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

1月1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我去凯布尔海滩参加新年派对，主人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布克拜德的年轻寡妇（美国人）。从八点到午夜之后，一直都有乐队演奏和香槟供应。多萝西——四十来岁，相貌粗俗，是个酒鬼，我猜——她跟索塞“侯爵”住在一起——依我说，他是有法国血统，但不是法国人。多萝西有个女儿（十九岁？二十二岁？），叫露露。时钟敲响十二点时，她径直朝我走来，在我唇上留下一个长长的湿吻。我把她推开，走路去了海边，我看着繁星，想起芙蕾雅。露露找到我，毫不遮掩地向我求欢：“你为什么不来操我，洛根？”“因为我他妈的不想。”我说。说完，她重重倒下，醉得不省人事。我把她背回去，放在露台的藤条沙发上，悄悄溜走了。

总督府传来消息说公爵夫人身体抱恙——她的溃疡让她精疲力竭、痛苦不堪。我想我会让麦克斯泰开着II22去外岛上待几天的。拿骚也快把我压垮了。

1月14日，星期四

我详细写下给海军情报处的第三份报告，把它带到奥克斯机场，交给（空军中队长）斯诺（他会把它用飞机送到迈阿密，有人会把它送到纽约，再从那里送到海军情报处）。斯诺说，公爵将会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总督，以作补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如释重负。我才到这儿几周，却已感觉自己在腐烂了。我长胖了，喝了很多酒，花了太多时间在乔治王子酒店的酒吧，跟谁也不说话。我的精神生活不复存在：我什么也没读，什么也没写（除了家里寄来的信和写给家里的信）。我开始明白公爵夫人说的“这个白痴天堂”是什么意思了。

我的报告尽责地记录了最新的流言。索塞偷偷告诉我，哈里·奥克斯[21]爵士给温莎公爵预付了两百万美元，温尔格林用这笔钱，通过他在墨西哥城的商业银行[22]，在货币市场进行投机交易，并把所有的收益都给了公爵。毫无疑问，海军情报处看得出来，无论这件事是得到了证实还是澄清，它都能解释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只是，我不敢相信公爵会冒这样的风险：只要他突然开始向奥克斯或其他什么附属公司付款，那伦敦、纽约和巴哈马就会有很多人追踪到这笔钱的来源。

2月27日，星期六

三十七岁了。以晨起手淫来庆祝。想象着芙蕾雅一丝不挂地趴在我身上——她骑在我身上时，微微垂悬的滚圆胸脯还在颤抖。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我适应了远离爱人的禁欲生活，可在这个庸俗下流的小城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刺激着我的性欲。昨天晚餐时，一位皇家空军军官的妻子在桌子下面摸了我的阳具——我甚至都不记得她的名字。

我威胁麦克斯泰，说要以抗命不从的罪名告发他。他竟然在迪格南（军士）面前叫我懦夫。其他人都对自己驻守的这个岗位没有怨言：他们自然知道什么是轻松的美差。只有麦克斯泰觉得自己的军事天性受到了压抑。也许，明天我该让他发射一颗深水炸弹。

3月22日，星期一

因孤独而起的强烈痛苦：我太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了，感觉五脏六腑都在抽痛。我猜这就是现役军人的心情吧——在这世界上，一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思念着他们的爱人。这种共同的渴望简直难以想象。然而，我还是感觉自己不太诚实：一个假冒的海军，在度假胜地的热带岛屿，监视着一位被放逐的公爵……要是置身北非沙漠的战壕，我会不会感觉好一点？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给麦克斯泰打电话，邀请他来乔治王子酒店吃晚餐。我简直能听到他受惊的大脑急速运转的声音。最后，他终于同意，我们约好晚上八点在那儿碰面。

拿骚的旅游季就要结束，有钱的美国游客关上别墅和海滨小屋的大门，纷纷回家去了。沿着海湾大街，从旅店走到乔治王子酒店，你可以感觉到，这座小岛正在回归到它正常的昏睡状态——商店空荡荡的，拉车的马匹无所事事地站着，只有偶尔驶过的大汽车寻找着可以寻欢作乐的地方。

一开始，麦克斯泰很紧张，正式得过了头（也许他以为这是把他送回家去的前奏？）。不过，随着我点的酒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放松下来。我得记得，他还只有二十三岁；在他眼里，我一定是个讨人厌的老头，突然插进来，搅乱了他大好的职业前景。他来自法夫，父亲是个农民。麦克斯泰长着张“雕刻出来”似的脸——一丝多余的肉都没有——与其说是英俊，不如说是引人注目，就像一尊雕塑或怪兽石像。他也许适合蓄须。

晚餐快吃完时，他有点紧张地向前俯身，说：“我说，洛根，我们他妈的到底在这儿干吗？都快五个月了。”我猜，我不应该对他透露丝毫线索，可又觉得确实欠他一个解释。“谁是大西洋这一头最重要的英国人？”我说。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盯紧他。”我像有些人那样，敲了敲鼻子的一侧。他点点头，表情严肃。我想，知道我们是有目的、有任务的之后，他应该会松一口气吧——但可能还是同样沮丧。

我们离开时，索塞和他的几个朋友正好进来，还有两个我从没见过的漂亮得不可思议的姑娘。他们似乎都认识麦克斯泰，索塞说服我们加入了他们，再喝几杯酒。我发现自己跟一个外国人长相的高个帅气男子聊了起来，没说几句，他就表明自己是哈里·奥克斯的女婿。他邀请我星期天去他家吃午餐。我问麦克斯泰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航海认识的，”他说，“我没事做，所以跟他们一起出海呗。”

4月10日，星期六

跟公爵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只有我们俩；他的探员们都留在俱乐部的屋子里。天气潮湿、闷热，但很安静；所有的游客都走了。公爵似乎颇为烦恼，直到在第三局以七米多的距离推球入洞取胜后，他才明显轻松起来。我让他赢了第五球和第八球，他于是又领先了三分。他的心情好多了，话也多起来。

我们聊了这些事——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拿骚——他不停地大声抱怨“这个差劲的小岛”。他曾请求丘吉尔为他在美国安排个工作——其他地方的总督地位再高，他也没兴趣。他为自己在这里取得的成就骄傲：“这是整个大英帝国最差劲的职位。”

他对王室仍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他发现国王和王后气量狭小、报复心强得不可思议。我认为，最令他气愤的是他们不肯授予公爵夫人“殿下”的称号（类似他的男仆弗莱彻那件事）。“一个妻子总应该获得和她丈夫相同的头衔吧，”他坚持道，“不管怎么说。”我感觉他的怨气主要是针对王后（这比责怪他的亲弟弟更容易吧，我猜）。“她就是受不了华里丝。”

他发现下议院很难对付，那些人自私地设置了各种阻挠，全是“稀松平常的贪心小人”。

他说他喜欢丘吉尔，但不再认为他是自己忠实的盟友。“温斯顿很清楚谁是他的衣食父母。”

打到第十七球，把球击入沙坑后，他很自然地邀请我回总督府共进晚餐。我把他赢的钱给他，他走去让探员提前打电话回去。于是，我只好给他的球童和我的球童一起付了小费。我们尊贵的总督大人，不喜欢花自己的钱，无论那钱是多么微不足道。

回到总督府，在泳池边的小屋里，有人给我们端来喝的。公爵夫人看起来状态很好，她用一块类似穆斯林包头巾的丝绸把乌黑的头发包起来。她为即将到来的炎夏而哀叹，对我说：“你压根儿不知道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有多难。要来来回回多少趟，还得点头哈腰：‘请让丘吉尔先生问问英国国王，我们能不能去迈阿密过周末吧。’”公爵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抽着烟斗，逗着他的一条凯恩梗犬。然后，公爵夫人出乎意料地问了一个关于我本人的问题——我在战争爆发前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我是个作家。他们彼此飞快使了个眼色，公爵问我认不认识他的一个朋友，菲利普·圭达拉[23]。我说我跟他见过一两次面，他们放松下来：那短暂的小心和警惕迅疾消失了。

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走进餐厅，喝冷汤，吃炒蛋。他们有一位法国厨子，一位管家，公爵有男仆，公爵夫人有女仆，还有数不清的巴哈马工作人员。我们回忆起在比亚里茨和里斯本的往事。这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最放松、最亲密的一次，公爵夫人叫我洛根，公爵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演示他以长杆推球入洞时的特别姿势。我们不可避免地说到了王室，国王、王后以及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宿怨。公爵夫人笑着说：“哎呀，他们就是受不了我。不过，他们真正忌惮的是戴维。王后必须让他离伯蒂[24]越远越好。”

公爵含糊其词地埋怨了几句，我看得出来，这个话题让他颇为不悦。

“不，不，”公爵夫人说，“他们不能让你留在英格兰。要是你在那儿，伯蒂就会被大家忽略、遗忘。所有人的目光都只会对着你，亲爱的。”谁知道呢，她也许说得没错？我感觉公爵此时此刻只想冲过房间，把她拥在怀中。

“至少，我们还有朋友，有权有势的朋友，不会抛弃你的朋友。就连温斯顿也会竭尽所能帮你的，亲爱的，你知道他一定会的。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们总能依靠他们。”她说这句话时的眼神意味着此话不假：哪怕是前国王，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一定不容小觑，是可以直达权力机构最核心的。我感觉到她的冷酷和坚定的决心。

我们离开时，公爵夫人我把拉到一边，把脸凑到我的脸旁说：“洛根，我们希望你知道，你是总督府的朋友了。”这应该算是某种荣幸吧，我猜。她确实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性吸引力，考虑到她的长相既不漂亮，也不诱人：如果非要说她像什么，那应该是虐恋关系中理想的女主角。

5月17日，星期一

公爵和公爵夫人去了美国，六月应该会回来，殖民地笼罩在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我给海军情报处发电报，要求把我召回，结果被告知绝无可能。哪怕是我写给芙蕾雅的信，我感觉也变得越来越无趣了，因为我的生活节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每周写一份报告，汇报各种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言谈（有人觉得这个有用吗？到底是谁想知道所有这些飞短流长啊？）。我跟斯诺和基地的其他熟人打高尔夫球；我参加还算有点意思的晚宴派对；麦克斯泰和我每周把II22开出去两次，麦克斯泰让大家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战火日复一日仍在蔓延。

5月27日，星期四

昨天，我们开着II22出海了。天气不合时宜地晴朗，天刚亮时，空气甚至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短途航海——也许，我身上到底还是有些航海的天性。我们把船缓慢地开出港口——我和麦克斯泰站在舰桥上——所有码头工人和无所事事的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们经过。II22看起来确实像艘旗舰，旗帜和信号旗在微风中飘扬，码头上的人们穿着热带的白色衣服，每个人都在下意识地朝我们挥手。我们到了港口出海口时，麦克斯泰下令加速，我感觉脚下的两个引擎轰隆着苏醒过来，爆发出潜藏的威力。船尾下压，船身出现一定角度的倾斜，全船仿佛上紧了发条，我们抓住环绕舰桥的扶手。突然，船头两侧出现白色泡沫的海浪，我们猛地冲向蔚蓝的大西洋，码头的欢呼声远远地回响着。

有时候，我们会去大巴哈马岛，有时候，会去安德罗斯或阿巴科岛，但我们最喜欢的路线还是沿埃克苏马岛群向南——这儿全是灌木丛生、地势低洼的小小岛屿，有小小的海湾和纯白色的月牙形沙滩。我们知道这里没有潜艇，可还是假装搜寻。中午时分，我们在某个小岛停泊，吃午饭。大家游游泳或晒晒太阳，偶尔还会发射一枚深水炸弹，或是把一个空油桶扔到海面上漂着，用刘易斯机关枪对着它开火，只为提醒自己，战争仍在继续，我们也是对抗纳粹德国的小小一分子。

昨天，天气那么晴朗，那么宁静，午饭后，我决定游个泳。我脱光衣服，从船头跳入水中，游过II22到小岛之间的一百五十米距离。海水凉爽，出人意料地清澈。我蹚水上岸，沿着小小的沙滩闲逛，捡起奇怪的贝壳或一截浮木，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享受着赤身裸体的快乐。我想到——每个人都免不了会这样想吧——沉船后逃生到孤岛的人，想到鲁滨孙·克鲁索，那个一无所有的人。

这个岛的最高点应该不超过海平面三米，岛上覆盖的植被主要是多肉灌木、长着肥厚橄榄绿树叶的低矮多节灌木、零零散散的仙人掌，以及几丛金黄色的滨草。

突然，我察觉到II22上的骚动。我回过头，看到他们在甲板上四处跑动，我听到起锚的刺耳哐当声。“喂！”我大叫，“发生什么事了？”没人注意到我。我蹚进水里，水淹到我的腰部。我正准备游回去时，柴油机引擎发出一声轰鸣，排气管喷出烟雾，船竟飞快地开走了。几秒钟不到，它便绕过海角，消失不见了。

我蹚水走回岸边，一边骂，一边想，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们收到了什么信号吗？麦克斯泰到底在搞什么鬼，竟然忘了我不在船上。我并不担心：我知道他们最终会想起我，会在某个时间回来接我。不过别忘了，我想，这得取决于发生的是什么紧急情况。我可能要等上几个钟头……突然，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离我几米远的灌木丛里出现小小的动静，一只蜥蜴慢慢地、犹犹豫豫地、摇摇摆摆地走到沙滩上，这只大约一米长的鬣蜥，吐着舌头，朝我爬来。几秒钟之内，又有四五只鬣蜥加入它。我沿着沙滩移动，想要远离它们，下意识用手傻傻地捂住阳具。我沾了盐的双肩感觉到午后艳阳的炙热。我朝不断逼近的鬣蜥丢去贝壳和鹅卵石，它们停了下来。可一旦我不再表现出攻击性，它们又开始朝我缓缓移动。接着，更多鬣蜥在沙滩另一头出现了。我朝它们发起进攻，我吼叫着，它们在混乱中笨拙地向后退，复又重整旗鼓，向前推进。

几分钟不到，海滩上出现了二十或三十只鬣蜥，它们都吐着舌头，用僵死的眼珠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我站在那里，两手各拿一根棍子，心想要是夜幕降临还没人来救我，我该怎么办。它们并不可怕，似乎不会造成真正的威胁；这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临时共处。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赤身裸体的男人和三十几只史前蜥蜴，我们该如何相处？

这时，II22呼啸着回到小小的海湾，我感觉心都飞起来了。它缓慢地尽量靠近，从侧面放下小梯子。我蹚着水，划了几下，游到梯子边，把那些不会游泳的朋友抛在了后面。麦克斯泰拉我上船，努力掩饰着脸上的坏笑，递给我一条毛巾。

“很好笑啊，麦克斯泰。”我说。

“你能有这种幽默感很好，长官。”

我们朝拿骚开回去，每个人，包括我，心情都很愉快。麦克斯泰的恶作剧没有让我有丝毫气愤。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独自在岛上和鬣蜥在一起时的场景（我不禁想，今天晚上我会做什么梦呢？）。这就是那种你事后回想起来会恍然大悟的时刻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紧张、神秘的。我认为，我对这件事轻松和善的态度反而引得麦克斯泰感到困惑了。

6月28日，星期一

天气真热，又潮又热，让人萎靡不振。一整天都敏感又烦躁。早上，麦克斯泰正式申请换岗，我同意了，可他下午又撤回申请。我给海军情报处发电报：“继续留下去不会有收获。银行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请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指示。”答复：“你留在那里就是最有用的。继续下去。”

7月6日，星期二

公爵和公爵夫人回来了。今晚，总督府将为在加勒比旅游的外国显贵举办招待宴会。可就连公爵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低落情绪，这是很罕见的——没人能比他更擅长“做样子”了。公爵夫人说，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特区的会面让他深受打击。“他们希望我们一直待在这儿，待到腐烂。”她颇为苦涩地说，“我们原本希望，过了这三年……戴维百般尝试，他们就是不让步。”

7月8日，星期四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我去了港口，麦克斯泰立马说：“哈里·奥克斯爵士被人谋杀了。”天哪，我想，这可拉响警报了。谁会杀死哈里爵士呢？麦克斯泰根本不需要我问便回答道：“大家都说，是哈罗德·克里斯蒂。”我猜麦克斯泰一定是听他那些出海的朋友说的。我只是听说过克里斯蒂：他是房产大鳄，这里的议会成员，一个毫不起眼的矮胖男人，据说，他以前是走私酒商，在政治上颇有权势，是哈里爵士的亲密好友。在巴哈马，克里斯蒂谋杀了哈里爵士就相当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谋杀了（威斯敏斯特公爵）本德尔。

我见过奥克斯几次：他是个矮胖结实又粗鲁的男人，表情阴沉，嘴角总是向下撇着。他自称“外粗内秀”，这话没说错。所有人都说，他富得流油，不过财富似乎只让他更困扰、更痛苦，而不是更幸福。他痛恨在加拿大交税，所以才搬到这儿来。最近有传言说，巴哈马也要开征收入税了，他又打算搬去墨西哥。真好笑，墨西哥总是会突然冒出来。

午餐时，我去了乔治王子酒店，那儿像个嗡嗡作响的大蜂巢。这场谋杀如同一场巫术；奥克斯的生殖器被烧掉了；强盗想要找到他藏在屋子里的黄金；等等。目前，最大的嫌疑人是他的女婿德马里尼。克里斯蒂当天晚上就住在奥克斯家，但他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哦，还有：公爵夫人一直跟奥克斯有私情，是英国的秘密特工杀了他，好保护公爵的名誉（这个说法越传越玄乎）。

我走回英属殖民区时，一辆小汽车停下来，公爵的随从武官伍德让我今天下午五点去凯布尔海滩公爵的海滨小屋与公爵见面。

稍后。我跟公爵见了面。只有我俩；他不停地抽着烟，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告诉我，哈里爵士的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甚为震惊。一开始，有人让他相信这是自杀，可后来，谋杀的消息传了出来。有人用钝器击打了死者的头部，还企图将尸体和房屋付诸一炬，只是没能成功。

“我已经让迈阿密警方派两名探员来了，”他说，“他们今天下午就到。他们会接手调查。”

“可为什么，阁下？”我自然而然地说，“厄斯金·林多普呢？”厄斯金·林多普是巴哈马的警察局长。

“他完全同意我的做法，”公爵没好气地说，“这个案子对本地警方来说太过重大。我想，你还没意识到哈里爵士的死会导致什么结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场灾难。我们必须请专家来。真正的专家。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必须得到解决，越快越好。要尽量减少影响，把它限制在殖民地范围内。这真是场彻彻底底的灾难啊。”

“我明白。”其实我不明白。

公爵又点燃一支烟。“现在很明显——再明显不过了——凶手就是德马里尼。你认识他吗？”

德马里尼，那个帅气的女婿。我说我在他家吃过一次午饭，偶尔，也会在乔治王子酒店碰到他。麦克斯泰跟他很熟。

“很好，”公爵飞快地露出笑容，“这样很好。”此时，我更加糊涂了，但没有深究。接着，他说：“我想让你见见从迈阿密来的两位探员——梅尔陈和巴克——就今天晚上。可以吗？”

“当然，阁下。这是我的荣幸。”

稍后。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梅尔陈和巴克刚刚离开我的房间。梅尔陈很胖，戴着眼镜，邋里邋遢的。巴克精瘦结实，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看起来强硬而健壮。他们是从德马里尼家来的（有证据了，他们说），毫无疑问，是德马里尼谋杀了奥克斯。奥克斯和德马里尼早就互相憎恶，德马里尼以前也威胁过要使用暴力。奥克斯从未原谅德马里尼和他女儿南茜（当时南茜才十八岁，德马里尼三十六岁）私奔的事。德马里尼破产了，奥克斯一死，他将获得南茜分得的遗产。德马里尼昨天晚上（周三）举办晚宴派对，但在晚上十一点半到凌晨三点之间，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说他开车送两位客人回家了——他们的家就在奥克斯家附近的韦斯特伯恩。凶杀案也恰恰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他有动机，有手段，没有不在场证明。

我说：“他办完晚宴派对，然后出去杀了岳父？”

“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巴克说，“相信我。”

“那克里斯蒂呢？”我说。

“他从头到尾都在睡觉。”

“我记得凶手还放了火。”

“火很小。没有烧起来。”

“他什么都没听到吗？没有闻到烧煳的气味？”

“没有。”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德马里尼不是会杀人的人。我说他是那种自鸣得意的自恋狂，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搞清下一个愿意和他睡觉的人是谁。

“你永远都看不出谁会杀人。”巴克居高临下地说。

接着，梅尔陈说：“公爵对你评价很高，蒙斯图尔特中校。”

我说，得知此事我倍感荣幸。

“我们需要找个人接近德马里尼，公爵说你是最理想的人选。”

“接近？”我说。

巴克说：“我们想让你跟德马里尼喝一杯，明天找个时间。”

“为什么？”

“你知道的，就是把他碰过的东西偷偷放进你的口袋——玻璃杯、火柴盒、烟灰缸之类的。拿来给我们——我们就在酒店这儿。”

我站起身，让他们出去。他们疲惫地对视一眼。

“公爵会非常失望的。”巴克说。

我说：“等他知道你们刚刚要我做什么，你们就走着瞧吧。我要是你们，就订好明天回迈阿密的机票。”

他们悠闲地走了出去，镇定自若。而我坐下来，写下这一切。

7月9日，星期五

我坐在总督府外一辆出租车的后座，在纸片上草草写下这些（稍后转抄到日记中）。现在是早上九点十三分。我要求与公爵紧急见面，并被带进他的书房。他僵直地站在书柜前。

“感谢您同意见我，阁下，”我说，“那两个迈阿密来的笨蛋竟然——”

“他们跟我说，你完全不肯帮忙。”

“‘不肯帮忙’？您知道他们让我做什么吗？”

这时，他似乎有点失去理智了。他声音变得尖利，半窒息似的尖叫，脸涨得通红。

“这是这个岛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还不能让一个朋友兼英国军官帮下忙吗！……我跟他们说，你是靠得住的，蒙斯图尔特。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我说，我立马就说，蒙斯图尔特中校。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吗！你就是这样让我失望的吗！我非常伤心，我对你很失望。”

“稍等一下，阁下。他们是让我栽赃——”

“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警方探员，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明白要怎么做才能让这桩惨案迅速而恰当地了结。德马里尼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句号。那个男人早点被关进监狱，这个小岛上的人就会开心。”

“无意冒犯，阁下，您搞错了。那两个人完全是自私又腐败。他们不是您想的那样。”

“你竟敢告诉我我是怎么想的！出去，出去！你对我没一点用了。”

于是，我便离开了。这些，便是我们说的话，一字不漏。

星期五晚上。消息在全拿骚传开了。今天晚上，德马里尼以杀害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他的指纹出现在凶案发生的房间。巴克和梅尔陈抓到了他们要抓的人。

7月10日，星期六

发生的一切仍然让我有点回不过神来。我没法把每件事拼凑起来，什么都不对。今天，红十字会在维多利亚广场举行筹款活动。II22的船员主持摸彩游戏、九柱游戏、打椰子游戏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游戏，我过去看看他们应付得怎么样了。

公爵夫人是巴哈马红十字会的赞助人，她主持了开幕式，四处走动着跟大家见面，检查摊位和展览的情况，展示出一如既往的优雅和友善。当靠近II22的摊位，看见了我时，她立刻停住脚步。她躲避着我的目光，但又不能完全无视我们。她跟我握了手，朝我露出淡淡的笑容。“你们英国海军真了不起。”她说，说完准备继续往前走。

“夫人，”我悄声说，“公爵还好吗？”

这时，我看到她双眸中深深的仇恨。

“犹大。”她悄声说，背过身不看我。

［事后补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这些记录在汇编时得到空军中队长斯诺的帮助——他给我寄来报道了德马里尼受审（在十月）过程的报纸；另外还得到了克劳福德·麦克斯泰中尉的帮助——他在七月和八月去探访过狱中的德马里尼。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星期四，凌晨某时，哈里·奥克斯爵士在他位于“韦斯特伯恩”的家中卧室睡觉时被人杀害。凶手用某种尖头工具击打了他的头部，造成四处很深的穿刺伤，伤口形状为三角形，位于左耳前面和后面。他的头骨严重骨折。他的尸体被烧毁，睡衣和头顶的蚊帐也基本被火苗吞噬。床垫上、床附近可折叠的中国屏风上，以及地毯上都有更多烧焦的痕迹。从被撕开的枕头中飘出的羽毛落满他的尸体。在房间墙壁上很低的位置，有血迹及多个血手印。

哈罗德·克里斯蒂是爵士的朋友及商业合伙人，当时就睡在两个房间之外的客房里，是他早上发现了尸体，并叫人来帮忙。当地警方和其他相关人员基本上不受限制地在房屋内及凶案现场随意走动。

得知哈里爵士的死讯后，德马里尼于星期四早晨出现在房子门口，但并未获准上楼，也没有看到尸体。

下午很早的时候，公爵从迈阿密找来的两位探员，梅尔陈队长和巴克便已到达，开始调查。巴克并未在现场提取指纹，因为他觉得凶杀现场房间的空气太潮湿了。哈里爵士的尸体被转移到拿骚验尸所，等待下午四点左右尸检。

晚餐时分，德马里尼按照指示，去了韦斯特伯恩，并在那里接受两位探员的审问和搜身。他们从他的胡须和腋下剪下烧焦的毛发。接着，梅尔陈和巴克在当地警察的陪同下，和德马里尼一起去了他家，把他前一天晚上穿的衣服作为证物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两位探员来到大英殖民酒店找到我）。那天晚上，一位当地探员一直跟德马里尼在一起。

第二天，七月九日，星期五，德马里尼被护送回韦斯特伯恩。他上楼去了楼梯平台的座位区，接受梅尔陈的盘问。盘问过程中，梅尔陈让德马里尼从旁边桌上的玻璃瓶里倒一杯水。接着，他问德马里尼抽不抽烟，他说抽以后，梅尔陈扔给他一盒好彩香烟。德马里尼点燃香烟，把烟盒还回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巴克出现了，问一切都“还好”吗。梅尔陈说很好，审讯就结束了，德马里尼获准离开。

那天下午大约四点，温莎公爵来到韦斯特伯恩，走到楼上。他跟巴克进行了长达二十分钟的秘密交谈，没有旁人在场。

当天傍晚六点，德马里尼再次被护送到韦斯特伯恩，并以谋杀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警方在中国屏风上找到一枚他左手小指的清晰指纹。

在德马里尼受审的过程中，辩护律师证明：（1）巴克作为一名所谓的指纹专家，显示出惊人的无能；（2）作为证据提交的指纹——也就是能证明德马里尼曾出现在谋杀现场的那枚指纹——是不可能像警方声称的那样取自中国屏风的。它绝对是从其他物品的表面提取（玻璃杯？香烟盒的包装纸？），用来栽赃嫁祸的。德马里尼的案子事实上无法成立，他被宣判无罪释放。

我只做如下评论：

巴克和梅尔陈下定决心要在破纪录的时间里解决这个案子。他们显然相信德马里尼是有罪的，并决定以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给他定罪。他们本打算让我提供那枚关键的指纹（这样就可以不用上演玻璃水瓶和香烟盒那出戏了）。可星期四晚上我拒绝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亲自获取“证据”。巴克的那个问题“一切都还好吗”，实际上就是在问“我们弄到清晰的指纹了吗”。

我只问如下问题：

温莎公爵为什么要从迈阿密（美国最腐败的警队之一）找来探员？明明他家门口就有能完全胜任查案的警察部门。

七月九日星期五，公爵和巴克在私下会面时到底说了什么？（这个问题在庭审中刻意未被提及。）

德马里尼被宣判无罪后，为什么案子就此结束？明明真凶还在逍遥法外。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调查哈罗德·克里斯蒂？

以下是对真实发生的情况的一种诠释，是我尽量公正、不带偏见的看法。

公爵，是个神经紧张又没有安全感的人，哈里爵士的死让他彻底恐慌了。出于某种原因，他对自己的警队没有信心，也害怕这件事会拖上数月。你会想，寻求公平正义有必要这么着急吗？是害怕别的什么事被人发现吗？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理由，反正公爵找来了梅尔陈，他是公爵之前去迈阿密时认识的。目前尚不清楚巴克是不是也是他找来的，反正实际操纵局面的人是巴克，不是梅尔陈。

公爵不喜欢德马里尼——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他很喜欢哈里爵士。岛上的流言蜚语很快达成一致：德马里尼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在刚开始调查时，迈阿密的探员们便已十分清楚这一点了，所以，才会迅速把德马里尼召唤到韦斯特伯恩。

事情发展到某个阶段后，有人告诉公爵（也许是通过克里斯蒂，他一直在向公爵汇报案情的进展），有办法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给德马里尼定罪。探员们只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为他们提供德马里尼的清晰指纹。公爵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么个人：他们只需要他提供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皇家海军的中校怎么样？于是，探员们来跟我见面，提出要求。我拒绝后，他们便亲自动手，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在迈阿密已经这样干过很多次了。扔香烟盒那一招儿有种故技重施的感觉。

只是，得到清晰的指纹后，他们就必须让公爵知道，对德马里尼的指控现已证据确凿。他们有动机，也有办法，可以让他“出现”在凶案现场。星期五下午，公爵来到韦斯特伯恩与巴克密谈时，这一定就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我确信，他们说的话一定相当隐晦，但其中的暗示是明确的。他只需要公爵点点头——给出心照不宣的许可——便能进行下一步行动。公爵一定也给了许可。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如释重负，对审案程序做出了恰当的指示：“嗯，巴克上尉，如果你已确定事实，那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磨蹭了。”于是，德马里尼被捕了。

公爵可能不知道细节，所以能把一切过错推到探员头上。实际上，他知道的越少越好。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因为我的拒绝而大发雷霆，为什么在我想告诉他巴克和梅尔陈让我干什么时，他会恼怒地打断我的话。他不想知道。他不能知道。

可温莎公爵并不是老实的傻瓜。他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搞栽赃嫁祸，无论这种意识是多么模糊，而这次栽赃在庭审阶段便丢人地被揭穿了（庭审时，公爵和公爵夫人恰巧离开巴哈马，去了美国）。

最最起码的，你必须承认，公爵参与了陷害德马里尼。最最起码的，温莎公爵、巴哈马群岛总督、大英帝国的前国王，竟然犯下了密谋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最最起码的。正如我所言，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得出的最宽容的解释。还有其他更多、更阴暗的问题随之浮现。麦克斯泰告诉过我德马里尼的供述版本：一切都跟金钱、墨西哥和温尔格林有关，但这些说法完全无法证实。目前，这些便是阿尔弗雷德·德马里尼被捕及受审背后的真相。

我不断想起公爵夫人在离开时说的那句话——“犹大”。她为什么要叫我犹大？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我只是正直行事，并以为公爵也会一样。我越是想着这句话，就越感觉到，“犹大”指的是我在未来可能的背叛。现在，我知道了温莎公爵的一个秘密，一个危险而且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秘密：公爵竟然参与了做伪证。公爵和公爵夫人——本来就已经相当多疑——他们一定认为我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或是威胁他们总有一天要把它说出去。在他们不断增加的敌人名单上，现在加上了我：我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威胁，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地不再理睬我。］

7月12日，星期一

海军情报处发来电报，召唤我立即回去。明天我将坐飞机前往迈阿密。有人迅速行动了。

（七月底，洛根回到英格兰。在重新开始海军情报处的工作前，他获得了一个月的休假。有趣的是，官方没有要求他出具报告，讲述他在八个半月时间里与公爵和公爵夫人打交道的情况，也未要求他陈述对哈里·奥克斯谋杀案的质疑。在战争期间，公爵和公爵夫人继续留在巴哈马。）

11月18日，星期四

在开往伯明翰的火车上，夹带着雪的雨水模糊了窗户。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男孩问我是不是军人，我说，是的。你是海军吗？是的。哦，那你的船在哪儿？这个问题问得好。他母亲让他闭嘴：别再打扰这位先生了。要是他知道，这位皇家海军军官正要去皇家空军基地学习如何从飞机上跳下来，他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吧。

上周，范德普尔宣布我要去参加这个训练。“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说。“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有用。”他只是这么说。我问伊恩，是不是在准备什么特别行动，可他说他也一无所知。也许是为反攻做准备？戈弗雷离开[25]后，他对部门里的秘密就不再那么了解了。总而言之，这是个改变，我很高兴能离开办公室。

芙蕾雅和史黛拉来尤斯顿火车站送我，她们太贴心了。史黛拉问我回来时会不会变黑，我安慰她说不会。我七月份回家时，晒得黝黑的皮肤勾起她极大的兴趣。不得不说，当我紧紧贴着芙蕾雅长着小雀斑的白皙身躯时，我确实像个黑白混血。长达数月的分离后，我们的欲火再次被点燃。芙蕾雅总喜欢把被子拉开，盯着我看——像是对我赤裸黝黑的身体着了迷。我们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偷偷溜走，迅速而激烈地做爱。我们管它叫，五分钟特别活动。“来个五分钟特别活动？”芙蕾雅总会在午饭后这么问。史黛拉捶着我们紧锁的房门大喊：“你们在干吗呀？”“爸爸有点累了，亲爱的。”芙蕾雅大声回答，而我正露出傻笑的表情，尽情地干着。

二十年后再次回到伯明翰，我感觉有点奇怪：我以前是那么害怕学期结束后回家。这次我要去皇家空军克拉克霍尔基地报到，参加为期两周的跳伞课程：先接受几天训练，接着连跳五次伞，才算合格。直觉告诉我，这不是范德普尔的主意——这更像是拉什布鲁克（海军情报处新处长）或其他什么聪明人想出来的点子。伊恩说，海军情报处正致力于拓宽工作范围。“我们很快就要踏上欧洲大陆了，”他说，“我们不能不思进取。”伊恩看起来很愁闷：他本来就是个情绪不定的人，只是，自从我回来后，他总是沉默寡言、焦躁不安。是在追求哪个女人[26]吗？

我从拿骚回来后，有一个月休假，可我并不想离家旅行：我就想待在梅尔维尔路，尽可能过一段普通而平静的生活。我读书，读得很开心——这是数月来的第一次；我打理我们的菜园；带史黛拉去散步。芙蕾雅和我时不时会去酒吧喝上一杯。我还找了朋友和熟人叙旧。

《罪行》在文学评论界及商业上均获得极大成功[27]：彼得·斯卡比尔斯被誉为重要的新生代小说家。我还是没读那本书，我跟彼得见面时，只说些含糊其词的评价。反正彼得也没察觉：他满脑子想的全是丰厚的版税和众人的夸赞。他在旺兹沃斯区买了幢大房子，和新任妻子佩妮住在那儿（他们在新书出版当天结的婚）。他把苔丝的死当作自己的圣痕[28]——当作展示自己遭受了多少痛苦的徽章。他说了一句非常恶心的话：“你知道吗，洛根，自从苔丝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女人们似乎都觉得我特别有吸引力。”搞不好，他已经背叛佩妮了。

我收到迪克·霍奇写来的一封奇怪又直率的信，说他在意大利踩到地雷，一条腿从大腿以下全被炸飞了。他现在回到了苏格兰的家，“正学习走路”，接着他又写道：“我再也不打算离开这里了，所以最好是你来看看我。”他最后的签名是：“你的迪克。要是你好奇，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没了腿，但还是有屌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德马里尼在庭审中被宣告无罪的消息。还是有点正义的——可到底是谁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现在，巴哈马群岛、公爵和公爵夫人对我而言都像是另一个世界。

12月8日，星期三

皇家空军克拉克霍尔基地。这里是训练轰炸机指挥官的地方，到处是空勤人员。我们明天将实打实进行第一次跳伞，我还挺期待的。我们——几个非空勤人员——在人群中组成一个奇怪的小组：六个英国人、一个波兰人，还有两个烦躁不安的意大利人。我们都绝口不提为什么会来学跳伞；又或者，跟我一样，大家都不知道原因。我是唯一的海军。

晚餐后，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当地酒吧或是去伯明翰。我重游了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在埃德巴斯顿四处闲晃。也许是因为在巴哈马待过，我发现我挺喜欢伯明翰这种淡泊又不做作的氛围。这是个废话不多的大都市。我读书时对这里的厌恶反映出我的幼稚。经历了过去的六个月，伯明翰的一切似乎都纯粹真实得令人安心——无论它多么灰尘遍布、损毁严重。一天晚上，站在我们的老房子外面，我想起父亲，不知道他对他儿子此刻的境况会做何感想。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结了两次婚，他有了两个孙辈，我作为作家也算事业有成、小有名气，只是战争打断了这一切。他的幽灵还认得出这个沧桑的海军军官吗？……

实话说，我满脑子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我总忍不住去想。在海军情报处，现在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聚焦于即将到来的欧洲反攻，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开辟“第二战线”。大家都坚信，这场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当我试着想象再次过上“正常”的生活时，一种恐慌感却让我心跳加速。我年近四十了，还要重操旧业。我能做到吗？真滑稽：尽管我总是抱怨战争，但它意味着我可以暂时不用做任何决定。有时候，被困在未定的状态中也是可以忍受的。

昨天晚上，我去了宽街的一家酒吧，点了一品托苦啤酒。酒吧格外拥挤，厚厚的遮光窗帘让人感觉怪异地被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我点燃香烟，喝着啤酒，什么都不去想，只隐约感觉到周围喋喋不休的喧哗，我进入温暖而奇特的英国式迷离状态，时光仿佛停止了二十分钟。我要付账时，酒吧老板不肯收我的钱，他的妻子可不干。“他总是这样，”她愤愤地说，“穿军装的都不收钱。我跟他说了：他们的收入都很高，而我们还得讨生活呢。没必要做慈善。”老板耸耸肩，表情窘迫。我说，她说的一点没错，我付了钱，还给了小费。这件小小的趣事有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坐公共汽车回基地时，我心情很平静。真有伯明翰的风格啊，我想，这也是我突然间如此喜爱这个地方的原因。

12月9日，星期四

经过各种训练、体育锻炼、带着护具从高塔跳下的演练之后，终于要来真的了。我们大约二十个人，列队走上一架经过特殊改造的老式斯特林轰炸机。我坐在一个意大利人旁边，他看起来相当惶恐不安，我们把开伞索的夹子挂到贯穿机舱顶的缆绳上。“祝你好运。”我说，他用极其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也许他知道他要跳到哪儿去。我们这一群奇怪的非空勤人员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似乎是最不可能成为秘密特工的人。

斯特林起飞了，我们不断绕圈，缓缓爬升，最后才飞到合适的高度。随着空降区不断临近，机舱地板上的一个舱门打开，中士教官站在旁边。“做什么都好，就是别往下看，”他不停地说，“你们就看着我帅气的脸，我的手一放，就往前跨出去。”

轮到我之前，有六个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设法屏蔽了所有情绪——我对我身上的降落伞及设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有绝对的信心；我毫不怀疑，我的降落伞是包好的，当我拉下开伞索时，它就会轻而易举、毫无阻碍地打开。中士教官把手放下，说：“跳吧，七号。”我跨出了舱门。

气流给身体带来巨大的冲击，我感觉我的降落伞仿佛瞬间就打开了。我先是抬头看了看脏兮兮的灰色伞篷，接着又低下头看斯塔福德郡的乡野。我看见第一个离开飞机的人已经在地面上了，正在往怀里收翻腾的降落伞；其他比我先跳的人还在我下方，大体沿着一条线往下飘。我细细体会着这悬浮的感觉——不是完全失重（不知道那会是种什么感觉：反正我没觉得自己像根羽毛），更像是脱离了身体躯壳的夸张感觉，我以前在巴哈马时也经历过一次。当时我游过暗礁，脚下的海床突然变深，四周的海水猛地从浅蓝色变成蓝黑色——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有人站在地面上对我大喊：“两脚并拢，七号！”我低头一看，看到另一个叫汤森德的教官正用扩音喇叭对着我发出指令。天哪，我想，我都能认出他是汤森德了，那说明我离地面一定很近了——

嘭。我落到地上，打了个滚儿，动作很机械，没按指导的方法。正是他们之前告诉过我们的感觉：就像从三四米高的墙上跳下去——你要真试过，就知道那其实还是很高的。我站起来，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不错嘛，蒙斯图尔特先生，”汤森德边说边朝我小跑过来，“只剩四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