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开始写作
张新颖：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偷偷地写，还是把你想写作的事跟母亲讲过？
王安忆：在我写作和发表作品以前，我就蛮喜欢写写画画的。我就自己瞎写。
张新颖：其实应该说对自己有一个设计了，不是很无意当中写作的。
王安忆：不是不是，没有设计。要是说看书和写作都变成我的消遣，这是肯定的。我小时候，回想起总是有很多闲暇的时光。自小我就一直在家里边，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了，又是在家里边，所以我常常是一个人独处，好像是个命，独自在家，不像我姐姐是个很活跃的人。我总是一个人在家里边，那时候我就学会用文字消遣，写日记呀，给同学写信。特别爱写信，没什么事情也写信，自己写点小文章，小时候还写诗呢。我还用白报纸自己画一幅画，然后旁边写首诗，订成一本，取名字叫《诗情画意》，我妈妈很得意的；我妈妈觉得我画画的才能比写东西好。我有个舅舅，他是搞美术的。我妈妈拿给他看，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就这样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写的比画的好，他没看画，他就看我写的那块儿。
张新颖：你后来，比如说发展到现在，不像小时候写过诗的人，就是你的气质和诗人的气质，很不一样。你好像不大喜欢诗人是不是？
王安忆：我不大喜欢诗人，因为不喜欢诗，包括我自己的诗和那时候的诗，非常新月派的那种诗吧，小孩子时候的事情了。
张新颖：其实，很多作家啊，你这一代作家也是，很多人写作是从写诗开始的。
王安忆：我没正式写过诗，像我小孩子时写诗都是自己写着玩的，而且也没写多少，写过一点点。
张新颖：那到有意识地开始写作，稍微有意识地，不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消遣，是什么情形呢？
王安忆：其实当我有意识地去写作时都写得很糟糕的，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文学只是在个人生活里，社会生活是谈不上有什么文学的生活，想发表的东西都写得很糟糕，要合乎这个时代的精神么。我也挺幸运的，刚刚写了一篇，就打倒“四人帮”了，这篇东西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张新颖：是小说还是散文？
王安忆：是散文，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大理石》，文工团到一个地方去演出，那个地方是个大理石矿，有了一些心得，大理石原本是粗糙的，经过打磨以后才会有华丽的纹路和光泽，就这么个意思，写了一篇散文。我的散文，后来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抗抗也参加编辑的一本知识青年散文集，现在回想起当时好多人在里边，叶辛、王小鹰、赵丽宏、孙颙、张抗抗都在里边，他们是我的“前辈”。这本书出来以后，已经是“四人帮”倒台了。于是把这本书捣成纸浆，销毁了。
张新颖：就是说你有意识的写作已经比较晚了，就是“文革”
后期……
王安忆：二十岁出头，那时候。
张新颖：其实你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文革”后期发表作品的，七几年，和你是差不多。
王安忆：一个原因是和年龄有关系，这个年龄比较成熟了，有二十岁了吧；还有一个原因，和当时的杂志有关，有些文艺副刊、杂志出来，和这个有关系。到“文革”后期才有报纸副刊和刊物么，那时有一本文艺刊物叫《朝霞》。其实为了发表写的东西，真的不如我们自己瞎写的好，这些东西倒都是很自由的写作，写得很小资的。
张新颖：到你正式发表作品的时候，你母亲很关心你的写作吗？
王安忆：这是到一九七六年以后，我是二十二三岁，在徐州文工团，情感上经历了很多波折，我母亲就觉得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似乎还没有一技之长，我妈妈她很看重一技之长。
张新颖：在文工团拉琴也是一技之长啊。
王安忆：我拉琴拉得很差的，没有音乐天赋，又不喜欢。我母亲说你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无法满足感情的需要，那么不妨就写写东西吧。其实我已经在写了，随便写，这时候我妈开始看我的东西。我写了一篇东西，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篇散文，写得老差的，写“四人帮”打倒了，大家很开心，在一列火车上旅客的谈话啊表情啊，就这种东西。我妈说不错，然后我妈几乎把我这篇东西重写了一遍，哪里发表的都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在《新华日报》，大约一九七七年的光景；后来我又写一个散文，很小的东西，都是一千字两千字的东西，这一回我妈妈送到《光明日报》去了。我妈妈一开始很帮我的，她就觉得像我这种无着落的人，她真觉得我没着落了，那么就不妨走这条路试试吧，很难说她对我抱怎样的希望。但是我妈妈觉得我写作还可以的，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妈妈很喜欢看我写回来的家信，我会在信上描述我们的生活，我很喜欢写，这是我的消遣。那时候有个事情是蛮好玩的，我插队在安徽，后来到徐州去工作了，然后不是闹地震么，唐山大地震，所以我们老是搬迁，在各种各样的防震棚之间搬迁，结果我有几本日记本丢了，这几本东西就在文工团同事中流传，变成读物了。
张新颖：你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吧。
王安忆：不仅是写日记，还虚构，半虚构。
张新颖：那个时候就开始？
王安忆：从日记发展成小说，并不求发表，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东西。那时候很多青年都喜欢这种娱乐，真的很多。
张新颖：后来是什么时候，有一段不是写过儿童文学么？
王安忆：儿童文学其实是后来，一九七八年时候，我妈妈想办法把我调回上海，就凭发表的那几篇散文，我妈妈找关系调我进中国福利会的《儿童时代》工作，经常下学校，与孩子打交道，会搜集点材料，就开始写点儿孩子的东西，但是那个获奖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写的还不是当时的儿童生活，而是写我小学生活的故事，出来就得了奖。
张新颖：也就是说，写儿童文学其实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不是一个很自发的创作。
王安忆：不是自发的，和工作有关系，而且也觉得好像起步时写儿童文学容易成功，其实写得不多，总共加起来五篇到六篇，非常之少，因为这一篇得了全国奖，给大家有儿童文学作家的印象。反正是还蛮顺利的，现在回想似乎不大有人退我稿子，当时时代也好，有很多刊物出来，复刊或者新创，年轻的我们这一拨正在当年。所以那个所谓“八十年代后”，炒什么炒？二十多岁写作不是很正常的么？
张新颖：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大多数写作都很早，二十几岁成名的很多。
王安忆：只有年轻才会想到去写作去投稿的，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这批人出来都是二十多岁，铁凝啊，张炜啊，都是这个年龄；尤其是铁凝，很早就写了《夜路》，那时才刚到二十岁吧，也很好。而且这些人受教育不多，文字修养全靠读书读出来，文字出手就很老到的，不像现在小孩是考试考出来的教养，写出来的文字，一看就晓得，没读过什么书，水得要命。我的文字不算老到的，我的文字我知道，我的文字一开始是很幼稚的，慢慢慢慢才好起来的。
张新颖：好像你的文字变化比较大。
王安忆：一开始的时候很幼稚的。我的文字算是幼稚，我看铁凝的文字，陈建功的文字，一上来就非常老到，张炜的文字也蛮好的，我觉得他一上来就很抒情，很自觉的抒情。
张新颖：他到现在也很抒情。
王安忆：现在也还那样子，没什么变化。但有些人一上来就很学生腔，现在还是学生腔，就是这样。有些文字一上来就很好，一出手就很漂亮。
张新颖：我是觉得，你和你们同代的很多人比起来，有个比较大的不一样，就是，很多人有一些定型的东西，它能够延续，一直这个样子；但是好像你变化比较大。
王安忆：我自己当然不能这么说自己，只是我觉得我和他们比较起来大概有一点不一样，我自己觉得我比他们喜欢写。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并不怎么喜欢写，我不晓得你们能看出来吧，一篇东西他自己都没什么兴趣写，好像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那样地写。我感到我喜欢写，别的我就没觉得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就这点不同；写作是一种乐趣，我是从小就觉得写作是种乐趣，没有改变。但是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多现实的好处，想不到会得那么多好处。它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怎么讲，写作了，然后写作又得到认可了，人还是需要价值感，被认识了的那种感觉，就觉得真的很快乐，心情好很多。我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过得非常不开心，我小时候很开心的，小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快乐。
张新颖：那就写了这么长时间啊，应该说比较正式的能有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样子。
王安忆：不到三十年，正式写作应该是从二十四岁至二十六岁起吧，已经快三十年了。
张新颖：在这么长时间里，有的时候会不会突然觉得很怀疑，就是我干吗要写？我写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意义？就突然会很沮丧，很怀疑这种写作生活？
王安忆：从来没有过，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是命好，我的东西始终是能够发表，有人说好，是一种很现实的鼓励，你没有这个鼓励的话，也很难支撑的，还有我真的很喜欢写，很有乐趣。
张新颖：我觉得你的性格是比较坚定的那种性格，好像对自己认准的事情就……
王安忆：可是我是在很长的茫然当中才认准这件事情的呀，在你们认识我之前，我就有很长时间不晓得自己应该干什么，就我妈妈晓得我那段日子过得很苦闷的。
张新颖：你是不是A型血？
王安忆：A型。
张新颖：我乱说，A型血的人对自己做的事情不太怀疑，做一个事情很坚定，然后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成绩来。
王安忆：那我也有很多A型的朋友，他们或者是画画，或者是干什么，他们老是怀疑自己，真的很怀疑自己。
张新颖：那就不讲血型吧，就只讲性格。我觉得人的性格真是很不一样，我看你的作品，就觉得你是性格很坚定的人。性格不坚定的话，就有很多事情没法做，比如说写长篇小说，写长篇小说的人一定要对语言有一个信任感，如果不相信自己的语言的话，像写长篇小说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肯定做不完。
王安忆：写长篇最需要的是耐心，还有，依然是乐趣，对这工作的兴趣，所以才会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单凭坚定是不够的，我跟你说我以前在文工团的时候练琴，我也练得很用功的，终究练不出来，原因之一就是不喜欢，你知道的。这不喜欢也许就和不能胜任有关，不能胜任是令人苦恼的，因为没有才能，还是有才能问题。
张新颖：一个是才能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信的问题，就是你相信自己的语言，相信这个语言能够创造出，比如说一个世界。
王安忆：你要说这个“相信”的话，你非要说这个的话呢，那是在很后面发生的事情，而且恐怕到现在才发生。
张新颖：就说现在吧。
王安忆：一开始是谈不上信任不信任的，我现在看我早期的作品，几乎完全不考虑表达的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把自己的话都说出来，要把事情一股脑地说出来，就这样，在我最初写作时候根本不去想文字是怎么回事情。
张新颖：那我觉得发展到现在就特别好，就是，相信的人会做出很多事，不相信的人做事情可能就做不出来。
王安忆：那是后来，就慢慢地有了自觉性，以你的方式说，就是有了自信，然后慢慢地进取了。所以说人的成功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看不见自己成功是蛮苦恼的，像梵高那样。我现在不能说非常成功，但不管怎么说在今天社会里还是得到承认的，这是给我欣喜的。我在想，如果我的东西永远只能放在抽屉里，或者只给几个好朋友看的话，我恐怕状态就不是这个样子。你们现在看到我已经肯定了——我像是在做一个作家，已经很肯定了，在这之前我有过很多彷徨岁月。
张新颖：彷徨也就是二十岁。
王安忆：这已经很长了，一个人的彷徨，五年已经很辛苦了。二十岁也不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二十二岁以后——
张新颖：二十二岁以后你就不怎么彷徨了，如果这样讲，你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王安忆：回想起来算是很幸福，但是青春时候，青春期真的是很苦闷的。
张新颖：青春期苦闷都苦闷呀，青春期不会就你一个人苦闷的，所有的人大概青春期都很苦闷。
王安忆：也不，我听北大荒的知青他们在谈青春时代，他们的情绪很明朗，我觉得他们北大荒有一种气氛，它是一种比较激昂的气氛。
张新颖：比较浪漫。
王安忆：浪漫气质，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很开心的，我有好多朋友，陆星儿啊，何志云啊，蒋原伦啊，他们以前都是一个连部团部的，他们谈到青春期可不像我这么苦闷。他们完全是大时代里的青春，领略了时代的宏伟精神，而我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和我生存的环境有关系，我插队到安徽是一个人，我老是处于一个个人化的处境里边，安徽又是那么一个地方；而他们是集体性的，北大荒也是集体性的气质。
张新颖：人家北大荒是农场啊，是连队啊，是年轻人住在一块儿。
王安忆：我们插队——尤其是我——就一个人，在陌生的村庄和农人中间。我觉得青春期不全是苦闷的，“文革”当中有很多人过得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