换言之，20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反而强化了以进步主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二战”之后，这种学术取径进一步制度化，成为“发展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的基石，把西方社会的当下作为全球南方发展的未来图景，从而把进步主义的时间问题变成了一个南北方之间的空间问题(Harvey 2008；Osborne 2011)。
三 社会科学的应对实验之二 记忆的复兴与历史社会学
正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时间危机在“二战”之后逐渐消退，新的时间秩序逐渐稳定：进步主义仍未完全退却，当下主义已开其渐。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下主义在获得霸权之后，也日渐陷入了危机。与此同时，欧洲与美国的社会科学（部分包括历史学）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应对实验。就欧洲来说，“记忆研究”与“遗产保护”的兴起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运动。这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时间”的反动，但悖谬的是，这些运动很快又被当下主义所吸纳，成为当下主义内部处理历史问题的一种典型方式和文化工具，“对记忆的需求同时成为危机的表达和解决方式”(Hartog 2015，144)。其中，诺拉的《记忆之场》、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等作品都是这种时间实验的典型代表，也集中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注："有关记忆研究的综述，请参见钱力成、张翮翾(2015)。当然，记忆与历史有本质区别的观点，在记忆研究中不断受到挑战，比如历史学家柏克就曾认为：“历史就是社会记忆。”">
具体来说，所谓的“记忆”，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性的历史建构，是以个体特殊“身份”为中心，以“当下”为出发点进行筛选和重组的历史片段。即使是集体记忆，也是从某种当下的集体身份出发来不断重新建构的，或从某个具有公共性的场所或文化标识出发来组织和汇集不同的记忆，最终汇入并重构当下的社会思想图景。这一过程与作为公共书写的“历史”并不相同，和前现代的“记忆社会”也不尽相同。前现代的记忆是没有书写历史作为对照物的，只是一些记忆遗产的不断循环；而当下的记忆，却在不断利用历史，按照现时的需要改造历史，因而并没有一个坚实而不可更改的过去作为记忆的基础。易言之，记忆并不是历史；而记忆又被当作一种历史（比如口述史），或至少是和历史密切联系的，有关“记忆的历史”(history of memory)的新学术与文化场域也被开辟出来。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遗产化”运动也是记忆复兴的一体两面(Hartog 2015，101—191)。
记忆的复兴，首先是对当下主义“无纵深循环”的反动。记忆用截然不同于此前历史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方式，重新引入历史，使得“过去”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当下与过去的联系一度被当下主义阻断，现在又可以通过新的方式被想象，并从此出发重建未来的部分愿景。这种学术和文化运动背后的心理动向之一是受困于当下主义中的主体的焦虑，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然而吊诡的是，“记忆的历史”找回过去的方式，又是极为当下主义的，因为此中的过去是重构的过去，是过去的片段而非全部的过去。哪一种过去被调用，完全取决于记忆发生的主体和场所，仍如聚沙之塔一般没有相对稳固的时间基础，并很快成为消费社会中随时可供包装售卖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无法以鲍曼意义上的“立法者”而存在，但他们在无限循环的当下主义中发现了自己的新位置：协助个体发现和重构记忆，促进集体记忆的涌现、建构和记录。概而言之，不管是记忆的历史也好、文化遗产也好，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并没有超出当下主义的逻辑，也无法创造新的时间结构。更为吊诡的是，多元记忆的无限生产也许反而会导致遗忘。
美国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时间危机，试图进行重新处理历史和时间的实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于美国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研究策略的反动，试图“把历史找回来”；另一部分则努力把欧洲新兴的理论动向实证化，其中也许并没有太多原创的视野与方法。大约在1965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几乎都开始重新处理历史问题，经济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都不例外。而社会学内部的探索主要体验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本迪克斯的《民族建构与公民权》、李普塞特和蒂利早期的作品已开启历史转向(Moore 1967；Bendix 1964；Lipset 1963；Tilly 1964)。而后规模更大的所谓的历史社会学“第二波”学术运动，全面转向了广义上的宏观政治与经济议题，如革命的生成、国家建构、阶级形成与斗争、福利国家的诞生与运行。这波学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考切波、沃勒斯坦、戈德斯坦和研究生涯中后期的蒂利等等。<注："更确切地说，斯考切波是年青一代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最富争议的作品是Skocpol(1979)。而蒂利因为坚持用“变量”来切入历史研究，而不是注重具体历史案例的比较，并没有成为这一少壮派群体实际的领导人。斯考切波等以ASA作为其主要的学术阵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一些更关注微观问题的“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研究者则以SSHA作为其主要阵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存在多种不同的拥抱历史的实验。这段历史详见阿伯特(Abbott 2001,91—120)。当然，阿伯特对于社会科学历史转向的解释，主要是学科内部的“分形差异”(fractal distinction)带来的运动，是一种“内部视角”，我并不完全同意。">相应地，大约从1975年开始，历史社会学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开始猛增，美国社会学会(ASA)比较历史研究论坛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SHA)中相关的学术群体也迅速扩张。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是这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底色，而韦伯对于政治领域相对独立性的论断亦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实践和“长时段”概念也对其影响良多。其角力的对手主要是战后美国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Adams，Clemens，and Orloff 2005，15—22)。
这些历史社会学运动内部不乏多元脉络和纷纭表述，但以早期的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历史比较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议，此处也值得详述。这种静态的比较方法将历史事实和过程从历史情境中抽拔出来，并仍以自然科学的演绎方法为出发点。在时间性的层面，休厄尔曾称其以“实验性时间性”为基础，因而——
“类实验性的比较方法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无法搜集足够的案例，这只会影响一些研究的（具体）问题。最大的问题毋宁是有关时间性的非历史假设，这是严格遵循实验逻辑所必需的。我会说有关时间性的实验性概念和一般的比较方法是不可分的，且只有在布洛维十分恰切地称之为‘把历史冻结’之后才能施行——我还要把这个比喻扩展一下，即把凝结成团的历史时间人为切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单位。”(Sewell 2005，94—95)<注："此段为作者翻译。此段所引的布洛维对斯考切波的批评，请见Burawoy(1989)。">
正如休厄尔所批评的，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议题固然是历史的，但其处理历史的方式是非历史的。截然不同的、分属不同时期和情境的“过去”，被当下的研究者调用，成为“相互替代的单位”被并置在一起，在当下的理论尺度中进行比较。并且，这种历史社会学始终认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科学式的“解释”，仍需从社会学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因而并没有在本质上接受历史学的“叙事”传统，而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在根本上有别于所谓的“天然的历史学家”。此外，这种历史社会学研究虽然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并接受韦伯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和重构，但并没有质疑与现代性社会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从而排斥或压抑了这些概念之外的社会事实和议题。这继承了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的信心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无非是用一种当下主义，替代了另一种当下主义。
另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展开。其中，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尔洛夫所编纂的《重构现代性》是这一运动的重要宣言之一，她们自称这次运动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注："有关历史社会学不同浪潮（波）的划分也有不同说法，比如Dennis Smith(1991)就认为只有两波，其中第二波分为三个阶段。">尽管这一运动至今仍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语言，也没有像“第二波”那样明确的议题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几个大致的动向：第一，将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移入理论的中心位置，讨论其利益、理念与身份是如何具体形成的，而并不假设它们是由其结构性位置事先给定的；第二，重新引入被“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所忽略和压抑的多元“庶民”群体和社会领域，比如关注性别、性取向、少数族裔问题等等；第三，从关注结构性权力的运行方式转向关注毛细管式的权力实施的过程，比如研究分类体系的制度化、医疗过程中的话语建构和技术创造的新秩序；第四，从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宗教、情感、暴力和其他所谓“非理性”的社会因素，易言之，这也是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Adams et al. 2005，63—64)
此外，休厄尔对于“事件”及其背后的“事件性时间性”的理论化和实证尝试也和“第三波”展开了对话，这使得他在历史社会学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所在的历史学科。所谓的“事件”，即“能够深刻改变结构的、相对来说罕见的一类事情”。所谓的“事件性时间性”，则强调历史的路径依赖于历史情境的重要性，承认因果多元与异质性，并将历史或然性放置在社会关系重构的核心。休厄尔以法国大革命中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为例，说明在具体的事件中历史或然性如何耦合，并通过改变文化图式的集体行动来变革结构本身(Sewell 2005，100—102；225—270)。而厄马考夫的历史或然性理论的原创性，在于其试图将能动性、历史因素的耦合等概念充分操作化——尽管其过于精细的实证化倾向与艰涩的分析限制了其影响(Ermakoff 2008；Ermakoff 2015)。
这些探索并非美国学界的原创，远可追溯到本雅明时代，近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法国事件(évènement)理论有隐匿的联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就曾提出自己的历史研究试图捕捉的是“事件”，并指出了“事件化”路径的理论——政治功能，即打破“显而易见性”，以及维持这种显而易见性背后的“联系、遭遇、支持、阻碍、力量和策略等”(Foucault 1991，76—78)。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迪欧(2018)的《存在与事件》，德勒兹(2017)的《感觉的逻辑》以及齐泽克(2016)更为通俗的作品《事件》等，都把事件理解为某种解放性事件，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地带，是既定结构内部无法收编的冗余之物，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使得我们一直停驻于一种持续性的“前事件状态”：能使新事物崛起之真正事件迟迟无法发生，恒常的、非实质性的变化维持的则是一种实质性的不变。此外，前文所述的记忆研究的代表人物诺拉，也早在1974年就提出“事件的回归”，不过他更强调事件是与场所相联系的，过去在具体的事件中涌入当下的记忆。因此，回忆主体/叙事者、记忆的场所与事件是同时建构起来的，特定场所与事件是不同记忆路径的交汇之处（Nora 1974，转引自Sewell 2005）。回过头来看，休厄尔的理论资源来自人类学家萨林斯，而萨林斯亦受到法国学界“事件转向”的极大影响。
概而言之，如果说事件是法国激进左翼的理论工具，以期在公共空间中培成真正的解放性事件以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壁垒，那么事件理论在美国更多只是一场学术运动，并可能在实证操作中被庸俗化。事件研究极有可能陷入当下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主观个体的崇尚，致力于发掘无穷多元的事件，而忽略了事件的公共性与集体性，尤其是在公共空间普遍私有化的当下世界。<注："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指个体在社交平台等本应作为公共空间的场域，大量发布个人的信息来博取关注，并取代公共讨论，从而极大改变了公私之间的界限。">这也许和前述的记忆研究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而历史社会学“第三波”对于能动性的充分关注，使其在能动—结构的矛盾中决定性地倾向于前者，这既是美国实用主义社科精神的复兴，也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伦理暗合。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生存体验更多是在每一个当下发挥能动性将最大价值提取出来，或根据自己的身份和需求把过去与未来都组织进一种消费经济当中。结构作为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层叠积淀，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这么强的约束力了，被放逐到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边缘也并不奇怪。而同时发生的文化转向，也从关注文化如何作为社会团结的基础，转向了关注文化如何成为个体或小群体身份的基础和标识——文化因之变成了自由漂浮的能指。
当然，历史社会学内部一直以来都有多重实验，比如研究生涯中后期的蒂利、赵鼎新(Zhao 2015)、拉克曼(Lachmann 2020)、斯坦梅茨(Steinmetz 2007)，以及作品成熟时期的斯考切波(Skocpol 1992)，自成一格的迈克尔·曼（Mann 1986—2012时期），他们都始终注重结构的关系性和情境性作用，并没有转向对文化、能动性与多元性的过度庆祝。但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历史社会学家感知到了美国社会的巨变，但“宏大理论”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待早已被挫败，实证研究仍陷于当下主义的自我循环之中。历史社会学远未在社会变革的熔冶中形成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革命性连接方式。这是至今我们尚未看到美国社会学出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原因之一。
四 中国当代的本土化运动与历史复兴
当我们进一步转向非西方的社会科学时，问题除了现代性内部不同时间性的更替及相关危机，还面临西方的时间性与本土性之间的恒常张力。在最近的40年中，这种张力在广大的非西方学术界表现为民族主义认识论(ethno-epistemology)的重新上升，以及本土主义、新传统主义的普遍回归。其中，本土历史的复兴是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远非孤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重建，其发展主要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潮流与范式转型，内核是“现代化”“科学化”“与世界接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思想界的话语逐渐发生转变，本土主义开其端绪，其中最早的尝试之一接续了20世纪80年代港台和离散华人学者的“新儒家”研究，继而推动了各种语义暧昧的“国学”复兴；而社会科学的本土主义与历史转向则要晚至21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年，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以笔者所在的社会学为例，本土历史复兴的趋势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的急遽上升，大有渐成显学之势。若根据本书应星老师一文，中国社会学早在21世纪初就展开了一场“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间的论战。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学家严肃讨论时间性问题，处理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开端。此前的社会学研究固然也离不开历史（当然任何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历史），但并没有如此清晰的本土历史意识。一直到2015年前后，历史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才真正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阶段：相关文章在主要社会学杂志中的发表数量极大增加，自我认同为“历史社会学者”也成为一时风潮——尽管其中的很多学者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2017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开始举办“历史社会学论坛”，该论坛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论坛之一。相较之下，美国历史社会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获能量以来，始终处于学科内部相对边缘的地位，仅是通过ASA召开专门议题的小型会议而已，并没有获得大规模的制度性权力。
这一波学术运动参与者甚众，相关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也多有纷纭的表述，其中也并不乏优秀的作品。这波运动中，核心是从“中国”（而非地方）历史中寻找所谓的“本土性”——可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形态，也可以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在表征，或作为中华文明基础的独特的文化基因，也包括中国社会学家的本土理论和表述，等等。这场运动并不仅仅停留在议题的历史化、本土化。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学（包括部分政治学）的历史转向更多仅停留在议题层面，这类研究往往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把规范的（西方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新近发掘的历史数据。其中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也是典型的对于“过去”的方法论殖民主义，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问题较多、难以做出研究成果的现实考量。但其政治和道德内核仍是现代的。<注："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对于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这些研究必须基于对历史情境的解读，否则很容易得出穿凿的结论。">相比之下，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在议题历史化之外，往往和寻找传统的、替代西方的政治和道德方案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很强的规范意义。这类研究试图寻找打开中国社会的“正确”方式，避免西方现代性和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与冲击，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是企图“经由过去而指向未来”，未来的希望并不在于想象某种还未降临的弥赛亚（进步主义），而在于“怀旧”。这实际上是对当下主义的一种间接应对。如果说西方学术已陷入当下主义，自我消费、自我挫败，那么中国某些历史社会学家则转而为“历史的愿景”所吸引。他们可能是保守的，但又是激进的；他们在寻找未来，只不过他们想“使未来成为比历史更绚丽的往昔”，因为“希望可能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里拉2019，3—20）
从更长的时间线索来看，中国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历史转向渊源有自。首先，随着中国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社会成本与诸种破坏性逐渐展露，对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保护制度的浪漫怀旧也得以回归。其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上升；在追求民族文化身份的隐秘渴望中，历史问题逐渐转移到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学术变革的条件已然就绪。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方案是可以与西方左翼“反霸权、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全球资本主义”的立场对话的，甚至可能是其思想出发点之一。但其在寻找替代性本土资源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传统社会制度和对所谓“文化遗产”“文明基因”背后权力关系的反思，而面临着滑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危险。这其实和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另一股主要学术潮流“新左派”有着类似的思想轨迹。从学科内部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美国）社会学主要研究路线与实证方法在国内得以部分制度化，其中定量研究一时占据了主导地位，颇有一些罔顾中国具体社会情境、滥用定量方法和西方社科概念的例子。这促成了一种偏见，即西方/霸权的社会学等同于以定量为基础的“科学”研究。那么，本土性的回归必然需要超越科学范式，而传统学术的历史“叙事”方式自然是不二选择。最后，从学术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新一代学者也获得了设定议程的权力。而对于更年轻的社会学家来说，现实议题的丧失，也许才是“历史转向”背后迫不得已的动因。
这种学术方案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悖论。<注："本段部分观点参考了德里克(2015)第六至七章，特此说明。">首先，这些研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未被污染的本土历史，但忽视或拒绝对其中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真正的“历史化”，因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恰恰可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基本的文化和感觉结构也经历了重大变迁，社会网络的形态也在不断重组和再生产。具体的历史研究只会消解这些研究者建构的抽象概念和想象物，比如“家”（而非实证意义上的家庭）、“差序格局”等等，其背后强烈的道德规训力量也会减弱。再退一步来说，这些概念如果仅仅作为文化的遗存，是否还能继续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文化基因”或“文明基因”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历史社会学家不应该不加检视地频繁使用。某种文化和相关社会关系的延续，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和一定的权力结构中，通过个体对具体情境的一次次重新评估，一遍遍地被重新生产出来——这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遗传是根本不同的。<注："“二战”之后，自然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处理社会因素和情境性变化，比如“测不准定律”就是典型。就生物学来说，近年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发展充分说明，基因表达在DNA之外，还受到化学环境、母体效应的影响，因而遗传是基因和非基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之，并没有什么文化和社会关系模式是被事先编码且恒常不变的。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其维系或变革背后的具体历史情境。事实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在不断实验和实践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一种本土性吗？本土性必然会和现代性矛盾吗？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安排本身也溢出了中国这一地理和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世界。反过来说，如果把“西方”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概念，而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来看待，中国内部出现“西方性”也很正常，就如同西方社会中的某些部分也可能是非西方的。因此，我们很难说有一种社会科学是可以专门阐释中国的，也很难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就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社会——这种“二分法”是无效的。某些历史社会学对于本土历史性的想象和建构，实际是用一种更古早的、想象的历史，来替代当下实践以及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的历史，从而期待并规范未来。不得不说，相比21世纪初以甘阳(2007)为代表的“通三统”保守主义方案，这些方案更为退守。<注："笔者认为，甘阳的方案试图把想象的历史、切近的历史与当下实践做一个联通，其本质也是保守主义的。但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还算是比较公允，且可以达成一定社会共识的。">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有一段话，用来评价当下中国也许是允洽的：
今天，传统有时被认为是一个本质上浪漫的概念，但是浪漫主义除了把关于传统的讨论提到19世纪的议程上以外，什么也没有干。浪漫主义对于过去的颂扬只是为着标志这样一个时刻：现代对于我们世界和人类一般状况的改变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对传统理所当然的依赖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
一种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已经丧失了对于人心的力量，正相反，就在传统丧失了活力，而人们对其开端的记忆也逐渐褪色的时候，传统陈腐不堪的概念和范畴有时反变得更加暴虐。甚至于，传统可能只有在它终结之时，即当人们甚至不再反抗它之时，才充分展现它的强制力量。（阿伦特2011，21—22）
易言之，当某些所谓的传统观念早已不再是社会生活主要和普遍的文化动力时，有关该传统和历史的概念建构物反而可能获得极大的力量。然而，这些当代的建构物实际上是被抽空了实质内容的，它们所表征的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上的差异性，比如中国和西方、本土性与西方霸权、传统与现代、历史的与科学的，本土的社会学与舶来的社会学等。而这种制造差异的工具，可以被不同层面、不同目的的权力中心所调用，并被制造成为它们重要的话语武器。类似地，石汉博士最近在评论中国当代人类学时也指出：“本土性”正在被神圣化，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光晕”，尽管历史人类学亦经历了上升，但其实质可能是脱离了本土日常实践的(Steinmüller 2022)。人类学一直以来对于西方的时间霸权更为敏感，其转而从非西方社会的过去寻找资源，从而拯救西方消失的未来，但这一过程仅由少部分具有全球性身份的学术精英完成，和人类学本来的研究对象——日常生活及其文化意涵——是高度分离的。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类似的寻找本土历史的保守主义运动自20世纪初以来也并非头一遭。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学衡运动反对当时成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宣扬以中为本，用历史传统来构建民族认同，似乎与当下的历史转向有所呼应。然而，学衡派在现代化的目标上和新青年派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其目标毋宁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苟吾人态度正确，处置得宜，则吸收新化而益臻发达。否则态度有误，处置未妥，斯文化之末路遂至”。换言之，学衡派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要求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其核心成员，如吴宓等人也都有深厚的西学素养。这一运动与国家的关系也并不紧密。而他们对于新青年派的主要批评是其思想与学术的功利性过强，这一批评也许在今天还是有效的（张宝明2021）。反观当下的历史社会学运动，其对于西学的认识和准备是不足的，且其内核对于中西、古今关系的理解是非此即彼的，而非融通的。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急速提升是密切相关的，也和近十年内全球思想的保守化与民族主义转向相契。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时间权力与国家的时间规划及话语是高度重合的。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找回了时间感，不如说是丧失了真正的时间意识。
五 结语 过去、当下与未来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意识，并以某种时间性为基础。当特定历史观念中的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无法弥合，特定的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显而易见的普遍观念，那么现代性必然遭遇了某种时间危机。不宁唯是，时间危机又总是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端绪，并与之紧密联系。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到阿伦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我们可以一瞥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时间性遭遇了何种危机，战后西方精神困顿的根源又来自何处。而从阿赫托戈的作品中，我们或能理解当下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时间性，是如何在“二战”后逐渐兴起，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获得霸权。这种有关时间的褊狭主义，在政治层面与新自由主义和超级个人主义结合，在经济层面致力于提取每一刻的金融价值。尽管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的世界又经历了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政治激进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回归、移民危机引发的对西方文明再次崩溃的担忧、西方民主体制的衰微、全球化的逆转与全球产业的重新布局，以至于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等。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远未跳脱当下主义的时间结构，只是正在经历当下主义的诸多危机，承受其罔顾历史也放弃未来期待的后果而已。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本雅明时代的时间危机是欧洲性的，那么当下的危机则通过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扩展成为全球性的。这也是时间议题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的原因。
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的学术工程之一，在每一次现代性的时间危机中，都可能提出应对方法，并成为实验新时间意识的重要场域。其中，社会科学家的学术与政治角色也在不断转换。社会科学自19世纪在欧洲社会诞生以来，基本以进步主义为其内核。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科学家试图以对“主观意识”的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碎的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而美国的社会科学则受到“美国特殊论”的影响，走上了效仿自然科学的道路，失去了全面反思进步主义的机会。在最近的当下主义危机中，欧洲知识界拥抱了记忆与遗产研究，而美国的社会学界通过历史社会学重新引入丧失的历史视野，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性时间性”，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历史社会学“第三波”的运动，以及对于事件、历史或然性、能动性的广泛关注，却仍没有超越当下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理论突破。至若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历史复兴，其实质有可能是保守的，即试图通过某种怀旧来建构未来愿景——这一方案面临着一系列的悖论。概而言之，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案，要在几个重要的维度中做出选择：一是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野所构造的学术空间中选择合适的位置；二是如何继承和重构国别性的文化与政治脉络；三是如何建构和言说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本文无法为如何突破我们时代的时间危机提供确定的答案，但这一粗略的历史回顾也许能为社会科学的新实验清理部分地基，从而对重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革命性联结有所操练。首先，对于当下主义的斗争与超越，并不意味着放弃立足当下，对当下社会与政治实践进行探索、考察与言说——后者恰恰应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出发点。社会科学曾经并可能仍然信仰着某种非人的力量会把我们带到某个固定的、光明的目的地，不管这个目的地是在未来，还是在某个历史中的过去。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以未来或历史的名义，来推动某种政治图景与话语，罔顾当下的社会实践与生活世界的文化安排，或把当下作为达成未来或过去的抽象目标的手段与过渡。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或广义的知识生产者）往往与权力结合以推动他们的目标；而无法保卫当下生活方式与政治诉求的，恰恰是缺乏物质与话语资源的那部分社会群体——他们往往只能寓居于当下，既不能调用历史，也无法透支未来。因之，当下是需要被理解、关注与保卫的，但不应被过度地庆祝。
再则，对于当下的关照，也必须和新的历史经验以及集体性的未来图景建立联系。我们毋宁说，应当把阿伦特意义上的那个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找回来。他的立足点是作为一种精神裂隙的当下，他必须与过去和未来同时搏斗：一方面，他需关照历史的经验，以获得理解当下的动力与起点；另一方面，他仍需要建构一个政治性的未来，使得社会团结与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如果有关未来的期待被关闭，进步的政治话语与集体政治行动也不再可能，这反而会给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打开空间。对当下的关照，必须是“有未来，而非未来主义；有当下，而非当下主义；两者以遗产（历史）来相互关联，或者说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者都不能降格。”<注："这是阿赫托戈对于约纳斯《责任原理》一书的评价，参见Hartog(2015),p.198。">
特别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中西古今之间的关系并非零和的。创造这些维度之间的新联结需要应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首先，当社会科学研究退守到历史，或者以历史的愿景来建构未来，那么最近五到十年的一个明显后果是，社会科学丧失了对于当下的观察力和批判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美学已然部分取代了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成为言说和培成当下实践的知识生产方式。这在乡村建设、社区营造、城市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数字经济对人的异化等议题中特别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科学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当下领域，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学的光晕柔化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并提供了美学的未来：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的未来。这种时间观上的分歧，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包括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关系的断裂、社会科学不同门类学者内部关系的断裂。再则，这一问题和有关“本土性”的问题也密切相关。什么是本土性？本土性并不等同于“中国化”“中国性”，也不必然和某种历史复兴联系在一起。“中国性”指涉某些本质化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格，并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基础；而本土性可能包括不同地方的多重层面，内部也充满了多元性与差异性（德里克2015，202—242）。并且，本土性既可以包括历史的维度，也应纳入当下的日常实践——这种实践可能是传统的，更可能是现代的。因之，如果不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真正结合，并真诚反思其背后的时间与空间假定，那么高呼本土性（实际是抽象的中国性）背后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最后，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学来说，倘若建构历史的方案值得怀疑，拥抱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最新进展又无法跳脱当下主义的陷阱，那么应该抱持何种时间经验和研究视野呢？对于结构和权力的重新理解及对其与时间性关联的反思，也许是一个可能的开始，亦是重建过去、当下与未来关系的重要楔子，有可能成为立足地方推动全球社会学发展的新实验。<注："详见本书赵鼎新一文对于结构、权力和时间性的讨论。">毕竟，我们仍是鲁迅笔下的“历史中间物”（汪晖2000）——我们仍处于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复杂交锋之中。我们也许彷徨于无地，但也并非没有希望。这也许才是我们时代最根本的知识与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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