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家的图书馆中藏书有限，曾经归我爸所有，我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这个故事，由于蛀虫日积月累地侵蚀，这些书架都快要倒下散架了。写完之后，这个世界还有那些各种类型的字典值得我去翻阅，能满足我，其中有贝尼多-佩雷兹-加尔多斯的《国家逸事》（Benito Pérez Galdós，《 Episodios nacionales》，有六个系列，是个西班牙历史故事集）的前两个系列和《魔山》（La monta.a mágica），我在后一本书中看到了我可怜的妈妈得痨病后种种扭曲的心绪。
我写作的这张桌子与其他大部分家具都不一样，甚至和我也不大一样，因为我和那些家具都在时间的积累中老去，唯独它不是。这张桌子是我祖父用上等木材制作的，他是一位造船木匠。即使那些我不写作的时间里，我也总是在每个早上怀着毫无意义却一丝不苟的态度整理这个书桌，因为这个我失去了很多爱人。我手边的书籍是我一生最好的伙伴：1903年皇家学院编的两卷《第一插图词典》（los dos tomos del Primer Diccionario Ilustrado de la Real Academia,de 1903）；堂-塞巴斯蒂安-德-戈瓦鲁比亚斯的《西班牙语文库》（el Tesoro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o Espa.ola de don 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堂-安德列斯-贝约所编的语法书（la gramática de don Andrés Bello），如果我在语意上有疑问，这书很有帮助；堂-胡里奥-卡萨雷斯所著的新《词库》，其中的近义词和反义词特别好；尼古拉-津加雷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对我从摇篮开始学的母语有很大的帮助；《拉丁语词典》，拉丁语是我两种母语的源头，这才是我心中真正的母语。（译注：主人公母亲是意大利人，所以意大利语是他真正的母语，从胎儿就开始学到了。由于生活在哥伦比亚的海边城市，父亲讲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也是其母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都是拉丁语演化而来，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拉丁语只在教会中还有使用，而各地使用的拉丁语迅速本地化，产生了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几种兄弟语言。）书桌左边总是摆放着五张优质公文纸，我在写周末专栏时要使用到它们。
桌子角上放着用来吸干墨水的粉末，不过我更加喜欢新型的小垫子来完成这个工作。右边是墨水和放金笔的轻质木制笔托，那是因为我还是选择手写，用佛罗丽娜-德-迪奥斯教我罗马字体写作。当初她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不要我学会她的那位做了一生公证人和注册会计师丈夫的公文字体（译注：这位公证人和注册会计师就是主人公的父亲，佛罗丽娜-德-迪奥斯是其母亲。）。有段时间报社强制推行使用打字机写作，目的是为了更好估计文章需要的铅印的数目以及更加精确的排版，但是我从来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我继续使用手写，由于我享有报社年龄最大的员工的“特权”，我会慢慢地，有点像小鸡啄米一般把先行写好的文章用打字机打出来。现在我已经退休，但是没有被岁月压垮而放弃工作，报社给予我一个神圣的特权——可以在家写作。为了造就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我经常挂起电话，这样就没人可以打扰到我，也没有人站在我肩头监视我正写些什么。
除了忠实的达米安娜经常来帮我处理生活中那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没有养狗和鸟之类的宠物，也没有仆人来服侍我，只是一个人住着。尽管她现在也因变老失去了以前那种视力和智力，但是还是每周一次来处理那些必须做的家务。我母亲临时死躺在床上恳求那时青涩的我要找个白人女孩结婚，然后生下至少三个男孩，还要有个女孩，这样就能够用上她的名字了，而她的名字则是我外祖母和曾外祖母的名字组成。我希望我能完成我母亲的遗愿，但是年轻人的思维总是不稳定，而且我认为结婚生子那事还早着呢。直到某个炎热的中午，我开错了门，错误地进了普拉多马尔的帕洛马雷斯-德-卡斯特罗家（Palomares de Castro en Pradomar），撞见他们家最小的女儿斯美娜-奥尔蒂斯（Ximena Ortiz）在旁边的房间里全裸躺着睡午觉。她那时正背对着门躺着，然后转过头来从肩膀上头看了下我，这下来的太快了我甚至没有时间躲避逃走。“噢，实在对不起。”我想对她说声抱歉，那时我的心都蹦出来了。她微笑了下，然后像只羚羊般优美地转身朝我，把她整个酮体都展示在我眼前。我觉得整个房间似乎都注满了她的亲密。当然她也不是全裸，而像法国画家莫奈的作品《奥林匹亚》那样，她耳朵上面有着橙色花瓣的有毒花卉，右手手腕上也戴着金手镯，脖子上还有一串小珍珠项链。我想象不到在我生命中还能看到比这还令人惊讶的事情，现在我确定我是正确的。
之后，我用力地甩门而走，对我笨拙的表现感到耻辱，然后发誓要忘掉她。但是斯美娜-奥尔蒂斯阻止了我的遗忘。首先她通过我们共有的朋友寄了些便条给我，而后是一些撩人的话语，还有些赤裸裸的威胁，然后她放出话说尽管我们连一个字都没交流过但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对方。她真的让人无法抗拒。她的眼睛似野猫般眼睛那样闪烁，她穿着衣服的身体就像没穿一样诱人，还有那浓密的金色头发充满了女人味，这些都让我陷入疯狂，但是我只有把眼泪洒在枕头之上。我知道这不能转化为爱情，但是这魔鬼似的诱惑如此强烈，我只能依靠意淫路上碰到的绿眼睛的女人们来缓解我的欲望。我从来没有能够扑灭那团自普拉多马尔床上看到她之后生成的欲火，然后便向她投降，我正式向她求婚，交换了订婚戒指，然后宣布要在圣灵降临节之前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译注：Pentecostés，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五十天，耶稣升天后第十天的主日。）
我要结婚消息对于社交俱乐部来说是一枚小型炸弹，但是对于唐人街来说却似一枚重磅炸弹。他们开始嘲笑我，但是之后彻底转化为一种无名的困扰，因为那些自诩博学的女人认为结婚只是愚蠢可笑而非神圣高尚。我订婚期的种种仪式都符合基督教徒的道德准则：在阳台上种了亚马逊兰花，在我未婚妻的房间中挂了蕨类植物。然后在晚上七点到达她的住所，穿着一身白色亚麻服饰，带上手工艺玻璃珠礼品或者是瑞士巧克力。我们一直聊到十点钟，或用密文，或半严肃地讲。阿尔赫尼达阿姨（la tía Argénida）一直守在我们边上就像当时新人身边的伴随一样，结果她眨着眼第一个睡着了。
我和斯美娜越来越熟悉之后，她也就变得更加为所欲为。六月间天气渐热，斯美娜总是会卸掉自己的内衣和裙子来缓和灼热感，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能料想到她在黑夜里对男人的破坏力有多强。两个月的订婚期间，我们已经无话可讲，于是她提出孩子的主题，但不是靠说而是要用粗羊毛和钩针为最先出生的那个孩子编制婴儿鞋。我欣然相允，并很快学会了钩织技术，就这样我们无声的度过了结婚前那毫无意义的时光。我为儿子们钩织了蓝色鞋子，她则为女儿们编织了粉红色鞋子，然后等待着孩子的出生来证明谁对谁错。到最后，我们所钩织的鞋子足以供五十多个孩子使用。结婚前夜十点钟声响起之前，我登上了一辆马车前往唐人街，希望在那里度过一个上帝保佑下的平和之夜。
唐人街的朋友为我开了告别单身晚会和社交俱乐部中的压抑晚会刚好相反，这里显得非常热烈。比较之下，我明白了我究竟是处于的两个世界的哪一个，我希望两个都是，而且要在切当的时候。然而当我身处一个世界中，我会感到另一个世界正在怀着撕心裂肺的叹气渐行渐远，就像海水分开行驶的两艘大船一般。结婚前夜在“上帝之能”（译注：El Poder de Dios，应该是一家夜店）中举办了一个特殊的舞会，其中最后的仪式只能发生在一个加利西亚牧师身上，他身着女性服饰，带上面纱，插上柑橘花，这只是为了让她们在万能的圣礼之后和我成婚。那是一个罪恶到极点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答应爱我，服从我，我随后对她们报以我至死不渝的忠诚和坚持。
因为我预感到会有无可挽回的事情发生，所以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从凌晨开始我一直数着大教堂的大钟走针的声音来确定时间的流逝，直至七点钟，那可怕的敲钟声响起，在这时候我本来应该去另一家教堂中参加我的婚礼。八点钟电话响起，铃声很长，顽强，不可预测，响了长达一个小时。我不仅没有接这个电话：我甚至都没有呼吸了。快到十点时，有人来敲我家的门，首先是重重的一拳，然后传来那熟悉而令人厌恶的声音。我很害怕有人会重重地冲开大门。但是到了十一点钟，家里安静的让人毛骨悚然，然后后果严重的灾难就发生了。我为她哭泣也为我哭泣，我真心地祈祷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再见到对方。某个圣灵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后来我得知斯美娜-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就离开了这个国家，直到二十年后才回到这里，那时她已为人妇而且还带着七个孩子，我认为这些孩子可能也有我的骨肉。
那次社交悲剧之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保住我在拉巴斯报社的职位和我的专栏。但这不是报社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十一页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二十世纪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封面。进步改变了城市的传说，一切都变了：飞机起飞，员工们从汽车中拖出一大袋信件，航邮就完成了运作。
唯一不变就是我的专栏。年轻一代人猛攻我的专栏，好像攻击一个必须破坏的古老木乃伊一般，但我丝毫没有退缩，努力保持专栏的基调，而且反对这场革新之风。我对新的世界毫无兴趣。当我年过四十后，新来的编辑们称呼穆达拉的专栏为私生子（la Columna de Mudarra）。报社老板同时传我去他办公室，要求我顺从新潮流。老板以刚刚想到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时代在进步。”我回答道：“是的，进步了，但是还不得继续绕着太阳在转。”我保住了我的专栏，因为老板没有找到另外的电报编译人员。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对的，也知晓了其中的原因。我那一辈的年轻人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以至于忘记了身体和心灵中那份对未来的愿望，直到现实告诉他们未来并不是和他们所想的一样。他们开始怀旧思乡。我的专栏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好像是破败瓦砾堆中的一个保留完好的考古遗迹一般，读了这个专栏的老人不怕老，而且那些年轻人也觉得衰老并不可怕。我的专栏从新回来了，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还是在头版刊印。
我经常对那些询问我的人说：“那些妓女没有给我时间结婚。”但是我的承认我是在我九十岁时才说得出这些话，那时候我从罗萨-卡瓦尔加斯的妓院出来后我就下定决心不要去再次挑衅命运。我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些品行不端的人群总是靠着环绕公园的铁栏杆站着，这大大的影响了我的心绪。而后我发现达米安娜趴在地上正在擦洗我家的地板。她的大腿并没有随她的年老而变老，看了依旧扰乱我的心神。她肯定是感到了我正在意淫她，就用裙子盖住它们。我忍不住问她：“达米安娜，请您告诉我，你想到了什么？”她冷冷道：“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但是您的问题却激起了我的思绪。”我感觉背上有一阵阵压力袭来。我继续说：“我从来不会爱上别人的。”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激动的回答道：“我会！为了您，我整整哭了二十二年！”听到这里，我的心开始一震，然后努力寻找着体面的话题摆脱这个困境，对她说：“我们本可以成为很好的一对的！”她愤愤地答道：“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晚了，我现在连你的安慰剂都不是！！”当她离开我家时，话语相当自然：“您可能不会相信我的话！上帝保佑，告诉你我现在还是个处女！”
稍后我发现她在整个家中都留下了红玫瑰，而且还在枕头下留下了一个卡片，上面写着：我希望你能活到一百岁。尽管口中很苦，但我还是坐下来完成昨天写了一半的文稿。不到两个小时，我就一口气完成了这篇文章，这必须像 扭天鹅脖子般搜肠刮肚写，却不能让人注意到我的泪水。在一个迟到的灵感的激励下，我打算给我的专栏和我漫长而庄严的生活来一个痛快的了结，但这并不意味要用死亡方式来完结。
我本来想把这文章报社的传达室，然后迅速回家。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整个报社的人都在等我，然后为我庆祝生日。报社那时候还在施工，到处是脚手架和瓦砾碎石，只不过由于我的生日派对而提早收工了。一张木桌上放着很多饮料，还有很多用花纸包着的礼物。几次闪光灯之后，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这个城市里的其他的报纸和广播台的记者都来了，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新保守主义的《普任萨报》（La Prensa）；新自由主义的《埃拉尔多报》（El Heraldo）；日渐衰弱的小报《国家报》（El Nacional），这家报纸经常用连载的艳情故事来缓解社会矛盾。众多读者，我们这些不同阵营的同行聚在一起你们不用感到丝毫的惊讶，在一切为了城市的目标的指引下，我们媒体一般都与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政府却经常分裂我们，引起媒体大战。
新闻检察官堂-赫罗尼莫-奥尔特加也来了（don Jerónimo Ortega），尽管这不是他的上班时间。我们经常称之为“九点钟的讨厌鬼”，因为他经常带着那“血淋淋”的铅笔准时甚至是踩着点地在九点钟到达，然后一直呆到确认第二天出版的页面中没有该受惩罚的字句后才离开。他是我的老对头，可能是因为我语法上的自负，也可能因为我经常使用没有引号、没有斜体等特殊标记的意大利语单词，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意大利语的单词比西班牙语能更好的表达出我的想法，而且就应像在泰语（lenguas siamesas，暹罗语）中用他国单词一样合法合理。忍了四年之后，他就像我们心中的恶念似的，这才使得我们接受了他。
秘书们携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进来，上面插着九十根正燃烧的生日蜡烛，也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着我年岁的数字。他们唱起了生日祝福歌，我为此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我还不知不觉的想到了那个小女孩。这不是怨恨的一击，而是对我不希望重新记起的那个女孩的一次迟到的补偿。思念断后，有一个同事把蛋糕刀递给到我手上，然后我就切了蛋糕。因为我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回答问题，可能是害怕大家的取笑，没人愿意第一个出来发言。之后，编辑部的主管冷冰冰地提醒我们该结束了，硬生生地把我们拉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中，另外我一向对这人没什么好感。他说：“才华横溢的耄耋老人，你的专栏文稿呢？”
事实是我整个下午一直思考这事，它就像口袋中的炭火一般严酷地烤着我，但激动也重重地刺激了我，以至于我没有勇气提出我的辞呈，因为这会严重破坏这次生日庆祝会的气氛。我说：“这一次，我没有写。”这个不可思议的失误从上个世纪起一直困扰着编辑主管。我继续道：“请您明白，我昨晚一夜难受，早上醒来几乎昏迷着，就这一次。”他酸溜溜的说：“你应该写的，读者们总喜欢阅读一个九十岁老人写他自己生活的文章。”一个秘书打破了这个僵局，然后对我扮了个鬼脸：“这也许是一个愉快的秘密吧！嗯？不会吧？”我顿时脸色绯红，心中骂道：“他妈的，这脸红将会卖了我。”另一个美丽的秘书也用手指指着我笑着说：“真神奇！脸红起来还留着那份优雅！”她那童言无忌般的话语使得我那脸红上加红。第一个秘书接着说道：“真让人羡慕，昨晚你一定拥有一个美妙的夜晚。”说完她吻了我下，在我脸上留下了粉色唇印。随后，照相机拍照的声音便响个不停，闪关灯弄得我头晕目眩，我只好把文章交给了编辑主管，然后告诉他之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给了他文稿，然后在最后的鼓掌声中“落荒而逃”，目的是当他们发现我在报业干了五十年之后递交出的辞职信时，我已经不在现场。
那夜，当我打开他们送我的礼物时，我感到非常焦虑。 铸排工人依旧和前三次生日一样送我一个电咖啡壶；排字工人送我一张可以在市区宠物商那边拿到安哥拉猫的授权；经理则给予我一点象征性的红利；秘书们的礼物最奇怪，是三条丝质内裤，上面还留有她们的口红印迹，以及一张她们答应要在我面前脱衣的卡片。看了这些，我想到了年老的一个好处：对年轻女性朋友们的挑逗可以让她们相信我已经失去了性功能。
我从不知道是谁送了我一张斯特凡-阿斯肯纳瑟演奏肖邦二十四个前奏曲的唱片（los veinticuatro preludios de Chopin por Stefan Askenase）。编辑部大部分人的礼物是畅销书。我还没拆完他们送我的礼物时，罗萨-卡瓦尔加斯打了个电话过来，里面的问题正是我不想听的：“那小女孩的破处之夜发生了什么？”我想都不想回答道：“什么都没有！” “永远不原谅第一句话就得罪她的男人”是老鸨的座右铭，于是她冷静地反驳说：“你认为她一直睡觉就什么事也没有？”我辩解道：“那女孩白天就光钉了几粒纽扣，不可能如此累，她可能是害怕危险假装睡觉而已。”老鸨愤愤道：“其中唯一严肃的是：她会认为你已经彻底失去能力，我可不喜欢她到处宣传。”
我并没有表现出能让她满意的惊讶表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她说：“女孩当时那状态是很可悲的，这是该睡还是该醒呢？总之，像个病人！”罗萨-卡瓦尔加斯低声道：“主要是这交易太快了，但还是有的补救，我答应你我可以让其招供，然后逼她把钱还给你，怎么样？”我回答道：“不要管它了，什么都没发生也好，至少让我明白了在那晚我是玩不起追逐游戏的。这点女孩说的很对：我不中用了。”之后我就挂了电话，我的生活充满了我以前从未体会过的自由，好像终于挣脱了自十三岁来一直禁锢着我的枷锁一般。
晚上七点，我受邀成为美术馆的嘉宾，参加雅克-蒂博和阿尔弗雷德-科尔托特（Jacques Thibault y Alfred Cortot）在该馆大厅举行的音乐会。塞萨尔-弗兰克（César Frank）完美地演奏了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小憩间，大家对表演报以最真挚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佩德罗-比阿瓦（Pedro Biava）博士拖着我来到化妆间，要把我介绍给演出者认识。我那时候太眩晕了，我甚至祝贺他们把舒曼的奏鸣曲演得出神入化，但是这曲他们根本没演，所以有人毫不客气地当众更正我的错误。我分不清那两个奏鸣曲之愚昧无知的盛名一直流传很广，而且经过我在接下来星期日评述音乐会的专栏中加了茫然的解释后变得更加众所周知。
我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有能力去杀人了。那些灾难性的回复来的真不是时候，在小魔鬼的驱使下不停的吹到我的耳边，而且回到家后还痛苦地折磨着我，没有文章、没有音乐可以卸掉我的怒火。幸好罗萨-卡瓦尔加斯在电话中的吼声把我从疯狂中拉了出来：“我喜欢看那报纸，我都觉得你不是九十岁，而是过了一百岁。”我怒道：“这就是你他妈的来找我的原因？”她倒好声好气的说：“不，你看上去很好，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你不像那些下流的糟老头那样故意要增加自己的年龄用来证明他们其实还很有活力，这是你的优点。”而后她话锋一转：“我有个礼物送你。”我吃了一惊问道：“什么？”她立刻接话：“那个小女孩！”
我想都不想就谢道：“谢谢！不过覆水难收啊！”她随后说了一大段：“我将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送来，而且还用加有檀香木的水煮沸泡过，一切全部免费。”我直挺挺地站着，觉得老鸨的话语中语气恳切，应该不假。她接着说：“周五晚上那小女孩白天用针和顶针钉完两百粒纽扣之后，确实累坏了，状态不佳。她确实也怕被暴力所伤，但她也明白应该要好好服侍客人的。”我说：“那天晚上，我和这个小女孩睡在一起，她曾经起过床去洗手间，然后看我睡得很死，所以就没好意思叫醒我，但当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已经离开了妓院。”这真像是一个无用的谎言，对此我也感到很气愤。罗萨-卡瓦尔加斯接了话：“很好，即使如此，她应该向你道歉！这可怜的小姑娘现在就在电话旁，要不要和她讲几句？”我立马回答道：“不，上帝保佑！” （译注：印度纸，西班牙语：papel de China；英语：India paper中国等地拓印版画所用之纸）当报社的秘书打电话过来时，我已经开始写作（译注：主人公写作时会习惯性地摘掉电话，防止外人打扰。）。电话留言要我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去见下老板。第二天我准时到达。装修房子的轰鸣声 总是让人难以忍受，空气在击锤声，水泥灰和沥青烟中也变得稀薄，但是编辑部的人已经适应了在噪音的环境下工作。老板的办公室则刚好相反，安静而又冰冷，那种环境对于写作来说太完美了，可是这从不属于我们。
马尔科-图里奥三世看上去很年轻（El tercer Marco Tulio），看到我进来就站了起来，但是继续和电话那端交谈着，随后我们沿书桌上方握了下手，握手完他示意我坐下来。我认为电话那头应该没人，他这么做作只是增加印象罢了，但是突然我发现对方是个官员，那可是一次艰难的谈话啊，因为对方可是一个亲切的敌人。另外，他的煞费苦心只是想在我面前证明他精力旺盛，尽管他一直站着和当局交谈。
马尔科-图里奥三世有洁癖，刚过二十九岁，会说四门语言，拥有三个外国博士学位，与前一位终身主席有天壤之别。上任主席就是图里奥三世的爷爷，开始靠贩卖“白奴”积累了财富，然后才涉足媒体。图里奥三世行事简单，一表人才而又庄重严肃，在他面前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声音经常跑调。他穿着运动上衣，领子上面插有新鲜的兰花，他服侍上的一切物品与他的外表是那么和谐，但是这些物品只适合他这间四季如春的办公室，而不能用在炎热的户外。我经常花上两个小时来打扮自己，但今日却相形见绌，于是怒气便增了几分。（译注：白奴，和黑奴对应，暴力威逼下的廉价白人劳动力。）
然而，那张为了庆祝报社成立二十五年而拍摄的全景照中肯定被下了致命的毒药，因为我看到了照片上每个逝世者头上均画有一个小叉。照片中我就站在右边第三个，戴了一顶草帽，大大的领带结上插有一枚珍珠别针，还蓄着直到四十岁才剃掉那平民上校必备的胡子，还戴着神学院学生般金属边框的近视眼镜，这眼镜我一直在半个世纪后才摘下来。我这些年在许多地方见过此相片，但是只有现在才注意这里面的信息：开始创业时的四十八人到现在只有四人还活着，我们中间最小的那个刚刚服完因多重谋杀被判二十年刑期。
老板终于打完电话，惊讶地发现我正看着相片，然后微笑说：“这些小叉不是我加的。我认为这品位真差极了。”然后他在桌后坐下，改了口吻接着说道：“请允许我告诉您 您是我所认识人中最难以捉摸的。”我相当惊讶，但他赶在我前面说道：“你要辞职？这才是这次谈话的原因。”我只能说：“都一生一世了。” 他回答道：“ 这很有道理，但不是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我认为这个专栏真的很优秀，专栏里关于老人的文章是我有生以来读过最好的，一个辞呈就这么了结了它真的毫无意义，就像普通人逝世一般毫无意义。幸好.九点钟的讨厌鬼.读了之后觉得实在难以忍受，所以就合并了编辑版面（“九点钟的讨厌鬼”是新闻检察官堂-赫罗尼莫-奥尔特加）。他在没同任何人商量就用他的托尔奎马达（lápiz de Torquemada）铅笔从上到下划掉了。我今早发现此事之后还给政府寄了一封抗议信，我想这是我的责任，但私底下看，我还真得谢谢检察官的专横。对于这个专栏的停刊，我还真没准备好，我真心诚意地求您了，别像在茫茫大海中那样弃船而走。” 他用伟大方式总结道：“我们就接着聊聊音乐吧！”
我看他很坚决，就不敢用反驳去继续激化我们间的分歧。实际上这个问题到了这坎上我还真没找到得体的理由放弃这个无聊之极的工作。当我想到再次答应他以争取更多时间时真下了我一大跳。我必须好好控制自己，不让他发现我厚颜无耻地激动后那老泪纵横的丑态。然后我们和往常一样——这么多年仍然在一起谈天说地。
下一周，我大部分时候处于困惑中，很少感到快乐。我去宠物商那边领了我印刷工人送我的猫。动物的气味真的难以忍受，就像不会说话的小孩身上一样的味道。他们好似不会说话的灵魂，我听不到他们，但是我也忍受不了他们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我认为如果有人与狗相处的 比 与他妻子相处的还要好，那真是违背了自然规律，他们会教宠物准时吃饭，按时排泄，要宠物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是分享他们的痛苦。但是我要是不接受这个礼物也就真没风度，此外，这安哥拉猫还真是漂亮，拥有玫瑰色而光滑的毛发，明亮的眼睛，它的叫声好像说话一般动听。商家附送我一个用于装猫的柳条筐，一份猫的血统证明，还有一本像组装自行车一样的自助手册。
一队巡逻兵正在圣-尼古拉斯公园门口进行安检，行人们只有过了他们安检后方能入园。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也从没想过到竟会有比我年老的征兆还沮丧的事情。这队巡逻兵有四人，领头的是一位年轻军官。队员都长得很粗野，身上还留有马厩的味道。军官盯着每一个过路人，脸上是他们海边安第斯人那般通红。检查完我的身份证和记者证之后，他问我篮子里装着什么？我说：“是一只猫。”他便想看下，我小心翼翼地掀开篮子上的盖子，以防它逃跑，但有位 军爷想确认下篮子底下是否还有其他物件，我的猫却不配合，爪牙乱舞起来。军官阻止了他，说道：“它是只名贵的安哥拉猫啊！”然后便抚摸了下它，嘴里好似念着什么。猫没有攻击他，也没不把他当回事。军官继续问道：“它几岁了？”我答道：“不大清楚，是有人刚刚送给我的礼物。”军官说：“因为我看它好像年纪比较大，所以我才问你的，可能十岁？”我想问他怎么知道的，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是由于他那严肃的外表，以及斯文的回答，我不想和这种人交谈。军官接着说道：“我认为它曾经被遗弃过，而且经历过许多。注意：不要让它适应您，而是要您去适应它，开始随它去，然后你就能赢得它的信任了。”军官随后合上盖子，然后问我：“您是做什么的？”，“记者”，“从几时开始？”我告诉他：“都一个世纪了。”他说：“我相信。”然后我们握了下手，然后他用一句既是劝告也是威胁的话和我道别：“多多保重”
中午我切断电话，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瓦格纳的单簧管和管弦乐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斯曲，布吕克纳的弦乐五重奏，这个在他灾难般的作品算是一个伊甸园式的绿洲（la rapsodia para clarinete y orquesta de Wagner, la de saxofón de Debussy y el quinteto para cuerdas de Bruckner）。突然间我发现我在书房中已被黑暗包围，感到桌底下有个滑溜溜的物体在移动，我觉得那不是活物，而是一个从我脚上拂过的超自然生物，我突然喊着蹦了起来。原来是我的猫，它有着羽毛般光亮的尾巴，神秘而缓慢的步伐，以及神话般的血统。一想到这间我一个人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屋子里竟还有如此一个非人活物时，我立刻汗毛竖起，冷颤不止。
大教堂的大钟敲了七下，时钟已经拨到早上七点。粉红色的天空中只嵌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江上的大船响起了令人忧郁的笛声开始出发，我感到我喉咙深处正在思索着爱情的戈耳迪之结 如何打起，如何解开？（西班牙语：nudo gordiano，英语：Gordian knot戈耳迪之结 意为 难解的结、难题、难点，“斩断戈耳迪之结”意为“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果断处置”。）。我受不了更多的思索，于是拿起电话，这时候心都蹦到口边了，非常缓慢地戳了四位电话号码的数字，因为这样就不会打错电话，三声铃声之后，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真的很紧张，喘了口大气后对她说：“喂，请原谅我这么早就来打扰您。”对方也没发怒，说道：“没关系，我正等着你的电话。”我提醒道：“我希望那女孩等我时要像上帝给她生命时那样干净光洁，不要再在他脸上涂那么多东西。”老鸨沙哑地笑道：“就照你吩咐的办，但是你也应该放弃享受一件一件脱她衣服的乐趣，老娘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糟老头就爱干这龌龊之事。”我答应道：“我知道了，他们这么的原因是他们正越变越老了。”老鸨应了声，认为这个回答不错，道：“好，今天晚上十点整，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降温蓄力，咱们到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