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夜海航行
我小时候，小得能躲在桌子底下、爬进抽屉里的时候，曾爬进一个抽屉，把抽屉当船，地毯当海。
我发现了我的瓶中信。我发现一张出生证明。证明上有我生身父母的姓名。
我从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我从未希望寻找生身父母——一对父母已令我感觉不幸，若有两对便是自毁。我对家庭生活一窍不通。我完全不知道可以喜欢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父母可以爱你爱到让你做自己。
我是个孤僻的人。自我创造。我不相信生物学和传记。我相信我自己。父母？为什么要有父母？除了伤害你。
而我三十岁那年，写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电视剧本，我将主人公取名为杰丝。她在书中叫珍妮特，但电视太直白了，即使是在归类于文学的那本小说中，是用本名同时 保证其中的暧昧与趣味性，就已经够难了。再走向电视剧的话，我想我将看到自己永远被绑在一个“真实”的故事里。
结果这事还是发生了……不过我尽力了。
因此我当时必须选个名字，我选了小时候发现的那张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似乎是杰西卡，于是我把人物取名杰丝 [1] 。
《橘子》包揽各大奖项——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皇家电视协会奖，我在戛纳荣获一项剧本奖，还有诸多外国奖项——它是一九九〇年的热点话题，因为它的内容，也因为我们处理内容的方式。它是同性恋文化的里程碑，我希望它也是一座文化里程碑。我认为它是。在二〇〇八年一项英国广播公司史上最佳剧集的民意调查中，《橘子》位列第八。
我料想这所有骚动，包括且尤其是小报上的消息（如我们所知，体面、正派已告终结），会让我母亲杰丝听闻该剧，并有所推断。
并没有。
闪前到二〇〇七年，我没有为寻找我的过去做任何事。这不是“我的过去”，对吧？我已经写字将它覆盖。我在它上面记录。我将它重新粉刷。生命是层次，是液体，不稳固，很零碎。我从未写出一个有开头、中间与结尾的常规故事，因为这令我感觉不真实。这就是我为何以及如何像现在这样写作。这不是某种方法，这就是我。
我当时在写一本小说，名为“石神”。背景设在未来，不过第二部分背景是过去。小说想象我们千变万化的世界被一个先进却具破坏性的文明发现，他们的星球濒临毁灭。一支任务小队被派遣飞往蓝色行星。队伍没有返回。
我写每一本书时，都有一个句子在我脑中浮现，像一片沙洲浮出水平线。它们有如我们住在沃特街二百号时墙上写的那些字句；劝诫，格言，作为回忆与警示的闪烁的灯塔信号。
《激情》：“我在给你讲故事。相信我。”
《写在身体上》：“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
《苹果笔记本》：“为了避免被发现，我一直在奔跑。为了能让自己发现事物，我一直在奔跑。”
《重量》：“自由的人从来不想要逃走。”
《石神》：“每件事物永远印刻着它从前的样貌。”
在前一本小说《守望灯塔》中，我探讨了化石记录的想法。如今我又有了那种感觉——感觉有些什么被书写覆盖了，是的，却依然清晰。颜色与形态在紫外线照射下显现。机器中的幽灵 [2] 闯入新的记录。
“印刻”是什么？
我当时正艰难度日。我与导演德博拉·沃纳六年的感情磕磕绊绊，双方都不快乐。
我试着写作。那本书推动着我。创作是一台测谎仪。我想对自己说谎——如果谎言是慰藉与掩饰。
二〇〇七年春天，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莉莲意外故世。她比我父亲小十岁，充满活力和欢乐。一场失败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导致她足部坏疽，足部坏疽继而导致不能行走，不能行走又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最终导致住院三天。三周后，她躺在棺材里离开了医院。
爸爸和莉莲都在阿克灵顿一家看护中心休养，那是由一位名叫内丝塔的很棒的女士经营的。她曾是一艘游轮上的喜剧演员——而经营一家看护中心是需要幽默感的。她最后放弃以说笑话为生，接手了家族的看护中心事业。她同我聊了一些事，决意一有空房就要我爸住进去。礼拜日会让他上教堂，周中也会带他出去走走，还会有很多人探望他。我每月一次来回三百五十英里去看他。
我开车北上阿克灵顿，清理他的小平房，和常人一样心事重重地忙着整理一切——烦冗的死亡文件。
所有照片无疑消失了，被讨厌的亚历克舅舅（带杜宾狗那个）拿走，不知何用。屋里没有真正来自旧日的东西，不过有一个上锁的箱子。
宝物？我一直相信真的有宝藏这回事……
我走到车子边，取来一把螺丝刀和一把榔头，把螺丝刀锤进挂锁锁口。锁弹开了。
令我惊恐的是，箱子里装满了皇家阿尔伯特瓷器，包括一个三层的蛋糕架。爸爸为什么把剩余的“皇家阿尔伯特”藏进一个约翰·西尔弗 [3] 的海盗箱？
另一些陶器将童年的滋味带回我口中。温特森太太的“村舍”盘子，手绘金边，中间画着一座遗世独立的林间小屋……（和我现在住的地方有几分相似）。
箱子里有爸爸战时的奖章、温太太的一些字条和书信、一些令人难过的私人物件，还有和我有关的一些可怕的东西，我给扔了，有几张她每周的购物清单和预算。而最令人难过的，是她写给爸爸的信，颤颤巍巍的工整字迹，一步步地告诉他在她过世后要做些什么——葬礼保单……养老金文件……房契。
可怜的爸爸——他预料到自己会比两任妻子更长寿吗？和温特森太太不同，莉莲没有留下任何指示——但这一次没关系，因为这一次我能够出面。
我端起皇家阿尔伯特三文鱼浅盘。底下是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还藏着一个盒子……没上锁……几件首饰、几个信封、几张折叠整齐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一九六〇年的法院命令。那是我的正式领养文件。第二份是类似车检表的某种婴儿体检表：我没有心智缺陷。我健康良好，可以领养。我曾被母乳喂养……
我曾有个名字——被粗暴地划掉了。文件顶部也被扯破，这样我就看不到医生或机构名称，底部的姓名也被撕去了。
我看了看法院命令。上面也有名字——我曾经的名字——划掉了。
打字机和泛黄的纸。如此古老。那些东西看起来像是百年以前的。我也是一百年前的。时间是一道鸿沟。
天黑了。我身穿大衣坐在空荡荡的房间地板上。我觉得熟悉的陈设被搬空了。我打开一扇门，屋里是我辨认不出的陈设。终究是有一段过去的，无论我写了多少字来覆盖。
就像那一张张纸上的名字——被覆盖的名字——我的过去在那里，在这里，也在此刻。那道鸿沟渐渐将我包围。我感觉被困住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为何重要。为何感觉这么糟。他们为何从不告诉我，也不给我看？他们为何不愿意？婴儿就是婴儿。这个婴儿重新开始。没有历史，没有血缘。
这时有一串句子在我脑中回放——我自己书中的句子——“我不断地写，迟早有一天她会读到的。”“寻找你，寻找我，我想我穷尽一生在寻找我们两人……” [4]
我写过爱的叙事与失去的叙事——渴望与归属的故事。如今看来一切明朗——温特森式的对爱、失去与渴望的着迷。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
而母亲是我们最初的爱恋。她的手臂。她的眼睛。她的乳房。她的身体。
假使我们后来恨她，我们将那愤怒带入与其他爱人的关系。假使我们失去了她，要去哪里重新找到她？
我往往着迷于研读文本，并将它们植入我的写作。圣杯传说便是——匆匆一瞥，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永远消失了，而后的追寻是为了再次找到它。
《冬天的故事》，我最爱的莎士比亚戏剧：讲一个弃婴的故事。“倘失者不能重得”，一个扭曲的世界就不能得到矫正。
读一读这句话。不是“曾失者”或“已失者”。而是“失者”。语法告诉我们，这失去何等严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没错——但并非过去。这是旧时的现在，旧时的失去，每天依然疼痛。
此后不久，我开始发疯。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形容。
德博拉离开了我。我们最后一次大吵，由我的不安全感和德博拉的冷漠引发，第二天我们结束了。结局。
德博拉走掉是对的。寄予厚望的起始早已变作缓慢的折磨。我什么都不怪她。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是美满的。可是像我之后发觉的那样，关于家、组建家庭、与另一个人组建家庭，我有很大的问题。德博拉爱离家，且乐此不疲。她是一只漂泊不定的杜鹃。
我爱回家——我对快乐的概念是回家，回到我爱的人身边。我们无法化解这种差异，我不明白的是，像差异这样简明的东西怎会通向如决裂这般复杂的终点。这突然而意外的离弃，聚积于家的概念与家的不可能性中，点燃一条导火索，毕剥作响，一路烧进我内心深处围墙的缺口。在那个围墙缺口里面，如一位隐士般掩盖在时间中的，是我的母亲。
德博拉无意触发这“逝去的失落”，我甚至不知道它存在——没有任何实际的认知方式——虽然我的行为模式是线索。
我打电话给德博拉，她一通也不回，由此而来的痛苦，我的迷惘与愤怒，这些情绪状态将我引向我从不想走近的那扇密闭之门。
这使之听来像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心灵比意识之所能聪明得多。我们将事情深深埋藏，深到不再记得有事被埋藏。我们的身体记得。我们的神经状态记得。但我们不记得。
我开始在夜里醒来，发现自己匍匐着大喊“妈妈，妈妈”，大汗淋漓。
火车到站。车门打开。我无法上车。我感到羞耻，取消了活动、约会，怎么也说不出原因。有时我接连几天不出门，衣服也不穿好，有时我穿着睡衣在大花园里游荡，有时我吃点东西，有时无心茶饭，还有时会在草地上，手拿一罐冷掉的烘豆。熟悉的悲惨景象。
假如我是住在伦敦或别的大城市，我会因疏忽交通状况，车祸而死——我在自己的车里，或者在别人的车外。我考虑着自杀，因为这一定得是选择之一。我一定要能够考虑自杀，好的日子里也这么做，因为这还给我一种掌控感——我将最后一次掌控。
不好的日子里，我只是抓牢那根越来越细的绳子。
那根绳子就是诗。当我必须将藏书保存于心时所记住的所有诗歌，现在抛给我一根救生绳。
我的住所门前有一块高地，以一道干砌石墙围起，在此可以展望一片连绵的山景。我无力应对的时候，会走进那块空地，倚墙而坐，凝望那片景色。
乡村、自然世界、我的猫以及英国文学A至Z，是我能够依靠与紧握的。
我的朋友们从不辜负我，我能讲话的时候，就找他们讲话。
但我时常无法讲话。语言离我而去。我身处那个在我获得任何语言之前的所处之地。遗弃之地。
你在哪里？
然而真正属于你的东西绝不会离你而去。我未能找到文字来直接描述自己的状态，但我时而能够写作，并且是以一种引爆的势头在写，这会暂时让我知道依然有一个世界存在——固有的，灿烂的。我可以做自己照明的光芒。然后光亮再度熄灭。
我写过两本童书：图画书《卡普里国王》和给大孩子读的小说《时钟之屋》。《时钟之屋》想象了一个时间像石油、水及其他商品一样消耗殆尽的世界。
我为教子们写了这两本书，孩子和书给予我简单的喜悦。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我从荷兰回来，尽我所能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公开讲座，设法表现正常。我再次满身大汗，走进房间的时候，连火都生不起来。于是我裹着外套坐着，双手捧一罐烘豆，两只猫趴在我的膝盖上。
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圣诞故事，从一头驴子的视角讲述，名为“狮子、独角兽与我”。驴子抬头嘶叫时鼻子变成了金色，因为天使在马厩虫蛀的屋椽摇晃着脚，刚好扫过它的鼻子。
我就是那只驴子。我需要金色的鼻子。
当晚我写下故事，大概写到清晨五点，然后陷入昏睡，睡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故事发表在《泰晤士报》。圣诞夜，有位很热心的女士寄给我电子邮件，说这个故事令她流泪，还令她年幼的女儿又哭又笑，能否让她的出版社配上插图出版？
这就是事情始末。
而书对我的拯救并未就此结束。如果诗是一根绳子，那么书就是一条条救生筏。在我最不稳定的时期，我在书中获得平衡，书载着我穿越那将我浸透、将我粉碎的情感浪潮。
感受。我不想去感受。
那段时间我得到的最佳缓解，就是去巴黎，躲进莎士比亚书店。
我与店主西尔维亚·惠特曼已是朋友，这位年轻女士的巨大能量和热情使她渡过许多难关。她的父亲乔治一九五一年在巴黎圣母院旁的现址开了这家书店，他仍住在楼上，像只老鹰般栖息。
西尔维亚安排我住进书店隔壁未安装现代化设施的老式旅馆：埃斯梅拉达酒店。我住在顶层，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以及窗外教堂的风景，我发现自己能入睡，甚至能工作了。
我能在书店古籍区坐上一整天和大半个晚上，西尔维亚的狗在一边陪我看书，我需要走动时，那只名叫“科莱特”的狗也会跟来。这是一种单纯又安全的逃离。
我在店里不负担任何职责，还受到照顾。有一次我胸腔感染来到店里，西尔维亚不让我回家，而是为我熬汤、改机票、买睡衣，留我静卧休养。
那里有一种往日在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时的感觉。我很安全。我被书籍环绕。我的呼吸变得更深更稳，我不再焦虑痛苦。那些时光虽然短暂，却很珍贵。
我没有好转。我在恶化。
我没去看医生，因为我不想吃药。如果这样会要了我的命，那就让我丧命吧。如果我的余生会如此下去，我也没法再活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无法以任何方式重建或复原生活。我全然不知所在之地的另一边会有什么。我只知道以前的世界永远地消失了。
我感觉到自己像一座鬼屋。我从不知道那隐形之物何时侵袭——就像是对着胸部或腹部的一记猛击，令我呼吸困难。有这种感觉时，我会在它的力量之下放声呼喊。
有时候我会蜷卧在地板上。有时候我跪地紧抓着一件家具。
这是一个时刻……需知还有别的时刻……
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我爱自然世界，永不停歇地欣赏它。美丽的树木田野、山川河流、色彩演变、忙碌而专注的小小生物。我长时间地散步，或在空地背靠石墙，坐看云卷云舒，这给我片刻安稳。我知道当我不在了，这一切也还会存在，因此我想我可以离去。世界很美。我是其中一粒微尘。
我散步的小径上躺着一只死掉的狐狸。它强壮的红色身体上没有一丝伤痕。我把它搬进树丛里。对我而言，这样处理也足够了。
我觉得自己做过些有益之事。我没有浪费生命。我可以走了。
我给朋友和教子写信。我记得当时心想，不必申报年度所得税和增值税退税了。我又想道：“如果不是自然死亡，不知是否要罚款？税务海关总署会不会认为我因为决定自杀才有意不填表格？这必定有处罚的。”
于是我冷静了一阵子，而对此事的权衡，似乎由于我直面问题而延缓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英国的自杀有一半是开煤气自杀。当时的家用燃气是煤气，煤气富含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危害依赖氧气存活的生物。它会引起幻觉与抑郁。它能让人看见幻影——的确有一种说法认为鬼屋的烟雾不是鬼魅，而是化学气体。这很可能是真的。十九世纪是阴森鬼魅与神秘来客的世纪，是虚构作品与大众想象里充满超自然现象的世纪。
《德古拉》《白衣女人》《螺丝在拧紧》《化身博士》，M.R.詹姆斯与埃德加·爱伦·坡书中的幻象。一周一次降神会的兴起。
那是煤油灯与幽灵的世纪。它们也许是同一个东西。煤油灯下深夜独坐的男人或女人看到了鬼魂的经典场景，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所引起的轻度谵妄。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天然气得到应用后，英国的自杀率下降了三分之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的鬼魂变少了，或许我们在家中不再产生幻觉。
开煤气自杀再也不容易了。烤箱办不到，现代的汽车也安装了催化转化器。
我有一辆旧款的保时捷911。
赫尔曼·黑塞 [5] 将自杀称作一种心理状态——有为数众多的人，名义上活着，却以远比肉身死亡更糟的方式施行了自杀。他们撤离了生活。
我不想撤离生活。我爱过生活。我爱生活。生活对我而言太珍贵，不能不活得充实。我想：“如果我无法生活，我就必须死。”
我的时候到了。这是我最强烈的感觉。这个人十六岁离家，炸穿挡在她路上的所有壁垒，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她是广为人知的作家，饱受争议（她才华横溢，她废话连篇），她赚了钱，发了迹，是一个好的朋友、一个情绪化又难相处的情人，她经历过几次轻微的精神崩溃和一段精神错乱时期，但总能平复如故，继续前进；这个珍妮特·温特森完了。
二〇〇八年二月，我试图结束生命。我的一只猫和我一起待在车库里，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封起门来，发动引擎。我的猫抓着我的脸，抓着，抓着。
当夜晚些时候，我躺在石子路上仰望星空——奇迹般的群星以及使黑夜更加深邃的树林——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知道自己正在出现幻觉，但这正是我需要的幻觉。
“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
我已二度降生，不是吗——我失去的母亲和我的新母亲温特森太太——这双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分裂症，我认知自己为一个本该是男孩的女孩，而这个男孩是女孩。事物中心的双重性。
然而我了解了一些事。我了解到二度降生不只是活着，也是选择生命。选择活着，有意识地投入生命，进入它所有繁茂的混乱——与痛苦。
我被赋予生命，对所赋予之物我也已竭尽全力。没别的什么可做了。找到那些领养文件、德博拉离我而去，此二者的巧合或者说共时性无论爆发出什么，都是我得到另一个机会的唯一可能。
这是从空中垂下的一条绳索。这个机会极有可能杀死我，同样有可能挽救我，我认为两条路的概率相当。这是逝去的失落猛烈而无形的回归，从而使我丧失一切。通往黑暗房间的门已打开。那扇我们梦魇中楼梯底部的门。那扇有着血迹斑斑的钥匙的蓝胡子之门。
门已打开。我已进入。房间没有地板。我下落，下落，下落。
但是我活着。
那天夜里，寒星在我点点破碎的心上聚成一个星座。
没有任何直线连接。读到这里也看得出来。我想要描述心是如何拾掇自己的破碎的。
二〇〇八年三月，我卧床静养，读着马克·多蒂 [6] 的《潦倒岁月》。
那是一部关于与狗一起生活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与生命同活的故事。与生命共同生活很难。大多时候我们在全力扼杀生命，活得驯服或恣意。变得镇静或暴怒。不同的极端有同样的影响：将我们隔绝于生命的热烈之外。
极端——无论是迟钝的还是狂暴的——明显阻碍了情感。我知道我们的情感可能如此难以承受，因此我们巧施策略，无意识的策略，以远离那些情感。我们做了情感交换，回避悲伤、孤独、害怕、不足的感觉，代之以愤怒感。反之亦可——有时确实需要感受愤怒，而非不足；有时确实需要感觉爱与接纳，而非你生命的悲剧。
感受情感需要勇气——没有把它在情感替代中调换出去，甚至将它全部转嫁给另一个人。你知道情侣中总有一个人哭泣或发怒，而另一个人似乎相当冷静理性的情形是如何发生的吗？
我了解情感于我而言很困难，虽然我被它们覆没。
我常幻听。我知道这会使我落入精神失常的类别，但我不怎么在乎。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心绪想自我治愈，相信心灵寻求的是凝聚而非瓦解，就不难得出结论，心绪会显现出为此所需的任何努力。
我们现在认为幻听的人会做出可怕的事；杀人犯和精神变态者会出现幻听，宗教狂热分子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也会。但在过去，幻听是受人尊敬、为人所渴望的。预言家与先知，萨满教法师与女巫。当然，还有诗人。幻听可以是件好事。
发疯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它不应是最终结果。
医生及心理治疗师R.D.莱恩 [7]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风靡一时的大师，他使疯狂也变得时髦，他将疯狂理解成一个可能通往某处的过程。不过，大多情况下，疯狂令身在其中的人十分恐惧，置身其外的人同样恐惧，只有药物与诊所这一途可走。
我们衡量疯狂的标准一直在变化。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或许我们现在对疯狂的容忍度是最低的。没有余地疯狂。关键是，没有时间疯狂。
发疯需要时间。清醒需要时间。
我身体里有一个人——我的一块碎片，或者其他任何形容——她毁损不堪，期待看我死去，以获安宁。
我的那一部分，独居、隐藏在一个污秽的废弃巢穴，总能对其他区域发动突袭。我强烈的愤怒、我破坏性的行为、我摧毁爱与信任的需求，而爱与信任已被我摧毁。我对性的轻率——并非性解放。现实是我不珍视我自己。我始终准备着从自己生命的屋顶跳下去。这难道不是一种浪漫？这难道不是无拘无束的创造精神？
不是。
创造力是健康的，它不是驱使我们发疯的东西，它是设法使我们免于疯狂的内在能力。
那个独居在底部沼泽的迷失、暴怒、凶恶的孩子，她不是富有创造力的珍妮特——她是战争的受害者。她是牺牲品。她恨我。她恨生命。
有许多童话故事，你所熟知的那些，主人公身处绝境，与某个邪恶怪物达成协议，获取所需——必需之物——然后继续旅程。后来，主人公赢得公主，打败恶龙，存起宝藏，装点城堡，此时邪恶怪物突然出现，偷走新生儿，或者把婴儿变成猫，或者像没有接到宴会邀请的第十三个仙女那样，送上恶毒的礼物毁灭幸福。
这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畸形而凶残的怪物需要被邀请回家，但要在合适的条件下。
还记得那个亲吻青蛙的公主吗？一吻之下，哇，王子出现了。好吧，需要拥抱那个黏滑恶心的东西，它捕食蛞蝓，通常在井底或池塘活动。但是把丑陋、受伤的那个部分变回人形，并不是我们内心那位善心社工的任务。
这是你能做的最危险的工作。它像是未爆弹处理，而你就是那个炸弹。这是问题所在——那个坏东西就是你。它可能是分裂出去的，不怀好意地住在花园尽头，但它流着你的血，吃着你的食物。搞砸了，你会和那个怪物一起灰飞烟灭。
而且——只是提一下——那个怪物喜欢自杀。死亡是它管辖之地。
我这样讲话，因为在我的疯狂之中变得明朗的是，我必须开始讲话，对那个怪物讲话。
我躺在床上读着《潦倒岁月》，头脑外面传来话语声——不在脑中——它说：“起床，开始工作。”
我立刻穿好了衣服。我走进工作室，点燃烧柴炉，披着大衣坐下，因为房间冰冷，然后开始写作——“故事像所有重要的事情那样起始——出于偶然。 ”
从那时起，我每天写作，写一本名为“太阳之战”的童书。
每一天我都工作，毫无打算，毫无谋划，只写自己不得不说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确定创造力是健康的。我正在好转，而好转起始于这本书的偶然。
这是一本童书，这并不算意外。我身体里那个癫狂的怪物就是个迷失的孩子。她愿意听个故事。成年的我必须讲给她听。
新书中最先自我创造的事物之一，名叫“锯成两半的怪物”。
走进房间的怪物从头至身体中间被劈成两半，于是一半有一只眼睛、一条眉毛、一只鼻孔、一个耳朵、一条手臂、一条腿和一只脚，另一半一模一样。
嗯……是差不多一模一样，好像这怪物还不够吓人似的，他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女性的半边有乳房，当然只有一侧乳房。
怪物看起来是血肉之躯，和人类一样，但什么样的人类生下来就是劈成两半的呢？
怪物身上的衣服和他本身一样古怪。男性的半边穿只有一只衣袖的衬衫、只有一条裤腿的马裤，本该有另一只衣袖、另一条裤腿的那边被剪掉、缝合了。怪物的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皮制坎肩，坎肩没有任何改动，所以看上去有一半空无身体，事实也如此。
马裤下方，或者说单腿裤下方，必须得这么称呼这条裤子，它只有一条裤腿而非两条——是在膝部紧固的长袜，袜子底端套着一只结实的皮鞋。
怪物没留胡子，独耳上戴着一只金耳环。
他的另半边同样奇特。这位女士身穿半条裙子、半件衬衣，半顶帽子戴在她那一半的头上。
她的腰间，或者应该说是腰部的那个部位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她没有戴耳环，但是她的那只手比另一半的手纤细，每根手指都戴了一只戒指。
两半边的脸都神情不悦。
我体内那个凶恶、不悦的怪物喜欢我写《太阳之战》。我和她开始交谈。她说：“难怪德布 [8] 离开你，她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连你自己的母亲都把你送走了。你毫无价值。我是唯一知道此事的人，你毫无价值。”
我把这些写进笔记本里。我拿定主意，准备每天只与这个野蛮的疯子交谈一小时——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她从来都不想出去走走，但我强迫她去。
她对话的方式是责备（非难、挑剔、指控、要求、怪罪）。她部分像温特森太太，部分像凯列班 [9] 。她偏好的回应都是毫无逻辑的陈述。我说：“我想谈谈煤库的事。”她说：“你和谁都能上床，是吧？”我说：“我们上学时为何那么绝望？”她说：“都是尼龙内裤的错。”
我们的对话像两个人手捧短语手册，说着双方都不懂的话；你以为自己问的是去教堂的路，但它翻译为“我需要为我的仓鼠找一根安全别针”。
这很疯狂——我说过这很疯狂——但我决心继续下去。使之可能的，是上午写书的清醒以及春夏傍晚从事园艺活带来的稳定。种种卷心菜和豆子是有益的。创作是有益的。
下午的疯狂时段容纳了曾经无处不在的溢流错乱。我发现自己不再被擦撞困扰。我不再被流汗的恐慌和莫名的恐惧袭击。
我为什么不带自己和那个怪物去做心理治疗？我去了，但没有用。疗程感觉很虚假。我无法说实话，而且，她也不愿跟我去。
“上车……”不要。“上车……”不要。
这比带个蹒跚学步的孩童更糟。她是个学步孩童，只是她也有别的年纪，因为时间在内部的运作与在外部的不同。她有时是个婴儿。有时她七岁，有时十一岁，有时十五岁。
无论她几岁，她就是不想去做心理治疗。“那是胡扯，那是胡扯，胡扯！”
我砰地关上门。“你要不要学用刀叉吃饭？”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这个。她野性未消。
于是我去做了心理治疗，她没去。没有意义。
不过，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在牛津做治疗后，我总会厌烦透顶，便来到布莱克韦尔书店，下楼走进诺林顿书室，在精神分析书架前看看书。诺林顿书室是个严肃的地方，专供大学研究，藏有大脑/心理/心灵/自我相关的所有书籍。
我自一九九五年起一直在读荣格，买了他的精装全集。我已有弗洛伊德精装全集，我始终在读身、心、灵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是读圣经长大的，你不会轻易地走开，无论别人怎么说。
因此，我寻觅某种说法，继而找到了内维尔·赛明顿，他由牧师转做心理医生，文风简单明了，不怕谈论精神与灵魂——不当作宗教经验，而当作人类经验——认为我们不只有身与心。我认为的确如此。
赛明顿的书对我有帮助，因为我康复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个框架，用于思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先前我一直紧抓着一艘无篷小船的船身，那艘船就是我的人生，我期望着在下一个浪头打来时不要沉没。
那个怪物偶尔会在我阅读时出现，嘲笑我，伤害我，但我已能够请她离开，隔天再会面，而奇迹般地，她照做了。
那是夏天。《太阳之战》临近完成。我寂寞而孤单，但我很冷静，前所未有地清醒，以至于明了有一部分的自己正陷于疯狂。
赛明顿谈过，疯狂的部分会如何设法摧残心灵。那是我的经验。而今我已经能够遏制它。
几个月后，我们照例在下午散步，我说了小时候没人搂抱我们的事。我说的是“我们”，而非“你”。她牵起我的手。她此前从未这么做过；大多时候她走在后面，连珠炮似的讲话。
我们俩坐下，哭了。
我说：“我们将学会如何去爱。”
[1] “杰西卡”的爱称。
[2] 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在著作《心的概念》中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描述。
[3] 小说《金银岛》中的海盗头目。
[4] 引自《苹果笔记本》。
[5] Hermann Hesse（1919－1962），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 Mark Doty（1953－），美国诗人，200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奖得主，还著有三本回忆录，包括下文提及的出版于2007年的《潦倒岁月》（Dog Years）。
[7] 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英国精神病学家，著有多部关于精神疾病的作品，并极力反对当时所谓正统的诊疗精神病的手段、药剂和电击等，其作品《分裂的自我》有中译本。
[8] “德博拉”的爱称。
[9]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