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
[日记：1950年7月24日]
回家了，我像小鸟一样飞上楼梯，和家人们团聚，一连两天没有出门。昨天早上，我拿着自己的档案袋，到华东局转关系，组织部一女同志接待了我，换了新环境，一定要安心工作，虚心学习。
今天，维德陪我和母亲一起去虹桥吉安公墓上坟，父亲离世已经两年了，我在坟前，轻轻地告诉阿爸，我将参加工作了，将要和维德结婚，女儿有靠，您可以安心了。
七月廿九日，我去上海总工会文教部报到，因八月一日将在跑马厅（现人民广场）举行“八一建军节”大游行，部长李家齐派我去大会筹备处工作，我当了一次信使，先去国际饭店给一位领导干部送信，然后穿过南京西路，赶到对面的大会筹备处。办公室人头攒动，副主席沈涵在此主持工作，动员全市产业工会，组织群众参加游行，工作人员有序而忙碌，显出了我的手足无措。“八一”全市大游行结束后，我回到上总机关。
上总在外滩14号（原交通银行旧址），底楼为劳动出版社，二楼除总务处外，几乎空置（常作为机关“交谊舞”场地），有一扇门，进门即电梯，有警卫值班；三楼是主席、秘书长和行政办公室，包括维德工作的调查研究室。文教部在五楼，部长李家齐，不到四十岁，是解放前邮电系统的地下党，曾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工大会”，工作严谨，写一手好字，不苟言笑。副部长王若望来自延安，儒雅和蔼，待人亲切。文教部下设五个科室，负责工人业余教育、宣传，管理市工人文化宫、全市各区工人俱乐部、工会文工团、电影放映队等，范围甚广。我被分配做部长室文书，文书室连我共四人，工作是上报下达、拟稿、发通知、做会议记录等，杂事甚多。有时来不及吃早饭，请同事老张到后门汉口路“大壶春”买点心，大饼三分一个，油酥饼贵一些要五分钱。
文教部的同志，党员居多，各种学历的都有。当年进入市级党政机关，不需文化测试，不注重是否名校毕业，只要有熟人介绍，本人政治清白，中等文化程度亦可录用。
机关实行“供给制”，按时发服装，女为列宁装，男为中山装，食堂分大中小三灶，个人不花一分钱。一般干部吃大灶，处级干部吃中灶，小灶供应正副领导。每星期有荤腥，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吃大白菜烧油豆腐，吃得我很生厌。每月二至四元津贴，可以买牙膏牙刷、针头线脑之类，如家中父母无收入，每月补助十元，也会配给老人小孩大罐的“克宁”奶粉（美军剩余物资），保姆、奶妈也给费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很低，甘愿接受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归属感和荣誉感（也听说引起其他机关“薪金制”人员的羡慕，要求都改成“供给制”）。每周上六天班，晚饭后都自动加班，回家一般要九点后。常收到周末、假日的各类演出赠票，去文化广场观看著名的苏联芭蕾舞剧、苏联体育团的演出，文化生活丰富。
一九五〇年国庆后，维德向机关党委提交的结婚报告获得了批准，他三十一岁才结婚，当年少有。他的同事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把我叫到三楼调查研究室，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祝贺我俩结为夫妇，婚礼就这么简单。 [12] 我给自己的同事发了一些黑枣嵌胡桃（宁波婚俗，黑枣去核，嵌入胡桃仁，暗含早生贵子之意）。
[日记：1951年10月12日]
今早遇家齐同志，他见我就拉下面孔说：结婚的事为什么不向部里汇报？那么没有组织观念！剋了我一顿，我很尴尬，无言以答。★★★ 夫妇共在机关工作的并不只我一例，李部长爱人相荣恩是总务处办公室打字员，魏静嘉丈夫冯伯乐，英文极佳，上总“工运史料委员会”即调他过来任英文编辑。▲▲▲下午，副部长王若望也知道了，跑到我办公室，一进门笑呵呵地说：“小姚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你和老金结婚了，也不告诉我，要罚。”我给了他一把黑枣嵌胡桃，他当场吃了一颗，连声说好，还问我要，我说就这么多了。他不信，我把抽屉打开给他看了，只得作罢。他为人谦和，不摆领导架子，由此可见一斑。
机关分配的婚房在潥阳路1111号，原国民党“黄色工会”所在地，解放后改为机关宿舍。三层英式洋房，我们住三楼，南北两间，明亮宽敞，落地壁橱，长条打蜡地板，盥洗室也铺木地板，厨房在二楼（我因不烧饭从未去过）。那时生活家具都由公家提供，一应俱全，无需添置，但我还是搬去一套丝绒沙发，引起邻居注目。
1950年国庆节的上海总工会外貌。
1950年7月29日，上总文教部证件照，父亲去世不久拍的，白发夹是为父亲戴孝。
1950年国庆后拍的新式婚照，乔士照相馆摄。我们穿制服，不西装革履、不披婚纱。取照时，店方建议照片放大到24吋，在橱窗内展示。我们觉得影响不好，没同意。
婆婆送来了她做的“南瓜团子”，黎里风味，我们吃了好几天也吃不完。
母亲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也为我布置了新房，摆一套昂贵的雕花红木家具 [13] ，是一九四八年我陪阿爸在南京路“虹庙弄”买的。母亲送我的嫁妆是一张两千元银行存单，一根十两重金条，一些银元“压箱钱”，两只大樟木箱里放了一大堆银器：一座六十公分高的银宝塔，一对瓜型银果盘，“福禄寿星”，银制儿童玩具，如小汽车、“阿王打年糕”（一拨会动）等，以及碗筷盆碟、酒壶等纯银餐具（十人套，俗称“银台面”）。箱子装得满满的，一九六六年之前，我几乎没有打开过。除此之外，另有十六条真丝被面，其中一条苏绣软缎被面，绣有华丽精美的“百子图”，嫩绿色背景，布满一百个嬉戏的古装小孩，姿态各异，五彩缤纷。这些财物，明显与朴素的机关宿舍不合拍，全留在陕西南路的房子里，我从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七点半前，我和维德出门，在晨风里走到北四川路，乘有轨电车去外滩上班。经常乘后尾的三等车厢，乘客太多，才改乘一等车，票价虽贵一些，乘客少，视野开阔。司机穿深色制服，手套雪白，直立在车头前，双手控制黄铜曲柄，不时踩踏金属踏板，发出叮叮当当的车铃声，每个司机踩出的铃声不同，一般是单调的“叮当，叮当”，难得会听到一连串更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令人愉快……如果出门晚了，只能坐三轮车。那时期早出晚归，忙碌又快乐。
秋天我怀孕了，去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45号公费医院（后改名上海儿童保健院）做检查。记得一九五一年夏天特别炎热，太阳像火球，柏油马路快要融化。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始阵痛，我大汗淋漓，去医院待产，医生再三嘱咐，痛时不能乱动身子，会影响胎儿，说同室一产妇因为动得厉害，翻来翻去，胎儿产出已死，是“动”死的。七月二十四日晚，母亲和维德在室外坐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生下来，是个男孩，重八斤多，很健康。家人守候了一夜，都松了口气，非常高兴。那时工作极忙，生孩子又忙上加忙，我俩不假思索，给孩子取名“芒芒”（忙忙）。
婆婆得悉喜讯，立即和小姑惠珍带着箱笼细软，锅碗瓢盆，从黎里镇兴冲冲来沪。她们住大间，我俩住小间，另雇一娘姨（保姆）买菜烧饭。惠珍的孩子还未断奶，表示可给芒芒喂奶，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在溧阳路住了下来。
我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晚饭不回家吃，其实公事并不算多，但是会议多、报告多，各科室每天到部长办公室汇报情况，都要记录。李家齐要求严格，常在汇报时当场批评人。有一天忽然让我搬去他办公室，交给我一大堆有关基层工会职工业余教育的总结材料，要我看，我不清楚用意，对这类工作非常陌生，硬着头皮看了一个下午，看得云山雾罩，昏昏沉沉，直想打瞌睡。他见我如此反应，有些失望，让我打道回府，仍然调回502室。
二
一九五一年底，部里派我到文化广场筹备“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会”，离溧阳路很远，早上七点前必须出门，乘1路有轨电车到北京西路下，再换24路无轨电车，八点前赶到。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常无所事事。文化广场（即过去跑狗场）空空荡荡，有一架孤零零的钢琴，我常去弹着玩，有时就这样消磨一个下午，周围看不到人。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被召回机关，参加运动。
这年二月，维德被借调到市委，担任“政法大队增产节约检查组”组长，进驻上海公安局及提篮桥监狱调查搞“三反”。该狱关押了包括汪精卫妻陈璧君等很多重犯，是市里“打老虎”的重点。监狱对维德来说十分熟悉，这回他竟遇到了十年前南市监狱的狱卒，经历日伪、国共变更，此人一直在狱中执勤，现在戴大盖帽，一身人民警察的制服，已认不出面前的他。维德发现监狱留用大批旧警员和看守，此人不是孤例。
维德就监狱的人事制度提出不少改进方案，局长许建国（后任副市长），尤其副局长扬帆十分赞赏他（一九四五年维德去淮南根据地情报部过组织生活，与扬的爱人李琼熟悉），调查报告提出的建议全部被采纳。工作接近结束，他们热情挽留维德调市公安局工作，领导新成立的侦察一处（负责外国间谍案），后据说副市长潘汉年也表示同意，维德也愿意留下，但上总不同意，市局只能无奈地欢送他回去。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年后“潘扬案”发，公安系统大批人员如经历炼狱。如果他当时留在局里，必将遭遇更大的灾祸。
左起，我、陶家荃、陈禾山、文化宫的马肇瑾，都是上海姑娘，剪统一的短发，穿公家棉布列宁装，新旧颜色不同，松松垮垮，又肥又大，布鞋布袜是当年流行装束，一看就知我们吃“公家饭”。
我的办公桌，每天埋头看文件，忙得不可开交。窗外热闹的外滩也没工夫看上一眼。
平台下即黄浦江，远景浦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片田园风光。市文化宫摄影师叶德馨来办公室，带着罗莱克斯照相机，我们就请他拍照，先在办公室，午饭后上七楼平台，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拍了多张，大过拍照瘾。
“五反”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四月，我参加工作组，进入一批私营五金小厂“搞运动”，地处周家嘴路，小厂密布，一家连一家，五金工会主席马小弟主持这项工作。小老板们每天都来工作组交代问题，有否偷税漏税，是否行贿干部，是否偷工减料，个个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有时痛哭流涕。我在一旁做笔录，常也觉得于心不忍，但工作还是要坚持做。
六月，调去郭氏的永安棉纺三厂搞“民主改革”。这是私营大厂，地处西苏州路，那一带全是纺织厂，机器轰鸣，震耳欲聋，工人们“六进六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到上下班时间，女工们步履匆匆，苏州河边人流如织。工作组由纺织工会顾龙桂领导，我负责细纱车间民改，旨在废除旧制度，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制度，动员女工诉苦，控诉“那摩温”欺压工人的行为，听取改进生产的建议。在我工作的车间，工人两班倒，我经常跟班，往往到晚上十二点才能结束，急匆匆赶乘19路末班车，到家差不多凌晨一点。此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肚子逐渐明显，仍然在车间找女工谈话，眼前的怀孕女工也比比皆是，她们每天照样上下班，非常辛苦，我与她们相处，不把怀孕当回事。
[日记：1952年8月7日]
昨天下车间，时间太晚，错过了末班车，索性住厂里，宿舍区在二楼，职员宿舍要优越得多，我住的女工临时住宿大房间，六七个双层床，半夜还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女工们嗓门大，哇啦哇啦大声说笑，百无禁忌，只有几个上铺空着，我挑了一个靠墙的床位，小心爬了上去，尽量把身子往墙边靠，就怕熟睡后翻身掉下来，在复旦上学曾有过从上铺摔下的经历，这次可不能再出错，自己不要紧，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得了。周边女工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我很担心，一晚没睡好，迷迷糊糊捱到天亮。
第一次体验到纺织女工的辛苦，尤其织布车间，梭子在机器中穿梭，噪音震耳，讲话要贴近耳边，高八度才能听清。女工们个个练就大嗓门，手脚麻利，脚步不停，在织机中来回巡视，每天要走十多里路，劳动强度非常之大，我常在车间和她们接触，感同身受。夏去冬来，近六个月了，民改工作一时结束不了，到了近生产，我行动不便，提前请假，这次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与上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日记：1952年12月10日]
8日清早腹痛，8时许和维德坐公家车出门，一路阵痛不断，车到北京西路铜仁路公费医疗医院，就被推进产房。我对他说：“去上班吧，一时半会不会生的，到时电话通知。”不料这次非常顺利。他刚走不久，短短几次阵痛，孩子就呱呱坠地了，与上次（去年7月25日）生芒芒的强烈痛苦比较，天差地别，舒舒服服，是老天眷顾我。婴儿发出了哭声，又是一个男孩，我赶忙请护士给单位打电话，同事说，老金还没有到办公室呢。
我和病房里三个产妇谈笑风生，觉得很快乐。维德每天下班就来看望，带益民厂纸包蛋糕或“沙利文”点心，因这一次生产舒服顺利，我们为孩子取名“舒舒”。
当年一般家庭生五六个孩子很普遍，我们曾决定，生三个孩子就足够了，最好两男一女。又生一男孩，和我俩的预计一样，只是事情来得实在太快，生芒芒相隔不到两年就怀上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曾经我想，孩子就不要了吧。吃过一阵活血的“月月红”不见效，也有意无意骑脚踏车，如果流产了，就顺其自然，但胎儿丝毫不受影响，他这么任性，这么坚定不移，在我肚子里结结实实待了近十个月，直到健康地诞生。
我从医院出来，我们家已从溧阳路迁到了江苏路389弄21号“均乐邨”机关宿舍，底楼朝南一个大统间，加一亭子间，有盥洗室，我俩住亭子间，婆婆和惠珍（她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住朝南大间，窗外有小天井。我出院回到新家，芒芒将满一岁半，穿一件格子罩衫，看到我就蹒跚着走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可爱至极。我急忙抱起他，哈，他会走路了。我好高兴。
孩子们由婆婆和惠珍照顾，小孩衣服，包括毛线衣之类都是惠珍做的，另雇了保姆秀英。芒芒断了奶，还要喂奶粉。那年冬天非常冷，北窗结有薄冰，一早我们出门上班，常见惠珍围拢棉被抱着孩子，婆婆却从温暖的被窝里下床，披衣为孩子冲奶，她老人家年近七十，身体又不好，这场景印象深刻，让我十分感动。严冬季节，一次舒舒发了四十度高烧，痉挛抽搐，送到公费医疗医院，当即住院，护士用一罩子罩住病床，插一条软管输入蒸汽，不知是一种什么疗法，缓解了病情，几天后，他就恢复健康回家了。
我休完产假回单位，已接近一九五三年春节，机关倡议节日期间，有家室的同志要请未成家的单身汉吃团圆饭，我邀请了科里钱治培、凌风等几位来家聚餐，并告诉了婆婆。想不到她老人家竟烧了一大桌子江南家乡菜，其中有一道“虾圆”，制作颇费工夫，活河虾剥成虾仁，加少量猪油，在小石臼里舂成虾泥，挤成圆子，氽熟，然后高汤勾芡，鲜嫩异常。这小石臼是个传家老物，光滑异常，有百年的历史，婆婆从黎里镇老宅带来（至今还在）。她老人家十五岁起就吃长素，不食荤腥，但烧得一手好菜。遗憾的是，同志们吃完没一句赞誉。告辞后，我记得婆婆幽默地说：“阿是做媚眼拨（给）瞎子看？”她说的这一句是黎里话。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斯大林逝世，机关抽调多名干部下厂，了解搜集工人的思想反映，我被派往纺织厂工会，最后写出书面情况汇报。
到该年五月，总务处通知我们搬家，新址在卢湾区长乐路460弄，近陕西南路口，隔壁就是“红房子”西餐馆，路对面是“长乐邨”（旧名“凡尔登花园”），东邻“兰心”大戏院，进弄堂是个大院子，十幢三层的“钢窗蜡地”新式里弄，院内遍植花木，房子竣工在解放前，据说一直空置，就被辟为上总的机关宿舍。园内第一幢是文化宫电影放映队办公室，我们住最后一幢，科长住一楼，二楼三楼给处长住。厨房在一楼，二楼走廊有公用电话和卫生间，包括浴缸、抽水马桶。全楼住户洗澡，都要到二楼。我们住三楼大小两间，加一亭子间。当时南京饭店被上总合并，机关里就多出不少饭店的家具，我们挑了一张铜床，几个橱柜。小姑惠珍当时已搬去虹口，婆婆和小孩住小间，保姆秀英、奶妈小凤住亭子间，房间都不大，记得教育科一位女同志来看我说，这房子怎么和轮船里差不多。
芒芒已经两岁半，按规定“全托”，机关托儿所设在五原路近常熟路一栋花园洋房内，设施优越。周一早晨，所里派一辆三轮车到每家接孩子，周六沿途送回。三轮车是改制的，围有一米多高的木栏栅，上有棚，可遮阳挡雨，漆成天蓝色，后有两扇小门方便孩子进出。到了冬天，车身围了厚棉毯保暖，一车可运送五六个孩子，车夫约四十上下年纪，风雨无阻，每周按时到达，家长们都很放心。托儿所一日三餐，下午点心，芒芒都喜欢，去了两个月，已经长高了。一切费用由公家负担。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在长乐路妇婴保健院生下女儿小冬，也是一早进入产房，十一时生产，原以为可像生舒舒那么顺利，不料有些痛苦。产后回家，我住小房间，小冬紧紧依偎在身旁，稍有离开，就会啼哭，好不容易过了产假要上班，只能雇了奶妈莲花，禇暨人，不到三十岁，小冬非常依赖她。那时物价便宜，人工低廉，保姆月薪只十元左右，奶妈稍贵，一般为十二元，全国还没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也没以后那么严格，城乡人口流动频繁。
我们第一个孩子芒芒，三个半月大了，非常健康。溧阳路我家附近照相馆摄，1951年11月3日。
江苏路389弄21号（均乐邨），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上海地下党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1952年12月至1953年5月我们居住于此。这是我家南窗外的照片，沿窗摆了沙发，我俩住北面亭子间，南房外有小天井，左侧有通到弄堂的小铁门。
我24岁，1951年。
闸北“联义山庄”赏秋，1951年10月。
此地有潘公展、阮玲玉等墓茔，占地200多亩，松柏苍翠，秋景怡人，是当年上海人秋游的好去处，巧遇复旦章靳以（靳以）先生，喜盈盈地问我离校后情况，他正与巴金先生筹办文学刊物，问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说已在上总工作了，已熟悉了环境。他说如果愿意，随时都欢迎。记得之后在陕西南路也遇到他几次，都停下来亲切交谈，我非常尊敬他，可惜1959年（50岁）英年早逝。
一九五三年冬，维德进驻市公安局的工作结束，回到上总，调任水上区工会主任。第二年四月，水上区正式成立（辖区包括黄浦江、苏州河两大干流及沿江河支流等水网地带）。范达夫任区委书记，范是新四军南下干部，爱好文学，善赋诗词，他和维德投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一直延续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有多珍贵）。
[日记：1954年10月2日]
今天是建国五周年，晚上有水上游行。我带芒芒赶到黄浦公园边的水上饭店，V.D.负责这场活动，上下忙碌。饭店楼顶设观礼台，放有桌椅和招待茶点，已坐不少人。我们找空桌子刚坐下，江上鼓乐声齐鸣，黄浦江波光粼粼，大小船只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船分排几路纵队，由陆家嘴向十六铺方向进发，击鼓鸣金，彩旗猎猎，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外白渡桥边以及上海大厦都插国旗挂彩灯，与巡游船只交相辉映。外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礼炮“轰隆隆”响起，在头顶变为巨大的花朵，开放在深邃的夜空里。我目不暇接，心情愉悦。可不知怎么，芒芒神态不佳，后才知晚饭时不小心哽了鱼刺，一副很难受的样子，我有点担心，此时正好有一吉普去锦江饭店办事，搭车回家。庆幸是回家后他就恢复了。平安祥和的一九五四年过去了。我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家庭幸福，我工作有了进步，维德也极为忙碌充实。
三
一九五五年四月，维德由水上区调回，在华东海员工会当秘书长。五月，全国开展“肃反”运动，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后与《人民日报》“六六社论”编在一起，供大家批判。我们天天参加学习，热火朝天。建国后短短的六年，大小运动搞了六次，平均每年一次，人们习以为常，热衷参加，我也积极参加，我没有政治问题，以为远离旋涡，不知就在火山近旁，岩浆、烈焰已慢慢地烧来。
六月七日这天下班时分，我在楼下遇见维德，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正要去主席室，有些匆忙，我没在意。晚饭后听报告，回家已是九点多了，抬头望望三楼没有灯光，这么晚他还没回？上楼到房里，看到他留的字条，称有要事出差。没写去哪里。婆婆说，有人陪他一同来，拿了替换的衣物，急匆匆走了，像是去北京，大约十天半月就可回家。
出差是常态，我不在意，不料这一去，如断线风筝，二十天多天杳无音讯。我每晚回家，远远就抬头望三楼，盼望着能见到熟悉的灯光，表明他在楼上，无数次总是失望。
六月廿八日，家里忽然来了陌生人，给我一封没有封口的信，打开看是他的字迹，迫不及待地看完，松了口气，终于收到他的来信了，我告诉了婆婆，给她报了平安。
[维德来信：1955年6月24日]
云：
7日晚我去主席室（楼下你碰到我时，我尚不了解，因而也没有给你谈），被告知有件突发任务，组织上临时决定派我外出，也不能预先通知我，车票已经购好，所以连找你的时间也没有，匆匆回家弄点行装走了。那晚你归来，谅必见字条奇怪了，我也觉得有些匆忙，但这是组织任务，不是去玩，去看戏，可去可不去的。这两天想，你一定非常惦念我，告诉你，我很忙，以至不能马上给你写信，尽管稍有空暇时，就会想到你、孩子和妈妈。临时突击的情况你也经历过，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多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觉得比循规蹈矩坐办公室要惬意得多。
临走时告诉妈，还是要将舒送托儿所，条上也说明此点，不知是否照办。你也很忙，就勉为其难，抽出个小时把孩子送去，免得他在家让妈太辛苦。
又及：此信乘同事有便回沪带给你，想快些，他如没空，就拟请他付邮了。
望6.24
信不邮寄，托人带来，我有一丝不安，到底是什么紧急任务？保密，也不告诉住址。组织纪律提醒我，不能随便问，虽心中有这些疑虑，我还是很高兴。来人沉默寡言，让我写好回信，约定第二天来取。当晚我就写了回信，写上我的思念，让他放心。
[我的信：1955年6月28日]
……舒舒六月九日就送托儿所了，他好动，合群，与芒芒同班，俩人一起吃早饭，玩得高兴。星期六回来，他喉咙哑了，问他托儿所可好，他说好，阿姨也好，星期一就很高兴去了。现已经快有三个星期了，有趣的是，他回家看见我和你妈，都叫“阿姨”，饭也自己吃，吃得很好，很多……
上星期托儿所开家长会，将要开始试行半托，连医药费、车费，只需十元。
芒很好，很能说，看你不在，也不吵着要你，但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牵着他一起在门口散步，看到一个男同志长得有些像你，就挣脱我的手跑过喊他“爸爸”，让我有些尴尬。上个星期天，陪他去看过一次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星期陪孩子们到襄阳公园玩了一次，为了节约，这星期日连买菜在内只用了两元钱。
小冬很好，身体很棒，东西也吃得下，牙牙学语，会讲好几句话了，给她做了一条裙子，穿了很好看……
云6.28
信被带走了，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一九五五年起，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日益趋紧，机关经历了“供给制”、“包干制”，最后转为“工资制”，食堂实行新制度，吃饭隔日登记，当日付钱买饭，最贵的菜每份1角5分，如炒鳝丝、红烧肉、糖醋鱼等，其次一档，咸带鱼一角，素菜基本是5分，米饭3分一碗，也算方便称心，有时一顿饭只要一角就够了。实行了工资制，两人收入合起来虽然有两百元左右，仍必须节约，如晚上没会议，我就回家吃饭。全家有七八个人，外加房租、水电煤和保姆奶妈工资，每月开销是不小的数目，有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之感，从没有为衣食犯愁的我，不得不打起了算盘。
[我的信：1955年7月3日]
……昨天完成这月“核减用粮计划”，你不在，上月粮食有余，这月就定了40斤，我心中有数，你不必担心。秀清（保姆）还是临时户口，上海动员多余人口回乡生产，这月她未能领到粮，而且根本不可以领了，我正四处找人帮忙。据说上面已有新规定，1952年以后来上海的常住户口，粮食关系不能转移，也是动员回乡的对象，这就麻烦了。
改了工资制后，相对开支增加了很多，我最担心的是房租。下个月要开始实行工资制，如果要每月30元就糟了。我想，我们住两间房就够了，退掉一间亭子间，可以省一点钱。你八月份总该回来了吧？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组织部已向我调查了家庭开支情况，开始我很急，现在也倒反而不急了，51年实行供给制时，你我津贴加上保姆津贴总共只有40元钱，家里人员也差不多少，过得也很好，现在只要精打细算，计划用钱，日子也一定会过得下去。
你那儿伙食可好？胃口怎样？要注意营养，一定要记着：别在吃上节省（在吃的方面，我并未过分苛刻自己）。早上有豆浆吗？烟可以少抽一些，这对身体有害，你总是不肯听……
云7.3
[维德来信：1955年7月2日]
云：
星期天我不在家，你要照顾三个孩子，估计比工作还累，看上海报纸的电影广告，那个《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电影看了吗？等我回来，好好去看一次电影，跟孩子们尽兴地玩一次。
现在已是入夜，满天星斗，一钩斜照，我想该是你哄孩子们入睡、倚床看书的时候了。你最近工作状态如何？是否还很晚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我每天起码睡八小时以上，比在家时睡得更好些，一侧头，稍稍翻翻书，眼皮就合上了。
包干制改工资制后，大家都在精打细算，特别是多子女的人，用钱更要有计划些，你也许已经算过几遍，以至我想象得出，你坐在桌前打算盘的神态，计算着每月的柴米油盐。我知道你最大的忧虑，是怕孩子们看医生再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实际上，孩子生病是偶然的，而孩子的生活用品、衣着零食则是经常要买的，计算时只要抓住这一关键环节就好。如果我在上海，看你那么绞尽脑汁、千算万算的，一定会取笑你，会引起一场小小的争端，现在只通信不见面，两人就抬不起杠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月的工资你可代我领取，顺便把我的党费缴了，六月份我在上总食堂只吃了几天饭，伙食费大部分应该可以退还。另外，你在计划的时候，可得把我这次外出期间的伙食费留出来，下次托来人带给我，我在这里做事、吃饭，都还挂着公家的账呢……
[我的信：1955年7月15日]
……原先由于自己思想上过多地考虑个人问题，情绪不稳定，一度影响了对学习的积极性，党小组长已经与我谈过，对我的入党补充报告提了些意见，让我写出母亲在我结婚时候给的财物详细清单，我无论如何在下星期内要写完，交给他审查。
近来工作较闲，秘书室是否需要这么多人（秘书共6人），总是有事就忙一阵，无事闲得无聊，很不正常。空闲时候我就会想念你，前些日子，因为接不到你的信，引起我很大的不安，最近好了，收到了你的信，但回来的日子你又讲得含糊不清，使我不安，希望下次来信一定把回来时间说得再明确一些（去年那次你去北京，原说两个月，但四星期不到就回来了），好让我放心。
保姆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找来找去找了七八个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又要政治上没问题，又要手脚灵活人老实，星期天再去荐头店看一下，是否有合适人选。
明天晚上又是孩子们的世界，每个礼拜都借一些连环画给他们看，两个哥哥最高兴，小冬也挤上来，芒芒看《渡江侦察记》和《铁道游击队》爱不释手，眼睛睁得很大，很认真。阿姨说，舒在托儿所最爱看书，爱看花，玩具一玩就厌，但在家搭积木很认真。上星期日天热，没领他们出去，他们就把椅子拼起来玩开火车，一起唱了很多歌。舒舒现在很会讲话，对新鲜事总要刨根问底，上星期日抱去看医生，看到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他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问我一连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学习之余就看小说，最近冒险小说很流行，但苦于借不到。这星期日上午去大光明看《伟大的公民》（团体票，集体观看），平时演新片子，独自一人很不愿去，等你回来，我们要去补看几次才好。
机关很多女同志都穿起了裙子，同志们都让我做，我把去年买的那块薄花呢拿去做了，穿了几次，觉得有些短，去店里改，店里不肯，差一点吵起来，但又有人说这裙子做长了，我无所适从。机关里有些人做连衫裙，我觉得自己穿了不一定好看，还是穿半截裙适宜。最近路上很多人穿旗袍，我想把以前的旗袍拿出来穿。是否太赶时髦了，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说要买东西回来，应该好好地核计一下，不大手大脚花钱，要接受上次教训，给同志们带一些，给孩子带一些，多考虑节约，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时间长着呢……
讲到这里，已经十时半了，收到你来信时再写吧，平时总是先把信写好，等接到你信，托来人带回，这样会快一些收到。
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晚上不要太贪凉。
云7.15
都是预先写信，接到来函，即交该人带走，以为最多两三个星期他便可以回家，但事情急转直下，就在写完上一封信的第二天，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难忘的场面。当年我二十八岁，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风暴终于降临在我头上。
[日记：1955年7月17日]
昨天傍晚下班到家，有三人在家等我，我感到奇怪，特别是其中一领头的，铁板着脸，冷漠无情，一副凶相，不愿和我多说，要我把维德所有书信、照片、笔记交给他们，兀自翻动房内物品，查看书籍，从晚7时，一直待到10时才离开（等于小抄家），临走时那人冷冷地说了句：“你爱人涉及潘汉年案。”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当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今天报纸公布“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有关文章，明确提到7月16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已将潘汉年、胡风两代表逮捕审判。我震惊，深感意外，潘汉年是副市长，当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怎么会是内奸、反革命？和维德又有什么关系？十分惊诧不解。
维德怎会涉及这个大案？我日思夜想，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相识十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反革命。这些年他常常对我说，真是幸运，不解放我们的日子就不可能如此幸福。他怎么会做反革命的事？他母亲只感到事情蹊跷（一直说他去北京出差），每天求佛保佑。我觉得恐惧，万一真出事，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都还小，叫我如何是好？各种想法在脑海里翻滚，请来他朋友郑巴奋、萧心正 [14] 分析形势，回顾往事和他的为人，他们都宽慰我，说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一定是误会。我的心又轻松起来，我想中秋、国庆，他总可以回来了吧。疑虑、焦躁不安，始终在脑际盘旋，直到收到了他的下一封信。
八月十二日收到他的来信，是一封轻松的来信，信中谈天说地，洋洋洒洒，看不出有一丝烦恼，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很多，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维德来信：1955年8月8日]
云：
这二天一直等着你的信，等到我快失望时，忽然信到来了，意外的惊喜总是使人格外高兴。
……夏天到底比冬天方便不少，晚上洗澡、洗衣均方便，内衣每天更换，讨厌的是有蚊子，但我有办法，那是我在十五六岁念书时练就的，睡觉时把头包起来，只露出两个鼻孔透气，听不到蚊虫叫，就能酣睡。昨晚，大家像消防员一样，点上多盘蚊香，驱赶蚊虫，已至于烟雾弥天，也把自己当成蚊子熏了，当夜就很舒服，没有困扰。……前几天，我在花园里见到一只大蚱蜢背着小蚱蜢，就像妈妈背着孩子一样，很是有趣，马上就联想到你，离家后，这一个时期辛苦你了，幸而我们只有三个孩子，心里还是惦念你的时候多，这也是很自然的。
……不要老记挂着等我回来。请想想他们吧：那些远离家人去戈壁沙漠的地质勘探人员；那些正在享受甜蜜初恋，而决然选择报名去边陲从事建设的青年们；那些告别了妻儿和家中温暖的壁炉炉火，在东北冰原上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们。他们是那么伟大，令人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暂时的离别就显得是多么平常而有愧，这不只是对你说的话，也是对自己说的，有时候太想念你时，一想到这些，心境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记得妈缺少夏天衣服，我也没时间给她买，你问问看，如你不问她，她是不会向你开口的，你给她买，她一定会很高兴，她自己对生活上的要求非常低。你告诉她，我现在身体很好，吃得下睡得着。此外，她吃长素，家里食油如果不够，你们可买些猪油烧菜，免得吃掉她的素油，让她保持营养。
……我的文娱活动是下棋，晚上下个两三盘，很有兴趣，似乎比打“杜洛克”（一种扑克牌玩法）好多了。每次被对手“将军”，就会很着急，一旦赢了棋，就像小孩般高兴，下棋时旁边不时还有人当参谋，指指点点的，但不像打牌那么吵，颇得静趣。
现在天降暴雨，刚才突发惊雷，有人吓得牌都抖到地上，我要去洗澡了，不知你现在已经回家否？愿你阅后觉得愉快。
V.D.8.8夜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舒畅很多，信尾的一段话却让我疑窦顿起，记起八月八日那天晚上，上海下了暴雨，晚上九点左右，天空突然响了一个暴雷，巨大的雷声惊天动地，让我战栗，奇怪的是他在信里说，那天也遇到了惊雷。难道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判定他不在外地，一定在上海，如果他在上海，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要隐瞒实情？我的头脑混乱起来，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我的信：1955年8月12日]
V.D.：
那天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收到你的信，来人在旁边等回信，唯恐他久等，我就把前一天写了一半的信草草写完，让他带走，所以有好些事、好些话没写，今天就把这些话讲给你听。
收到你的来信，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想得太多，徒然自添烦恼。但有些话不得不讲：这么多天来，你到底在哪里？是学习还是工作？你是在外地还是在上海？8日上海有雷雨，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天上突然打了一个惊雷，奇怪的是，你给我的信也提到那晚巨大的雷声，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巧事发生？我判断你肯定是在上海！如果在上海，别人可以回家，你为什么不可以？这些问题已提了多次，明知问了你也不会回答，今后我决定不再问了，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有什么要说什么……
你来信太少了，你寄给我的这几封信，我已经翻来覆去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甚至还翻看以前你的信，我要再三地在这些信中找寻你的感情，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不了解你，感到你的陌生，感到你这次离家非比寻常，感到见面的日子还很遥远，有时想得很可怕，甚至感到幸福的日子已经远去，今后的日子将会不再愉快了。你说这次到外地工作，领导尚须挽留你一些时间，八月份不能回来，要一个多月，那么到底是一个半月，还是一个月廿九天呢？如果真的明确了时间，我也就放心了，我将用美好的期待盼望你的归来。
……自从你走后，新出的电影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只陪孩子看了几次老片子，独自一人去看兴致不高，上次印度文化艺术代表团、蒙古人民军歌舞团来沪演出，也有票子，同志们都去了，我感到没他们的好心情，提不起兴趣，也没有去……
阿姨说芒芒顽皮、活泼，唱起歌来声音非常好听。他的确懂事多了，昨晚陪他去锦江饭店附近玩，我对他说，芒芒将来长得比爸爸和妈妈还要高。他说，我长得这样高，那么爸爸长得多高呢？我说那时候爸爸老了，爸爸要变老公公了，不会长高了。他听了有些失望。一路上，他问了不少问题，很响亮。你不会相信，舒舒现在长得有多结实，小手小腿粗粗壮壮的，外形太像你了，动作也像，据托儿所阿姨说，他比所有的小朋友长得都高，阿姨很喜欢他，因为他一点不怕生，很爽直。小冬穿了小裙子，很好看，她每天早晨总要骑马给我看，在学说话了，叫“哥哥”，还会说“排排坐吃果果”。因为天热，我不大带孩子们出去，昨天陪他们去复兴公园玩了一次，给孩子们买了一盒蜡笔、一盒积木。
昨天早上，妈出其不意地问你的近况，她非常惦念你，有些焦虑，怕你出什么事，我对她做了很多解释，讲了许久，她才安下心来，神色正常了。
我和两个孩子在长乐路我家大门口合影，当时我26岁。1953年春。
在长乐路我家南窗边摄，微风吹拂头发，笑看镜头，刚搬来，房间不大。
外滩公园，背景是上海大厦，那时我正怀着小冬。1953年秋。
家住长乐路时期最快乐的、也是唯一的全家合影。1954年冬。
……保姆带小冬，俩人感情很好，小冬很黏她。明后天要给她去转户口，她和我年龄差不多，是农村童养媳，已与男人离婚，无亲属，又是吃素的，老实本分，找一个好的保姆真是不容易，大概一共看过十几个人，都不合适，这次总算是找了个称心的……
现已经十点了，家里很静，全家都睡了，就我一人伏在小圆桌上给你写信，今年夏天很凉快，是一个舒适的夏天，但是见到你，恐怕夏天已经过去了吧。真心希望我们能够共度今年的国庆节，自然我更希望过了八月份，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寄上的25元已经收到了吧，你说伙食费太贵，要省，我看不必，还是吃得好一些，你不在家住，每天来去的车费总可以省下，何况你身体不大好，因此不能再省，答应我。烟少抽一点，但可以抽好一点。
云8.12
美好向往是一个个肥皂泡，飘在空中，飘在阳光下，不久就被击碎，我跌入漆黑的深渊。
十月八日这天，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对我宣布，维德是“潘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并开除党籍，工资停发。天崩地裂的消息，令我全身发冷，四个多月的日思夜盼，等来的却是这个结果，我有生以来最大的痛苦和遭遇。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更不幸是还有三个孩子、体弱慈祥的婆婆，她已经六十五岁，她的独子维德三十六岁，我二十八岁，一家子忽然没有他，天塌了下来，今后日子怎么过？他又会是什么样结果？
我可以对谁诉说？谁能帮助我？连续几天，一阵又一阵心痛，我似乎变成了一个重病患者。环顾四周，家人亲友之中，无一人可以倾诉。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对政治高度敏感，一切服从党，相信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同情我，没人相信我的眼泪。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人人都对我关上了大门，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否则怎么生活下去！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我把这些感受写在日记本上，勉励自己，坚信维德是被冤枉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但要等到哪一天呢？
[日记：1955年10月15日]
……星期日带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地玩这玩那，跳跃、唱歌，我却提不起劲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
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
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江西中路一个大杂院，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公开，我如果搬去，人家会怎么想？脸面又往哪儿搁？想到陕西南路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自鸣钟对阿姆说，维德调到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十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一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一家“老虎塌车”店，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都留了，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日记：1955年11月2日]
……得知曾引为知己的×××，去京参加政法学习班已经回沪，我去电话请她来陕西南路，向她倾诉近来的遭遇，期待她的慰藉。我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她的态度全变了，冷漠至极，让我伤心不已。我们同窗多年，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高一辍学即肩负生活的重担，我父母非常同情她的境遇，一直帮助她，包括为他弟弟当学徒做铺保，我也曾多次拿出压岁钱助她弟妹上学，1949年我妹妹发展她入党……那时我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解放后，她做私营统一纱厂的工会主席，我去该厂调查工会宣传工作，就发觉她有“高大”之感，但我不在意，不相信她已经变了，我们的感情毕竟是深厚的。我忘了我们之间已发生了政治关系，她是令人尊敬的工人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在我最痛苦、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她避之不及，急于和我划清界线。为此我非常痛苦懊悔，并下了决心，不能妨碍她，不让她为难，从此一刀两断吧……
[日记：1955年11月10日]
……以前下班回家，心中烦躁会看小说解闷，5日晚在床上看《列宁格勒发生的故事》，忽听到婆婆的气喘声，她的哮喘病发作了。以前发病，都由维德背下楼，叫三轮车送医院。记得有一次他手忙脚乱，一脚穿自己拖鞋，一脚穿我的红拖鞋出门。今天，这付担子由我来挑了，上下跑了几次，叫了三轮车，送到附近的淮海医院输氧。午夜一时逐渐好转，三时半放下氧气。6日出院回家……
[日记：1955年11月12日]
……时常心痛，魔鬼一样纠缠。最近时常下厂，晚上回到家，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人人合家团聚，唯我形只影单，在渺茫中苦苦度日。不知要持续多久？他无影无踪，总该有个结果吧。还能有见面的一天吗？要多少年？两年还是三年，心中要有个盼头啊……
神秘信使从此不再出现，再没有片纸来函。十二月了，西风阵阵，黄叶飘零。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给维德送冬衣的通知。我和他的老友郑巴奋，按地址找到了南市车站路监狱，门卫室有一个小窗口，我把衣物递了进去，报上维德的名字，窗内人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地收下。我不知他是否被关在这里，当时什么也没问，知道问了也不会告诉我。多年后维德说，南市车站路监狱是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他被日伪关押过的地方，这一次他被关押的实际地点，是建国中路公安局看守所。
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起，单位停发了他的工资，我为省钱，孩子不送托儿所，每月工资七十四元，应付全家六七个人，常常捉襟见肘。当时我已调入宣传科，因此向领导反映生活困难，要求补助。领导称，按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十元以下，才可补助，我已超过了标准，但是不久，也就安排我下班后给机关勤杂人员上语文课，每周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月可得十元补贴。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不祥的一九五五年，在磨难和焦虑中过去，我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喧闹的一九五六年，无舵的小船，随波逐流，不知漂向何方。
[日记：1956年1月20日]
17日，全市在文化广场开工人代表大会，实行对私企的改造，场面热烈。
18日，郊区农民全部成立了高级社，下午敲锣打鼓到总工会报喜。
19日，全市手工业行业成立合作社，晚上工商界家属子弟也来报喜，
20日之前，全市私企亦将完成公私合营，我们到楼下列队欢迎，明天要游行，全市联欢三天，市工人文化宫、各区俱乐部请老板们一起联欢，人人都在欢欣鼓舞，整个上海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我很激动，国家欣欣向荣，前景一片美好，与此相比，我个人这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虽家庭遭遇不幸，生活水平降低，但不能由此影响对祖国的爱，否则我将变成什么样的人？要鼓励自己。在这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感慨而遗憾……
春节应该欢快，初一向母亲拜年，初二到农村访问，带孩子们看了场电影，陪他们去第一百货商店乘自动扶梯。令我快慰的是，机关给我提了一级，每月工资增加到八十三元，这样，加上教书费十元，我每月有九十三元的收入，家中窘困得以缓解，可以应付开支了。
这年上半年，宣传科在打浦路工会干校，举办了一次工会宣传干部学习班，我担任组长，写了一篇工会读报组的调查报告，在学习班上宣讲，得到十元奖励，学习班结束后，路过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卡其高支棉的藏青色外衣，花掉了这十元钱。
不久，全总邀请东北作家一行赴各地参观，十月到达上海，上总负责接待，在名单中我看到熟悉的名字“蒋锡金”，当晚上总六楼开欢迎会，我托人带口信，请他来办公室，蒋见到我非常高兴。
翌日晚饭后，陪蒋先生去淮海路购物，他在妇女用品商店给夫人买了几件服装，我买了个小皮包，然后去附近一家咖啡店叙谈。一九四五年他仓促离沪去解放区时，我把手上一枚金戒指换成现钱，后来我没去成，此钱给他当了路费。 [15] 如今他是东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工资两百多元，手拿“司的克”（手杖），丝绸衬衫，风度翩翩。七年后的师生重逢，像有很多话要说，也不知从何谈起。他已不是当年建承中学的老师，我也不是天真烂漫的高中女生。一年多来，我已历经风雨，见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内心已更坚强，不需要托出不幸，博取他者的同情。我只说是不凑巧，维德去京出差了，不然认识一下该有多好。这话显然不只是对蒋说，每当亲友相聚，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维德。不知今日此时，他在何方。
那年晚秋，母亲和兄嫂侄辈一家邀请我和芒芒，一起到鲁迅公园游玩。芒穿了一件改做的绿色薄呢大衣，和大家玩得非常高兴。中午，大家在四川路一家餐馆吃饭，侍者送菜上桌，菜汤不小心泼到他肩袖上，衣服弄脏了，还好没有烫伤，大家非常扫兴。难得的出游，内心的阴影每时每刻都追随着我，心里既欢喜又难受，顾及家人，我只能把一切装在心里。
四
一九五六年即将过去，我每天都在等他归来，但无期无踪。那晚我把思念写下来：
[日记：1956年12月27日]
去年他母亲病重住院，今年又病得不轻。上周日住院，至今不见起色，我担忧不已，不知下周能否痊愈出院，让我焦头烂额，愁上加愁。
去年一年痛苦，原想今年会好些，但让我失望。如果他能回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拙笔不能道出我心情之万一。
哪天他回来了，就会给全家带来欢乐，我还得等，等很长的日子……希望就在明天，他在我眼前出现，可能吗？好漫长的日子，好窒息的日子！
时时刻刻思念你，想得好揪心，梦见你多次，醒来泪流满面，最好一直生活在梦中，不要醒来。
多么需要他，孩子们需要他，妈妈需要他，家需要他！
他一定也需要我们的！
上天知道我的哀怨，有了感应，在凄风苦雨的一九五六年将要结束的最后两天，终于放晴了。
十二月三十日，我随科长到苏州河对岸的大隆机器厂调研。中午在苏州河岸边一个面摊，吃菠菜肉丝汤面，回到工厂，接到上总宣传部找我的电话，通知我立即回家，维德回来了！
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我急忙往家里赶，在弄堂口的“时季花店”门旁，正好遇见了他，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
我们马上去淮海医院探望他母亲，又去西康路“大自鸣钟”我娘家，接回芒芒。见面后，孩子一下愣住了，可怜的孩子，已有一年半没见到爸爸，怯生生看着他，仿佛见到陌生人，我在一旁心酸不已。
真是喜悦啊，他回到我们身边，令人快慰、庆幸，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
我以为一切会恢复原状，想得过于简单了。维德的结案，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属潘汉年系统，就有了牵连，虽查不出与“潘案”有更具体的内容，仍然被开除了党籍，调轻工业工会当一般干部。[维德日记摘抄]
“日子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我能和家人团聚，能有紧张的劳动和安谧的休息，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痛苦的是背负着那些日子的回忆，不断地给我以刺激，几乎每天自我责备，每天都提醒自己受了严重的处分，在苦痛中煎熬。”
“想着先贤的教益，沉重的石块就会被搬开，心里渐趋安逸，不管人们如何鄙视与议论，总觉得有一只温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给我指出方向，给我以无限鼓励。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那么快，也那么强大，我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考验无止境，我有足够信心，会工作得很好、很愉快、很满足。打碎一切腐朽的东西，重新建立起的会更好些，人没有希望怎么生活呢？”
“2月18日正式去工作，迄今两个星期，一切那么生疏，开始很焦急，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两周中下了好几个厂：新华橡胶厂，泰康食品厂，大中橡胶厂，了解工厂的生产过程，观看工人的紧张操作，他们特有的坦率谈吐，使我觉得温暖与愉快……生活在工人中间会实际得多。”
“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看辩证唯物论后对哲学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学习与研究古典文学，主要是诗，对它有兴趣，从研究杜甫着手……三月份抽时间去图书馆找材料，上半年一定把方向确定。”
“回家四个月，工作两月十天，五一节就要来到，去年此日，闻《国际歌》而默然下泪，今年要好好度过这一日。”
这一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机关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对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维德却不慎跌伤右臂，在家疗养。这件坏事，却成了好事，他避开了反右运动的高峰期。
[维德日记摘抄]
“中秋前夕，云与孩子参加晚会，我独坐在家颇有情趣，窗外皓月一轮，确是良夜。损右臂已两周（后弄堂有口井，晚上回家不慎跘到井沿，摔倒，手臂扭伤甚重，请假看医生，无法上班），近稍愈已能写字，申诉报告日前送出，静等回音。这几个月开展的反右派整风运动，单位的鸣放、批判都未能参加。”
“整风已进入争辩阶段，11月28日正式销假，手未愈，吊着右膀上下车，极不便。争辩甚热，我了解这是一场斗争，不能闲在家中，转入正式反右，组织部开一个小组会，党邀请我参加，思想上颇感温暖。”
维德的伤情，从臂部一直连带到肩，数次就医不见好转，一次去沪上伤科名医石筱山（上海家喻户晓，只要提此名号，三轮车夫就能送到连云路“石氏伤科诊所”）处求诊，一屋子人，石氏瘦小，几个徒弟伟岸魁梧。诊判结果是“筋络黏连”。石说，来我这里医治，是要硬来的，非常痛。维德称以前他受过刑，不怕痛。石点点头，一高大徒弟就在背后抱紧了他。石双手拉过他的手臂，摇了几摇，猛然用劲，一扯一转，只听肩膀内“嘶啦”一声裂响，剧痛中，他忽然觉得一丝轻松……
维德痊愈了，回机关上班时，看见有人还在写大字报。针对当时的浮夸现象，某天他写了一打油诗：
流动红旗似火红，
可惜红旗不流动。
不是红旗想偷懒，
无奈竞争一阵风。
且一时兴起，竟把此诗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如今回想，这是极其危险的举动，这些句子，完全可成为“恶毒攻击”党的证据，但此刻已是运动尾声，没有引起机关和同事注意。另一种说法是，因他有过多次热爱党的发言，被认为是“对党有感情”的表现。老天保佑他逃过了一劫。
到一九五七年末，机关动员大批干部下农村劳动锻炼，人人报名表决心，我也写了申请报告，不久就被批准下放劳动，同时被批准的，是席裕珍和凌华媛，下放地址在市北的大场镇沈家楼，一个名叫“东方红农业合作社”的地方。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那时从市区到大场镇，是乘58路公共汽车，沿弯弯曲曲的沪太路向北开行，过中山北路，两旁是大片菜地，冬日虽然满目葱绿，但空中不时飘来粪肥的气味，有点煞风景。车到了行知路车站，步行经过行知中学，再走十分钟的田埂小路，到达了目的地沈家楼，单程约两个小时。
按照规定，我只能两星期回家一次。工会系统的下放干部，编成了好几个分队，每个队员都被分配到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凌华媛住在农民仇囡囡家，每天早晨六时出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农活，有时赤脚泡在冷水里，晚上回来，腰酸背痛。
房东沈泉生，妻子仇囡囡，都是贫农，沈三十不到，中等身材，长得微胖，一双小眼不时眯缝着看人，有点好吃懒做，经常睡懒觉，有时早出工，我们都起来了，却听到隔壁的他鼾声大作。他家有不少地，此时已经合作化，由于干活“不巴结”（不努力），工分挣得比别人少，生活拮据。我们早晚两顿吃粥，中午吃一顿“洋籼米”（糙米）干饭，虽然每月按标准给他伙食费，可他家的饭仍然是菜少油少，难见荤腥，中午常吃清煮胡萝卜。仇囡囡操持家务，照顾两个孩子，还要下地务农，非常辛苦，每一次她端出胡萝卜，就笑得很尴尬，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席裕珍则被分配在一个富农家，该户专事“发”豆芽菜到镇里去卖，生活相对富裕一些，伙食比我们好。
自小到大，我生在城市，只在南京军大过了近一年的部队集体生活，从没吃过这么多的苦，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农民生活的不易。
人在农村，心在家里，每天我急切盼望的，是两周一次的假期能尽快到来。每一次回家就像过节，家人相聚，其乐融融，但往往椅子没坐热，又要匆匆离别了，总是感到不满足。家事根本没办法管，芒芒已经在茂名南路第一小学读一年级，我曾到校请教老师，在母亲离家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健康成长，长此以往有否问题。我心里非常不安。
那时维德仍在轻工业工会，经常下厂搞调研，风浪从未平息，他内心的伤痛不会痊愈，我把家务全推给了他，实在是难为了他。而他却一直鼓励支持我，让我放心参加农业劳动，不要牵挂。这是长期的艰苦锻炼，要我稳下心来，长久打算，不虚度光阴。
[维德日记摘抄]
“云今晨下乡，这是一件大事，新鲜事物摆在面前，锻炼固然艰苦，更需要自我改造的自觉性。
……57年过去了，像擦了一根火柴似地转眼消逝，工作很不顺手，没什么成绩可言，思想不稳定，每时每刻想到过去的那一切，苦痛万状。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孩子们已甜睡，舒舒先睡着了，芒要求讲孙悟空，我说要吵醒弟弟，明晚讲吧，他听话也睡了。也许此时，她正在在油灯下开会，明天一早就要出工，也早点睡吧。”
“今日去上烟一厂，下车间了解香烟生产过程，一车间空气混浊，充满辛辣的烟味，黄色尘雾中，运送烟叶的小车辘辘滚过，抽梗机嚼着叶子，像吃鱼，把骨头不断从齿缝里吐出来。切啊，切啊，刀片飞跃着，黄褐色的烟叶被切成无数的烟丝，像黄土般轻柔，躺在传送带上，飞奔前去。一支烟的生产过程很复杂，恍然觉得半截烟尾也不应该丢掉它了。
1957年末，机关动员大批干部下农村劳动锻炼，人人报名表决心，不久我就被批准了，同去的有席裕珍和凌华媛。
这是欢送会后在外滩的合影，左凌华媛，右席裕珍。孩子们还小，需要照顾。我头绪纷乱，愁眉不展，心情并不舒畅。
1958年下乡不久摄，女五男八，都是下放干部，还有一位对襟衫戴毡帽者为当地农民。大场镇沈家楼“东方红农业合作社”留影。左为老乡仇囡囡家。
1959年，市建委在湖州小梅口建水泥厂，维德被调去筹办，我决定一起去湖州，申请很快被批准了。此照摄于湖州厂区，中排左二是我，时任化验室副主任。
在上海水泥厂“实习”，时年33岁。1960年2月。
湖州水泥厂筹备处，在上海外滩广东路一大楼里，我每天在此上下班。公家买了这张月票，价6元，月内可乘市内所有的公交车辆，上车向卖票员出示即可。
水汀热得闷人，有工人打赤膊干活，女工们下班了，脱了衣服躲在在小屋的帘子后面洗澡。室外是严冬，这里是初夏似的潮热。
厂内的新老矛盾很突出。老工人说：‘我们老了，不会再生孩子了，托儿所、幼儿园、结婚新房，这些都只给年轻工人们享受，没我们的份，看医生也不习惯。’厂里最服从调配的，却只有老工人。新工人拈轻怕重，调皮捣蛋，但调皮的人反倒占了便宜，新工人一进厂就定三、四级，老工人干了二十年也同小伙子定一样级别，太不公平。然而，新工人也不服老工人……”
“星期日，清晨孩子们吵着要去买鸟，九时微雨，我带着芒准备去城隍庙，出门不远，忽然看见云微笑着迎面走来，这简直让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去才一周，脸色黑些，也累，有一点泥土气，真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星期天。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过这一关要下极大决心，这不像一般人想象的义务劳动那么短暂，下乡是长期的，坚毅地度过这一难关，才能茁壮成长，人最需要的是坚强的意志，充足的干劲，有了这些，世间无难事矣。
……下乡有重大意义，尤其一些没经过艰苦岁月考验的干部们，更需要补这重要一课。明日又将小别，舍不得离开她，然而必须送她走，必须鼓励她，经历这个考验，因而感情更浓厚了。”
“拂晓即醒，城市严冬的清晨寒气袭人，晓雾如烟，车辆灯光微弱，马路上空荡荡的，上早班的工人都搭车去远处上工，我送云到车站。”
“今晨与芒到公园呼吸新鲜空气，上午九时，突接云电话，实属意料之外，她明日想回市区看病，也担心这样请假影响不好。我说为长远打算，要工作好，先把病治好，拖延不治病是不对的。我在城里比云舒服太多，比农民舒服太多，要加强自身锻炼才是。”
“昨晚与云谈全市的状态，她在乡下，缺少机会学习，没有市区那么紧张，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还没从苦闷里摆脱出来，但仔细一想，如何能避免别人对你产生看法呢。不去计较那些心眼偏狭、心术不正的人吧，原谅他们的短处，拿出一点气概来，让自己的胸襟再宽阔些。”
一九五八年是狂热的年代，“大跃进”口号铺天盖地，“赶超英国”，钢产量要翻一番达1070万吨，马路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激昂的大跃进歌曲，连芒芒也学会了，回家就唱“1070万吨钢，呀呼嗨！1070万吨钢，呀呼嗨！一吨钢也不少，半吨钢也不少……”全市都“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工会系统也搞了土高炉，炼起了钢，维德被抽去炼钢，他变成工人，我变成农民，我俩真正地“工农结合”了。
[维德日记摘抄]
“3日报到去炼钢，开始劳动生活，下午运柴泥和焦炭，坐在车上活像搬运工人。焦炭在张华浜，去后找不到煤建公司出货。车站有大批家属搬生铁，暮色苍茫的车站中，一片铁块撞击的声音，到处有人运焦炭，到后来也不称重了，大家用手抓，八时半始运回。”
“被分配当转炉工，第一次上转炉有点紧张，怕出事故伤人，但操作过几回就有数了，下午共出钢17炉，直到熔炉烧穿停工。不觉得太困难，但很疲乏。”
“上午九时半出第一炉铁水，今一共炼38炉，忘了饥饿，直到下午三点钟才吃饭。我的工作离不开转炉，出钢的钟声每五分钟一响，美丽雄壮的钢花在我面前爆发，如同下金雨一般的壮丽。双手抓紧操作盘，任它狂风暴雨，像一个舵手航行在金色的海洋上。”
与此同时，我在沈家楼的农田里耕作不已。每天早晨五点半，村中响起了预备钟声，我点起油灯，起床洗漱，六点出工，太阳还未升起，天色微明，晨风凛冽，我走到田头，露水早已湿透了裤脚，干了一个多小时，浑身已经微微出汗，七点半回来吃早饭，然后再下地，干到十一时四十五分，午饭后一点下地，一直做到晚上六点，在暮色苍茫中回到住处。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晚上躺下就像死了一样。
有一次下午挑河泥，劳作单调，我耐力不够，到放工时，路都走不动了。劳动可以锻炼意志和毅力，我咬紧牙关坚持，双手磨出了老茧，三个月后我欣喜地发现，竟然能跟上大部分人的节奏了，一般农活也能熟练应对，驾轻就熟，比刚来时进了一大步，成就感大增，这坚定了我的信心，我相信今后会做得更好。
那时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沈家楼大队，农民文化程度不高，队部成立了扫盲学校，他们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曾做过上总夜校语文老师，要我去业余学校做语文老师，可在上工时去上课，同样记工分，我有经验，也很有兴趣，因此就同意了。
[日记摘抄]
“业余中学29日开课，举行开学典礼，聘我为语文教师，参加校委会，我表示愿意教课，本想教夜校，自己没时间和力气。队里表示，可在日常生产时间上课，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晚去夜校扫盲班，第一次读报给农民听，来人虽少，但很安静，听得仔细，自己也兴趣大增。今天风大，又去夜校，等了半天没人来，只好自己回来了。以后晚上有空，还是要坚持去。”
“本就喜欢文学，现教初一语文，如果教高年级，大概更合我意，问题是，我不是师范出身，如何讲得通俗易懂，学生能听进去，尽快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昨去行知中学，找几位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大有收益。”
“6日开始一周‘突击扫盲’，农民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社队领导要求百分之百完成，但一星期下来，考试合格率只40%，我很失望。”
“这几天农忙，学校组织中学生参加劳动，小学生也要去割草，家长意见很大。大家说既然交了学费，就该上课，如果还是种田，读什么书呢。”
大跃进年代，一切政治挂帅，群情激昂，人心亢奋，正从事“前人未做过的事”，报纸、广播连篇累牍报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粮食亩产超千斤，超万斤，甚至亩产“超18万斤的水稻试验田”！沈家楼合作社紧跟形势，每晚队部灯火通明，召开会议，有时挑灯夜战，开到午夜一时半，提出口号：“抓晴天，抢阴天，大风大雨当好天，起早摸黑接着干，月光底下当白天”，“跃进，跃进，再跃进，棉花亩产达到3000—5000—8000斤！”这里土地多，劳动力少，六十多人要种四百五十亩地，大部分是菜地，小部分种小麦、棉花，当时棉花亩产连一千斤都不到，我担任棉花组小组长，自己没有技术水平，心里着急。因当时强调种粮要深耕，连续几天开夜工，坌地挖泥到三尺深，有一次挖了整整一夜，凌晨才收工。
[日记摘抄]
“八月，天气真热，种棉花很具体，需要付出汗水，不像坐机关高高在上，几年来对工作的艰苦性实际体会少，尤其流汗的劳动，现在不同，棉花增产必须亲手做，切切实实，耐心艰苦，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施肥，人要钻到密密层层的棉花枝下，弯腰曲背，一手拿铲，一手抓肥料，一把把撒到棉株之间，衣服被汗湿了又湿，比锄地辛苦多了，施肥不算，还要整枝‘摸耳朵’（手工整枝），为完成任务，领导支持，肥料也领得多，提高产量就有了信心。”
“这两天患‘粪出手’，手都肿了起来，农民说，手接触地里的粪，难免会肿，这几天为棉花施肥，大概手上有伤口，不慎接触了粪肥所致。”
“天气奇热，钻在棉花田里整枝，浑身出汗，对劳动的艰苦性更有了实际的体验，21日发现，地里有蚕一样大的毛虫在吃叶，急忙用筷子去夹除。”
“9月2日晚将睡觉，忽然被通知去乡里开会，回来已是半夜，第二天凌晨3时出早工，雨中搭棉花棚，7时半回来吃早饭，已是浑身淋透，过去我最怕淋雨，如今大雨也不顾了，想不到变化如此之大。”
村里干劲冲天，但生产工具落后，分配制度不合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逐渐体现出来，合作社提高了生产力，但合在一起的农民，意见不统一，为新生事物意见相左，经常发生争吵……[日记摘抄]
“由于蔬菜生长快，人手不够，农民都被叫去‘行菜’，有农民陈阿二，是典型的中农，精明会算，今天偷偷地对我说，棉花地里干活太累，工分又低，是‘中工’，他不愿意干，情愿去‘踏水车’，活轻松，工分还高。工分总是定得有些不合理，农民都不愿意种棉花，棉花田里人少，大多是下放干部在做。”
“最近宣传，即将成立人民公社，昨开大会宣布，实现公社食堂化，到9月，90%以上社员要参加，很多社员心里不愿意，有反对的意见。村里分成两派，女社员张相宝在两边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最近还参加了县里的万人大会，她对我说，她姐姐那里，两个月前就成立食堂了，大家反映方便多了。经她这么反复说，很多妇女的思想就通了。”
“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情绪高涨，王根娣（贫农）干劲真足，白天出工，中午烧饭，晚上加班，踏水车整夜，第二天连着干，值得大家学习。昨天她说，仇囡囡磨洋工怎么办？大家说，以后再这样，会有眼睛看住她，会对她提出批评。”
“公社要实现军事化，集体化，要求青年们住集体宿舍，有人欢迎，有人反对，还有人不愿意住楼上，要住楼下……社里正酝酿收回自留地，或由食堂、托儿所包下来种。对回收自留地，大家也有几种态度，仇囡囡愿意交地（反正她很懒），但一些勤俭农民往往犹豫不决，别人不交，我也不交，有抵触情绪。昨召开社员大会，全体社员投票通过，自留地仍旧保留，但不准在出工时去种……”
在沈家楼这一年时间，我做遍了所有的农活，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农民。基本农活有：“捉花”、“摸耳朵”（棉花活）、耘草、种菜、铲地、深耕、割麦、车水、挑河泥、“晒耘”等等，不一而足。除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零散活计如：工分统计、民兵统计、写材料、写大字报、开整风会、接待市北中学学生、教书、协助扫盲、帮助食堂结账、搞沼气、采购沼气管、到乡里开会、到汶水路（当年无此路名）筑路，等等。十二月十三日，我还参加了全市性“捉麻雀，除四害”运动。
一九五八年是全国农村“公社化”的高潮之年，我下放所在的沈家楼农村，是这一历史的真实见证。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它从我当初下乡时的“初级合作社”逐渐演变成“高级社”，然后又成为更高级的“农业合作社”，直至建立“人民公社”。我亲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变迁。
五
一九四九年后，“老宝凤”银楼改名为“宝凤”百货店。一九五八年，“宝凤”百货店按政府要求，变更为“公私合营”方式，店名改为“长春”百货商店。（领取定息：“宝凤”定息二百四十元，另一商业“新泰源”布庄一百零二元。）当年我父母购置的房产 [16] ，逐渐被政府收去，不再属私人所有。居住在“老宝凤”楼上的母亲和大哥一家，在这年也举家迁出，搬来陕西南路的房子，住三楼。
我家住陕西南路房子的二楼，两个男孩和我们住朝南一大间，北面亭子间由婆婆和保姆、小冬居住。二楼走廊对面两间大房，中有移门，拉开可以成为一间极大的客厅，放置了红木八仙桌和靠背椅，平时是母亲、大哥一家的饭厅，走廊朝南有宽大的石扶梯，两侧园子里有几棵高大棕榈树和大叶冬青，园南为大门，平时上锁，一般从后门进出，厨房在底楼，装有煤气，汽车间堆放杂物，底楼西南一间，由一远亲借住。
母亲和大哥一家迁来后，打破了这幢大房子往日的宁静，大哥家人口多，上下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因为喜欢“金伯伯”，常下楼来我家玩，有时缠维德讲故事，他与人为善，喜欢孩子。我婆婆慈祥谦和，我们和兄嫂家相处和谐，从未发生过矛盾。有年冬天，婆婆哮喘病突发，我们都不在上海。我大哥背着婆婆下楼，阿嫂陪同急送医院抢救，转危为安，为此，维德非常感激。
三个孩子合影，我俩在湖州，他们由我婆婆和保姆照看。1960年秋。
小冬7岁，跟一位陌生叔叔坐船到了湖州，为的是看妈妈。
虹桥吉安扫墓，1963年清明节。
全家合影于陕西南路居所，我们当时还未从湖州调回上海。1962年春节。
兄妹四人合影，院里有高高的棕榈树。左是大哥，右弟弟新祥、妹妹舜英。新祥新婚不久，背后百叶窗的屋子是他的新房。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市建委在湖州郊区小梅口，兴建一座水泥厂，设备从捷克进口，招当地农民做普通工人，技术人员从上海水泥厂调配，行政干部也由上总抽调。维德被调去筹办这个厂，我决定也一起去湖州，申请很快被批准了。
当时有一些干部全家搬去了湖州，并迁去户口。我们商量后也有了这个打算，为此我做了不少香肠，挂在走廊里做准备。一次我遇到同去的周德清副厂长，他规劝我别这么做，这才作罢。
三月，我告别沈家楼，结束了一年多的农村下放生活，回到市区。湖州水泥厂上海筹备处位于广东路一幢大楼里，我开始每天在此上下班。当时工厂主要的回转窑设备，还在捷克待运，基建工程已经上马，物资还未备齐，我负责向市计委、物资局等单位申请调拨建设材料。维德则先去湖州，配合地质队勘探取样，再到上海化验，因此他时而湖州，时而上海，经常两头跑，虽然生活没规律，但离开了是非圈，比较充实，精神饱满。
不久，办事处搬到设在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建工局机关的二楼，我跑计委、物资局、金属公司，写申请报告、要材料分拨单，非常忙，内心不甚喜欢这工作，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一天在楼下食堂吃饭，看见建承高中的女同学××，读书时她比我高一年级，我们曾经非常要好，她家在北四川路桥堍开一个单开间西装店，我去过她家。一九四三年秋她要去根据地，我去看望她，临走前送她一双银筷以作纪念。这年冬天，突然传来她牺牲的消息，我悲痛万分，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她，谁知她并没牺牲，多年后竟在此见到。她没认出我来，因时下处境，我也不便贸然相见。她已是正处级干部，在同一幢楼里上班。有一天，我托人转告了她，我在二楼办公，却未见她反应。一次我就上楼找她，本以为见面时她一定像我那样惊喜，但我又错了，她极其冷淡，连声敷衍，我仿佛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这是我没汲取以前的教训，我的心又被重击了一次，久愈的伤口又开始流血。此后因为工作，我和她见面数次，在北京出差、在“五七”干校都遇见过，我学会了淡淡地对她，如同陌路，尽量不说话。
一次我在楼下，准备下班回家，忽听到有人叫我名字，原来是与维德在水上区一同工作过的范达夫，这时，他已是建工局副局长，他非常关心地安慰我说：“你心里别难过，老金的事，最后总会解决的，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要耐心，要好好照顾孩子，当心老金的身体……”听到这几句温暖话语，我如沐春风，不觉流下了热泪。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总以为人心已死，事实告诉我，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有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
这年七月，厂方任命我负责化验室的工作，他们以为大学生就懂化学，就能把好技术关，其实我的理化知识极短欠，是赶鸭子上架，也只能接受这任务。
水泥从原料到成品，每个流程必须取样，进行化学和物理检验，以符合行业标准，这是工厂的重要技术部门，我必须重头开始学。先派我去上海水泥厂化验室“实习”，每天乘厂车到龙吴路上海水泥厂上班。化验室主任对我很冷淡，没人主动帮我，我只能和化验工打交道，抄录大本技术资料，困难极大，时患胃病，常在下班路上呕吐。
仔细看着资料，观察化验工如何操作，了解化验取样过程，跟着上夜班。一次湖州厂领导召集在上海水泥厂学习的负责人开会，要我记录并向上级写报告，四处找不到我。有人说我上夜班，已回家休息了。后来厂领导对我说：“你是去学领导工作的，怎么下车间做夜班了？以后别做。”
一晃四个月，我对水泥化验的整个流程有所熟悉，掌握了技术要领，不再是门外汉，有了底气，对这工作有了信心。
一九六〇年二月，我正式到湖州厂上班，维德搞总务，上海湖州两地跑，家里由保姆照顾着三个孩子和婆婆。这年年初出现了大饥荒，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供应紧张，粮食每人定量，食油、猪肉更少得可怜，每月凭票供应，菜市场空空荡荡，只能买到卷心菜的老菜帮子，大家都吃不饱，面有菜色，维德两腿浮肿。陕西南路里弄有个居民食堂，我家偶尔也在此买饭。有次老金回家，顺便查了一下家里的粮票，吃惊地发现，保姆没有计划用粮，不到月底，这月粮票都快用完了，到下个月还有好多天，该怎么办？难道全家挨饿不成？他急忙买了个大号铝锅，仔细分配家中余粮，每天煮一大锅稀粥充饥，才度过了难关。那时的保姆叫孔妈，她每次去弄内食堂给孩子们打饭，婆婆总觉得端回来的饭分量不足，初以为是食堂克扣，一次孩子在窗口看到，孔妈端着两大碗饭，边走边舔食，怪不得饭总是平平的，也难怪她，都吃不饱啊！此后，婆婆就让孩子们自己买饭了。
鱼米之乡的湖州也在闹饥荒，厂里按各人不同的劳动强度定粮，一般人每月定粮二十六七斤，体力劳动者稍高，为三十多斤，由于粮食不够吃，厂里组织了一批人开垦边边角角空地，种山芋、土豆。八月收获，每人分到一些，土豆小得可怜，有的只有鸽子蛋大小，我每天住在化验室里用电炉煮着吃，倒能吃得饱。
水泥厂的自备电厂发电了，进口设备已经运来，回转窑开始生产，但反反复复不太正常，水泥质量不稳定。化验室有二十个人，都早于我到厂，工程师、两位主要技术人员和老师傅都从上海水泥厂调来，其余是青年学徒。群众反映上海来的技术人员很保守，不积极教当地学徒，技术人员强调专业，领导对他们有看法，也担心他们接受不了批评，我上班后要做双方工作，矛盾却总是存在。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我和维德去了一次陈桥镇，爬上了厂后的黄龙山，登山远眺，只见蓝天白云，满山苍翠，山坡上星星点点，仿佛开满野花，一条蔓延的黄土小路，通向山下的陈桥镇，远望村里炊烟缭绕，一派旖旎景象，可我心情沉重，生活不正常，与孩子们长期分离，没有欣赏美景的闲情雅致。
这一年，厂领导把维德调去了上海办事处，顺便可照顾家。我独自住工厂化验室小间。晚上全厂人员下班回家（宿舍在厂门外的半山上），除一个门卫，偌大的厂区只我一人独住，现在想想，我当时是胆大包天。有天早上，屋里出现了一条小青蛇，我也并不害怕，让它自由自在地溜走。我住了一年多，平平安安的。
年底，化验室小徐到上海出差，我托他回厂时把女儿小冬带来，那时小冬只有七岁，我俩睡在门房后边的小屋内，她胆子小，像小尾巴一样地跟着我。有一天下着小雨，我去发电车间有事，让她暂时待在房里，但她不肯，一直跟在我后面，路上要跨过一个小水沟，她跨不过去，就不住地哭，我只能把她抱了过去。
然后，就是我带小冬回上海过春节，先是坐航船到湖州城里，再搭乘小火轮回沪。这班船票卖完，只有散席票，我们只能坐在甲板上，天黑了，我们找个地方和衣躺下，昏黄的灯光下，甲板睡满了人，过道挤满了人，是活脱脱的一艘难民船。那时粮食困难，我饿着肚子，身边只有一罐花生酱想带回家，不舍得吃，只把搪瓷杯里的冷饭舀给小冬吃。半夜我去上厕所，回来发现，我们睡的地方被人占了，我让对方搬开，为此大吵了一顿。天色微明，船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了熟悉的海关大楼在晨雾中隐现，我的心情才好起来。
一九六二年夏天，孩子们都在十岁上下，我想让他们来湖州度暑假，这把他们高兴坏了，维德把三个孩子送到码头，再三嘱咐注意安全，并拜托同船客人照顾，他们果然懂事，坐了一夜的船，平平安安来到湖州。第二天一早，我在湖州码头接船，几个月没见面，他们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兴奋不已，我们再坐航船经南浔到小梅口，步行穿过纸浆厂，才到了我厂。在航船上，舒舒睡着了。芒芒说，昨天弟弟上船就东看西看，兴奋得一夜没睡。
我们一起住宿舍大房间，房前种满了向日葵，天气闷热，生活琐事全由我料理，到食堂买饭、洗碗、洗衣、洗澡、防备蚊子苍蝇臭虫，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汗流浃背。两个男孩顽皮，不大照顾妹妹，径自去各处游荡，不愿意带她，害得妹妹在房间里哭。有次兄弟俩走到矿山，坐上了矿山平板车，顺轨道向下滑去，万一车辆倾翻，后果不堪设想！幸好被工人及时阻止。另一天，突然有同事告诉我，说你孩子昏倒了，芒芒在太阳下晒得过久，以致中暑，我大吃一惊，背着他跑到医务室治疗。最令我头痛的是，他俩在化验室里乱动仪器，乱翻办公桌，有人反映到厂领导，我挨了顿批。
在这一年，工厂生产未能上去，不死不活，似乎就要下马，虽然这个厂全由上海出资，但上级已决定把它转交给浙江方面经营。不久，上海来的主要厂级干部和几个科长悄悄调回了上海，说实话，几个主要领导对在湖州的工作，本来就是心不在焉的，平时难见到人影，这次如愿了。接下来全厂人员精简，老工人也回乡了，厂里人心思动，大家都期盼着能早一天调回上海。
七月底的一天，厂部忽然通知我正式回上海工作，我大喜过望，没和任何人说，悄悄回宿舍整理行李物品。第二天清晨，一辆卡车停在宿舍门前，我和三个孩子上了车，到达湖州金婆弄的厂办事处，卸下行李还不到八点。天气太热，孩子们满头大汗，我则愉快地带他们去一家老店铺，吃有名的扁豆汤和千张包，权当早饭，游览了这座古老的小城。经历三年的困难时期，一九六二年经济逐渐恢复，市面逐渐兴旺起来，物价还算便宜。中午在人民路一家餐馆吃饭，我用剩余的湖州粮票买了一斤米饭，点了一个三元的红烧大鱼头。等端上桌一看，吓，好大一个鱼头！小脸盆一般，足有三斤多，烧得浓油赤酱，香气扑鼻，幸好多一个心眼，没点其他的菜，不然就要浪费了。四个人就着米饭，把它吃完。
下午上船，是舱内一条三人的长条椅，我把备好的小席子铺在地上，让兄弟俩睡，小冬睡椅子，我坐在旁边打瞌睡。入夜万籁俱寂，只有“突突”的柴油机声在船尾鸣响，小火轮划开平静的河水前行，月光照在水面上，泛起银光，孩子们都睡着了，我的心也像河水一样的平静，终于可以结束这颠沛流离的两地生活，和孩子们团聚在一起，回上海工作了，我们再也不会分离。清晨，船开进十六铺码头，远远看到维德在码头向我们挥手，我们分坐两辆三轮车回家了。
我回到上海，维德仍在厂驻沪办工作。那个阶段，他一直在写申诉材料，写了不知多少的申诉书（至今留有底稿三份，一份十八页，一九六三年的一份有四十九页之多）。
这年，我先在建工局清仓办公室工作近三个月，十月份，我到中国建材公司华东分公司（后更名华东一级站）报到，单位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内的一座洋房内，属国家物资总局建材局领导。计划经济时代，每年由全国生产企业上报产量，再由国家物资总局按计划分配给各大区，大区再分配给所属各省市，我单位负责华东六省一市的建材物资分配，我在综合计划科当副科长，任务繁杂，每月要把各业务科的计划总结综合成文字，上报物资总局，每年去京参加全国统配物质的计划分配大会，每次会期一个多月。
在华东一级站工作期间，一九六四年加了一次工资，我们俩工资共一百八十四元，在当时是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生活有改善，经济复苏，市场供应相对丰富，五元可买满满一竹篮小菜，鱼肉荤素俱全。我们带孩子去城隍庙和龙华寺，每逢周六，下班后我会在长乐路转角食品店，用糕点券买些饼干点心给孩子们。一九六五年添置了一台六灯三波段的飞乐牌收音机，花了一百多元。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一级站开展“四清运动”。六月下旬，维德回沪—此时范达夫任建工局副局长，分管人事。他能调回上海，是和范的关心分不开的，他是我俩的恩人。
维德被安排在建工局技校当语文老师。地处上海郊区吴泾，每周在徐家汇搭校车回家一次，有寒暑假，休息时间增多了。他爱古诗词，当高中语文教师应是绰绰有余。每个周六常带一大叠作文本回家，逐字逐句批改，有时改一篇用很多工夫。学生们尊敬他，常上门请教。
维德告诉我，他到校第一天，同校教师刘厚泽就认出了他，称一九五三年听过他在水上区“民改”的报告。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也一起被学校“监督劳动”。刘的祖辈刘鹗先生，曾被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刘厚泽则是在一九七五年突发急性菌痢，校“工宣队”只许他去附近看病，不许去大医院，他领取工资返家时，死于沪郊一偏僻的公交车站上。
从一九六五年秋到一九七九年三月，维德在该校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但真正的课堂时间，只短短两个学期。“文革”开始，情况大变，他再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十四年中的十年，他是在清扫厕所和写“交代材料”中度过的，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段经历。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青岛召开华东区建材业务会，会场在海边一幢船式的大楼，华东各省的建材公司报来的材料，我在会前都要看完，写开会第一天的发言稿。记得大会前夜，一直写到清晨两点才休息。青岛的冬天真冷，我得了感冒，第二天去看医生，还继续准备最后的总结报告。这次大会得到物资总局好评，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类会议。海风刺骨，寒气逼人，我们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经历人生中更为惊心动魄的磨难。
在京开会期间与同事们在长城留影，1963年11月。
在京参加物资总局会议，时年38岁，摄于北京香山饭店，1965年11月。这件灰色涤卡两用衫，在上海茂名南路一高级服装店买的，围巾是维德在1958年送我的，当时花了8元钱，我记得非常清楚，羊毛质地，红白黑相间的色彩条纹，我十分喜爱，至今还在使用，我会一直用它。
我89岁，2016年，上海。
1980年代初摄于曹杨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