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星期六（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一边信手翻着《芝加哥论坛报》，一边看亨利分拣杂货。那些棕色的纸袋子整齐地排在灶台上，亨利像变戏法一样从里面取出调料、鸡肉、荷兰干酪。我等着兔子和真丝围巾，不过眼前的却是：蘑菇、黑豆、小宽面、莴苣、菠萝、脱脂牛奶、咖啡、红萝卜、青萝卜、芜菁、燕麦、黄油、松软干酪、全麦面包、蛋黄酱、鸡蛋、剃须刀片、除味剂、青苹果、咖啡伴侣、面包圈、小虾、奶油芝士、烤麦片、海员沙司 273 、冰冻橙汁、胡萝卜、避孕套、红薯……避孕套？我站起来走到灶台旁，拿起那只小蓝盒，对着亨利晃了晃。
“怎么，你有外遇吗？”
亨利正翻着冰箱，他抬起头，一副挑战的样子，“没有，事实上，我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当时，我正站在牙刷货架边。想听听么？”
“不想。”
亨利站起来面对我，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叹息，“哎，我都买回来了：我们不能总想着生孩子。”
叛徒。“我们说好了……”
“……要一直努力。我觉得五次流产已经够了，我们完全尽力了。”
“没有。我是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我竭力克制住恳求的语气，不让嗓子眼里升腾起来的怒火冲进我的话语。
亨利走到灶台边，站在我面前，但并没有碰我，他知道此刻他不能碰我。“克莱尔，要是再流一次，你会死的。我不能眼睁睁地让你去送死。五次怀孕……我知道你还想再试试，可我不能了。我受不了了，克莱尔，对不起。”
我走出后门，站在黑莓灌木丛边，阳光下，我们的孩子，没了生命，被逐一包裹在丝般柔软的日本雁皮纸里，小心地睡在一只只木盒之中，在这傍晚前的午后，他们静静地安息在玫瑰的花影里。我虽然感受着太阳的热度，却为他们而颤抖，在花园的深处，在和煦的六月，他们却是冰冷的。帮帮我吧，我在心中对我未来的孩子说。他不知道，因此我不能告诉他。快来吧。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十五岁）
亨利：现在是星期五早晨八点四十五分，我在候诊室里等着罗伯特·冈萨雷斯医生。克莱尔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已经决定来做输精管结扎手术了。
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喜来登街，靠近底维赛街，这座崭新的医疗中心离林肯公园的温室花园不远。候诊室是棕色和深绿色基调的，墙上有许多方格板，还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届德比赛马大会冠军的镶框照片。一股阳刚之气扑面而来，我觉得自己真该穿件晚餐礼服，嘴里再叼根雪茄。我得来点喝的。
之前，计划生育部那位好心的女士，已用她温和干练的嗓音安慰了我，手术几乎没有疼痛。而此刻，我身边坐了五个男人。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得了淋病，或者前列腺出了问题，也许其中有人和我一样，坐在这里等着终结为人之父的使命。在这些陌生的男人中间，我感到一股休戚与共的力量，我们一起坐在这间摆设着皮木家具的棕色房子里，在这个灰蒙蒙的早晨，等待轮流进检查室，脱下我们的裤子。有位很老的男人，他双手紧握着拐杖的上端，身体前倾，闭着眼睛，厚厚的镜片把他的眼睑放大了，也许他并不是来做结扎手术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随手翻着一本过期的《绅士》杂志，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正在一间酒吧，女酒保背对着我调酒，现在，她把少许温热的水倒在纯麦威士忌中，这大概是间英国酒吧，没错，跟这里的装潢很搭配。我左边的男人咳嗽起来，几乎快把肺也咳出来了。我睁开眼睛，自己仍坐在候诊室里。我瞥了一眼右边男人的手表，一种巨型的复杂运动表，应该既可以计时短跑，又能呼叫总部吧。已经九点五十八分了，离我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不过，今天医生看病的速度好像慢了一些。前台叫道：“利斯顿先生。”那个大男孩突然站起来，推开厚厚的门，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其他人偷偷彼此打量了一眼，仿佛地铁站里有人要向我们兜售《街头宝典》一样。
我紧张地僵硬起来，一直劝自己说，即将进行的这件事完全是件必要的好事。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我要把克莱尔从恐怖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另外这也不疼，也许只是一点点疼。我再告诉她，她会理解的，我真的是不得已。我们尽力了，我们黔驴技穷了，我不是叛徒。就算疼点，也值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她。一想到克莱尔坐在我们的大床上，满身鲜血摧心痛泣的样子，我就想吐。
“德坦布尔先生。”我应声站起，我真的想吐了，膝盖发软，头脑发昏。我弯下身子，不停地作呕。我发现自己的膝盖撑着身子，枯黄的草秆覆盖着阴冷的地面。我的胃里空空如也，只吐出了些黏液而已。天真冷。我抬起头，草坪的那片空地，光秃秃的树，天空飘着大朵的云，夜幕开始下垂。我孤身一人。
我站起来找到衣物箱，很快我就穿上那件印着“四人帮”乐队成员头像的T恤、毛衣、牛仔裤、厚袜子、黑色军靴、黑呢大衣、浅蓝色的大手套。不知道什么动物把箱子咬出了洞，还在里面安了家。这些衣服象征着八十年代中期，克莱尔大概才十五六岁吧。我是在附近转转，等克莱尔出现，还是走开？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面对朝气蓬勃的她，我转身朝果园走去。
似乎是十一月下旬，草坪枯黄一片，在风中瑟瑟作响。一群乌鸦在果园的边缘争抢着几只被风吹落的苹果。就在我走近它们时，有人气喘吁吁地从身后跑了过来。一转身，正是克莱尔。
“亨利——”她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像是得了感冒。她站着，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分钟，我没办法和她说话。她就站着喘个不停，呼出的气息在她面前形成一层白色的雾。一片灰黄色的背景之中，她的头发红得鲜艳，她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粉红。
我转身继续往果园走去。
“亨利——”克莱尔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臂。“怎么啦？我究竟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理我？”
哦，天啊。“我在为你做件事，非常重要的事，可没能成功。我一紧张，就飞到这里来了。”
“那是件什么事呢？”
“我不能告诉你。就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我也没打算告诉那时的你。你会不高兴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克莱尔在风中瑟瑟发抖。
“这是惟一的办法了。我没办法说服你。我想，只要做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才会终止。”我叹了口气，我会再试一次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再试第三次。
“那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克莱尔看着我，紧张而忧虑，鼻子里淌出了清涕。
“你感冒了吧？”
“是的。我们在吵什么？”
“导火线是一次大使馆举办的晚会上，贵国大使的夫人打了我国首相情妇一记耳光，后来这直接影响了燕麦关税，最后导致了高失业率和暴动——”
“亨利。”
“嗯？”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请你不要再开玩笑了，好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行吗？”
“不行。”
没有任何预兆，克莱尔一巴掌重重地甩在我脸上。我往后退了一步，诧异的同时，却高兴起来。
“再来一下吧。”
她糊涂了，摇了摇头。“克莱尔，求你了。”
“不。你为什么要我打你？我刚才是想伤害你。”
“我要你伤害我，求你了。”我垂着头。
“你是怎么啦？”
“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我都快失去知觉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究竟怎么啦？”
“别问我了，好吗？”克莱尔走上前来，离我很近，她抓住我的手，脱下我手上那副可笑的浅蓝色的手套，把我的手掌放进她的嘴里，一口咬了下去。痛得钻心。她停住，我看着自己的手掌，血从咬痕里慢慢渗了出来，小小的血珠。我或许会得败血症，不过在那一刻我毫不在意。
“告诉我。”她的脸离我只有几厘米，我粗暴地亲了她。她反抗着，我放开她，她转过脸背对我。
“这样不好。”她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
我怎么了？十五岁的克莱尔，和那个经年累月折磨我的、那个坚持拒绝放弃生育的、那个挑战死亡和绝望的、那个把男女欢床变成陈尸遍野的战场的女人，并不是同一个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克莱尔，那不是你。原谅我。”
她转过身来。她在哭，脸上一片模糊。正巧我外套口袋里有包纸巾。我擦拭她的脸，她也抽出一张擤了擤鼻涕。
“你从来没有亲过我。”哦，不。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因为克莱尔笑了。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是在为这个哭，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哦，克莱尔。你——忘了那件事，好吗？从记忆中抹去，就当它从没发生过。过来，我们再来一次，好吗？克莱尔？”
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我抱住她，看着她。她的眼睛红了一圈，鼻子也肿了，这次感冒真的不轻。我把双手放到她耳朵后面，托起她的脸，亲吻她，我要把我的心装进她的心里，保存好，以免今后我再弄丢。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整个晚上亨利都安静得出奇，忧心忡忡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在记忆的陈堆里搜索一本一九四二年读过的书，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他的右手包着绑带，晚饭后，他走进卧室，趴在床上，头挂在床脚，脚压着我的枕头。我走进工作室，擦拭那些模具和定纸框，我喝着咖啡，一点也不自在，我不知道亨利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我回到卧室，他仍是那么躺着。躺在黑暗里。
于是我也躺到地板上，舒展身体的时候，背部发出响亮的“吱嘎”声。
“克莱尔？”
“嗯？”
“还记得我第一次吻你么？”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真对不起。”亨利翻了身。
我顿时充满了好奇。“那次你在担心什么？你要做件事，可是没做成，你还说我会不高兴的，那究竟是什么事？”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就是《大象之子》 274 的原型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不。”
“要是我猜对了，你会说吗？”
“恐怕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累极了，今天晚上不想和你吵架。”
我也不想吵架。我喜欢躺在地板上，有些凉，但很可靠。“你去做结扎了。”
亨利默不做声。他这样默不做声，我真想找面镜子放在他鼻子前看他还有没有呼吸。最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也不确定。我担心会是那样，我看到了你的便条，上面写着你和医生约在今天早上。”
“那张便条我已经烧了。”
“下面那张空白的纸上有你写过的痕迹。”
亨利一声呻吟，“你厉害，福尔摩斯，我被你逮住了。”
黑暗中，我们继续相安无事地躺着。“想去就去吧。”
“什么？”
“去做手术啊，如果你坚持的话。”
亨利又翻了个身，看着我。我能看见的只是他黑乎乎的脑袋和黑乎乎的房顶。“你没有冲我大吼大叫。”
“不会的。我不会那样了。我放弃了。你胜利了，我们不要孩子了。”
“我觉得不应该叫作胜利。其实只是——必然。”
“随便吧。”
亨利从床上爬下来，靠着我坐在地板上。“谢谢你。”
“别客气。”亨利亲吻起我。我回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亨利来的那个阴郁的日子，果园里寒冷的风，还有他身体上的温热。接着我们开始做爱，这是这几个月来，我们第一次不计后果的纵情欢乐。亨利染上了我十四年前的那场感冒。四个星期后，他成功地结扎了输精管，而我则发现我第六次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