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望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

家书

这本书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

第一章初稿于1990年代，借“伯父”“伯母”写了我的父母。2013年我父亲去世，改为“我父亲”“我母亲”，以《一切已归平静》发表在2014年《生活月刊》。

李小林老师看到此文，希望我继续这个题材，“肯定有内容写，即使稿子长也没关系”。李老师的热情，让我想起2009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终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2015年第五期专栏“说吧，记忆”）。这次付梓，添加父亲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成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不大愿意出门，去任何的地方，她都会想起我父亲，情绪很差。这段时期我常常问及往事，陪她翻看那些老相册（她不能再看父亲的近照），旧影纷繁，总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直至有一天，我请她以这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她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九十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摆在眼前的图文，记录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也使得本书的前两章，出现了“未完成”状态，显露了更复杂的对照。我几次提议是否可整理成书，她一直犹豫说，是给自家孩子们看的，是个人的私事……这部分以“口述实录”整理的文字，是本书第三章。

开头写到父亲与“堂兄”关系、提篮桥细节，到了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就是另一种解释——他们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监房，而是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关押父亲的地点，不在提篮桥，是北四川路宪兵监狱（大桥公寓）。1940—1950年代，父亲数度入狱转狱，在母亲回忆的1950年代初，竟然他也在这座著名监狱短暂工作，因此前篇我笔误“提篮桥”，仿佛就是“言说与记忆”的某一种梦魇。包括母亲登上火车，被大舅拉回去关在家里一个月，也只有进入到她老人家的叙事范围里，才有更生动的演绎……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初，我去东北嫩江落户，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但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我备感震惊的细节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近期，看他1942年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有所了悟——我当年强调的那些景象，在他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懂得这些内容；也包括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看清了母亲在她的青年时代，曾也和我当年那样，早起晚归，终日劳作，做了那么多繁重的农活。

他们的时代，有他们的“阅读”与“写作”，意味深长的词语重合。比如“浙西”，他们先后见到来自这特殊地方的人员；先后在不同时空里被“打手心”；先后去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流连；在1938年杭州“国军”军训，或1950年华东军政治大学期间“打绑腿”——那些遥远的黎明时刻，天刚蒙蒙亮，他们先后在催促声中匆忙起身……我则是要延续到更晚的1970年，一般是半夜一两点钟，哨音大作，起床起床！紧急集合！黑暗中，睡眼惺忪中，穿衣穿鞋，整队报数集合，跑向了雪原，寒夜上空不时闪动信号弹的蓝光——这都是苏联特务潜入边境所为吗，但我们始终扑空，后据说终于有人找到了一种（空投？）定时发射装置……在无数黎明前那些难忘黑幕里，我们在雪中迅跑，吐出白绸一样的热气……

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我曾借用小说对话，重现当年询问父亲的内容，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如能这样，我家现在就是工人阶级成分了……

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写小说，我总觉得这些字是他为我写的，他一直对我的写作和以后的编辑职业忧心忡忡。

本书范围止于1965年，是考虑之后景况，有太多的共同经验——书中某些细部，实也溢出了篇幅，总之，三种记忆和叙事、引文、解释不厌其烦，包括极为繁复的编排过程，让我懂得，即便再如何拓展蔓生，作为个人，总徘徊于独自的情感和视野里——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

读到1950年代他们反复讨论家中开支的内容，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卖掉那箱嫁妆？母亲睁大眼睛说：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会想的事！

确实如此，时代过去了，这种激烈表达，已少人能懂，卖出金银细软，当年必须提供详尽户籍资料和单位证明……这些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非常容易被遗忘。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我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1965年止）。

[1] 《燐血丛钞》卷一/谢绥之……（太平军）喜穿红、黄色衣，百方搜索，不足以应求，裁制又不及待，于是以妇女之衣，剪为窄袖，又不足，则以妇女之裤，洞穿其裆，剪裤管为窄袖，从头罩下，不嫌亵也。被掠妇女逼令易衣，每至当众裸露，羞怯欲死。衣亦雅尚红、黄，窄袖短衿，外罩半臂必极长，裤必宽管，不准穿裙。

[2] 左翼女作家，1937年为电影《十字街头》插曲《春天里》作词（贺绿汀作曲）“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3] 苏青《续结婚十年·苏州夜话》讽刺时任《女声》编辑关露——“秋小姐（即关露）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指佐藤俊子）编这本《妇女》，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

[4] 萧阳文：《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5] 1939年，日警方曾搜出石井花子（佐的日本女友）一打火机，实为微型照相机，石称是为佐清扫住处时所拿，其余一无所知。警方无从立案。

[6] 尾崎即尾崎秀实，日共党员，《阿Q正传》日文版译者之一，《朝日新闻》驻沪资深记者，与鲁迅、田汉、夏衍等均有交往，后回国，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私人顾问。

[7] 江户时代盛行的“不让睡觉、使人持续梦逝状态”的拷问。又译：让人大脑一片空白的审问。

[8] 原名华克之（1902～1998），1946年安排父亲在《时事新报》工作，隐蔽战线传奇人物，1935年组织刺杀汪精卫。1955年住院期间，因潘汉年案直接押往牢房，先后获刑21年，一度陷入极端情绪，将筷子捅进眼窝，落下残疾。1979年平反。

[9] 褉水，黎里之水，别名褉湖，有秋褉桥（始建于清初）。褉湖道院（始建于1522年）因祭祀唐太宗十四子苏州刺史李明，朱元璋封其为吴江城隍庙。

[10] 2004年7月，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俄新学年9月开学前印装完毕，作为高校师生历史教学参考书。此次印刷完全采用1945年版本和装帧，封面特别注明“《简明教程》第302次印刷”。仿佛也是“时事无常”的一个加注。

[11] 同系同宿舍的好友，我和她无话不谈。她在重庆经新闻系张廉云（张自忠之女）介绍入党，1948年夏毕业后与张廉云去北平，在乡村学校教书，解放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0年代重逢赠句：“想起当年事，相约永相知，刹那风云变，你我各东西，如今鬓已白，想念难相见。”

[12] 1951年元旦，家中双方在青海路（近南京西路）康乐酒家办了几桌。维德的旧同事（原《时事新报》后转《解放日报》的郑巴奋、夏其言等数位）也来贺喜，酒席费由他们自付。

[13] 此套家具在新祥弟结婚时给了他，换用了另一套红木旧家具（据说是大哥朋友抵债的），觉得也不错。维德则不喜欢红木，说爬有蟑螂也看不出来。

[14] 郑巴奋，《解放日报》记者，因被发现箱中有发报机（友人代存），离婚去青海劳改。唐山地震期间来沪看病，维德托人给他60元（当时维德的月工资仅30元）。后病故。萧心正，1948年曾经告诉维德，组织上要派他去台湾，后又说不去了。1949年后调纺织局，任局长张承宗秘书。

[15] 锡金《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9年8月）：“我的关于埃及《亡灵书》的译稿，也是由那时参加‘行列社’活动的姚云同志保存下来，上海解放后她又寄给我。”

[16] 父亲曾经向叶家兄弟买下原盐业银行房子（地皮只买一半）、沪西草鞋浜一幢三层楼房（其中一间曾无偿借给复旦地下党员王丹心，作为党的联络站，解放后王任江苏省计委主任，曾来信感谢，另一间由我妹姚舜英借给沪西棉纺厂地下党同志住）、澳门路裕德路各有三排房子，以及1942年用64两黄金购买的宁波土地（慈溪车厩祝家渡49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