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饥饿艺术家

最初的忧伤 [1]

一位空中飞人表演者——众所周知，这种在大杂耍场高高的拱顶下表现的技艺是人类能完成得了的最艰难的技艺之一——起先只是为了追求完美，后来也出于根深蒂固的习惯，这样安排了自己的生活，就是只要他在同一个场地演出，那么他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就都待在高秋千上。他的全部需求，其实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全都由轮班替换的勤杂工给予满足，他们在下面守着并把上面需要的一切东西放在专门为此设计的容器里拉上去和放下来。这种生活方式倒是没给周围的人造成特别大的困难。只不过就是在演出别的节目的时候这多少有点儿碍事，因为他待在上面无处藏身，尽管他在这样的时刻通常都保持安静，但观众中时不时有人向他误投来一瞥。然而经理们原谅了他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人们当然也认识到，他并非故意要待在高秋千上，其实他是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处于经常练功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技艺保持完美。

而且待在上面也有益于健康，而如果在较暖和的季节里杂耍场拱顶四周的侧窗一一打开，阳光带着新鲜的空气照进这昏暗的场地，那么那儿甚至美不胜收。不过嘛，他的人际交往受到了限止，只是偶或有一个表演体操的同行从绳梯上往上爬到他身边，于是他们俩就坐在秋千上，一左一右靠在系秋千的绳索上聊天，或者是建筑工人修理屋顶，通过一扇开着的窗户和他交谈几句，或者是消防队员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装置，向他呼喊几句充满敬意、但很少听得懂的话。在其他情况下，他四周静悄悄的；只是偶或有某个职员在下午误入这空荡荡的马戏场，他会若有所思地仰视这目力几乎达不到的高处，这位空中飞人表演者在练功或休息的那个地方，不过这位艺术家是不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的。

如果没有那些令他十分讨厌的、但又不得不进行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的话，这位空中飞人表演者原本是可以这样过着不受扰乱的生活的。虽然马戏团经理人想方设法使空中飞人表演者免受任何不必要的痛苦：在城里行驶时就使用赛车，尽可能在夜晚或清晨以最高速度疾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可是这对于空中飞人表演者来说还是太慢，满足不了他的渴望；在火车里包了一整节车厢，空中飞人表演者就在车厢里搁置行李的网架上度过旅途时间，这虽然只略微符合他平时的生活方式，但也聊胜于无；在下一个巡回演出地点，早在他到达之前，剧场里秋千就已经准备就绪，所有通向演出场地的门也已大大敞开，所有的过道畅通无阻——然而当空中飞人表演者将脚踏上绳梯并在一转眼间终于又高高地悬在他的秋千架上时，这始终都是经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尽管经理已经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次旅行，但每一次新的旅行总是又令他难堪，因为这些旅行，撇开所有别的麻烦不谈，它们对空中飞人表演者的神经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损害的。

有一回他们又这样在一起旅行，空中飞人表演者躺在行李架上想入非非，经理靠在对面窗口角落里读一本书，空中飞人表演者小声跟他说话。经理立刻洗耳恭听。空中飞人表演者咬紧着嘴唇说，迄今一直是一个秋千，现在他表演时必须有两个，两个相对着。经理立刻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表演者，就好像他想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经理同意或不同意都无关紧要似的，他说他今后无论如何再也不只在一个秋千上表演了。想到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似乎感到毛骨悚然。经理迟疑着和观察着，他再次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说是两个秋千比一个好，从别的方面来说这个新设施也是有好处的，它会使表演更加丰富多彩。这时空中飞人表演者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为惊骇地一跃而起并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了；由于得不到回答，他便登上椅子，抚摩他并把他的脸贴在自己的脸上，以致他也满脸都是空中飞人表演者的泪水。但是在问了许多问题和说了许多奉承话后空中飞人表演者才呜咽着说：“手里只有这一根吊杠——叫我怎么活呀！”这下经理就比较容易安慰他了；他答应马上从下一站就为了第二个秋千的事给下一个巡回演出地点拍电报；责备自己让空中飞人表演者这么长久地只在一个秋千上表演，并感谢他、热情夸奖他使自己终于注意到了这个错误。经理就这样使空中飞人表演者慢慢平静了下来，他又可以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了。但是他自己内心没有平静下来，他怀着深深的忧虑偷偷地从书的上端观察空中飞人表演者。这样的一些想法一旦开始折磨他，它们还会有完全停止的时候吗？它们不会危及生存吗？经理确实以为看到，在继哭泣之后的看似平静的睡眠中，空中飞人表演者那平滑的儿童额头上现在显现出了最初的皱纹。

小妇人 [2]

这是一个小妇人。生来就相当苗条的她，却还紧紧地束腰。我看到她总是穿同一件连衣裙，它用浅黄带灰色的、有几分木色的布料做成，稍许饰有流苏或同样颜色的纽扣状垂悬物；她一直不戴帽子，她那无光泽的淡黄色头发平滑而且并非不整齐，但非常松散地扎在一起。她虽然束腰，动作却很灵活，她当然炫耀这种灵活，喜欢两手叉腰，猛地把上身转向一侧。至于她的手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只能这样描述：我还未曾见到过像她这样五个指头分得这么开的手；然而从解剖学上看，她的手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这是一只完全正常的手。

如今这个小妇人对我很不满意，她总是找我的碴儿，我总是让她受冤屈，我无时无刻不惹她生气。如果人们能把生命分成若干极小的部分并对每一个细小部分分别进行评价的话，那么我的生命的每一个细小部分都会使她恼火。我常常在想，我怎么会这么惹她生气的；也许是我身上的一切与她的审美观、她的正义感、她的习惯、她的传统、她的希望背道而驰吧，是有这样秉性相悖的人的，但是她干吗因此而感到如此烦恼呢？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关系会迫使她因我而受烦恼的呀。她只需下定决心把我看作完全陌生的人，我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陌生人嘛，这样一种决定我不会反对的，我会非常欢迎，她只需下定决心忘记我从来不曾强加给她、也不会强加给她的我的存在——那么一切苦恼显然就都会烟消云散。我完全不计及我自己，不计及她的态度自然也令我感到难堪，我不计较这些，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和她的苦恼相比，所有这些难堪都不足挂齿。不过我也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因关爱而生的苦恼；她丝毫也没有要端正我的行为的意思，况且她在我身上找的碴儿也全都不具备那种可以妨碍我进步的性质。但是她同样也不关心我的进步，她不关心别的，只关心她的个人利益，即报复我给她造成的苦恼和我将来可能会给她带来的痛苦。有一次我曾试图向她指出，如何才能最好地结束这种持续不断的不愉快，可是我恰恰因此而火冒三丈，后来我就再也不作这种尝试。

说起来我也负有某种责任，因为尽管我不熟悉这位小妇人，因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的惟一的关系是我给她带来的不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给她带来的不快，她显然因这种不愉快也在身体上遭受到痛苦：这一点对我来说却也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时听到消息，最近这种消息在增多：她又一次在早晨脸色苍白，睡眠不足，受头痛折磨并且几乎干不了什么活了；她因此而使她的家人担心，人们反复探究她这种状况的原因，迄今仍然不得要领。只有我知道原因，这就是这旧有的和始终都是新近的不快。不过我倒是并不分担她的家人们的忧愁；她是强壮和坚韧的；谁能够这样生气，想必也能够承受得住气恼的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至少部分地——装出受苦的样子，仅仅是为了以这样的方式把世人的怀疑引向我。她太骄傲了，不屑于公开说出，我如何因我的存在而折磨她；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而向别人呼吁，那么她就会觉得这是对她自身的一种贬低；只是出于反感，出于一种不休止的、永远驱动着她的反感，她才在琢磨我；也还要把这件不干不净的事情公之于众，她实在羞于启齿。可是对这件她不断受到其压力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她也于心不甘。所以她就凭她女人的精明试图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她想默不作声地，只通过一种隐蔽的苦恼的外在标记把这件事送交公众法庭。也许她甚至希望，一旦公众把目光完全对准我，那么一种公众对我的普遍的不快便会油然而生并用它那强有力的手段比她的相对软弱的个人不快有力和迅速得多地最终完全把我搞定；但是随后她将会退出，舒一口气，不再理睬我。唔，要是这果真是她希望的，那她就搞错了。公众不会承担她的角色；公众决不会这样无休无止地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即使公众极其仔细地观察我。我不是像她认为的那样是个没有用的人；我不想炫耀自己，尤其是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我谈不上特别有用，但肯定也不是废物；只是对她来说，在她的几乎闪烁着白光的眼里看来我是这么一个人，别人谁也不会信她的这种说法的。那么在这方面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吗？不，放心不了；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知道我因我的行为简直使她得了病了，而一些好事者，那些最卖力的消息传递者则眼看就快要洞察此事，或者他们至少装出正在洞察此事的样子，这时世人就会来，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究竟为什么要用我的恶劣行径来折磨这位可怜的小妇人，我是不是打算要把她逼入死地以及我什么时候终于会理智起来并生出纯朴的人的同情心停止这样做——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难以回答他们。难道我应该承认，我并不非常相信那些病征？难道我应该因此而引起这一不愉快的印象：我为了摆脱一种罪责而指控别人并且甚至以如此不文雅的方式？我能公开说出来吗，说是我，即使我相信她真的有病，我也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心，因为我完全不熟悉这个女人，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只是由她建立的，只是在她那方面存在的。我不想说，人们不会相信我的话；其实是人们既不会相信我，也不会不相信我；人们根本就不会进入谈论这件事这样一种境地；人们只会把我关于一位体弱多病的妇女所作的回答记录下来，这对我将不怎么有利。不管我作出什么回答，我都会受到无能世人的顽强干扰，他们没有能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让人怀疑有一种爱情关系存在，虽然明摆着的不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虽然明摆着的假如存在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会起因于我，因为我确实不管怎么说是会有能力去欣赏这个小妇人的无可辩驳的判断力和不疲倦的推断力的，如果我不是就会恰恰不断受到她的这些优点的惩罚的话。但是在她那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存在一种对我友好的关系的丝毫迹象；在这一点上她是坦率和真诚的；我最后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一点上；即使让人相信有这样一种与我的关系会符合她的作战计划，她也决不会克制不住自己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可是在这方面完全麻木的公众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跟我作对。

所以我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世人干预之前及时改弦更张，不指望可以消除——这是无法想象的——，但稍许缓和一下小妇人的不快。我确实常常反躬自问，我目前的状况是否就令我感到如此满意，以致我根本不想改变它了；是否这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对我的做法作出某些改变，即使我不是确信其必要才这样做，而是仅仅为了安抚这位妇人。我曾真诚地这样尝试过，不无辛劳和谨慎，这甚至符合我的心意，这几乎使我感到开心；个别的变化出现了，有目共睹，我不必促使妇人注意它们，她比我更早地觉察到所有这类变化，她已经在我的行为举止上觉察到这种意图的流露；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我没能获得成功。这怎么会呀？她对我的不满，如我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是一种原则上的不满；什么也消除不了她的这种不满，即便是除掉了我，也消除不掉这种不满；听到我自杀的消息时她大概会大发雷霆之怒的。现在我无法想象，她，这个感觉敏锐的妇人会跟我一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会既认识不到她的努力毫无希望，也认识不到我的无辜、我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满足她的要求。她肯定认识到了，但是作为富有斗争性的人，她因热中于斗争而忘记了这一点，而我的不幸的本性，这本性我不能另选别的，因为它是我天生的，我的这种本性就在于，我要低声告诉怒不可遏的人一个警告。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当然永远无法互相理解。譬如我一再在清晨心情愉快地走出家门并看见那张因我而苦恼的面孔；那怏怏不乐地撅起的嘴巴；那审视的、并在审视前就已经知道结果的目光，那上下打量我、哪怕极其仓促也决不会放过任何细节的目光；那苦涩的钻入少女般面颊的微笑；那哀怨的仰望天空；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的两手叉腰，以及然后愤愤然那脸色变白和身子发抖。

最近我就这件事向一位朋友作了一些暗示，这是我破天荒第一次这样做，对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只是顺便提及，轻描淡写，用几句话一带而过，我淡化了整个事件的意义，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意义对我来说很小很小。奇怪的是，这位朋友居然没有把这当作耳旁风，反倒小题大做认为事情很重要，并且不理会我的解释，一味固执己见。不过还有更奇怪的呢，尽管上述种种他竟还会在一个关键点上低估了这件事，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出外旅行几天。没有哪个建议比这更不明事理的了；事情虽然简单，只要仔细观察观察，谁都能看清它们，但是事情也没有简单到我一出走一切或者哪怕只是最重要的事情就会井然有序了的地步呀。相反，我反倒要避免外出；如果说我压根儿要执行什么计划的话，那无论如何也应该是这样的计划：把事情限制在它那迄今为止的、窄小的、还没有让外界介入的范围内，也就是平心静气地待在我现在待着的地方，并且不允许出现大的、由这件事引发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也包括不和任何人谈及此事，但是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危险的秘密，而是因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纯属个人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是容易承受的事，并且还因为这件事也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性质。在这一点上朋友的意见倒不无益处，它们没有教给我什么新东西，但坚定了我的基本看法。

一如在更加仔细地思考时情况所表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似乎已发生了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仅仅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的变化，这是因为这种看法一方面变得更平静了，更有男性了，另一方面却也在无法经受得住的不断震撼的影响下——尽管它们也还是很轻微的——呈现出某种紧张不安的形态。

我对这事变得更加冷静，我自以为认识到，一种判决，尽管有时似乎即将来临，但毕竟还不会到来；人们容易——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倾向于大大过高估计判决到来的速度。每逢我的小女法官，一看见我就变得软弱无力，向一旁躺倒在椅子里，用一只手抓住椅子靠背，用另一只手摆弄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眼泪从她的双颊上滚落下来，我总是在想，判决已经作出了，我马上就会被传唤，出庭答辩。但是没有任何判决，没有任何答辩，女人容易心情恶劣，世人没有时间去注意所有的事件。在所有这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无非是反复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而已，时而强烈一些，时而微弱一些，事件的总的数量更大了。还有就是，人们会在附近闲荡并乐意进行干预，如果他们找到这样的机会的话；但是他们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迄今为止他们只依靠自己的嗅觉，光是嗅觉虽然足以使其拥有者忙个不停，但它对别的事情并不适用。但是归根到底事情总是这样的，总是有这些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总是以某种极其精明的方式，最喜欢通过亲戚关系，为自己的接近辩解，他们总是暗中窥探，他们的鼻子总是嗅觉灵敏，但是凡此种种的结果仅仅是，他们还总是站在那儿。全部区别在于，我渐渐认出了他们，区分出他们的面孔；从前我曾认为，他们渐渐从四面八方碰到一起，事情的规模扩大了并且将会自动迫使作出判决；今天我自以为知道了，这一切自古以来就存在，跟判决的临近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至于判决本身，为什么我用这么一个庄重的词儿给它命名呢？如果有一天——肯定不是明天和后天，也许永远没有这一天——公众关心起这件我将一再声明不归他们管的事情，那么我虽然在这场诉讼程序中不会不受到伤害，但是下述情况是一定会被考虑到的：我对公众来说并不陌生，向来受到公众瞩目，可靠并值得信赖；所以这个后来冒出来的受苦的小妇人，顺便说及，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也许早已认出她是个鬼难缠并在公众面前把她踩在脚下，这个妇人充其量也只能对我的声誉造成一丁点损害，而我在公众的心目中则早已是他们的值得尊敬的一员了。这就是当前的事态，我无须为此感到不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有些不安了：这与此事本来的意义毫不相干；不断地惹得某个人气恼，人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尽管人们知道这种气恼毫无道理；人们惶恐不安，人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在身体上——急切地等候判决，即使人们理智地不是很相信判决会来临。但是这部分也只是一种老龄现象；青年人穿什么都合适；不美的细节消失在青年人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之中；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可能曾经有过虎视眈眈的目光，人们并不见怪，人们甚至根本就没看见，连他自己也没觉察，但是，给老年人留下的，是剩余，每一种残余都是必要的，没有哪种残余会更新，每一种残余都受到观察，而一个衰老的人的虎视眈眈目光则是一种明明白白虎视眈眈的目光，是不难确定它的。不过这里也并不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把事情弄糟了嘛。

总之不管我从什么角度观察此事，情况都一再表明而且我坚持这样认为：即使我用手只是轻轻地遮盖这件小事，我还是可以不受世人干扰很久很久地继续平静地过我迄今的生活的，不管这妇人怎么怒不可遏。

饥饿艺术家 [3]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大家对饥饿表演者的兴趣大大减低了。从前自导自演举办这种大型演出活动，收入是很可观的，今天这种演出活动完全举办不了了。那是另一种时代。当时饥饿表演者风靡全城；在饥饿表演期间，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人人都想每天至少看饥饿表演者一次；表演期行将结束的最后几天里有些买了长期票的人成天蹲在小铁栅笼子前；就是夜间也有人来观看，在火把照耀下别有一番情趣；在风和日丽的日子，笼子被抬到露天场地，于是就可以特别让孩子们来看饥饿表演者；他对于成年人来说常常只是一种乐子，他们赶时髦取个乐，可是孩子们却惊讶得目瞪口呆，为了安全起见互相手牵着手，观看他如何脸色苍白，身穿黑色紧身衣，瘦骨嶙峋，连一把椅子也不屑一顾地坐在撒上去的干草堆上，一会儿有礼貌地点点头，强作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把胳臂伸出栅栏，让人摸摸他有多瘦，但随后又完全陷入沉思，不理睬任何人，连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笼子里的惟一家具时钟的打点声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小杯子喝一口水，润一润嘴唇。

除了来来去去的观众以外，也有常驻的、由观众推选出来的看守人员，说来也怪，这些人一般都是肉铺师傅，他们总是三个人一班，任务是日夜看住这位饥饿表演者，防止他以任何方式偷偷进食。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是为了使观众放心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明白，饥饿表演者在表演期间决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甚至有人强迫也不会哪怕只吃一丁点儿东西；他的艺术荣誉感禁止他这样做。当然啦，并不是每一个看守人员都能明白这一点，有时就有这样的夜班看守，他们看守得很松，故意聚在一个远处的角落里并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打牌，显然是有意给饥饿表演者机会弄点点心吃，依他们看来他会拿出点偷偷储藏着的食品来吃的。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看守更让饥饿表演者感到痛苦的了；他们使他变得忧郁沮丧；他们使他表演饥饿异常困难；有时他强打精神，在他们值班期间尽其体力之所能唱起歌来，以向这些人表明，他们居然怀疑他，这真是大大地冤枉他了。然而这无济于事；他们也就只是赞叹他手段高明，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受他欢迎得多的是这样的看守人员：他们紧挨着笼子坐下来，嫌厅里的夜间照明昏暗，还用演出经理发给他们的手电筒照射他。这刺眼的光根本不妨碍他，睡觉他反正是睡不了的，稍稍打个盹儿他总是能的，不管在什么光线下，不管在什么时刻，在挤满人的、吵吵嚷嚷的大厅里也能。他很乐意和这样的看守在一起度过这不眠之夜；他乐意逗弄他们，给他们讲自己漂泊生涯中的故事，然后又听他们讲，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他们醒着，为了能够一再向他们表明，他在笼子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他在忍饥挨饿，他们之中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当早晨来临，他掏腰包让人给他们送来丰盛的早餐，他们以健康人的旺盛食欲在辛辛苦苦熬了一个通宵后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最高兴了。虽然甚至有些人想把这顿早餐视为不得体地对看守施加影响，但是这样说未免太过分；每逢有人问这些人，他们愿不愿意只为了这任务的缘故没有这顿早餐也去值夜班，他们便总是溜之大吉，然而他们仍然满腹狐疑。

不过这却已经是与饥饿根本不可分开的种种怀疑中的一种。谁也不能不间歇地当看守在饥饿表演者身边度过所有这些个日日夜夜，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观察得知，饥饿表演者是否确实持续不断地、毫无差错地忍受饥饿了；只有饥饿表演者自己能够知道这件事，同时也只有他自己对忍受的饥饿是否感到十分满意。可是他却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而从未感到满意；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因为饥饿而如此消瘦不堪，以致某些人非常遗憾地只得不去看这些表演，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他这副模样，而是他仅仅是因为对自己不满才如此消瘦不堪的。也就是说只有他知道，忍受饥饿是多么容易，这是连行家也不会知道的。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他对此也不讳言，但是人们不相信他的话，在最好的情况下认为他谦虚，但通常认为这是自我吹嘘，或者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对于这样一个骗子来说忍受饥饿当然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有一套使忍受饥饿轻松好受的办法嘛，而他则居然也还有脸半推半就地承认这一点。这一切他都不得不忍受，经年累月地也渐渐对此习以为常了，但是这种不满却一直在啃啮着他的心，他还从来没有，没有在哪次表演饥饿期满后——这一证明人们一定可以给他开具——自觉自愿离开笼子的。经理规定饥饿表演的最高期限是四十天，他决不让饥饿表演超过这个期限，即使在世界有名的大城市里也不例外，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根据经验人们可以通过逐步升级的广告攻势不断激发一座城市的兴趣大约四十天之久，但是随后观众就疲了，参观的人会急剧下降；在这方面城乡之间自然略有差别，但是四十天是最高期限，这条规则普遍适用。然后在第四十天上，插满鲜花的笼子的门就开了，观众兴高采烈，挤满了半圆形的露天大剧场，军乐队高奏乐曲，两个医生走进笼子，对饥饿表演者进行必要的检测，通过扩音器当众宣布结果；最后过来两位年轻的女士，为自己经抽签被选中而喜气洋洋，她们要扶着饥饿表演者从笼子里走下那几级台阶，阶前有一张小桌，上面摆好了精心选做的病号饭。在这种时候饥饿表演者总是加以拒绝。虽然他还是自愿地把自己的皮包骨手臂搁在向他欠下身去的女士们那伸出来准备搀扶的手上，但是站他可是就不愿意站起来了。现在刚满四十天，为什么就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还可以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的；为什么现在要停止表演，现在他正达到最佳状态，甚至连最佳状态还没达到呢？只要他继续表演下去，他就不仅能成为空前伟大的饥饿表演者，这一点他可能已经实现，而且他也还可以超越自我进入难以想象的境界，因为他觉得自己忍受饥饿的能力没有止境，人们为什么要剥夺他的这种荣誉呢？为什么这群假装十分钦佩他的人对他如此缺乏耐心；他受得了，还可以继续表演下去，为什么他们不想坚持了呢？而且他也累了，坐在草堆上好好的，可现在他得支起自己那又高又细的身躯并走过去吃饭，而对于吃，他只要一想到就要恶心，只是碍于两位女士的情面他才好不容易勉强忍住了。他仰头看了看表面上和蔼可亲、骨子里却十分残忍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那过分沉重地压在他细弱脖子上的脑袋。但是随后便发生了一直会发生的事。经理走过来，默默无言地——音乐使他无法说话——把双臂举到饥饿表演者的头顶上，好像他在邀请上苍看一看这里草堆上他的作品，看一看这个值得怜悯的殉道者，饥饿表演者确实是个殉道者，只不过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抓住饥饿表演者的细腰，他做出过分小心翼翼的动作想以此让人相信，他抱住的是一个多么碰不起的物件；并把他交给——并非没有暗中将他微微一摇动，致使饥饿表演者的双腿和上身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那两位此时脸已煞白的女士。于是饥饿表演者就任人摆布；脑袋耷拉在胸前，就好像它一滚到了那儿就莫明其妙地停住不动了；身体虚弱不堪；双腿出于保存自己的本能互相夹得紧紧并在一起，但擦着地面，好像那不是真实的地面，它们现在才在寻找真实的地面；他的身体的全部重量，当然是很轻的重量，都由其中一个女士来承受，她四顾求援，气喘吁吁地——她不曾想到这件光荣差事竟是这样——先是尽量伸长脖子，这样至少可以使自己的脸不致碰上饥饿表演者，但是随后，由于这一点她并没有做到，而且她那位较为幸运的女伴不来帮她的忙，而是只肯战战兢兢地托着饥饿表演者的手，托着这副小骨头架子往前走，在哄堂大笑声中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并只得由一个早已站着待命的勤杂工接替。随后送来了吃的，经理给在饥饿表演近乎昏厥的半睡眠状态中的饥饿表演者喂了一点儿，同时说些开心的闲话，以便分散大家对饥饿表演者身体状况的注意力；然后还举杯为观众说了一句祝酒词，这句祝酒词据说是饥饿表演者低声告诉经理的；乐队起劲地奏乐助兴，人们各自散去，没有人有理由对所见到的感到不满，没有人，只有饥饿表演者，总是只有他。

他就这样生活了许多个年头，每隔一定时间都有短时期的间歇，表面上光彩照人，受到世人的尊敬，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心情通常都是忧郁的，而且还越来越忧郁，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体察他的心情。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呀？他还有什么可企求的？一旦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对他表示怜悯并想向他说明，他的忧伤可能是由于忍受饥饿引起的，那么，尤其是如果表演饥饿已经表演得相当久了，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饥饿表演者报之以一阵暴怒并令人们大为惊骇地像一头动物那样猛烈摇晃起栅栏来。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演出经理自有一种他喜欢采用的惩治办法。他当众为饥饿表演者开脱，承认只有忍受饥饿引起的、吃饱了的人并非轻易理解得了的易激动性才可以为饥饿表演者的态度开脱；随后话锋一转也谈起同样需要作出解释的饥饿表演者的这一论断来：他表演饥饿的时间还能比现在长久得多；称赞这种勃勃雄心，这种善良的意愿，这种伟大的自我克制，说是这些东西肯定也包含在这一论断中了；但是随后就出示一些同时也供出售的照片从而轻而易举地驳斥了这一论断，因为人们在照片上看到饥饿表演者在表演饥饿的第四十天上躺在床上，虚弱得奄奄一息。这种饥饿表演者虽然司空见惯、但却一再使他伤心丧气的歪曲真相的做法实在让他难以忍受。这明明是饥饿表演提前收场的结果，人家却把它解释为饥饿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为反对这种愚昧行为，反对这个愚昧的世界而斗争，这是不可能的。他还是一再真心诚意地抓住栅栏如饥似渴地听经理讲话，但是照片一出现他便总是松开栅栏，叹着气坐回到草堆上，受到抚慰的观众就又可以走过来看他了。

每逢这样的场面的目击者们几年后回顾这件往事，他们便往往不理解自己当年的行为。因为在这期间出现了那个已提及的剧变，这几乎是突然发生的，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可是谁有兴趣去找到这些原因呢；总之，有一天这位备受宠爱的饥饿表演者发现自己被追求享乐的观众抛弃了，他们宁愿纷纷涌向别的演出场所。经理带着他又一次跑遍半个欧洲，以便看看是否什么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昔日的爱好；一切枉然，像是有一种默契似的简直到处都形成了一种厌弃饥饿表演的倾向。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现在事后想起了某些当时在成功的光晕中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没有受到足够压制的预兆，事到如今要采取什么对策却为时已晚。虽然饥饿表演重新风行的时代肯定还会到来，但这对于活着的人无济于事。现在饥饿表演者该怎么办？这个人，这个曾接受过成百上千人欢呼的人，总不能屈尊到小集市的陋堂俗台去演出吧，而要改行干别的职业呢，则饥饿表演者不仅显得年岁太大，而且主要是他对饥饿表演这一行爱得发狂，岂肯放弃。所以他就告别了经理，这位一种无与伦比的人生道路上的同志，让一个大马戏团招聘了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合同条款他看都没看一眼。

一个大马戏团，它有许多人、动物、器械，它们需要不断淘汰更新，不论什么人材，这样的马戏团随时都需要，一个饥饿表演者也要，当然要求要相应降低一些。此外，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受聘的不仅是饥饿表演者本人，而且也还有他当年的鼎鼎大名呢。凭着这门并不随着年龄增长而减色的技艺的这种特点，人们甚至都不能说，一个期满退役、技艺巅峰期已过的表演者想躲到马戏团来谋一个闲差，相反，这位饥饿表演者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是他，这一点完全可信，说是他的表演饥饿的本领不减当年，他甚至断言，说是如果人们遂他的心意，这一点人们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他，那么其实现在他才会真正让世人为之震惊呢。饥饿表演者一激动忘掉了时代气氛，对他的这番言论在行的人听了也不过就是一笑置之而已。

但是饥饿表演者毕竟也没有失去观察现实状况的能力并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做法：人们没有把他及其笼子作为精彩节目摆放在表演场地的中央，而是安置在场外兽场附近一个人们过往频繁的地方。笼子周围贴满了大幅海报，告诉人们那里可以看到什么。每逢观众在演出的休息时间涌向兽场去看兽畜时，都几乎免不了要从饥饿表演者身旁走过并在那里停住一会儿，人们原本也许会在他那儿多待一会儿的，可是在狭窄的通道里，在去急盼看到的兽场的路上中途停滞、不明就里的后涌来的人却使人无法好好多看一会儿。这也就是为什么饥饿表演者对这些参观时刻，对这些他当然当作自己的人生目的而加以期盼的参观时刻也又感到害怕的原因。最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休息时间；他曾欣喜地盼望着这蜂拥而来的人群，但他很快就看出——即使是最顽固的、几乎是有意识的自我欺骗也敌不过这些经验——，这些人就其本意而言大多数无例外地都是来看兽畜的。不过这种远远看去的景象始终还是最美的。因为每当他们来到他这里，他周围便响起一片不断新形成的各派别的叫骂声，其中一派——这些人不久便令饥饿表演者更难堪——想要好好看看他，倒不是想看懂什么，而是一时心血来潮和赌气；而另一派呢，他们起先只是要看兽场。这大批人群一过，就来了一些姗姗来迟者，而这些人，只有他们有兴趣，是不会再有人不让他们站着的呀，而这些人却偏偏大步流星匆匆而过，几乎连瞥也不瞥他一眼，好及时去看兽畜。这决不是什么常有的幸运事儿：一个家长领着他的孩子们过来，用手指指着饥饿表演者详细讲解，这里是怎么一回事，讲到早年的岁月，当初他看过类似的、但盛况无与伦比的演出，而孩子们呢，由于他们缺乏学历和生活阅历，虽然总还是理解不了——他们懂得什么叫饥饿吗？——但是在他们炯炯发光探寻着的双眸里却流露出那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新时代的东西。也许，饥饿表演者后来有时暗自思忖，假如他待的地方不是离兽场这么近，情况就会好些。且不说兽场散发出的气味、夜间牲畜的吵闹、给猛兽过往运送生肉、喂食时的叫喊声十分伤害和持续不断地压抑他，单就这种位置而言，它使观众太容易做出选择了。可是去向马戏团经理陈述意见，他可不敢；他毕竟得感谢这些兽类招徕了那么多的观众，其中时不时也有个把人专为他而来，而如果提醒人家注意还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从而也使人想到他严格地说来只是通往兽场路上的一个障碍物，那么谁知道人家还会把他塞到哪里去。

当然不过是一个小障碍而已，一个变得越来越小的障碍。在如今居然还想要人关注一个饥饿表演者，对这种咄咄怪事人们习以为常，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等于是对他作出了判决。让他去就其所能进行饥饿表演吧，他这样做了，但是什么也救不了他，人们从他身旁走过。试一试向谁讲讲饥饿表演吧！你不感到饥饿，别人也就无法让你明白什么叫饥饿。漂亮的海报给弄脏了，看不清楚了，人们把它们撕了下来，没有人想到要换上新的；记载饥饿表演天数的布告牌，起先是每天都要仔细更换数字的，如今早已没有人去更换了，每天总是那个数字，因为过了头几周后记的人自己对这项简单的工作感到腻烦了；就这样，饥饿表演者虽然一如从前梦想过的那样继续表演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过的那样，他表演起来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连饥饿表演者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他的心情变得很沉重。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把布告牌上的旧数字奚落一番并说这是蒙骗人，那么这就是冷漠和天生的恶意所能编造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的最愚蠢的谎言，因为不是饥饿表演者在骗人，他诚实地工作着，但是世人骗取了他的工钱。

又过了许多天，连这也有了一个结局。有一天一个看管人发现了这只笼子，他问勤杂工们，为什么人们将这里这只好端端的铺着腐草的笼子弃之不用；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直到有一个人看到了记数字的牌子才想起了饥饿表演者。人们用竿儿挑起腐草，发现饥饿表现者在里面。“你还一直在表演饥饿？”看管人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呀？”“诸位请原谅，”饥饿表演者细声细气地说；只有耳朵贴着栅栏的看管人才听得懂他的话。“当然，”看管人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以此向勤杂工们暗示饥饿表演者的状况不妙，“我们原谅你。”“我以前一直希望你们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表演者说。“我们也是赞赏的呀，”看管人迁就着说。“但是你们现在不应该赞赏，”饥饿表演者说。“嗯，那我们就不赞赏好啦，”看管人说，“我们究竟为什么不该赞赏呢？”“因为我必须绝食，我没有别的办法，”饥饿表演者说。“那就怪啦，”看管人说，“怎见得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因为我，”饥饿表演者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用要亲吻似的撮尖的嘴唇径直对着看管人的耳朵说，惟恐对方漏听了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合我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就不会引起轰动，我就会跟你和所有的人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扩散的眼睛里流露出这坚定的、即使不再是骄傲的信念：他在继续表演饥饿。

“现在收拾收拾吧！”看管人说，人们把饥饿表演者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而笼子里则放进去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这头野兽在这只废弃了这么久的笼子里来回打滚也会感到赏心悦目。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没费多大周折就给它送来了合它口味的食物；似乎连失去自由也没使它感到惆怅；这个高贵的身体装备着一切必需之物，不仅有利爪，似乎也随身带着自由；这自由似乎就在满口牙齿中的什么地方；生命的欢乐伴随着如此强烈的吼声从它那张开的大口中发出，观众要顶住这吼叫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观众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似的听众 [4]

我们的女歌手叫约瑟芬。没有听过她歌唱的人，就不知道歌唱的魅力。没有人不被她的歌唱吸引，这一点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总的说来不喜欢音乐而更值得称道。宁静平和是我们最喜爱的音乐；我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即使我们有朝一日尝试着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忧虑，我们就再也不能使自己升华，获得如音乐这种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不过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十分惋惜；我们根本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某种实用的狡黠，我们自然也十分迫切需要的这种狡黠是我们的最大优点，我们惯常对一切都这样狡黠一笑、泰然处之，即使我们有朝一日——但这种事不会发生——会渴望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只有约瑟芬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并且也善于传授音乐；她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她的去世音乐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谁知道会消失多久。

我曾常常考虑，这种音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完全没有音乐天赋，我们怎么会理解约瑟芬的歌唱，或者，由于约瑟芬不承认我们理解，我们怎么会至少自以为理解约瑟芬的歌唱。最简单的答案恐怕就是：这种歌唱太美了，就连最迟钝的感官也受不了它的诱惑。但是这种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听到这种歌唱时想必在最初并且始终都会觉得它不同凡响，会觉得，从这个喉咙里发出的是我们从未听到过的，而且我们也根本没有可能听过这歌声，只有这个约瑟芬才能使我们听懂它，任何旁人都无能为力。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看法一点儿也不合乎实际情况，我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发现别人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在知心朋友圈里我们互相坦率地承认，约瑟芬的歌唱作为歌唱来说没有丝毫特别之处。

这压根儿是歌唱吗？我们缺乏音乐天赋，可我们有歌唱的传统呀。在古代我们这个民族就有歌唱，传说里讲到这事，甚至还有歌保存下来，今天当然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唱这些歌了。所以对什么是歌唱的一种想象我们是有的，而约瑟芬的艺术其实并不符合这种想象。这压根儿是歌唱吗？这会不会也许只是一种口哨？吹口哨我们当然都熟悉，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艺术技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吹口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的，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们之中甚至有许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的特点之一。那么假如这是真的，约瑟芬真的不是歌唱，而只是吹口哨，也许甚至像我至少觉得的那样几乎没超出寻常吹口哨的范围——她也许连一般吹口哨的力气都没有，而一般普通的挖土工人倒能一边干活一边毫不费劲地吹上一整天口哨——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约瑟芬的所谓的艺术家气质虽然会被驳倒，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更需要解开她为何有巨大影响这个谜了。

可是她发出的声音确实并非仅仅是吹口哨。倘若你站到离她相当远的地方侧耳倾听，或者说得更贴切些，倘若你在这方面接受检验，就是说倘若约瑟芬在别的歌手中间歌唱，而你给自己定下了任务，要听出她的声音来，那么你一定什么也听不出来，只会听出一种平常的、顶多由于纤细或柔弱而稍显突出的口哨声。但是如果你站在她面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口哨声。要了解她的艺术，就必须不仅听见她唱，还必须看见她唱。即使这只是我们日常吹出的口哨，这里也已经先是有了这种特殊性：某人郑重其事地走过去，不为任何别的事，只为了做这件平平常常的事。敲开一个核桃确实不是什么艺术，所以也就没有人敢于召集观众，在他们面前表演敲核桃，以此来为他们解闷。要是他还是这么做了并且如愿以偿，那么这就不可能单纯是敲核桃了。抑或这是敲核桃，可是结果却表明，我们忽视了这门艺术，因为我们从前完全精通它，而现如今却只有这个敲核桃新手才向我们展示了这门艺术的真正诀窍，如果他敲起来有点儿不如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熟练，效果甚至还会更好呢。

也许这种情况与约瑟芬的歌唱有相似之处；我们欣赏她身上的这种若在我们身上我们根本不欣赏的东西；而且在后面这一点上她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次我正巧在场，亲眼看到某人提醒她——这当然是常有的事——注意全民族普遍都在吹口哨，而且人家这样提醒时态度是很谦虚的，可是约瑟芬却受不了了。像她当初流露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微笑，我还没有见到过呢；她，一个外表上其实无比娇柔的女子，即使在我们这个不乏这类妇女形象的民族里也显得特别娇柔，她当初看来简直好像粗俗；顺便说及，她生性非常敏感，也可能马上自己就感觉到这一点并有所收敛。不管怎么说，反正她矢口否认她的艺术和吹口哨之间有任何关联。对于持相反看法的人，她只报之以蔑视，也许还有隐秘不说的憎恨。这不是寻常的虚荣心，因为这一反对派——我也差不多属于这一派——钦佩她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大多数人，但是约瑟芬不只是想要受到钦佩，而且也完全要人家以她规定的方式钦佩她，单纯的钦佩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如果你坐在她面前，你就会理解她；只有在远处你才会持反对意见；如果你坐在她面前，你就知道：她在这里吹的不是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的下意识的习惯之一，所以人们就会认为，在约瑟芬的听众中也会发出口哨声；她的艺术会使我们愉快，而如果我们愉快了，我们就吹口哨；但她的听众不吹口哨，他们像耗子一样一声不响，就好像是我们已经分享到了所盼望的宁静，至少是我们自己的口哨声会妨碍我们得到的这种宁静，所以我们沉默不语。使我们心醉神迷的是她的歌唱呢，或者莫非竟是那纤细柔弱声音四周的肃穆宁静？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某个傻乎乎的小女孩在约瑟芬歌唱时也天真烂漫地吹起了口哨。噢，这完全就是我们听到约瑟芬吹的那种；那儿前面，是那尽管很熟练、但却始终还是怯生生的口哨声，而这里在观众中则是这出神的、童声童气的口哨声；说明这区别，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立刻用一片嘘声和唿哨声压制住了这个捣乱者，尽管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她肯定也会因害怕和羞愧而恨不得钻进地缝，而约瑟芬则扬扬得意地吹起口哨、忘乎所以地伸出双臂并把脖子伸长到极致。

而且她一向都是这样，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偶然事件，每一次倔头倔脑，正厅前排座位里的一声喀嚓，一声格格咬牙，一次灯光故障，她认为都适宜于提高她的歌唱的效果；在她看来她是在为聋子演唱嘛；热情和喝彩声并不短缺，但是对如她所以为的那种真正的知音她早已不指望了。于是乎，所有的干扰都很合她的心意；一切外来的与她的歌唱的纯洁性对立的东西，一切稍加斗争，甚至不经斗争，仅仅通过对比就能战而胜之的东西，这一切有助于唤醒大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理解，但能教会他们肃然起敬。

小事都尚且这样为她效劳，大事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有希望和惊恐，所以单个的人不可能忍受这一切，如果他不是每时每刻、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志同道合的人的支持的话。但是即便这样事情也往往还是相当困难；有时连成百上千个人的肩膀也会让本来只该由一个人承受的重担压得颤颤巍巍。这时约瑟芬便认为自己的时机到了。她已经站在那儿，这个柔弱的人儿，尤其是胸脯以下抖动得怕人，那样子，就好像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歌唱上了，就好像每一份力量，几乎是每一滴生机都已经从她身上的不是直接为歌唱服务的一切之中抽走了，就好像她被剥夺了一切，被出卖了，只受到善良的神灵的保护了，就好像在她如此忘情地沉浸在歌唱中的时候一丝冷风吹过就会把她杀死。但是恰恰在目睹此情此景时我们这些所谓的对手却往往在心里嘀咕：“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她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却不是为了歌唱——歌唱我仍就免谈吧——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几声流行全国的口哨声来。”我们就是这样看的，然而这，如上所述，却是一种虽说不可避免、但又转瞬即逝的印象。我们也就已经沉浸在大众的感情里，他们暖暖和和，身子挨着身子，屏息谛听。

为了把我们这个几乎总是处在运动之中的、为了往往不很明确的目标东串西奔的民族的这一大群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约瑟芬通常没有别的辙儿，只得后仰着小脑袋，半张着嘴巴，摆出那种表示她要唱歌了的姿势。只要愿意，她都能这样做，不必是很远都可以看见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一时兴起选中的角落同样可以很好地派上用场。她要唱歌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大批的听众很快就会蜂拥而来。噢，不过有时会有障碍，约瑟芬喜欢恰恰在动荡不安的时刻歌唱，这时我们为种种忧虑和困苦所迫而奔波在许多地方，人们实在没有办法如约瑟芬希望的那样很快聚集到一处，这一会她就拿腔作势地也许在那儿站了好久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听众到场——于是她当然就会怒气冲冲，于是她就会跺脚，破口大骂，她甚至会咬人。但是就连这样一种态度也无损于她的名声；人们非但不遏制她的那些过分要求，反而竭力满足它们；人们派出信差把听众招来；这件事是瞒着她做的；人们看到周围的道路上有岗哨，向来者招手示意，要他们加快步伐；这一切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直至最后勉强凑齐了一定数量的听众。

什么促使这个民族为约瑟芬如此卖命？比起约瑟芬的歌唱算不算歌唱这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来，这个问题不见得更容易回答一些。假如譬如可以断言这个民族因这歌唱而无条件顺从约瑟芬，那么人们不妨就可以取消这个问题并把它完全和第二个问题合在一起。但是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顺从；这个民族，它遇事都喜欢耍点小聪明，喜欢儿童般地轻轻说话，喜欢扯些确实无害的、只是为了活动嘴皮子的闲话，一个这样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无条件顺从的，这一点约瑟芬分明也感觉到了，这就是她扯足了她那虚弱的嗓音所竭力反对的。

只是人们在作这样的一般性的评论时自然不可走得太远，这个民族是顺从约瑟芬的，只不过不是无条件的，譬如它恐怕没有能力去嘲笑约瑟芬。人们可以暗自承认：约瑟芬身上有某些引人发笑的东西，笑本来就一直与我们有缘；尽管我们的生活中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事，轻轻一笑在我们这儿简直可以说一直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约瑟芬我们不嘲笑。有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民族这样来理解它与约瑟芬的关系，就是说，她，这个脆弱的、需要小心呵护的、自有某种出众之处的、依她看以歌唱出众的人已经托付给了它，因此它必须照料她；个人的原因谁也不清楚，只有事实似乎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对托付给了一个人的，人们不嘲笑；嘲笑这个，就是玩忽职守；我们之中最恶毒的人对约瑟芬所作的最恶毒的攻击，就是他们有时竟说：“我们一看见约瑟芬就笑不起来了。”

这个民族就这样以一个父亲的样子为约瑟芬说话：这个父亲关爱着一个——人们不太清楚是为了请求什么还是要求什么——向他伸出自己小手的孩子。人们会以为，我们这个民族不适宜于履行这种做父亲的职责，但是其实不然，起码在这件事情上它堪称楷模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这方面这个民族作为整体有能力做到的，个别人不可能做到。当然啦，民族和个人之间的力量差别是如此之巨大，以致这个民族只要把这个被保护者拉到自己温暖的身边，他也就受到充分的保护了。不过对约瑟芬人们却不敢讲这些事情。“我对你们的保护不屑一顾，”她会说。“对，对，你不屑一顾，”我们心中暗想。此外，她反抗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反驳，这完全是一派孩子气和孩子式的感谢，做父亲的是决不会把这放在心上的。

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别的问题，它难以用这种民族与约瑟芬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芬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是她在保护这个民族，据说她的歌唱可以把我们从恶劣的政治或经济境况中解救出来，它恰恰就可以办成这件事，如果它不消除不幸，那么它至少给我们以力量去承受这不幸。她没有用这样的方式，也没有用别的方式把这说出来，她根本就很少说话，她是个喋喋不休的人群中的沉默寡言者，但是她的眼睛闪出这样的光，从她闭着的嘴上——在我们这儿只有少数人能闭着嘴，她能这样——可以看出这层意思。每当坏消息传来——在有些日子里这种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其中有假的和半真半假的——，她就立即起立，平时她总是疲惫地想坐在地上，这时她一跃而起，伸长脖子，看守好她的那一大群，一如暴风雨来临前的牧羊人。诚然，孩子们也会以他们那种粗野和冲动的方式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约瑟芬的要求不像孩子们的那样毫无根据。当然啦，她不拯救我们，不给我们力量，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件容易的事，这个民族饱经苦难，不善自保，决断迅速，视死如归，在这不断耳濡目染它的蛮勇氛围中只是表面上显得腼腆胆怯，此外不但繁殖力强，还有冒险精神——我是说，事后以这个民族的救星自居是件容易的事，这个民族还一直以某种方式自己拯救自己，哪怕要作出令历史研究者——一般来说我们完全忽视历史研究——心惊胆战的牺牲。可是这却是真的：我们恰恰在危急时刻比平时更加专心地倾听约瑟芬的声音。我们面临的种种危险使我们变得更安静，更谦恭，更听从约瑟芬的发号施令；我们喜欢聚会，我们喜欢挤在一起，尤其是因为这是由于一个与折磨人的主要事情相去甚远的因由而发生的事；这情形，就好像我们在战斗前还迅速——是呀，迅速是必要的，这一点约瑟芬常常忘记——共饮一杯和平酒。这与其说是一场歌唱演出，还不如说是一个民众集会，而且是一个除了前面的轻微口哨声以外四下里一片寂静的集会；这一时刻太严肃了，谁也不想闲聊。

这样一种关系如今当然可能根本不能令约瑟芬感到满意。尽管她有着种种神经质的不愉快的感觉，有着这种因她那从未得到澄清的地位而充满她心头的不愉快感觉，她却还是受到自己的自我意识的迷惑而看不到某些事情，人们不用费多大劲就可令她忽略更多的东西，一群谄媚者本着这种精神，就是说其实是本着一种普遍有用的精神一直在活动着，——但是只是不引人注意地在一个群众集会的角落里顺便唱唱歌，她是肯定不会为此奉献出自己的歌唱的，尽管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做，因为她的艺术是不会不引人注意的。尽管我们从根本上来说关心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场内的寂静决不仅仅是为了歌唱的缘故，某些人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埋进同伴的皮外衣里，而约瑟芬则似乎在那台上白费力气，然而还是有一些她的口哨声——这是不可否认的——不可避免地也传到我们这儿。这种在责成所有其他人沉默时响起的口哨声，它几乎像一个民族的信息传给个人；约瑟芬在艰难的抉择中所发出的这种低微口哨声几乎就像我们这个民族在乱哄哄的敌对世界中过着的贫穷生活。约瑟芬挺住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声音，这种微不足道的成就挺住了，并开辟了通往我们的道路，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感到舒适。一个真正的歌唱艺术家，有朝一日我们中间一旦出现这样一个的话，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肯定会忍受不了的，我们会一致拒绝这样一场荒谬绝伦的演出。但愿约瑟芬受到保护不会取得这样的认识：我们听她歌唱的这一事实是一种反对她的歌唱的表现。这一点她大概也猜到了，否则她干吗竭力否认我们在听她歌唱，但是她一再歌唱，她一再对这一猜测不予理会。

不过此外她也还总会得到一种安慰：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在听她歌唱，很可能就像听一个歌唱艺术家那样。她达到了一个歌唱艺术家徒劳地在我们这儿力求达到的、只有恰恰她那有欠缺的演唱方法才有幸获得的效果。这大概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没有青年时代，勉强有一个短促的童年时代。虽然一再有要求，要人们保证儿童得到一种特殊的自由，一种特殊的爱护，保证他们有权得到一点儿无忧无虑，一点儿嬉闹玩耍，一点儿游戏，要人们承认这种权利并促使这权利得以实现。这样的要求一提出来，几乎人人都赞成，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应得到赞成的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可以少获得一点承认的东西了，人们赞成这些要求，人们本着它们的精神作一些尝试，但是很快一切又还是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孩子，刚会走几步路，刚能稍稍辨别一下环境，就得像成年人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不得不分散居住，这些居住地太辽阔，我们的敌人太多，到处给我们制造的危险太无法估量——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避开生存斗争，我们若是这样做了，这就会是他们的提前死亡。在这些可悲的原因以外自然还有一个突出的原因：我们这个部族繁殖力强。一代——每一代都数量众多——排挤另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别的民族的儿童受到小心呵护，那里建立了供小孩儿们读书的学校，那里每天有儿童们从这些学校里涌出来，他们是民族的未来，可是在长时间里从那里日复一日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儿童。我们没有学校，但是在最短的间隔时间里从我们的民族中便涌现出一群又一群不见尽头的我们的孩子，在他们还不会吹口哨时兴高采烈地发出咝咝声或尖叫声，在他们还不会跑的时候，他们打滚，或者凭借压力继续滚动，在他们还看不见什么的时候，他们摸索着磕磕碰碰穿行在一个群体中，我们的孩子！不像在那些学校里都是同一批孩子，不，总是，一再是新的，无休无止，没有尽头，一个孩子刚一出现，就不再是孩子，在他的后面马上又挤满了数目众多、急急匆匆、难以分辨的新的孩子的脸，因幸福而面色红润。当然啦，不管这有多美，不管别的族类多么有理由因此而羡慕我们，我们还就是无法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这自有其后续效应。某种永不消失的、消除不了的孩子气贯穿我们这个族类；恰恰与我们的最大优点，与完全可靠的、注重实际的理性形成了矛盾，我们的行为有时愚蠢已极，那样子，就像孩子做事愚蠢，毫无意义，花钱大手大脚，慷慨大方，轻率莽撞，而且这一切常常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说我们因此而得到的快乐再也不可能是十足的孩子气的快乐的话，那么一些这种孩子气快乐的成分肯定还是在其中存在着的。约瑟芬也向来从我们这个族类的这种孩子气中获得好处。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仅有孩子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未老先衰，我们的童年和老年的情况跟别的族类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代，我们一下子就变为成年，我们的成年阶段太长，某种厌倦和绝望情绪从这时起便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总体上十分坚韧和满怀希望的性格中留下明显痕迹。我们缺乏音乐天赋也许与此有关联；我们太老不宜搞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的老成持重很不合拍，我们神色疲倦地表示拒绝它；我们退而吹口哨；时不时吹几声，这对我们来说是恰当的做法。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即使有，我们这个族类的性格也一定会把这种才干扼杀在它得到发展之前。而约瑟芬则可以随她的心愿吹口哨或唱歌，随她怎么说都行，这不妨碍我们，这符合我们的心意，这个我们经受得住；万一其中含有一些音乐成分的话，这也是已经减少到微乎其微的了；某种音乐传统得到维护，但是这丝毫也不会加重我们的负担。

但是约瑟芬给这个具有这样心绪的民族还带来更多的东西。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在危急的时期，只还有那些黄口小儿对这位女歌手感兴趣，只有他们惊讶地观看，她怎样撮起嘴唇，从小巧玲珑的门牙缝里喷出气来，在欣赏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的过程中渐渐倒地并利用这种倒地的机会，以激励自己去获取新的、她越来越无法理解的成绩，但是那固有的大多数听众却已经——这是显而易见的——自顾自地沉思起来了。这个民族在这里的战斗之间的短暂间歇里做着梦，这情形，就仿佛每一个个体的肢体松动了，仿佛心神不定者可以尽情地在民族的温暖的大床上伸展一下身子了。约瑟芬的口哨声不时传入这些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我们称之为声如裂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是吹这口哨的恰当场合，别的什么场合都不行，譬如音乐就几乎不会有这样的机缘。这口哨声里有某种可怜的短促童年的东西，有某种失去的、再也不会重新找到的幸福，但是其中也有某种日常的现实生活，有今日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理解但存在着的和不可抑制的欢乐情绪。而这一切确实不是用高亢的声调，而是以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有时有点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这自然是一种口哨声。怎么会不是呢？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可是某些同类终生吹口哨却不知道这一点，但在这里吹口哨却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并且也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当然啦，这种演出我们不愿意错过。

但是从这里到约瑟芬所断言的她在这样的时期给我们新的力量云云，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当然是对一般公众而言，对约瑟芬的谄媚者来说又另当别论。“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观众，尤其是冒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还能作别的解释吗？这种情形有时甚至已经妨碍了采取充分而及时的措施来防备危机。”唔，后面这句话不幸倒是说对了，然而并不能给约瑟芬增添光彩，尤其是如果我们补充说明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每逢我们的集会突然遭到敌人冲击，我们的若干同类不得不因此而丧命，约瑟芬，这个罪魁祸首，对了，也许是她用她的口哨声引来了敌人，她却总是有最安全的藏身之地，总是在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下头一个悄悄地飞快溜之大吉。但是这一点本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约瑟芬下一次任意在某地某时演唱时他们却还是又急急忙忙赶去。从中可以推断出：约瑟芬几乎是不受法律管束的，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这会危及全部落；她所做的一切事都会得到宽恕。假如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芬的要求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是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把这个民族会给她的这种自由，把这件异乎寻常的、不给任何别人的、其实是违背法律的礼物看作为一种承认：这个民族如她断言的那样不理解她，软弱无能地赞叹她的艺术，觉得自己不配欣赏它，企图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努力来补偿它给约瑟芬造成的这种痛苦，并且一如她的艺术超出了它的理解能力那样，也把约瑟芬其人及其愿望都置于它的管辖之外。噢，这当然是完全不对的，也许这个民族的个别成员会轻易向约瑟芬屈服，但是正如这个民族决不会无条件地向谁投降那样，它也不会向她屈膝投降的。

很久以来，大概从她开始艺术生涯的那天起，约瑟芬就力争要大家顾及她的歌唱免去她的一切工作；要大家让她不必为每日的生计操心，也不必去参加与我们的生存竞争有关的一切活动并把这——十之八九——转嫁到整个民族身上。一个愣头愣脑者——也确有这样的同类——就会单单从这一要求的独特中，从能想得出这样一个要求的精神状态中推断出这一要求内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的民族得出了另外的结论，心平气和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它也并不费力去反驳她列举的理由。譬如约瑟芬指出，紧张的劳作有害于她的嗓子，虽说劳作时花的力气比歌唱时小多了，但毕竟会使她在演唱之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为下一次演唱养精蓄锐，说是她不得不在演唱时竭尽全力，但是，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却还是从来也达不到最佳状态。大家倾听她的陈述，权当耳旁风。这个很容易受感动的民族有时会根本不为所动。有时拒绝得如此斩钉截铁，甚至连约瑟芬都惊呆了，她似乎顺从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尽其所能地唱好，但这一切好景不长，接着她又抖擞起精神重新投入战斗——看来她在这方面有着无穷的力量呢。

现在清楚了，约瑟芬并不是真正在谋求她所严格要求的东西。她是明智的，她不是不爱劳动，不爱劳动在我们这儿是根本没听说过的，即使批准了她的要求她也肯定不会过一种和从前不一样的生活，劳动根本不会妨碍她歌唱，当然她的歌唱也不会变得更美——所以她追求的，仅仅是公开的、明确的、经历了各个时代而仍然存在的、远远超出一切迄今已知先例的对她的艺术的承认。但是几乎一切别的东西她似乎都可以得到，惟独这个她却硬是得不到。也许她原本就应该一开始就把进攻引向另一个方向，也许她现在自己认识到这个错误了，但是她现在没法走回头路了，走回头路就意味着对自己不忠实，现在她不得不和这个要求共进退。

倘若她如她所说的那样确实有敌人，那么她的敌人满可以开开心心地袖手旁观这场斗争。但是她没有敌人，即使某些同类不时对她有异议，这场斗争也不会让谁感到开心。之所以不会，就因为民族在这里表现出一种冷冰冰的法官的态度，平时在我们这儿这是极其罕见的。即使谁会在这种情况下同意这种态度，只要一想到这个民族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对他自己采取相似的态度，他也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了。拒绝也好，要求也罢，问题都不在于事情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民族竟会以这副铁石心肠来对待这个民族的一员，考虑到以往这个民族慈父般慈爱地，甚至比慈父还更慈爱地，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关怀这个成员，这就更显其冷漠无情。

这里如果不是民族而是一个个人：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在有人不断强烈要求最终结束这种迁就的时候迁就了约瑟芬；人们会以为，他怀着不管怎么说迁就也一定会有其正确限度的这个坚定信念迁就得太多太多；是的，他的迁就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仅仅是为了加快这件事情的进程，仅仅是，为了纵容约瑟芬和促使她不断提出新的愿望，直到她然后真的提出这个最后的要求；这时他便理所当然地、由于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这彻底拒绝的态度。唔，实际情况肯定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个民族不需要这样的诡计，而且它对约瑟芬的敬仰也是真诚的和久经考验的，而约瑟芬的要求却又是如此强烈，以致每一个不拘束的孩子都会把结果预先告诉她；但是，尽管如此，在约瑟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中可能也含有这样的猜测的成分，这样的猜测给这个遭拒绝的人的痛苦添上了一种苦涩。

但是尽管她有这样一些猜测，她却没因此而被斗争吓住。最近斗争甚至更激烈了；如果说迄今她只是通过言语进行这场斗争的话，那么现在她开始使用别的手段，这些手段依她看更有效，在我们看来则对她本人更危险。

有些人认为，约瑟芬之所以变得如此咄咄逼人，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正在衰老，声音显得虚弱无力，所以她觉得进行最后这场争取得到承认的斗争已是刻不容缓。我不认为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约瑟芬就不是约瑟芬啦。对她来说没有衰老这一说，她的嗓音也不会虚弱无力。如果她要求什么，那么这并非由外部事物促成，而是内在的合乎逻辑考虑使然。她伸手抓取最高的桂冠，并非因为此刻它恰恰挂得低了一点儿，而是因为它是最高的；若是她有这个权力，她还会把它挂得更高。

对外界困难的这种蔑视当然并不妨碍她使用最有失体面的手段。她认为她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她是如何得到这权力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由于在展示在她眼前的这个世界上恰恰是体面的手段必定不灵。也许她甚至因此而把争取自己的权力的斗争从歌唱的领域转移到了另一个她并不珍视的领域。她的追随者们已经把她的一些言论广为传播，据称她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这样唱歌：使这个民族的各个阶层直至最隐蔽的反对派都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乐趣，不是声称一直在约瑟芬的歌唱中感到这种乐趣的这种民族所以为的真正的乐趣，而是约瑟芬所要求的那种乐趣。但是，她补充说，由于她不能伪造高尚，也不能迎合低俗，所以一切只好照旧。至于她为摆脱劳动而作的斗争，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也是一种为争取自己的歌唱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在这里她并不直接用珍贵的歌唱武器进行斗争，所以她使用的任何手段都是相当有效的。

譬如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不对约瑟芬让步，她就要少唱花腔。我对花腔一窍不通，从她的歌唱中从未听出什么花腔。但是约瑟芬要减少花腔，暂时不是取消，而仅仅是减少。据说她曾把她的威胁付诸实施，而我却听不出与她从前的演出相比有什么不同。整个民族一如既往地听了她的歌唱，并没有，并没有对花腔发表什么意见，对约瑟芬的要求所持的态度也没有变。顺便说及，约瑟芬不仅在其形体上，而且不可否认也在其思想上有时颇有种不俗之处。譬如在那场演出之后，仿佛她的关于花腔的决定对民族太严厉或太突然了，她当众宣布，下一次她将重新完全唱花腔。但是在下一场音乐会之后她又改变主意，说什么花腔高音彻底结束了，在作出一个对约瑟芬有利的决定之前它们不会回来了。唔，这个民族对所有这些声明、决定和决定的改变一概充耳不闻，就像一个成年人心不在焉地把一个孩子的絮叨当耳旁风那样，基本上态度友好，但，但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但是约瑟芬不让步。譬如她最近声称，她干活时碰伤了脚，她难以站着唱歌了，现在她甚至不得不缩短演唱时间。尽管她一瘸一拐地行走并且让她的追随者们搀扶着，但谁也不相信她真的受了伤。就算我们承认她的纤小的身体特别敏感，但我们毕竟是个勤劳的民族，约瑟芬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如果我们擦破了一点皮就要一瘸一拐地走，那么整个民族根本就都要没完没了地一瘸一拐了。但是尽管她装得像一个瘸子那样，尽管她比往常更频仍地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这种令人怜悯的状况，这个民族还是像从前那样感激和兴高采烈地听她歌唱，它并不因为缩短时间而大惊小怪。

由于她不能老是瘸着走，所以她又想出别的点子来，她借口身心疲倦，情绪不佳，身体虚弱。现在除了音乐会以外，我们还有戏可瞧了。我们看到约瑟芬身后她的那些追随者们，他们请求她、恳求她唱歌。她很乐意唱，但是她唱不了。人们安慰她，一个劲儿给她说好话，几乎把她抬到已经事先找好的要她唱歌的地方。她终于眼泪汪汪地让步了，但是当她要开始唱的时候，明显虚弱无力，双臂没像往常那样伸出，而是有气无力地耷拉在身边，这不免让人觉得这两条胳臂也许太短了点——正当她想要这样开始唱歌的时候，哎，又不行了，脑袋恼怒地猛地一动宣告了这一点，她在我们眼前晕倒。但是随后她又挣扎着站起来唱歌，我觉得，这次跟以往没有多大区别，要是有人听觉灵敏，善于分辨音调的极为细微的差别，也许会从中听出一点儿不寻常的激情来，不过这种激情只会对事情有好处。最后她甚至不像先前那样疲倦了，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如果人们可以这样称呼她那短步急走——离去，拒绝追随者们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着必恭必敬地给她让路的群众。

这是不久前的情况，但是最近的情况却是：在大家期待着她歌唱的时候，她消失不见了。不但追随者们找她，许多人都帮忙寻找，全都白费力气；约瑟芬不见了，她不愿意唱了，她甚至都不愿意让人家来请她唱，这一回她彻底离开我们了。

奇怪，这个聪明人，她多么失策，竟会失策得让人以为她根本不算计，而是只会继续受她的命运驱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她的命运只会成为一个非常悲惨的命运。她自己放弃歌唱，她自己毁掉了她通过征服民心而获得的权力，她怎么能够获得这种权力的，她很不了解这些民心的呀。她躲起来，不唱了，但这民族，从容不迫，没有明显的失望情绪，盛气凌人，四平八稳，它简直是只会馈赠，从来不会接受馈赠，也不会接受约瑟芬的馈赠，虽然表面上看来不是这样。这个民族继续走自己的路。

但是约瑟芬的情况一定愈来愈坏。不久她就要吹出最后一声口哨并就此沉默下来。她是我们这个民族永恒的历史中一个小插曲，这个民族将弥补这个损失。对我们来说这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集会怎么可以完全沉默无声地进行？不过话说回来了，不是有约瑟芬在时这些集会也沉默无声的吗？她的真正的口哨声比可能回忆得起来的响亮和生动得多吗？难道还在她活着的时候这就已经不止是一种单纯的回忆了吗？难道这个民族不是慧眼有识，之所以如此高看约瑟芬的歌唱，正是因为这种风格的歌唱是永恒的吗？

所以我们也许根本就不会因短缺了许多东西而感到不幸，而约瑟芬，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这种依她看来出类拔萃的人都会受到的烦恼，而约瑟芬却渐渐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数不清的英雄行列中，由于我们不搞历史，不久便升华解脱，像她的所有的同伙那样被遗忘。

[1] 本篇约写于1921年秋末至1922年初，1924年与其他三篇一起由作者收入《饥饿艺术家》出版。

[2] 本篇写于1923年，后由作者自己收入他最后一个短篇集《饥饿艺术家》；其原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

[3] 该篇写于1922年春，发表于同年10月《新观察》，为作者自己所珍视的几个短篇小说之一。1924年他曾以此为书名，与其他三个短篇结集出版。可惜该集出版时，作者已辞世。

[4] 这是卡夫卡的最后一篇作品，写于1924年3月，即他去世（6月3日）前的三个月，最初发表在同年4月20日的《布拉格日报》复活节增刊上，后与另三篇小说集成一册，题为《饥饿艺术家》，同年在柏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