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想 被拍成电影(演讲稿)

今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朋友要介绍一位制片人给我认识。他说这位制片人想把我的上一本书《一生里的某一刻》改编成电影。这个消息让我很兴奋。

联系上那位制片人以后我就问他:能不能把我的一生作为成功作家的一生拍出来,你可以在里面穿插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像史蒂芬·金那样的——他在墙上钉了一个钉子,把退稿信挂在上面,每次收到退稿信就把它挂上去,直到有一天,退稿信的重量把钉子扽了下来。

这样的素材我也有很多。我也可以讲我如何选择了这个工作,我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最后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为了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这些故事而准备的。这时候对方委婉地告诉我:“我们想拍的是,真人真事。”

然后我就问他,这本书是一本散文集,你要怎样改编成电影呢?他告诉我他想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冰激凌店的老板娘,在海边开着冰激凌店过着快乐的生活。有一天我得了抑郁症,然后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摆脱了病痛的困扰,继续着快乐的生活。电影最后会标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很明显这部电影会让我的店名声大噪。将会有一部大电影讲述我的故事,说不定我还可以要求让桂纶镁来演我。而且,卖这个版权我会得到一笔钱,可能数目还不小。

但同时我也有些纠结。如果我接受了这个邀约,从此,我可能就得像个幸运儿那样生活——因为电影里说我好了。也有可能,我就得像一个病人那样生活。比如说,我和我的三个好朋友——陈海贤、李松蔚、张皓翔一起,做了一个电台节目叫《心理学你妹》,这是个谈话节目,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大笑。收到过听众留言说:“我知道你患上了抑郁症,我觉得你装得很辛苦。”看到这儿我心里一惊:我装了吗?我生病了,是不是就应该成为一个人们想象中的病人,除了忧郁什么都不做,并且除了病情什么都不谈呢?

我也看过一部讲病人的电影,叫《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也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主角是一个叫熊顿的女孩,她患上了癌症,后来也因为癌症不幸去世。让我不安的地方在于,看这部电影的人,还有谁记得熊顿其实是位漫画家,这部电影其实是根据她的漫画改编的?她和所有人一样,是一个在成长、有梦想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光记得她的癌症了。

我仔细回想过后,觉得我没装。如果说抑郁症教给我一些事情,那就是它逼得我不得不认真地确认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在漫长的摸索中我意识到:尽管有那么多的痛苦,但我的快乐也不是假的。而且,如果我的病不会好,那这就是我生活的常态了。我必须适应它。

我拒绝了这个邀约,放弃了这个机会,觉得自己应该还有机会写出其他作品。最主要的是,我不想成为一个职业病人。这样不好,而且它不是事实。人们总希望故事有美好结局,有病的人都康复,失去的可以再回来。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拒绝了这个邀约,是因为生活不是童话故事,我不想无谓地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的人,不想我和病友们被廉价地解读,我不能停留在病这件单一的事情里,真实的生活仍然需要面对。

实际上我还患有另外一个顽疾,虽然没有人要将它拍成电影,这个病叫“强直性脊柱炎”。我曾经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专门讨论这个病的论坛,打开以后非常吃惊,几乎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太正常。里头的病友显得非常焦虑绝望,有些人查出病以后就一直休息再也没有工作了,有些用谈论绝症的语气说,自己确诊以后一直瞒着家里人……有人问能不能结婚,有人问是不是淫邪导致的,有人说想死。还有整个论坛的口号:“强健意志/直面人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用红色的大字写在网站的顶端。

论坛里的人还谈到我们那位特别著名的病友:周杰伦。说周杰伦很惨,他那么有钱都治不好,我们更惨……但当初我得知周杰伦也有强脊炎时,是很欣慰的:人家工作那么忙,强度那么大,不也都应付过来了,该干吗就干吗,还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会有人因为周杰伦的强脊炎不愿意和他结婚吗?

就这样,我惊讶地浏览了一中午,然后沉甸甸地睡着了。那天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我被迫用清水去冲洗一所大学整个校园的地面,不断地做着弯腰负重的重体力活,并且被人责骂。一个军队领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背,我怒斥,立刻就收到了四面八方发来的警告,他们告诉我,要杀我全家。我焦灼无比,幸好这时闹钟叫醒了我。醒来后感觉刚才有人趁我睡觉打了我,全身都不灵了。

所以,哪怕是可以量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病,哪怕明明已经觉得别人反应过度,也仍然会被施加压力,并由于精神压力而加重病情。所以,许多病的转换和加深,会不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对待它,以及舆论对待它的方式造成的?

其实我现在还在服药和打针。我每天还是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个星期打两次针。因为病情的反复,我还是隔一两周就会进入比较低落的状态,也许拿出我的自杀计划琢磨琢磨,或再写封遗书。与此同时,我也在继续写着手上的书,继续进行我的工作。是的,我一边写遗书,一边写书稿。这看起来几乎有些好笑,但我已经获得了一些对付困难的经验,那就是——困难是困难,生活是生活,无论困难是否能消失,生活依然是可以进行下去的。这种经验让我不再分裂,反而能够更为真实。

下面我想谈谈在生病期间我做了哪些事——

开店:我继续开着我的冰激凌店,它没有像我能够完全投入其中时那么好了,但是它还没有倒闭。现在是第六年。

出书:2015年1月出了我的第一本书《一生里的某一刻》。它也幸运地在2015年年底获得了四个我很尊敬的奖项。

创办“犀牛故事”:2012年我的死党做了一个社交应用叫“花开”,他们在我的店里办公,每天找我一起讨论,后来她劝我说,你反正都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儿,不如和我们一起工作,这样至少你还能拿工资。试试就好,实在不想干咱们再拆伙。2013年“花开”做不下去了,我们又一起做了“犀牛故事”。

跟我的三位好友陈海贤、李松蔚、张皓翔一起,开了一个谈话节目的电台。

去昆明跑了一个没完成的半程高原马拉松,还差一公里的时候我上了收容车。

搬家:搬家为什么也是一件如此重大的事呢,我想给大家看一张我日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这是某一天我要乘飞机去一个地方的计划表。你可以看到,这几乎是一个以分钟为单位的计划表。每完成一项,就划掉一项。如果不写下来我就会忘掉,然后站在那里一两个小时不知道该做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活了下来。就像那场没完成的马拉松,虽然还差一公里才完赛,但是我跑过的路已经存在于我生命的轨迹里,不会因为没有完赛,前面的19公里就不复存在。做这所有的事情,和我对人生的看法是一样的:只要活下去了就是成功,而且每多活一天,就多成功一点,即使将来结局难料,我还是会消失,也不能抹杀已经存在过的成功。

我想,与病同行这件事里,蕴藏着一个简单的机会: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先让这些困难消失。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感到很紧张,最开始的念头是,我如何才能不紧张?但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不紧张,没有办法不在意听众的反应。那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只能不去管这个紧张,然后尽量地把我想讲的话讲完。我是为了说完这些话而来,不是为了克服紧张而来的。

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如果困难不消失,事情就无法进行。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就无法进行了,因为很多困难就是不会消失的。

那么为什么说生病是一个机会呢?因为生病是一个客观的困难,我们可以用它练习和困难同行:它存在,它不消失,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拖延、懒惰、童年阴影之类的困难,也可以看作一种客观的困难。是的,我有顽疾,我没有意志力,我好逸恶劳,这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客观事实。我猜人类的身体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设计的,不是你想有钱,就会尽全力去赚钱;想获得成就,就可以全情去努力。我们的身体能帮助我们办到的,只有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而已。(如果你得了抑郁症,连这些都会很困难。)事已至此,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只能放弃一些对未来的幻想,不把它们看作我的选项。而是把所有的力气,用在此时此地,完成一件最小的事情上。然后回头看看,会发现不知不觉已经走出去很远。走弯路也好,步步挫折也好,如果没有被困在原地,回头看会发现其实已经走过很多路了。

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了不起的故事,它正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经历过倒霉的事儿,你们都曾克服过困难继续前行。以后,我们也都将遇到各种倒霉的事儿,我们会跌倒,也许还会摔一身泥一身伤。但是没关系,我们人类就是可以一边倒霉一边前行。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类生存到现在、发展到现在的基石。

谢谢大家!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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