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星期六(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一边信手翻着《芝加哥论坛报》,一边看亨利分拣杂货。那些棕色的纸袋子整齐地排在灶台上,亨利像变戏法一样从里面取出调料、鸡肉、荷兰干酪。我等着兔子和真丝围巾,不过眼前的却是:蘑菇、黑豆、小宽面、莴苣、菠萝、脱脂牛奶、咖啡、红萝卜、青萝卜、芜菁、燕麦、黄油、松软干酪、全麦面包、蛋黄酱、鸡蛋、剃须刀片、除味剂、青苹果、咖啡伴侣、面包圈、小虾、奶油芝士、烤麦片、海员沙司 273 、冰冻橙汁、胡萝卜、避孕套、红薯……避孕套?我站起来走到灶台旁,拿起那只小蓝盒,对着亨利晃了晃。
“怎么,你有外遇吗?”
亨利正翻着冰箱,他抬起头,一副挑战的样子,“没有,事实上,我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当时,我正站在牙刷货架边。想听听么?”
“不想。”
亨利站起来面对我,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叹息,“哎,我都买回来了:我们不能总想着生孩子。”
叛徒。“我们说好了……”
“……要一直努力。我觉得五次流产已经够了,我们完全尽力了。”
“没有。我是说——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我竭力克制住恳求的语气,不让嗓子眼里升腾起来的怒火冲进我的话语。
亨利走到灶台边,站在我面前,但并没有碰我,他知道此刻他不能碰我。“克莱尔,要是再流一次,你会死的。我不能眼睁睁地让你去送死。五次怀孕……我知道你还想再试试,可我不能了。我受不了了,克莱尔,对不起。”
我走出后门,站在黑莓灌木丛边,阳光下,我们的孩子,没了生命,被逐一包裹在丝般柔软的日本雁皮纸里,小心地睡在一只只木盒之中,在这傍晚前的午后,他们静静地安息在玫瑰的花影里。我虽然感受着太阳的热度,却为他们而颤抖,在花园的深处,在和煦的六月,他们却是冰冷的。帮帮我吧,我在心中对我未来的孩子说。他不知道,因此我不能告诉他。快来吧。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亨利三十六岁,克莱尔十五岁)
亨利:现在是星期五早晨八点四十五分,我在候诊室里等着罗伯特·冈萨雷斯医生。克莱尔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已经决定来做输精管结扎手术了。
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喜来登街,靠近底维赛街,这座崭新的医疗中心离林肯公园的温室花园不远。候诊室是棕色和深绿色基调的,墙上有许多方格板,还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届德比赛马大会冠军的镶框照片。一股阳刚之气扑面而来,我觉得自己真该穿件晚餐礼服,嘴里再叼根雪茄。我得来点喝的。
之前,计划生育部那位好心的女士,已用她温和干练的嗓音安慰了我,手术几乎没有疼痛。而此刻,我身边坐了五个男人。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得了淋病,或者前列腺出了问题,也许其中有人和我一样,坐在这里等着终结为人之父的使命。在这些陌生的男人中间,我感到一股休戚与共的力量,我们一起坐在这间摆设着皮木家具的棕色房子里,在这个灰蒙蒙的早晨,等待轮流进检查室,脱下我们的裤子。有位很老的男人,他双手紧握着拐杖的上端,身体前倾,闭着眼睛,厚厚的镜片把他的眼睑放大了,也许他并不是来做结扎手术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随手翻着一本过期的《绅士》杂志,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正在一间酒吧,女酒保背对着我调酒,现在,她把少许温热的水倒在纯麦威士忌中,这大概是间英国酒吧,没错,跟这里的装潢很搭配。我左边的男人咳嗽起来,几乎快把肺也咳出来了。我睁开眼睛,自己仍坐在候诊室里。我瞥了一眼右边男人的手表,一种巨型的复杂运动表,应该既可以计时短跑,又能呼叫总部吧。已经九点五十八分了,离我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不过,今天医生看病的速度好像慢了一些。前台叫道:“利斯顿先生。”那个大男孩突然站起来,推开厚厚的门,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其他人偷偷彼此打量了一眼,仿佛地铁站里有人要向我们兜售《街头宝典》一样。
我紧张地僵硬起来,一直劝自己说,即将进行的这件事完全是件必要的好事。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我要把克莱尔从恐怖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另外这也不疼,也许只是一点点疼。我再告诉她,她会理解的,我真的是不得已。我们尽力了,我们黔驴技穷了,我不是叛徒。就算疼点,也值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她。一想到克莱尔坐在我们的大床上,满身鲜血摧心痛泣的样子,我就想吐。
“德坦布尔先生。”我应声站起,我真的想吐了,膝盖发软,头脑发昏。我弯下身子,不停地作呕。我发现自己的膝盖撑着身子,枯黄的草秆覆盖着阴冷的地面。我的胃里空空如也,只吐出了些黏液而已。天真冷。我抬起头,草坪的那片空地,光秃秃的树,天空飘着大朵的云,夜幕开始下垂。我孤身一人。
我站起来找到衣物箱,很快我就穿上那件印着“四人帮”乐队成员头像的T恤、毛衣、牛仔裤、厚袜子、黑色军靴、黑呢大衣、浅蓝色的大手套。不知道什么动物把箱子咬出了洞,还在里面安了家。这些衣服象征着八十年代中期,克莱尔大概才十五六岁吧。我是在附近转转,等克莱尔出现,还是走开?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面对朝气蓬勃的她,我转身朝果园走去。
似乎是十一月下旬,草坪枯黄一片,在风中瑟瑟作响。一群乌鸦在果园的边缘争抢着几只被风吹落的苹果。就在我走近它们时,有人气喘吁吁地从身后跑了过来。一转身,正是克莱尔。
“亨利——”她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像是得了感冒。她站着,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分钟,我没办法和她说话。她就站着喘个不停,呼出的气息在她面前形成一层白色的雾。一片灰黄色的背景之中,她的头发红得鲜艳,她的皮肤透出淡淡的粉红。
我转身继续往果园走去。
“亨利——”克莱尔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臂。“怎么啦?我究竟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理我?”
哦,天啊。“我在为你做件事,非常重要的事,可没能成功。我一紧张,就飞到这里来了。”
“那是件什么事呢?”
“我不能告诉你。就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我也没打算告诉那时的你。你会不高兴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克莱尔在风中瑟瑟发抖。
“这是惟一的办法了。我没办法说服你。我想,只要做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才会终止。”我叹了口气,我会再试一次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再试第三次。
“那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克莱尔看着我,紧张而忧虑,鼻子里淌出了清涕。
“你感冒了吧?”
“是的。我们在吵什么?”
“导火线是一次大使馆举办的晚会上,贵国大使的夫人打了我国首相情妇一记耳光,后来这直接影响了燕麦关税,最后导致了高失业率和暴动——”
“亨利。”
“嗯?”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请你不要再开玩笑了,好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行吗?”
“不行。”
没有任何预兆,克莱尔一巴掌重重地甩在我脸上。我往后退了一步,诧异的同时,却高兴起来。
“再来一下吧。”
她糊涂了,摇了摇头。“克莱尔,求你了。”
“不。你为什么要我打你?我刚才是想伤害你。”
“我要你伤害我,求你了。”我垂着头。
“你是怎么啦?”
“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我都快失去知觉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究竟怎么啦?”
“别问我了,好吗?”克莱尔走上前来,离我很近,她抓住我的手,脱下我手上那副可笑的浅蓝色的手套,把我的手掌放进她的嘴里,一口咬了下去。痛得钻心。她停住,我看着自己的手掌,血从咬痕里慢慢渗了出来,小小的血珠。我或许会得败血症,不过在那一刻我毫不在意。
“告诉我。”她的脸离我只有几厘米,我粗暴地亲了她。她反抗着,我放开她,她转过脸背对我。
“这样不好。”她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
我怎么了?十五岁的克莱尔,和那个经年累月折磨我的、那个坚持拒绝放弃生育的、那个挑战死亡和绝望的、那个把男女欢床变成陈尸遍野的战场的女人,并不是同一个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克莱尔,那不是你。原谅我。”
她转过身来。她在哭,脸上一片模糊。正巧我外套口袋里有包纸巾。我擦拭她的脸,她也抽出一张擤了擤鼻涕。
“你从来没有亲过我。”哦,不。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因为克莱尔笑了。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是在为这个哭,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哦,克莱尔。你——忘了那件事,好吗?从记忆中抹去,就当它从没发生过。过来,我们再来一次,好吗?克莱尔?”
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我抱住她,看着她。她的眼睛红了一圈,鼻子也肿了,这次感冒真的不轻。我把双手放到她耳朵后面,托起她的脸,亲吻她,我要把我的心装进她的心里,保存好,以免今后我再弄丢。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整个晚上亨利都安静得出奇,忧心忡忡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在记忆的陈堆里搜索一本一九四二年读过的书,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他的右手包着绑带,晚饭后,他走进卧室,趴在床上,头挂在床脚,脚压着我的枕头。我走进工作室,擦拭那些模具和定纸框,我喝着咖啡,一点也不自在,我不知道亨利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我回到卧室,他仍是那么躺着。躺在黑暗里。
于是我也躺到地板上,舒展身体的时候,背部发出响亮的“吱嘎”声。
“克莱尔?”
“嗯?”
“还记得我第一次吻你么?”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真对不起。”亨利翻了身。
我顿时充满了好奇。“那次你在担心什么?你要做件事,可是没做成,你还说我会不高兴的,那究竟是什么事?”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就是《大象之子》 274 的原型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不。”
“要是我猜对了,你会说吗?”
“恐怕也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累极了,今天晚上不想和你吵架。”
我也不想吵架。我喜欢躺在地板上,有些凉,但很可靠。“你去做结扎了。”
亨利默不做声。他这样默不做声,我真想找面镜子放在他鼻子前看他还有没有呼吸。最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也不确定。我担心会是那样,我看到了你的便条,上面写着你和医生约在今天早上。”
“那张便条我已经烧了。”
“下面那张空白的纸上有你写过的痕迹。”
亨利一声呻吟,“你厉害,福尔摩斯,我被你逮住了。”
黑暗中,我们继续相安无事地躺着。“想去就去吧。”
“什么?”
“去做手术啊,如果你坚持的话。”
亨利又翻了个身,看着我。我能看见的只是他黑乎乎的脑袋和黑乎乎的房顶。“你没有冲我大吼大叫。”
“不会的。我不会那样了。我放弃了。你胜利了,我们不要孩子了。”
“我觉得不应该叫作胜利。其实只是——必然。”
“随便吧。”
亨利从床上爬下来,靠着我坐在地板上。“谢谢你。”
“别客气。”亨利亲吻起我。我回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亨利来的那个阴郁的日子,果园里寒冷的风,还有他身体上的温热。接着我们开始做爱,这是这几个月来,我们第一次不计后果的纵情欢乐。亨利染上了我十四年前的那场感冒。四个星期后,他成功地结扎了输精管,而我则发现我第六次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