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刘庆邦、刘恒

张新颖：你怎么认识刘庆邦的？

王安忆：我认识他，起因很简单。我记得很清楚，八十年代，有一次我翻刊物，在《北京文学》上，有他一篇小说，排在最后一篇，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篇东西好得不得了，就是《走窑汉》。我就给程德培打电话，要他去看。程德培看了，也说这么好的小说，结果就收到一个什么年度的选编里面去了。后来话七传八传，传到他的耳朵里，庆邦就知道我的看法了，就开始交往了。他是我特别信任的人，这人很沉着的。在北京，有很多聊天的朋友，聚在一起很快活，但是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第一想到的是庆邦，你提出任何要求，他一定给你办到，特别靠得住。我到北京两次租房子，都是他帮我租的。

张新颖：他的小说，现在当然注意的人多了，但以前，也一直写得很不错。

王安忆：庆邦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玉字》，我是向无数导演去推荐，它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影，可是没有人理我。它是写一个女孩子在看电影回来的路上被两个人强奸了，回到家里，她肯定是要寻死觅活的，那家里人当然都不让她死，村里的人也都来劝她。她躺了三天三夜，终于爬起来梳洗吃饭，开始正常生活。一旦正常生活以后嘛，家人却觉得挂不住了，村里人也用鄙夷的眼光看她，原来追求她的男孩子也不追求她了。这个女孩子可说是欲死不得，欲活也不得，而她似乎对此早有准备，她三天三夜不说话不吃喝的时候，她心里面在做这个准备，此时，她做了个奇怪的动作，她去找他们村上最癞最癞的人，一个宰羊的光棍，和他讲，你去找媒人下个聘礼，我嫁给你。她为什么找这个人是很有道理，那天她被两个人强奸的时候，她闻到第二个上她身的人，身上有股羊膻味，她就怀疑这个人，而这个宰羊的人又一直骚扰她。因为这个人是完全找不到老婆的人，一听到她这样的指令，立刻找了媒人去说媒，一说就成，他们家巴不得赶紧把她嫁出去。她嫁过去以后可说小说正式展开，真是写得好极了。她对这个人是这样的态度，对他很好，但是她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很暗示性的，她说：你要是那第一个就好了。这个人一听到这句话，就非常扫兴，而她呢又总是在他最兴奋的时候讲，你要是第一个就好了，这个人的情绪就变得非常嫉妒，最后是这个宰羊的人把那第一个杀了。就是说，她终于报了仇，可说是用自己的生活，身体，杀开血路，把这个局面扳回来了。刘庆邦写的东西，真的是蛮好的，这是天生成。勤奋，认真都是后天的努力，才能是天生成。

张新颖：他的小说里面，有一种沉默在底下的东西，推动着故事发展。这个底下的东西，表面上看不出来，却是很有力量，把全篇都笼住了，所以会觉得他的故事都很紧。

王安忆：他还写过一个短篇叫《血劲》，我也向人家推荐拍电影，也会拍得很好，但也没人理我。他就讲一个矿工，这个矿工的老婆特别看不起他。当时他老婆是看到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矿上的工人找不到对象，她刚刚中学毕业，满脑子热情，就主动跑去说要嫁给一个矿工。领导上也很重视的，就把他们矿上两个模范给推荐出来了，另外一个模范不干，这一个就是他，就和这个女孩子结婚了。风光之后，矿上给她找工作的诺言并不能兑现，这个模范也没什么本事，就是挖个煤，生活又非常艰苦。这个女学生就开始看不起他，和他们镇上一个卖狗肉的人搞在一起了，并且很公开地搞，等于是羞辱他，她公开地不和矿工睡觉，当他的面往狗肉铺子走。另外一个，就是本来要让女孩子嫁给他的模范矿工，他很沉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他就到狗肉铺子里警告那个人，不要把我们兄弟惹翻，不是他，是我们后面一帮挖煤的窑哥；跟那个女的也这么说，事情不要做得太过火。矿底下开的玩笑都很荤的，大家都非常嘲笑这个矿工，把这个人弄得很没面子，他发誓说，我一定会杀了他，你们放心好了。然后大家就都等着他杀，因为你这样窝囊我们都没面子。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杀不了人的人。终于这对狗男女在床上被人杀了。事情是明显的，就是那名工友干的，因为那丈夫是一个手软的人，干不出来，一切的疑点都集中在他身上。当公安局的人到矿下去抓那个工友的时候，她的丈夫，那个很软弱的人却站出来说，人是我杀的，他是狂叫着说的。这时候他写了一个场面很壮观，所有矿灯都亮起来，照向他。他终于挽回了他，以及矿工的荣誉。我真的觉得写得非常好，刘庆邦是一个特别会写故事的人，他天生有虚构能力，看出去的世界和别人都不一样，讲虚构和非虚构吧，区别就在这里，不虚构的人看出去，事实就是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虚构的人看出去，一不是一，二不是二。这真不仅是一个技巧的问题，是看世界的方法。

张新颖：这是刘庆邦的一面；还有一面，我看的刘庆邦的小说，倒不是有故事，他写了很多那种不太有什么故事的，但是很抒情的，很温暖的。

王安忆：写乡里的小姑娘的？这些写得很好的。我觉得他的短篇真的是篇篇都好。他的中篇和长篇也不是说不好，就不如他的短篇。

张新颖：他这个人应该是写短篇的。

王安忆：中国人的长篇吧，缺乏形式。中国人的长篇就是说书人，今天说，明天说，可以无限量地说下去，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我有一次就对他说，庆邦，你的重点应该在短篇，而且短篇一定要靠量取胜的，一篇两篇不行，一定要一大批，像契诃夫那样子。庆邦的短篇，叫我是没这个能耐，能够连续不断地写出这么多。

张新颖：他确实是量很大。

王安忆：质一点都没有下降。

张新颖：你讲刘庆邦小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的小说《姊妹行》，我很喜欢那个。特别是这个女孩子回来以后，又出去找她的伙伴，那种性格，百折不回的求生的意志，真是有力量。

王安忆：对啊，我搞不懂，为什么评《发廊情话》，肯定是《姊妹行》写得好呀。当时我在山东临朐妇联，她们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最被打动的，就是这一笔。如果这个女孩子回去以后没有去找她的伙伴，我就不会写了。就这一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特别有性格，性格一下子就出来了。

张新颖：小说的前面很正常，大家都可以写出来的，但是一般的人写到她自己解救出来以后就差不多了，后面就写不出来。其实好戏才开始，那我觉得你好就好在从这儿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越来越好，这个力量就写出来了。好多小说没有力量。

王安忆：这种好故事是可遇不可求的。小说就要写不平凡的事情，我们写小说的人都是要找不平凡的事情。不平凡的事情很少，很难找到。现在的小说最后都是一个平凡的结局，使我不满足，人们都要写平凡的事情，平凡的事情有合理性，合乎现实，但反映现实不是小说的目的。

张新颖：谈谈你跟刘恒的交往。

王安忆：我跟刘恒的交往也蛮有历史的，他是我最早一篇成人小说的编辑，《北京文学》的编辑，那时候，他还不叫刘恒，叫刘冠军。我写《雨，沙沙沙》，他删掉我一些东西，哎呀，我感到很不满意。他还给我写了封信，意思是你要谦虚。后来写《大哉赵子谦》，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他责编，当时我们在北京开一个发奖会之类的，他要求我留下来做些修改，就把我安排到北影厂的招待所住了几天。那时他还没怎么写东西，后来写了，写得蛮好的。有一篇叫《黑的血》，写一个监狱放出来的青年，有点写得和别人不一样，那青年的狱友从监狱逃出来，躲到他那里去，你会感觉到，他们是一个部落，一个另类的人群，在正面的社会之外，这才叫另类。我们现在小资写的所谓另类其实是主流。所以那个释放的青年回到社会上简直找不到生活，可是，最后还是被捅死了。这个死法很有意味，意味着他也被他原先的群落逐出，无立足之地。好像现代生活里面吧，所有的英雄都被折磨得变形了，变得很不起眼，但他们那种落落寡合的表情正是英雄的遗痕。这次在法国的时候，我去巴黎圣母院，正好碰到他们做弥撒，我就从头到尾参加了一场弥撒，我脑子里就想到雨果。去巴黎很奇怪，就觉得你很熟悉，都是法国文学里面看到的。我就想象，卡西莫多就爬在这个梁上，像一条虫一样的，卑贱但是又那么有圣意，是神落到凡间的变相。我觉得在现代的民主社会里，普罗大众起来了，英雄隐在人群里，变相作罪犯、边缘人物、精神病者。他们的特殊性格没有泯灭，妨碍他们融入人流，于是他们又统统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