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局限与展望
……我们不能等到“一切事实都了然”的时刻再做出行动，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所有的事实，也无法“让事实自己说话”，等到“政治家们和公民们自己得出实际的结论”。事实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期待它直接呈现出不言自明的结论。只能在相关的价值前提下，遵循实际目的对事实进行组织，没有人比我们更能充分地做到这一点。
——贡纳·梅德尔
在之前的两章中，我们列举了各项旨在减少歧视，或使人们的态度向更宽容方向转变的一般性补救方案。我们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对歧视和偏见的成因进行了评论，并在可能范围内对这些方案做出了评判。我们的研究并不需要是详尽无遗的，近几年来，这些方案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界对这些项目的兴趣也广泛传播开来。1
只是在过去这十年里，我们才发现对方案评估的迫切需求。这样的需求本身就值得评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或董事，要将他们的活动提交给公正的判断，是需要勇气的。有时这个提议来自捐助者（通常是商人），他们会说：“我会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但是你需要告诉我这笔钱是否花在了正确的地方。”这种态度体现了客观性的提升，以及公益领域时有出现的盲目信念和情绪化的减弱。我们已经对社会科学开始在法律领域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了探讨（第29章），然而，社会科学在私人事业领域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欢迎和寻求。（顺便说一句，我们希望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只有致力于群体关系的机构对社会科学所能提供的评估有需求，在以改变态度为目的的教育、社会工作、犯罪学、心理治疗以及其他领域，都存在评估的需求。2 ）
虽然这一趋势无疑是社会和科学进步的标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操作者可能会过于依赖研究人员，然而研究人员却无法满足他被寄予的巨大希望。我们无法将种族关系问题一概而论。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研究人员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能够考察到全部变量的评估实验。这个问题的根源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完全依赖于科学研究部进行解答。正如梅德尔所说，我们不能等到“一切事实都了然”的时刻再作出行动；也许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靠基础研究和评估性研究继续做出努力，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们想到限制研究的适用性的各种实际和理论障碍时，应该牢记这种鼓励。
特殊障碍
任何在文化关系领域工作的人，都常会在其工作的社区中听到这样的话：“这里没有任何问题。”父母、老师、公职人员、警察、社区领导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摩擦与敌对正暗流涌动，除非暴力冲突爆发，否则在此之前都“没有任何问题”。3
我们在第20章中谈到“否认机制”，即当冲突威胁到了自我平衡时，我们会倾向于自我防御。否认的策略是对令自己不安的想法的一种快速反应。
有时，否定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更多是对现状的纯粹依赖。人们习惯于现行的等级制度和歧视规则，他们认为它们会永久保持下去，并视其为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们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发现，大多数美国白人认为，美国黑人对现状应该是完全满意的，而这种猜想与事实恰恰相反。即使我们承认其中一些否认是出于纯粹的无知与习惯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常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起作用。我们曾经读到，那些持有严重偏见的个体倾向于否认自己有偏见。由于缺乏个人洞察，他们无法客观地观察自己所在的社区的局限。甚至，即使一个没有偏见的公民也可能对不公正和紧张视而不见，因为这些东西一旦得到承认，只会打乱他生活的正常进程。
人们在学校系统中广泛遇到这一障碍，校长、教师和家长经常反对引入跨文化教育。即使在充满偏见的社区，我们也听到：“没问题，我们不都是美国人吗？”“为什么要往孩子们的脑袋里放进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父母、学校和教堂对性教育的抵制，理由是孩子们可能会产生禁忌的想法（当然，即使没有性教育，这些想法肯定也已经产生了，只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
除了冷漠和否认之外，补救工作还面临着其他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内，受私人资助的美国种族关系委员会对偏见补救工作的进展进行了紧密的跟踪调查。在其最终的报告中，调查人员总结了补救工作所遇到的主要障碍。4 除了否认，在群体关系领域，不同组织之间的竞争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报告还提到，单一因素解决方案的效度不足，一些专注于单一手段的组织将其视为灵丹妙药，然而，只有多种手段相结合，才能对受众产生有效的影响。尤其是，它批评对大众媒体和教育项目的过分强调。例如，它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指出南方传统的社会体系似乎阻碍了该地区的所有努力，同时给整个国家带来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报告提到，许多人出于无知或恶意，倾向于将所有的民权倡导者和所有为种族关系改善而努力的工作人员都视为社会中的“反动”因素。麦卡锡主义是一个困扰着所有社会工作者的幽灵。虽然受害者本身能够通过人们对其的称呼发现人们的非理性观念，但是，大多数公民都无法看透这一点。他们受到引导，认为社会工作者和他们所推行的方案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对抗这种非理性的过度分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东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现实冲突蔓延至各种与此无关的事件。我们在第15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不容易。
所有这些障碍都是严肃而深刻的，它们代表着人与社会制度中最非理性，也是最根深蒂固的一面。没有人会认为改善群体关系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结构论证
美国种族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似乎对单一方案所能产生的影响持悲观态度。它强调了社会规范对所覆盖人群的影响，并将其比作抵制补救活动的铁幕。这个重要的观察值得我们进行细究。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社会学家正确地指出，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制在一个或多个社会系统之中。虽然这些系统有一些可变性，但它们并不是无限可塑的。由于经济竞争、拥挤的住房、交通设施或传统习俗的冲突，群体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关系。为了应对压力，社会给予某些群体优越的地位，而给予其他群体低劣的地位。习俗规定了有限特权、商品和声望的分配。既得利益者在这个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因此他们抵制任何基本变革的企图。此外，传统习俗也将体系内的某些群体指定为合法的替罪羊。人们对这些替罪羊群体的敌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少数种族群体的小型暴乱可能会被视作当下紧张态势的副产品而得到宽容。警察局长可能会默许不同种族之间的帮派斗争，并声称这些都是正常和自然的“孩子们玩玩”。当然，如果事态过于严重，政府会召集防暴队伍，或改革者会要求立法，以缓解紧张的局势。但是这种缓解仅仅足以恢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救济走得太远，也会对制度产生破坏。
经济决定论者的观点（第13章和第14章）与此相似。他认为，所有讨论个体因果关系的理论都是空话。存在一种基本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不能也不会容忍劳动者、移民、黑人和其他匮乏者与自己享有平等的地位。偏见只不过是为了攫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发明出来的借口。在彻底革命带来真正的工业民主之前，附着于基本社会基础之上的所有偏见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变。
你和我都不会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如何受到社会体制这些特征的约束和调节。我们也不应该期待社会环境向个体所施加的总体压力，通过几个小时的跨文化教育就能完全消弭。看了一场亲宽容态度电影的观众会将其视为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不会允许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威胁到自身所在的系统的基础。
这个理论进一步认为，人们无法做到改变种族隔离、雇佣习俗或移民法律，同时却不释放一系列累积起来会在整个结构中产生威胁性断裂的影响。所有传统习俗都是彼此的盟友。如果我们允许一个过大的颠覆性初始力量出现，那么它会不断加速，以至于毁掉整个给予我们安全感的体系。这就是社会学的结构观点。我们在第3章中对这种“群体规范”的偏见理论进行了探讨。
我们应该记得，心理学家也有一个结构性的论点。偏见态度并不是偶尔吹进眼睛的灰尘，可以在不破坏整个有机体完整性的情况下被分离提取。相反，偏见常常深深地根植于性格结构中，除非生活的整个内部机制得到彻底改革，否则偏见是无法改变的。每当态度对有机体具有“功能意义”时，这种嵌入就会发生。你不能指望不改变整体就改变部分。从整体上重塑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心理学家紧随其后补充了一点，并非所有的态度都深嵌于个体的性格结构之中。在此，我们对三种持有不同类型态度的人群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进行描述。
（1）第一类人群在顾及社会习俗和需求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态度与自己的第一手经验密切相关。他会设法在尽量不与社会产生摩擦的前提下调整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同时完全忠于自己积累的经验。尽管他身处社会制度之中，他的个体态度仍然是灵活可变的。他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外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即使在制度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友善地对待这些群体。无论他是会成长为一名好战的，还是温和的改革者，或者根本不成为改革者，他的态度都只取决于他自己，而不会被周围的群体规范过度决定。
（2）第二类态度是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它们形成了一种自私、僵化、有时显得神经质的内部整合。他们的现实主义程度很低。个体对少数群体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事实也漠不关心。他们不明白长远而言普遍的歧视性习俗将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这些态度所具有的功能意义是深层次的，只有角色结构中发生剧变才会改变它们（第25章）。
（3）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人的种族态度缺乏内部的整合。他们的态度经常变化，并没有定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的形势相关联。这样的个体自身可以说是矛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面的。由于缺乏一个坚定的态度结构，任何压力都可以让他们改变态度。正是在这个群体中，支持宽容的呼吁才可能有效。愉快的经历、戏剧性的教训、对美国信条的引述，都足以为他们形成友善的态度提供良好的开端。这一类群体容易受到教育和大众传媒影响。他们的精神组织方式也容易被有益体验改变，而在没有获得这种经验之前，他可能只会机会主义地遵循既有的流行偏见。
我们无法知晓每一类人群的具体数量。严格的结构观点将坚持认为，个人和社会制度对这三类人群的影响都远超我们现在所估计的程度。
一些研究人员强调个体和社会制度之间的互锁依赖。他们认为，对一种态度的抨击必须结合对两种体系的同时考量，将态度置于结构模型之中进行探讨。5 纽科姆（Newcomb）如此陈述这个案例：“如果个体通过一个较为稳定的参考框架看待一种态度，那其所客观感知到的态度往往是持续的（相对不变的）。”6 稳定的参考框架可以锚定在社会环境之中（所有的移民都住在轨道的一边，所有的美洲原住民都住在另一边）。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内在的参照系（我受到任何外来人士的威胁）。或者，这种参考框架也可能结合了两者。这种综合性的结构性观点坚信，在改变态度之前，一定要改变相关的参考框架。
批判。 无论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还是结合了两者的结构观点都具有显著的优点。它解释了为什么零碎的渐进式努力并没有理想中那样有效。它告诉我们，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结构之中。它使我们相信，“灰尘入眼”式的理论过于简单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加以小心，结构性的观点就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心理学和错误的悲观主义。说在我们改变个人态度之前，我们必须改变整体结构是不明智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构也是许多个体所持有的态度的产物。改变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事实上，根据结构理论，改变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因为每种体系都能够通过对其部分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一种社会或心理体系是不同力量的平衡，但它是个不稳定的平衡。正如米德尔所展示给我们的那样，“美国的两难困境”就属于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所有关于社会制度的官方定义都要求人人平等，而这个体系内有许多（但并非所有）非正式的特征都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在我们最为结构化的体系之中，都存在“非结构化”的状态。而你我的人格也是这样的一种体系，那是否就意味着无法做出改变，或者说，必须改变整体才能改变部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尽管美国拥有一个相当稳定的阶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族群体拥有一种被赋予的地位，并伴随着与之相关的偏见，但在美国的体系中仍然有一些因素导致了不断的变化。例如，美国人似乎对态度的可变性很有信心。基于这种信仰，人们积极宣传美国的信条，并坚信教育的力量。我们的制度本身排斥“你无法改变人性”的说法。总而言之，美国的制度反对“血统说明一切”。美国的科学、哲学、社会政策都显然倾向于“环境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可能无法得到完全的证实，但信仰本身就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期待通过教育、宣传、心理治疗以改变态度，那么相较于没有这种期待的群体，他们当然更有可能实现这一期待。我们对变革的渴望可能就会带来变革。社会制度也并非一定会阻碍变革，有时，社会制度是鼓励变革的。
积极的原则
我们并非排斥结构性观点，而是指出它不能被用来证明完全悲观是合理的。它强烈呼吁人们注意现存的局限性，但并不否认人际关系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例如，应该在什么时机下作出社会结构或人格结构的改变。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启发，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答案。以下原则似乎尤为相关。
1. 由于这个问题是多面的，所以并不存在最高的解决方案。最明智的做法是同时着手解决问题的各个方面。如果一次打击无法取得大规模的效应，那么从各个方面的大量小规模打击可能会取得巨大的累积效果，甚至可能推动整个系统。这将加速变革，直到达成一个新的、更令人满意的平衡。
2. 我们应该将社会改善论作为指导。发表“将所有少数民族最终同化为同一个民族”言论的人，似乎是在谈论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同质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种族群体的问题，但是，似乎在美国，同化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我们的收益。在任何情况下，人为加速同化的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应该通过与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相处来改善人类关系。
3. 我们的努力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体制的攻击总是会伴有副产品。因此，一个暴露于跨文化教育、容忍态度的宣传、角色扮演之中的个体，其行为的改变可能非同小可。但是，就态度转变的角度而言，这种“非结构化”的状态是必经的阶段。这是一个逐渐扩大的作用的开端。虽然个体会相较于之前更为不适，但他至少有机会在将来成为更为宽容的人。调查显示，意识到，或对自己的偏见态度感到难为情的个体，是正在消除自身偏见的个体。7
4. 偶尔，也会出现“回旋镖效应”。努力可能只是加强了对现有态度的维护，或者无意支持了敌对观点。8 这些都证实了努力的效果是相对轻微的。而且，由于任何有效的策略都会引起防御性行为，并同时植入不安的种子，那么其效果是否只是暂时的效应呢？似乎“回旋镖效应”主要发生在具有偏执倾向的个体身上，任何类型的刺激都有可能被纳入他们僵化的机制之中。可以肯定的是，当下的危险还在于，给定方案的错误呈现可能会导致公众无法理解其意图。9 然而，这个意义上的回旋镖效应仅仅是出于方案的执行不力，因此是可以避免的。
5. 就我们所了解的大众媒体而言，似乎不应期待单凭这种方式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很少有人能够在处于“非结构化”的准确阶段中与恰为正确的思想框架中，吸收新的信息。进一步而言，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将大众宣传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例如，作为公平就业实践，而不是单纯发出可能不被理解的模糊呼吁。
6. 关于群体的历史和特征的科学信息，以及关于偏见的本质的教学与出版物有益无害。然而，这并非许多教育工作者所认为的灵丹妙药。信息的呈现可能具有三种良性的效果：（a）它使少数群体看到了人们为了消除偏见而做出的努力，并进而增强了信心。（b）它鼓励并增强了宽容人士对其态度与知识的整合。（c）它往往会削弱固执的偏见者的合理化。例如，采取防御姿态的种族主义者在科学事实的影响下，会动摇自身对于黑人生物劣等性的观念。斯宾诺莎观察发现，错误的想法会导向激情——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困惑，以至于无法将自身的观念作为现实调整的基础。相比之下，正确和充分的观点为正确评估生活问题铺平了道路。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立刻认同正确的观点，但是呈现这些观点总是良好的。
7. 行动通常比单纯的信息更有效。此类方案收效良好，因此邀请个体参与一些项目，也许是社区自我调查，或邻里节日。当他参与项目时，他就成了其中的一部分。随着个体与他人的熟悉程度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就越为现实，最终产生更好的收益。
例如，通过在社区工作，个体能够了解到，自尊和其所依恋的对象实际上都不会受到黑人邻居的威胁。他也可能学习到，他作为一名公民的安全感能够通过社会条件的改善而加强。虽然布道和劝诫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一课是无法仅凭言语而传授的。个体必须通过肌肉、神经、腺体的参与，才能够习得。
8. 我们常用的方法都无法应用于难以接近的性格结构。因为这样的性格结构会将对外部群体的排斥作为生活的限制之一。然而，即使对于僵化的个体而言，也可能通过个人治疗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昂贵的方式，个体也一定会对此产生抵触；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我们目前还不需要对这种极端的情况采取绝望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处理，也许诊所的儿童指导，或者智慧的教育者都能够对其进行开导。
9. 虽然没有针对于此的研究，但是玩笑和幽默似乎会刺激到煽动者的自负与非理性的诉求。笑声是对抗偏见者的武器。当改革者变得不必要地严肃庄重时，这种武器也会生锈。
10. 现在转向社会方案（社会制度）。人们一致认为，相较于针对偏见的直接攻击，打击种族隔离和歧视条例更为明智。即使个体在孤立的情况下转变了态度，在社会规范面前，他可能还是会回归原样。只要种族隔离被削弱，社会规范的限制也就不复存在。那么，人们才能够将彼此地位平等的接触作为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11. 利用最有可能发生社会变革的薄弱方面似乎是明智的。正如森格尔（Saenger）所说，“将火力集中在阻力最小的地区”。总体而言，在住房与改善经济的机会中获取收益，是最为简单的。幸运的是，这些方面对于少数群体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2. 一般来说，在经历了起初的抗议活动之后，符合我们民主信仰的既成事实都能获得接纳。在引入黑人走上公共工作岗位的城市中，这一变化很快就失去了关注。玩呗的法律也会得到类似接纳。官方政策一旦实施，就难以撤销。一旦人们接受了设定，就会创建新的习惯与条件以维持当下局面。
而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行政长官就有权在工业、政府、学校中做出理想的改变。1848年，有一名黑人申请入读哈佛大学。群众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当时的校长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对此回应说：“如果这个男孩通过了入学考试，那么他就会被录取。如果白人学生选择退学，学院所有的经费都将投入到对他的教育之中。”10 无须多言，没有一个白人学生选择退学，反对的声音也迅速消退。学院的收入与声望都没有受到最初似乎存在的威胁的影响。当清晰的行政决议与群众的良知相一致时，人们会很快地接纳之，而不会产生其他的争论。
13. 不能忘记武装改革者所起到的作用。自由主义者的纷杂要求是迄今所取得的许多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在第28章看到，立法运动有时是由激进的私人机构所发起的。个人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将黑人奴隶的困境进行了戏剧化的加工，小说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不断煽动人们良知的火焰，直到奴隶制被废除为止。个人可能是改变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结论代表了研究和理论中的一些积极的原则。它们并非完整的蓝图——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显得自负了。这些要点代表了特定的变化开端，如果能够辅以技巧，那么就能够对当下的偏见和歧视的核心产生打击。
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在此不再过分延长对于方案的讨论，而只是希望大家重视学校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学校的作用是美国人在教育方面的特点，另一部分原因是，相较于在家庭中实施补救方案，在学校中实行更为简单。学龄儿童是极为投入的受众，他们会习得所有设置的内容。虽然学校的董事会、校长和老师可能会对跨文化教育产生抵触，但是，跨文化教育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课程。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五部分中所看到的那样，偏见与宽容的习得是微妙和复杂的过程。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比学校更为重要。家庭的氛围与父母对孩子就少数群体的具体教育对孩子态度的发展而言都很重要，前者也许更为重要。
也许期待老师的教育能够抵消家庭环境的影响并不实际。但是正如上一章提及的评估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学校教育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如同教会、和这片土地上的法律一样，学校能够使孩子遵守另一套高于家庭所习得的习惯行为准则。学校教育也可能帮助没有完全克服家庭偏见教育的孩子们形成自身的良知，并产生有益的内心冲突。
正如家庭氛围之于孩子的重要性，学校氛围也对孩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校园中普遍存在着性别或种族的隔离、专制主义以及阶级主导的制度，那么孩子就会耳濡目染地将权力和地位作为人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学校的制度是民主的，那么教师和小孩都能够受到彼此的尊重。孩子们也会很容易地接受尊重他人的教育。与整个社会一样，教学体系的结构 将会覆盖，并可能否定具体的跨文化教学课程。11
我们已经看到，需要孩子全身心投入的跨文化实践活动可能比只有言语训导更有成效。虽然传授信息同样重要，但是寓教于乐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基于这些观点，我们还是心存疑虑，儿童或青少年在学校培训过程中应该学习那些具体课程呢？跨文化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在此，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依据。但是，我们能够对群组关系教育提出一些要求。
授课对象的年龄并不是问题。通过简单的教育方式，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能够理解所有的知识点。并且，高中高年级的学生或者大学生也能够通过更为完善的方式接受跨文化教育。实际上，通过不同程度进阶的“分级课程”，同样的内容能够年复一年地教授给不同的学生。
（1）种族的含义。 各种电影、电影录像带和小册子都可以作为人类学知识提供给学校进行教学。孩子可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其中的细节。孩子一定要学会区分种族遗传和社会定义之间所存在的混淆。例如，他应该理解，许多“有色人种”个体，就种族而言，白人血统与黑人血统所占有的比例是相似的。但是社会等级的定义掩盖了这个生物学事实。年纪稍长的孩子需要了解自身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误解，以及种族主义神话背后的心理学。
（2）习俗及其在各民族群体中的意义。 学校具有教授该课程的传统，但是其方式十分特殊。现代的展览和节日能够给人以一种更为深刻的印象，正如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在教授不同的宗教背景和语言，以及宗教圣日的意义时，尤为需要孩子同理心的配合。参观社区中的祭祀场所有助于巩固课程所得。
（3）群体差异的性质。 这一点并不容易通过教学使孩子们理解。但是，为了使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上述两项课程，他们首先需要理解人类群体的差异和类同。在这一过程中，错误的刻板印象会自相矛盾，例如“对本质的观念”。一些差异仅仅是虚构而来的，有些差异则与正态分布相重叠，还有一些差异遵循J曲线分布（第6章）。教学中可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简化。了解了群体差异的确切性质的孩子不太可能会形成过度泛化的分类。在这门课程中，教育者也应该重申造成这些差异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4）小报思想的本质。 孩子们在早年就能够对自己过分简单的分类方式进行批判。他们会了解到，外国人甲与外国人乙不一样。教师可以向他们说明学习中言语先行会造成危险的后果（第330页），特别是以“黑鬼”和“意大利佬”这种贬低的短语对特定群体进行称呼。简单的语义学和小学心理学课程对孩子而言，既不乏味也不难理解。
（5）替罪羊机制。 即使是七岁的孩子也可以理解内疚的置换与侵略行为（第382页）。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发现这一原则与对少数族群的迫害有关。良好的教育能够使孩子在家庭中也能够应用这一理论，目的是使其注意到自身的投射，并避免在个人人际交往中将他人当作替罪羊。
（6）受害所可能导致的特质。 不难理解，迫害会导致自我防御的发展（第9章）——尽管这是一堂微妙的教学。人们所创造的刻板印象会导致危险的发生，即所有的犹太人都通过野心与侵略性弥补自身的短板，或者黑人都倾向于陷于仇恨之中，或擅长偷窃。但是，教学也无须参照少数群体的遭遇。这本质上是一项精神卫生的教育。首先，通过小说，一个年轻人可能会学到，拥有一项残疾的（比如，瘸腿的）孩子会发展出其他方面的补偿。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对课堂中的案例假设进行讨论。通过角色扮演，他可以洞察到自身防御性的行为。教师能够引导十四岁以上的青少年发现自身的不安全感可能并不存在事实依据。他有时被期待有着如同孩子一般的举止，有时又被期待着如同成年人一样行事。他想成为一个成年人，但他人的行为使他不确定他是否仍处于童年，或已经迈入了成年人的世界。老师能够在此指出，青少年的困境与许多少数群体必须生活在长期不确定性的状态相近。少数群体成员如同青少年一样，他们有时会表现出不安、紧张、自我防御，这些偶尔会导致令人反感的行为。对于年轻人而言，相较于对单一概念的学习，了解自我防御行为的缘由更为重要。令人反感的特质在某些人类群体中是固有的。
（7）关于歧视和偏见的事实。 学生们不应该对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中的缺陷一无所知。他们应该知道，美国信条中对平等的要求在现实中还远远没有得到实现。孩子们应该了解到，在住房、教育、就业机会中所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他们应该知道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对这种情况的看法；他们所怨恨的是什么；是什么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有哪些基本的礼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电影，也可以介绍“抗议文学”，尤其是年轻的美国黑人的传记，如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黑人男孩》（Black Boy ）。
（8）允许多重忠诚。 学校一直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但忠诚的条件往往是狭隘的。人们很少提及的是，事实上，忠于国家意味着忠于国家中的所有少数群体（见第40页图1）。我们注意到，在第24章中，体制化的爱国者、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往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偏见者。对专属忠诚的教育——无论是对于国家的忠诚、学校的忠诚、兄弟会的忠诚还是家庭的忠诚，都是灌输偏见的一种方法。成长于共同忠诚氛围之中的孩子，可能会看到忠诚是允许互相包含的，互为兼容的，而非绝对排他的（见第48页，图2）。
对理论的定夺
歧视和偏见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还是人格结构之中？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两者皆是。为了更精确地表述，我们可以认为通常所说的歧视，与现行社会制度、普遍文化习俗密切有关，而偏见这一术语则特指给定人格的态度结构。
虽然这点申明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两个条件会同时出现在事件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次强调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多重的方法。在第13章中，我们介绍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有历史、社会文化、情境的分析，以及从社会化、人格动力、现象学等方面的分析，以及最后针对真实群体差异 的分析。对偏见及其条件的理解必然是基于这些层面的研究之上的。这绝非易事，但没有其他捷径。
补救方案往往能够分为两类。强调社会结构变化的方案（例如立法、住房改革、行政法规）和强调个人结构变化的方案（跨文化教育、儿童训练、劝诫）。但是，就实际而言，这两种方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为了使跨文化教育更为有效，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学校制度，或者改善大众媒体的做法，或是沟通体制的政策本身。虽然如今的社会科学能够以特定方式成功预测各种方案的结果，但是，社会科学也赞成多元化的方式。希望改善群体关系的人需要投身于对偏见与歧视多管齐下的打击之中。
此书的目的是说服读者，偏见的问题是多面的。它也旨在提供一项组织方案，通过此方案，读者可以对许多因素进行考量。最后，此书还试图对每个主要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为未来理论和补救措施的进展做好准备。
尽管我们的目的是大胆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书中所举出的案例在未来将得到修正与扩展。人类行为科学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即使我们偶尔会遇到瓶颈，但是我们相信进步是看得到的，在未来一定会有所飞跃。
对价值观的定夺
我们如何向开明人士解释越来越受关注的偏见问题，以及全体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关注的证据在于大量产出的研究、理论和补救措施。）答案在于20世纪极权主义对民主价值的威胁。西方世界将民主思想认为是源于犹太-基督教伦理，并经由许多国家的政治信仰所强化，逐渐扩大至全世界，这是错误的。现实并非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文明倒退。人类的弱点一一得到揭示：失业、饥荒、不安、战争的后果，使人类成为煽动者的牺牲品，他们毫无内疚感地摧毁了民主的理想。
现在我们认识到，民主对个人性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时候，这种负担令人相当难以忍受。成熟的民主人士必须具备一些微妙的美德和能力：理性思考事件因果关系的能力，能够根据种族群体和其特质形成适当的、具有差异性的类别的能力，赋予他人自由并能够掌控自身自由的能力。这些品质都是难以获得并维持的。人们更易于屈服于过度泛化和教条主义之中，排斥民主社会固有的模糊性，对明确性有着自身的需求，并“逃避自由”。
这是民主信仰的一部分：针对人类行为中不合理性与不成熟的因素的客观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抵制。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维埃俄国，还是任何其他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都禁止研究非理性心理。舆论分析、精神分析、谣言、煽动、宣传、偏见的研究都是被禁止的——除非这些研究与剥削人类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同。然而，在世界上的自由国家，针对非理性的研究正在加速进步，因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坚信，造成文明退化、民族中心主义和仇恨的社会力量和人格力量可以得到控制。
有人可能认为，包括偏见在内的非理性行为是一件好事。我们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作家言论。他们说，紧张是生命的本质；想要存在就要奋斗，想要生存就是征服。自然是残酷的，人类是残酷的，打击偏见是对弱势种族的姑息。这种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有时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但是民主的价值观所追寻的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平等权利，显然这并不常见，也无法被伦理所接受。正如本书所示，在民主价值观的导向下，为人类多样化的群体寻求产生种族冲突和偏见的根源及补救办法，是科学家们的使命。如同其他人一样，科学家也会情不自禁地被个人价值观所驱使。
在科学领域，价值观具有两点意义。首先，它驱使科学家（或学生）进行并维持他的研究。其次，它为研究人员的最终努力所得来的研究成果指明了应用的方向，并服务于其所认可的、理想的社会政策。价值观不会参与科学工作的以下重要阶段，因此，也不会对科学工作产生歪曲。 （1）它不影响问题的识别或定义。在第1章，我们明确表示，偏见是现有的心理事实，正如歧视是现有的社会事实一样。无论科学家是为了支持，或反对偏见和歧视，都无法改变事实。偏见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发明”，它只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可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被客观研究。 （2）价值观不会影响科学的观察、实验或事实收集的过程。（在很罕见的情况下，这一过程能够检测到研究人员的偏见，研究人员因此会受到相应的责备。）（3）价值观不会影响科学方法推广的过程。数据歪曲对科学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并可能导致其推导出毫无根据的结论。他这样做只会招致他在将科学应用于改善人际关系方面的价值否定。（4）价值观不会渗透到结果和理论的沟通过程中。除非研究人员明确、无偏差地表明实验无法被重复，无须进行长期积累以获取终极的价值。
总之，目前的卷宗及其报告是受作者们的价值观所驱动而作的。他们将此与持有民主意识形态的其他人共同分享；同样，本书也希望提出的事实和理论有助于改善群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它是人类知识现阶段所能达到的一个准确而客观的科学作品。
对于价值观的问题，还有必要提及最后一个方面。虽然我们的目标在于缓和紧张局势，增加群体之间的宽容和友善。但是，处理文化和少数群体的合理长远政策仍然是模糊的。将所有群体进行融合是一种有效的理想方式呢？还是努力维持种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主义呢？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应该逐渐通过移民和通婚，融入美国的大熔炉之中呢？来自欧洲的许多移民群体、东方人、墨西哥人、黑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赞同同化（一种价值判断）的人指出，当群体完全融合时，就不再存在任何可识别的，或心理层面的偏见。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外国的价值体系，似乎只有同质化的群体才能够使他们放弃偏见思维。对他们而言，团结意味着一致。
另一方面，赞成文化多元主义的群体则将同质化视为一种巨大的损失（又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意味着抛弃种族群体所特有的别具一格的、多彩斑斓的生活方式。东方的美食、意大利人的歌剧、东方的哲学、墨西哥的艺术、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传说。如果能够对多元文化进行保护，那么这些事物对于所有民族而言都是具有利益和价值的。正是这些文化防止了主导广告、罐头食品和使人安静下来的电视中千篇一律的标准。然而，至少有一个大群体——美国黑人，虽然几乎不具有独特的文化，却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偏见。对此，文化多元主义者也无法判断这是否是其想要的结果。
那么，如何在这场争论中保持恰当的价值观呢？这个问题似乎是遥远的、不真实的，因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受我们的控制。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很重要。一个例子是联邦政府对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政策。最近的官方态度似乎从赞成文化多元主义的态度转变为赞成同化的态度。官方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它所引导的日常政策会对相关人群的生活产生即时的影响。
虽然我们无法假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可能能够指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民主方针。对于那些渴求同化的个体，政府不应该对其设立人为的障碍；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民族完整的个体，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宽容和赞赏。如果这样一个宽容的政策是有效的，意大利人、墨西哥人、犹太人和有色人种群体中的一部分成员，毫无疑问地会投身于融合的大熔炉之中；而其他人，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则会保持分离与自身的辨认度。民主的需求在于，只要这种发展不违反他人的安全和合理权利，就应该允许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并保证其不受人为干扰或障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国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将“统一多样性”作为理想而为之奋斗。更为遥远的未来可能会发生我们无法预见的情况。
美国总体而言始终是民主的坚定的捍卫者，所有人都拥有着与他人相同或不同的权利，尽管美国的信条并没有尽然得到实践。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朝向宽容态度的转化进程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是如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一样，发生致命的倒退。全世界都在观察民主理想在人类关系中是否可行。公民是否可以通过学习寻求自身的福祉与成长，而非牺牲同胞的利益，或随波逐流？人类大家庭还没有揭开这些谜底的答案，但希望总是存在。
参考文献
1. 关于行动计划的补充说明，读者可以查阅G. SAENG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Achiev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in a Democracy , New York: Harper, 1953, Chapters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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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一项对许多社区的调查中，一名调查员报告说，对问题的否认几乎是普遍遇到的。 G. WATSON. Action for Unity . New York: Harper,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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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by P. R. FROTHINGHAM, Edward Everett , Orator and Statesman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5,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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