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余华

张新颖：谈了苏童，就接着谈谈余华吧。

王安忆：我觉得他们小一代作家都蛮可爱的，余华也很可爱。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们中国作协一个十几人的大团去台湾，需要在香港转机，还要进到港岛办手续。我们这帮子人走在香港机场，遇见一个浙江人，矮矮瘦瘦的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显然是到台湾探亲去的，老兵的后代一类的，他很惶惑，左顾右盼，背着行李，逢人就问怎么办签证，应该怎么搭车，然后他就问到余华，他问到余华的时候忽然之间开心地笑了，说了这么句话，说你是去看爸爸的吧。很奇怪，其实我觉得他说这句话真是昏头了，从年龄上讲余华完全不可能有在台的老兵爸爸的。

张新颖：余华年轻啊，年轻得像个孩子似的。

王安忆：余华他会给你什么印象呢，他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

张新颖：你这个说得有意思，我觉得余华年轻，倒是没有把这个年轻和找爸爸联系起来。

王安忆：这个浙江人他直觉的反应就是，你去看你爸爸吧？我就觉得余华始终像一个孩子，处在父子关系中的孩子。他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写得特别有意思，写的是盲肠，以一个孩子的角度叙述，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父亲给他们兄弟讲，盲肠这样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只有当它作乱的时候才能体现作用，然后呢他父亲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飞行员，在飞机上面盲肠发作了，然后他居然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进行了盲肠手术。这两个儿子非常崇拜这个父亲，有一天回到家以后呢，他们看爸爸在那儿呻吟，说肚子痛肚子痛，两个人就说，爸爸你怎么样了？爸爸说，我好像是发盲肠炎，你给我去叫某某叔叔，是医生。他们俩就非常兴奋，并没有去叫这个医生叔叔，而是搬过来一面大镜子，让他们的爸爸表演开盲肠。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爸爸看了镜子以后的反应是哭了，他哭着恳求儿子们去找人来，最后他们的爸爸终于得到救助，把盲肠开掉，安然无恙。他父亲就说了一句话：我的两个儿子，就像盲肠。我觉得余华就是处在这种父子关系里，寻找和认同英雄父亲是他一个母题。余华这个人很有趣。

张新颖：余华表面上有时候会给人一种痞子气的印象，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个人是很认真的。

王安忆：余华曾经在我们作家协会作了一个很短的演讲，听众对他不满意，说他不认真什么的。其实不是不认真，余华可能讲得太深了。那天他就是讲了几个他受影响的西方现代小说。那些东西非常重要，比如他就讲一个女人，头被齐根割断，可是她还是立着，完好如初，只是颈上多了一条红围巾。

张新颖：我看过，这是法国的一个小说。余华还写过一篇短文，专门讲这个小说，就讲这个红围巾。

王安忆：红围巾是很重要的。他讲的五六个小说，全是红围巾这一类东西。红围巾，它是真实和不真实的一个环节，这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有了红围巾，事情就变得可能了。其实所有的神话，都是要有一个不可能到可能的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就无法自圆其说。他那天都是讲这个环节，但是他不是很有准备的人，他讲得不大清楚。下面的人听不懂，就觉得他在瞎讲。

张新颖：他是讲写作当中的体会，那大部分的人是不写作的人。

王安忆：这种场合也不大适合讲这种题目。那天对我倒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聊斋》，很多民间的鬼故事，都要看你这个红围巾怎么处理，你怎么把这个岔口给处理好。

张新颖：那这样讲，有没有可能这就变成一个技术问题？我要写到一个什么东西，正好想到一个红围巾？

王安忆：现代小说是有技术问题的。比如有个日本女作家，写过一个小说《蟹女》，我就觉得她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她写一个精神病患者，对着一个医生讲她的幻觉，这个人的病是一种妄想狂，她总喜欢多，喜欢极其丰饶的景象，她向医生讲述的，都是多的意象：一个是她小时候，战后没什么衣服的，她就和小朋友在车库里用纸剪偶人的衣裙，越剪越多，铺天盖地。再一个印象，元旦时候，他们日本人有一个登山的仪式，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登山，到天亮，回头一看，人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意象，小孩子玩方舟游戏，想象我们造一个方舟，先上来一对小孩子，然后一对狗，一对猫，《圣经》里不是说要一个公一个母，都是一对嘛，又是很多。最后出来的意象，她觉得自己不停地生孩子，生好多孩子，一胎接着一胎。谈话的时候总是中午，医生在吃便当，便当里的肉汁也是很多。就这样她老是给特别丰饶的幻觉吸引，她以精神分裂的幻觉解决了真实和不真实的过程。但也许并不算什么，可贵的是她的幻觉是一个程序井然的世界，有逻辑推理的过程，是有机关的。现代小说都是搞这种鬼，其实我是不喜欢的，就是机关算尽。但如果它有好的东西出来，我也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