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头婆的腰围
陆北才死了吗？
没有。是九十三岁的培伯告诉我没有。也幸好他没死，否则这部计划中的十八万字小说便没法写下去。
培伯年轻时在湾仔太原街的凉茶铺打工，见过孙兴社的许多人物，包括改名为陆南才以前的陆北才。他说关于余连长和药王坚的事情，是陆北才亲口告诉他的。既然他这么说，我唯有这么相信。培伯多年前跟随儿女由港岛搬到九龙，后来住进油麻地的安康老人院，经由香港大学历史系的丁仁杰教授介绍，我探访他之后采访他，他虽老去，记忆力倒好，琐碎而缓慢地说了许许多多江湖传说，包括哨牙炳在客栈床上大战七女、鬼手添偷走了昌发麻雀馆的四箱钞票以及老板娘、骆克道的上海浴德池设有密室专供男人寻欢作乐，大多跟桃色有关，所以我猜眼前的这位老人家于昔日必甚风流也下流。
“你仲记得英京酒家的‘金盆洗捻’宴会吗？”我问培伯。这才是我最关心的故事。
培伯眼望前方，眼睛不断微微眨动，似是一台旧式的八厘米放映机，哒哒哒地转动磨打，在他眼前重播陈年老片。半晌，他道：“哦，我记得了，那个晚上好捻轰动啊，英京门前塞满人，连庄士敦道的电车都行唔到，几乎要出动防暴队镇压。话时话，英京酒家贵宾殿的厕所有个金马桶，好鸠巴闭，但后来被人偷偷搬走，抓到了，两只手被斫断，挂在酒家门外示众……”
我花了好两三个月细心聆听培伯语无伦次、真假不分地追溯陈年记忆，再花两三个月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查核资料，然后每天早上乖乖坐在书桌面前，用前所未有的生活纪律继续撰写陆北才的不死传奇。
陆北才遭受这样的重击而不死，确实离奇，但人的命运也实在难说，像在赌桌上，什么样不可能拿到的好牌或烂牌都有可能拿到，你说是巧合吧，倒又怀疑暗有天意。连一辈子崇尚理性的胡适也说过：“麻雀牌里有鬼！”在命运面前，你哭，你笑，你哀求，随便你，命运自有它的走向，可能听取你的意见，也可能置若罔闻，到最后，你唯有低头认受。
你不妨自行想象陆北才仍然活着的理由。也许是药王坚以为他死了，转身跑开，然而陆北才只是晕倒，其后清醒过来。也许是药王坚做出致命一击之际，忽然传来脚步声，他慌忙离开。也许是像武侠小说的常见情节，有神人出现，施法救回陆北才。也许像周星驰《功夫》电影，有菩萨庇佑，陆北才又凑巧天赋异禀，不仅没死，更练出一身绝世神功。
不管是什么理由，陆北才活下来了。倒卧在草地上，慢慢转醒，张开眼睛，看见树，看见天，看见团团白云。后脑极痛，都是血，地上草上亦是血，他用双手撑地，勉强站起，只觉天旋地转，分不清南北西东。他对自己说：“刁那妈！我又冇话要对人讲你的秘密，做乜捻打我？药王坚，死仆街！”
药王坚早已跑得无影无踪。陆北才缓缓走回河边，弯身掬水，洗净脸上头上血迹，边洗边思量何去何从。他喜欢部队生活的实在感，一群兄弟，一群男人，互相照应和保护，所以当被出卖，感觉特别悲愤。药王坚敲他的头，比阿娟用小棍棍敲他来得更伤身也更伤心。
坐在河边半天，陆北才问自己，是否该返回部队，揭发药王坚为了不想清还赌债而出卖余连长？
不是不可以，而是，揭发之后呢？有人相信吗？有人愿意相信吗？大家都跟余连长打过牌，他自己也打过，为了巴结对方，还经常故意放炮输钱以作孝敬，所以跟其他人一样，也欠过余连长赌债。搞不好所有人都乐见余连长死去，他们一旦知悉事实，不仅不会支持陆北才，反有可能联手把陆北才斗臭斗垮。甚至，或许出卖余连长的并不只有药王坚，其实当初如果头脑灵光，想到借刀杀人这法子，说不定陆北才自己也会先去找李旅长告密。是的，他不是这种人，不会做这种事，可是，谁敢说自己永远不会变成这种人，永远不会做这种事？问题只是有没有需要，以及有没有机会。
那么不如返回河石镇，一辈子留在镇上做木匠？
陆北才无所谓，但不希望见到阿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常害怕她，害怕想起床上血肉模糊的一幕，以及那支小棍棍，那记后脑痛击。奇怪，仿佛命中注定，一旦知悉别人的秘密，即会被别人敲击脑门。秘密是致命之源，是最可怕的武器。
看来唯有远走高飞。离开家乡，离开部队，离开广东。陆北才最后决定去香港。达官贵人于出事后无不南下，香港向来是避乱之城，容得下所有无路可走的人。以前河石镇上有人犯法，逃避缉捕，据说都跑去香港。陈济棠被余汉谋卖了，台崩楼塌，同样夹着尾巴逃到香港。陈济棠能去，为什么老子不能去？他搭飞机去，大不了老子用双腿去，攀山越岭总能走到。陆北才不肯留在一个总是被敲击脑门的地方。
是鸠但啦，见步行步，走了再说。
从部队营地徒步到香港必须爬过两座小山，途经莞城，再往南走，大概三天三夜的时间始到达宝安。陆北才白天躲在树林休息，天黑始出行，所以花了整整五日。在莞城，他对一个开木店的远房亲戚虚称到香港打工，对方给他一个地址，香港湾仔大王东街廿四号，嘱其往找赵文炳，说这个人亦是宝华县一带的乡里，曾在张发奎部队里做通讯兵，为人仗义，肯定可以帮忙。
陆北才好不容易经宝安进入新界，再到九龙，搭小艇从尖沙咀过海到港岛，船资两毫，他身上已全无剩钱，要求艇主先带他找赵文炳借钱，可以给他三毫，艇主答应，花了半小时摇摇晃晃把他载到铜锣湾避风塘，上岸后再走半小时的路到湾仔。大王东街廿四号不难找，原来是一间卖炭、米、火水的杂货店，赵文炳在这里做掌柜，老乡没说错，他虽长得獐头鼠目，行事却很豪爽，见了陆北才，问明来处，二话不说掏出三毫打发了艇主，然后请陆北才到马师道大牌档吃猪红粥，滚烫的粥水经喉入胃，让陆北才温暖得深深一震，仿佛踏遍千山万水就是为了来吃这口粥。
陆北才在香港住下来了。
赵文炳的诨号是“哨牙炳”，个子不高，五呎三吋，年纪比陆北才小三个月，窄脸，尖下巴，上排两只门牙夸张地朝前突出，乍看以为刺穿了下唇。陆北才比他稍高稍壮，却亦不过五呎五吋，单眼皮，两道淡淡的眉毛，看上去本有点老气，幸好鼻梁是广东佬里少见的挺而尖，撑出了一种独特气势。陆家男人的鼻梁都挺拔，父亲，弟弟，镇上乡亲都夸他们靓仔，父亲讪讪笑道：“刨木佬，日日夜夜低头刨木，睇唔到个鼻，只看见头壳顶，几靓仔都冇捻用！”
可是陆北才不再靓仔，额上和左脸颊都留有几道深深疤痕，是药王坚强塞给他的秘密印记。
哨牙炳在乡间读过书，数口精明，本来打算去上海学做生意，却在搭车半路上遇土匪，眼睁睁看着陪他赴沪的父亲被割喉喷血，死时双目突出，尽是怨恨，他觉得父亲希望他报仇。于是不做生意了，抛下算盘，投入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练枪学炮，期望有朝一日南回剿杀土匪，岂料部队旋被指派到浦东抵抗日军。他并非不恨日本鬼子，只不过更恨土匪，担心小命难保而父仇难报，所以主动要求调任通讯兵，留守营地，这样比较安全。留得青山在，始可报父仇，哨牙炳这样说服自己。
营外日夜轰轰隆隆的炮声令哨牙炳心惊胆战，双腿发抖，经常梦见日本鬼子手执长剑杀过来，霍一声，斫他头，惊醒时裤裆都是尿，脸上亦尽是泪水，羞愧于自己的怯懦。他仍然痛恨土匪，可是，他更爱惜自己。父仇依旧不共戴天，但报仇雪恨谈何容易，在乱世里能够好好保命，其实已算对得起父亲，他在地下有知，应亦不会见怪。哨牙炳这样说服了自己。
决定之后，哨牙炳半夜脱下军服，逃出军营，乔装难民混上火车，一直往南走，经惠州、莞城，向亲戚借点钱，再到香港，到火水店打杂帮忙，因眉精眼企，没多久便做了掌柜。来港后的哨牙炳没再去想父仇不父仇，他告诉自己，土匪有土匪的艰难，若是太平盛世，谁都不愿做土匪，做了土匪便得杀人，父亲唯有自叹倒霉，或许是上辈子欠了土匪的债，这辈子以命偿还。这样一想，心便安了，也提醒自己能帮忙别人时尽量帮忙，多积阴德，下辈子别活得像父亲这么倒霉。他从此开心过日子，往女人的床上睡去是最大的快乐，有过一床驾驭七女的辉煌纪录，事后其中一个阿姑对人掩嘴赞道：“别看那衰佬瘦得似马骝，上了床，仲精壮过只牛！他那两颗哨牙也很来劲，啧，把老娘磨得……”
无女不欢的哨牙炳愈来愈瘦。他虽没法执起刀枪杀土匪，却觉得抽插姑娘亦是一种成就。跟陆北才相反，哨牙炳很是健谈，常把男女情事挂在嘴上，自嘲道：“哈哈，你识刨木，但我识刨女人。用条捻刨，也用我的哨牙去刨！”说毕，刻意抿紧两片嘴唇，发出几声夸张的“唧——唧——唧”的口水声音，然后伸出舌头，打转抖动。陆北才被逗得大笑，哨牙炳拍他的肩道：“老友，如果你肯叫我一声师傅，我愿意把这绝技传授给你！”
陆北才却从没想过要学。他只暗暗好奇，那到底是什么滋味？
陆北才住在谢菲道的一幢唐楼，有个小单位，挤了八九个男人，睡帆布床的，睡阁楼的，睡地上的，连狭窄的骑楼露台也躺了两三人，倒热闹，白天分头出外打工，或拉黄包车，或搬米搬火水搬煤炭，也有在茶楼洗碗或做侍仔，傍晚以后陆续回来，饮酒围赌，十五和、牌九、天九、骰子，杀气腾腾像赌馆。
刀疤德和雀王棋都是那时候结交的兄弟，也有白粉强、光头忠、大只光等其他人，没料到四五年后死的死、逃的逃，乱世里的江湖人，活得都像爆竹，轰然一响之后，粉碎落地，红彤彤，却是血腥的红而非喜气的红，里面有自己也有别人。陆北才睡在露台，长长窄窄似棺木，躺在光头忠和大难雄的中间，被两个粗壮的身体包围着，像两道围墙把他重重保护，偶尔碰触到彼此的大腿和肘臂，左右两人的汗味涌入他的鼻孔，还有屁味，还有呼噜呼噜的鼾声，然而陆北才不嫌臭，也不嫌挤，像蹲在茅厕出恭，因心情放松，最臭的时候才是最舒坦的片刻。
有时候三个男人并躺，其中一人忽然撸动下半身，嘴巴发出微微的哼哼唧唧，另一个立即跟随，亦哼唧起来，陆北才索性加入，三个男人三只手，各玩各的，像部队里的炮战训练，一夜里，炮声轰隆。陆北才觉得比在部队里找女人和独自打手枪更满足。他简直觉得从此不需要女人了。
雀王棋曾在饭桌上问陆北才：“几时在香港娶番个老婆？”
陆北才苦笑摇头，他跟大伙说过自己在乡下有老婆，但老婆死了。刀疤德在旁边代答：“佢早就娶咗！一出世就娶咗，仲娶咗十个！十只手指就系佢老婆！”
雀王棋笑道：“咁不如连脚趾都娶埋，娶够廿个！”
雀王棋搁下饭碗，伸手往陆北才的裤裆抓去，道：“不如索性娶埋我的手指！我会好好服侍你！”
陆北才不知道如何反应，呆坐不动，雀王棋的手却在裤裆前面突然停住，原来只是装腔作势。他一阵失望，耸肩骂道：“无捻聊！”
既然在香港留下来，便要揾食，陆北才央兄弟介绍工作，雀王棋见他体格健壮，带他往拉黄包车。黄包车就是手车，亦即香港人惯叫的“车仔”，九龙和香港有几间手车行，雇有车手，领日薪，蹲在路上等客，收入全归公司。也有车手向车行租车，付了租金，拉车所得全归自己。车资统一为十分钟一毫，半点钟两毫，一小时三毫，若要往山上拉，收费双倍，因特别累。
陆北才是“茂丰车行”雇用的车手，在湾仔的谢菲道、卢押道一带开工，那边洋人多，主要是英国兵和美国生意佬，也有日本人，除了固定车资，也赚小费，美国佬最孤寒，通常不给贴士，日本鬼子最豪爽，至少给个斗零，但车行定期向堂口的烂仔交了保护费，烂仔仍然向车手索财，理由是小费亦算收入，有堂口的保护才可开工，有工开便应缴钱。马路不属于车手，也不属于政府，只属于堂口。陆北才抱怨他们是吸血鬼，刀疤德劝道：“破财消灾算了。以前有人不付，还报警，过两天尸体被丢在避风塘的乱石堆上，警察来了，瞄一眼，说活该，对着死尸指骂‘生就累亲人，死就累街坊’，嫌他给大家惹麻烦。”
入乡随俗，是鸠但啦，陆北才乖乖付了保护费，三个月后，熟门熟路了，索性日租车仔做自雇工，感觉是自己的老板，心里踏实，尽管仍然要付钱给烂仔，但渐渐跟烂仔熟络了，经常抽烟闲聊，没客人时，蹲在路边赌骰子打发时间。
每天傍晚时分前来收款的烂仔姓萧，名字是家俊，只十五岁，牛高马大，看上去像廿岁出头，有三个哥哥，家威家声家权，广东人喜欢替儿子取个“家”字，家庭观念重，把家放在前头。萧家俊在星街长大，那边有间天主堂，堂前竖起刻着日、月、星的木柱，街道遂亦以此为名。老爸萧万雄是堂口人，四兄弟不可能不是，萧家俊十一二岁开始在手车站头替父亲向车伕收保护费，有人欺负他小孩子，不给，他到茶室找哥们，一群人冲到站头把对方打个脸青鼻肿，还叫家俊过来朝他脸上补一拳，打下去，鼻血溅到手指缝，烫烫热热，很刺激。
家俊其中两个哥哥本来是警察，抓了毒虫，好奇试了几口白粉，从此自己变了毒虫，没得混警察了，回堂口帮忙，负责把规费孝敬依时依候送到警察局。父亲迫他们戒毒，戒了十多次了，最长的一次是从戒毒所出来后三个月不碰白粉，最短一次是早上九点踏出新界的戒毒所，尚未到中午已经蹲在湾仔的楼梯间追龙——久违了，我的好朋友，真后悔戒他妈的毒，失去了这份快乐，我其实什么都不想要。
另一个哥哥萧家权，十六岁，在混堂口以前本来是裁缝学师仔，在湾仔“均好洋服店”，顾客是来港休假的英国和美国阿兵哥，他虽只念到中学一年级，ABC懂不了多少，但硬着头皮应付客人，久了，仍可说出一口流利而不标准的湾仔英语，像“进来看看吧！买不买，没关系！”是“Come come! Look look! Buy don't buy, never mind!”；像“绝对便宜，时髦新款”是“Price good, look good”；像“不必担心，很快交货”是“No worry, will hurry”，客人竟然听得懂，他自觉聪明，只要把小学老师常说的押韵原则套用在英语上便行。
家权个子不高，但眼耳口鼻有棱有角，下巴特长，突出像铅笔尖，浓密的黑发往上梳得高厚，是时髦的“飞机头”。均好洋服店的英文名称叫“All Well”，事头是上海人，六十岁了，事头婆李红三十来岁，听说嫁人以前是舞女，广东婆，偶来店里走动，一双杏眼总朝家权的裤裆上下扫瞄，像他是客人而她是店员，替他量身造裤。
老板有一天感冒，家权独自顾店，老板娘晚上回店算账，打烊时分，嘱家权把店门关上，铁闸拉下。收音机播着香港电台的《天下名曲》节目，滋滋沙沙地传来黎锦晖的流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王人美和一位男歌星柔声对唱，天真烂漫地，浓情蜜意，不知人间艰难。
李红站在柜台的收银机前看账本，今天只来了两个洋人，都是湾仔警署的洋警官，订造了几件衬衫和两条长裤，账本只写了几行字，但她漫不经心地浏览，往前翻两页，又翻回去，双脚跟随音乐声左右摇晃，咯咯，咯咯咯，用高跟鞋替歌曲打着拍子，嘴巴也哼唱：“啊，你爱了瘦的娇。你丢了肥的俏。你爱了肥的俏。你丢了瘦的娇。你到底怎样选。桃花江是美人窝。你不爱旁人就只爱了我……”
像忽然想起什么，李红抬头瞟一眼家权，发现他坐在沙发上偷瞄她跳舞，她笑道：“看什么呀？看我肥？快说，你说事头婆肥不肥？事头前两日说我的腰粗得像湾仔码头旁的救水圈，正衰公！”边说边往旁挪动，绣着暗绿底花的白旗袍从柜台后面蹦跳出来。
家权连忙低头，继续折叠横摆于膝间的布料。一匹匹丝绢，跟手指的皮肤碰触着，像接吻。
李红见家权不理会她，不服气，更要挑弄，随手执起一把软尺，往自己腰间一圈，嗔道：“天啊，廿八吋！我做女仔的时候，才廿三吋呢！嫁俾你事头那年，也只廿四！一入侯门似肥猪！”
家权仍然专注于手边工作，竟然听见李红饮泣。抬起头，李红原来在笑。“哈！你终于看我！女人的眼泪果然有效，怪不得都要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再不望我一眼，我要开始闹了！”
家权唯有腼腆道：“事头婆……唔肥，你完全唔肥。”
“别叫我事头婆。我叫Susan，男人都叫我Susan，我钟意男人叫我Susan。”李红踏前，不屑地笑道，“其实肥瘦不是问题，最紧要有人钟意，像这些衫衫裤裤，有人钟意长，有人钟意短，有人钟意花碌碌，有人钟意简简单单，咸鱼青菜，各有所爱，不是吗？跟以前比，我现在肥，但如果跟以后比，我现在便是瘦。享受现在才最重要，不是吗？”
家权再低头，手指再吻丝绢。
李红走前一步，把软尺递到家权面前，道：“我差点忘了，你才是裁缝，来，替我量量，看清楚是不是真的廿八吋。”
眼前的软尺握在事头婆——不，苏珊——手里，指甲涂满艳红蔻丹，无名指有一道短短的刮痕，掉色了，待人把它重新填满。
见家权没动静，李红索性用软尺挑拨他的“飞机头”，弄垮了一绺头发，从额上垂到眼前，收音机仍然播着歌，换成欧美流行曲，匈牙利的“Gloomy Sunday”，是家权听不懂的法文，只觉旋律哀凄，像在丧礼上对死者送行。李红如鬼魅般站在前面，家权偷瞄她玫瑰红色的高跟鞋。鞋是真的吗？腿是真的？手是真的？人是真的？自己坐在这里，亦是真的？如果这一切不是真，什么才真？但真的假的又有什么分别？跟昨天比，今天才是真。跟明天比，今天便是假。每一刻其实都同时在告别和迎接。有些事情正在等家权告别，另有些事情，正在等他迎接。
他伸手接过软尺，仰脸望着李红的眼睛，翘起的眼梢如钩，眼帘和眉毛之间扫了一抹浓浓的蓝色，似灵堂挂着的灯笼，忧伤而诡异。他把软尺在李红腰间围了圈，不是廿八吋，是廿八吋半，差了半吋，许多事情只差那么一点点，便是隔了一个世界。他微微用力把软尺勒紧，再紧些，再紧些，即使李红“嗯，嗯”地呻吟了两声，也不放开。他只放开自己的世界。
那个夜晚之后，再有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再一个夜晚，直到事头察觉有异，但因知道家权父亲是堂口中人，不敢得罪，自己也有面子上的顾虑，不敢发作，只好随便找个理由把家权辞退。家权赌气回到父亲身边替堂口办事，从此亦是堂口中人，再度告别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