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太平
一
林老太太往生第二天，铳炮声就周知了邻里。林家门上多了“慈制”字样，哀戚一片。林东方让儿子林太吉去邻里家报死，分发丧贴（一定要放在人家椅子上），叮嘱他不许说“死”字，就说奶奶老啦，别人都懂。可惜奶奶没过八十，家里只能穿蓝，代表孝顺。
林太吉裤兜里塞着一台新手机，那是母亲回家送给他的。林太吉心里窃喜得很，他终于体会到了邻居家明明只剩两个人却盖了十三层楼的极致的快乐，脸上却只能表示大悲。林太吉知道，在那十三层楼里，从十楼到十三楼都没装修，跟个工地似的，大、脏、很多垃圾，不像个家，倒像个真相。他们潦潦草草就好好弄了个外墙，搞得富丽堂皇，外国的房子似的。没人上去过他们家的十几层，林太吉上去过，所以他知道，那栋楼的荣耀是有瑕疵的。相较之下，林太吉的手机可是簇新的，最新的，里里外外都是货真价实的，没有一丁点冒牌之处。四海八荒的年轻人，谁都没有比他更新的手机了。他恨不得跟所有人视频，跟所有人说：“嘿嘿，新的，也就那样。”
2002年，母亲离开家时林太吉才一岁半，按说，奶奶才是他最亲的人，实际上也是如此。但母亲有钱，至少回来的时候看起来是这样，有钱就令人欢迎，令人感到亲，突然间就亲了起来，一点也不唐突。林太吉拿到新手机，几乎连自己两岁时母亲长什么样子都快要想起来了。当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躲到屋后院跟手机里的女朋友视频。大太阳底下，他还戴了一副母亲送他的新墨镜，摆弄来摆弄去，抱怨女朋友的脸怎么黑乎乎的，结果被手机里的女朋友臭骂一顿。她每个月花不少钱在脸上，就希望看起来更白，像日光灯一样白。女朋友说，那你把手机送我吧。林太吉嬉皮笑脸说，那你把上衣脱了，给我看一眼。他俩总是那么相谈甚欢、其乐融融，虽然林太吉从没见过她真人，但他有她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就是爱情。他刚才还在想，怎么把那些照片导入新手机。
聊完视频电话，林太吉不慎听到屋里父亲问，再走吗？母亲说，还要想想办法。林太吉猜想母亲也许并没有拿到新身份。虽然她对所有人都说她已经是英国人了。听说，拿到身份的人，都不会再回来了，葬礼也不会回来，天塌下来也不会回来。这样的事，林太吉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问问清楚，反正他是不会去问的，也不知道怎么问。他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见到母亲真人，虽然他已经快十八了。母亲真人不错，就那样，跟想的差不多。
林太吉也没有亲眼看到父亲母亲说话的那个场景。因为这似乎是极反常的，反常到让人不好意思面对。2002年到2009年，也就是林太吉十岁以前，他就是没有母亲的孩子，这在周遭也并不稀奇。更多的孩子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或者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他的状况算比较冷门。毕竟女人等男人，那是天经地义的。男人等女人，就有点与众不同，有点丢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命里安排的事。开始母亲和父亲都去了法国，那时法国比较松。林太吉本来也会成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孤儿”，成为和其他小孩一样的人。谁知临到入关，父亲被通知遣返。于是，背着双份债务的母亲，独自乘“欧洲之星”到了伦敦。她从外卖店做起，这次回来以前已经是住家保姆，周入六百英镑。那可是喜人的数字，可以平息不少事，还清了债，整修了家。十七年前，林东方回到家里，继续给同乡看看仓库。他大部分时间都闲着，一个月赚八百块钱，这几年，涨到了一千八百块。很多人都谣传林太吉母亲在伦敦一定是有相好了，没有女人能独自打拼。林东方也相信这样的传言，但林东方从来不提这事，这在周遭同样不稀奇。他有时出去找小姐，还特地搞得人尽皆知。奶奶问他，太吉什么时候出去。父亲说，等我弄到钱。奶奶说，你一直在糟蹋钱。奶奶更喜欢林太吉，对太吉说：“你和你爸可不一样，你是个读书人。”太吉读到高中就辍学了，他在家族的默许之下等待着一种命定的“转机”，这个转机也不知道算是不当“读书人”了，还是要当“读书人”了。
2012年之后，母亲突然出现在了林太吉的生活里。林太吉对手机里她的样貌感到惊异，但令他更惊异的是手机的神奇。从此，他们一家三口，每个月在手机里团聚一次。父亲会拿着手机，拍摄家里需要什么的场景，譬如说，“你看，地板坏了”，然后用手机照着破洞。譬如说，“你看，隔壁买了新车”，然后用手机照着新车。譬如说，“你看，太吉可以结婚了”，就拿手机照着太吉。太吉很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一个安排好的老婆了。一旦母亲给买了房，老婆就会从天而降。
二
出殡队伍长而复杂，乐队之后就是摩托车连接着三轮车，花圈是泡沫塑料做的，上面钉着稀稀落落的花。魂轿也免了，沿路飘飘荡荡的只有孝灯、招魂幡、挽联、铭旗，吹鼓手演奏各种运动会开场也会演奏的进行曲。和林太吉曾经见过的执绋队伍相比，算简约得很了。
如果不是两年前，父亲把母亲这几年寄回来的钱投去了P2P，花牌上的鲜花还能插得更加密集一点，母亲也能坐上竹轿。如果没有P2P，不管奶奶死没死，母亲都已经要彻底回家了。可惜出了事，这两年母亲只得一边重新赚钱，一边想把快要十八岁的林太吉带出去一起赚钱。这显然令父亲感到生气。母亲总是在手机视频里说，快要来不及搞了，叫林东方抓紧。林东方则坚持，一定要让林太吉在老家先结个婚，生个孩子再走。女人他都找人看好了，就差买个房子。男人结了婚出去是最好的，虽然父亲并没有从这种习俗中获得个什么好。如今，奶奶走了，母亲回来了，父亲倒是借机重回起点，时光倒流。那时候他就跟林太吉似的，快要结婚，快要有孩子，快要出国。天地之间充满光明的希望，致富的十三层楼的那种希望，而不是幽冥灯里的孝子的希望。
第一次见到自己未来的太太，林太吉居然十分紧张，血脉偾张。尽管他已经在电脑里看过裸体的女人无数，手机里也有女朋友奖赏的美照，但这个太太是他没有用别的东西看过的，是直接用眼睛看的，可真是刺激。说不上好看，也不是难看。她好像也不知道应该忙着紧张，还是忙着为她根本没见过的一个老太太悲伤。
能出席奶奶的葬礼，说明这事可能真的八九不离十。丧事里包裹着快要来临的喜事，林太吉觉得自己脸上分外有光。团圆的乐曲响彻天际，戴着蓝帽子或白帽子的宾客笑意盈盈，臂弯里挎着红带子的妇女们都心知肚明地见证了这一切，大号的喇叭口上白底红字贴着“玖乐”“床前小儿女，人间第一情”……持招魂幡的林太吉觉得奶奶升天这一日，居然令他有一丝醉意，一息微风随幡掠过头顶，命运像奶奶棺木上写的那行字一样磊落温馨：“美德长存”……
“要不要问老婆要个微信呢？”跪在地上的林太吉心想。
三
因为陪伴母亲走过最后的岁月（包括最后之前的那些岁月，他其实也没有离开过母亲超过一周），林东方虽然投资不力、一事无成，却享有“孝子”的美名，他也乐在其中，是连四十九孝歌都不用唱，就被盖棺定论、不会易动的一份荣誉。他本来想，投资赚大钱之后，他能像个男人一样给儿子买房，让儿子成家，送儿子出国，光宗耀祖盖楼房，子孙满堂办移民。可惜时局太差了。出国也没有从前那么容易，先要把户口换了，再找机会交钱滞留。眼看着人生大半过去了，上一回和老婆睡觉还是十几年前，说紧张是丢人的，但比紧张还丢人的，是身体也不如从前听话了。林东方觉得，老婆就在手机里当老婆也不错，她可真能挣钱，回来可惜了。她一定还有很多事没说真话。可他们并没有去领离婚证，这是事实。他们结婚十八年了，这也是事实。太吉就是证据。如果不是母亲走了，太吉要结婚，他们三人见面简直遥遥无期。就像隔壁谁家、谁谁家、谁谁谁家，各拿各的护照、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谁。一个月视频里团圆一次，说说自己赚了多少钱，说说家里还缺什么……这可不就是太平日子吗？
四
“……我回来看完了病，太吉结了婚，就想办法回来的。”林太吉起夜尿尿时听到母亲对着手机说。他定睛看了一会儿，手机里的那张脸怎么黑乎乎的。回屋时他不慎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又定睛看了一下，原来一张遗落的魂帛，刚好盖在地板的破洞上。林太吉想起来，父亲曾说要修这块地板，但他从来不直接问母亲要钱，他会拿手机朝着要花钱的地方——破洞，或者他的脸——照一下……
父亲挺逗的。他想。
锦缠道
一
“乌鲁木齐中路是上海市徐汇区及静安区的一条道路。在1911年到1943年之间的名称为麦琪路（Route Alfread Magy）。该路为南北走向，南至淮海中路接乌鲁木齐南路，北至华山路接乌鲁木齐北路，全长八百八十米，宽十二至二十七米……”我和麦琪小时候学弹钢琴，常常走过那里。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蹚过。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城市排水并不好，水门汀上积攒起小水塘是容易的事，汽车开过的时候，会溅起跳跃的水龙。雨后，我和麦琪曾经交流过，要如何把池塘里的蝌蚪捞起来，放到雨天的临时水塘里玩，一阵心领神会的哧笑。可乌鲁木齐中路的水塘是不一样的。我们决不会在那里养蝌蚪，再等太阳出来，坐在地上等待蝌蚪被活活晒干。那是我们都没有福分出生的城市蛋黄区，可不是什么干坏事的好地方。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
那一年，可能是伴随着“一只小老鼠在昏暗幽深的大森林里散步”“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软塌塌、乱蓬蓬、棉尾巴和彼得”等等甜美故事的磁带声，我们潜意识中还相信着不管什么比赛，乌龟终将战胜兔子，严肃的老师就是突然冒出的乌鸦，爱丽丝钻入兔子洞就是掉入另一个世界，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掉出来的爱丽丝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我们咬着一毛钱一张的葱油饼，被音乐学院门口外国人慢跑的身影攫住了眼神。那些外国人看起来并不真的赶时间，却跑着步。上海的天色一如既往灰蒙蒙的，那些和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却好像携带着什么未名的、神秘的东西，在城市里穿梭、飘曳，播撒偶然的种子。
那是我和麦琪最早看到的、活的外国人，他们的步伐伴随着音乐学院里传来的各种乐器刻苦操演的声音，显得十分奇异。外国人的脸上总有一种没有表情的自在和松弛，院里传来的琴声又难免代表着青年同胞的苦劳。我不喜欢外国人的腔调，因为分明他们是寓居，却显得我们像外国人。麦琪和我的感受一定很不同。我曾经以为，我和麦琪还会有许多个这样的时刻，我们一起穿越时光，我们会看到无数种相似的惊异。殊不知人生中许多事都说不好。有些起初并不起眼的事居然都是一次性闪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它非常重要，好像风吹落了深秋的最后一片叶子。后来还会有许多凛冽的事要发生，但都与那息风无关了。
我和麦琪都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第一次出国（晚得好像并不值得正经说出来），她去了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了日本（出了公差）。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有点紧张，突然想到一首老歌，叫《人在旅途》，是一位新加坡歌手唱的。我和麦琪都喜欢看新加坡电视剧。新加坡人说的是中国话，口音却很特别。看完了电视剧，我们还要争论电视里的女主人公谁最漂亮，那是练琴闲暇，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想看得更仔细，以便周末能和麦琪多说一会儿话，我在霸占电视机的过程中被母亲暴力打断。母亲红着眼睛用卷发棒捶了我一顿。卷发棒不太适合捶人，因为齿梳是软塑料做的。打完我，母亲哭了（这非常像她的风格，好像明明是她想离婚，结果号哭的人也是她），她边哭边倾诉。她从遥远的童年、自己被哥哥欺负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离婚后担惊受怕会养不起我，最后说，因为我沉迷电视，辜负了她的期望，毁灭了我们未来的家运。这个庞大的女性史诗故事，居然降落在了七岁的我想要看电视的过失之后就灰飞烟灭了。都说人生如戏，可人生要真做成戏，好像还挺难看的。母亲用卷发棒捶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麦琪说的，“以后我们俩要是绝交，就唱一首《人在旅途》吧！”因为，电视剧的结局就是突然的离别，看也看不懂的那种离别。“千山万水脚下过”“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我好想对母亲这样唱。这瞬间而过的想法令我感到害怕。很快，我就掐灭了内心中反抗的萤火。那之后，我就不太看电视剧了，我命令自己不可以喜欢看电视剧，然后我就做到了。奇怪的是，许多年后，当我买了人生第一间房的时候，没有在家里安装电视。母亲却表现得非常失望，她对我说：“你是不是压根就不希望我来看你？”令我哑口无言（电视真坏呀，总让人为难）。
想起来，那时母亲的期望并不恢宏，她不过是希望我未来。能成为穿着体面、有人喜爱的女孩子。我极不喜欢母亲抱怨生活，却难免受她殷殷期望的影响。她像一个宗教一样矗立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有罪，不许我散漫，只可以相信，不容许质疑，这一招还挺奏效。其实看电视不一定只有坏处，譬如我就很喜欢南洋电视剧里那种女孩子咬紧牙关也要“出人头地”的朴素追求，因为生活里看不到，算得上一种启蒙。生活里的故事无非是像舅舅家的那样，任由大女儿发烧活活烧死了，再喜迎新的儿子。每到过年，舅舅总说起这事，然后喝酒、流眼泪，像某种文学里的鳄鱼。新的儿子很快也长大了，他模仿父亲的口吻煞有其事地在作文里写，“我有一个姐姐，可惜夭折了，如果没有她，就一定没有我”，还参加了美好家庭作文比赛，拿了奖，他得意的样子像某种小鳄鱼。我和母亲一样不喜欢舅舅一家，但小鳄鱼的作文在电台里播送的时候，母亲还是逼迫我听完，要我学习。我只感觉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平安地活下来，没有成为谁感激的对象。我不再相信写作，因为知道明明不是那么回事。
在我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迹象之前，母亲突发奇想要让我学点艺术，那也许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插曲。我觉得学习“艺术”，就是学习孝顺，再加上交交新朋友。好在，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麦琪，让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第一次听到除了电视剧配乐儿歌之外的音乐，赐予我数不清的惊异。我和麦琪，从小哈农，拜厄，练习到车尔尼599、849、299，巴赫……然后就终止了，再学下去就要露馅了。我被选拔入了一个奇怪的电子琴交响乐团，成了一个业余级别的表演者，不收学费。我的任务，是用电子的声音敲击出单簧管的定音。知道被录取的时候，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看穿了什么。母亲却很高兴，她觉得很光荣。每次排练，她都兴冲冲给我照相，完了还要把照片洗出来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在家里练习“定音”是远远没有练习完整曲目有趣的事。因为听不到主旋律，也看不到别人的乐谱。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想象。想象是多么哀苦又迷人的事啊。想象自己、想象别人、想象所有人汇合在一起，合作无间，就好像想象着幸福一样。
对了，其实我一直没有自己的钢琴。在家里，我都是用电子琴练习夜校布置的曲目，我练得十分刻苦，夏天即使汗流到地上也不会停止，所以连老师都一直没有看出真相，他一直以为我是有钢琴的，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会习惯性地降落八度。这当然是我童年时代最高级别的秘密。除了岁月，没有什么能将它解禁。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麦琪。我和母亲也从来不谈起。出于某种神秘的倔强，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琴上任何的音色和伴奏，我把它想象为——钢琴。然后命运又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需要我把它想象为——单簧管。好像一种惩罚。
在加入电子琴交响乐团以前，我甚至都没亲眼见到过单簧管。即使是后来随乐队上台表演了多次，我见到过其他表演者带来的真正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我还是不知道英国管、低音单簧管、大管到底长什么样子，摸起来又是什么感觉。我不敢问，也不知道该问谁——我只能尽力本分地扮演好我所模仿的声音。那段训练的日子，令我开始熟悉机器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不只是西洋乐器，还有中国乐器，二胡或者扬琴之类的。不仅可以很拟真，居然还可以很恢宏。不仅可以很革命，也可以很民间。我们就像一群马戏团的孩子一样，用乐器来变戏法。坦白说，有时候操作它们，多少也可以放一点真情的。不仔细听，很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觉得，那就是幸福，就是意境。在心里，我曾和它们合作无间、荣辱与共。本能的排斥和日常操习的亲切，扭曲地交缠在一起，合成为奇异的情感力量。在展演时总会有那么一瞬间，令人感觉耳朵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的音乐好像是真的，我们的成功也是真的。在乐团里，指挥老人叫我“单簧管”，其他人也叫我“单簧管”，好像我真的是“单簧管”。我当然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电子琴上的一个按钮，就连音量都是机器调控的，我是总谱里的只言片语。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居然有欲望想要拥有一支真正的单簧管，又觉得尴尬，觉得自己配不上。即使没有人搞得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害怕被人知道我并不会使用它。我是个冒牌的。哪怕也曾真心真意地用真实的青春实现过它的表象、它的功能、它的音乐能量的万千分之一。
好险！麦琪落选了那场诡异的选拔，没有留下如我一般的心灵阴影。她索性就放弃了继续学习钢琴。后来我们都快进入初中，听大人们说，还是学业比较重要。那时的我们，已经可以蹩脚地弹奏肖邦练习曲，譬如作品10号第3首，在交错的时空中抽象地“离别”着，在抒情的触键中一点一点远离其实的世界。而我们的琴艺，这一生恐怕也就到那里为止了，再也不会有新的进步，也不会有不满足。尽管我们才十几岁，我们的日常生活离音乐太远了，根本就用不上琴艺，无所谓够不够用。那之后，我还坚持了一小段“艺术”之路，直到母亲的兴奋劲彻底过了，她亲自劝我放弃。我就放弃了，二话不说。乐团表演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很想念麦琪。我们是差不多的人。至少，她没有扮演过谁，她有自己的琴，自己的声音，她比我强。我有点羡慕她。
二
桃江路汾阳路路口的三角地，树立着普希金铜像。普希金也是外国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外国人之一。他的铜像做得非常高，印象里，他总是看着远方，我们被迫要抬头才能看他。听教琴的老师说，普希金写过一首诗，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也许我应该多看一眼麦琪七岁半那年仰望普希金时的眼神，顺便也看看自己的仰望。一直到十四岁，我一个人，也曾孤独地看来看去，抬头看他，风里雨里看他，雾里雪里看他。那时，我认识的字变多了，差一点就要听懂“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它会死去，像大海拍击海堤，发出的忧郁的汩汩涛声，像密林中幽幽的夜声”。远近传来的操演乐器的声音依然飘荡，我知道背后发出乐声的人总有变化的，变化成新的孩子，幸运的孩子。在那里，真正优秀的琴童会脱颖而出、走向世界，大部分人则泯然于众，不知道音乐注入命运中的是疫苗还是毒药。不变的是，在好多年的黄昏里，我都依稀看得到年幼的麦琪拖着父亲的手，走过普希金铜像时的背影。麦琪扎两条辫子，蓝色绒线衫左膀上还别着大队长标志，最欣欣向荣的美也不过如此。要永远如此该有多好。大队长像一个世俗世界的荣耀，而三角地，则是心灵世界的安宁。
我从来没当上过世俗世界的大队长。我一直是中队长，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也知道自己一定当不上大队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格外严厉、性情古怪的女性。回想起来，她当年刚从师专毕业，非常年轻，也非常骄傲。她有独特的技能，就是模仿英文磁带里的英式发音。她经常在班上背诵我们听不懂的大段的电影片段，拿腔拿调。只有在那一刻，我有点仰慕她，因为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其他同学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令她看起来有点寂寞。因为英文发音对我们住在城市外围蛋白区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大用。我们当然知道有外国，但我们这样的人对外国是没有梦的。“Now the weather report…”晨会课的时候，她会自动播送英文的天气预报。每天都会有微妙的差别，也有不变的，好像局部地区总是下雨。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怀疑她是不是有男朋友在国外，或者，喜欢的男明星也行，能使得她的爱好趋于合理。她脾气不好，会布置奇怪的作业，比如让我们每天在备忘本上写下七点钟国际新闻的标题三则，隔天她还要批改，为此抱怨我们把她累坏了。因为她，我不知道全球为什么要谴责《达马托法》，为什么联合国四十四个国家中有一些会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联储主席为何说股价下跌并非坏事……但我还是记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有的人想当宇航员，有的人想当百货公司营业员，有的人想当奥特曼，有的人想当个体户拥有大哥大，有的人想当萤火虫满天飞。范晓萱紧接着金铭出了一首好听的歌，叫《处处都有你》，令我想起了麦琪，“这世界处处有爱，但昨天却再也回不来”，真的是这样的。“昨天”是怎样也不鸟我们的东西，它会带着很多重要的东西再也回不来。
在麦琪路的附近，东平路9号附近有一爿制冰厂，卷帘铁门是黑色的，冰块也不怎么白，白天经常能看到工人用钩子拖着巨大的冰块在马路上街倚移动，周末也不休息。练琴的那些年，我一直不知道那些冰块是用来做什么的。直到父亲过世，大体放在伯伯家里，床板下面就放着这样米黄的冰块，盛在红色脚盆里，我才又想起了小时候乌鲁木齐路上雨天甜滋滋的气味，我和麦琪想象的晒干的蝌蚪，和大冰块摩擦上街倚时“噌噌噌”的声响。父亲得的是喉部肿瘤，医生说和他长期吸烟有关系（他的确不喜欢做拉链，他只喜欢抽烟和我母亲）。病程发展得很快，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每秒钟都濒临窒息。他一直按病床的呼叫铃，要动手术。医生安慰他，今天是礼拜六，要礼拜一才能动手术。他就平静了下来。但他没有等来他的那个礼拜一。我并不算太难过。但他变凉之后，我焐热过一阵他的手。一小会儿而已。
父亲生病之前，我一年见一次他，他会炒一个年糕给我吃，问问我母亲怎么样。他不老，也没有真的老过。我只记得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他是不需要音乐的人，不可能唱歌的，他说话都不太像别人说话。他一说话，就会令我想起用皮鞋来拉琴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但这种联想让我感到不安，我自觉这种联想太陌生了，很可能是不应属于我、不应属于我们父女之间的联想。我早该提醒他去看医生的，但我不敢说，我们根本没什么话可说。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还意外地见到了母亲的爱。她原来（显然）是爱父亲的，这和我想的不一样，真令我感到心酸。母亲没有哭得死去活来，相反像被这段变调给震住了。母亲说：“你爸爸小时候会躲在一楼半的夹层里等我放学。他一直这么弓着，后来人就长僵掉了，没有再长高了。我嫁给他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肯定很有钱，他怎么可能有钱，他就是个拉链厂的工人，还不是很会的。现在他死掉了，怎么比僵掉还要小这么一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病得剩那么小的呢？”旁边有人怪母亲不应该和父亲离婚，也有人说不是母亲的错。然后母亲就哭了，和揍我时的哭泣完全不一样，而是像小说里写的，“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这种沉静的悲伤，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父亲，父亲还带走了一部分真实的（眼泪可以像滚瓜一样的）母亲。我好像远不及母亲爱他。好在母亲也从未教育我例必要爱他。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就像一个半音。一个好像离我很近，却总是悬挂的、总到不了主音的……一段坚硬的黑色的存在。童年时，我可以用到它，也可以不用。非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却喑哑着，隐喻般残损。现在，我是真的用不到它了。八度之间，我什么键都用不到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麦琪的父亲。鲜少有父亲愿意陪伴孩子学习乐器。男人总是不够有耐心陪伴孩子，麦琪父亲显然是个例外，他混迹在各种玲玲、小萍、晓燕的妈妈中间，话不多，却也爱听女人讲话。他戴着一副看起来度数很深的蛤蟆镜，个子不高，毛发也不算茂盛，腔调很特别，后来我在电影中见过不少，也许象征着特定年代的时髦、与众不同。就好像，他会别出心裁地命名麦琪为“麦琪”，而不是“玲玲”“小萍”“晓燕”。这很特别。我出生的时候，听说父亲还算高兴，他说既然生在春天，那就叫我“迎春”吧，我就叫“迎春”了。他从来没有陪同过我学习，不管是学习什么。如果名字是一个礼物，那在麦琪路附近学习钢琴的麦琪（或者会送出礼物的那个“麦琪”），以及像春花一样的我（或者像二木头一样的），似乎早已获得了神秘的、命定的祝福（都不算很妙）。
上大学那一年，我在校内网上找到了麦琪，很兴奋。我们立即交换了手机号码，开始恢复了联系。那时，手机短信一毛钱一条，我有时打“哈哈哈哈”多打了一个“哈”，就溢出了字数，变成两毛钱，但我不在乎，一毛钱不过是童年的麦琪路上的一张葱油饼的价格。麦琪真的考上了音乐学院，虽然学的是和技术无关的管理专业，我也为她高兴，她总比我洋气。而我，则完全放弃了音乐，兢兢业业做了不少“迎春”这名字的姑娘该做的事，读书、与人为善、孝顺母亲。我依然没有演奏级别的钢琴，更没有勇气看一眼琴行里的单簧管。但我是有过音乐生涯的，一段有始有终的音乐生涯，乍一眼完全看不出来的音乐生涯。念初二那年，我随电子琴交响乐团表演的最后两个作品，是《红旗颂》和《林海雪原》。那是我最后一次走上舞台，母亲给我照了相，照片里的我穿得也像支单簧管，黑色的裙子，银色的花边。这段梦幻的远古历史，在后来的网络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当Yamaha M0XF8合成器就能扮演我们所有人的年代，电子琴交响乐团是极其荒谬的存在。尽管我从加入它的那天起，就知道它是暂时的，不成器的，还是觉得感伤。我们也曾光荣地被冠名于“贺绿汀”麾下，不知道“贺绿汀”铜像知道吗？麦琪知道我放不下，总是给我一些表演的票。托她的福，大学期间我听了不少音乐会。有一些大型演出，票很难买到，她在最后时刻，总能托人带我进场，找到空位坐下来，只是那些带我进场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麦琪自己不来，她更想表现得像一个管理者，颐指气使，说“你看那些钢琴家都很帅，你喜欢谁，我都能帮你搞定，叫他们来演出”，尽管有些可疑，我还是宁愿为她骄傲。至少，在我最苦闷的时候，她陪我聊天，听我说说话。至少，我和音乐最近的联结是她。她有天说，麦琪这个名字不吉利，不如改名叫“春”，让我好好迎向她。我很喜欢她胡说八道，尽管我不会，我没有那种自信。麦琪比小时候泼辣，她的“大队长感”无时无刻不害怕令你错失。
有天我看到麦琪在校内网上晒出了她父亲年轻时弹吉他的照片，就问她父亲还好吗？我对麦琪父亲印象很好，所以当麦琪用MSN告诉我，她父亲出轨的时候，我惊呆了。麦琪说，有一天父亲突然宣布认了一个干女儿，非常聪明但身世坎坷，希望麦琪和母亲能接受她。麦琪母亲当然很愕然，麦琪反应快一些，她直接就对父亲说，如果你的钱多到花不完，完全可以给我……至于她看到父亲手机上显示一则暧昧的“爸爸你在吗？阿姨在家吗？我可以过来吗？”的短信时，直接就把手机放到了母亲的包里（这可真是麦琪会干的事）。麦琪说：“为什么我爸是你爸，我妈是你阿姨？有意思吗？”我抱着息事宁人的心，依然强调一定是搞错了吧。谁知麦琪冷冷地丢给我一句话：“你不也很喜欢我爸吗？从小就喜欢我爸爸吧。”令我无言以对。
麦琪家显然有过一场轩然大波，但细节我通通不知情，我也不敢问。麦琪借此名义，索性搬出了家。她离开家之后交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丹麦人，是来中国学习的交换生，很快就会离开中国，还说会邀请麦琪去丹麦玩。我提醒麦琪，这可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麦琪说：“也许他在骗我。被谁骗不是骗呀？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我……”每次她提到和小时候有关的事，总令我失语，我觉得有些意思不是那么用的，但她曲解得头头是道。麦琪喜欢和乐队的人玩在一起，几近走火人魔，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学习音乐有关。她有时也会参加一些校园演出，担任伴奏，用的是电子琴。我对麦琪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弹钢琴呢？她很吃惊地问：“我哪里有钢琴？学校琴房里都是约会的人好吗？”更令我惊讶。再后来，她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多到我根本认不清楚。她和他们在一起亲密地合影，跑步，打卡，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看到外国人跑步有关。隔一段时间，又换一拨人。以至于很多年后，当她轻描淡写说起，自己是怎么把B超单塞到那个法国人租屋门缝里，还复印了一张贴在他门上“福”字上的可怕经历时，我也毫不意外，因为那就是我害怕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这些狠招不总奏效，因为生活坚硬得像花岗岩，一点不容人撒娇。法国人跑了，麦琪曾短暂做过母亲，又慢慢修复了精神。她在事后很久才告诉我，说的时候叼着烟，顺便问我：“你知道干净的尿液淘宝上卖多少钱一瓶吗？”我想她一定经历过非常黑暗的日子，却没有邀请我。她把光给了我，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能有过一场争吵，一场煞有其事的争吵。大致是因为我要离开上海了，我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好好找一个工作、好好找一个男朋友结婚？”她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我跟你可不一样。你能把电子琴当钢琴练得像真的一样，你还能觉得自己进的是交响乐团，我进不了，因为那就是个屁。你能觉得爸爸是好的，你能觉得你爸不是你妈害死的，你能骗自己我可不能。我就是想出国，我不能永远待在这个地方，我没你那么能骗自己……”这真令人伤心，可能不是真的，细想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梦，一个很悲伤的梦。我们赤身裸体，丢出的词语像腐蚀性强的酸雨一样鞭打对方，谯都没有落场势。最令我难过的是，她说：“你以为那些演出的票是怎么来的？你想一想好吗？你真的愿意想吗？”
在一个我不愿想起的、模糊的时间点上，麦琪仿佛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号码是那么熟悉。她声音很轻，问我：“你最近好吗？我反正就是那样的，你知道的。就是蛮好的……”我知道这很可疑，但我的软弱逼迫我没有多问一句什么。我只说：“你需要钱吗？”她说：“不用，我很有钱的。”我很想跟她道歉，但又怕她会骂我。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骂我。我只能说：“我永远爱你。”她就挂了。
那几年，我北上读博，又悄无声息地回来，找了一份普通的教书工作，和麦琪几乎断了联系。我常感到寂寞，捧着泡面瓷缸叫一声“妈”字都能哭出声来，却不愿意真的和母亲同住。所以没有电话，就等于告别了吗？告别的时候，我们还要唱《人在旅途》吗？微信刚出现的时候，麦琪加我，我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但我们依然久久没有话说。活跃在微信朋友圈的麦琪，明艳夺目，她好像艺人，一直在演出。又仿佛从来没有正经工作，她并不在舞台中央。她依然没有出国，也没有嫁给外国人。关于这一切，我连“赞”都很少寄出。我的生活乏善可陈，没有任何值得展示之处。我和麦琪之间已经没什么可以互惠，不忍再互惠。这样的友爱几近无利可图，反而令我对麦琪的想念显出一些本真的东西来。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不是一样的人的呢？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那么不一样却还愿意帮助我的呢？
三
尽管梦想难以实现，日常又困顿难挨，网络生活依然给孤独的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实现了虚拟的欲望民主化。譬如萨宾・梅耶尔就让我看到了真正以“单簧管”为中心的表演画面，沁人心脾。原来“单簧管”是一种驾驭起来那么费力，却又听起来毫不费力的乐器，仿佛是一个人生隐喻。它最好的合作伙伴是弦乐，而不是淹没在几乎会被总谱遗忘的大乐团角落。我终于有勇气走入琴行，像看普希金一样看过几支布菲乌木，普通人可以买到的那种，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三岁，导购很亲切地问我：“您是给孩子买乐器吗？”
在我们的行业有一些学习的定律，首先是耗尽体能的边界，其次是在体能的界限之内，探索自我的边界。有些人奋发努力了一下，觉得再也不可能突破，就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有的人觉得自己还有希望，或没有下一代可以希望，就勉为其难地再坚持一阵。想象自己还有希望，是一种能力，也是我们童年荒谬训练所得到的福报。
我最近一次看到麦琪的消息，是在朋友圈转发的新闻链接里。她为实施盗窃的外籍男友与警方发生冲突，上了热搜新闻。评论不堪入目，大多是针对女性的人身攻击。我花了很久才从观看视频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而后挨个举报没有给她照片打码的链接，这着实分了我的心。好在，我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忙到凌晨时，我还是忍不住哭了一小会儿。我已经不像少女时期那么软弱，又越来越熟稔于自我欺骗，但我实在还没有强大到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犹豫要不要给她打电话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拨出过一个真正的电话了。我当然能背出她的号码，这在如今的年代，真是少见。视频里的她怎么有一点衰老了，和我一样，从法令纹的走势，到眼神的黯然，都能感受到岁月的强力，暗示着我们应该如数交出手中的希望来。她是因为音乐和他们走到一起，我是因为音乐和她建立起友谊。所以音乐是什么呢？令“我默默地，无望地爱着你，有时苦于羞怯，又为嫉妒暗伤，我爱得那么温存，那么专一；但愿别人爱你也是这样”。
我有多久没见麦琪了，好像有很久，又好像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好多次我路过汾阳路三角地，路过普希金，都会想到她。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学习音乐，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人生会不会变得简单一点？好像这条路被人叫作“上海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一样。即使是二十年后站在那里，我们也只能仰望它。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应该永不拓宽呢？
三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了五个未接电话，真是罕见。接通时，听见电话那头是个广东人，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认不认识麦琪。我问，她怎么了？他说，她在我们公司办理了网络贷款，紧急联络人填的是你，你知道这件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没关系，你帮我们找找她吧。我才终于给麦琪拨了电话，她没接。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五个电话，说的是一样的话，所以，我又给麦琪打了电话。五天后，麦琪用语音回复我说：“对不起，我只背得出你的电话了。我要出国了，是真的，我要结婚了。对了，你还记得那首歌吗？《人在旅途》……”我瞬间把微信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