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讲习所
张新颖：上次谈话后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主要谈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在写作以前的，还有写作之初的一些情形；如果顺着下去，就是谈从开始写作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这样一个过程，上次也谈了现在的基本状态和对写作的认识，关于这个过程，还没有怎么展开来。我们接着谈谈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王安忆：可以，基本上按照这个脉络，岔开去的话也不要紧。但是按照这种谈法的话，也许谈不够篇幅啦。前面二十多年才谈了一次，接下去还要再谈好多次，谈什么呢。
张新颖：这个过程下去，我想谈个一两次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谈的过程中会谈到一些东西，比如说“看”的经验什么的，就特别提出来谈一谈。
王安忆：接下去还会有这样的话题。
张新颖：前面的主要是围绕你个人来谈了，今天就接着讲吧。
王安忆：我上次讲的现在都有点忘了，想一想。这么来讲，就我的创作道路，在我的写作的生平里边，大概有几个关节口，有一个是讲习所，讲习所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至于它重要在什么地方，一下子很难下结论。从事实上来讲，我是一九七八年回到上海的，就在《儿童时代》社做编辑，因为是做儿童小说的编辑，我会到一些学校去，写了些儿童小说，其中那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就得了一个全国的奖。当时我去讲习所，应该讲我是里边资历最弱的一个人，就整个情况是最差的一个人，因为我的业绩恐怕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六千字，而且那时评奖还没评出来，只是有些好评，据说已经送到全国的少年文艺的大奖评委会上去了，在我们学习期间才评出来，是二等奖；当时我们这一班里边还有一个同学瞿小伟，他比我小三岁，我们俩是最最年轻的，他的一篇小说写小孩的，我还记得叫《小薇薇》，就是我和他得了这个奖。
张新颖：这个奖的名字叫什么？
王安忆：叫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我们是二等奖，这个奖第一届是“文革”以前颁发的，停了多年这时又延续下来，可是后来是不是延续下去我就不晓得了。那时候八十年代初，应该讲，奖项是不多的，那么有了这么个奖的话，在讲习所还算是给自己攒了点资历了。我唯一在讲习所的这一点点资格，很薄很薄的，他们那时候多是得了全国的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啊，短篇小说奖啊，说出来一个个名字都很吓人的，蒋子龙是我们班长，还有叶文玲，陈国凯是我们副班长，还有张抗抗，还有上海的竹林，还有叶辛，叶辛那时候在贵州的，还不算上海的，就我们这帮子人，很厉害的。
张新颖：还有陈世旭。
王安忆：还有陈世旭。反正我们这里边三分之一是得过奖的。还有莫伸，也是得了全国奖的。好像全国奖里边凡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差不多都在我们里面。
张新颖：你们是这个讲习所“文革”后的第一批？
王安忆：之前有四届，全都是“文革”以前，很早以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像邓友梅、刘真啊他们这些人都是的，就是差二三十岁了。我们说是说第五届，其实隔了好多好多年才出现的第五届，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到了我们后边就改成鲁迅文学院了，人们都称我们为“黄埔五期”。比较厉害，这帮子人太棒了，老师都对他们很客气的，那么我在里边就显得特别差的，特别没资本。对于我来讲，在刚开放的时候，能够到北京去，能够有半年时间接触到很多开放的思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又有了一段时间可以进行写作，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因为半年里边基本上半天上课，平均是半天上课，其余时间你就是写作，而且大家在班里边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气氛，都很想发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为我资历特别薄，所以我就写得特别勤奋。
张新颖：只有半年的时间？
王安忆：很短的时间，半年里面还放了一个暑假，时间是不长的。
张新颖：放了个暑假？那你们是几月份去的？
王安忆：我们是四月份去，到十月份结业，十月份以后讲习所替我们每个人向工作单位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一直到年底可以写东西不用去上班，因为上班蛮严格，不像现在。所以首先气氛是很好的，和许多中坚分子在一起；第二个是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是让我在这个处境里边泡一泡，还有一个，从那时候开始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所以我从讲习所回来特别不安心上班，就是不想上班，为了这事差点儿被处分了，我自说自话就不去上班自己放自己创作假，而且当时也挺傲的，文学讲习所我们第五届挺骄傲的，也挺得意的，这么一个佼佼者的班。我在这个班上的这半年对我特别重要，我不仅得了个奖，虽然得奖作品是以前写的了，我在这班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讲习所的时期或者写作或者发表的。好像一下子就在那里得天时地利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三篇东西，这在班上挺轰动的。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雨，沙沙沙》这么一个小说挺特别的。我现在回想，我们这个班上的人都蛮好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宗汉，他儿子叫王家男，就是编《短篇小说选刊》的那个，东北的。王宗汉当时在主持一本还不是省级的，地市级的刊物，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
张新颖：地区级的刊物。
王安忆：对，好像是地区级的还不是省级的这样一个刊物，他就向班上的同学约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小说，他把这篇小说给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说季刊》，三个月出一期的，当时刊物不像现在这么多嘛，北京排来排去就这么几个，他就说帮我推荐到那儿去，因为那里有个编辑一直在我们这里约稿。他就帮我推荐过去，原来是给他写的。可是他说给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琐记》。他们都待我蛮好。蒋子龙也向我约稿，那时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编，他向我约，我就给他了一篇小说，他亲自指导我改，他真是有兄长风度的人。他们都挺提携我的，好像很多重要东西都是在那个班上写的，记得有一篇对我来说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苦果》，当时写好给叶辛看的，叶辛在那里也是比较成功的，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叶辛看了以后很肯定我，激动得不得了，他当时就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写东西很有气氛。”那时候我和叶辛接触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较喜欢清静，与人交道也比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讲习所度过的，不像别人朋友多。叶辛那时候就是和我讲怎么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叶辛很有趣。叶辛谈他在贵州的生活谈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他谈的贵州生活比他小说里写的要生动得多了，然后就教我怎么写小说。他那时候已经有崇拜者，不像我们还默默无闻，他的崇拜者送他一本手抄的东西，上面就是说，写眼睛有多少多少种写法，写一个人的神态有多少多少种写法，像尚方宝剑一样，有这样一本书在手里面什么都不怕了。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古华那时候就在班上跟我们说他的小说，讲《爬满青藤的木屋》，《爬满青藤的木屋》是被《上海文学》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在哪儿发表了，得了全国奖。他讲得最好的是《芙蓉镇》，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现在那么随意地写，他们那些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了，他们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来的，以故事为主，故事在他们那里是很结实很结实的东西，有多少生活经验，多少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慢慢结构成《芙蓉镇》。当他在给你讲述的时候其实就是创作了，他给我讲的《芙蓉镇》到现在还很清晰，非常好，而且他的那种湖南口音，他讲述时候的《芙蓉镇》比他后来写在纸上的更加民间化，他写成小说已经有点文艺腔，因为普通话的表达形式。还有贾大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农民的聪明。可是后来我们这个班走的人特别多，去世的特别多，先是青海的郭玉道，他是边疆过来的嘛，原来生活也比较艰苦，他先去世；然后是乔典运，他是河南的，还有贾大山，最近还有杨干华，还有黑龙江的刘亚舟。我们这班走了好多人，大都是贫苦的农民，苦出身的那种。乔典运当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穿了件黑棉袄，剃了个平顶头，完全就是个农民的样子，他来我们班上的时候好像四十九岁还是多少，反正我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到北戴河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干部，就说你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应该打破一些圈子，应该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王安忆可以和乔典运在一起谈谈嘛。
张新颖：差别非常大了。
王安忆：可见我和他有多么不同，对，差别很大了。一个是年龄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后一个农村一个上海的，于是大家就哄然大笑，就觉得很滑稽。我们这个班很勤奋，后来的班都没我们勤奋。
张新颖：大概有多少个人？
王安忆：每个寝室住四个人，应该三十来个人吧。有一些人是再也不写了，有的就出国一去不回了。
张新颖：你说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一想就想起来了，因为我年龄小，最初读你们的作品还是小时候，小时候读乔典运的作品，蒋子龙的作品，还有《爬满青藤的木屋》啊什么的，那时候影响可真大。
王安忆：想起这个时代，真是风华正茂的时代。我觉得人和人的交流是很重要的，那时候把我放在他们中，无论别人怎么说——有人说我是开的后门，其实不是开后门——但确实对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机会。本来是四个人一间宿舍，开始女生一共只有三个人，一个叶文玲，一个张抗抗，一个竹林，所以还要一个女生，否则不是浪费了？上海只有一个竹林，是不是再给一个名额？那时候叶辛还是贵州的嘛不是上海的，所以就把这个名额交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他们在作者里面找了两个人，一个王小鹰，一个陈晓明。但是她们两个都在大学里读书，一个在华师大，一个在复旦。就想到我刚写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就这样被选上去了。最好玩的是，我到那里报到的时候，有个作者不能来读书了，那个人叫母国政，当时也很有名的，我想他之所以不来，也是瞧不上，当时年龄也大了，跟小孩子在一起搞什么啦，就不来了。然后就选贾平凹，贾平凹也不来，最后马上就要开学了，临时定了当时《歌德和缺德》的作者李剑的妻子刘淑华，所以老师经常讲，王安忆啊，要是先定她的话，你就来不了了。因为她来了，所以我们从四人宿舍又搬到一个五人大宿舍。我真的是很侥幸进去了。可能我不去的话照样写这些东西，可是去的话呢在心理上可以给我自信心嘛，可以和他们在一起，让我学到那么多东西，也尝试到那种文学的生活方式。
张新颖：你刚才讲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文学生活。一个人的写作好像体会不到文学是一种生活，而大家凑到一块儿去就好像过的是一种文学生活了。
王安忆：对，我觉得最初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气氛的，好比学术要从学府生活开始一样，可能是蛮重要的。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写作，慢慢也可能有出来的一天，但总是不会那么热烈吧，总是沉闷的，寂寞的，或者不是那么快乐的。所以我回想起来，这半年的讲习所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对别人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们很多人已经很成功，他们也经常缺课逃课回家，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会有出版社找他们去开座谈会。只有我是不逃课的，我去也没地方去，我是一堂课也不缺的，每天都坐在那儿。
张新颖：上课对你们来说不是很重要，是不是？
王安忆：对我来说很重要，各人不一样的，我从来喜欢上课，现在还会去听课。我现在把讲习所的笔记翻出来看看，我觉得上课上得很好的，现在学生大概都上不到这么好的课，因为都是从大学里找来的最好的老师。
张新颖：都是哪些人上课？
王安忆：譬如说吴组缃讲《红楼梦》，印象深刻。还有一个老师印象深刻，但是名字想不起来了，他经常在外面讲我给王安忆上过课，其实上的是大课了，他讲《安娜.·.卡列尼娜》，苏俄文学，他讲得非常好，很有趣。还有讲传奇、话本的，蛮好的。我觉得课排得蛮负责的。还请一些作家来谈创作经验，这种课比例不是很高。最后就像研究院一样，每人跟一个作家，等于学生跟导师那样。一开始分我跟孟伟哉，孟伟哉有好多学生，有很多人想跟他，后来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想跟他，因为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有读稿和改稿的经验，以后发表或出书也会有些便利。我个人倒觉得不是非要跟他，后来也巧，写少儿文学的金近，他是个老头，特别善良，打电话来跟我说：安忆啊，你妈妈托过我的，叫我好好照应你，现在你们那边都开始分学生了，你到我这来吧。我就和老师讲金近老师要我去，而且我觉得金近老师那边更加搭界点儿，孟伟哉那里不熟，人又多，老师后来说好好好。因为很不均匀嘛，所以你要去就去。
张新颖：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王安忆：去了我也蛮开心的，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去他家一次，听他谈。他也谈不出什么来，东扯西扯的。当时就三个人，一个我，一个郭玉道，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子叫瞿小伟，现在好像也不写东西了。挺正规的，老师总想让我们学到东西，有收获。
张新颖：这个和“文革”以后人们办任何事情都当一回事来做的气氛有关。
王安忆：而且挺不容易的。首先从单位里请假请出来已经是很大一件事情了，然后那么长时间，当时半年是蛮长时间了。反正那半年在北京我觉得过得挺好，当然生活是蛮艰苦的，我们去的时候北京还分米票和面票的，十斤粮票里面四斤是米，其他都是吃馒头的。那段生活对我来讲，是写作很好的起点，和他们在一起，会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骄傲的，把头回过去可以说这个写得不好，那个写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会发现他们眼界很开阔，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们的，挺崇拜他们的。
张新颖：没想到那时候你是这样的。
王安忆：北京挺有这种圈子的，我们在讲习所的时候，他们男生打篮球，篮球比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作家来捧场，其中就有北岛。我们上课的时候，外面的人会来旁听，像史铁生就来听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史铁生。还有肖复兴，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也过来听课。那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精英。那个时代回想起来真是好，我觉得是正当的竞争，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学，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怀虔诚，即便是要质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认的态度。
张新颖：文学不但有一种凝聚力，它还有一种激发的力量，把人身上的好的东西都激发出来。
王安忆：挺崇高的，这个不用怀疑，肯定是件好事情，肯定都是大家想达到而达不到的事情。不像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变成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是一件用不着商量和讨论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的，也不过二十多年，听起来好像很长。但是插队落户好像更远了，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我倒觉得并不遥远，因为插队落户的那种生活的消沉和暧昧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八十年代就没有，好像显得不真实。
张新颖：整个八十年代那种蓬勃向上的……
王安忆：蓬勃向上，你不能想象这么快就走到末梢上去了，速度之迅速你真的不能想象。好像插队落户的生活有一种较为恒定的性质，那时的情形今天依然能够想象。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么有活力，怎么到今天一下子就结束了。
张新颖：那到后来你们这拨人，就是比你大的这些人，他们慢慢地就不写了，这和时代变化有关系吗？应该说他们的辉煌时期是在八十年代前期，就是一九八五年以前。
王安忆：对，至少怎么苟延残喘也坚持到九十年代。
张新颖：当然可以坚持，但是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注意力就不在他们身上了。
王安忆：对，软弱了。同时另一拨起来了，譬如像韩少功，这些没有在讲习所的活跃起来了。这帮在讲习所的人，多是在所谓的“伤痕文学”的背景下出来的，同时也是从第一、二届全国小说奖的背景下出来，你可以看他们出来的成名作。就是说这帮子人肯定不是韩少功、张承志他们一帮，他们的背景还要宽广些，“伤痕文学”的背景，这已经决定了局限性，其实讲习所的同学在八十年代写作，已经有很多人感到苦恼。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申跃中，当时年龄已经蛮大了，四十多岁，他在“文革”以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好像叫《挂红灯》，我们都不晓得，写农村生活的很好的小说。他写作的背景比大家更早一个时代，当时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是很了不得的事，讲习所时他已经苦恼了，他走在大家前面，也苦恼在前面。苦恼什么呢？我觉得是，总的来说所有的苦恼就在于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可以进入小说。他看了我的《雨，沙沙沙》，他就说：你们捞生活的网啊，网眼特别小，怎么捞都能捞起来东西；我们的网眼特别大，都漏掉了。这个话说得很对的。他说，我心里故事一大堆，经验一大堆，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该写什么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铁凝那时候写一个送葬的小说《丧事》，他说：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也可以写成一个小说。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其实蛮苦的，他们的写作背景成长背景对小说的理解很狭隘，始终要一个意义，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一定要是先进性的，或者是合乎时代的声音的。其实和现在小孩子写作很像的，现在是要现代性。所以他就不大能理解我写《雨，沙沙沙》和铁凝的《丧事》，这种故事能成立为小说吗？他很怀疑的。他这种苦恼一直延续到以后，似乎后来也没什么创作，生活上我听说也不幸福，这个同学印象很深刻。贾大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感觉到他其实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但是他后来写得依然很少，我不知道是什么阻碍他写，并且后来又信佛了，又去做教育了，我老是觉得他想的东西很复杂，但我没有和他深谈的基础。我心里始终在怀疑他是否对文学没有信心，不是他怀疑自己的才华，而是觉得这东西无用，他也是来自农村嘛，经历了很多，可能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呢？后来生肺癌去世了。这个人我老是觉得有点成仙成道的，因为他在班里面特别像一个智士，他有一次的发言非常轰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意识流嘛，他就很讽刺地说也写了一个意识流小说，把当时社会上所有所谓的意识流手法都用到他的小说里去，非常可笑滑稽的，所以他对这种写作方式的改变是不同意的，他是坚持那种经典写作的，而且我认为他是能坚持的。但是为什么写得那么少，而且最后几乎就不写，这始终是一个谜。有时候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你会觉得生活是这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无从揣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心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人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你有一篇东西，是我很早很早的东西，是《雨，沙沙沙》这个集子的第一篇，叫《平原上》，还是被我妈妈逼着写，托了人情发在《河北文学》上的，他说你的这篇东西啊看出这个孩子有出息。那时候我还什么都没有呢。我对这个人真的很惋惜。当时班里藏龙卧虎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就开始软弱了，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但是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响亮了。
张新颖：你看像陈世旭到九十年代以后还在写。
王安忆：到现在还在写，没有《小镇上的将军》那样响亮。还有一个原因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理想主义者是很大很大的质疑，连他们自己都怀疑了，好像生活中也提供不出理想主义材料了。你看他们的作品，批判社会也是对社会抱有期望，企图开药方的，他们这帮子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张新颖：还有一个会不会是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比较固定了，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文学，什么东西不可以进入文学，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的话，也就是如果不改变这个文学观念的话，就很难有大的变化。什么东西能够进入文学，就总是有个限度。其实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每一代作家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呢就是，写作这个行为本身也变成一种制度或者什么东西了，它总是限制了一些东西进入文学。
王安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作家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可以进入小说，而我觉得现在的作家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进入小说。而在这帮子作家正是相反，可以进入小说的东西非常狭隘非常少。我到现在也不敢说他们的苦恼是好还是不好，很可能是一种优点，他们真的是对自己很苛求，不像现在的人那么随便地在写。我在想，进入小说的东西确实是很有限的，而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时代给他们的要求和限制又好像和文学无关，问题就这么搅在一起，我觉得蛮悲剧性的，但不觉得是不值得的，挺有价值的。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能写成小说，并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东西可写。当我把一个东西写完以后，心里马上有一种失落，好像丧失了什么。我又碰到了这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小说。这个问题是每个写作的人日常化的问题，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相反，觉得任何东西都能进入小说是很糟糕的，相当糟糕的。
张新颖：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在当初八十年代和现在，对你是不一样的了？问题是一样的，但是对问题的理解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或者处理的方法不一样？
王安忆：处理的方法会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很多作家到最后或者写得不好或者写得少了或者干脆不写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他们非常肯定地觉得可以写成小说的话，我相信他们都有能力做到的，这点能力没有的话就不必写小说了。但是不能肯定啊，总是在怀疑，这真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时代的话，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怀疑里面。当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时候你能处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来不能进入小说的处理成可以进入小说的，但未必是一种好的结果。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小说写得真的蛮无聊的，最近借了张片子叫《2046》，我心里觉得怎么那么无聊，我也不说它好还是坏，就是极其无聊，我觉得这是文学最糟糕的事。不是把一件坏事写成好事，那还有有价值的东西，最糟糕的就是无聊，很苍白啊。
张新颖：当时你年纪小，是不是大家都照顾你？
王安忆：那倒没人照顾我，说小么也二十多岁了。怎么说，相反过得蛮寂寞的，因为他们都有更广泛的生活，都比较开放，尤其他们从外地到了北京感觉有了很多机会，就到处去跑，而我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在学校里。那时候能够带我出去玩的就是叶辛，所以我现在和叶辛比较好和那段生活很有关系的。叶辛他也是认识蛮多人的，但是本质上不是喜欢东跑西跑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所以常常星期天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在，然后他带我去中山公园或者劳动文化宫，可以玩的地方很少的，而且那时候玩得也很朴素的。然后叶辛跟我讲贵州的事，你要听他讲，讲得是真好。
张新颖：我觉得有一些人，讲什么东西讲得真好，你想要是写下来的话会有多么多么好；可是写下来就不好了。我觉得写作它本身过滤掉了一些什么东西。
王安忆：所以又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进入小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小说是什么样的。我常觉得他们解决了第一步，终于知道什么可以进入小说，之后小说的形状却已经被他们改变了。叶辛讲到他们农村的，插队落户的印象，我看他没有在任何小说里写过，我都很惋惜，问他为什么不写啦？他说还没到时候呀，或者说你还没看到呀。其实是他根本就没写。他跟我讲，那时候在农村，让他去教小学，那么他也很负责任，去家访，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一直在干活，看到叶辛来家访，什么也没说，就到后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后就用砍刀削成一个打人的东西塞给叶辛，说你用这个打他。他们都是体罚的，打得非常厉害。有一次有个孩子，个子比较高，叶辛比较矮小嘛，结果打起来了，叶辛性格也很耿，就说你再也不能进学校，结果这个孩子就失学了。小学要毕业考中学了，他就说一定要让他们上中学，当时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上中学的。怎么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同学那边去搞到了考试的数学题目，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时他又搞到了当时的作文题目，他又给全班五十个人写了五十篇作文，每个人背。结果除了几个年龄超过的，其他统统都上了中学。后来碰到一个学生，他怎么说？他说至少他学习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会刷牙，会用床单。叶辛讲的故事都很好听的，可是老看不到他写下来。还有刚刚开始上学，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谁家里有书，其实是他自己很想看书，因为上海带来的书已经看完了，最后只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家里有本书，他说你明天带来给我看看。第二天小孩子拿来了，是一九五六年出的一本黄历，这就是他们的所有文化财产。叶辛也很好玩，似乎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学梦想输出给小孩子，教他们普希金的诗，他觉得他教学中有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自始至终只能讲本地话不会说普通话，他们是用贵州话念“秋风来了……”他学给我听，很感动。
张新颖：这个蛮有意思的，在贵州那个地方用贵州话念普希金的诗。
王安忆：然后还给他们念高尔基的《二十九个和一个》，就讲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么是面包，他有一次回来探亲就买了个面包带去放在讲台上。我问你是不是给他们每人吃一口？他说我要自己吃，他们就排队绕着面包走了一圈。他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写，气死人啊真是。
张新颖：这问题在今天也存在，今天也有很多生活经验非常好非常好，但就是进不了文学。
王安忆：他的文学是另外一种文学，真是很奇怪，他讲很多故事真是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