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岁）
回家抱孙子——对季氏还是敬畏——吴国霸业谢幕——“六经”有利有弊——和左丘明的恩怨被掩盖了
老人归来
艾陵之战后，季康子要正视孔子问题了。现在孔子已经68岁，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当初季桓子把孔子撵走，对季氏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如今孔门弟子在鲁国、在季氏家族供职的人多，正好实现和解，把那一页翻过去。不然等孔子死在国外，这疙瘩就不好解开了。
冉有说：您要想叫我老师回来当然好，但您得想到，当年他在鲁国待不下去，是有些小人陷害他，你要把这些人处置了，老师才肯回来。
这说的是孔子当官的时候，有些人跟他作对，把公冶长和南容抓了，季康子得给这事平冤昭雪，把制造冤案的几个人赶出鲁国。他们叫公华、公宾、公林，可见是公族成员。
季康子照办了，然后备了厚礼，派人去卫国请孔子。
孔子这时在卫国也有麻烦。这次是主政的孔文子和自己的女婿闹僵了。因为这女婿有个前妻，是美男宋公子朝的女儿，两人虽然离了婚，但一直藕断丝连。孔文子恨他太花心，但这女婿也是有根基的贵族。孔文子想动兵把他赶走，就拉孔子来商量，希望孔子发个声明，谴责自己的女婿，支持自己，在舆论上给自己造势。
孔子不愿掺和别人家里的内斗，也不想别人打着自己的旗号干什么事，他说：有两样东西不能借人用：名分和礼器（礼器是区别身份等级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1 。在卫国不开心，正好落叶归根，回鲁国去。
而且，他的孙子孔伋刚刚出生——孔鲤的妾生的。现在孔子回家，正好祖孙三代团聚。
他这次回到鲁国，就再没有离开，直到73岁去世。
军队国家化
孔子最后生活在鲁国的这几年，季康子对他完全是国老、国师的待遇，但没给他安排实职，不用管具体事。
孔子回国的时候，齐鲁战争才结束几个月，鲁国还在担心齐国的报复。季康子想扩充鲁国的兵力，而且齐鲁战争也暴露出来了问题：各家贵族都打小算盘，不愿给国家出力打仗，都想拥兵自重保存实力，所以要建立国家军队。这个动议，很可能是冉有向季康子提出的，具体办法是：按贵族们封邑的地产数量收钱，用来支付国家军队开支。
这种专用于军事的税收叫“赋”，它字形一边是“贝”，海贝在上古到西周都是钱币；另一边是“武”，表示钱的用途。
这种办法也不是鲁国人发明的，晋国人以前曾尝试过，但落实起来不容易。因为在贵族寡头共和的体制下，军队都是几大寡头私家的，现在主政的最大寡头提倡“军队国有化”，各家贵族不再养私兵，别家难免会怀疑这位的动机：我们把钱交上去了，我们的私兵变成所谓“国家军队”了，但还是你这位执政官掌握的啊，会不会变成你一家独大？
季康子想到了孔子，让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希望他能支持新政。
孔子听了冉有汇报，说：“这事我不懂。”冉有再问，孔子就不说话了。
冉有着急：您现在是鲁国的国老，国家大政等着您拿意见呢，您一定要表个态！
可孔子还是没说话——他不想当着别的学生发表不同意见。等就剩他和冉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直说不赞同，因为他只认周公创立的那套制度。要强化国家政权，把贵族阶层的权威和利益都剥夺了，他没法接受。
季康子也顾不上孔子的意见，还是开始推行新政策了。这种所谓专家论证就是走个过场。当然，季康子这新政最后没能成功，因为孟孙、叔孙两家不肯配合，三桓下面那些小贵族也不愿丢掉自己的利益。
如果这轮新政推行成功，鲁国就算开创战国变法的先声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国家政权该朝哪一步走，大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无能如季康子也看得出来。但如果寡头共和的均势太强大，几家互相掣肘，集权这一步就始终迈不开。
孔子虽然没担任实职，但他有大夫身份，住在曲阜，上朝的时候也可以去列席一下，所以经常能见到季康子。《论语》里记载季康子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他向孔子咨询问题。孔子讲的，一半是大道理，一半是推荐自己的弟子。
孔子和季康子谈先朝旧事，说起过卫灵公。孔子对卫灵公印象不好：好色、近小人、怕老婆。
季康子问：要是这样，卫国怎么没亡国？
孔子解释：卫灵公手下有几个能人，有人擅长外交，有人擅长打仗，有人专管祭祀，这样，国家就不至于垮台了。 2
这对季康子有吸引力。谁都想自己过得放纵还能江山永保。他问孔子，您这几个弟子，子路，子贡，冉有，他们从政的本事怎么样？
孔子说：子路果敢，子贡世故，冉有懂实务，让他们办事，肯定没问题！ 3
绕不开的三桓
孔子回鲁国半年后，鲁昭公的遗孀，就是从吴国娶来的那位同姓的夫人，去世了。鲁昭公这时已经死了二十三年，他当年和季氏作对，季氏比较忌讳，现在也不肯给这位夫人操办一个合规格的葬礼。但孔子当年追随过昭公，现在尽最后一次君臣之义，还是穿上孝服去吊唁了。
吊祭完昭公夫人，孔子回家，顺路要去季康子家一趟。车到季家门口，孔子忽然想起来，把孝服脱下来，才进季氏家门。
他想起了五十二年前，自己穿着孝服去季氏家赴宴，和阳虎的那次遭遇。那时季氏家长还是季武子。 4
季氏家的大门，对他曾那么威严、神秘、不可逾越。现在，年近七旬的孔子也不敢掉以轻心。
孔子回国两年后，孟懿子去世了，孟孺子继位（孟武伯）。孟懿子前半生对孔子提携不少，但他很介意孔子搞的“堕三都”之类的政策，后来对孔子就比较疏远。
在季康子时代，孔门弟子们都给季氏工作，孟孙家族有所顾忌，担心季氏独大。孟武伯当家长后，也向孔子打听几个弟子的本领，问他们够不够“仁”的标准。
孔子说，仁的标准太高，不好说。但子路能给千辆兵车的大国管军事，冉有能给百辆兵车的大贵族家当宰，公西赤能搞外交，在朝廷上接待外宾，这些人都是搞行政的人才。 5
但孔门弟子很少有给孟孙、叔孙家族工作的。孔门弟子这个时期纷纷当官，除了冉有、子贡、子路、高柴、言偃，还有卜商当莒父宰，宰予、樊迟等人也都有职位。
更厉害的是闵子骞，季康子想让他当费城宰，他就是不答应。因为在他看来，费城宰是季氏的职员，不是国君的大臣，身份太低（孔子年轻时候就没这底气）。而且，即使国君来任命他，无能无道的国君他也不接受，宁可在汶河边当个隐士。 6
孔子的这些弟子当官，和孔子当大司寇的时候一样，是只拿年薪，没有封邑，职位不能世袭，雇主三桓家族不满意，随时可以辞掉他们。这和原来贵族世袭官职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是官僚政治的雏形。闵子骞不能接受，他留恋的还是老贵族制度，有名正言顺、世代传承的爵位和封邑。
给季氏当武城宰的言偃出身平民，在武城也热衷搞平民教育。孔子有次到武城，听见老百姓家里也在弹琴唱歌，觉得有点好笑，说“杀鸡怎么值得用牛刀？”
言偃说：我以前听您讲道理，说君子、小人，都应该学点“道”，君子学了道就会行仁政，小人学了道，就容易使唤。
孔子也赞同言偃，他对其他学生说：言偃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是开玩笑，你们不要当真！ 7
孔子和他出身低的这些学生，对底层百姓还是有感情的，这和贵族出身的人不一样。之前齐鲁战争，言偃治下的武城农民充当长矛步兵，帮着冉有打了胜仗，这已经不是贵族的战争游戏方式了，但孔子师徒还没有修改游戏规则的能力。
孔子的多数学生，当了官就要按掌权者的意志行事，难再实践老师当初教的“道”了。冉有给季康子当大管家，最有势力，但孔子对他的不满也最多。
季氏家已经是鲁国最富的了，冉有还整天想办法帮他搜刮百姓，增加收入。这类消息经常传到孔子耳朵里，孔子发怒说：冉有不配当我的学生！学生们谁见了他，就替我骂他！ 8
冉有被搞得很紧张，再和季康子谋划什么事，尽量瞒着不让孔子知道。
在孔门弟子里，冉有的身份比较模糊，我们不知道他出身于什么家庭。从他的作为和受到的待遇看，应该不是贵族出身。他是孔门弟子里面最善于钻营的，有勇有谋，但最终也没能挤进世袭贵族的那个圈子里。
这时的季康子完全不把鲁哀公放在眼里，季氏家里的很多礼节都和国君一样，甚至要和天子一样。比如祭祖宗的仪式，要用集体舞（或者叫团体操）表现祖宗打仗的功业，这种集体舞是方队，天子能用八八六十四个演员，叫“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个，六佾；大夫用十六个。但季氏祭祖就用六十四人，天子级别。孔子说：这种不守规矩的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 9
季康子要到泰山献祭，按照周礼，泰山是天子才能祭祀的，这是僭越。孔子找冉有质问：这事儿你就拦不住？冉有说：我管不了。孔子气得没办法，说泰山神有灵，不会保佑你们。 10
季康子想吞并鲁国紧邻的一个小国，颛臾，孔子也不满，对冉有和子路两人讲了半天道理（子路在卫国干事，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来鲁国了），想让他们劝季康子住手。这俩人不听，装糊涂，孔子也没办法。 11
不仅季氏，其他两家也都僭越。本来只有天子祭祖收场时可以演奏《雍》这支曲子，它是王室专用，歌词都是颂扬天子的祭祀场面如何庄严，诸侯公卿都来尽职。但是到孔子晚年，三桓家族祭祖都演奏《雍》了。孔子说：你看那歌词里唱的，三桓家里怎么会有那么大场面！ 12
看到三桓家族这么垄断权力，为所欲为，孔子有个预感：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太久。鲁国国君管不了大臣的局面，已经五代人了（从较早的鲁宣公开始算的，那是在孔子出生前四五十年），三桓专权已经四代人（从季武子时三桓瓜分鲁国算的），三桓后人被逐出政治舞台的日子恐怕不远了。 13
可他的弟子们都是给三桓打工的，这让孔子很为难。
夫差的巅峰
孔子返鲁后，鲁国仍然生活在吴国霸权之下。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已经完成，正准备开启对吴国的复仇战争，但吴国和中原列国还没有察觉到。
孔子回鲁国的第二年（鲁哀公十二年），吴王夫差准备再次北上，召集会盟，他这次的目标是让卫国臣服，先派了一名使者到卫国传达此意。卫国的贵族们分歧很大，有人坚决不愿服从吴国，还暗杀了吴使。
不久，夫差带着吴军北上了。到这时，吴国人沟通江、淮的运河体系可能刚完工，因为他们是趁着夏天雨季北上的，这是为了在北方行船方便。鲁哀公得到通报，先赶到淮河边迎接夫差，这次出行比较远，子服景伯和子贡作为外交官员随行。
吴国太宰伯嚭转达吴王的旨意：准备和鲁国再进行一次盟会宣誓，重申鲁国对吴王的附庸关系。鲁国人自然不愿意重复这种屈辱的仪式，哀公让子贡把这件事推掉。
子贡向伯嚭说明：向神宣誓一次就够了，如果再有第二次，说明第一次的已经失效了，第二次的效力也未必能持久。而且按照周礼，不应该向上天重复汇报同一件事。听了这个解释，吴人放下了再次盟誓的念头。
接下来，夫差带着鲁哀公北上，进入卫国境内，并再次邀请卫出公来参加会见。年轻的卫出公只好硬着头皮来了，他知道抗命的后果很严重。宋国迫于压力，也派了一位大臣皇瑗来参会。
卫出公、鲁哀公和皇瑗先私下举行了一个盟誓，没敢让夫差知道，主题大概是目前要维持好和吴王的关系，但是卫、鲁、宋三国应该保持中原传统的团结，把蛮夷当道的这段日子熬过去，期待以后出现转机。
吴人不会宽恕使者被杀的事件。卫国人在会盟场地安置好帐篷之后，吴国军队就在卫出公的帐篷外打下了一圈篱笆，把他监禁起来了，也不按国君的标准招待他。显然，下面等待卫出公的是一场审判。
卫国人不是没经历过这种国际审判。当年晋文公称霸前，卫国国君擅自灭了同姓的邢国，又结好楚国，晋文公战胜楚国之后召集诸侯开会，对卫君进行审判，证词都对卫君不利。晋文公让一个巫医毒死卫君，结果巫医受了贿赂，把毒药调得比较稀，卫君上吐下泻折腾了半天，没有死。后来晋文公的火气小了点，觉得再杀掉一个同姓国君也不太好，才把卫君放回去了。
这次，子服景伯和子贡商量：卫君被吴王惩戒，对我们鲁国和孔门子弟都不是好事，因为子路等师兄弟在卫国很受重用，最好能帮卫君说说情。子贡于是以私人身份去拜见伯嚭，按照士大夫初次相见的礼节，还带了一捆丝绸作为礼物（之前他们的见面是公务，不是私人结交）。两人先聊了一些公务以外的话题，慢慢说到了卫国的事情上。
伯嚭说：“我们君王一直想拜见卫君，可卫君这次来得太晚，我们君王怕有什么不测，就先把他保护起来了。”这是春秋外交语言，尽量自谦，对严重的事态轻描淡写。
伯嚭家本来是晋国卿族，他祖父在寡头内斗中失败，逃到了楚国安家，到伯嚭这一代，又因为楚国内部的争斗，逃到了吴国，很受重用，所以他懂中原这套外交辞令。
子贡说：“卫君这次来参会前，跟国内大臣们会商，大臣们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所以来得晚了点。那些赞同国君来的，都是亲吴的，反对的，都是反吴的。现在您抓了卫君，是让亲吴的一方丢脸，给反吴的一方打气啊。这样对待诸侯，恐怕就不好树立霸主形象了！”
伯嚭对子贡的解释很满意，下令释放了卫出公。然后吴、卫举行盟誓，确立了宗主和附庸关系。 14
卫出公这时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以前没见过南方蛮夷。这次见到服饰、习俗都很不一样的吴国人，让他很开心，甚至学了些吴国语言（吴国宫廷上层人可能会说一些中原语言，但也没丢掉吴语，下层人则都是说吴语），回到卫国之后，还经常把一些吴国词挂在嘴上。大臣们开始紧张，觉得这位国君会有更出格的举动。
次年，夫差再次北上中原，在黄池举行盟会，这次他向周王室和晋国发出了邀请。黄池在郑、卫、宋三国之间，今河南省封丘县，是标准的中原腹地，夫差希望通过这次盟会正式确立吴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近百年来，晋国一直和楚国分享霸主地位，现在楚国衰弱，晋国内战初平，无暇外顾，也不希望和吴国翻脸。执政赵简子特意陪晋定公来参会，随行的晋军也很多。
夫差倒没奢望让晋国承认自己的“王权”，他只是想取代楚国的地位，和晋国分享霸权。因为这次夫差不是要强调自己的王权，周王室觉得面子上能接受，也派了一位大臣单平公参会。单是这位大臣的封邑，平是谥号，王室的大臣虽然封地不大，但级别高，和诸侯国君一样也称为“公”。
会见的关键环节还是盟誓仪式。夫差为了显得自己声势壮大，想让鲁哀公以附庸的身份随同参会。鲁国其实已经承认了这种关系，但是在老霸主晋国和周王代表面前以这种身份出场，就太丢面子了。子服景伯和子贡商量了一番，对吴国人说：“这次大会，你们吴王是以霸主的身份出席，霸主还是诸侯，而不是王，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鲁国还是你们附庸的话，我们的身份就被压得太低了，甚至比小小的邾国还低。以前我们盟誓：吴王一旦有事，鲁国要提供八百辆兵车参战，但我们身份被压低以后，就不能提供八百辆了，只能是邾国的一半——三百辆，这才合乎我们的新身份。您觉得这样对吴国有好处吗？”
夫差和伯嚭商量了一下，同意了子服景伯，没再坚持。
最后是盟誓仪式，最关键的“歃血”环节，就是用祭牲的血敬献上帝，然后由盟誓者喝下，象征上帝已经听取了，保佑了盟誓内容。
盟誓先要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坑，南北走向，在坑边杀一牛、一马，用盘子盛血，还要割下牛的左耳朵，由盟主握在手里（成语“执牛耳”就是当盟主的意思），先端盘子敬天神，然后自己喝下一口血，再递给排第二的盟誓者，依次敬上帝，饮血……
与会者都喝完之后，一起念诵盟誓的誓词。最后把牛马尸体在坑内摆好，上面放盟誓的帛书、玉器（也有直接写在玉器上的），填土埋好。盟书会誊抄几份，与会者都保留一份。
这个仪式，应当来自周人部落时代的结盟典礼，还保留着“茹毛饮血”的原始风尚。到春秋时候，它也进化了一些，一般不大口喝血了，只是象征性抿一小口，或者用手指蘸一下，舔一下，甚至是用手指把血抹在脸颊上就行了。
吴、晋盟誓的时候，为谁第一个“歃血”的问题又争起来了。
吴国人说：我们始祖吴泰伯，是周文王的大伯，你们始祖是周文王的孙子，我们辈分在前面！
晋国人说：我们晋国是上百年的霸主，周王室都承认了的。我们应当是第一个！
双方僵持了半天时间，赵简子甚至考虑和吴国人打一仗，索性分个输赢。这时的夫差有个秘密：就在他带大军离开吴国之后，越王勾践发起了进攻，打败了吴军，吴太子也战死，但吴都城暂时保住了。求援的使者接连赶来。夫差担心消息泄露军心动荡，下令秘密处死这些使者，一晚上就在帐篷外杀了七个人。
最后晋、吴双方还是举行了盟誓，至于谁“执牛耳”在先，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晋定公在先，有的说夫差在先。事实可能是晋国占优势，因为晋国人还耗得起，吴国人耽搁不起了。
在准备班师的时候，夫差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了，他想起子服景伯推卸掉鲁国附庸身份的动议，觉得伤了自己面子，想把他抓回吴国去。子服景伯说：“我这次出发前，已经在家里指定了继承人，没什么牵挂了。吴王要扣押我，我就带两辆车、六个人一起走，什么时候出发都行。”
吴国人带着子服景伯走了一段，觉得这么做没什么实质意义，又把他放了。夫差想到宋国人对自己不是太老实，又想顺路灭掉宋国，把男人都杀掉，女人孩子都掳到吴国去。臣下感觉他有点精神失常，好歹把他劝住了。 15
这次夫差南归之后，吴国在越国的攻势下越来越削弱，再没有能力顾及中原。夫差十余年北上求霸，有虚名而无实利，最终断送了新兴的吴国。
这也是春秋史一直上演的一幕：“蛮夷”国家没有贵族寡头政治的传统，集权程度高，能迅速崛起。可当他们接触到“文明”的中原世界，会被这里复杂的文化和游戏规则吸引，也想按照中原的政治伦理来当霸主，维持中原旧秩序。这又降低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扩张性。楚国、吴国相继走过这个历程，而在吴国灭亡后，取代它的越国也走上了这个循环。
孔子的学术：六经
孔子最后一次返回鲁国后，正式编订了“六经”文本，这是他晚年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后世又成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经”就是经典文献，六经分别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周易》。孔子一辈子“述而不作”，他没往六经里面加什么自己的东西，就是个编辑整理者。下面分别介绍“六经”的内容，它们和孔子的关系。
《仪礼》，是各种贵族生活和朝廷礼仪的操作手册，在前面“六艺”中已经介绍过了。这是孔门老本行。
《乐经》，现在没有了。有人说，乐本来都是乐曲，本来就没有写成过文字，乐的内容都是盲人乐师代代相传，也没法写成书。但那些乐曲也都失传了。
孔子晚年回鲁国以后，先帮宫廷乐队调整乐器的音阶。这时的鲁国朝廷已经穷得不行，连盲乐师们也养不起，那些人都各奔东西，剩下的都是些外行，朝廷乐队演奏荒腔走板，没人在意。那时没有现在的乐理，确定音阶很麻烦（后来到汉魏晋，经常有朝廷乐器音阶不准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调）。孔子这次从卫国回来，发现了这个问题，经他手才调准了。 16
《诗经》，是从西周到春秋时候王朝和各国的歌谣。这些歌谣有冠冕堂皇的，在祭祀祖先、国家庆典等正式场合上合唱伴奏；有比较正规的，在贵族们宴会上唱；还有很通俗的，是老百姓民间的歌谣小调，其中有很多情歌。
不过孔子教诗不是教文学赏析，让弟子们当诗人。前面说了，那时社交、外交场合要赋诗，学诗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教训弟子：你们就算把诗经三百篇都背下来了，要是当地方官干不好，当外交官说不好，有什么用？ 17
《诗经》的作用，孔子归纳有六条：
可以引发话题，这叫“兴”。就是先背两句诗，再开始说正事。现在的民歌，像《信天游》，还有这种“起兴”的写法；
可以了解各国的风土民情，这叫“观”。因为诗经按国家分类，看不同国家的诗，就知道了它们各自的历史、风俗；
可以跟人打交道，这叫“群”。因为诗经里有很多社交诗（特别是《小雅》部分），酒宴上唱的，可以用来劝酒或躲酒。
可以讥讽时弊，指桑骂槐，这叫“怨”；还可以学事父、事君。这两样，因为诗经——还是《小雅》里，有很多政治诗，有宣誓效忠周王的，也有政治失意、破口大骂的。
最后，还能学各种草木鸟兽的名字，像幼儿的“看图识字”。 18
孔子理解的诗，实用性都很强。这其实不是诗歌的本意。不过，诗毕竟通俗、好懂，孔子给弟子开课，最先讲《诗经》，学生有兴趣，容易入门。他让儿子自学，也是从《诗经》开始。学了《诗经》之后就是《仪礼》，当儒生的基本功。最后是《乐》，孔子最喜欢的，留在最后面，算是最高境界。 19
《尚书》，意思就是古代的书。古到从传说的尧、舜、禹开始，然后是夏、商、周朝，分别叫《夏书》《商书》《周书》。这些书大都是帝王的讲话稿，安排接班人、战前动员，都有大会讲话。还有针对某人、某事的讲话，比如封一个大臣当诸侯，或者针对当前贵族的不良风气，发表专门谈话，构成了《尚书》里的篇章。孔门弟子学《尚书》，就是在学古代史。
《周易》，是算卦用的。那时人们迷信，干大事前都要算卦，问问神明的意思。举行典礼、祭祀、宴会也要算卦。算卦有两种。用乌龟壳，火烫以后看裂开的纹理，叫“卜”，“卜”字就像龟壳上裂开的缝。另一种用草棍算，因为古人也拿草棍算数学题，像后世的算盘，运用到算命上很方便，这叫“筮”。卜用的龟壳，筮用的筮草，都很有讲究，古人认为龟壳、筮草越是珍贵难得，算出来的卦就越准。
跟随鲁昭公出逃的臧昭伯，他家就有一个祖传的龟壳，很大，谁都舍不得用，给这个龟壳专门盖了间华美的房子，一代代传下来。到臧昭伯这辈，被他堂弟臧会偷出来了，拿它给自己算了一卦。他算的问题是当君子好，还是当小人好？结果是：当小人好。他从此就专门研究怎么搞乱臧昭伯家，后来他投靠了季氏，臧昭伯反对季氏，追随昭公出逃，季平子就让臧会当了臧氏的家长。臧会感叹：不服不行，这龟壳就是灵验啊。
但孔子早年对《周易》似乎不太感兴趣。那时卜筮是很专门的技能，做这个的人叫“史”或“祝”，往往是家传世袭的本领。在可靠的经史记载里，孔子从没对卜筮发表过什么看法，更没自己动手算过卦。他好像是晚年才对《易经》感兴趣。《史记》说，孔子晚年读《周易》，手不释卷，翻得太多，编竹简的皮条都断了很多次。
《易经》和其他算卦的技术，本质上都是一套符号，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用符号推算的结果来预测人事。孔子以前做学问、搞教学，都是“述而不作”，就事论事，不创造新理论。他自己研究问题，包括教弟子，都是“温故而知新”，鼓励类比，举一反三。他觉得能搞明白具体事就行了，从没想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现在，孔子却对《周易》这套符号理论感兴趣了。他说：要是我50岁时学了《周易》，就不会犯那些大错了！ 20
50岁是他从政的开始，知天命的时候。他现在后悔，又想用《周易》干什么？难道是发现了符号理论的精妙之处，想重新搞一套理论学说？比如前面说的，晚年孔子已经没有什么搞变革的决心了，但他又看到了一个大趋势，三桓专权的局面不会永远维持下去。这说明他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时又注意到了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这么发展下去，就是要总结一套尽量客观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如果那样，不仅是孔子思想的重大转型，中国哲学史、学术史也要重新书写。可惜孔子不久就去世，无法弄清楚了。
《春秋》，是编年体的近代史，它和孔子的关系太复杂，得专门说说。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官方档案。国内外有什么大事，随时记载，但篇幅不大，都是寥寥数语。史官记载这个干什么用？有学者推测是“告庙”用，就是按季节时令祭祀先君的时候，要向祖先汇报最近发生的大事。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编辑成册，成了史书。这种档案保密，一般人看不到，有专门的史官保管。
孔子没当官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档案。当大司寇的时候能看到，但他那时忙着治国理政，没顾上学问。只有到他68岁回了鲁国，兼任了朝廷的史官，才有机会把往年的《春秋》都抄出来，整理成书，给弟子们学历史用。因为弟子们想当官，光知道古代史不行，得知道两百多年以来国内、国际的大事。
贵族家有自己的家谱、家学。穷家出身的学生，只能靠孔子抄出来的《春秋》学历史。孔子很重视历史教育。他说，光讲大道理，不如讲事实深刻、明白， 21 拿历史和现实里的兴衰成败，当后人的借鉴。
官方文献都有个问题，就是忌讳太多，貌似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实际上很多事不敢说明白。比如春秋时候，楚国、吴国国君都称王，但《春秋》里面，只给他们叫“楚子”“吴子”。这是官方报道的腔调，因为周人的诸侯不能承认还有别的王，只好掩耳盗铃。
有人说，这都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暗存褒贬，背后的讲究很多。这么说就是想多了。只要有朝廷的地方，就有冠冕堂皇的面子文章，这跟孔子无关。
再比如，孔子出生前一百二十多年，周王朝发生过一起兄弟俩争天子的事，所谓王子颓之乱。这场动乱持续了三年，最后郑、虢两国联合出兵，才算平定。这么一起大事，在《春秋》里一个字都没记载。为什么？因为鲁国当初支持的是王子颓，后来王子颓一派失败，他成了乱党，这事儿就不好意思往史书里写了。这也跟孔子没关系，如果是孔子从头写的《春秋》，这件事就不会被忽略掉了。
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是政府机关报，断烂是残缺不全，现存的《春秋》真有一些残缺。王安石看得很准。
虽说是拿腔捏调的官报，有总比没有好，《春秋》能抄出来，变成书，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其他国家的档案，没有经过这种汇编整理，就大都失传了。
孔子最后几年兼任鲁国的史官，工作是编写《春秋》，这东西像年鉴，每季度写一次，可能只有一两条，年底汇总一下，续在去年后面。孔子接手以前的那些内容，是前代的历任史官写的，用不着孔子从头写。当然，他也许会做一些字句上的润色，但基本内容变不了，朝廷也不可能允许他乱改。
所以《春秋》是鲁国历任史官的“集体创作”，二百多年的内容，真正由孔子动手写的，就是最后面的几年。“孔子著春秋”背后，其实隐藏着关于《春秋》的“版权纠纷”，很可能是孔子和他前任左丘明发生了争执。这又牵扯到左丘明的另一本史书——《左传》。
和左丘明的笔墨官司
《春秋》是鲁国官方的档案，缺点是有些事情不敢如实写，比较隐晦，其次是太简略，一年只有寥寥几条，百十个字。所以光靠《春秋》还看不懂春秋历史，需要看《左传》。《左传》的内容比《春秋》多了几十倍，翔实多了。
为什么会有《左传》？据说是鲁国一位叫左丘明的朝廷史官，看到《春秋》太简略，几乎没人能看懂，就写了本解读《春秋》的书，全名叫《春秋左氏传》。“传”意思是解释，书名就是“左氏对《春秋》的解释”，简称《左传》。
《左传》非常了不起，它对春秋时候列国贵族的事迹都非常了解，写得很细致，也生动有趣。里面有些记载，比如夫妻俩被窝里的对话，外人不大可能知道。所以钱锺书曾说，《左传》很多描写是文学性的，有作者的虚构在里面。其实这看法有点片面。春秋时候，列国的贵族一体化程度很高，来往很密切，历代国君、贵族的轶事，在贵族圈子内早就形成了很多掌故、传闻。左丘明主要是把这些掌故记录、汇编起来，并不需要他自己添加太多东西。从他熟知这些掌故来看，他肯定是贵族社会的圈内人，从家庭到工作耳濡目染，都是这些历史故事。
左丘明这种史官的正式工作，是撰写每年的官方版《春秋》。他撰写《左传》是自己的业余作品，但也渐渐有抄本流传开了。
老年孔子返回鲁国之后，接手了左丘明的史官工作。那么，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如何？
《论语》里，孔子曾说过：“巧言令色的行为，心里怨恨，表面友好的做法，左丘明他瞧不起，我孔丘也瞧不起。” 22 从这句话看，左丘明应该是个很直率、不讲情面的人。
关于左丘明，只有这一条比较可靠的信息。按道理说，孔子接手了左丘明的工作，他和弟子们还需要借助《左传》来了解春秋的历史，肯定对左丘明很熟悉。但孔子师徒的言论里，关于左丘明只提到了这一次。
到底为什么？现在已经没法回答了。一点可能的推论是，孔门师徒和左丘明的关系不好，也许是因为孔子师徒回归鲁国，抢了左丘明一派人的职位，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孔子评价左丘明的那句话，仔细揣摩会发现，那口气像是打完架以后的宣言，透着一股子敌意。这背后肯定有故事。
《论语》里还记载了孔子一句不明不白的话：“我手头这本历史书还有很多缺的内容。早年还有乐于助人的人，把自己的马借给别人用，现在已经没这种人了！” 23 可能孔子接替左丘明的史官工作后，拿到的《春秋》和《左传》是有点残缺的，他怀疑左丘明藏下了一份完整的没给自己，才发这个牢骚。而流传到今天的《春秋》，也确实有些句子不全。
后世儒家无视孔子自己说的“述而不作”，爱说“孔子作春秋”，还形成了一些小故事，都是说孔子写的《春秋》多么言简意赅，用词准确，他的弟子们有不服气的，但自己改一改，发现都不如孔子的出色。这些说法掩盖了《春秋》官方史书的性质，也抹杀了左丘明及以前历任史官的工作，应当跟孔子这派和左丘明的不和有关。
在孔子71岁这年，鲁哀公去郊外打猎，猎获了一只“麟”，孔子把这件事也写到了《春秋》里。麒麟是什么动物，后世有很多猜测，比如有人说是麋鹿（四不像）。今天麋鹿是很稀有的动物，但孔子时代可不是，那时应该不会把麋鹿错认成“麟”。孔子那时，山东地区还有少量亚热带动物活动，也许是某种比较少见的兽类。后来到明朝郑和下西洋，从非洲带回来了长颈鹿，就说它是“麒麟”。
这件事之后，可能孔子身体不好，就不负责撰写《春秋》了。后世人说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也有微言大义，其实未必，因为他这时身体已经很差了，经常病危。但鲁国朝廷还会任命史官——也许是孔子的弟子，继续撰写每年的《春秋》。现在的《春秋》截止时间是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的那年，最后一条是孔子去世。
另外，孔子师徒传授《春秋》离不开《左传》，他们手里肯定有《左传》的抄本，这也就有忌讳了。
今天的《左传》，写到了孔子去世后十几年。孔子去世后的这些，和前面的主体部分很不一样，有些内容很可能是孔门弟子后来补上去的：前面对列国的大事记载都比较完整，最后这二三十年就很不均匀了，很多重要国家都没有任何记载，基本只有和孔子有关的几个国家，对孔子师徒的记载也很多。比如前面讲到过的齐鲁战争，几乎成了孔门弟子的集体亮相，这应该都是孔门弟子补进去的，行文写作的水平比前面也降低了不少。
再后来到战国，又有两个儒生给《春秋》做注解，分别叫公羊高和穀梁赤，他们的书就叫《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两本书里面的历史信息很少，主要是讲《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史学价值不高，但儒家把它们抬得很高，偏偏对有价值的《左传》评价不高，可能和孔门弟子对左丘明的“封杀”有关系。
在《春秋》和《左传》结束后，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可靠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战国的前半段列国搞“变法”的那个时期，几乎是历史的空白。所以孔门弟子们的事迹就不像孔子本人这么清晰。春秋那些老牌诸侯国怎么衰微的，战国新兴的“七雄”怎么通过变法崛起的，有效信息都很少。战国后半段的史料多了一些，但也不是很可靠，多数是《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小说。
所以整个战国的历史，都不如春秋史翔实可靠。可能在贵族社会衰微之后，列国政坛上活跃的人物都是新面孔，没什么家世根基，互相间不能知根知底，所以不像春秋时候能形成比较可靠的掌故，也就写不出《左传》这种权威著作了。
“六经”的缺点
以上是孔子“六经”的简要介绍，好像都是正面的。但孔子也说过六经各自的缺点，或者说是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
《诗经》会让人变傻，“愚”——诗人嘛，疯疯癫癫甚至自杀都很常见。诗里面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可以恨得食肉寝皮，但生活中不能这么极端；
《尚书》里面有很多虚假不可靠的东西，“诬”。因为太古老了，难免有后人杜撰的东西掺进去；
《乐》骨子里是奢靡的，因为能养得起乐队的，都是大富大贵之人，投资太大了。太喜欢音乐的人容易败家；
《易经》容易流于骗人、害人，“贼”。以算命为生的，很容易走到这一步。再沉迷得深了，就容易搞成邪教；
《礼》的缺点是过于“烦”，教条的东西太多。要是人都原封不动地按照《礼》来办事，日子都没法过了；
《春秋》的缺点是“乱”，因为春秋史的特征，就是列国都没规矩了，内部是各种政变内战，外部是各种斗气的混战。 24
这说法有点颠覆性。古代的儒家大师，乃至今天的研究者，都不太敢说“六经”的坏话，也很少注意到孔子对“六经”的这些批评。反倒是“六经”的老祖宗孔子最清醒。
怎么避免这些负面影响？用现在的话就叫“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老想把书本上的某句话直接照搬到现实里面来。孔子爱讲“权”，这个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变，是做事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环境、背景。
具体到“六经”，孔子有一套标准，为了对付《诗经》的愚，人应该“温柔敦厚”，不要太情绪化；对付《尚书》的诬，人应该“疏通知远”，就是别拿古书太当真，用生活常识来驾驭古史里那些过于离奇的东西；对付《乐》的奢靡，人应该“广博易良”，就是兴趣广泛一点，考虑的问题多一点；对付《易经》的贼，人应该“洁静精微”，别老想用占卜算命追求功利性的目标；对付《礼》的烦，人应该“恭俭庄敬”，既老实诚恳，又知道节俭和简约；对付《春秋》的乱，人应该“属辞比事”，就是要了解历史事件的具体背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理解前人做那些离奇的事情，是有他不得已的大环境。
但在孔子之后，儒家还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因为能驾驭“六经”的人还是太少，教条主义者还是太多。
手抄书时代的文化人
前面说过，孔子那些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大多没什么独创性，在他那时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但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就截然不同了，如果没有他这工作，今天中国人对上古的了解会非常欠缺。
印刷术时代的人，已经没法想象手抄书时代的很多困难了：那时书籍数量少，官营的藏书机构也非常少，书籍大都分散在各地的藏家手里。想读书，自己又没书的人，只能借别人的来抄。想找某部不常见的书，往往要多方打听，听说几百里外某城某家人有这部书，就带着礼物去拜见，获得主人允许了才能抄下来。
而且，那时整本“书”的时候也很少，或者说缺乏整本书的概念，经常是单独的一个章节传抄流传，古代就叫一“卷”，就是竹简或帛书的一个卷儿。谁要能把关于某个主题的书卷收集得比较完整，就是伟大的藏书家、编辑工作者了。因为完成这种收集工作，就意味着“拼出来”了一部以往从没有的“大书”。
孔子整理“六经”，就是他按诗、书、礼等六个主题收集、拼凑了比较完整的文献，都可以正式叫一部书了。这工作有点像收集动植物标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要花很多钱和抄书的精力。
其他的辅助劳动也少不了，比如“校勘”工作。因为都是互相传抄，抄书人水平高低不齐，责任心也不一样，难免抄错、抄漏，整理者还要做校勘工作，让书的内容尽量完整、正确。
最可靠的校勘办法，是找到一部书的两份或更多的抄本，逐字互相比对，看都有哪些不一样，比较之下，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就很容易分辨了，脱漏的也就发现了。这更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古人常笑话老书生“皓首穷经”，扎在书堆里一辈子，连抄带校，头发都白了，这没办法。抄本时代，就得不停有人干这种工作，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承，这还没到创作的境界上。
另外还得知道，在传统时代，特别是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不能识字读书。在这种“无知识”的汪洋大海里，老书生们皓首穷经，维持的是一个很珍贵，也很脆弱的文化灯火。人类两千年前的很多古文明都没有传到今天，他们留下的一点碑刻、古书都没人认识了，成了“死文字”。还在薪火相传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家，中国的汉文化是其中之一。
所以古代“文化人”的尊严、优越感和认同感，是现代社会的人没法想象的。现在人看《孔乙己》觉得是嘲笑讽刺，因为孔乙己已经踏进文化普及时代的门槛了，但还保留着传统时代文化人的优越感。
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编辑、校勘工作的创始人，他之前这工作也有人做，但远没他的工作量大。他整理了“六经”，让这些文献可以完整、准确地传递给后世人，可谓功德无量。因为“六经”都是春秋和更早的文献，里面记载的那些事件、文化，和后世中国（战国以后的）很不一样。如果没有“六经”，现代人几乎没法解读上古中国。
如果没有孔子系统整理的话，“六经”就只是些保存在不同主人手里的零散篇章。下面紧接着就是战国的大变法、大战争时代，战国人对上古历史、贵族社会的历史都不关心，更不会有人做这种工作，这些零散篇章会大量散失、失传。再经过秦始皇焚书，战国以前真要成为历史空白了。
万幸，有孔子整理“六经”，有他开创的儒家传承“六经”，才把这些珍贵史料保存下来了。至于和左丘明那点著作权的小纠纷，倒不是太值得强调，毕竟孔子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他没声称自己有著作权。
从实用（意识形态）角度讲，“六经”对战国以后的中国意义不太大，因为社会结构全变了。后世的科举制度，主要命题范围就是这些经书，其实世人对它们的内容都是似懂非懂，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什么实用价值。科举制度和儒家经典绑定，是古代中国（汉）文明走向没落的最重要原因。
但从文化和历史角度上看，孔子整理“六经”的意义就太大了。清代乾嘉学派搞考据，才开始发掘出“六经”反映的上古、春秋的社会历史细节，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到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传进来以后，“六经”更是现代人解读战国以前古史的基础，很多工作还没做完。比如我写过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见“外篇一”），就用了很多“六经”里的内容，它们很多可以和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互相补充。
1 《左传·成公二年》。
2 《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3 《论语·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4 孔子历经的季氏几代人依次是：季武子、季悼子（早夭，未继位）、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
5 《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子路仁乎”条。
6 《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7 《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8 《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9 《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0 《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11 《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条。
12 《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13 《论语·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14 《左传·哀公十二年》。
15 以上史事来自《左传·哀公十三年》。
16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7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18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9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20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22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23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24 《礼记·经解》：“孔子曰：‘……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