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方案评估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将针对偏见和歧视原因的研究应用到设计补救方案中。
在前一章，我们讨论了通过立法进行补救的方案，并基于特定科学研究对此进行了审议和肯定。我们通过几个方面的证据支持这一特定的补救计划。我们的逻辑如下：
在关于偏见的社会文化根源的调查中（第14章），我们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会加重偏见的因素，例如流动的便利性，这使少数群体能够迅速迁移至工业地区，其结果是少数群体的相对密度骤增，当地居民也会视其为“威胁”。如果采取限制性的措施，例如设立种族隔离的学校，或者其他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性“隔离”做法，都会使双方陷入交流的困境，并由此滋生怀疑、怨恨，使群体之间的关系紧张。能够减少偏见的接触类型（第16章）将随之消失。邻里之间不再其乐融融，而是彼此提防。
现在，民权立法的论据在于为了促进共同利益，法律可以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增加彼此以平等地位进行接触的机会。例如，最高法院废除了限制性约定之后，黑人在社区中的居住选择将更为多元，也更为分散，从而避免了高度密集而导致的“威胁”论。同样，所有的反歧视法律都有助于消除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区隔，并能够借由“以平等地位进行的接触”减少双方的偏见和关系的紧张。
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与立法补救措施也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人员就持有偏见者是否会遵守反歧视法进行了探讨。这一点与我们就偏见所引起的精神冲突（第20章）的讨论，与我们关于顺应（第17章）及人们处理内疚（第23章）的讨论都是相关的。正是这些社会科学的发现使我们有能力做出预测，即使反歧视法在初期会遭到抗议，但是大多数美国公民将在原则上接受并遵守这一法律。
我们无须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想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减少社会偏见，就应该对能够消灭隔离行为（通过政策、法律或其他方式）的科学依据采取高度的重视。
然而，立法补救只是改善种族关系，改变偏见态度的几种可能途径之一。以下列表展示了细分后的其他方式：
正式教育方法
接触与结识方案
集体再培训
大众媒体
训诫
个体治疗
这个列表不包括广泛的历史和经济变化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它们太过广泛，以至于无法将其作为任何方案的改造目标，或者这些因素应当是立法行动的目标。例如在经济领域，薪资的提升能够使少数群体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并可能提高其自尊，降低其防御性，同时也使其能够以平等地位与社区中的其他成员接触。
我们的列表涵盖了目前被改善美国各群组关系的众多机构所采用的补救方案的类型。尤其是对于私营机构而言更是如此，它们每年在这项事业上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科学作为政策的指导。
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供帮助。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所展示的那样，社会科学能够将问题从原因到结论进行剖析。基于对偏见根源的心理学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能够成功预测特定运作模式的成败。其次，社会科学也能够作为评估工具，对所采取的方案进行测量。
社会科学在评估方案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1
研究进路
衡量态度变化的方法是一项近来的发展成果。我们越多地使用它，就越能发现其中蕴含的复杂性。2 以下案例展示了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1950年，全国有色人种研究生护士协会在独立运作了42年之后解散了。这是由于黑人护士终于受到了大多数地方上的美国护士协会的接纳。这就是隔离措施废除之后，人们态度转变的例子。
但是，是什么导致人们态度转变的呢？是针对特定黑人护士和白人护士的改革努力实现的吗？还是现在颁布的FEPC法案，还是最近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呢？各州机关对于善意和兄弟情谊的宣传是否发挥了作用？还是所有这一切和许多额外压力所导致的结果？
这可能是特定一个原因或一些原因的结果，但是要回溯其效应产生的次序并不容易。
评估研究需要三个理想要素：（1）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供评估的方案（一组过程指导，一项规律，一部电影，一种新的接触方式）。这个因子被称为自变量 。（2）必须有一些可量化的变化指标。在实验前后、访谈结束后，或社区内紧张态势的量化指标（例如，向警方报告的群体冲突案件数量）达到一定值时所采用的态度量表。这些指标被称为因变量 。 （3）对照组没有那么重要。当应用自变量时，我们应该证明测量得到的变化是事实所导致的。对照组（与实验组在年龄、智力、地位相匹配的被试）能够显示自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对照组（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也显示出一定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断定这些自变量的效度，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两组被试也产生了影响。
研究人员很少能够成功找到所需对照组。在针对十八项大学跨文化教育课程的评估中，只有四项课程的评估使用了对照组。3 我们必须承认，控制变量并非总是有效的。假设两组学生正在接受调查——一组学生接受了指导，另一组学生则作为对照组。现在学生们在学校外聊天。实验组学生所受到的指导可能不自觉地传递给了对照组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组的学生就对对照组的学生产生了影响。
评估研究的理想设计可以总结如下：
因变量
自变量
应变量
研究组
对偏见进行测量
→
暴露在方案中
→
对偏见进行测量
对照组
对偏见进行测量
→
没有暴露在方案中
→
对偏见进行测量
在不同时间点对方案进行评估，结果也会产生变化。在方案结束后，立即对其进行评估（测试、采访等）通常是最为简单的方法。但是，如果评估发现了态度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会持续多久呢？如果评估没有发现态度变化，那么该方案是否具有“睡眠者效应”，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会显示其影响？也许理想的计划是在方案结束后立即进行评估，并在一年后再次对其效果进行测量。
在评估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多障碍。我们难以维持自变量的单纯性；很难制定适当的测量改变的方式；即使研究有所发现，人们也无法自信地解释其缘由，因为各种不必要的变量已经侵入到实验的设计中。复杂的社群生活与实验室环境大相径庭。
然而，除了诸多困难，更让人沮丧的是，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特定方案在评估研究中显得成效斐然，而事实中却收效甚微。4 这些方案的评估研究人员对此感到绝望：
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候，结果显示该方案能够减少偏见，至少能够扭转负面意见。有时，结果又显示偏见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有时，结果显示虽然偏见有所减少，但是群体关系却更糟糕了。有时，一组学生的反应更为良好，而有时，另一组学生的反应更为良好。5
情况虽然复杂，但也并非像这位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样绝望。
正式教育方案
一名研究人员对斯普林菲尔德“跨文化教育计划”的效果进行了评估。6 该计划（自变量）具有广泛性和灵活性，涉及城市公立学校中各年级的各类教学。7
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所私立大学授课的研究人员有机会对该市大量接受此教育计划成长的大学新生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大量来自斯普林菲尔德以外的新生——他们没有接受跨文化教育的背景。这些非斯普林菲尔德的新生能够成为对照组。
研究人员采用了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作为因变量。新生们（总共764人）允诺，他们不会将自己对祖国、邻里、亲属的感情代入到调查中的种族群体之中。
研究结果总结如表13。
表13 博加斯量表平均分（平均分越高，偏见程度越高）
教育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差平均数
在斯普林菲尔德受教育
237
64.76
26.21
1.70
未在斯普林菲尔德受教育
527
67.60
24.39
1.06
我们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实验设计中并不包含实验前后 的测量。因此，我们无法证明，这些年轻人在接受教育计划前后的偏见程度是否相同。例如，假设由于某些原因，斯普林菲尔德具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或者斯普林菲尔德的孩子在偏见氛围更为淡薄的环境中成长，那么，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孩子的偏见程度所产生的对比就并非斯普林菲尔德跨文化教育计划的成就。然而，研究人员没有理由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对两组样本中的孩子做出这样的假设。
研究人员发现，两组被试间的差异的确与斯普林菲尔德学校系统有关。相较于其他孩子，参与该计划的孩子的社交距离更小。就统计上而言，差异所产生的临界比为2.00。虽然这种较小程度的差异存在概率误差的可能性，但事实不太可能是这样。研究人员指出，斯普林菲尔德的孩子在校时，只花了少量的时间接受该教育计划，但是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计划的效果不断被放大。因此，在将来，该计划在他们身上所取得的效果会更为显著。
该研究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所取得的结果与整个研究趋势相反，斯普林菲尔德学校的犹太学生相较于斯普林菲尔德之外的犹太学生，表现出更为狭隘的态度。这完全是新教和天主教所导致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犹太年轻人过分在意到少数群体的问题，因此，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也变得更为不满。
我们无法在此列举所有对教育计划的评估研究。这些评估研究种类繁多。有些类似于斯普林菲尔德计划，是“综合的”，包含了许多教学手段。有些评估是针对特定教育计划的影响而言的。劳埃德·库克（Lloyd Cook）将后者分为六大类。8 （1）“传递信息的方法”，通过举办讲座和课本教学传授知识。（2）“间接体验的方法”，通过电影、戏剧、小说等手段，使学生对外部群体成员产生认同。（3）“社区学习-实践方法”，学生参与实地考察、地区调查、社会机构工作或社区计划。 （4）“展览、节日庆祝活动”，鼓励学生对少数群体的习俗和旧世界的遗留传统产生好感。（5）“小群体过程”应用了群体动力学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讨论、社会戏剧和集体再培训。（6）“个人研讨”，对学生进行治疗性面谈和咨询。
我们无法断定以上哪一项是最卓有成效的方法。然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大约在三分之二的实验中，这些方法都带来了积极的结果，而鲜有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依然无法知晓哪些方法是最为成功的教育方式。正如库克指出的那样，证据似乎倾向于证明那些间接的方法更为有效。间接的方法指的是既非针对少数群体，也非专注于偏见现象的研究。在社区项目中越是迷茫的学生，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参与与发展中，得到的收益越是显著。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熟悉 （acquaintance）这一领域，而非了解 这一领域的知识 （knowledge about）。
传递信息的方法 。这个初步的结论清楚地将传递信息的方法作为防御性的方式。 人们向来认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许多学校的建筑上都会铭刻苏格拉底的箴言，“知识是美德”。然而，目前广为认可的事实是，学生们是否准备好了习得知识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信息的传递往往包含着态度。事实本身是客观的，而态度是主观的。只教授单纯的事实往往会导致三种形式的失败：被迅速遗忘、按照现成态度被扭曲，或者与影响生活准则的主要因素相隔离。
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态度与观念进行了测试，进而揭示了这种常见于行为准则中的隔离思想。跨文化教育的指导可能会纠正错误信念，但不能够明显改变人们的态度（第471页）。例如，孩子们可能会学习黑人历史而仍然没有获得宽容态度。
然而，反对意见认为，这种结果也许是由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无法显示出收获，也有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事实的扭曲增强了自身的偏见。但从长远来看，准确的信息也许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例如，梅德尔指出，不存在任何能够合理化黑人在这个国家中的较低地位的有理有据的“种族”理论。如果人们能够保持理性，那么推翻种族劣等学说的证据也能够逐步瓦解其偏见态度。
跨文化教育的根本前提是，没有人会只封闭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在所属群体中成长为信仰于日出日落的孩子，会将从外部而来的陌生人视为外国人，在这样的成长模式中长大的孩子缺乏对自身生活的洞察。 他永远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待世界——许多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创造的生活模式。如果孩子们无法在学校获取跨文化的信息，那么他也不太可能从家庭和邻里之间学会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外部群体的方式。因此，我们能够总结，教授正确信息无法自动改变偏见；但是长远看来是有效的。
但是，在面向孩子们的科学和事实教育中是否可能包含对少数群体不利的信息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能够想象一个群体成员所具有的不良特质比例可能高于另一组群体的情况（第6章、第7章、第9章）。如果事实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压制这些信息。如果我们选择追求真理，我们就必须坚持于此，而非仅仅选择和谐的部分。开明的少数群体成员会赞成所有科学和事实调查结果的公布，因为他们相信，一旦人们能够了解全部事实，那么这些证据就能够消除大多数普遍的错误的成见与指控。如果小部分指控得到了证实，那么少数群体生活的逆境也能够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这样做能够改善人们对问题的视角，并激励社会改革。例如，有时，一些受到迫害的群体成员可能会申辩，我们不应该压制这一事实，而是应该直面现实，并给予同情与理解。
我们应该如何对此进行总结？我们承认，单纯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够改变任何一种态度或行为，而且，根据现有的研究，相较于其他教育方式，单纯的信息传递似乎成效更为微小。同时，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传递真实信息会造成任何伤害。也许其所带来的效益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体现，并且真实信息可能会伴随着偏见者对自身成见的怀疑与不安。也许其他需要更为健全的实际指导作为支撑的教育方式（例如，参与项目）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大的收益。总而言之，我们能够抵制完全放弃传统的正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非理性立场。即使单凭事实无法满足教育的需求，但是传授事实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直接的教学方式与间接的教学方式。 在群体问题上对双方优点的关注引申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例如，让孩子们就“黑人问题”进行讨论是否合适？还是通过偶然事件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更为合适呢？有些人认为，在英语课或地理课中进行跨文化教育比直接关注社会问题的课程更好。为什么要加剧孩子们的内心冲突？对孩子们而言，了解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求同存异的情况下保持友好态度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我们无法对此进行绝对的评判。虽然一个孩子可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习得对多元文化的接纳。但是，他还是会为可识别的差异感到困惑，如不同的肤色，不断出现的犹太假期，宗教的多样性。在他理解这些差异之前，他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不完整的。孩子们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直接教育。对于一些年长的学生而言，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关的生活经验，并准备好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直接教育所带来的益处更是深远。
在一个针对为期一周的研讨会上的三种教学模式的实验中，卡根拉比（Rabbi Kagan）通过直接的教学方法得到了超凡的结果。9 他向一组基督徒学生教授了旧约文学，并避免提到任何当下基督教与犹太教所存在的摩擦。在这种间接的方式中，他只强调了犹太人对圣经历史的证明贡献。对于第二组学生，他教授了同样的内容，但他在教学过程中频繁提及偏见问题，并在课堂上邀请学生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并允许学生进行情感宣泄。这种直接的教学方式成果更为显著。针对于第三组学生，他采用间接的方式，但辅以对学生个人经验的私人研讨并允许学生进行情感宣泄。他称这种方式为重点访谈。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同事负责对所有学生进行实验前后的测试。研究人员指出，间接的方法没有得到显著变化，而直接的方法具有显著的效果；而重点访谈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总体而言，他赞成直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都无法改变一些极端的反犹太主义学生。
这项研究中的直接方法所取得的相对成功似乎是由于被试样本的构成。被试均为高中生，并通过他们对宗教的兴趣而甄选得到。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坦然面对种族问题，并能够将自身态度向有利的方向进行转变。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就此而言，目前的证据是不完整的。只有在将来，我们确定了不同群体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合直接或是间接的方式，才能够做出定论。
间接体验的方法 。有相当的证据表明，电影、小说、戏剧可能是有有效的跨文化教育手段。也许是由于这些方式都能够引起观众对少数群体成员的认同。有迹象表明，对于某些儿童而言，这种方法可能比传递信息或参与项目的方法更有效。如果未来的研究能够支持这一点，那么我们将面临着有趣的可能性。现实讨论的策略可能对一些人而言是过于强烈的威胁。但是，基于幻想层面的认同感可能能够成为更为温和的教育方式。也许，在将来，我们会将小说、戏剧和电影作为跨文化教育的第一步，并逐渐走向更为现实的教育方法。
项目参与的方式。 其他大多数的跨文化教育方式都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会对少数群体居住的街道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会与少数群体一同参与节日或社区活动。他们会与少数群体相熟，而非仅仅了解他们的信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倾向于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学校的课程，也适用于亲子活动。
接触与熟人方案
各种参与和行动方案的目的在于与接触对象与熟人建立起友善的关系。然而，从第16章起，我们就了解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等级社会制度中，或在双方同样处于底层地位的情况下（贫穷的白人和贫穷的黑人）所发生的接触，常常会被彼此视为威胁，相较于帮助，人们更倾向于将此视为有害的接触。
然而，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方案，力求于将各个群体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增进彼此的尊重。这绝非易事，因为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往往会因为虚假刻意而付之东流。莱文（Lewin）指出，许多种族群体关系或社区关系无法切实加入仅出于共同关心的同一项目之中。人们只是进行会面，并口头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而已。由于缺乏明确的客观目标，这种“善意”的接触可能导致挫折，甚至对抗。10
只有在日常有目的的追求、避免虚假刻意、满意社区裁决、倡导平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接触和熟人方案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成效。人们的联系越是深入与真诚，效果就越是显著。这不仅提供了能够使来自不同种族的成员并肩工作的机会，一旦这些成员能够将自己视为团队的一部分，则该方案能够获取更大的收益。
再次，我们看到了在采取接触和熟人方案之前，废除隔离政策的重要性。被人们所铭记的甘地（Gandhi）在印度所推行的方案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呼吁消除贱民阶级。我们也应该将此作为美国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
接触和熟人方案的形式繁多。社区大会或区块委员会是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所成功尝试的手段。这些组织的目的明确，即在不同种族关系紧张的街区中改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的活动使仇恨消减，并助长了人们的宽容态度。
蕾切尔·杜波伊思（Rachel Du Bois）对增进彼此之间熟悉的一种特殊手段进行了广泛的介绍。11 我们在第16章中看到了这种手段能够将不同种族背景的人汇聚于同一个“邻里节日”之中。组织者可以就秋天的会议、假日、童年最爱的事物对参与者展开提问。对此的报告称，这样的活动能够勾起参与者们的回忆，并迅速引起大家对不同地区和种族习俗的比较。回忆、温暖与人们的幽默，使现场充满了生机。人们会发现群体习俗及其意义其实极为相似。一名参与者可能会开始演唱民间歌曲，或教大家学习民族舞蹈，人们其乐融融。这种手段并不会使大家产生过久的接触，但它是很好的破冰手段，并能够加速人们之间的了解，打破社区中一度存在的障碍。
虽然大部分接触和熟人方案计划尚未得到评估，但我们知道（在第16章中有所介绍），无论是平等地位的关系，还是更为亲密的熟识，都可能增加人们对彼此的宽容。
这种手段并不仅仅适用于成年人，也同样适用于儿童。我们在上文所引用的几位教育工作者的判断认为，如果能够使社区中不同种族群体中的孩子产生有目的的、现实的接触，那么学校中的跨文化教育将会更为有效。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能够引用一项针对一年级学生的对照试验作为说明。
特雷格（Trager）和雅罗（Yarrow）将来自费城的一年级被试学生分为三组，按照背景和智力进行配对。一组被试按照精心准备的课程安排接受了14堂跨文化关系教育，包括社区参观、参加在黑人家中的派对、以及其他多为活跃的经历。该方案的重点在于让孩子们看到每种职业、每种宗教、每个种族，在社区的多元化生活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组被试也接受了14堂跨文化关系的教育。但是教学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教学方式强调，美国的社会结构是存在等级制度的，偏差群体具有一些“有趣的习俗”，但是，“所有事情都存在正确的处理方式”。尽管教学者并没有向这组的孩子们强制灌输偏见，但是，教学者也并没有对他们所形成的刻板印象进行纠正，并且孩子们能够通过公立学校所普遍采用的、具有偏见导向的教材进行自己的推论（例如，将荷兰孩子或小黑人桑波进行带有歧视性描绘的书籍是一种会导致偏见的做法）。
第三组被试则根本没有接受类似的教育，他们将时间用于手工作品之上。
在连续七周的实验前后，研究人员采用标准采访与其他方式测量了孩子们的偏见。 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文化多元化”组中的被试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与狭隘态度都有所减轻，而“现状”组中的被试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与狭隘态度都有所增强。而对照组则没有产生显著变化。
这个实验所具有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两种风格的教学方式中，所采用的是同样的教学者。每位教学者都采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方式对一组学生进行教学，而对另一组学生则采用现状的教学方式。因此，研究人员并非是对于两位教学者的（一位“民主”，一位“专制”）教学成果进行评估，而是对同一位教学者的两种形式或风格的教学进行测量。通过合适的培训，每位教学者都能够掌握这种教学形式。在这个案例中，教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对他们自身而言也是极具启发性的，他们由此转化为文化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推崇者。12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被称作“行动研究”的有趣的案例，即特定的、为了测试其效度而采取的方案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增强了我们对跨文化教育效度的信念，并强调了文化多元化和在社区内愉悦的接触的重要性。同样，研究也指出了目前学校传统课程中，对于群体差异的教学所产生的有害影响。最后，就教学者本身而言，研究指出了角色扮演与移情所带来的教学者的态度的转变。
集体再培训
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进步之一，就是创造了通过角色扮演和其他手段而形成的“强迫共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学校老师对此已经有所尝试，但是当这种形式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它也被称为“重新培训”——一种“群体动态”的特殊形式。研究已经发现，很多人乐意在帮助自身提高人际关系技能的项目中携手合作。他们想要学习拥有民主领导力的技巧。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加入再培训组织以摆脱偏见，但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明白，正是自身的态度与偏见，阻碍了他们作为工头、老师、高管时的工作效率。
与通过阅读宣传手册，或聆听布道的公民所不同的是，这些个体需要通过自身的目光加入重新培训项目之中。他需要履行其他人的职责——作为一名雇员、学生、黑人仆人，通过这种“心理剧”，他切实体会到了他人的感受。他也能够从自身的动机、焦虑、投射中得到对自己的洞察。有时，这种培训方案会由一位咨询师对此进行补充，咨询师会帮助他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检查。随着个体视角的不断发展，他对其他人的感受和思想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伴随着这种个人参与，个体能够更好地概括出人际关系中的原理。13
对这种训练的评估表明，个体所维系的社会支持会不断扩大收益。例如，在一项旨在提高社区关系工作技能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单独生活在没有计划成员居住的地区中的个体，其所受到的训练收效甚微。他们感到挫折，并感到被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所吞噬。而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计划成员能够维持关系，并给予彼此支持，他们就会更有效地运用再训练中所获取的洞察与技能。14
并非所有的再培训都是直接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批判型的。它可能是更为客观的。一项针对参与社区自我调查成员的再培训， 是让这些志愿者通过携手合作，共同研究各自城市或地区的群体关系。他们从设计研究、制定问题、进行采访、计算“歧视指数”（通过住房、就业、学校获取信息）的经验中获取高度的教育。这些志愿者所开展的后续活动更加深了他们对此的了解，并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社交技能与共情能力。15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第20章所述的“事件控制”手段，针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再培训，其目的都在于消灭一些个体内心的抑制与僵化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更为有效地追求共同的目标。在特殊的情况下，参与培训的个体希望能够习得一种日常所需的技能——即打消偏见者在谈话中习以为常的偏见言说方式。例如，作为旁观者，在公共场所听到陌生人所发表的针对犹太人的恶毒言论时，应该说些什么？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采取沉默。但在一些其他情况下，沉默似乎是种默许。因此我们的正义感促使我们发声。研究表明，以平静的语调与明显的诚意，表达出这种言论很不符合美国精神的观点，能够带来最为有利的影响。但是，在公众场合发言需要很大的勇气，并且还需要发言者采取正确的话语，并控制自己的声音。这需要在群体的监督下进行长时间的练习。16
大部分再培训方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些方案旨在释放宽容群体内心的压抑，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技能。显然，集体再培训无法适用于抵触其方式与目的的人群。然而，只要有耐心和技巧，出于其他目的而组成的群体或课程也许能够引导这些人群实践群体动态中的简单技能。
此外，这些手段也能够在生活中被部分采用。例如，孩子们可能很容易就能够被引导入一段角色扮演之中。17 通过与外部群体的儿童演员们一起扮演不同角色，这些年轻的小演员们能够真实感受到歧视所带来的不安与自身所产生的防御性。亚瑟兰（Axline）在针对一组年幼儿童的游戏治疗中发现，通过这种相似的手段，孩子们在组内所表现出的严重种族冲突得到了改善。18 他将三到四名白人与黑人孩子置于玩偶与过家家的玩具场景之中，通过这种安排，能够观察到孩子们内心冲突的投射与新生的敌意。而随着过家家游戏的进行，孩子们之间也不断进行着彼此适应与真正的关系调整。
大众媒体
我们有理由怀疑，大众宣传是否能够成为控制偏见的有效手段。大众媒体所进行的别有用心的信息轰炸，使人们被媒体宣传挟持。在有关战争、阴谋、仇恨和犯罪的报道之中，怎么可能会出现一条宣扬兄弟情谊的新闻？另外，人们选择性地感知支持宽容态度的宣传。而那些不想接受这套信仰体系的群体也能够轻松逃避这一切。这些不认可该信仰的群体也不需要这些宣传。但是，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不应该阻止我们寻求更为详细的知识。毕竟，我们知道广告和电影已经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一旦有利可图，是否媒体也能够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呢？
此类研究虽然很少，但其中的规律依旧有迹可循。19
（1）虽然一个节目——也许是一部电影——可能对人们能够产生轻微的影响，但几个相关节目所能产生的效果显然比将单一节目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简单的叠加更为显著。媒体工作者对这种金字塔刺激 （pyramiding stimulation）原理了解颇为深刻。任何媒体从业者都知道，单凭一个节目（program）是不够的，必须构成一项运动 （campaign），才能够引起轰动。
（2）第二条暂定的原则涉及效应的特殊性 。在1951年的春天，波士顿的电影院上映了电影《愤怒之声》（The Sound of Fury ）。电影清楚地呈现了一点，道义上的冲突只能通过耐心和理解来解决，而非暴力。这个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人们为电影所表达的高风亮节而赞赏有加。在电影结束后，播放了一段新闻短片，描述的是已故参议员塔夫特（Taft）谈国际关系。他同样持有电影中所表达的观点，他认为，只有通过耐心和理解，而非通过暴力，才能解决冲突。同一批观众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在一种环境中所习得的经验无法适用于另一种环境。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观点可能会受媒体影响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往往限制于一个狭隘的语境中，并难以泛化。
（3）第三个原则与态度的回归 （attitude regression）有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观点会倾向于回归到原来的视角，但并不会完全复原。
（4）然而，这种回归并不普遍。霍夫兰（Hovland）及其同事对军队中的教条性电影所产生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的研究发现，虽然态度的回归是普遍的，但是，在特定个体身上事实却恰恰相反。20 “睡眠者效应”也由此显现出来。这些延迟效应主要发生在对电影所传达的信息极为抵触的群体之上，但是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些信息。特别是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初始意见相左的群体而言，其睡眠者效应更为显著。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个体首先必须克服内在的抵触，才能够接纳自己潜在的对宣传信息的认同倾向。支持宽容态度的宣传会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的态度产生尤为深远的影响。
（5）在人们没有深层次的抵触情绪时，宣传将更加有效。研究表明，相较于那些更投入的个体而言，“保持防御”的个体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宣传影响。我们能够回想起大量隔离既有特定条件而形成偏见者的防御性手段（第25章）。
（6）具有明确领域 的宣传更为有效。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的垄断对手无寸铁的公民造成了单调的束缚，人们无法一直对此保有抵抗。如果条件允许，反宣传能够使个体重新获取自身的判断力，并使他摆脱对现实的片面观点。鉴于这一原则，支持宽容态度的宣传是必要的——这并非由于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是它能够消除处于对立面的煽动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7）宣传应该消除焦虑 ，继而使宣传更为有效。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发现，宣传会影响到个体安全感框架的根源，继而引发个体的抵触。21 在现有安全感体系中的呼吁会更为有效。
（8）最后一条原则是关于声望标志的重要性。凯特·史密斯（Kate Smith）可以通过电台广播，在一天之内销售数百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埃莉诺·罗斯福，宾·克劳斯贝（Bing Crosby）都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如果他们能够支持宽容态度，那么他们会赢得许多宽容人士的支持。
训 诫
我们不了解传道、训诫或者伦理动员讲话所能起到的效用。数世纪以来，宗教领袖始终倡导其追随者实践同胞之爱。然而，其所带来的收效似乎是极为微小的。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确定该方法就是徒劳的。如果没有宗教领袖反复的训诫，可能情况会更为糟糕。
对此的合理的猜测可能是，训诫有助于加强已经皈依于此的人们所持有的良好意图。这一成就不应该被鄙视，因为没有宗教和道德对其信念的强化，皈依的信徒可能不会继续致力于改善团体关系。但是，对于基于特定条件的偏见者，与认为社会环境过于强势，不得不对此保持顺应的群体而言，循循善诱或许无法产生可观的影响。
个人治疗
理论上，也许转变态度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心理治疗。偏见往往会深深地嵌入整体人格的运作中。寻求精神科医生或咨询师帮助的苦恼个体往往渴求改变。他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对生活导向的重新调整。虽然，几乎从未有患者会向治疗师明确提出要改变自身的伦理态度，但是随着治疗过程的推进，这些态度可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可能会融入或重构患者的原有世界观。
尽管各种精神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临床经验，但并没有结论性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一假设。22 由于大多数病人会将精神分析视为“犹太人所发起的运动”，所以治疗师的精神分析经验尤为令人信服，单凭患者的这一观点，就足以引起现存的偏见。治疗过程可能如下所示：
早期的心理分析被称作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ence）阶段。他将治疗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归咎于治疗师，并对治疗师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和优势产生憎恨，患者会认为他们目前是父母角色的替代者。有时，治疗师是犹太人；有时，即使治疗师不是犹太人，患者也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犹太人所发起的运动，并引发自身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但这种情绪不太会针对治疗师而爆发。随着治疗的深入，当患者深入了解整个价值观念时，其自身的反犹太主义可能会消减。事实上，就原则而言，神经症患者的偏见态度会随着神经症的治愈而减轻。
精神分析只是一种治疗方式。几乎所有有关个人问题的长时间访谈都会揭示其主要的敌意所在。通过讨论这些个人问题，患者往往能够获得新的视角。如果在治疗过程中，他能够发现一种总体而言更为健康、更具有建设性的生活方式，那么他的偏见可能会就此减轻。
一名研究人员正在对一名女士进行长时间的采访。他想要了解这位女士与少数群体的接触经验和对少数群体的态度，其中并没有任何治疗意图。但在进行自我报告的过程中，这位女士向研究人员倾诉自身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她回顾了与犹太人、与反犹太主义邻里之间的过往经历，并逐渐获得了大量的自我洞察。最后，她惊呼道：“可怜的犹太人，我猜我们将一切都归咎于他们，不是吗？”只有在长期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约三个小时），她才能够发觉自身偏见的来源，并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它。
在治疗或准治疗的条件下的转化频率是未知的。这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一探究竟。但是，即使心理治疗被证明是所有方法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于其深度与来访者人格中的所有部分都有着内在关联，所以能够成功转化的个体——在人口比例中所占的部分应该是很小的。
宣 泄
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个人治疗和群体再培训的课程中——参与者时常会产生一种情绪爆发。当谈话涉及偏见时，感受到了伤害与反对的个体往往需要情感的宣泄。
宣泄具有类似于心理治疗的功效。它能够暂时缓解紧张，并为个体态度上即将发生的转变提供准备。就如同释放完管道中的空气能够使修补工作更简单。一首打油诗这样表述宣泄与紧张之间的关系。
我对我的朋友很生气；
我大发雷霆，将愤怒宣泄一空。
我对我的敌人很愤怒；
我压抑心中怒火，使它越烧越旺。
并非所有的敌意表达方式都具有宣泄所带来的效果。与此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第22章所看到的那样，侵略性行为不是情绪的安全阀，而是一种养成的行为习惯——外显的侵略行为会越来越频繁。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起初“出离愤怒”的人会在愤怒平息后变得愿意，并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
在一座东部的城市中，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种族冲突事件。群情激愤的居民向当地警察部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针对种族对抗处理预案的指导，预防并处理不断爆发的冲突。
参加这一强制教育的警务人员充满怨气，因为这种安排似乎是要求他们对自身能力和公平进行反思。这种受到冤枉的感受，连同他们对某些少数群体的偏见，使警察局内部气氛紧张，这使得教学难以实现——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每当指导人员指出目前社区内黑人的客观现实时，就会有一些警务人员以恶性黑人事件作为回应，例如黑人会在被捕时咬人。
教学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会遭遇警务人员的刻板印象、尖酸的逸事，以及敌对情绪的表达。没有任何指导能够得到贯彻，讨论只能够激起部分针对指导者、部分针对少数群体的谩骂。在课堂上，学员们会抱怨：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挑警察的刺？”“我们从来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课程？”“为什么犹太人不管好自己的事？就算他们在灰土中发现一只死猫，他们都会称其为反犹主义者的恶意。”“黑人领袖应该管好自己的人民，而不是让他们与警察对立。”
在这种自尊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警务人员现有的偏见不可能得到改善。认为自己遭受了攻击的人无法接受任何教育。
课程持续了八个小时。而在最初的六个小时中，大部分的课程都被这种宣泄所占据。指导者没有反驳学员们的言论，并尽可能地以共情的姿态倾听这些充满敌意的愤怒谩骂。然而，局面似乎逐渐发生了改变。大家厌倦了抱怨。而最后学员们的态度似乎是: “我们说够了；现在我们会听听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此外，学员们还在愤怒的情绪中发表了一些显著夸大了事实的言论，并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替罪羊。但是，一名学员在声称“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里没有问题”之后不久，就倾诉起作为一名警察，不知该如何处理所遇到的几起冲突案件的事实。一名起初对犹太群体大发雷霆的学员，在后来的言论中尝试对此进行弥补。在某种程度上，宣泄可能是有效的，个体非理性情绪爆发会使自身的良知受到冲击。
当造成紧张局面的情绪得到释放后，学员们似乎能够更为自如地重塑自己的视角，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即使在表达敌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以一种社区整体更为接纳的方式，制订未来个人行为规划。一位始终在对此进行思考的警官在课程结束时这样说道： “好吧，我想我一定是出离愤怒了。我有权利这样做。但我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糟糕的。每个人都有偏见，但我不想我所管辖的区域内发生任何麻烦。我最好还是注意那些可能对黑人和犹太人采取不利行动的人。我想我会的……”接着，他开始以自己的想法构建未来处理此类问题的计划。
我们无法证明这一心理过程发生于宣泄期间，但是观察这种特殊教学方法的研究人员的印象是，在最后的两个小时中，指导人员与学员之间的对抗已经全然消失，学员们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了可观的自我洞察。23
单独的宣泄并非一种治愈，我们只能将其称为一种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式。在说完所要说的话之后，受委屈者能够更好地准备倾听另一种观点。如果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实的——通常都是这样——那么其所导致的羞愧感能平息他的愤怒，并引导他通过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看待问题。
我们并不建议所有方案都以宣泄的方式开始。这样做会造成负面的气氛。一旦人们需要宣泄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当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的时候，则是最为需要宣泄的时候。只有进行了适当的宣泄之后，情况才能够取得进展。领导者的耐心、技巧与运气能够使他们在正确的时刻引导人们以具有建设性的渠道进行宣泄。
参考文献
1. 以下讨论的某些部分摘自G. W. ALLPORT, The resolution of intergroup tensions , New York: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1953；L. A. Cook (ED.), College Programs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 Chicago: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50；P. A. SOROKIN (ED.), Forms and Techniques of Altruistic and Spiritual Growth ,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Ch. 24。
2. 关于偏见态度测量的技术讨论，读者可以参考MARIE JAHODA, M. DEUTSCH AND S. W. COOK,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ejudice,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51，以及SUSAN DERI, DOROTHY DINNERSTEIN, J. HARDING AND A. D. PEPITONE, Techniqu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havio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948, 45, 248-271。
3. L. A. Cook (ED.). Op. cit.
4. 对这些评价研究的调查见O. KLINEBERG, Tension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 survey of research ,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0, Bulletin 62, Chapter 4，R. M. WILLIAMS, JR.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tensions: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problems of ethnic, racial, and religious group relations ,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Bulletin 57，以及A. M. Rose, Studies in the reduction of prejudice (Mimeographed), Chicago: American Council on Race Relations, 1947。
5. R. BIERSTEDT. Information and attitudes. In R. M. MACIVER (ED.), The More Perfect Un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Appendix 5.
6. DOROTHY T. SPOERL. Some aspects of prejudice as affected by religion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51, 33, 69-76.
7. J W. WISE. The Springfield Plan . New York: Viking, 1945.
8. 见上注释1。
9. H. E. KAGAN. Changing the Attitudes of Christian toward J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52.
10. K. LEWIN. Research on minority problems. Technology Review , 1946, 48, 163-164, 182-190.
11. RACHEL D. DUBOIS. Neighbors in Action . New York: Harper, 1950.
12. HELEN G. TRAGER AND MARIAN R. YARROW. They Learn What They Live. New York: Harper, 1952.
13. 对群体动力学的初步阐述见S. CHASE, Roads to Agreement , New York: Harper, 1951, Chapter 9。
14. R. LIPPITT. Training in Community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1949.
15. M. H. WORMSER AND C. SELLTIZ. How to Conduct a Community self-survey of Civil Rights .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1.
16. A. F. CITRON, I. CHEIN, AND J. HARDING. Anti-minority remarks a problem for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0, 45, 99-126.
17. G. SHAFTEL AND R. F. SHAFTEL. Report on the use of “practice action level” in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oject for American Ideals. Sociatry , 1948, 2, 243-253.
18. VIRGINIA M. AXLINE. Play therapy and race conflict in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8, 43, 279-286.
19. 一个这方面研究的文献综述见J. T. KLAPPER,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1950 (Memeographed)。
20. C. I. HOVLAND, et al. 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9.
21. B. BETTELHEIM AND M. JANOWITZ. Reactions to fascist propaganda a pilot stud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1950, 14, 53-60.
22. N. W. ACKERMAN AND MARIE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New York: Harper, 1950. R. M. LOWENSTEIN. Christians and Jews: A Psychoanalytic Stud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0. E.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8.
23. 对该案例的更详细描述见G. W. ALLPORT, Catharsis and the reduction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1945, 1,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