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台湾地区和马华的文学，在台湾出书
张新颖：这些年你经常去台湾么？
王安忆：去了，也不是经常去，和台湾作家交流的机会比较多，因为他们来得多，我和台湾作家关系蛮好的。台湾作家的情形吧，我觉得怎么讲，从地缘上说，台湾这地方的养料，是有些问题的；但是他们书读得比较多，学养比我们好。
张新颖：你说养料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王安忆：他们和整个大陆是长时间隔绝的，会影响传承，当然可以读书，可生态环境总似乎缺乏了；你要说是西方这部分的文化，他们又是从日本这条线过来的，他们受的西方的影响其实都是从日本这条轨道过来的，美术也好，文学也好，音乐也好，当然他们后来留法留美，但是最早的形成，小时候的教育从日本那边过来的，他们现在的语言里边留了很多词都是日语。日语化的英语，再台湾化。
张新颖：也就是说不管和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隔。这个东西蛮麻烦的，实际上鲁迅一直强调文学它要有一个实感的世界，台湾这个就没有了，是一个隔的文化。
王安忆：所以我还是觉得他们乡土派那批作家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台大外语系毕业的，白先勇啊，於梨华啊，聂华苓啊，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是和大陆有关系的，受外语教育，又与西方文化接触。
张新颖：但乡土派后来就没有了。
王安忆：后来就分流了，或者是投身政治，或者就是老了病了，但你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吧，还是他们的东西扎实。年轻一代基本上不会说故事的，我说年轻一代还不是说很年轻的，就我们这一代吧，张大春是里边很少的会讲故事的人。
张新颖：那朱天心呢？
王安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朱天心。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讲故事么，一个是比较重视讲故事，另外一个我比较重视她和现实的关系。朱天心也是喜欢“看”的，她对现实“看”的眼光很专注的，很紧张的，她有一种紧张度。作家要有一种紧张度，如果你和现实太过于协调，太过于平和的话，我觉得就好像不行。
张新颖：现在的台湾文学似乎并不处于一个多么让人满意的时期，他们自己好像也有很多不满。
王安忆：现在的台湾文学我也不大敢多说什么，文学这样的东西可能要期待一个个人产生，如果爸爸妈妈没有把天才生下来的话就不行，有的时候就是取决于个人，台湾目前这样的人物我似乎还没看到，但是我想总会有。
张新颖：台湾文学里面有几个马来西亚人，像黄锦树等。那么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怎么样？
王安忆：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我个人不大抱希望，马来西亚人的华人社会有一个误区，你出生在这个国家，你住在这个国家，可是你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你找不到一个马来西亚华人说我爱这个国家。他就是在一个华人社会里面生活，然后他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指责，马来的文化他是没有兴趣的，马来人的歌舞他们都不看的，这是和华人在马来西亚的遭际有关系，华人受了很多欺负，因为放弃了政治，没有像李光耀这样的人物出现，政权落在马来人手里了，可是这是人家的领土啊。他们有很多理由说他们很早就在这生活，劳动，生产积累了很大份额的财富，所以觉得许多政策对华人不公平。可是不管怎么样华人和马来人就算是亲戚，或者朋友、邻居吧，已经是在一起生活的人，对这个国家好像没有了解的欲望的样子。当然，也因此他们非常非常地倾向中国，他们对马来西亚的认同感就差了很多。这种认同与不认同里的思想资源我以为不足，这可能会妨碍作家的生长。
张新颖：马来西亚的华人很骄傲吧？
王安忆：很骄傲的，因为有财富，文明程度也高。南洋的华人都很骄傲的，因为有钱，钱赚得不得了，可是没有政权呀，政权在别人手里边。菲律宾的华人都富到什么程度啦，造墓，他们的墓都造得很大很大，像一幢房子一样，在里面打麻将，生活得很奇怪。
张新颖：你的作品在台湾还比较能够接受，这个为什么呢？
王安忆：台湾对我很好的，很奇怪，从人口的这种比例来说我在台湾的市场比在大陆的市场好，朱天心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对我很夸奖，自己这么说不大好意思，但是她这段话很有意思，人家问她，你为什么觉得王安忆的小说写得好，你喜欢王安忆的小说的理由是什么？她说我觉得这么大的世界上只是分两类，只有两类，比如说性学家眼睛里边的，所有的人就是男人和女人；政治家眼睛里，要么是革命党，要么是保皇党；一个医生，她们家有一个专门看五官的医生，不看感冒，只看五官，看耳朵，非常专门——在他眼睛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干耳屎，一种是湿耳屎，两种不同性质的人；而在我眼睛里面，小说只分两类，一种“三国”系统，一种“红楼”系统。而她说她一直以为内地的作家大部分都是“三国”系统的，而王安忆是“红楼”系统的。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大概可以解释台湾对我的接受，就是比较日常生活化，不是这种史诗型的。
张新颖：那现在我们很多作家也都是日常生活化的，不是史诗型那样子的，可是接受程度并不高。
王安忆：那我大概运气比较好。
张新颖：用运气来解释不是一个解释。
王安忆：我在想恐怕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还是刚才那个，台湾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都不大讲故事，其实我觉得人们心里面还是喜欢听故事，还是喜欢故事。
张新颖：但是有的人也会认为你的故事不吸引人，那像《纪实与虚构》这个故事。
王安忆：可是这部作品在台湾读者倒是蛮喜欢的。
张新颖：其实这部作品在大陆的读者也不会很多。
王安忆：关键我觉得这里大概还是有出版商的功劳，这不能否认。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台湾出版商都以为我已经签了某一家出版社，谁都没来找我，所以我有这么几年空在那，台湾出版商都不来找我的。只有一个人，叫陈雨航，他那个时候刚刚从“远流”出来，想自己办出版社，他就是只是想来看看我，认识认识我，他一来以后就发现我其实谁都没签，大概是一九九〇年的时候吧，或者一九九一年，他感到很惊讶，然后他回去计划了下，过了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就找我，找叶兆言和苏童，和我们签了一个约，五年里边，所有的书都给他，他有首选权，他不要的再给别家出版社，他当然预支了一些稿酬什么的，结果我和他合作特别好，过了五年以后我还是所有的书都给他。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很欣赏我。
张新颖：这个人原来写过小说的，可能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小说家，他知道你的小说写得好，如果就单是一个做出版的，他不一定知道你小说写得好坏。
王安忆：他很喜欢我的小说，他很欣赏。我现在觉得，他这个策略特别对，集中在一个出版社做，开始挺赔的，直到《长恨歌》，有了转机，做到后来他真的把我做出来了。他那个公司成绩非常非常好，然后就联合好多家出版社，成为城邦出版集团，业绩也很好，集团就上市了，上市以后就被李嘉诚买去了，先被李嘉诚买去还是先上市我也搞不清楚，总之，蒸蒸日上，然而问题也来了，董事会要求经济的指标了，他说我不是不赚钱，只是赚得比较慢，可经济就是这样，赚得慢等于不赚，甚至赔钱。他就一气之下跑出来了。他等于说是把自己的出版公司丢在那里，自己跑出来了，他也是脾气很倔，其实这是你办的出版社，你怎么能丢掉啊，他丢了呀，又重新办了“一方”。“一方”后来也垮掉了。所以说现在我的出版情形就变得比较复杂了。以前的书还是留给以前的出版社，同时又进了一家“印刻”出版社，也是朋友办的，对我非常恳切，我就把散文给它出，结果它就把我以前所有的旧作重新出了个系列，于是，我的出版商现在分成两家，一个麦田，一个印刻，所以情形就复杂了。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事情，我在出版上运气很好，是以一个无为而治的办法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其实我当时全部交给陈雨航就是懒得和那么多出版社打交道，一家包了比较省心，又与他合作特别的好，特别的默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互相理解，很可惜他现在不做了。我是觉得当时给他做，我宁可钱拿得少一点，我就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好，而且我很少操心，我什么都不管，他就是那种慢慢做慢慢做，然后水到渠成，好几本书都是上榜的。
张新颖：可能你的作品里面还是有，不知道是什么，肯定应该有一种什么东西，台湾读者能够一下子感到很契合。这也不是说故事啊什么，好像也不一定，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是出版商做出来的，毕竟要有一定的实在的东西。
王安忆：我在想，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台湾的读者比大陆的读者修养成熟，他们的阅读状况比我们单纯，比较容易选择到品质好点的东西，讲得简单，就是他们识货一点。我的书在大陆就是混在乱七八糟的出版物里边。
张新颖：那台湾的出版物也很多呀。
王安忆：比我们这里质量好。他们同样出那种non-fiction的东西吧，他们选择得比我们好得多。我们这里出版太混乱了，品质太低了。
张新颖：你在大陆有没有可能走台湾的那种方式，就将作品交给一家出版社？
王安忆：没有一家出版社是我能够绝对信任的，不可能将所有版权全给某一家，找不到这么一家。这还和整个出版环境、人文环境有关系。我对这边的市场是采取放弃态度的，我给他们签约也是非常限制性的，只是单项版权，其他都不包括的。
张新颖：不过我们这里好像，有点乱，按理说，比如说在国外的话，比较重要的作家，或者作品比较多的作家，基本上是有固定的出版商。
王安忆：我们现在不规则，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出版社，对大家都好。你现在叫我挑出版社，叫我挑哪一家，哪一家是值得我信任的？并且你要替我做的话，你还应该有一套宣传的办法，我原来的那个出版商他特别特别好，他们好像分得很清的，畅销书的宣传手段和纯文学宣传手段是两种手段，绝对不可能写点你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在报纸上，绝对不可以。
张新颖：《纪实与虚构》在大陆出过几个版本，好像不一样？
王安忆：两版。一个是《收获》删节的，二十一万字，浙江文艺社的就是二十一万字，加了一个《伤心太平洋》；作家社的那套文集里的，也是二十一万字的。还有全本，三十四万字，就是人民文学社的那个版。
张新颖：台湾出的也是二十一万字那个版。
王安忆：他们就特别怕厚，三十四万字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两本书了，太厚了。应该讲我是蛮幸运的，台湾现在出版那么不景气。我的书在那边是真的不断走好，而且挺抢手。我现在是控制这种抢的局面，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被人家哄抢，但是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单纯了，以前大家都晓得是陈雨航的人，谁都不来抢，大家也很尊重他，他也是出版界的老大哥，不能够去抢他的人，那一阵子特别好，我也很省心。现在就等于我自己要出来协调一些关系，我特别怕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写的长篇都没告诉任何人，到时候我定好以后就立刻给出稿子，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陈雨航那个人特别好，他一方面很现实，又很有理想，他不做我真是蛮痛心的，竞争是件很残酷的事情。
张新颖：在国外的翻译版本的情况怎么样？
王安忆：翻译的版本么，九十年代以前的时候是德国做我，以后他们也就对我的作品不感兴趣，而且他们九十年代以后大批的汉学家都转向经济，整个汉学界对文学就是开始冷淡下来。现在法国开始做我，零零碎碎的事情我就不谈了，计划还在进行。
张新颖：亚洲的国家没有？
王安忆：零零星星的这种都是不成气候的，你要有计划的做的话，才可能有气候。而总的来讲，在文学国际市场上，中国文学的声势是很弱，怎么都不可能进入主流的，那干脆还不如让自己环境清洁一些呢，你零零星星出一本书两本书，在书店里面大海捞针，谁也看不见你。我在美国时候去书店里边找中国的书，插在书架里边的，找也找不到，一般是要放到桌上才能看到的。我们习惯称竖起来和横下来，横下来是好销的书，竖起来基本上没什么指望了。很困难的一点就是，现在是印刷品泛滥的时代。
张新颖：现在不仅是印刷品泛滥，你刚才讲的那个文字刻在石头上，其实我就想起本雅明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一开始那个文字是站着的，刻在石头上的，后来就变成躺着的了，就是到了印刷品上，那现在到了电脑上，电脑机器对印刷品的冲击还很大。
王安忆：它重复得太方便了。
张新颖：你在石头上刻一个字，那肯定是很慎重的。
王安忆：一个是很慎重，另一个是它很难复制，别人要来看的话要跑好远的路。现在就是坐家里边什么都能看到，很可怕，这种传递的快速是很可怕的。这种方便会给艺术带来很大伤害，因为艺术的本质是由不方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