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 掌声和喝彩声
“巴黎？”
安德烈问这话的时候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埃米尔说。
“法国……巴黎？”
埃米尔的眉头皱了起来：“你没喝醉吧？你是头被撞晕了还是怎么的？”
“可那怎么可能呢？”餐厅主管问道。
埃米尔往身后的椅背上一靠，点了点头。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答。
众所周知，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当中，智人的适应力是最强的。如果把一伙智人放在沙漠里，他们能种出棉花来给自己做衣服，能造出帐篷来安稳地睡觉，还会骑着骆驼到处走；若把他们放在北极，他们会用海豹皮把自己裹起来，睡在冰屋里，会用狗拉的雪橇代步。如果把他们放在苏联的环境下又会如何呢？他们将学会在排队的时候与素不相识的人友好地交谈；他们将学会把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半边衣柜抽屉里；他们还将学会在素描本上凭想象画出高大的建筑。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够适应。但对那些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亲自到过巴黎的俄罗斯人来说，这种适应的一方面就是，接受一个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去巴黎的事实。
“他来了，”见伯爵走进门来，埃米尔说，“你自己问他吧。”
刚坐下，伯爵便证实了这个消息。再过六个月，也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索菲亚会去法国巴黎。当被问起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伯爵耸了耸肩，答道：“苏外协。”也就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这回，轮到埃米尔感到难以置信了：“我们和别的国家还有文化交流？”
“显然有，如今，我们正把我们的艺术家派往世界各地。四月，我们的芭蕾舞团将前往纽约；五月，我们将派剧团去伦敦；而六月，我们则会派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到明斯克、布拉格和巴黎，而索菲亚将在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 (1) 的作品。”
“这真是不可思议。”安德烈说。
“太棒了。”埃米尔说。
“我知道。”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直到埃米尔拿着菜刀冲他的两位同事指了指：
“但她当之无愧。”
“哦，那是绝对的。”
“毫无疑问。”
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都沉浸在各自对那座“光明之城”的美好回忆中。
“你觉得它变了吗？”安德烈在问。
“是的，”埃米尔说，“和金字塔的变化一样大。”
“三巨头”的成员正沉醉在昔日玫瑰色的回忆中难以自拔，这时，埃米尔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便是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新增的那名成员——“主教”。
“先生们，下午好。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刚才前台有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到了你们再过来，没必要先聚在这里等。”
埃米尔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
“主教”没搭理主厨，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罗斯托夫领班，今天不是该你休息吗？没班的时候，你没必要参加例会。”
“多了解些情况，心里也好有个准备嘛。”伯爵说。
“当然。”
多年以前，“主教”就曾热情地跟伯爵解释过：尽管大都会酒店的每名员工都各自负有一份有限职责，但确保酒店整体呈现优质水准的责任全落在了经理一个人头上。说句公道话，“主教”的个性使他非常适合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无论是在客房、大堂，还是在二楼的衣橱里，无论是多么琐碎的细节、多么无关紧要的失误和多么不合时宜的场合，“主教”都会挖空心思地小题大做，都免不了要亲自干预。他对博亚尔斯基餐厅自然也不例外。
每天的例会首先会对当晚提供的特色套餐做一个详细说明。“主教”早已很自然地将传统的品尝方法弃之不用了。他的理由是，厨师对自己做出来的食物的味道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为餐厅的工作人员额外做一道菜当作样品来品尝，这种做法不仅随意，还是一种浪费。所以，“主教”要求埃米尔写一份特色套餐的说明。
主厨嘴里又咕哝了一声，他把菜单顺着桌面一推，它便朝桌对面的“主教”滑了过去。“主教”在食谱上一通圈圈画画，又是箭头，又是画叉的，突然，他停住了手中的铅笔。
“我觉得，甜菜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应该不会比苹果差吧，”他说，“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主厨茹科夫斯基，你的厨房里应该还有一筐甜菜。”
说着，“主教”便把他的这项建议加入了埃米尔的菜单。主厨不由得朝桌对面这位如今被他戏称为“大嘴巴伯爵”的人投去了愤怒的一瞥。
“主教”把校正过的菜单还给主厨，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餐厅主管。后者也把他的本子顺着桌面推了过去。尽管再过几天，一九五三年就要过去了，“主教”把本子打开之后，仍然从第一页翻起，一周一周地看了起来。当他终于翻到今天那一页时，他用铅笔尖比着核对起今晚的预订名单来。接着，他又给安德烈讲解了一番应该如何安排座位，然后才把本子还给他。“主教”最后还交代了一件事，他提醒主管，摆放在餐厅正中央的花有一些已经开始枯萎了。
“我也注意到了，”安德烈说，“但恐怕我们酒店的花店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库存，所以无法保证那些花能够经常更换。”
“如果艾森伯格花店的鲜花不够用，那也许我们应该改用丝绸做的假花。那样的话，不仅不必定期更换鲜花，还更加经济实惠。”
“我今天会去和艾森伯格花店谈谈。”
“那好。”
“主教”结束会议之后，埃米尔嘴里又咕哝着找他那筐甜菜去了。而伯爵则和安德烈一起来到了主楼梯。
“一会儿见。”领班说完，便朝花店去了。
“回见。”伯爵说完，也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可等安德烈刚从视线中消失，伯爵就马上折回二楼的楼梯口。他机警地往楼梯角扫视了一圈，确信他的朋友已经走远，然后迅速回到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进门后，他锁上了身后的门。他朝厨房里偷瞄了一眼，确信埃米尔和他所有的员工都在忙别的事。他这才走到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前，打开抽屉，先在自己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将一九五四年的那个记事本抽了出来。
不到几分钟，他就将一月和二月内的所有订座信息看了一遍。看到三月在黄厅和四月在红厅的一项活动时，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可又觉得这两个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越往后看，页面上的空白就越多。有时候一连好几周都没有一条记录。于是，伯爵翻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快速之中也带着一丝绝望，直到他翻到六月十一日那页。读完安德烈用秀气的字体记在页边上的注意事项，伯爵不由得伸出手指在这条记录上点了两下。这场晚宴，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会共同出席，而在眼下的苏联，这可是权力最大的两个机构。
伯爵把本子放回抽屉，然后从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把椅子推到一边，坐在地板上，打开了大公办公桌桌腿上的其中一道暗门。三十年来，他还是头一回打开。尽管六个月前，也就是卡捷琳娜突然造访的那天晚上，伯爵就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但直到音乐学院即将出国访问的消息传来，他才真正着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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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点，伯爵来到夏里亚宾酒吧的时候，那里的常客们正在为“矮胖子”韦伯斯特的不幸遭遇进行庆祝。这位喜欢热闹而又颇为倒霉的美国人刚刚抵达俄国首都。从孩提时代起，他便得了个“矮胖子”的绰号，如今他二十九岁了，却依然深受肥胖之苦。“矮胖子”是受父亲的叮嘱才来到俄罗斯的。作为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美国自动售货机公司的拥有人，他父亲交给了他一项非常严格的任务：不卖出去一千台机器不要回家。到达这里三周之后，他终于敲定了与党的官员（高尔基公园溜冰场的经理助理）面谈的时间。此刻，在好几位记者的怂恿下，他请大家喝一轮香槟以示庆祝。
伯爵在吧台尽头的一张高凳上坐了下来。他接过奥德留斯递来的一杯酒，点头道过谢，脸上便挂起了微笑，仿佛他本人也有什么事值得庆祝一样。人类的谋略从来都逃不出偶然、犹豫和轻率的窠臼。纵使伯爵真的拥有决定事物进程的力量，他也无法胜过命运之神的安排。所以，他把杯子举了起来，嘴唇上泛着笑意。
然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其实也是拿命运冒险。的确如此。伯爵刚在吧台上放下长脚酒杯，就感觉脖颈后头袭来一股冷风。紧接着，有人正着急地低声跟他讲话。
“阁下！”
伯爵把凳子往后一转。他惊讶地发现，站在身后的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他肩膀上落着霜，帽子上还顶着雪花。几个月前，维克托新加入了一个室内乐团，因此近期晚上很少在酒店露面。但此刻，他喘着粗气，好像他刚刚跑了大半个城市才赶到这里的。
“维克托！”伯爵惊呼了一声，“出什么事啦？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着急？”
维克多没理会他的问题，开门见山地讲了起来，而且语气急促得有些反常。
“我知道您对您女儿从来都是呵护有加的，阁下，您也理当这么做，因为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更何况您的女儿如此温柔善良。但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本来她不出六个月就将毕业，而且很可能会拿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现在您的这个决定会让这一切都受到影响。”
“维克托，”伯爵边说边站起身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维克托仔细端详着伯爵。
“让索菲亚撤回报名的难道不是你？”
“撤回什么报名？”
“我刚刚接到瓦维洛夫团长的电话。他告诉我，她已经拒绝了随音乐学院的乐团巡回演出的邀请。”
“拒绝邀请！我向你保证，我的朋友，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您刚才说的一切我都赞同，她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她在这次巡回演出中的表现。”
两个人面面相觑，全愣住了。
“这一定是她自己的主意。”伯爵说。
“可为什么呢？”
他摇了摇头。
“我觉得很可能是我的错，维克托。昨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在巴黎歌剧院为上千名观众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她一定是被我说得有点发慌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她有颗非常温柔的心。可她同样不乏胆量。再过几周她就会没事的。”
维克托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袖。
“可我们已经没有几周了。这个周五，乐团的行程和节目单就要公布了。而在公布之前，团长需要参演者全部到位。我原以为撤回索菲亚的报名是你的主意，所以我说服了团长，在他派别人替代索菲亚之前，他同意给我二十四小时，让我来跟你谈谈，劝你改变主意。但如果这是她自己决定的，你今晚一定得和她谈谈，让她改变想法。她可要对得起上帝赐予她的那份天赋！”
一小时后，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十号餐桌上，研究完了菜单，也点完了菜，索菲亚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因为他们正在玩“zut”的游戏，而下面轮到他了。可是，尽管已经准备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事物类别（蜡的常见用途 (2) ），伯爵决定，还是先讲一个以前从没讲过的故事给她听。
“我跟你说过我在军校念书时那里举行的‘绶带日’活动吗？”他开讲了。
“是的，”索菲亚说，“你讲过。”
伯爵的眉头皱了一皱。他把这些年来自己同女儿之间的谈话按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却没找到任何他曾给她讲过这个故事的证据。
“‘绶带日’我也许提到过一两次，”出于礼貌，他还是承认了，“但今天这个故事我肯定没跟你讲过。你知道，我自幼便在射箭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有年春天，那时我也就是你这么大，学校举办了一次‘绶带日’活动。我们每个人都被选派参加不同的比赛——”
“那时你有十三岁了吗？”
“什么十三？”
“这故事发生的时候，你满十三岁了吗？”
伯爵的眼珠来回转了几轮，在心里算了算。
“嗯，是的，”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想当时的我大概也是十三岁。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射术高超，在学校里，大家都把我视作射箭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我也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项比赛。可越是临近‘绶带日’，我的射术却变得越来越糟。众所周知，我原本能轻易射中五十步以外的一串葡萄，可现在即使一只大象站在离我仅十五英尺远的地方，我都射不中。我一看见我的那张弓，我的双手就会发抖，我的眼里就会变得泪汪汪的。突然之间，我，罗斯托夫家族的后代，发现自己居然有了用托病住院来逃避比赛的念头。”
“可你没有。”
“对，我没有。”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口。为了营造出更戏剧化的效果，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令人恐惧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射箭比赛一开始，观众们聚集到了体育场上。甚至到了面对箭靶的那一刻，我心里仍然觉得，等待着我的一定是一场奇耻大辱，因为尽管我的射术非常出名，但我的箭一定会偏离靶心，而且偏出去很远。然而，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把弓拉开，我眼角的余光凑巧看见站在旁边的老教授塔尔塔科夫，他被自己的拐杖绊了一下，结果一个踉跄跌倒在了一堆动物粪便里。啊，看到那一幕我心里顿时快活极了，于是手指一松，箭自己飞了出去——”
“你的箭从空中飞过，然后正中靶心。”
“嗯，是的。一点没错。正中靶心。所以，可能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可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每当我为自己的目标感到焦虑时，我就会想起塔尔塔科夫教授跌倒在粪堆里的那副惨样，这么一想，我每次的目标准保都能够实现。”
说完，伯爵总结似的把手在空中使劲挥了一挥。
索菲亚笑了，但她脸上流露出了困惑，似乎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位有名的弓箭手偏要挑这个时候给她讲这个故事。于是，伯爵又进一步阐述了起来：
“生活中，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必定会面对一些让自己心生畏惧的时刻，无论是要冒着风险，踏上参议院的议员席，还是走向田径比赛的赛场，还是……登上音乐厅的舞台。”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欢快地大笑了起来。
“音乐厅的舞台。”
“是的，”伯爵说，她的笑似乎把他激怒了，“音乐厅的舞台。”
“有人把我和瓦维洛夫团长说的话告诉你了。”
伯爵将面前的刀叉重新摆放了一下。它们不知怎的变得不整齐了。
“我也许是听谁说了些什么事。”他不置可否地答道。
“爸爸。我并不是因为害怕在观众面前演出。”
“你确定吗？”
“确定。”
“可你从来没在像巴黎歌剧院那么大的音乐厅里表演过。”
“这我知道。”
“而且，众所周知，法国观众是最苛刻的……”
索菲亚又大笑了起来。
“啊，如果你是想劝我别太紧张的话，那你的任务完成得可不怎么样。但老实说，爸爸，我的决定与演出前的焦虑没有丝毫关系。”
“那还能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想去。”
“你怎么会不想去呢？”
索菲亚低头瞅着桌面，也开始摆弄起自己的刀叉来。
“我喜欢这里，”她终于说道，她冲着屋内，再顺着整个酒店比画着，“我喜欢和你一起待在这里。”
伯爵端详着他的女儿。长长的黑发，姣好的皮肤，深蓝色的双眼，她看上去有着一份远远超出她年龄的沉静。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沉静是成熟的标志，那冲动则是青春的标志才对。
“我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我敢肯定你没听过。它就发生在这家酒店，不过那是在三十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和今晚一样……”
伯爵开始给索菲亚讲起了一九二二年他和她的母亲在广场餐厅庆祝圣诞节的经过。他讲到了尼娜拿冰激凌当饭前的开胃菜，讲到了她对旁听学术争论的厌恶；还有，她坚持认为，一个人想要开拓自己的眼界，就要敢于到超出自己眼界的地方去冒险。
说到这儿，伯爵的声音变得忧郁起来。
“我恐怕已经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索菲亚。从你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把你带进了这种被酒店高墙围困的生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玛丽娜、安德烈、埃米尔，还有我。我们都努力让酒店看上去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广阔、一样美妙，这样你就会花更多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但你母亲的话绝对正确。假如一个人只在金色的音乐厅里听《天方夜谭》的组曲，或是缩在自己的小书斋中翻来覆去地读《奥德修纪》，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必须敢于涉足广大而未知的空间，就像马可·波罗去中国，以及哥伦布到美洲一样。”
索菲亚点了点头。
伯爵继续说道：
“我有无数理由为你感到骄傲。那天晚上音乐学院的比赛当然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事之一。但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并不是你和安娜带着喜讯回家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在那天晚上我看着你走出酒店大门，往音乐大厅走去的时候。因为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获得一轮又一轮的喝彩声，而是在面对这种荣誉的不确定性时，我们是否仍然敢于鼓起勇气前进。”
“如果我去巴黎演奏的话，”索菲亚过了片刻才说，“我真希望你也能坐在听众席里听我弹。”
伯爵笑了。
“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你就是去月球上弹，我也能听见你弹的每一个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