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中国历史循环中的突破

一

在第四篇中，我们花了好几章的篇幅，来讲述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循环。当然，分析这种循环，并不等于说我认为中国这2000年的历史就是“停滞”的。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循环当中，其实也有变化、突破和进步。因此，仅仅讲述循环，不讲变化，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历史。从这一章起，我们花两章的篇幅，来讲一下郡县制时代的内在变化。

我们说，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郡县制度，终结了贵族政治，对社会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在秦代和汉代前期，皇权通过官僚系统如臂使指地直达社会基层。

但是皇权的控制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强大族的重大挑战。

前面我们说过，秦汉两代初期打散了大家族，民众被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幅提高。这是周秦之变的最大成果之一。

然而，到了汉帝国中后期，一个重大的制度漏洞导致地方势力死灰复燃，一部分民众从政府的控制下逃离，被豪强大族控制。这样，中央的力量大为削弱，最终导致三国分立。整个社会也进入“士族时代”，也就是“半贵族社会”。

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官吏选拔机制。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员。但是科举制直到隋代才发明，从汉到隋，中国主要用什么办法来选拔人才呢？用汉代发明的“荐举制”，即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给朝廷。

推荐人才的标准是德行，重视道德品质，所以“荐举制”又叫“举孝廉”，荐举孝顺和廉洁的人。所以后来的科举有一个环节中有“举人”的称谓，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个制度看起来很好，提倡以德治国，规定德行是唯一标准，打破了门第限制，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放，很公正。

然而，历史证明了凡是这类只有粗糙标准的选拔，都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可量化的标准，“荐举”很快就被随意操纵，演变成巨大的腐败漏洞。

在汉代也是这样。“德行”这个标准弹性极大，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肯定要举荐自己熟悉的人，只选拔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甚至是互相举荐亲人。这样一来，官位实际上就被社会上层的家庭垄断了，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到了魏晋南北朝，干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士族门阀制度，与秦之前的世卿世禄有异曲同工之处。

与此同时，从汉代起，官员还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为了表示对官员的优待，官员的家庭可以不交税，他的家庭成员甚至他的仆役们也不用去服劳役。

这又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很多人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们，主动跑到官员家里成为“徒附”，因为交给他们的租子要少于交给官府的赋税劳役的负担。打个比方，如果你的土地归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劳动所得的一半。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员家族，你也许只交1/4就行了。

这两个因素一结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 [1]

各大家族世代为官，几百年兴旺不衰，来投奔的人不断增多。因此，到了东汉后期，大族的田庄遍布各地，里面都是来逃避朝廷的赋役负担的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为了抵抗政府来追查逃亡人口，这些大田庄往往还拥有自己的武装， [2] 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警设守备”，成为地方武装集团。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这个非常厉害。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变成了地方大户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税了，中央权力自然大为衰弱。

所以到了汉代后期，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别被政府和世家大族控制。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上，仍然编户齐民，东汉三国的资料显示，政府控制下的村子姓氏仍然分散，政府可以收税，但是更多的人口已经不归政府控制，而归地方豪强控制，在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收不到税的。

当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的时候，国家自然分裂了，于是进入三国时代，接下来又是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根据王育民的判断，三国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人口有767万，而地方豪强势族控制的人口多达1534万，就是说，豪强控制的人口比国家控制的多了一倍。 [3]

“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地主经济就很容易退化到庄园制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势力大得如同小国君主，财力强过朝廷，仆人可以组成军队，关上寨门就成了集市。

那个时代官位虽然不是明确的世袭，却是在上流社会转来转去，财富也稳定地集中于一些大家族，与秦以前的贵族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把从东汉后期一直到宋代以前的社会，叫“半贵族社会”。

二

中央和地方的争夺，造成社会持续动荡，人口大量流失，但是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地方势力不断上升，也导致皇权受到有力制衡。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比如司马睿建立东晋，主要依赖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因此司马睿举行登基大典之际，突然从御座上走下来，拉着王导的手，非要他一同坐在龙椅上，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贺，因此出现“王马共天下”的谚语。

因此，皇帝与上层精英共治天下的观念从魏晋开始树立起来，到了唐代，大一统郡县制度经过长达800余年的发展，经历了重重挫折，吸收魏晋世族与皇帝共治的政治传统，终于迎来了一个良性的制度成就：封驳制度。

所谓“封驳制度”，就是皇帝的指示，要经过政府部门“给事中”的审查，给事中认为没问题，才能下达。如果给事中认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则不给签字。《新唐书·百官志》说：“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皇帝的圣旨有问题，给事中干脆直接在上面修改，退给皇帝，让皇帝重新考虑。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我们知道，在以前，皇帝的旨意，无论臣子们是否理解都得执行。但是唐朝就不一样了，皇帝的想法要经过大臣们的审查，这样，皇帝犯错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这是对“秦制”的重大修正，完全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则。我们知道，法家在君臣关系上唯一的原则是“君为臣纲”，认为“君主必须超乎一切批评之上”。《管子》说：“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

然而，封驳制度的理论却是“君臣共治”，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有集思广益，政策才能合理，因此，大臣不能事事顺从皇帝，必要时一定要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唐太宗鼓励大臣们反对自己。他说，“人之意见，每或不同”，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勿上下雷同也”，不用非得统一思想。因此他要求官员们一定恪尽职守，在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一定要帮皇帝好好把关，皇帝的话如有不妥之处，必须要驳回。

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扩军，因为兵源不足，打算降低入伍年龄，征发年满十八岁者为军。当时魏征出任给事中，坚决反对。唐太宗龙颜大怒，写了旨意强行下发，结果“征又不从，不肯署敕”。最终唐太宗认输了，认为魏征说得有理，取消了这个命令。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在朝廷上下不可一世，卢粲坚持两次封驳制书，直至获准。

唐代政治文明的另一个进步是完善谏官制度。谏官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唐以前不仅谏官废置不定，而且编制也不固定。唐代谏官制度完善，谏官数量众多。 [4] “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谏议大夫四人，正五品上，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

唐代统治者主动培育诤谏精神。唐太宗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有人说有了权力就要任性一点、潇洒一点，为所欲为。我却认为最好经常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当好皇帝。有一次，唐太宗弄到一只很漂亮的小猎鹰，正拿在手上玩，魏征来了，要和皇帝商量事情。唐太宗怕魏征批评他不务正业，赶紧把这个小猎鹰揣怀里了。魏征一看，唐太宗衣服底下怎么鼓鼓囊囊的，肯定有问题，于是就故意说话说得长一点，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等魏征终于说完了，走了，唐太宗把衣服解开一看，小猎鹰已经在怀里闷死了。

因此，唐代谏官权力极大，而且言无禁忌，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您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问题是现在弄得太多了，缺乏节制啊。“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

有学者以两部《唐书》为根据，算出唐代谏官进谏成功率为68%。而且“唐代虽然拒谏时有发生，但是因进谏而身亡的事件极为罕见” [5] 。

唐代封驳制度和进谏制度在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皇帝错误决策方面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唐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写了很多讥讽皇帝的诗，比如著名的《长恨歌》，就是讽刺唐玄宗的。这要是在别的朝代，很容易被抓起来，结果唐宪宗读了，感觉写得太好了，太有才了，“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不但不追究他讽刺自己祖先的罪过，还让他进宫当官。

三

唐代前期虽然建立了封驳制度，完善了进谏制度，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那就是人才选拔机制。

本来隋代已经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制度创设。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从王莽开始一直到隋文帝，历代皇帝都致力于压制地方势力，重振中央集权，为了把人口和资源从世家大族手中抢回来，采取了从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检核垦田”，再到北魏的“均田制”，最后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到隋炀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才选拔机制的漏洞。只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会动摇。

因此杨广创立了著名的“科举制”，以打破士族对官位的垄断。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标准统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这一制度让底层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士族失去了对官位的垄断权，推开了门阀世族势力消失的大门。但是任何一个制度的成长都需要时间和环境，科举制并不是一下子就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隋代很快灭亡，这一制度基本没发挥作用，整个隋代“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一共才取了十来个人。就是到了唐代，科举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仍然只起了辅助性的作用。唐代289年间，进士及第者平均每年只有22名，90%的官员还是因为门第和军功等入仕。因此，虽然唐初皇帝曾经大力打击门阀势力，但是中唐之后，门阀复盛，荥阳郑氏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称；清河崔氏中唐后也陆续有八人为宰相；山东五姓世代通婚，不与外族为婚；高门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愿与皇帝联姻；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宁愿将孙女嫁给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唐文宗尴尬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6] 我们李家当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门啊。

因此，科举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的装饰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世族政治的种种弊端。唐代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基本上由世族控制的社会，比如在中央，皇族内斗重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出现的问题更为严重，出现了漫长的藩镇割据。事实上，大唐虽然号称289年，但是统一的时段不过137年，藩镇割据却长达152年。接下来的五代十国这另一个分裂时期，其实也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中国古代社会的彻底改变，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为了解决武将当权问题，才开始真正大规模地推行科举，把科举当成最主要的选官手段，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20多人，宋代则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40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4517人。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赵普等4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

这一局面导致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则发生巨变。日本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半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变成了平民社会。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科举制的普及让君主专制制度大大完善，君权的稳定性大幅提高，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由此才达到真正的完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