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派对
2000年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上，两个女孩因同为电台主持人张宙的粉丝而相识。后来她们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做节目、玩乐队，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正石，彻夜狂欢。那是一个派对的时代，线下与线上皆纵情恣意。那些在高潮时入场的年轻人，当大幕落下，他们去往何方？
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会记得二〇〇〇年九月八日，罗大佑的大陆首场演唱会在上海举办。据说北京有几千人南下，包揽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车。列车上，青年彻夜长谈，站在接缝处的风口抽烟。多年以来，这番集体记忆不定期回涌，那天和谁在一起，坐在体育场的哪个位置，散场以后去哪里迎来清晨。然而在当时，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谁都还不认识谁。
那天我本该去大学报到，却因为收到电台寄来的演唱会门票而推迟了报到时间。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等了两波通知书都没有我，第三波的时候收到了，被调剂到南京一所学校的通信专业。这个结果虽然比预想得更为糟糕，却也合情合理。最后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徘徊于年级下游，表面还保持平静和努力，内心早已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拨号上网，游荡在各种聊天室和论坛。有时候早晨醒来已经过了学校的出操时间。那段时间午夜电台开播一档新的音乐节目，片头一段海菲兹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后，主持人说：“一道浪总是连接着下一道浪。我是你们的朋友张宙。”我每天都听到尾声，有时感觉自己是唯一接收到电波的人。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晚上我给张宙写信至凌晨，但具体写了什么印象全无。两星期以后我收到来自电台的回信，信封极为单薄，打开以后里面放着一张罗大佑演唱会门票，我把信封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信息和字迹。票是最便宜的，舞台侧面的二楼山顶。我第一次去体育场，走错看台，翻山越岭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边挨着的女孩核对暗号似的问我：“你也是张宙的听众吗？”
“是啊！”我高兴地说，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王鹿说着从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荧光环，扣在我的手腕上。舞台的灯光亮了几次，又暗下去，呼喊声便像浪一样涌来涌去。突然响起钢琴声，罗大佑出现在舞台一角，我们从山顶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裤，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屏幕上，旁边是天空里一轮真实的月亮。前排一个人突然流泪到簌簌发抖。我和王鹿抬起手来，我们手腕上的荧光环是粉色和蓝色的，像两片浅浅的星云。
散场以后我和王鹿被人群冲散，又在出口相遇。我问她怎么回去，她说走回去。她在戏剧学院念三年级，走得快一点，一个小时能回到宿舍。于是我和她一起走。从体育场出来的人正倾巢往衡山路迁徙，我们一会儿走在这群人中间，一会儿走在那群人中间，前前后后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过境的候鸟，最终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里。过了衡山路以后没多久，深夜的林荫路上只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给张宙写信了吗？”我问王鹿。
“是啊。我大部分同学都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我没戏拍，成天在宿舍听电台。”王鹿说。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来太普通，总有人感到吃惊。”
“不不。”
“中戏的导师说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王鹿自嘲。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发柔软蓬松，五官浅浅的，脖子很长，像辽阔的草原上罕见的动物。穿着牛仔裤和短袖衬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钥匙链、手机链、五颜六色的小珠子、编织带和丝带。她的气质复杂混乱，举手投足间却没有一样多余的动作。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虫洞突然坠入我这一边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戏的研究生。”王鹿又说。
“你要去北京吗？”
“是啊。反正我毕业以后也没其他事可干。”
“我从没去过北京。”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当于是旧金山。”王鹿相当确定地说。
我们在戏剧学院门口道别，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赶上了末班车，回到家里已经凌晨一点，打开收音机时发现张宙的节目结束了，轻柔的室内音乐将一直播放到清晨。我身体疲惫，精神亢奋，整晚做着光怪陆离的浅梦，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来，他从单位借了辆面包车送我去南京报到。我坐在后座，旁边绑着我的自行车。出了高速收费站不久，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上海，但内心毫无波澜，很快睡着了。半途醒来，看到发电站满山的白色风车，昨夜王鹿给的荧光环还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经不再发光，只是一个暗淡的圆环。
我们在中午前到达南京，学校在玄武湖旁边，挨着老火车站，很小，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操场，从外表看不过是个普通的机关办事处。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伤感，报到完毕便赶他返程，独自回到宿舍。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塞好耳机，打开随身听，然而同样的波段上没有海菲兹的序曲，只有空洞遥远的沙沙声。我这才想起来，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电台，张宙的电波被阻隔了。我在黑暗中给王鹿发了一条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收到我的求救之后，王鹿断断续续为我录下张宙的节目，攒到一定数量便寄到南京。每盒磁带侧面都贴着标签，认真写有日期。王鹿写的字，笔画的折角像昆虫细小的关节。这些磁带成为我最珍视的东西，我将它们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想象自己正在为几百年后人类文明的考古保存下声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因此缔结了坚固的友谊。
之后王鹿去了好几趟北京，参加中戏举办的讲座和戏剧工作坊，联络导师，准备冬天的研究生考试。中戏附近都是和她一样在等待和寻找机会的人，她在那里结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当羡慕。我们有时在MSN上聊天，她行踪不定，常常连续几天杳无音信，再出现时往往刚从有趣的地方回来。水库、山、草原。她还在郊外的派对上遇见过王朔和崔健。这些事情我愿意听她讲上几天几夜，但中间总被打断，有男孩来找她借书，或者有男孩来找她听音乐。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个男孩，我问过，却记不得她是怎么回答的，我想她同时在和好几个男孩谈恋爱。
为了与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网吧，时间一久便与管理员潇潇成了朋友。潇潇原本是邮电学院的，退学以后白天在网吧做管理员，晚上在俱乐部打工，同时还在准备托福考试。有时我和他一起乘车去山里，坐在被雨水侵蚀的石桌边聊天，天总是很快就黑了。再后来即便去上课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边或者城墙。我们像恋爱一样相处，但因为潇潇计划第二年去美国念书，所以谁都没有明确这段关系。我偶尔和王鹿说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废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诗意。
王鹿好几次喊我去北京找她。冬天的时候她说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时候她说飞檐走壁的朋友们在四合院的屋顶烧烤。我内心憧憬，却始终没有行动。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后，暑期结束，王鹿从北京回上海，顺道来南京逗留一晚。我问潇潇如果有朋友来南京，应该带她去哪里玩。
“上海来的朋友吗？女孩吗？好看吗？”潇潇问我。
“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你说好看不好看吧。”
“趁天还没凉下来，你们去紫霞湖公园游泳吧。”
“去游泳？”
“你去了就知道。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朋友会永远难忘。”
我带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后，去军人俱乐部玩，从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后一家，避开了白天最热的时间。然后我们买了便宜的游泳衣，坐公交车来到中山陵。按照潇潇的说法，我想当然地以为紫霞湖公园里面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结果尾随两个戴泳帽的老头沿小道进了公园，惊讶地看见巨大一面绿色的湖。四面环树，背后靠山，体力好的青年赤条条爬上湖边的水塔，挨个往水里跳，溅起朵朵水花。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颜六色的泳帽和划动的手臂。我和王鹿高兴到大声叹息。
我们在干净的公共厕所里换好了泳衣，绕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块平坦的草地，放下书包和脱下来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脚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温暖，王鹿蹬出两朵大水花潇洒地游了出去，溅我一头水，我也赶紧跟上。水温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阳光照在肩膀上还是烫的。我在水里笨拙地伸展身体，重新适应新的视平线。亭子里有人在拉手风琴，树上挂着白色的鸟，不时浮起一层金色的水雾。
我游泳很烂，只会狗刨，无论多么奋力地蹬腿，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打转。王鹿就厉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里跳了两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拢双臂俯冲入水，像一头捕食的水鸟。等我气喘吁吁爬上岸以后，环顾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时抬起一侧手臂往后画出一道弧线，长长一次呼吸之后，再抬起另外一侧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缓缓漂流。
太阳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厕所的洗手池里冲了头发，洗了泳衣，然后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树，把泳衣平摊在树杈上。空气仍然温暖，四周笼罩着一层极其不真实的浅色霞光。半空中绿色的小虫和嗡嗡的蚊子成团成团撞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停地拍打着双腿和胳膊。游泳的人陆陆续续从水里出来，坐在岸边休息，铺着塑料布打牌。我和王鹿都饥肠辘辘，去小卖部买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书包上，等炙热的风吹过来，把头发和泳衣一起吹干。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好地方的？”王鹿问我。
“潇潇告诉我的。”
“潇潇现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情况总是有些不清不楚。”
“但是他知道这么好的地方，一定会是很好的男朋友啊。”王鹿说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从书包里掏出一本《音像世界》来，翻到最后一页给我看。是广播电台青年主持人比赛的启事，规则很简单，录制一段二十分钟的节目，主题不限，和报名表一起寄到电台。
“我们一起参加吧，我一看到这个就想到你，我们就像平常那样聊聊音乐。”王鹿说。
“但是我做不好。”我虽然这样说，却把那则启事看了一遍又一遍。王鹿很快说服了我。天黑以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在山里走了长长一段路，坐公交车去潇潇打工的俱乐部借录音机。起了一点风，风依然是烫的，把头发和皮肤都吹得干燥清洁。等车的时候，王鹿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南海，给了我一根，潮潮的。我没抽过烟，那个时候却因为心里涌动着的热情，觉得非抽不可。后来我们站在车厢靠窗的位置吹风，穿过隧道以后，是月光下的玄武湖。我趴在栏杆上，感觉自己在一场梦里，我想这是因为王鹿，似乎与王鹿在一起，四周万物也随之如梦如幻。
防风林说是在南大隔壁，其实坐车到南大门口还要再走上二十分钟，在一个居民小区里。经过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霉味和湿气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风林。这里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仓库，被改造成了俱乐部，走进去便是缓坡，摆放的东西和人都处于随时会倾塌的状态，直到坡底有一个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样子很久没有正经演出了。我只在刚认识潇潇的时候跟着他来过一次，当时有两三桌人围在一起打扑克和喝啤酒，潇潇说他们都是老板的朋友，一群诗人和导演。但是在我看来，那里烟雾腾腾，和棋牌室没有两样，后来就再没去过。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样了。等我们的视线适应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烂中间热情惊叹：“这里好像后海。好像伍德斯托克。”我和潇潇明明知道这里和后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无关系，但我们看到王鹿高兴，也都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时不一样了，自己成了后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实看起来有所不同。不是说他的外貌，他还是那样，理着过时的郭富城头，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都嫌短，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临时穿一下的旧衣服，但是干净平整，连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过很多遍。我分辨不清是因为王鹿的存在，还是我以王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他，觉得他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连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不同。我挪开几个潮湿的靠垫，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坐下。风扇吹出的热风把墙上糊着的报纸吹得哗哗响，视平线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街沿，从那里透进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诉潇潇我们要参加电台主持人比赛，潇潇也很来劲，他从破烂堆里找出一台双卡录音机帮我们录音，多年没人用过，但插上电源以后功能完好。虽然录出来的音质糟糕，充满环境噪音，但潇潇认为很酷，表现出青年的风貌。后来我们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潇潇和王鹿都断断续续看过好几遍，只有我第一回看，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在杂志上见过一张照片，他们演出完了从香港坐飞机回来，个个意气风发，在飞机上抽烟喝酒，东倒西歪。”潇潇说。
“飞机上也能抽烟喝酒吗？”王鹿问。
“我没坐过飞机。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觉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么都行。”潇潇说。
“这张碟很难找，我以前是在学校资料室里看的，你是从哪里找到的？”王鹿问潇潇。
“朋友离开南京前给我的，他送给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夹克。这个朋友后来去了上海的电台就再也没联络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张宙。”潇潇说。
“张宙啊！”我和王鹿惊呼。
“他那么有名吗？”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这样。”王鹿说。
“张宙在南京待过吗？”我问。
“他当时在艺校当文化课老师，每天晚上都来防风林。”潇潇说。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
“三年前。我刚刚来到南京。”潇潇说。
我和王鹿还有更多问题，然而潇潇使劲回忆了一番，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对任何事都不太积极参与，纯粹在这里耗着。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潇潇说。
“什么努力啊？”我们问。
“努力摆脱颓废和高兴的气氛。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潇潇回答。
一个月以后，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来自电台的复赛通知，复赛在电台进行，当场抽签决定主题，十五分钟即兴主持。复赛当天我和王鹿在广播大厦门口见面，换取了临时出入证以后，按照指示来到一个椭圆形会议室里等待。会议室里摆着沉重的桌椅，沉闷严肃，和普通办公楼没有两样。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二十个人，年龄相仿，聊起来全是电台迷。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从西北赶来，他辗转各地参加比赛，风尘仆仆，滔滔不绝。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烟，推开防火门以后来到楼角的露台。从那里能看见高架上转弯的车辆，一大片绿化带，一大片工地。我们站在大风里，现实退得远远的，大家趴在栏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谁都没再说话。
回来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走在他们后面，走廊的对面是几间录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红色指示灯。那里的光线更为深沉，空气的质感和频率也都有细微的变化。后来的复试在其中一间录音室里进行，玻璃对面坐着三位面试老师。我从耳返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东西。原本十五分钟的限定时间，我和王鹿超时十分钟，才终于被坐在左侧的主审老师打断。那位老师辨认不出年纪，穿着男式工作夹克，看起来既像是科考队员，又像是吉卜赛人。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与我们保持着眼神接触，又温柔又坚决。之后她又特意起身来到门口，郑重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铁工地的巨型挖掘机器都停工了，灰尘伴随雨水落下。我和王鹿皮肤发烫，心里怀着脆弱的希望，谁都不敢说出来。我们在雨里走了很长的路，来到王鹿的宿舍，擦干了头发。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剥开橘子，打算整夜与我聊天。临近午夜我们坐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听张宙的节目，王鹿的眼睛里充满奇想和果断，我的心里也迸发着同样的情感。然后我们谈论起张宙的事情。他的年龄，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经的和现在的生活。其实以上这些我们一无所知，像谈论虚构一样地谈论他，其实更像是在谈论我们自己。
“我这个人，从没有过什么好运。”我说。
“别这么说，我想所谓好运，就是专心致志的愿望终于得到来自宇宙的回应。”王鹿回答。
然而我和王鹿没能再等来好运。不久我在新一期的《音像世界》杂志上看到比赛的结果，那位西北男孩得了第一名。另外附有一篇关于他的采访。采访中提到比赛结束后电台给了他一档真正的电台节目，让他担任主持。但是他离开上海以后去了北京，跟随一支纪录片摄制组深入内蒙古草原，将在那里游历半年，因此没有回来领奖，并且放弃了节目。
我给王鹿发去长长的消息，她接连几天都没有再回复我。倒是潇潇考完了托福，打算回到青岛的老家准备签证资料，顺便去青岛玩两天。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立刻答应了。几天以后我们上了火车，我的书包里带着几盒张宙的磁带，一盒讲披头士，一盒讲库斯图里卡，一盒讲一九六八年登月。我听了一路，潇潇则和邻座大哥下了整晚的象棋。后半夜的窗外什么都看不见，我和潇潇来到车厢的衔接处抽烟，模仿在飞机上抽烟的摇滚明星，却被列车员阻止了两回。
到了青岛以后潇潇带我去了朋友家。朋友和女友住在工厂宿舍楼里，他们几个都是高中同学，那两个人高大好看，像谢霆锋和张柏芝。下午潇潇和男孩们去参加厂里的足球比赛，女友骑车载我去啤酒厂玩。整个城市像是建造在连绵起伏的山上，大雾缭绕，遇见上坡就跳下来推车，爬到坡顶再俯冲直下。路上她和我说起不少中学往事，她说没有人会不喜欢潇潇。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变得很亲密，回来的路上两个人都已经喝了不少啤酒，还买了扇贝和螃蟹，全是活的。
傍晚男孩们也回家了，他们洗澡、洗衣服、洗菜，吵吵闹闹，像过节一样。我们用芝麻酱和芥末蘸蔬菜和贝肉，刚炸好的小鱼，脆脆的，裹着椒盐。电脑音箱里播放着粤语流行歌曲，我听他们叙旧，讲厂区里精彩纷呈的江湖斗争。宿舍已经开始供暖，吃着喝着不得不把窗户打开，还是觉得很热。于是我们轮流去楼下小卖部买啤酒，啤酒从桶里直接灌进塑料袋提上来。我和潇潇一起去，要穿过煤渣操场，空气又冷又干净。我们各自提着一袋啤酒，泡沫细小洁白。
后来大家都喝多了，却浑然不觉，每个人说话的语气都认真缓慢，真诚无比。潇潇担忧911对签证的影响，又花了很长时间讲述他的计划，但因为这些事情日后无一实现，以至于我全都没有记住。只是当时的气氛难忘。我们四个人促膝坐在一盏小小的灯泡下面。他们问我，潇潇去美国以后，我要怎么办？这样的关切是具体和实在的，令我的消沉化为乌有。
第二天醒来是下午三点，房间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俩去上班了，我和潇潇决定出去看海。外面刚刚散去一场雾，又湿又冷。我们缓缓骑着自行车，半途看到路边有辆面包车的车窗上竖着的牌子上，写着崂山水库，潇潇停下来问司机去不去水库。
“你们要去水库玩？”司机探出脑袋打量我俩。
“是啊。去转转。”潇潇说。
“天冷了没人去水库啊。”司机说。
“那你做什么生意呢？”潇潇说。
“到那里都超过五点了，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明天早上再去吧。”司机说。
“明天还有明天的安排。”潇潇说。
“那就下次再去啊。等夏天再去。有什么可担心的，水库总是在的啊。我给你们留个联系方式，你们下次来了就找我，我带你们去一些只有我知道的好地方。”司机说着，递给我们一人一张名片。我们把名片收好，又继续骑车，翻过一个陡坡以后突然来到海边栈道。太冷了，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在栈道上，四面八方都是海，岸边的浪泛着白色的泡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然而我不知怎么的，感觉乏味，不为所动。
“你去过水库吗？”我问潇潇。
“小时候每年暑假我爸都会带我去水库游泳。”
“和紫霞湖比起来怎么样？”
“水库比紫霞湖美多了。”
“不会吧！”
“那里过去是很深的山谷，后来放水淹了，露出水面的只有一小部分山峰和礁石，而深深的水底下全部都是山体和巨石。你能想象吗？”
“哇。那不是水底亚特兰蒂斯吗？”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
我们路过小卖部，潇潇停下来买了烟和一小袋槟榔。然后我们在礁石堆的尽头找到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坐下，抽烟，嚼槟榔。很多人提着水桶在退潮的泥滩上捡海带和搁浅的贝类。有一小束太阳光突然穿过云层落在海面。我感到暖和了一些，于是花了很多时间，想着水底的事情。
晚上我们四个又见面了，找到一间人满为患的小饭馆吃了晚饭，潇潇特意点了新鲜的海带给我品尝，其他每样东西也都相当好吃。吃完饭以后男孩们提出要去海里游泳，走到海边又觉得水温太低。我们在黑暗的礁滩上站了一会儿，很快被迅速涨起来的潮水逼得节节败退。
从青岛回来以后我消沉了好几天，再去网吧才发现王鹿给我留了十几条消息，我的手机欠费停机，她一直没能找到我。王鹿解释，电台的欧老师联络了我们，就是那位在录音室门口和我们握手道别的老师。得奖的西北男孩离开以后，留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空缺，电台试了几个备选方案，皆不理想。欧老师说，这期间她曾数次想到我和王鹿，但是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又让她不断打消这个念头，最终是什么促使她联络了我们，我想她一定排除了众多阻碍。她的说法是，“比赛的结果非常可惜，之后我思虑许久，始终难以忘记你们两个人。”王鹿反复向我转述这句话，认为这是她听过的最动人的评语，我也是这样想的。
欧老师冒险将那档节目托付给我和王鹿。我们将作为客座，从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主持节目，每周一傍晚首播，周四早晨重播。节目是录播，欧老师担任监制。接下来我们得在元旦之前录制完成三期节目，因此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潇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当天晚上便回到防风林把张宙留下的一箱唱片整理出来，转赠给我。两天之后我回到上海，而这箱唱片成为我们节目最初的曲库。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住在王鹿的宿舍，用电脑光驱播放和选择音乐，决定主题，写稿，反反复复将时间与声音的匹配精确到秒。这期间还夹杂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长谈。王鹿表现出强悍的专注，而我应该也产生了同样的精神热度，以此来抵御无时不在的自我怀疑。外面经历了一场寒流，我们靠着一台巴掌大的取暖器，不眠不休，像鸟一样吃一点点东西。
录制当天我和王鹿提前去找欧老师，她的办公室在广播大厦六楼拐角处，资料和文件堆成山，每座都在崩塌的边缘。欧老师不知从哪个角落钻出来迎接我们，依然披头散发地穿着工作服，像是很久没有休息过，却热忱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她这样的人啊，应该出现在旷野。我忍不住快步走上前去，拥抱了她。
之后我们在录音室和剪辑房里度过了艰巨的十二个小时，完成三期录制，这期间欧老师和上次一样，全程坐在玻璃的另外—边。休息间歇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露台抽烟，底下的城市像一部庞大优美的机器，四周办公楼的玻璃反射出不同层次的光，直到高架桥的路灯在五点准时亮起。难以想象，我们未经训练的声音和想法将被传播到如此坚固有序的城市里。
“我俩是因为张宙的节目认识的。”王鹿说。
“张宙啊——这么一说，完全不意外。”欧老师笑起来。
“但我们说好了不要在风格上受到他的影响。”我说。
“哈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张宙这人是个散漫分子，和他约好见面的时间总是见不到，跟他一起工作令人非常困扰，我在生活中对这样的人避之不及。但他确实有迷人的地方，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在创造自己广播语言的人，这一点我尊重他。你们也是这样的人，在创造着广播语言，但你们现在肯定还没有意识到。”欧老师说。
“你说的广播语言是什么？”我问。
“广播是音乐、人声和其他声音的结合。文字的逻辑经过声音过滤之后形成新的语言，至今为止这种语言也没有被标准化，所以没有规则需要遵循。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应该去实践新的可能性。以达到——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欧老师说。
“感人。”我和王鹿说。
“我听你们的比赛录音，被你们无意识使用着的语言感动，感到青春珍贵。所以你们会拥有自己的听众，他们也会产生和我相同的感受，这方面，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宙也是这样被我找到的，我们在南京的一个俱乐部里见面，他那时正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欧老师说。
“你也去过防风林吗？”我叫起来。
“哦，那个跟棋牌室一样的地方。”欧老师说。
“哈哈哈。”我们都笑。
“你们来参加比赛不会是为了见到张宙吧。”欧老师说。
“不不。我没有想过要见他。”我说。
“我也没有。”王鹿说。
“张宙这个人啊——”欧老师在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他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没有形态的波段。”王鹿这么说，我却觉得她像是在描述她自己。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寒流已经过去了，天气稍稍回暖。我和王鹿筋疲力尽，说不出话，但精神亢奋，没法就这样彼此分开，于是沿着夜晚的高架桥往市中心走。整条淮海路的车停滞不前，我们才意识到这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家正从四面八方去新天地参加新年倒数。树木上悬挂的灯，响亮的噪音，巨大的霓虹，现实世界如此强烈地唤回我们身体的知觉。饿坏了。我和王鹿在便利店里买了关东煮和饮料，坐在路旁吃。
“我以后都不会再去北京了。”王鹿告诉我。
“为什么，因为电台的事情吗？”我很吃惊。
“不不。是导师把名额给了其他人，之前说好的事情突然变了卦。”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复赛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导师的通知，我又去了一次北京，但其实无济于事。他说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希望我能理解，如果我能等到明年的话，他一定把名额替我留好。”
“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啊，去他的吧。”
“是啊。去他的。”
“但从北京回来我还是消沉了一阵，也没有回复你的消息，直到接到欧老师的电话。”
“我明白。我在想不知道张宙那时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
几个要去狂欢的男孩从便利店出来，站在路边和我们搭话，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们分给我们啤酒和烟，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倒数。但我和王鹿都心不在焉，想着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王鹿将一只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
“调响一点，听不见。”我说。
王鹿把随身听的音量调到最大——张宙在电波里说：“将过去的留在过去，明年见。”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播出当天，我返回南京办理退学事宜。介于我的成绩和考勤，在办公室里说出我的想法时，我想在座的几位老师也终于松了口气。接下来的退学手续办得相当顺利，直到全部处理完毕我才告诉家人，我的父母在电话里叹息一番，我想妈妈应该还是哭了。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我其实一点也不想去探究。最后我们都平静下来，商量好了回家的时间。当天晚上我去防风林找潇潇。防风林里正在播一部法语黑白电影，讲两个男孩爱上同一个女孩，字幕配得牛头不对马嘴，但画面很美，有海、有石头雕像。后来他们三个人在山坡散步，高高的草长到他们的腰间，被风吹得倒来倒去。我和潇潇吃了泡面，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在，于是把这部电影看了两遍。
我把退学的事情告诉了潇潇，他大惊小怪地说：“你干嘛学我？”
“别自以为是。”
“那为什么退学？”
“你那时不也非要退学不可？”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哈哈哈。”
“你笑什么？”
“因为我一点都没感觉到。”
“你这个人粗心大意，你能感觉到什么？”
“我感觉你又温柔又脆弱。”
“听起来都不是好的形容词。”潇潇想了想说，“你是来道别的吗？”
“算是吧。”我也想了想。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潇潇起身，拖出十几个纸板箱，里面塞满不知哪个年代的印刷物、信件、照片、杂志和书，唱片和影碟全部没有塞在正确的纸套里，拨开这些，还有棋盘、模型、印章、昆虫标本、鸟的骨骼。潇潇解释说都是客人们留在这里的，从来没有被处理过。他在遗迹般的垃圾里找了很久，最后找出一沓装在信封里的照片。照片是在一场冬季的烧烤派对上拍的，应该就在五台山体育场后面的荒地里。天色昏暗，每个人都穿得很多，炭火的火星被风吹得到处跑。
“这里。你看。”潇潇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是张宙。那天晚上也下雪。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的时候已经喝了很多酒，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特别高兴，脱了衣服在雪地里跑了一大圈。”潇潇说。照片里的那个人穿着牛仔裤，光着上半身，站在一盏灯下。灯光在他的头顶形成一抹光晕，盖住了他的整张脸。
“怎么样，和你想象中一样吗？”潇潇问我。
“你是说这个看不见脸的人吗？”
“我很难形容，但是他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我明白。”我想确实就是这样。
几天之后爸爸开车过来接我回家，进入上海之前，我们在高速休息站停下来买水和面包，坐在车里吃。爸爸打开收音机，我猝不及防地从电波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的声音清脆果决，与想象中完全不同。我和爸爸都没有说话，两边的重型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去，天暗了下来，车前灯照着道路两侧墨色的冬青树。我怀里抱着书包，张宙的照片被我夹在一本书中，放在包里。我感激爸爸的沉默，我和他一起听完节目，中间放了一首王菲的歌，爸爸也跟着轻轻哼唱。
再次回到电台时，欧老师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装满信件的纸箱，里面的信件都是节目播出以后听众写给我和王鹿的。于是我们抱着纸箱，找到一个没有人的会议室坐下，面对面拆信，再互相交换，气氛既忐忑又动人，一直持续到黄昏。这些信热忱奇异，推荐新的唱片，讲述恋爱和日常生活，毫不吝啬地表达喜好和憎恶，大言不惭地谈论美和哀愁，并且邀请我们同游。我们各自彻夜回复，第二天去台里，又收到更多。
不久之后我和王鹿从网上搜索节目的相关反馈，发现有人为节目制作了一个网站。所谓网站其实只有一张静态页面，点击进入以后是论坛，没有分区，所有帖子都堆积在同一个页面。网站的建立者和管理员叫小皮，他的头像是一只穿着皮夹克的卡通松鼠。我和王鹿立刻注册了ID，我没有用节目里的名字，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字，那段时间我热衷于在不同的地方给自己起不同的名字。而王鹿无论在哪里都叫王鹿，我想那是因为她原本的名字就像是虚构出来的。最初论坛里活跃的用户没有几个，常常只有我、王鹿还有小皮同时在线。小皮给我们的节目提了不少有用的建议，并且畅想以后论坛会成为安迪·沃霍的工厂。我和王鹿都没听说过，小皮解释说就是一个收容各色人等的地方，把每天都过成一场派对。我没参加过任何派对，却觉得这个想法很动人。之后我们三个人在论坛里越聊越多、越耗越晚，天总是早早就亮了，窗外的空气里都是初春植物的甜味。我睡觉的时间很少，却精神抖擞。有时候半途醒来再进入论坛看看，那里空空荡荡，所有的话题却都停留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消失。于是我继续睡，感觉我们的友谊热烈深沉。
等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王鹿提议一起去见小皮。我们对于现实中的小皮所知甚少。他在上海大学的理科试验班读三年级，比我小一岁，中学时期连跳两级，在编程比赛中拿过冠军，是不常见的天才少年。以上便是所有信息。但谈论抽象的事物恰恰是我和王鹿所擅长的。其实我们对小皮都有所期待，却彼此不好意思承认。但王鹿比我更喜欢小皮一些，她对小皮怀有显而易见的遐想，她忍不住一再向我提起他。我想他们之间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连接，无论王鹿在北京失去了什么，正在缓缓修复。
我们约在戏剧学院门口见面，小皮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站在马路对面，毛茸茸的短发，穿着黑色羽绒服和蓝色球鞋，害羞地低着头，左右张望，脚步却毫不迟疑地朝我们走来。我和王鹿笑起来，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小皮是一个女孩。
我们和小皮都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彼此在现实中的面貌，但我想谁都没有感觉失望，很快便恢复了忘我的交谈。小皮过分宽大的羽绒服不时轻轻擦到我或者王鹿，与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一切相比，误解和错位实在微不足道。而小皮依然是小皮，无论如何都很吸引人，我想王鹿肯定也已经感受到。
我们跟随小皮坐轻轨来到杨浦的厂区，她要带我们去排练房认识几个朋友。从轻轨站出来以后，无遮无拦的马路两旁，吊车像巨型雕塑一样肃穆。我们走了很久，来到化工厂附近一处防空掩体的入口，斜坡粉刷成浅绿色，又深又宽，卡车都能开得进来，拐过直角弯道之后才真正来到地下。走廊两边是方形隔间，大小不均，或明或暗，被用作职工宿舍、网吧、台球厅、卡拉OK、VCD出租摊。空气潮湿，墙壁发霉，地面渗水，每次以为走到尽头，就会在直角转弯之后来到另外一片一模一样的区域。有一间服装厂占据了好几间房间，成百台缝纫机同时工作，发出近乎轰鸣的噪音。作战指挥部便在服装厂的后面。
“作战指挥部”是一块手写的牌子，推开三四十厘米厚的石门，是一间一百平米的房间。不见天日，没有任何分隔，里面除了乐器和音箱外，还有一台少见的PS2游戏机，摆着两张行军床，电炉和电饭锅，很多书和唱片，几箱啤酒，几箱方便面和几箱卫生纸。墙上留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保卫标语，也贴着二十一世纪的唱片海报。两个男孩从成捆的电线后面钻出来，都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穿紧身牛仔裤和球鞋。他们见到小皮很高兴，大呼小叫着互相比画了几个武打动作，打闹了一番。小皮介绍说他们是京和陈浩。
京在莫斯科大学念书，但这个学期没有回去，他的宿舍遭了火灾。楼太旧了啊，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担心。他说。他在莫斯科有一个女友，可能是北方人，也可能是俄罗斯人，他自己不肯谈论这些，即便问他他也不说。反正他不打算再回莫斯科，文凭也不要了。他想去暖和的地方，广州或者东南亚。他有一点生意头脑，想去亚热带地区做生意。而且他高大好看，常常遇见好事，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羡慕他，我对莫斯科毫无概念，但我对冷的地方总是充满想象。陈浩普通得多，他从美院毕业以后没有去搞艺术，而是在一间动画公司上班，工作枯燥重复，但是对此他毫无怨言。大部分时间他沉默寡言甚至显得闷闷不乐，但我想他只是对大部分事物缺乏兴致。他对摇滚极有钻研，知道不少冷门知识，但每次突然摘下他的耳机，会发现他其实都在听张震岳。他还养着一只漂亮的绿色小鸟，小鸟正自由自在地在我们脚边走动。
“这里总有很多人，朋友带来朋友。有时候我过来，推开门谁都不认识。”小皮说。
“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王鹿显然已经被指挥部迷住了。
“我们本来在旁边的厂里排练，我有个亲戚在那里上班，得根据他的时间进出。后来厂里保安租了防空洞做二房东，拉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整片区域还是空的，这间房间面积最大，还保留着整片区域的防空地图和资料，关上门以后与世隔绝，月租只要三百块。”京说。
“哇——”我们感叹。
“我们还在这里做过演出，没开始就被举报了。”京说。
“突然涌进来一百来个像你们这样的人，换谁都会举报。”小皮说。
“我们啊，算是社会上最无害的那种人了。”京说。
“要是从这里一直往深处走，最后会走到哪里？”我问。
“据说整个上海地下的区域与区域之间都是相互连通的，理论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有人说从这里往南走的话，最终会来到龙华机场，是战备时期的撤离路线。”京说。
“你们就不想走去那里看看吗？”我问。
“走着走着就没法再走了，前面的路用水泥封起来了。”京说。
“其实再往深处走也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稀奇的。”陈浩说着，伸出手去，小鸟跳进他的手心，然后他让小鸟站在王鹿的肩膀上，又切开一片橙子让王鹿拿在手上喂它。接着京和陈浩玩了一会儿乐器，王鹿也加入他们的和弦，在电子键盘上弹奏，出人意料地动听。不知什么时候京和陈浩都停了下来。于是我们所有人一动不动地听王鹿弹琴，小鸟依偎在她的颈窝，用毛茸茸的额头蹭她的脸。
见过小皮之后，我和王鹿几乎每天都去指挥部。那段时间里陈浩公司的日本老板突然跑路，他假装上班，实际每天从家里跑到指挥部，打游戏、逗鸟和炖肉。陈浩炖肉特别了不得，撒很多香料，再放萝卜、土豆和白菜，炖很长时间，配一大锅米饭，或者用剩下的汤汁煮面条，在场的人都能分得到。等他一开锅，行军床上睡着的人便醒过来，随便摸一件其他人的外套穿上。我想压根儿就没人排练，所有人只是借此耗在一起，将私心杂念抛于脑后，共同度过一些坦率而毫不拘泥的时光。偶尔大家也倾巢出动，通常是去大自鸣钟淘唱片，去五角场看演出，或者去公园里打枪战。每天我从那里离开，坐上公交车，打开车窗，含一颗薄荷糖，想尽量散去身上的烟味，其实根本没用。想到第二天又会见到所有人，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由得感到既厌倦又快乐。
“为什么我感到那么开心啊！”王鹿常常感慨。
“因为你向来热爱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我想，后海也好，防风林也好，指挥部也好，自足且浪荡，对王鹿来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我还想，一旦陷入这种快乐，再想摆脱似乎非常困难。
但我确实在指挥部接受了填鸭式的摇滚教育，我们有时会连续几个小时听唱片，总有人在中间急切地插话——“嘘嘘，听这里，我觉得这里是特别好的一段”——我们为了一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细节把音量一再调大，再怎么噪，地面上的人也不会听见。我开始将国外音乐网站上面的资讯翻译成中文，起初只是为了在论坛和指挥部里分享，后来在欧老师的推荐下给《音像世界》杂志写专栏。我写得不好，主要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想法，相当羞愧。但当时我和王鹿都太穷了，虽然有电台的工作，却都不是正式员工。每期节目的酬劳是固定的，一百二十八元，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五百块。不管怎么说，写稿的收入能让我们多买几张唱片。
我们那段时间总是在讨论钱，所有事情都需要钱。有一天陈浩在轻轨下面的电子市场看上一台调音台，他回来告诉我们，他还想要配齐话筒、耳机和卡座，有了这些设备之后便可以自己录制样带，林林总总要三千块钱。他要出去赚三千块，就撺掇小皮和他一起出去赚钱。他们打了一圈电话联络朋友，没几天就找到了工作。两个人爬在梯子上画马路边的宣传壁画，五米高，每天从早画到晚，一个月以后赚到五千块。拿的是现金，装在信封里。
京每天信心十足地出门寻找机会，但我们知道他只是在游荡和结交新的朋友，他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过分热情，很容易被卷入各种没谱的事情，全情投入着，耗费大部分精神。偶尔赚到一些钱，他便毫不在意地挥霍，他买昂贵的日本牛仔裤和乔丹球鞋，也买二手的进口乐器。全部都是一时兴起。指挥部里有很多他的东西，他买了放在那里，不久就忘记了。他最有钱的时候买回一台最新型号的苹果电脑，我们十分震惊，因为他根本不用电脑，而且指挥部也没有网络。我们有时候用那台电脑打游戏，但很快就没人再愿意打开它。后来机箱发霉了，被当作茶几，放烟灰缸和杯子。
情况最严峻的是王鹿，她即将毕业，没法再继续住在宿舍里，看了几处房子之后索性放弃，开始像筑巢的鸟一样，不时搬运一些东西到指挥部，不知不觉地在指挥部住了下来。然而我们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意识到王鹿住在指挥部，她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也不占据空间，而且不久之后，她在京的介绍下加入一支乐队担任键盘，很快因为技术出众而声名在外，被好几支乐队争抢。于是她同时加入了三支不同风格的乐队，从一个排练房赶往另外一个排练房，迅速建立起另外一种我所不了解也未曾参与的生活。接着王鹿跟随乐队去北京、南京和西安演出，我们在录音室见面，她常常从很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神采奕奕，在节目里讲述山脚下的音乐节和五湖四海的新朋友。我和听众全都听得入迷。我们的节目一期一期地持续着，在电台年中发布的收听率排行榜上，奇迹般地在流行音乐类别中位列第三。
我和王鹿得到一大笔奖金，这确实让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除此之外，欧老师还为我们拉来一笔赞助做听友见面会。我和王鹿想借此机会举办一场演出。这个想法在指挥部引起轰动，我想令我们多数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在山里，在海边，飞沙走石，彻夜狂欢。
“我们的演出可不可以叫明日派对？”王鹿问我们意见。
这个名字立刻打动了所有人，而且一旦有了名字，原本模糊的愿望便显现出具体的形状。京联络了六支乐队，跑了好几个排练房拼凑出整套现场音箱设备。陈浩与王鹿分头从各自学校的舞美班找同学帮忙搭建舞台和布置灯光。而最困难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场地。小皮从家里弄来一辆铃木小货车，接下来每天开车载着我们出去，越开越远。有几次我在车的后座睡着了，醒来的间歇，干燥温暖的风从四周涌进来，男孩们手肘撑在车窗外面抽烟，远处工厂的烟囱喷出洁白的烟雾。最终我们在长江口找到一片湿地，那里旁边是弃用的学农基地，里面有操场和营房，操场的领操台虽然风吹雨淋，底下木质结构疏松溃烂，却足以改造成舞台。而且这片地方足够遥远，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到达，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干扰和限制。
基本问题解决以后，我和王鹿向电台报备演出方案，联络学农基地所属单位租借场地。单位隶属政府部门，我们通过欧老师以电台的名义出面交涉，没想到对方极为热忱，除了不收取场地费用之外，还主动提出要派遣几名工人帮我们搭建舞台，铺设电路和搬运垃圾。唯一的要求是将他们作为活动的协作单位。我和王鹿怕他们反悔，赶紧答应下来。八月连续两场热带风暴。我们在暴雨中去基地看场地，如我们所担忧，树木被吹倒一片，操场变成沼泽。回到指挥部以后，我们熬过了两个担惊受怕的夜晚，等台风过境，我们重回场地。现场一片植物和泥沙的残骸，但是阳光干燥，操场的水塘闪闪发光。第二天凌晨，陈浩和京与工人一起搭载卡车运送器材入场。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每天清晨出门，各自带着清洁工具，在指挥部见面，再一起坐小货车去基地。最后连营房的公共厕所都用消毒水冲刷了一遍。傍晚等工人撤走以后，男孩们在煤渣操场上踢足球。后来电源接通了，几盏卤素大灯砰砰作响，放出白色的光，音箱将电流的声音放大至半空。我想造梦也不过如此。
派对前最后一天的傍晚，万事俱备，我们几个人离开基地，来到湿地的深处，成片成片的芦苇像迷宫的墙，江面上庞大的货轮如史前动物般寂静无声地移动。京提议烧烤，于是他和陈浩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钻进树丛，很快便在空地里围起石头和树枝，升出一小堆篝火。我们其实根本没有食物，但火苗蹿得很高，我伸手抚摸空气的热流，感觉脱离现实。之后男孩们带着bb弹手枪钻进树丛里枪战，小皮也加入其中，我和王鹿留在火堆旁用随身听听音乐。他们偶然从树丛里跑出来，在枯叶里翻滚，我们在远处看得出神。后来小皮回到我们身边，头发上和衣服上沾着草和泥土。我们用篝火点烟，同时往火里扔各种东西，树枝、草皮、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仔细观察火的形状和灰烬消逝的过程。我想我们似乎都借此终结一些事物，但具体是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我们像往常在论坛里那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话。直到男孩们玩累了，从小皮的货车里拖出来两箱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炮仗。我们来到江边浅滩，几次就快要被大风吹倒。天色暗了，还有最后一缕粉红色的霞光。我们面对黑暗的水面，将点燃的爆竹抛向空中，又将小小的焰火攥在手里。
王鹿说这时应该许下愿望，京嘲笑她，但其实我们都认真地静默了片刻。我心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愿望，我希望美好的时光与友谊一样长存。这时沉闷的巨响伴随迎面一股有力的气流，我几乎往后退了一小步，江面的浅浪似乎都被击碎，耳膜的振动又持续了几秒，然后现实世界的声音才渐渐地再次清晰起来。
“操。是谁放的炮？”京绊倒在地，破口大骂。
“这箱是什么破炮？我刚刚是不是差点死了？”陈浩还在震惊中。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小皮说着，找到了爆炸物的残骸。陈浩刚刚点了一个雷王。我们缓过来，开始大笑，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笑到纷纷倒在地上。远处我们的音箱里在空无一人的操场播放舒曼，既颓废又灿烂。
明日派对在夏季的最后一天如期举行，学农基地的上级单位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巴往返公交车站接送。从中午开始大巴陆陆续续送来两百多个人。起初大家都有些拘谨和羞涩，彼此保持着一段距离，站得笔直，又因为难以压抑的热情而轻轻晃动身体。但这个地方衰败迷人，植物烂漫芬芳，令人不知不觉成为乐园的一部分。随着日照温度渐渐退去，气氛松动起来，不少人核对暗号，报出论坛的ID，在树林边和操场上握手相认，交换唱片和书籍。我和王鹿也见了好几位未曾谋面的论坛好友，他们和我们分享带来的食物，传递香烟和啤酒，进行更为深入和专注的交谈。我们得以在现实中见面，却仿佛置身于比抽象更为抽象的地方。
夏日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以后，舞台两旁的大灯砰地打开，照向黑黝黝的树木和深蓝色的天空。京和陈浩的乐队做了暖场表演，人群迅速聚拢到舞台周围。我站在远处看，他们在那里就仿佛光线中的几个白点。
第三支乐队登场的时候，欧老师来了。她从电台过来，还带着孩子。我和王鹿都没想过欧老师有一个孩子，或者说我们都没有想过欧老师有另外一种生活。孩子沿途收集白色的圆石，跑到树林旁边，将石头一颗颗投掷到树林里。欧老师有时转头望着孩子，我发现她有种我不曾见过的忧虑神情。之后王鹿去后台和乐队准备压轴演出，我带着欧老师和孩子离开操场，穿过树林，来到浅滩。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来附近的农场参加劳动，摘了两个星期棉花。我也和同学溜到外面，跑了很远，怎么就没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欧老师感慨。
“我们的运气好罢了。”我回答，“我总在想眼前的一切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的好运。”
“我见过不少好运的人，好运也不会凭空而来啊。”
“你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好运都持续了多久啊？”
“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呢。你千万不要对眼前的快乐怀有负罪感。”欧老师转头看着孩子，孩子似乎对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在浅滩上找到更多美丽的石头，然后又将石头投掷到黑暗的水中。
我们重新回到操场的时候，第五支乐队刚刚结束表演，远处有人在放孔明灯，无规则运动的光点在热气中迅速升入夜空，欧老师要我赶紧回到朋友中间去。不久之后王鹿的乐队便登场了。主唱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聚会上的男孩，歌词很感人，唱得也很好，几乎每首歌的结尾他都倒在地上。于是操场上的人更加躁动，前排在原地撞来撞去，后排也使劲往前面涌，被白色的灯光照着，形成一片片的浪。而王鹿仿佛浪间的礁石，保持着稳定的节奏与姿态，那么动人。我渐渐逆着人浪退到外面，看见一个男孩在操场的边缘跳舞，形成一片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空地。男孩穿着极其招摇的夏威夷衬衫和百慕大短裤，短发染成浅浅的稻草色，一手拿着可乐一手夹着烟，旁若无人，令我也很想加入其中。
乐队返场三次，最后一次返场，全场点着打火机大合唱之际，京突然侧身撑手跳上舞台，打开一瓶矿泉水浇在自己身上，然后助跑几步以后转身张开手脚，俯冲坠入人群中，没有被接住。前排的人顿时惊慌的彼此推搡，朝舞台右侧挤去，底下那些腐烂的木板在冲击下终于断裂塌陷，音箱倒地以后舞台电源被拉断。刹那间只剩下月光。我立刻往京摔下来的地方跑，其他人已经围住了他，他四仰八叉躺在煤渣地上，满口脏话，应该没大碍。但无论如何派对结束了，大家在黑暗的操场上徘徊，直到确信不会再有更好的事情发生，才陆陆续续散开，前往停车场和交通站。
王鹿陪京去了医院，我们其他人留下来扫尾。最后一班大巴离开以后，操场上还有一些不愿意离开的人在黑暗中席地而坐，想要进行持续到清晨的交谈。外面一片狼藉，我踢着空易拉罐，听它们滚动的声音，第一次体会到派对结束以后无边无际的伤感。我们在营房过夜，铺开睡袋，太累了，陈浩很快就找到一个角落，面对墙壁打起了鼾。我抽了很多烟，直到开始感觉恶心，旁边有一个女孩在和其他人讲云南见闻，我断断续续地听，非常精彩。后来隔壁营房有人弹吉他，小皮说要去那里看看，她走了以后便没有再回来。
夜晚有很多蚊子，我睡得很浅，天没亮就醒了，来到操场，工人们都还没有回来，只有昨晚的夏威夷衬衫男孩，他戴着耳机，拖着垃圾袋，一边听音乐一边弯腰拾垃圾。见到我以后，他摘下耳机和我打招呼，问我想不想一起去看看日出。我们穿过树林，往浅滩走去，在水边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天彻底亮了，看不见太阳，白色的水鸟从树林里往外飞。夏威夷衬衫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饼干和一包烟给我。
“谢谢，但我再也不想抽烟了。”我说。
“我也不抽烟，烟是我捡来的，想着其他人可能会需要。”他说。
我接过了饼干，并且看清楚了他的模样。他其实没那么年轻，不能算是男孩，戴着一副塑料框的眼镜，鼻梁的镜架处粘着胶带。见我盯着他看，他推推眼镜说：“上个星期和朋友去森林公园烧烤，我凑在那里仔细看炭的燃烧，结果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眼镜架都熔化了。哈哈哈哈。”他自己高高兴兴地笑起来。
“我们前几天也在这里生了火。”
“哦哦。你和你的朋友很会找地方。”
“我的朋友——”
“昨晚跳海的那位怎么样了？”
“他需要躺一段时间，但没什么大事。”
“跳海不能那么跳，得要看准时机。”他煞有介事地说。
“你怎么能叫一个跳海的人看准时机啊。哈哈哈。”我们笑了一会儿，分吃完一包饼干，回到操场。工人已经回来了，其他人也陆陆续续醒来，来到操场上活动身体。我们分配了劳动，女孩们打扫营房，男孩们在操场上与工人一起干活。后来卡车过来拖走了音箱和灯光设备，我和小皮坐在营房外面的遮阴处休息和喝水，看男孩们和工人一起收拾最后的建筑垃圾。
“京昨晚的情绪那么激烈是因为王鹿在派对开始前和他分手了。”小皮说。
“他们在谈恋爱？我一点也不知道。”
“王鹿昨天告诉我的。我也很吃惊，没有人看得出来。她希望我能去安慰京。”
“我以为他们都更爱集体生活。”
“他们确实都更爱集体生活，而且也不想破坏这种气氛。王鹿是这样说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希望京能好起来。”
“刚开始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正在一段失恋期的末尾。”小皮沉默片刻说。
“你从没说过。”
“对方是一年多以前在ICQ英语聊天室里认识的女孩，英语非常好，我起初以为她也是大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她在武汉念高三。她总在聊天室里待着是因为她不用参加高考，过完暑假就要去美国念书。我想她以为我是男孩，我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
“嗯。”
“我们开始网恋，而且约好在暑假见面。见面的事情我们计划了很久。”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去武汉找她，然后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山里玩几天。是那种没有手机信号的山里。”
“浪漫。”
“是啊，浪漫。”
“她后来知道你是女孩吗？”
“我们从来没有确切地说起过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只在聊天室和MSN交谈，单纯的文字的交谈。但我想她是知道的，因为后来她消失了。在我们约定见面的前两天，她再也没有回复过消息，也没有出现在聊天室。我还是去了武汉，又像说好的那样去了她学校附近的肯德基，在那里等了三天，用各种方式试图联络她。后来她的手机终于接通了，接电话的是她妈妈，她妈妈让我不要再骚扰她。”
“太过分了。”
“我也能理解。因为我是陌生人，而且因为我是女孩。我的生活困难重重。”
“这不会是女孩自己的意愿，她肯定被家里人阻隔。”
“我也是这样想的。”
“后来你们见面了吗？”
“没有，那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啦。现在她肯定已经在美国了。”
“那她已经自由了。”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件事情，昨天我想告诉王鹿，但我也没能在那个时候告诉她，她有自己的事情要思考，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再说。”
“你最喜欢她什么？”
“你说的是谁？王鹿？”
“不不。那个女孩。”
“美丽的大脑和敏感的心。以前我以为那是独一无二的，但现在我认识了更多朋友，你和王鹿也都是这样的人。”小皮这么说，我捏了捏她的手指。后来陈浩来找我们，手里拿着撕下来的海报和树林里捡的松果。我们都坐上最后一班返程大巴，发车前我四处寻找夏威夷衬衫男孩，我想问问他在论坛的ID，但是他不见踪影。我有些遗憾，却很快忘记了他，和朋友们回到了指挥部。王鹿和京已经从医院回来了。王鹿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枕着书包，轻轻打呼。而小鸟依偎在她头发做成的窝里，偶尔轻轻抖动一下翅膀。
派对过后的相关讨论在论坛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反复回忆和调侃那一天的种种细节，总有新的瞬间成为更高光的时刻。我也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一样，想要不断延续集体幻觉，甚至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音像世界》杂志上，后来却再也没有敢重读，我想那是因为被反复揣摩的快乐，最终却结晶为近乎哀伤的记忆。网站的注册人数也在那段时间里激增，连续好几天的在线人数都维持在一万以上。小皮说那是一个技术性错误造成的，并非同时在线人数，而是当天在线人数的总和。但原先的免费论坛空间无论如何也已经捉襟见肘，小皮在线上发起一场募捐，没想到得到踊跃回应，我们几个也都或多或少地凑了钱，小皮用这笔钱租用了独立服务器，并且趁此机会升级了论坛。自此论坛被分隔成几个板块，不再只是简陋的聊天室。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了混乱，并没有人仔细遵循板块划分的规则。
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在此之后攀升至小小高峰，自十月开始改为直播。我和王鹿原本想在第一期直播中请指挥部的各位一起来节目里做嘉宾，但是京在九月底便来到指挥部和我们道别。他终于谈成一笔大生意，要去深圳，从那里倒卖一批电子产品去莫斯科，等赚到钱以后他要去东南亚的海边生活，泡妞和冲浪——“应该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是这样说的。但陈浩和我们其他人打赌，下了很大的赌注。陈浩说京会在冬天到来前回来，他绝对无法再在莫斯科熬过一个冬天。
京离开之后不久，王鹿也下定决心从指挥部里搬了出来。当时小皮家里空出一间出租房，原本租给饭店的女工当宿舍，那间饭店倒闭以后便空着。房子在杨浦大桥脚下的新村里，有卫生间，煤气灶在公共过道里，租金非常合适，而且被之前居住的女孩们维护得干净整洁。王鹿搬家那天，我们其他人也都去帮忙，除尘，粉刷阳台，更换灯泡。阳台外面有一大片树木，大风刮过，便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劳动至深夜，坐出租车去了通宵营业的大型超市。超市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夜游的人，明亮到几乎产生回声。我们推着购物车，穿梭在庞大整齐的货架之间，随意浪费时间，反复挑选便宜坚固的物品。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确切，但我想京的离开让我们每个人都对原有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动摇，想要去终结或者开始一些事情。
因为京的缺席，我和王鹿取消了原本的安排，像平常录节目一样做了第一期直播。我们在论坛里做了主题征集，打算在之后的节目中完整回顾二十世纪摇滚乐历史。大家纷纷提供素材，有人给我们寄来稀缺珍贵的正版唱片。第一期直播做得相当顺利，我们在中途接听了两位听众来电，直到楼下监管部门的领导突然闯入录音室，厉声呵斥：“你们放的是什么垃圾，立刻停止，节目停播整改！”
当时电波里正在播放的是音速青年乐队同名唱片中的一首歌。我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大脑空白，眼看着王鹿果断地把音乐调低，然后用极其冷静的声音对着话筒说：“对不起，刚才大家听到的不是垃圾或者单纯的噪音，而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简约派音乐家的作品。我们无法再继续播放，再见，了不起的二十世纪。”欧老师等到王鹿把这句话说完，才彻底切断了直播，我的耳返里响起轻柔的室内音乐。我这才意识到，王鹿在哭。她用手肘撑住桌子，肩膀剧烈起伏，哭得毫不掩饰。
当天晚上小皮把事情的始末整理出来发布在论坛上，几小时之后，底下的跟帖滚动了几十页，又真诚又炽热。我和王鹿守在电脑跟前，不断刷新页面，回复消息。后半夜的论坛里，大家接连放歌，井然有序，讨论摇滚的每一波浪潮。我那么感动，却也第一次感觉到沉重的东西压在心头。到了第二天，各地的摇滚论坛都过去观摩，参与讨论，新注册用户剧增。几大门户网站的音乐频道都报道了这场风波，他们用的标题是——“这是大陆摇滚青年在虚拟世界中的第一次大型会面。”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我问王鹿。
“节目停播。我想最坏也不过如此。”
“如果停播，整个论坛的人都要去电台门口游行。”
“感人。”
“我觉得那场游行会像伍德斯托克一样。”
“我不应该在录音室里哭。我总是这样，太软弱了。”
“不是这样的。你说的那句话激动人心，大家都会记得。”
“其实就算现在被停播也没有什么，现在结束，可能是最浪漫的。”
“嗯。就像是在战场上突然死去的年轻人。”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我和王鹿回到电台，想象中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直播正常进行，除了唱片被没收之外，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任何人找我们谈话。相反，不久之后，台湾的联谊电台邀请两位主持人去台北和几位年轻音乐人做一期节目，聊聊两岸摇滚乐的近年发展，欧老师决定将我和王鹿派去台湾。这期间，我们有好几次想找欧老师谈谈，但欧老师或许是完全忘记，或许是认为不值一提。有时候我们说起，她想一想，似乎并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想不是她不愿意与我们交谈，而是她心里想着其他事情，却不想向我们提及。直播一期期继续，再也没有陌生人闯进录音室，但我想，无论是我还是王鹿，都在等待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与此同时，台湾的签注流程极其复杂，但我们积极准备材料，不厌其烦地在各种机构排队，最终得以在十二月底成行。
我和王鹿提前一周来到台北，住在西门町的青年旅馆。同住的还有一对来自台南的情侣，两个日本学生，以及一个看起来已经逗留很久的美国人。旅馆便宜整洁，仅有的问题是半夜摩托车的啸叫，以及派对归来的人外放的摇滚和饶舌音乐。其他人抱怨连连，只有我和王鹿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困扰。
我们每天早晨先在门口便利店买两个饭团，然后坐捷运去师大附近淘唱片。那片区域有不少开在地下室或者阁楼的二手唱片店，老板普遍为人宽厚，除了特别珍贵的版本不能拿出来，多数唱片可以试听。我们坐在地上，抱着纸板箱，各自戴着耳机，找到好东西就互相交换。电台给的津贴相当有限，我们精打细算，拿在手里的唱片都舍不得放下，常常从狭窄的楼梯爬出来，外面天光已暗，而马路上游荡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看起来全都像是张震岳歌里唱的那样。晚上如果不下雨，我和王鹿就带上啤酒和可乐，去旅社的露台聊天。天气不冷也不热，有些潮湿，旁边有橄榄树、柚子树和榕树。我们仔细回顾白天听过的唱片，总在懊悔没有买下的那一张，叹息着发誓，明天醒来便立刻回到店里去。
工作完成得很顺利，我和王鹿在电台节目中结交了乐队的新朋友，一个吉他手兼主唱、一个鼓手和一个什么都会的女孩。他们邀请我们去看他们的演出。演出在大安森林公园，我们早早来到公园门口与其他人会合，有点冷，但是他们扛着设备和一箱啤酒，男孩都穿夏威夷衬衫和拖鞋，女孩穿低腰牛仔裤，扎着头巾。傍晚的公园非常热闹，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棵大树底下看鸟，我们也跟着驻足观望，有个阿伯给我望远镜，解释说一只小鸟正要破壳而出，我接过望远镜看了很久，什么都没看见。乐队演出在水池旁边的一片水泥空地，几个人分工明确，动作利落，很快就搭建好了设备，女孩摇着沙铃，塑料桶也成为打击乐，歌曲旋律无忧无虑，整伙人仿佛常年流浪的马戏团，是我和王鹿从没经历过的气氛，又朴素又疯癫。四周鸟语花香，这时候天也暗下来，看鸟的人从树下散开，又聚拢到舞台周围，台上台下的人都在喝啤酒，跟随节奏晃肩膀和抖脚，这样没出半个小时就引来两位警察。然而两位警察态度温柔，循循善诱，非但不着急赶人，反而也跟着一起晃肩膀和抖脚。于是乐队又格外卖力地演唱了两首歌才散场，把周围的垃圾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警察和我们其他人也一起帮忙。
第二天下午他们三个骑着摩托来旅馆接我们去看飞机降落。我和王鹿坐在男孩的车后面，女孩则带着一只小狗。我第一次坐摩托车，克服了最初的紧张以后，周围风景浮光掠影，感到我和朋友都像是青春片里的人。我们在松山机场后面的荒地里打转，往返几次错过极其不起眼的标志，之后经过一条颠簸的小道驶入停机坪背后腹地，直到被铁丝网和植物挡住去路。路边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等待的人。风很大，把树枝、野草和人都吹得东倒西歪。他们说天不好，云层太厚。很快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仰起头来，第一架飞机出现。先是远处云层里闪烁的机翼灯，接着飞机慢慢显出形状，不疾不缓地朝我们的方向接近，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在大风中左右摆动着保持平衡。从头顶低低掠过时，我不由自主地俯了俯身。后来我们纷纷拿出零钱来打赌，从机翼灯来判断是大飞机还是小飞机。有时一架庞大的空中客机轰鸣着降落，大家都张大嘴巴，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抹香鲸的肚子底下。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乐队排练房。排练房在普普通通的居民楼里，电梯很窄，只能面对面容下四个人，提着乐器和音箱的话就得分批乘坐。那里原本是鼓手自己家的屋子，走廊里堆满东西，得侧身挤过，窗户和门都加厚了，四面墙壁和天花板贴满吸音棉。冰箱里都是啤酒，地上都是烟屁股。我和王鹿坐在窗边，对面的楼房窗户闪烁着各种霓虹灯广告，贷款的、卖机票的、辅导功课的。他们排练的新歌和昨天在公园的演出完全不同，随手拿起来的生活用品都被当作打击乐器，相当朋克，又极其嬉皮。窗门紧闭，噪音轰鸣，我很快就热得透不过气来，并且感到整栋楼都在摇晃。等吉他暂停的间歇，我们才反应过来，外面的人已经快把门砸烂了。开门以后外面又站着一位警察。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去参加比赛？又有人报警。”警察问他们。
“下个月。放心吧，等我们赢到奖金以后就去租真正的排练房。”鼓手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乐器行排练，但那里计时收费，而且还得排档期。”吉他手说。
“你们要注意音量啊，练得那么辛苦，总被开罚单得不偿失。”警察说着开出一张罚单。他们接过罚单，然后女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给警察，警察摆摆手和他们道别。
“我们正在准备参加一个乐队比赛，要是得到大奖，扣税以后会有十七万台币的奖金。我们每个人分一万块钱，剩下的就可以存起来当作乐队的基金。等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找到了更稳定的排练房。”吉他手转身告诉我们。
“你们好像赏金猎人。”王鹿说。
“这个称呼好酷。”女孩说。然后他们关闭了效果器，打开窗户。外面是马路上摩托车的洪流，他们在音箱里放起轻柔的古典音乐。
“我一点也不想回去。”我告诉王鹿。
“我也一样。”她回答。
我和王鹿在新年第一天离开台北，第二天回到电台开会。广播大厦门口全部都是人，保安说昨天他们也聚集在这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冷，但人群安安静静的，穿得很多，席地而坐，带着吉他、海报和花，给往来的工作人员让出行走通道。欧老师在会议开始前找到我和王鹿，告诉我们张宙的节目停播了。除了持续低迷的收听率之外，主要的原因是从今年起，所有节目都将实行广告自营，简单说来，以后只有能拿到广告赞助的节目才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欧老师向来未雨绸缪，从索尼公司为我们和张宙以及她所负责的其他几个节目拉来第一笔赞助，但是张宙在此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我和王鹿依然在等待处理结果，始终认为被停播的应该是我们的节目。
“张宙接下来要去哪里？”王鹿问。
“他要和朋友去边境办学校。但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欧老师说。
“哪里的边境？”王鹿继续问。
“我不清楚。他没有说。也可能他只是喜欢边境这个意象，他就是这样的。”欧老师说。
“外面的人是来和他道别的啊。”我说。
“没想到他有那么多听众。”王鹿感慨。
“新年夜就已经有人等在了外面，张宙的节目那天播出最后一期。但他已经走了，他早就作好了决定，之前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欧老师说。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结束节目，总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我说。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欧老师说。
“我们还没见过他。”王鹿说。
“你们见过他。在你们的派对上，那天他也去了。”欧老师打断我们。
“他来参加了我们的派对？”我和王鹿都很吃惊。
“凡是派对，跋山涉水他都会去的。他很喜欢你们，和你们各自聊了天。”欧老师说。
“我想起来了。他来舞台边找我，在京摔下来之前。”王鹿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夏威夷衬衫男孩。
“你们聊了些什么？”我赶紧问王鹿。
“摇滚乐之类的。”王鹿说。
“还有呢？再想想。”我继续追问。
“我那时在想着其他事情，没法专心和他讲话。他能感觉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王鹿说。
“你呢？”王鹿问我。
“朋友。我们聊了朋友和友谊。”我现在又想起更多。我们在水边，在浅滩上，太阳迟迟没有升起来，那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交谈，有时候是他在讲，有时候是我在讲，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水面吹过干净的风，虽然有很多云，但光线透亮。我的饼干渣都掉在地上，麻雀过来，在我们脚边走动。后来张宙说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朋友，怀着显而易见的骄傲和快乐，他也说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为的被荒废的时光。
我和王鹿走出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下班的人和放学的人，他们把包放下，坐在台阶上。于是我们也加入他们，气氛轻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却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冬日派对来拉开序幕。这时有人拨开人群，张开双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来。
“潇潇！”王鹿大叫，继而跳起来抱住潇潇。天冷得要命，潇潇只穿着运动衫和牛仔外套，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本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这里。我也想拥抱潇潇，但我迟疑了，然后那个时刻便过去了。潇潇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我们。
“我那天听完张宙的节目就跑来电台了，想要当面和他道个别，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说。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就来了上海。”潇潇说。
“你早就可以联络我们的。”我说。
“我知道。来到上海以后，张宙的节目和你们的节目，我一期都没错过。”潇潇回答。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
“是吗？”我问。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王鹿问。
“我嘛——我想先对生活负起责任来。”潇潇这么说，怀着乐观和忧患。我想他和以前多么不同，他在担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说梦话。
我们三个离开广播大厦以后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边又长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撑住薄薄的外套，看起来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某些时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应该总是拿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而且我很久没见到潇潇，变得陌生，也是极其自然的。后来我们来到河边。风无遮无拦，又野蛮又刺骨。我们遇见桥就翻过去，一会儿在岸的这一边，一会儿在岸的另一边。有些地方极其破败，防洪堤底下散发着尿味，天稍稍暗下来以后，水鸟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结冰，我们走得极其小心，而且总是被棚屋、绿化带以及突然出现的路障阻断，不得不绕过小片小片的居民区，再想方设法回到河边。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见浅浅的浪和漩涡。我们交谈得越来越投入，对于周边事物变得毫不在意。
河对岸的楼房渐渐亮起灯，枯萎的芦苇大片大片倒在河边，我们在中间穿来穿去，又累又渴，终于不得不停下来，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烟。风小了，气温却变得更低，空气里始终有冰冷的泥煤味。我们不时站起来，跺脚，原地转圈，跳来跳去，不让自己冻僵。附近不知道哪里有篮球场，能听到叫喊和球撞击水泥地的声音，还有夜钓的人在电鱼，啪啪直响。
“苏州河里有人游泳吗？”潇潇问。
“从没见过。以前河水太脏了，现在慢慢好起来了。”王鹿说。
“那有人划船吗？”潇潇问。
“没有。”王鹿说。
“皮划艇呢？”潇潇继续问。
“你的想法都过分浪漫了。”我打断了他。
“据说有游船码头，船会沿河道行驶一段，但没人见过，也不知道是哪一段。”王鹿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自己划船，游览两岸风景，我肯定没人这么干过。”潇潇憧憬，“小时候我家有个充气艇，用打气筒充气的那种。你还记得以前有段时间吗，好像人人家里都有充气艇，暑假里我爸和我带着充气艇去水库，特别管用。”
“河里可以划船吗？”我问。
“不知道，没人想过这样的问题。”王鹿说。
“我不是在说着玩，我是认真的。”潇潇说。
“我知道。你想要对生活负起责任。”我这么说，像是在嘲讽他，但其实完全没有。
“是啊。我也觉得艰难，但我会这样去做的。”潇潇说着，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而我看着河水，感到就快下雪了，河面有些地方结起薄薄的冰。我不知道潇潇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他又陷入忧心忡忡的状态，为了一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对他说：“我明白。我理解你，我也是这样想的。”
五点半以后天便彻底暗了，我们爬下防洪堤，穿过瓦砾和杂草，在附近的公交站等车。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站牌上全部都是不认识的路线。随意跳上一辆开往人民广场的车以后，车上没什么人，我们占据了整个后半部分的车厢。沿途荒芜，一路都是巨大厂房，衬托着冬日的无边无际。司机有时候接连几站都不停，有时候又在一站停很久。车再次停下的时候，潇潇突然跳起来，说他要下车，然后他便真的下车了。下车以后他没走，车也没有开，我觉得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和王鹿看着车窗外面，除了夜晚宽阔的沥青道路，和几株不知是否能熬过冬天的小小树苗，什么都没有。我想潇潇根本不住在这里，他只是非常擅长以各种方式道别。后来车终于开了，引擎振动着，潇潇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朝我和王鹿挥手。我又扭头看他，很快就看不见了。
春节之后我和王鹿振作起来，试图自己去解决广告和钱的问题。然而这次面对的困难与以往不同，我们向来对更为庞大的系统和结构不屑一顾，缺乏基本认知，因此付出的努力毫无章法和方向，幼稚可笑。每次与专业人士沟通之后，挫败感都在加剧，写给各类唱片公司和文化公司的邮件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回复。我们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酒吧和俱乐部，有时与那里的人开怀畅聊，结果他们往往比我们更需要钱和帮助。这种情况持续着，直到潇潇工作的俱乐部正式开张，邀请王鹿和乐队去演出，回来以后他们对那里赞不绝口。据说俱乐部老板野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一口气签了不少乐队，给的条件相当优厚。他对我们的节目也很感兴趣，说好等到三月份，日本那边的投资人过来，我们再一起谈谈赞助的事情。但他希望我们在此之前能做出两期分量重的节目，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和王鹿不喜欢准备筹码或者被人当作筹码，但张宙的节目停播激励了我们，怀着决心，与沉重的东西作战，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正逢罗大佑在广州开完演唱会以后来到上海，三月初要在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做两场音乐讲座。我们向欧老师申报了选题，同时联络唱片公司进行采访。
采访被安排在同济讲座之前，我和王鹿提前到达，在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罗大佑准时推门而入，跟随着两三位工作人员。他穿着朴素的深色夹克，精神抖擞，两手空空，我却立刻辨别出一些难忘的东西。他坐下之后又起身，打开窗户，窗户对着操场，他问我们能不能去那里采访。
于是他撇下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在领操台上方的看台坐下。我和王鹿重新支好了录音设备，从耳返里能听见远远的欢呼声和口哨声。罗大佑说话的声音像一只从低空掠过的大鸟，舒展着翅膀。那段时间他搬到北京居住，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王鹿和他聊起北京的事情，城中村的奇崛，四处都在挖掘和建造的大型工地，但是冬天的北海公园总是那么美。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点了一根烟。风有一点料峭，有一点暖和。
“你还记得二〇〇一年上海的那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你做了什么吗？”我问罗大佑。
“我坐车回酒店，经过衡山路，听到路边有人在合唱《未来的主人翁》，非常想要加入其中。”他回答。
“我俩是在那天认识的，在那场演唱会上。”我说。
“真的吗？友谊万岁。”罗大佑说。
“友谊万岁啊。”我们说。
直到我和王鹿离开学校，才感到自己做了一场庞大的好梦。我们内心澎湃，无法平静，于是回到电台彻夜剪辑录音素材，最终剪出上中下三集节目。除了有罗大佑的采访之外，我们还将在台湾录制的素材也加入其中。那些素材里有大安森林公园里的演出片段，朋友们在排练房和露台的聊天记录，音像店里播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谣，荒野里飞机引擎的轰鸣。等我和王鹿从剪辑室出来，清晨的马路上空空荡荡。我们在高架桥下走了一段路，没有车，工地的机器仍然在休眠中，王鹿大声唱着——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这期节目在全国广播大奖赛中获得了十佳节目的奖项。小皮将节目压制以后上传到论坛，在其他各个网站和论坛间被转载无数。有一间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因为从节目里听到台湾乐队的小样，通过我们联络他们，很快与他们签订了唱片合约。正好他们没能在那场重要的乐队比赛中获得头奖，与奖金失之交臂，于是干脆卖掉了摩托车，三个人搬到了北京，住进鼓楼附近的胡同，一边录制唱片，一边演出。正好我和王鹿要去北京领奖，便和他们说好在北京见面。
然而到了四月，SARS在北京全面爆发，学校停课，部分工厂停工，颁奖晚会取消了。接下来上海也受到了影响，政府借此对全市防空洞进行整治，扫除顽疾，驱逐了大量地下人口和设施。服装厂因为非法运营和劳工问题被整个端掉，一百台缝纫机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陈浩趁机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盘下服装厂被清空的几间房间，改造成排练房。他预言从现在起，直到奥运会，将迎来一场文艺复兴。
然而不久上海所有乐队的演出和排练都停了下来，不少俱乐部和酒吧因为生意惨淡而歇业，也包括潇潇工作的俱乐部。
据说日本方面已经撤资，值钱的设备被连夜运走，之前签下的乐队除了预付款之外，没有拿到任何演出费用，滞留的员工也被拖欠了两个月工资。王鹿和其他几支乐队接连几天去俱乐部催讨演出费，但老板始终不见踪影。僵持几天之后，大家撬开了酒柜，合力喝空了那里最贵的几瓶酒。
我和王鹿也失去了原本说好的广告赞助机会，但电台领导依然重视节目所得到的奖项，几次找我和王鹿交谈，数个小时，讨论未来构想。我们做出一些计划，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想，在与商业和体制的冲撞中，我们完全暴露出最软弱和虚幻的部分。不久之后，电台作出决定。首先，加大投入，将节目打造成电台青春品牌。从暑期开始，每周一三五在黄金时段直播。其次，由广告部专门负责节目的广告合作和冠名。并且，与王鹿签署正式员工合同，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位有经验和声誉的主持人与她搭档。与我的临时合约将在八月底节目改版前到期，之后我不会再参与节目的制作。在正式发布通告之前，欧老师将这个决定转述给我和王鹿。她的表达相当谨慎，不断停顿，但我感激她没有对我表现出遗憾或者同情，她的温柔和决断一如既往。
“我们其实早就讨论过关于结束节目的事情。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王鹿说。
我和欧老师都保持着沉默。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节目凭借好运，横冲直撞，不知不觉已经穿过重重险滩。然而我们所以为的无畏无阻终究还是幻觉和扯淡。
“是因为钱的问题吗？”王鹿问。
“钱肯定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他考虑。”欧老师说。
“什么样的考虑？”王鹿肯定不愿罢休。
“我和你一样，不认同这个决定。但我是站在节目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电台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青春品牌，却在决策的过程中切割掉了青春中重要的部分。摇摆，傲慢，对具体事物的漠视，还有自蹈死地的热情。这样是不对的。”欧老师说。
“那个切割掉的部分，你说的是我吗？”我说。
“我说的是你们啊。但我想，对于你们个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无所谓好坏。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然后再作出你们自己的决定。”欧老师说。
“你们还记得那个得一等奖的西北男孩吗？”我问她们。
“记得啊。”王鹿说。
“有时候我遇见困难，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风是怎么样的，草又如何翻滚成浪。但我现在觉得，我其实从没遇见过真正的困难。或者也有可能，最困难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啊。”我这么说，想要安慰她们。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阶段性的吧。困难啊快乐啊。”欧老师说。
“是的。我明白。”我回答。
SARS的阴影消失殆尽之后，陈浩的预言得到应验。那段时间各地疯狂举办音乐节，新组建的乐队前赴后继，他刚刚改造完成的两间排练房突然档期全满。排练房虽然装修简易，但设施齐备。一部分是京留下的，一部分是从Ebay买的，都是便宜的二手进口乐器，对没有演出经验的年轻乐队来说已经足够。四十块钱一小时，学生有折扣，比在外面唱卡拉OK便宜很多。
小皮在论坛上开设了一个租赁板块，交换排练房的租赁信息，询问价格和设备。置顶的帖子里强调了排练房的规则，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私拉电线，禁止留宿。其实根本不管用。后来有昆山和苏州的乐队坐火车过来排练，一百块通宵。排练房里终日乌烟瘴气，留宿着各种流浪儿。防空洞的气氛很快变了，涂鸦覆盖了通道，更不用说遍地的烟头和啤酒瓶。有时候我们早晨回到指挥部，要穿过外面的呕吐物和烂醉的乐手。有过几次斗殴，最严重的一次从地下打到地面，招来警察和救护车。渐渐论坛里有人称陈浩为地下摇滚教父，后来大家见面都这么叫他，我们也跟着叫，觉得又好笑又讽刺。
后来有记者过来采访，拍了很多照片，让陈浩谈谈将来的规划。陈浩自嘲，说他不要做教父，他要做防空洞国王。记者也采访了其他人，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扯淡。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情境主义，没人听说过，以为是一种环保概念。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年轻人放下各种社会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漂移实践的活动——“但这里的人不是什么主义，他们只是耗着，等待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建议。”陈浩打断他。我能理解他在说什么。那段时间里我和王鹿始终回避说起与节目相关的事情，不断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并且不约而同地开始重听张宙的磁带。
采访接近尾声时，整片区域停电。外面哄闹叫嚣，大家打着手电，陆陆续续从防空洞里出来。我们送走记者，买了一个西瓜，坐在马路旁边吃。小皮提起她收到一份工作的录取邀请，我们都有些意外。应届毕业生受到SARS影响找工作都很困难，招聘会全部取消了，小皮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投放任何简历。
“有几个程序员正在一起开发一个新的网站。如果真的做出来可能会非常了不起。所有音乐、书和电影，都能够在上面搜索到条目，也能够分享自己的感受。”小皮说。
“牛啊。你还迟疑什么？”陈浩说。
“因为办公在北京。过完暑假我就要去北京了。”小皮说。
“这样啊。”陈浩说。
“你还记得你和我们打的赌吗？冬天早就过去啦。”小皮对陈浩说。
“京嘛，这个浑蛋。”陈浩说。
“我也很想他啊。我们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小皮说。
“俄罗斯现在几点？”陈浩问。
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还是给京打了电话，那头立刻就接了起来。
“X。”京骂骂咧咧。
“你在干嘛？”我们问。
“我刚刚起床，在做早饭呢。”京说。
“你早饭吃什么呢？”我们又问。
“香肠、面包、腌蘑菇和酸奶油。”他说。
“那你吃完了要去哪里？”我们继续问。“我要和朋友去贝加尔湖，我们要去裸泳。”京说。
“有女孩吗？”陈浩问。
“废话。”京说。
“哈哈哈。吹牛。”陈浩说。我想象夏天的贝加尔湖，一道浪总是连接着另一道浪，感到心都要碎了。
录制最后一期节目前的一天，我和王鹿打电话给潇潇，约在人民广场见面。之后我们辗转几间大型体育用品商店，终于买到一艘充气艇，热心的店员询问我们要去哪里，又附赠了划桨和救生衣。我们从出租车下来，拖着充气艇，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来到苏州河拐弯处一小片杳无人烟的绿汀。时间还早，我们翻过桥到对岸踩点，观察水的流向，规划了线路，给小艇充气，然后等待天黑。水鸟也陆陆续续从四处飞回，扑进水里捕捉小鱼，站在树枝上吃，不久便纷纷消失在树阴里。
“今天的天气好像我们去紫霞湖的那天。”我说。
“是啊。我最近常常想起那天。”王鹿说。
“我告诉过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潇潇说。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高兴。”王鹿说。
“那竟然是你最高兴的一天。太可悲了。”潇潇说。
“不是最高兴，是从那一天起知道什么是高兴，知道了以后，就再也不想不高兴了。为了不要不高兴，我想我关闭了与其他很多人共情的通道。”王鹿说。
“你怎么会发现那么好的地方？”我问潇潇。
“紫霞湖吗？张宙带我去的，我没告诉过你们吗？”潇潇说。
“没有。你还有多少事情没告诉过我们？”我和王鹿说。
“张宙当时就住在距离紫霞湖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天我和防风林里另外一个人去他家里找他，忘记为了什么。晚上十一点多从他家里出来，他带着我们去紫霞湖游泳。也是现在的季节，风都是烫的。湖里就我们三个人，灌木丛里都是萤火虫，头顶能看到银河。另外那个人好像是诗人之类的，所以张宙一直在和他谈论诗歌。我一个人游泳，没有加入他们的对话。上岸的时候，我的一只鞋在草丛里找不到了，可能被狗叼走了。我光着脚走下山，坐公交车回到学校宿舍。你们说，经历过这样的夜晚，是不是会对人生造成一些影响？”潇潇说。
“当然了。”我说。
“我也希望夜晚再去一次。”王鹿说。
“别说过去的事情了，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啊。”潇潇说。
于是我们在岸边等到晚上十点，直到对岸楼房里的灯渐渐熄灭，穿上救生衣，脱下鞋子，一起将充气艇推入河道。潇潇先跳了上去，然后是王鹿和我。小艇剧烈晃动，等我们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接着潇潇执桨，很快便找到了节奏和方向，带起有力的波纹，小艇笔直驶向河道。夜晚的水流相比白天更浑浊和湍急，我们三个的重量把小艇压得不堪重负，船舷紧紧贴着水面，小小的浪就能把外面的水灌进来。两岸是低矮的仓库和厂房，我们经过一座桥，被台风刮断的树还没有来得及被拖走，遒劲粗大的树枝卡在桥墩底下，一艘河道垃圾清洁快艇驶过我们身边，停了下来，甲板上堆着从河里捞出来的水草，堆成一个个小坡。工人蹲在船舷抽烟，招呼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搞来这玩意儿？”
“买来的。”潇潇说。
“可真不错。”他说着，驾驶员也探出脑袋，朝我们嘿嘿直乐。
“那边的人好像是在喊你们。”工人伸出手臂，左侧的岸边有人打着手电照向我们。但是光束太微弱，中途便消逝在黑暗的河面，只能看到两枚白色光点在灌木里舞动。有人朝我们喊话，但快艇的马达太响了，我们也得扯着嗓子彼此说话。
“他们在喊什么？”王鹿问。
“喊你们回去。可能是警察，那你们就惨了。”工人说。
“不是警察，是联防队的。你们得回去，河上不让划船。”驾驶员又探出脑袋来。
“我们也没看到告示啊。”潇潇说。
“你们要去哪里？”工人问。
“前面是哪里？”潇潇说。
“吴淞，然后从苏州进入钱塘江。但是你们这船不行，去不了远的地方。”工人说。
“我们没打算去那里，我们看看风景。”我们纷纷解释。
“晚上涨潮，你们当心。我们收工了。”工人弹出烟头。
“回见啊。”我们大声说。
快艇的马达轰鸣，拖出白色的浪，潇潇叼着烟，偶尔拨动一下桨。岸边的手电筒又多出几束光，但联防队员似乎也不再着急，只是在岸边跟着我们慢慢走。有时绕过棚屋和绿化带，消失片刻，又继续出现在前方。我们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我们抽烟，他们也抽烟。河面的风温暖湿润，远处有一些明亮的高楼，我们被蚊子和夜晚的水雾包围，忧心忡忡，像三个劫后余生的人。刚刚逃出一场灾难，休息着，毫不费力地顺流而下，直到前方出现一个荒凉的游船码头。水里立着褪色的罗马柱，栈板腐烂了，成为水鸟休憩的地方。
“靠岸吧。”王鹿坚决地说。
“这里吗？”潇潇问。
“明天我们不是还有一场派对吗。”王鹿回答。
于是我们奋力将小艇划向岸边，潇潇探身抓住栈板的缆绳。我们三个扔下充气艇，蹬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亮晶晶的，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在结实的地面，我心里涌起感激，回头望向河的对岸，那里有十几束手电的光，照在水里，照在树叶上。我们朝他们挥手、吹口哨，我想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但其实我们都能听见那边，也传来欢呼的声音。
一道浪总是连着下一道浪
——创作谈BY周嘉宁
2020年夏天，朋友从微信上发来二十秒视频，是夜晚的苏州河。我放了几遍，才稍稍看清黑色的涟漪里，一个脑袋起起伏伏朝对面游去。
“上周去苏州河里游了一个泳，不知道是否值得写成一个短篇。”朋友这样说。
“这是苏州河的哪一段？”我问。
“四行仓库附近。”朋友说。
“水好不好？”我问。
“水不行。”朋友简短地回答。
这几年来朋友数次推荐我去坐苏州河观光船，而我一再拖延，朋友终于放弃希望后不久，游船码头也关闭荒废。我自2020年夏天开始缓缓写明日的派对，直到一年之后。又再次在人大提案中看到了苏州河浏览线路重启的计划。这期间苏州河两岸的步行道逐段贯通，有一天我与朋友一路往西走，在夜晚的芦苇中穿梭，经过几个工地，至力尽才折返，坐在中远两湾城的台阶上喝水吃面包，观看对岸夜色里的公园。
我没有将在夏夜苏州河里游泳的事写成短篇，也没有坐上河道里的船。这几年里，我只是花了很多时间记录和描写各种形态的浪，回过神来，我的主人公们已经划着皮划艇到达了河的对岸。他们蹚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那里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和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到结实的地面。很多手电的光照在水里，照在树叶上，但无论如何都不再能照到他们的身上。
感谢姜亦朋姐姐在2020年夏天接受我的采访，我自此积累起《明日派对》的第一笔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