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
1月7日，星期五
我在偷偷读普洛默的自传[29]——写得真好，简直气人——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从这本书中猜出它的作者是个滥交的同性恋。这是个反问句：答案是没有人。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这本书里到底包含了多少事实？我在仔细思考这个悖论时，范德普尔走进来，叫我去拉什布鲁克的办公室。拉什布鲁克和另一个人正等着我，那个人我不认识，拉什布鲁克介绍说他是马里恩上校（他穿着平民衣服）。我突然感觉到全身的压力在不断增加，因为我意识到，我将有新的任务了，这正是跳伞训练的目的。我想说：“在您继续往下说之前，拉什布鲁克上将，我想请求您将我调往炊事班。”当然，我什么都没说，拉什布鲁克挥手让我坐到椅子上，我顺从地坐下了。他微笑着，看着我。
“别那么担心，蒙斯图尔特。我们可是给你买了两艘货船呢。你现在是船主了。我们想让你去瑞士，再多买几艘船来。”
瑞士？我感觉下腹涌起一股愉悦的暖流，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心情放松得尿了裤子。我的五脏六腑确实松弛下来了，自尊心却有点受伤。瑞士是中立国，我对自己说，它比巴哈马更安全。去一个内陆国家买船好像有点奇怪，可这不关我的事。
就这样，“船舶经纪人行动”开始了。照他们对我的解释，这个任务似乎非常简单；只是实际进入瑞士的过程会比较复杂。按计划，我会冒充乌拉圭商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寻找资金，扩充自己的商船队伍，我已有两艘船，船目前就停泊在蒙得维的亚港口。我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可信，可他们提醒我，并不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就拿南美洲来说，中立国的居民只要有必要的文件和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出。获得许可后，瑞典人可以去英格兰，墨西哥人可以去美国，西班牙人可以去澳大利亚。
我要去造访日内瓦和苏黎世的一些银行，看能不能申请贷款买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会有一系列详细情况的介绍）。“我们并不指望真的会有人借钱给你，”拉什布鲁克说，“我们只想让你去那儿试一试。”我问为什么。这时马里恩开口了：“会有人秘密接近你，是德国人，或是那些德国显贵的代理人。他们想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坐你的船去南美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又问。因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过街老鼠已经准备好乘船离开，马里恩说。这些人会接近你，你要记住和他们相关的细节——一切的细节——并尽量确认他们的身份。一个叫路德维格的人会联系你，你再将这些情报交给他。那我怎么知道路德维格是谁呢？我问。他知道你是谁，别担心，马里恩说。我要怎么去日内瓦呢？我问。“你觉得你学跳伞是为了什么？”范德普尔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说。他们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情况介绍中，我将了解其他所有信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在瑞士待多久？待到盟军部队到达边境为止——他们要么从法国出发，要么从意大利出发——也许，拉什布鲁克朝马里恩瞥了一眼，就在夏天吧。
1月9日，星期日
我向芙蕾雅暗示了“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事——我说部门给我在里斯本又安排了份工作。是拉什布鲁克的主意——他知道你总得跟妻子说点什么。你不是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吧？芙蕾雅问。不会，不会，我说，不危险。就是去搜集些信息——海军情报处凭空又想了个什么计划。可我不禁也开始思考：这到底是谁的主意？马里恩上校是谁？我这一周接下来的安排全是听情况汇报，主要是让我的假身份故事更加完整。他们让我给自己的新档案和签证选个名字，我想出了贡扎果·帕雷迪斯这个名字——一半是为我自己，另一半则是向福斯蒂诺致敬。他们从蒙得维的亚给苏黎世和日内瓦的银行发电报，要求他们为帕雷迪斯先生安排好会面时间。他们给我在日内瓦的商业大酒店订好了房间。我有满满一文件夹关于待售商船的详细资料。
2月13日，星期日
跟芙蕾雅和史黛拉度过了宁静而温馨的周末。周六，我们给史黛拉买了条小狗，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母狗。史黛拉说想给它取名汤米，那它就是汤米了。明天，我将开始前往意大利的漫长旅程。先乘坐荷兰航空的飞机从布里斯托去里斯本。接着坐船去的黎波里。然后坐军用飞机去开罗，再从那儿前往那不勒斯。一切似乎都按照真正的海军情报处作风，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了。我跟芙蕾雅说，我大概要去一个月，她可以通过范德普尔了解我的消息。她对此很淡定。我就当你出差了，她说。当然，我之前也在巴哈马待过八个月。看来大家都能接受善意的谎言。昨天晚上，我买了瓶阿尔及利亚红酒，我们加了点糖和陈年丁香把它烫热，再掺进朗姆酒。我们相互拥抱着躺在沙发上，听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接着我们上了床，以恰当而温柔的严肃感，开始做爱——我们两个都是深谙此道的老手了。今天，我们会带汤米去巴特西公园，让它第一次走路。
“船舶经纪人行动”备忘录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我在那不勒斯郊外的机场，登上“解放者”轰炸机。与我同行的是两个法国人——我们刚刚见面——他们要跳伞进入被敌军占领的法国。我们的解放者轰炸机上没有装炸弹，而是装满了要运送给法国抵抗军的供给，它将参与以德国南部为目标的轰炸偷袭。在偷袭过程中，我们会脱离轰炸机的主队伍，飞过瑞士西部，而我就将在其中某个地点跳伞。我不知道那两个法国人的目的地是哪里。
在拉链连体衣里面，我穿着灰色的法兰绒套装，系着领带。上衣内侧的标签来自蒙得维的亚的一个裁缝店。我带着满满一手提箱的衣服和各种商业文件——还有我在乌拉圭老家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我钱包里有一捆瑞士法郎，还有盖了章的签证和火车票，记录着我从里斯本到马德里，再穿过敌占法国到日内瓦的行程。我有写给里斯本、马德里、日内瓦和苏黎世银行的介绍信。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绝对可靠地证明了，我是个乌拉圭商人，想要在中立的欧洲国家寻找银行贷款买船。
我跟法国人握了握手，恐慌的情绪有所缓解。他们将跳伞进入敌占法国；而我，至少在理论上，要去的是中立国家，那里的居民不会把我当敌人。我反复告诉自己：我不是要落入敌军之手。跳伞指挥官是英国人，一位姓丘的空军上士。
我们黄昏时起飞。“解放者”飞行中队和来自附近基地的飞机在那不勒斯海湾上空组成队伍，列队向北朝巴伐利亚飞去。“要去炸轴承工厂。”丘秘密地小声说。丘是个健谈的人（也许这本来就是他汇报工作的一部分），他很高兴终于能载一次英国人（“那些法国人都很内向”）。他总问我一些明知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最近去过伦敦吗，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国内那些矿工还在罢工吗？对不起，长官，我几个月没回去了，知道吧。”
过了大约两个钟头，我感觉我们的轰炸机飞离了队伍，开始下降。丘让我做好准备，我站到侧门边，把手提箱长长的绑带扣到脚踝上，并将开伞索挂到舱顶的缆绳上。我从口袋里掏出头套，戴在头上。
就在这一刻，我的恐惧达到最纯粹的顶点，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脑中尖叫：“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吗，蒙斯图尔特？你有老婆孩子啊。你不想死。你为什么要同意来干这个？”我任由它说个不停，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反正我也没有答案。丘从小舷窗里往外望，说：“晚上天气很好，视线清晰，适合跳伞，长官。”接着，一个美国口音说“还有五分钟”，门框上的红灯亮了。两个法国人朝我比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喃喃说着祝我好运。
丘把门拉开，冷空气猛然灌进来。我看到外面的探照灯一动不动地直射天际。“这些瑞士老好人，”丘说，“他们为了做样子，时不时还要发几枚高射炮上来。不过，他们总是把灯开着，好让我们看清楚到了哪儿。”门框上的绿灯亮了。丘拍了一下我的后背，我拿起手提箱，将其紧紧抱在胸口，踏入茫茫夜色，开始了我的第六次跳伞。
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我听到降落伞在我头顶“嘭”地打开了，与此同时，手提箱被气流冲出我的怀抱，它往下掉落，接着被绳子猛地拉住，拉得我的右腿生疼。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我掉了一只鞋。手提箱挂在我脚踝上，像只动物在我下面来回晃动，让我难受极了。我听到“解放者”引擎的轰鸣声，它又慢慢爬升，加入其他轰炸机的行列。
那天晚上，天空中挂着半轮月亮，云层涌动。我看见，脚下的田野，还有一大片一大片尚未消融的白色积雪，都笼罩在均匀的灰蓝色月光中。我能看到远处平静的日内瓦湖以及灯火管制并不那么彻底的日内瓦城。我的降落地大概是正确的。
落地时十分艰难，我侥幸擦过一小丛灌木林，笨重地摔到地上，又被降落伞拖行了三十米左右。我缓过气来，开始有条不紊地收起降落伞，脱下背带和连体衣。我的手提箱里有一件大衣、一条围巾和一顶小礼帽。我把它们都穿戴上：天气太冷了。接着，我花了半个钟头，寻找能藏降落伞和连体衣的地方，最后，我把它们埋在一堵石墙边的雪地里，尽可能把翻乱的积雪拍平，我分析，等有人发现它们的时候，我应该早已消失在城里了。
我知道日内瓦的方向，便沿着田埂走去，一直走到通往小路的门边。我又沿着小路，走到交叉路口，路牌上写着：日内瓦，十五公里。对我而言，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我很清楚，大半夜独自一人身处郊野——一个拿着手提箱的商人——要是有人来盘问我，我没法说明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我必须尽快进城，不露声色地混到市民中去。我不停地走：路上空荡荡的，没有车辆。过了约一小时，我走到一个村庄边。路牌上写着名字：卡鲁日。这时是凌晨四点。
我发现一座离小路不远的陈旧的木制谷仓，决定在那里等到天亮后村里开始有动静了再出发。我分析，周围有了人，我可能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又或者，村里会有火车或公共汽车。我带了扁酒壶和饼干——瑟瑟发抖地坐在两堵墙的墙角里，一点点啃着燕麦饼干，小口抿着威士忌。
天渐渐亮起来，我用心把自己收拾干净，擦去鞋上和裤边的泥。当你想要保持低调时，泥泞是最容易让你暴露的细节。七点半左右，我从容不迫地走进村子，希望我的样子就像个要赶火车的人。幸好，这是个不小的村子——有一家路边旅店和一个邮局，咖啡馆和面包店都开门了；我四处游走，没有引来任何特别关注。我加入公共汽车站排队的队伍。我问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这趟车去不去日内瓦。他说去。我的法语看来过关了。
公共汽车来了，我上了车，买了票，在座位上坐好。头一回，我稍稍放松下来，心里涌出一股因无可厚非的自豪而生的小小满足感。第一阶段完成。我看着窗外闪过的日内瓦郊区：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我的工作。
我在一个小广场上下车，这里似乎是市中心，我照着地图，找到去商业大酒店的路。现在，我只是成百上千名穿着套装、戴着帽子、匆匆忙忙开始一天工作的上班族中的一员。我走进商业大酒店的大堂，但立马又走了出来。两名警察正在跟前台服务员说话。
这可能只是单纯的例行公事，是巧合，是我运气差。也许，我该大摇大摆走到前台，宣告我的到来，可那样做似乎会是愚蠢且毫无必要的冒险。我走过街角，看见一辆停着的警用面包车，里面有六个人在待命。这看起来更不妙了。我继续在附近的街区走动，寻找其他合适的酒店——不能太豪华，也不能太破败。我找到了一家——世界主义酒店。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那天我基本都在房间里，平复心情，清点物品。下午我睡觉。睡醒后，我给商业大酒店打电话，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我说我在马德里被耽搁了。
傍晚，我去一家餐厅吃了份小牛排配炸土豆，就着一杯啤酒咽下肚去。在日内瓦的大街上闲逛很不正常。晚上十点过后，这里就要灯火管制（路灯也要熄掉），但你总会感觉到，这样做更多是出于责任而非需要。这里的生活是有束缚的——晚餐便体现了这一点：啤酒掺了水，炸土豆令人无法下咽，我只吃了一半——但尽管如此，这里的气氛还算正常。世界各地都在打仗，战火近在咫尺，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那种潜藏的紧张感，你不会像在伦敦时那样明显地感到，脑海深处时时有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我回到酒店，睡了个好觉。
早上，我给费特里银行打电话，确定周一上午的会面。“啊，是的，帕雷迪斯先生，”秘书说，“我们当然记得。”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午餐时，我走下楼，沿湖边散步。我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苹果派。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这一切是多么怪异，我竟然来到了日内瓦，还假装是乌拉圭的船老板。我感觉喉咙里就要发出笑声，在那一瞬间——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真正的间谍才能感受到的诱惑吧——在所有风险和严肃的目的之下，还有一种纯粹游戏的因素，这是多么令人沉醉。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我来这里就是要玩捉迷藏的游戏。
回到酒店，前台的女孩说有张给我的字条。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中央咖啡馆，明天中午。路德维格。我把纸条还回去。“这一定是搞错了，”我说，“这不是给我的。”可她说，他刚刚就在这儿，那个男人，就在二十分钟之前，他说要找你，帕雷迪斯先生。不，不，我说，我努力保持冷静。我让她结算我的账单——我说我必须紧急赶往苏黎世。
我上楼收拾东西。打开房门时，我发现有四个人正等着我：两个拿冲锋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两名探员。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证件，并用西班牙语说：“帕雷迪斯先生，你被捕了。”
我被带去郊区的警察局，并被领进一个房间。桌上有我的降落伞和连体衣，他们要求我指认。我用法语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我是从西班牙来做生意的。之前用西班牙语跟我说话的探员表扬我法语说得不错，但别的什么也没说。
我被留在那个房间里，直到夜幕降临。我可以去上厕所，还有人端来一杯没加糖的黑咖啡。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被各种念头、想象、猜测和自我反驳搅得稀里糊涂。我尽量不下任何结论——现在还太早了，也许他们会放我走？可有一个问题反复困扰着我：路德维格是怎么知道我在世界主义酒店的？整个日内瓦、整个西欧，甚至整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我在那里入住的人是我自己呀。
晚上，我被带出房间，从警察局后门离开。在那里，有人扶我上了一辆货车的尾厢。车门被锁上了，车厢上没有窗户。货车出发了；过了大约三小时，我们停下来，引擎熄火。
我爬出车厢，发现自己站在一幢相当大的别墅的车道上，前门口站着两名持枪的哨兵。这时，探员们把我移交给在我看来是如假包换的狱警。我被带进更衣室，他们要我脱掉自己的衣服，给了我一套替换内衣——包括短裤和背心——还有黑色的哔叽裤，灰色的法兰绒无领衬衫，以及纽扣扣到脖子的粗糙的灰色紧身上衣。我脚上穿着厚厚的袜子，最奇怪的是，还穿了一双沉重的木屐。我感觉自己像荷兰农民和俄国革命时期指导员的混合体。
这样穿戴好后，我跟着狱卒，穿过走廊，爬上楼梯，进入一个陈设简陋的大房间。房间里还遗留着一些以前装饰的痕迹——窗帘挂杆，刷过漆的飞檐——和现在房间里纯功能性的家具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这里只有一张铁床（铺着毯子），一组桌椅，还有一只尿壶。一扇大窗户嵌着粗粗的铁栏杆，靠墙有个中央取暖器——是温的。
狱卒离开时用西班牙语说：“再见。晚安。”他锁上了门。
这就是我的新家，我不由得想，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呢。
在别墅的生活。从窗户望出去，我能看到湖水尽头的美丽风景和远处的雪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琉森湖。每天早上七点，会有狱卒来开门，护送我去洗漱间，在那里，我倒掉夜壶，还可以在水盆边剃须洗漱。我每周可以洗一次澡，洗洗头发。每隔两周，我会拿到一整套替换衣服。我回到牢房时，早餐会等着我：面包、奶酪和一陶瓷缸温咖啡，绝不会很热。下一次有人来打扰我的时间是中午——午餐：总是某种蔬菜汤，还有更多的面包。下午，我可以去别墅的内院，那里有一块草坪，周围是砂石小路，草坪也被砂石小路分成了四等分。在狱卒的眼皮底下，我可以四处走动，如果天气好，我还可以坐着晒太阳。狱卒下令我进去时，我会瞄到另一个犯人（穿得和我一模一样）来院子里放风。时间渐渐过去，我得出结论，这幢房子里应该只有六七个犯人，稀疏地分散在三层楼里——我几乎很少听到外面走廊有咔嗒咔嗒的木屐声。我回到房间后，晚上七点，有人端来晚餐，一盘炖菜或一块猪排，总是配土豆，还有更多的面包和奶酪。晚上九点熄灯。狱卒似乎一直在换人，无论我用什么语言跟他们说话，他们总会试着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跟我交谈——“你好”“我们走吧”“没关系吧”——而且，他们总叫我帕雷迪斯。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高效、非常安全的体系，可以说，非常有瑞士特色。一开始，我奇怪地感到如释重负。世事难料啊：“船舶经纪人行动”如此迅速就失败了。我被抓到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游戏结束，他们赢了。但瑞士毕竟是中立国：所以我不会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而我被转去合适的拘留营肯定也只是时间问题（我知道目前大约有一万两千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被扣押在瑞士）。在某个地方，齿轮已经运作起来，吱嘎作响的战俘管理官僚机器最终会找到我、发落我。只是，随着日子一天天、一周周（狱卒总会告诉我日期）地过去，我越来越担忧。目前的状况仿佛可以永远持续下去，而我已无聊到失去知觉：没有书本，没有报纸，没有书写工具。但我锻炼了身体，吃得也很好——实际上，我每天狼吞虎咽吃下的那些面包和奶酪还让我长胖了。
过了大概六周，我要求见监狱长——我说我要坦白。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晚上，我被带下楼，去了一楼的大客厅。客厅的一半都是空的，零散摆着些破旧但相当精美的家具。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人站在壁炉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起来令人不快，他身上穿着浅灰色双排扣套装。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真名叫洛根·蒙斯图尔特，我是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处的上尉，我被派到瑞士是为了预先防止战争结束时重要的纳粹战犯逃离欧洲。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联系到英国领事馆官员，或是美国战略勤务局[30]驻伯尔尼的局长艾伦·杜勒斯[31]。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那个男人看着我，微微一笑。“你真以为我会相信这些胡说八道，帕雷迪斯先生？”
“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
“路德维格是谁？”
“他是我在日内瓦的接头人。我之前从没见过他。”
“你在撒谎。路德维格到底是谁？他在哪儿？”
我说我对这个路德维格真的一无所知。他叫来狱卒，狱卒把我带回了牢房。
我的生活如常。尽管定期提出要求，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我现在相信他应该是瑞士军情部的头儿梅森上校）。无聊达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新程度。我找到个分散注意力的办法：我开始养起了在牢房里找到的一小群虫子——银色的树虱，一只蟑螂，还有一些棕色的小蚂蚁——我用床上毯子的一角围了个小圈，把它们圈养在里面。我给它们全都取了名字（只是那几只蚂蚁很难区分），白天，我让它们在我的严密监视下，在房间里四处漫游。这种打发时间的方法很有效。当然，它们总是想要逃跑，我只好不断补充新员，它们的每次逃跑都能让我间接感受到片刻的自由，就好像趁我不备从地板缝或壁脚板下钻出去的是我自己。我仍时不时地要求与负责人见面，但全是徒劳。
我堕落到一种自己尚能容忍的冷漠状态——我相信所有的囚犯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你把个人灵魂交托给这个机构的日常流程。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为什么会被关起来（除了间谍罪，我想），以及瑞士这个国家花费不菲将我囚禁起来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我还抱有信念——几乎和宗教信仰一样天真而虔诚的信念——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努力营救我，芙蕾雅也一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我还好好活着。我明白我只是需要等待。
夏末，我突然获得抽烟的特权。我得到几盎司散烟草和一些卷烟纸。我学会了如何卷出最细的香烟，我卷的香烟就跟搅鸡尾酒的小棍一样细，里面紧紧裹着几缕烟草。我想点火时，就得喊狱卒。我开始囤积多余的卷烟纸。在洗漱间里，有个旧煤炉，是用来加热洗澡水的。从洗漱间出去时，我会用指甲从炉子外面抠一点煤灰片下来。把煤灰和尿混在一起，我就做成了勉强可用的墨水，只是这墨水有点骚味儿。我还有一枚扣针，是用来扣裤子前裆开口的——它成了我的笔。我有了笔、墨水和纸。我开始写《洛根·蒙斯图尔特狱中日记》。写几句话也要花上几个钟头，因为我得在细长的卷烟纸上，费力地写下极小的字，但这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灵魂的萌动和放松。我又是个作家了。
十月。游隼（我的一只树虱）死了。我早上发现它紧紧蜷成小球，我想把它展开时，它的身体断成了两半。可怜的游隼，它是我的小虫队伍里最温顺、最不爱冒险的。湖上的落日美不胜收，霞光万丈。可怕的心痛，还有身体的伤痛，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起码，她们一定知道我还活着。我要求获得书写工具，再次被拒绝，没有任何解释。狱卒接受你的申请时毫无异议，空手而归时还总是道歉。海军情报处一定知道我被捕了。神秘的“路德维格”知道我住在哪儿。（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当时就在酒店外面，看着我的到来，再跟着我到了世界主义酒店吗？）他应该会报告我被捕的事。晚上，我有时会听见重型轰炸机向北飞往德国的低沉轰鸣。忘不了我被捕那天午餐吃的苹果派——那是我最后一次吃到甜点。自由是什么味道？苹果派的味道。
十一月十四日。雨果告诉我今天的日期。我叫他雨果，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他不肯告诉我。现在，所有的狱卒都不顾我的反对，叫我贡扎果。雨果好像每隔三四天值一次班。我用法语问他战争的进展，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说“挺好”。我感觉狱卒的轮班制度和这个地方的其他一切一样，都井井有条。今天下午，我捶了五分钟门才唤来狱卒。我要求见监狱长。要求被拒绝。
今天，我下楼去见了“大使馆来的人”。有趣的是，这是我要求见监狱长被拒绝后的第三天。你以为你被拒绝了，但其实只是他们运作缓慢。
来人自我介绍说叫费尔南德兹先生，是西班牙驻洛桑领事馆的，专门负责乌拉圭事务。他说我是自战争开始后，第五个来瑞士的乌拉圭人。我把我的故事和真实姓名告诉他。可如果你是英国人，他带着失望的表情说，那你就不归我管呀。你能不能帮我妻子捎个信？我问。当然了，他说，你妻子在蒙得维的亚吗？不是，我说，在伦敦。他双手一摊：“那就难办了。”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央求他记下地址，最后他记下了。“就写一句话，”我说，“告诉她我还活着，就这样。行吗？”他紧张地笑了笑，说他会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