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

一

中国历史到了宋代，因为科举制的普及，由半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一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了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威胁，真正做到了独尊。

在宋代以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其势能严重影响皇权的运行。宋代却实现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科举制导致社会流动性剧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层爬上去容易，而从顶层掉落到底层则更容易，因为权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因此“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世家大族的命运终结了，地方上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

因此，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赵匡胤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释兵权，让中国由尚武变成崇文，此外，还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地方权力一分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君权达到空前稳定。

应该说，君权的稳定，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愿望，也是秦制下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愿望。因为从唐代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政权的不稳定造成的混乱，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的痛苦。赵匡胤的集权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社会对五代纷乱政治的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160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彻底解决了地方分裂势力的问题。科举制普及之后，流官才彻底“流”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世家大族的掣肘，文官主持下的州县也不会像以前武将控制的地方那样演变成威胁中央的力量。从宋代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彻底占了上风，宋、元、明、清四朝从未出现地方挑战中央成功的事例。

二

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成就，同时，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宋史·李沆传》）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

宋代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就是集体决策，遇到重大问题，要文武百官一起开会，大家商量解决，皇帝不搞一言堂。有的时候，如果这项政策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影响到某个行业，还会邀请老百姓参加，就像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宋太宗的时候，要起草关于茶叶经营的法律，就专门请来几十名经营茶叶的商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陈恕传》）。北宋熙宁年间，在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甚至杀猪的、卖肉的，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这在其他朝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宋代政治当然也存在着传统政治的大量弊端，比如重文轻武、防民过甚，导致国防实力下降；比如地方分权过甚，官员数量过多，造成“三冗”；再比如我们后文将要讲到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体来说，宋代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宋代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小报有自己的专业“爆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以先得者为功……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种小报非常注重时效性，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利润颇丰，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宋代演戏，经常讽刺朝政。宋高宗时，著名的奸臣秦桧走后门，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状元，结果不久，就有人把这件事编成了一出戏，公开演出，秦桧也无可奈何，没法处罚。北宋著名昏君宋徽宗看戏的时候，演员在台上公开批评他的政策不好，“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让老百姓受了很多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也不敢怪罪这个演员。

推动文明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中国2000年不停的循环，实际上反映出两方面力量的较量，君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这种较量曾经达到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导致即使在基于君主利益而设计的大一统郡县制度的框架内，君权也曾经得到过比较有效的约束，大一统郡县体制在遭遇危机后终获平衡，因此收获了比较辉煌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成就。

在比较高的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宋代也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的顶点在宋朝。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曲折发展，在宋朝达到了文化的高峰。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把宋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说：“（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三

我们头脑中通常有一个错误印象，那就是历史总是进步的，后面的总比前面的要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比较一下宋朝和明朝就知道了。

宋朝和明朝这两个朝代相隔只有8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宣传他要恢复宋代的开明统治。然而事后我们看到，明朝和宋朝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倒退。

我们首先来看财政。

一提到宋朝，我们就想到“弱宋”，感觉这是一个很衰弱的朝代，总是挨打。但是如果从经济角度看的话，宋代其实很强。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时代，国家财政收入接近16000万贯，这个数字是唐代最高额的3倍。明朝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宋朝这个数字的19%。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也就是说，钱是从哪儿来的。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一直是国家收入的主体，国家税收都是从农民手里收上来的。但是到了宋朝，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在中国历史上，像宋朝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这说明，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到了明朝时，农业税又一次占了大头，占了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从这个数字我们能看出，和宋代相比，明朝商品经济是何等落后。

因此，宋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最高峰，社会流动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 [7] 学者夏振坤说，宋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高达22%，这是领先全世界的水平。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 [8] 而根据学者张杰提供的研究数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 [9]

四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权发展水平也很高。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隶制。

在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使用奴隶或者叫奴婢的现象。大户人家大量使唤奴婢，而且奴婢的社会地位十分悲惨，可以随便买卖，和牲畜的地位差不多。

到了宋代，虽然也使用“奴婢”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和以前朝代完全不同了：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保姆”或者“司机”。他们不是雇主的私产，而是自由民，就是为了挣工资给你打工而已。

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拐卖人口者，会被处以绞刑。比今天把人拐进黑砖窑受到的处理要重得多，今天我们顶多判上几年。而且和今天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从重惩处，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 [10]

然而你要是读《金瓶梅》等明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到了明代社会，奴隶现象再度盛行，而且非常普遍。主人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奴婢随意送人。在家里，对待这些奴婢的态度也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虐待奴婢这种情况在明代非常普遍。

最能代表明代人道主义水平倒退的是殉葬制的恢复。这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春秋之后，殉葬的现象就越来越少了，到了汉朝之后，就完全没有了。

然而明代却把这个事给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临终之前，发布了一生最后一道命令，命令他的妃子们为他殉葬。他的40位妃子都不得不上吊自杀，跟朱元璋埋到一起去了。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1000多年的殉葬制，到了明代中期才废除。

五

为什么由宋到明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倒退呢？主要是元代承上启下的结果。

宋代基本消灭了奴隶制，但是按蒙古军制，战争俘掠的人口可以作为军人的私有财产，所以大量的平民在元代征服战争中被掳为奴隶。元代奴婢数量极大，至少上百万户。

宋代均田制被废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佃户可以自由更换地主，任意徙居。这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少有的现象。所以宋代城市才如此繁荣，贸易才如此发达。

而明代却把老百姓强制分成为不同户籍。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否则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不是有手指或者其他部位的残疾。

这也是继承自元代。蒙古军队屠城时，只有匠人不杀，因为有用。随着军事征服不断扩大，为了便于管理，蒙古人就给他们分门别类。建立元朝之后，也就继续这个习惯，把被征服的民族按照职业划成不同的类别，这实际上是把所有百姓变成官府的奴隶。明朝就继承了这种制度。

唐宋时期，臣权对君权形成了有效束缚。而到了元代，君臣关系却出现了重大倒退。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会基本上还处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说的“奴隶制时代”。草原贵族，无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在黄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隶而已。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绩最著的几名战将称为“四骏”和“四狗”。所以如清代满族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一样，元代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公然自称奴婢。

在君臣地位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元王朝对以前中原王朝已经发展出来的那些制衡君权的有效制度自然不可能加以采用，元代没有恢复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不设谏官，重要政策多用蒙古文直接发出，不必经由中书省。皇帝是主子，大臣是奴才，什么都由主子说了算，奴才没有插嘴的份。因此元代成为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的朝代。

这一趋势被明代继承下来，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在元代君权独大的基础上进一步直接废掉宰相和相权，仅保留由大学士组成的御用秘书班子，这与元朝“家臣治国”的习俗出自一体。明代皇帝多恣意妄为，非常任性，处处流露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这与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一脉相承。

唐宋两朝对大臣基本不用污辱性刑罚，宋代更是“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而元朝皇帝有一个习惯，用鞭子打大臣。这种制度到了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明代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打一顿板子，大臣们在皇帝面前毫无尊严。

唐德刚说：“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王夫之则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六

在继承了明代遗产之后，清朝统治者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今天的旅游景点明孝陵有一个著名的石碑，是康熙手书“治隆唐宋”4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明代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只开创了近300年的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也可以算是他政治思维的产物。

清代对朱元璋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狱上。乾隆皇帝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最酷烈的乾隆朝，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皇权由此伸入臣民的大脑深处，造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因此，回顾中国历史，从汉到宋，中国政治文明虽然发展极为曲折，但大体上出现了一个上升的曲线，并且在宋代达到顶峰。然而从元到清，中国政治文明严重退化，社会也出现全面的衰落。而正是大致在中国的元代，西方开始发力超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