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利斯本纳街
你过世后两週年，我们去了罗马。这算是巧合，但同时也不是：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远离纽约州。或许欧文夫妇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仪式排在这个时候——在八月底，欧洲所有人都往外地跑，我们却飞到那裡，飞向那个失去了所有嘈杂人群、所有当地动物的大陆。
那个仪式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举行，苏菲和马尔科姆都曾在那裡驻留过，所以欧文夫妇出资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建筑师的奖学金。他们还协助选出了第一位得主，是一个高个子、容易紧张但可爱的年轻伦敦女子，她做的大都是暂时性建筑物，以泥土、草和纸做出複合建筑群，随著时间会缓缓瓦解。颁奖仪式宣佈了奖学金得主、颁发了奖金，此外还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弗洛拉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除了我们，苏菲和马尔科姆在「钟模」的合伙人之外，还有也曾在罗马驻留过的理查德和杰比。仪式过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餐厅，他们两个住罗马时都很喜欢，理查德还带我们看了那栋建筑物有哪些牆壁是伊特拉斯坎风格，哪些是罗马风格。儘管那一餐很美好，舒适又欢乐，但也很安静，中间有一度，我记得自己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在吃东西，全瞪著眼睛，看著天花板、看著盘子、看著彼此，各自想著不同的事物，但我知道，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想著同样的事情。
次日下午朱丽娅午睡时，我们出门散步。我们的旅馆在台伯河这一边，靠近西班牙大台阶那一带，不过我们请司机载我们过桥到越台伯河区，走在那些又窄又暗、简直像是走廊的街道上，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而简洁的广场，除了阳光没有任何装饰，我们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一个留著白色大鬍子、身穿亚麻西装的老人也在石凳另一头坐下，看著我们点了个头，我们也朝他点头。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裡许久，晒著太阳，忽然他说他记得以前跟你来过一次这个广场，还说两条街之外有一家冰淇淋店很有名。
「我该去买吗？」他问我，露出微笑。
「我想你知道答案。」我说。他站起来。「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巧克力口味。」我告诉他。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
我们——那个老人和我——看著他离开，然后那老人朝我微笑，我也对他笑。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其实没那麽老，大概只比我大几岁而已。我当时始终没办法（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老人。我总是讲得好像知道自己很老，我总是埋怨自己的年龄，但那只是耍宝，或是让别人觉得年轻而已。
「他是你儿子？」那老人用义大利语问，我点点头。每回被人认出我们是父子，我总是惊讶又开心，因为他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我认为，或该说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样子，一定有个比外形相似度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父子。
「啊，」那老人说，看著他走到一个转角，然后消失，「真是俊美啊。」
「是啊。」我也用义大利语回答，忽然觉得好哀伤。
那老人露出狡猾的表情，问我，或者比较像是陈述句：「你太太一定是个大美女吧？」随即咧嘴一笑，表示他在打趣，或是个恭维，因为我长相这麽平凡，却很幸运能有个美丽的太太，帮我生了一个这麽俊美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被得罪。我也对著他笑，说：「没错。」他保持微笑，一点都不惊讶。
他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离开了（离开时跟我点了个头，拄著枴杖）。他买了一个装在甜筒裡的冰淇淋给我，还买了一杯柠檬冰沙要带回去给朱丽娅。我真希望他也买了一份给自己，但他没有。「我们该走了。」他说，于是我们起身离开。那天夜裡他很早就去睡了，次日，也就是你的忌日，我们完全没看到他，他在柜檯留了张字条，说他出去散步了，明天再跟我们碰面，说他很抱歉。于是我们也出去走了一整天，我以为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毕竟罗马这个城市不大，但结果没有。那一夜我们更衣就寝前，我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经过的每条街道、每堆人群中寻找他。
次日早晨，他出现在餐桌旁，看著报纸，脸色苍白，但对我们露出微笑，我们没问他前一天做了什麽，他也没主动说。那天我们只是在市区裡閒逛，三个人很不好控制，走在人行道上太宽，于是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轮流当领队，但我们只去有名的地点、人多的地方，不会有隐祕的回忆、不曾发生亲暱的举止的景点。快到水管路时，朱丽娅望著一家小珠宝店的小窗，我们走进去，三个人把那家小店塞满，每个人轮流把她在窗外看中的耳环拿起来细瞧。那耳环非常精緻：纯金，密实而沉重，形状像鸟，眼睛处镶了圆形的小红宝石，鸟喙叼著金枝。他买下那对耳环送给她，她不好意思，但又很开心，朱丽娅向来不太戴首饰。但他看起来很高兴能送她礼物，我看他高兴也跟著开心，朱丽娅也很欢喜。那天晚上，我们跟杰比和理查德会合吃最后一顿晚餐，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北上去佛罗伦萨，他则回纽约。
「我们五天后见了。」我告诉他，他点点头。
「好好玩。」他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我们的汽车开走时，他站在那挥手；我们坐在后座，回头跟他挥手。我还记得当时希望挥手能传达我说不出口的讯息：不准你乱来。前一夜，趁他和朱丽娅跟杰比聊天时，我问理查德这几天我们不在期间，能不能麻烦他发短信随时告诉我们状况？理查德答应了。他几乎恢复到了安迪希望的体重，但中间有两度倒退，一次在五月，另一次在七月，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监视他。
有时，感觉我们的父子关係好像是倒退著走，随著他年纪渐长，我对他的担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随著每一年过去，我都更加意识到他的脆弱，也对自己当父亲的能力更没信心。雅各布还是婴儿时，我发现每过一个月，我就更有把握一点，好像他待在这个世界越久，就能扎根扎得越深，好像光是活著，就宣示他拥有这个生命。当然，这个想法很荒唐，而且以最可怕的方式被证明是错的。但我忍不住想：活下去会产生牵繫的力量。然而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点（如果非得指出的话，我想是在凯莱布之后），我感觉他像是搭上了热气球，被一根长长的绳子固定在深入地面的木桩上。但每一年，那个气球一直扯紧那根绳子，想要挣脱，飘向天空。在底下的我们就设法把那气球扯回地面，回到安全的状态。所以我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同时也很怕他。
你能跟一个你害怕的人真正发展出感情吗？当然可以。但他还是令我恐惧，因为他拥有力量，我却没有。如果他自杀了，如果他把自己从我手上夺走，我知道我还能活下去，但我也知道那种人生很乏味；我知道之后我会永远纠结著想找到解释，不断仔细检视过去，想找出自己哪裡犯了错。当然，我知道自己会多麽想念他，儘管之前他尝试过，他也终将离开，但我始终没能变得更能面对，也永远无法习惯。
接著我们回到纽约，一切如常：艾哈迈德先生来机场接我们，载我们回公寓，门房那儿已经有几袋食物，这样我们就不必去杂货店採买了。次日是星期四，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问起我们这几天旅行看到什麽、做了什麽，我们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洗碗，他递给我一个碗要放进洗碗机时，手一滑在地板上摔破了。「该死！」他大吼，「真是对不起，哈罗德。我太蠢了，太笨手笨脚了。」我们告诉他没关係，没事的，但他只是越来越生气，气到双手开始颤抖，气到开始流鼻血。「裘德，」我告诉他，「没关係的。这种事难免的。」但他摇头。「不，」他说，「都是我。我搞砸了一切。我碰到的一切都会毁掉。」他低头捡起碎片时，朱丽娅和我隔著他的头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麽、做什麽才好：他的反应太小题大做了。但自从那回他把盘子摔到餐厅对面的牆上后，之后几个月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件，让我从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明白，他心中原来有那麽多愤怒，他每天要多努力去控制这股怒气。
他第一次摔盘子之后，过了几星期又有一次。那是在灯笼屋，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当时是早上，才刚吃过早餐，朱丽娅和我要出门买东西，我去找他，想问他有没有什麽想买的。他在卧室裡，门开了一条缝，我看到他在做什麽之后，基于某个原因就没喊他，也没有走开，只是站在门外悄悄观察。他已经戴上一边的义肢，正要戴上另一边，我从来没看过他没戴义肢的样子。然后我看著他的左腿伸进托架内，把弹性袜套拉起来套住膝盖和大腿，再将裤管拉下盖住。你也知道，这些义肢上的脚仿造了脚趾和脚跟的形状，我看著他穿上袜子，接著穿鞋。他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我看著他走了一步，再一步。但就连我都看得出哪裡不大对劲，那些义肢还是太大，而他依旧太瘦。我还来不及喊他，他就失去平衡往前摔在床上，有好一会儿都没动。
然后他伸手脱掉义肢，先脱一边，再脱另一边。有那麽片刻，那两根还穿著袜子和鞋子的义肢看起来就像他的真腿，他彷彿硬是扯断了自己的小腿，我还半期待地会看到一道血喷出来。结果他只是拿起一根义肢朝床上打，打了又打，用力得发出闷哼，再把义肢摔在地上，坐在床沿，脸埋进双手，手肘撑在大腿上，无声地前后摇晃著。「拜託，」我听到他说，「拜託。」但接著他什麽都没再说，我很羞愧地静静溜掉，回到我们的卧室，模仿他的姿势坐在床边，等待著我不知道的状况。
那几个月，我常常想著自己尝试在做的事情，想到要让一个不想活的人继续活下去有多困难。首先你得尝试讲道理（你有那麽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然后尝试利用罪恶感（你欠我），再尝试用愤怒、威胁、恳求（我老了；不要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但接著，一旦他同意，你这个哄骗的人必然会进入自我欺骗的状态，因为你看得出他很吃力，他多麽不想活下去，光是存在这件事都让他耗尽心力，于是你每天就得告诉自己：我做的是正确的。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是违背自然法则及爱的法则的。你会利用每个快乐的时刻，抓紧它们当成证据，看到没？这就是人生为什麽值得活，这就是为什麽我一直逼他尝试，即使那一刻无法抵消其他大部分的时刻。你会想，就像我以前对雅各布的想法，子女是要用来做什麽？是要抚慰我吗？还是我抚慰的对象？如果抚慰对你的子女再也没有用，那麽我的责任是不是允许他离开？然后你会再想：可是那太恶劣了，我做不到。
所以我还是继续尝试，那是当然。我试了又试。但每个月我都可以感觉到他越退越远。不太是外貌的关係；到了十一月，他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总之是理想体重的最低标准，而且气色从来没有那麽好过。不过他变得安静了许多，虽然他向来很安静，但现在他很少讲话。我们在一起时，我有时会看到他盯著某个我看不到的东西，脑袋轻轻一扯，像马在抽动耳朵似的，然后又回过神来。
有个星期四，我们照例一起吃晚餐，我看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有瘀青，彷彿他傍晚站在一栋建筑物旁边，太阳照射的阴影落在他身上。那些瘀青是深红褐色的，像乾掉的血，我看了猛吸一口气。「发生什麽事？」我问。「我摔倒了，」他只说，「别担心。」我当然还是会担心。下回我看到他时又有瘀青，就设法抓著他问个清楚。「告诉我。」我说，但是他挣脱了。「没什麽好说的。」他说。我至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是他自己弄的吗？还是他让别人对他这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我不知道该怎麽办。
他想念你。我也想念你。我们全都很想念你。我想你应该要知道，我想念你不光是因为你让他更好，我想念你是因为你。我想念看著你做喜欢的事情时得到的那种愉悦，无论是吃东西或追著网球跑或跳进游泳池裡。我想念跟你谈话，想念看著你在一个房间裡走动，想念看著你倒在草皮上被劳伦斯的一群孙子孙女压著，假装你被他们压得起不来（同一天，劳伦斯年纪最小的孙女，暗恋你的那个，曾把蒲公英绑在一起做了手环送给你。你谢谢她，戴在手上一整天，那天她每回看到你手腕上的手环，就衝向她父亲，把脸埋在他背部——这个我也想念）。但我最想念的，就是看著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想念看到你望著他，他望著你；我想念你们对彼此那麽体贴，想念你和他在一起时那种出自直觉、诚挚的关爱；我想念看著你们倾听对方说话，两人都那麽专注。杰比的那幅画作《威廉听裘德说故事》太真实了，那表情太准确了。还没看到画名，我就知道画中的你在听他讲话。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以为你走了之后，我们没有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日子。当然是减少了，比较难出现，比较难引发，但还是有的。从义大利回纽约后，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专题研讨课，兼收法学院学生和所有研究生。那门课叫「法律的哲学，哲学的法律」，由我跟一个老朋友合作授课。我们讨论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系统的道德基础，以及有时法律会如何牴触我们国家的道德观。教室就在锥蒙大楼241室，过了这麽多年以后！下午，我会跟朋友碰面。朱丽娅去上裸体素描课。另外我们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当义工，专门协助其他国家（苏丹、阿富汗、尼泊尔）的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新工作，即使这些工作跟他们之前在本国做的只略微相关：护士变成医疗助理，法官变成法律助理；其中我帮过的几个人后来去读法学院，我碰到他们时，就会聊聊他们现在学的，以及美国的某些法律跟他们原先所知的有多麽不同。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个项目计划。」那个秋天我告诉他（他还在那个艺术家非营利组织做公益服务，我后来也去当义工，发现那个组织比我原先想的更令人感动。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群没有才华的文人想要创作，但显然永远不会成功。儘管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跟他一样，都很佩服这些艺术家，佩服他们的坚持，他们傻气、勇敢的信念。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劝阻他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当个艺术家）。
「比方说？」他说。
「你可以教我做菜。」我告诉他，他用那种表情看了我一眼，就是要笑不笑、觉得很乐还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我是说真的。真正做点菜，让我多学六七道料理。」
于是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工作完，或是拜访过吕西安和欧文夫妇，我们就开车到加里森，有时只有我们两人，有时还有理查德和印蒂亚、杰比或某个亨利·杨和他们的太太，星期天我们就会做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的毛病又暴露出来，那就是缺乏耐性，根本无法接受无聊。煮菜时，我会跑去找别的东西来读，忘了我的义大利炖饭，结果烧成一堆烂糊，或者我会忘记把橄榄油裡的胡萝卜翻面，回来就发现烧焦了（看来烹饪很多部分是要轻拍、要泡、要观察、轻抛、转动、抚慰，这种种要求总让我联想到人类的婴儿期）。我的另一个毛病，他告诉我，就是坚持创新，这在烘焙中显然是失败的保证。「哈罗德，这是化学，不是哲学，」他总是这麽说，同样是那个半笑的表情，「你不能不遵守特定的分量，还希望做出该有的样子。」
「说不定烤出来会更好啊。」我说，主要是为了逗他，只要觉得有可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总是乐于扮演傻瓜。于是他笑了，真的笑了。「不会的。」他说。
但终于，我真的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学会如何烤鸡、煮水蒸蛋、炙烤比目鱼。我学会做胡萝卜蛋糕，还有一种加很多不同坚果的麵包，就是他以前在剑桥市打工的那家麵包店卖的，我常常去买，只是他的版本非常不可思议，有好几个星期，我烤了一条又一条这种麵包。「好极了，哈罗德，」有一天他嚐了一片说，「看到没，等到你一百岁，就可以自己做菜了。」
「什麽意思？自己做菜？」我问他，「你得替我做菜才行。」他听了对我露出微笑，一种哀伤、奇怪的微笑，什麽都没说。我赶紧改变话题，免得他说出一些话，我还得假装没听到。我总是试著影射未来，拟出几年后的计划，这样他一答应要做，我就可以逼他守住承诺。但他很小心，从来没答应过。
「我们应该去上个音乐课，你跟我。」我告诉他，其实只是顺口说说，没有什麽具体的想法。
他淡淡微笑。「或许吧，」他说，「没问题，我们再讨论吧。」顶多就是这样。
每回上完烹饪课，我们就会散步。去纽约州北部的那栋房子时，我们会沿著马尔科姆开出来的那条小径走，经过有回他痛得全身抽搐，我不得不把他留在那裡靠著一棵树的那个点，经过第一张石凳、第二张、第三张。到了第二张石凳，我们总会坐下来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不像以前那样，而且我们走得很慢，所以我也不需要休息。但我们总是仪式性地停下来，因为从这裡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屋子背面，你还记得吗？马尔科姆当初砍掉这边的几棵树，于是石凳正好面对著房子，而如果你在屋后的露台，也正对著那张石凳。「这个房子太美了。」我总是这麽说，而且我总是希望他听得出我以他为荣：因为他打造的这栋房子，还有他在屋裡打造的生活。
我们从义大利回来大约一个月后，有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他跟我说：「你想他当初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讲得好小声，我还以为是自己想像出来的，但接著他两眼看著我，于是我知道那句话不是我的幻想。
「他当然快乐，」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快乐。」
他摇摇头。「有好多事我都没做。」最后他说。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麽意思，反正我不会改变想法。「无论什麽事，我知道那都不重要。」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他告诉过我的。」然后他望著我。「我知道的。」我重複说，「我知道的。」（你其实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希望我这麽说。）
又有一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时，他说：「娄曼医生认为我该告诉你一些事情。」
「什麽事情？」我问，很小心不要看他。
「有关我是什麽，」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是什麽人。」他修正了。
「唔，」我终于说，「那很好，我想更瞭解你。」
他微笑了。「听起来好奇怪，不是吗？」他问，「『更瞭解你。』我们认识到现在这麽久了。」
在这些对话中，我总有一个感觉，也许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不正确的答案。他听了就再也不会说出任何事情了，所以我一直设法推测不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什麽，然后绝对不要说出来。
「没错，」我说，「但我一直想要更瞭解你，想知道有关你的事。」
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转回去看房子。「唔，」他说，「也许我会试试看。也许我会写下来。」
「这样很好。」我说，「看你什麽时候准备好。」
「可能要花一阵子。」他说。
「没关係，」我说，「花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写很久是好事，我心想：这表示他得花好几年搞清楚自己要说什麽。儘管这几年对他而言很困难、很折磨，但至少他还会活著。这是我当时所想的：我宁可要他活著受苦，也不希望他死掉。
但到头来，他根本没花多少时间。那是二月，大约就是我们介入、把他强制送去住院的一年后。如果他的体重可以保持到五月，我们就会停止监控他，他也可以决定不再去娄曼医生那裡，虽然安迪和我都觉得他应该继续去看娄曼医生。不过之后就不能由我们做主了。那个星期天，我们待在纽约市区。在格林街上完烹饪课之后（做了芦笋和洋蓟的法式蔬菜冻），我们出门散步。
那天很冷，但是没颳风。我们沿著格林街往南，直到那条路变成教堂街，又继续往南走，走过翠贝卡区，走过华尔街，几乎要走到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停下来看著微微起伏的灰色河水。然后我们回头往北走，沿著同样一条路：三一街接教堂街，教堂街接格林街。他一整天都很安静，平静而沉默，我聊著我当义工那个职业介绍所的一个中年人，比他大一岁左右，是名医生，正在申请就读美国的医学院。
「真是了不起，」他说，「要重新开始很困难。」
「没错，」我说，「但是你也重新开始了，裘德。你也很了不起。」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别开目光。「我是认真的。」我说。我想起他自杀未遂出院后大约一年，他跟我们去了特鲁罗。那天我们也出去散步。「我要你告诉我三件事，是你觉得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我们坐在沙滩上，我这样对他说。他发出一个厌倦的吐气声：两颊鼓满气、再一口吹出来。
「现在不要，哈罗德，」他说。
「别这样嘛，」我说，「说出三件你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然后我就不烦你了。」但他想了又想，什麽都想不出来。看他不吭声，我也开始著急。「那就讲三件你做得不错的事。」我修改一下，「或是你对自己满意的三件事。」修改到这个时候，我几乎在乞求了。「任何事情，」我告诉他，「什麽都行。」
「我长得高，」他终于说，「总之算高吧。」
「长得高是好事。」我说，虽然我希望是别的，有关性格的。不过我决定接受这个回答。就连这个，他都花了那麽多时间才想出来。「还有两个。」但他再也想不出来了。我看得出他懊恼又难为情，最后我终于算了。
这会儿，当我们走过翠贝卡区时，他漫不经心地提起，事务所裡问他是否愿意接任主席。
「老天，」我说，「太棒了，裘德。老天。恭喜啊。」
他点了一下头。「但我不会接。」他说。我大吃一惊。在他为那个他妈的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付出这麽多，花了那麽多个小时、那麽多年之后，他居然不接任主席？他看著我。「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他说，我摇摇头。
「不，」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从这份工作中得到多少满足感。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认同你、不以你为荣。」他什麽都没说。「你为什麽不接呢？」我问他，「你会做得很好的，你天生是这块料。」
他皱了一下脸（我不确定为什麽），然后别开头。「不了。」他说，「我不认为我会接。据我所知，找上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有些争议。何况……」他说到一半停下来。不知怎的，我们已经停下来了，好像讲话和走路这两个活动不能并存，我们就在这冷天中站了一会儿。「何况，」他继续说，「我想我再过一年就会辞职了。」他看著我，彷彿在等我的反应，然后他抬头看著天空，「我想或许我会去旅行。」他说，但他的声音空洞、毫无喜悦，好像他要被徵召、派驻到一个他不太想去的遥远地方。「我可以离开。」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有好多地方我该去看看。」
我不知道要说什麽，只是一直瞪著他。「我可以跟你去。」我低声说，他回过神来看著我。
「没错。」他说，一副宣告的口吻让我安心了，「没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者你们两个可以跟我约在某些地方会合。」
我们又往前走。「我不想太耽误你当世界旅人的第二人生。」我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罗森·普理查德提议的职位。或许做个几年，然后搭私人喷射机到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莫桑比克，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他接受了主席职位，就不会自杀了；他太有责任感了，不可能留下没完成的摊子给别人收拾。「好吗？」我鼓励他。
他笑了，那种熟悉、开朗、美丽的微笑。「好吧，哈罗德，」他说，「我保证我会再考虑。」
我们离家只剩几个街区了，我才发现我们刚好走到利斯本纳街。「啊老天。」我说，想充分利用他的好心情，让我们两个都保持高昂的情绪，「来到我所有噩梦的基地了：全世界最丑的公寓。」他大笑起来，我们右转离开教堂街，沿著利斯本纳街走了半个街区，直到站在你们以前那栋公寓大楼前。有好一会儿，我一直大声抱怨著这个地方，讲个不停，说这裡有多恐怖，为了效果夸张又渲染，好听他大笑抗议。「我老担心会发生火灾，把你们那户烧光光，害得你们两个被烧死。」我说，「我还梦到自己接到急救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发现你们两个被一堆老鼠咬死。」
「没有那麽糟糕啦，哈罗德，」他微笑，「其实呢，这个地方有我非常珍爱的回忆。」他的心情又转变了，我们站在那裡，瞪著那栋大楼，想到你，想到他，还从这一刻往前推、直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当时他那麽年轻，年轻得不得了，只是我众多学生之一，超级聪明，脑子灵光，但也就如此而已。我绝对想像不到他有一天会变得对我这麽重要。
然后他也想让我开心一点，我们都在为对方表演。他说：「我跟你说过那回我们从屋顶跳下来，跳到卧室外头的防火梯上吗？」
「什麽？」我问，真的吓到了，「没有，你没说过。要是说过的话，我想我会记得的。」
儘管我从没想到他会变得对我这麽重要，但我知道他会怎麽离开我：就算我一再希望、一再恳求、一再暗示，还有威胁和异想天开，但我就是知道。五个月后，六月十二日（不是什麽特殊的週年纪念日，就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日子），他离开了。我的电话响起，时间不是晚得离谱，事后回想起来也看不出任何预兆，但当时我知道，我就是知道。电话另一头是杰比，他呼吸不稳，非常急促，而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他死于53岁，离满53岁还不到两个月。他把空气注射到动脉裡，让自己中风。虽然安迪跟我说他应该死得非常快，没有痛苦，但我后来上网查，发现安迪没跟我说实话：那表示他用一根针头粗得像蜂鸟喙的注射针，朝自己扎了至少两次，而且会痛苦不堪。
最后我终于去了他那间公寓，裡头很整洁，他的书房裡堆著一箱箱东西，冰箱被清空了，他的遗嘱和留下的信件叠放在餐厅的桌上，像是婚礼的座位卡。理查德、杰比、安迪，你和他所有的老朋友都陆续赶来。我们走来走去，彼此招呼、交谈，震惊却又不是那麽震惊，只惊讶我们居然会这麽惊讶、这麽难过、这麽挫败，尤其是这麽无助。我们漏掉了什麽吗？我们可以做什麽改变这个结果吗？他的葬礼来了好多人，有他的朋友、你的朋友和这些朋友的父母及家人，有他的法学院同学，有他的客户，有那个非营利艺术团体的员工和赞助人，有那个慈善厨房的委员会成员，有一大堆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过去跟现任员工。梅瑞迪丝也带著几乎完全糊涂的吕西安过来（残酷的是，他还活到现在，不过已经住进康乃狄克州的一家老人院），还有我们的朋友，以及我没想到的一些人，像基特、埃米尔、菲丽帕和罗宾。葬礼过后，安迪过来找我，哭著坦承，他觉得事情真正不对劲，是从他告诉他自己准备退休开始的，说都是他的错。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安迪打算退休，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安慰他，说不是他的错，完全不是，说他一直对他很好，而我一直信任他。
「至少威廉不在了，」我们彼此安慰，「至少威廉不会看到这个。」
当然——如果你还在的话，他不也还会活著？
我没办法说我没想到他会死，但我可以说，当时有太多我没想到的事情，一点都没想到。我没想到安迪会在三年后死于心脏病发，也没想到过了两年，理查德会死于脑肿瘤。你们都那麽年轻就死了：你、马尔科姆、他。伊利亚是60岁中风过世；西提任也是60岁，死于肺炎。到最后只剩下杰比，加里森的房子留给了他，现在我们还常见面——在加里森、纽约市区或剑桥市。杰比现在有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是个很好的人，叫托马斯，是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日本中世纪美术专家，我们非常喜欢他；我知道你和他也会非常喜欢他的。我当然为自己、为我们夫妻难过，但我最常为杰比感到难过。他失去了你们三个，只剩他自己面对老年的开始，他当然有新朋友，但大多数成年前认识的朋友都没了。至少我是在他22岁认识他的；或许中间有时疏远，但那些疏远的年代，我们都不去算了。
现在杰比61岁，我84岁了。而他已经过世六年，你也过世九年了。杰比最近的一次个展名叫「裘德，孤单」，裡头有十五件画作，只画了他，描绘杰比想像中、你死后那段时间的一些时刻：在那近三年裡，他设法在没有你的世界撑下去。我试过了，但我实在没办法看那些作品；我试了又试，但就是没办法。
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原先没想到的。他当初猜得没错，我们搬到纽约完全是为了他，所以处理完他的遗产后（理查德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我也帮了忙），我们就搬回剑桥市的家，离我们的老友近一点。之前我做了太多整理和分类的工作——我和理查德、杰比、安迪一起处理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并不多）和衣服（看著他的西装越来越窄，真是让人心碎），还有你的衣服；我们一起看过你在灯笼屋的档案，花了很多天，因为我们总是停下来哭或大喊或传阅一张我们没人看过的照片。等我们回到剑桥市的家，整理东西成了一种本能。有个星期六，我坐下来清理书柜，这个计划一开始充满野心，但很快我就失去了兴趣。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信封，塞在两本书之间，上头是他的笔迹，写著我们夫妻各自的名字。我打开我的信封，心跳加速，然后看到我的名字——亲爱的哈罗德。阅读他二十几年前在收养那天写的短笺，我哭了，其实是啜泣。然后我把那张光碟放进电脑裡，听著他的声音。光是听到那麽美的声音，我无论如何就会哭了，但我主要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而哭。后来朱丽娅回家看到我，也读了她的那张短笺，我们又哭了一次。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打开他放在格林街公寓餐桌上留给我们夫妻的那封信。之前我实在没办法鼓起勇气；其实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受得了。但我还是打开来读。那封信有八页，是打字机打印的，那是一份告解：有关卢克修士，有关特雷勒医生，还有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花了好几天才看完。虽然他写得很简略，但同时也漫长得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不时得放下来离开，然后彼此打气——准备好了吗？坐下来再看一点。
「对不起，」他写道，「请原谅我。我从来无意欺瞒你们。」
关于那封信，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要说些什麽，还是无法去想。所有关于他是什麽样的人、为什麽，现在都有了答案，而那些答案只会折磨人罢了。他死时孤单得远超过我所能想像的；他死时还觉得该向我道歉，这是最糟糕的；儘管你、我、我们所有爱他的人多年来这麽努力，他死时依然固执地相信他小时候被教导的、关于他的一切，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失败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此时是我最经常找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在深夜下楼，站在《威廉听裘德说故事》面前，这幅画现在挂在我们餐桌旁的牆上。「威廉，」我问你，「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吗？你认为他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有资格得到快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但他实在有资格得到快乐。可是你只是微笑，不是对著我，而是掠过我，从不回答。此时，我真希望自己相信死后会有某种生活，相信在另一个宇宙裡，或许是个小小的红色星球，那裡的人没有双腿，只有尾巴，大家都像海豹一样在大气中划著水，那裡的空气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养分，含有无数蛋白质和糖的分子，我们只要张开嘴巴吸入，就可以健康地生存下去，或许你们两个就在那裡团聚，在那裡漂浮著。也或许他离我更近：或许他是最近开始坐在我邻居房子外头的那隻灰猫，我一朝它伸手，它就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或许他是我另一个邻居最近新养的那隻幼犬，在牵绳的一端拉扯著；或许他是我几个月前看到、跑过广场的那个学步小孩，他父母气呼呼地追在后头，他则兴奋地尖叫；或许他是我早以为枯死的那丛杜鹃裡忽然绽放出来的那朵花；或许他是那朵云、那道海浪、那场大雨、那阵薄雾。重要的不光是他死了，也不光是他的死法，而是他至死仍然相信的。于是我设法对我见到的万事万物心怀善意，而在我看到的每件事物中，我都看见了他。
但回到当时，我们站在利斯本纳街那天，有太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当时，我们只是站在那裡，抬头看著那栋红砖楼房，我假装我从来不必替他担心，他也让我假装，包括他可能做出的种种危险行径，他可能让我心碎的种种方式，那些都过去了，都成了故事的材料；过去的时光虽然可怕，但眼前的岁月并不可怕。
「你们从屋顶跳下来？」我又问了一次。「你们到底为什麽要做这种事？」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他说，甚至朝我咧嘴笑了，「我会告诉你的。」
「说吧。」我说。
然后，他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