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我们似乎被扔到了地狱的粪坑

5月13日，巴克纳中将在给妻子阿黛尔的信中写道：“今天，我在前线观察哨待了五个小时，观察一个团夺取山头，战况一览无余。那场面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

他提到的是梅上校指挥的第三八三步兵团攻占锥形山的战斗。锥形山高度500英尺，是日军主防御阵地东端的支点。进攻前，第九十六师师长布雷德利研究了地形，坚信只有从西北方向发动进攻，“沿着连绵的山脊南下”，才能攻下高地。然而，5月11至12日，美军攻下附近的几个村庄，还拿下锥形山北边山嘴的一部分；于是，第二十四军指挥官霍奇少将打来电话，命令布雷德利从正北方向对锥形山发起正面进攻。“如果他能拿下锥形山，那我们就能得到打开首里防线的钥匙。”霍奇对他的一个参谋人员说道。

5月13日，在指挥部队前进时，梅上校命令第三八三步兵团二营派出两个连与坦克协同作战，攻击锥形山北坡。F连的两个排“意外轻松地”推进到东北山嘴的半山腰，然后主动向锥形山东北方向的山顶发起冲击，于下午1:00占领山顶。日军意识到阵地被美军包抄，于是发起猛烈的反攻，却遭到痛击，败下阵去。日落时分，奉命增援F连的E连和G连也抵达了山顶。梅上校手下的士兵“向地势更为险峻但防守相对薄弱的地方发动进攻”，像一根致命的楔子插入日军的防线。

巴克纳自然喜出望外，在日记中写道，梅上校“带兵有方，指挥出色”，完全有资格晋升为准将。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自己前一天“不仅视察了全部2个军的指挥部，还接连前往4个前线指挥部、3个前沿观察哨，俯瞰了整条前线”。他补充道：“我发现，只要深入了解前线部队遇到的问题，并且摸清战场地形，就可以更容易地指挥战斗，效果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好得多。”

接着，他又解释了他那按部就班、平淡无奇的作战方案。他告诉妻子：“我们步步为营，进展虽然缓慢，但十分稳定，击毙了不计其数的日军。战斗异常艰苦，在一段时间内估计会一直如此。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能够应对任何反击。上一次日军发动大规模反击时，我们以极小的代价将其击退，并且毙敌无数。”

他在信中承认，他“急于肃清岛上所有日军，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前往其他战场，但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造成严重的伤亡”。自从4月初麦克阿瑟成为太平洋战区美军总司令起，巴克纳会在未来的战斗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很难预料”。“他（麦克阿瑟）身边有一群共事已久的将军，”巴克纳写道，“我的机会肯定没法和克鲁格(Krueger)、艾克尔伯格(Eichelberger)相提并论。”然而，他还是自我安慰道，既然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即将到来，“未来有足够的战斗让那些最好战的军人如愿以偿”。

巴克纳如果知道麦克阿瑟对他的评价有多么不堪，也许就不会对自己的未来有这么高的期望了。麦克阿瑟对巴克纳颇有微词，部分原因似乎是巴克纳竟然愿意在海军的指挥下参与冲绳岛战役。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是麦克阿瑟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几天前，他在信中对妻子说：“大老板说，一旦巴克纳成为他的手下，他就会给巴克纳降级，因为他已经背叛我们陆军的一支兄弟部队。”

5月18日，陆战六师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D连终于攻下糖糕丘，之后又在当天晚上守住阵地，击退了日军最后一次拼死反攻。攻打糖糕丘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周，陆战六师伤亡2 662人，还有1 289人出现战斗疲劳的症状。实际参与战斗的2个团，也就是第二十二、第二十九陆战团，总共有3名营长、9名连长阵亡。

对于威廉·曼彻斯特中士来说，这场战斗就好像一场噩梦，根本无法拼凑成“一个有条理的叙事”。相反，留在他脑海里的只有由许多小事和印象构成的“万花筒般的蒙太奇”，甚至连时间顺序都搞不清楚。例如，那个“狗交停战”事件——美军的一只战犬挣脱了绳子，“跑向糖糕丘以北的交战地带，偶然遇到一只冲绳岛的野狗，当场就交配起来；那两只狗就这样在杀戮场上创造着新生命，交战双方看呆了，都停止开火”。曼彻斯特还记得另一件小事：“两个傲慢的陆军军官”来到前线，并询问“哪里是观战的最佳地点”。一名炮兵中士“指向马蹄岭，而他们转身离去，刚刚走了约30英尺，就被击毙了”。

然而，给曼彻斯特造成严重个人创伤的却是，他与手下的一名“新兵蛋子”切特·普雷扎斯塔沃基(Chet Pryzastawaki)前往阵地各连执行的例行巡逻任务。切特参军前曾在柯尔盖特大学做运动员。曼彻斯特回忆道：

我和切特按照从F连到E连再到D连的顺序，依次前往各连阵地，整个过程就像球从廷克(Tinker)传到埃弗斯(Evers)再传到钱斯(Chance)那样顺溜。糖糕丘周围的阵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曾经一度共有陆战队的9个营在山上作战。并且，上级长官叮嘱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要沿着敌军的前沿阵地前进，侦察所有在后续联合进攻中有可能派上用场的洼地、沟壑、裂缝、壕沟。

大概完成巡逻任务后，二人沿着一道名叫风之巷(Windy Alley)的岩石峡谷下山。此时，一名躲在他们与美军阵地之间、准备切断他们后撤路线的日军狙击手突然开枪射击。曼彻斯特虽然射击水准一流，却只携带了卡宾枪和点45口径的手枪，“在跟狙击手对决中都派不上用场”。所以，他只好借用切特的M1步枪。曼彻斯特抓住机会，趁切特投掷手榴弹分散日军狙击手的注意力时，从藏身的岩石后面冲出来，“一个侧滚翻，然后匍匐在地用肩膀紧紧地抵住M1的枪托”。尽管一枚迫击炮炮弹就在正上方爆炸，头顶附近的空气发出“布料撕碎般的飒飒声”，但曼彻斯特依旧纹丝不动地紧盯着日军狙击手藏身的那块“边缘呈锯齿状的岩石”。曼彻斯特深吸一口气，他回忆道：

然后我一点一点地呼气，始终稳稳地端着手中的枪，就在那时那个日本兵的头盔圆顶出现了，紧接着又看到了步枪的枪口……我虽然没有任何隐蔽，但迎面趴在地上，尽可能地减小轮廓。而那个日本兵只能看到我右侧的情况。接着，我看到了他的喉咙、半张脸、另一只眼睛——时机已到。

曼彻斯特扣动了扳机……

子弹击中狙击手的脸颊，之后曼彻斯特又连开数枪，打死了狙击手。他回头看了一眼切特，“结果差点儿尖叫起来。他的头部面目全非，变成一摊鲜红的、黏糊糊的肉泥。情况大概是，他出于好奇抬头看了一眼，结果最后一发迫击炮炮弹正好就在那个时候在他头顶爆炸。他肯定是当场死亡”。切特的死讯让情报小队原本就麻木低落的情绪变得更加沉重；曼彻斯特写道，“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再也没有人悲痛欲绝，再也没有人不愿意相信战友已经牺牲，再也没有人怒气冲冲。我手下的陆战队新兵蛋子一个接一个全都战死沙场”。有一个战死的新兵本来“很有可能继承家族的证券交易生意”，“天刚暗下来，他独自一人离开阵地，前往糖糕丘侦察敌情”，刚穿过美军设置的铁丝网障碍，就遭到日军机枪的扫射而“肚破肠流”。“我们束手无策，无法上前救援，”曼彻斯特回忆道，“所以他就挂在铁丝网上，喊着妈妈，直到凌晨4:30，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战争结束后，曼彻斯特拜访了那个新兵蛋子的母亲，得知那天晚上她一整夜都在为儿子祈祷。“上帝并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她说。

曼彻斯特答道：“他也从来没有回应过我的祈祷。”

后来，《新闻周刊》(Newsweek)把夺取糖糕丘的战斗描述为“战争期间最关键的局部性战斗”，但曼彻斯特却认为，他和陆战队的战友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写道：“父亲早就警告过我，战争的残酷超乎我们的想象，现在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了。”糖糕丘之战暴露了他在梦想中对战争和荣誉的渴望是多么“幼稚无知”。他回忆道：“回想往事，我意识到，正是在糖糕丘山坡上的某个地方，我看到了战争的阴暗面，我对海军陆战队强烈的忠诚感也消失了……我看透了陆战队神气十足的做派，并意识到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在斯普林菲尔德那个征兵站立下的效忠誓言是多么的懵懂无知，就这样被无情地利用了。简言之，在糖糕丘上，我发现自己心中某种存在已久的病态思想灰飞烟灭了。”他会继续战斗，但他“很清楚，旌旗佩剑、军乐协奏、鼓号齐鸣，所有这一切繁文缛节都只是遮羞布，最终隐藏的只是肮脏的战争”。

5月19日，第四陆战团换下曼彻斯特所属的第二十九陆战团这支“悲壮的残部”，然后花费了整整两天，扩大第二十九陆战团在马蹄岭上建立的阵地。马蹄岭的战斗与糖糕丘一样异常激烈。5月21日，第四陆战团一营B连的梅尔文·赫克特下士刚刚在一道夹在糖糕丘与马蹄岭之间的壕沟内布置好机枪阵地，就有一发迫击炮炮弹直接命中阵地，导致3人阵亡。赫克特在日记中写道：

雷德·麦吉实在是太可怜了，山坡上全都是他的尸骸，原先坐着的地方只剩下他红色的头发和头皮。詹宁斯(Jennings)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我们中间信仰最笃定的人之一。他在战死前曾说：“现在还活着的人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因为杀死他的是爆炸的冲击波。他的尸体胀到了正常人的两倍那么大，几乎难以辨认。

5月24日，陆战六师向那霸外围挺进时，赫克特的机枪小队共有8人阵亡、9人受伤，还有1人因战斗疲劳被疏散到后方。小组的战斗人员只剩下5人。赫克特写道：“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需要休息。真心希望我们能得到休整，否则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彻底崩溃。我反正是受够了，很想回国或者回关岛。战争就是地狱。与冲绳岛战役相比，关岛战役简直就是户外野餐。”

5月28日，赫克特所在的B连撤下前线。全连战斗人员已经从最初的240人减员到84人。赫克特在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夜里暴雨滂沱，还好我和雷·考特尼及时搭好帐篷。今天早上，我们全都冲了澡，刮了胡子，换上新衣服。十天来，我第一次感到劳累，但至少身上是干净的。干净整洁地活着实在是太棒了。

第二十九陆战团团部勤务连的志愿者承担起前往糖糕丘收回山坡上陆战队死者遗体的恐怖任务。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志愿者尼尔斯·安德森(Nils Andersen)回忆说，死者的尸体全都严重腐烂，已经出现绿色尸斑，轻轻一拽就会马上散架。在一个山洞里，他摔了一跤，倒在散发着尸臭的3名日本兵的遗骸上面，起身后“身上沾满了蛆虫和日本兵腐烂的皮肉”。他想要拉走一名陆战队员的尸体，结果直接把胳膊齐肩扯断，当时在场的战友们全都恶心得呕吐。志愿者搞不清楚哪条胳膊属于哪具尸体，只好在每个用来收尸的斗篷上放置“一个脑袋、一个身体、两条胳膊、两条腿”，让坟墓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想办法把尸骸拼装起来”。

考特尼少校“率领50名士兵发起反自杀式冲锋”，结果英勇阵亡。所以，搜寻他的尸体成了一项特别的任务。找到考特尼的尸体后，志愿者把他抬到担架上。然而，考特尼的个子实在“太高了”，志愿者只好“把他的腿掰弯，压在他的身子下面以减少身长”，这才把他抬下山。在集中收尸的地方，志愿者把考特尼的尸体单独安放。其他陆战队员的尸体全都像圆木一样堆放：最底层是4具尸体，上边是3具，再往上是2具，最上边是1具。安德森回忆道：“尸体堆在一起的样子像极了金字塔，我们堆了很多这样的金字塔。”

安德森抽到了下签，只能在返回团部的路上坐在履带登陆车后面——那里堆放了大约20具尸体。登陆车爬陡坡时，尸体把他压在底下，“尸水、蛆虫、小块的腐肉、脓血”差点儿把他活活淹死。登陆车引擎轰鸣，盖住了他声嘶力竭的喊叫——“不要！不要！我受够了！”回到团部后，他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一名陆战队员对他和其他志愿者说：“老天呀，你们简直臭气熏天，看起来像死尸一样。离我们远点儿。”

考特尼少校的遗体最初安葬在陆战六师的冲绳岛阵亡将士墓地，后来又在1948年移葬至他的家乡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市。在移葬前几个月，考特尼的父母收到美国政府追授的荣誉勋章，授勋理由是：考特尼“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表现出敏锐的军事天赋、不屈不挠的领袖气质、勇敢果断的行动能力”。战争结束后，威廉·曼彻斯特拜访考特尼的遗孀，当面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悼。“考特尼阵亡后，我们都十分悲伤，”他写道，“此外，我仍然想搞清楚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我本以为他的妻子知道个中缘由，却发现她跟我一样一无所知。”

如果说陆战六师在冲绳岛战役中最难熬的时刻是夺取糖糕丘的拼死战斗，那么对于陆战一师来说，那就是持续整整三个星期、夺取首里高地(Shuri Heights)的战斗。“首里高地”是陆战队员提出的概念，包括首里城以及日军第三十二军设在首里下方坑道及洞穴内的司令部，还有在西北方向防御首里的所有日军阵地——泽岻高地、大名高地、大名溪床、55号高地等要地，以及早已化作废墟的泽岻和大名。

由于泽岻—大名一线的阵地至关重要，牛岛中将向承担防守任务的第六十二师团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不得有误”。此外，他还调来负责机场建设的工程兵、1支火炮部队、1支自杀快艇部队以增援在此前战斗中损失惨重的第六十三旅团，从而将该旅团的总兵力补充到6 700人；并命令第四十四混成旅团的一部坚守泽岻地区，要求他们战斗至最后一人。尽管第四十四混成旅团的确执行了牛岛的命令，但美军第七陆战团经过三天，也就是从5月11日至13日的激烈战斗，还是攻下了泽岻高地和泽岻。一天后，第七陆战团二营与在右侧共同向前推进的第一陆战团配合作战，试图攻下大名高地，那是一道从首里市区北郊向西延伸的“狭长珊瑚岩山脊”，两侧全是被日军布置成防御阵地的墓穴。尽管第一陆战团从西侧发起进攻，推进至高地的半山腰，但第七陆战团二营却无法通过夹在泽岻高地与大名高地之间的低地，那里被日军火力覆盖。所以，陆战队员不得不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向山下撤退。

此后，从5月16日到19日期间，第七陆战团一营和三营连续四天向大名高地发起进攻，但一直没能取得成功。K连的“杰普”卡雷尔少尉率领1个突击排参加了5月17日的进攻。他写道：“我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出发，抵达大名高地的山脚后，敌军火力变得相当猛烈，除了轻武器和膝盖迫击炮，还有不少重武器。”卡雷尔率领的那个排在上山的路上一直都在遭受伤亡，但还是推进至“一块紧邻高地制高点的台地”，甚至还一度在台地上得到坦克的支援。然而，无论是卡雷尔的那个排，还是另一个突击排，都没能在山坡上坚持多久。卡雷尔回忆道：“我们根本就没法在高地上站住脚，除了来自正前方的猛烈火力，在我们作战区域以外，还有来自左后方的猛烈火力。参加进攻的那2个排分别都损失了大约10个人。因此，K连那2个步枪排，人数都下降到只有大约20人，2个排加起来总共只剩下约40人。要知道，刚登陆时我们这2个排总共有129人。”

次日，卡雷尔在山下观看I连的作战行动。I连首先向右移动，然后进攻大名高地的山尖，“那里陡峭崎岖，几乎连炮弹都无法摧毁”。结果，他们发现整道山脊“好似一个蜂巢，内部有地道，还有许多可供射击的小开口”。对于进攻部队来说，“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除非前进到距离日军的火力点只有10到15码的地方，否则几乎无法确定火力点开口处的位置”。卡雷尔把无线电收报机调到I连的频率，听到I连的一个排长向连长报告：“山脊上应该有2挺机枪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好在我们现在还在峡谷里面，但到发动进攻时，我们肯定会完全暴露在机枪的火力之下。而我们只有这一条前进路线。”

连长答道：“待在原地，等到我军炮兵完成炮火覆盖后再发动进攻。”

“收到，通话结束。”

然而，由于日本守军龟缩在山体深处的坑道和洞穴内，卡雷尔并不认为炮火覆盖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事实证明，他的预测分毫不差。炮火覆盖结束还没5秒钟，那个排长冲了出去，结果与手下2名士兵一起中弹身亡。卡雷尔写道：“防守方的火力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5月19日，第一陆战团把第七陆战团换下前线。自5月10日起，第七陆战团总共有至少1 000人伤亡。由于在夺取首里高地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第七陆战团后来获得了总统部队嘉许奖。

与此同时，第五陆战团在5月14日接管了第一陆战团的阵地，之后就开始侧翼包抄，向55号高地和附近的大名溪床发起进攻，取得了不小的进展。5月17日，在坦克和105毫米口径自行火炮的支援下，E连的一个排在55号高地的西坡上站稳脚跟。三天后，E连发起全面进攻，彻底占领55号高地，而坦克和火力小组则“进入大名溪床，以近距离射击的方式拔掉了日军在55号高地的反坡上布置的许多阵地”。

在这场战斗中，吉姆·约翰斯顿下士见证了一项自我牺牲的非凡壮举——“一名又高又瘦、有些驼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陆战队员扑向日军扔出的手榴弹，用身体掩护战友，“以牺牲生命的代价换取战友的安全”。约翰斯顿很清楚，“这种明确的、勇敢的自我牺牲行为”会受到嘉奖，已经有好几名战士“这样牺牲，后被追授”荣誉勋章。所以，他尽力想要找到其他证人，与自己一起证明那个陆战队员的英雄事迹，但他没能成功。约翰斯顿写道：“大家要么在忙于其他的事情，要么与那个陆战队员关系一般，要么不赞同他这种不符合陆战队风气的事情。总之，其他人都不愿出面作证。”

不过，这个理由再次佐证了约翰斯顿的看法；他谴责当局为英勇事迹授予勋章，这其实是“一种不合格的误判和虚假的做法”。勋章背后隐含的意思是，“获得英勇勋章的人是勇敢的，而那些没有勋章的人则不勇敢”。然而，在约翰斯顿的亲身经历中，这显然不是真的。他指出：“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法以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或对价值的尊重来奖励英勇。每一个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在约翰斯顿看来，勇气“深藏于一个人的内心”，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将它与其他人比较。

占领55号高地后，第五陆战团继续向南前进，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到达了可以眺望首里岭的位置。首里岭是首里城以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尽管如此，第一陆战团还是耗时两天（5月20日和21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终于在大名高地北坡上站稳脚跟。与此同时，第五陆战团以大名高地上一个高度较低的山头为起点，把战线推进至大名村。第一陆战团发动进攻时，布鲁斯·沃特金斯的E连承担了尖刀连的重任。沃特金斯率领E连沿着铁路的路堑向大名溪床前进，一路上间或出现狙击手向他们打冷枪，偶尔还会有迫击炮炮弹在附近爆炸。他注意到营长马吉正大步走来，并把行踪完全暴露给日军。沃特金斯喊道：“长官，快趴下！子弹可不长眼，中校和三等兵一样会中弹！”

马吉对沃特金斯的忠告充耳不闻。他“不习惯像我们那样弓着身子东躲西藏”，沃特金斯回忆道：“他是个有些自负的人，肯定是想以身作则，激励我们鼓起勇气。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被子弹击中。”马吉刚过去不久，沃特金斯目睹了在自己右侧向前推进的两辆谢尔曼坦克被高速飞行的反坦克炮弹摧毁的情景。坦克乘员弃车逃生，有好几个人中弹身亡，而沃特金斯和一些E连士兵则赶忙跑上前去，连拉带拽把伤者转移到安全地带。“眼睁睁地看着坦克乘员中弹身亡，而自己却帮不上忙”，这让沃特金斯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没过多久，E连就为阵亡的坦克兵报仇雪恨，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摧毁了那门反坦克炮。

5月22日下午，沃特金斯和E连官兵终于登上大名高地的最高点。他们刚登顶，迫击炮的炮弹和轻武器的子弹就像暴风骤雨一样迎面袭来。沃特金斯回忆道：

那是我遇到过的最猛烈的迫击炮炮击，90毫米口径迫击炮发射的炮弹四处开花，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口径较小的膝盖迫击炮发射的炮弹。日军早就事先瞄准了山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力地挖散兵坑，准备坚守阵地……我刚跳到二排的一个散兵坑里，阵地就遭到十分猛烈的炮击。我们正在散兵坑周围堆放弹药箱，想要挡住横飞的弹片，结果一枚炮弹在坑口附近爆炸了，弹药箱被炸散，石块和泥巴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

前一天夜里，天降大雨，之后大雨时断时续，直到月底天气也没有彻底放晴。陆战队的官方战史上记录着：“大名溪床积攒的泥水越来越多，变得像湖泊一样，坦克陷入泥潭动弹不得，就连履带登陆车也无法通行。前线的士兵在遇到恶劣天气时原本依靠履带登陆车来补充物资，可如今他们只能靠人力来运送物资、疏散伤员。”

恶劣的天气不仅导致美军的攻势不可避免地停滞不前，还让前线士兵的生存状况恶化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散兵坑被雨水淹没，甚至直接塌陷。士兵身上都又湿又冷。“夜袭时阵亡的日本兵曝尸散兵坑外，腐烂的尸体招来成群的苍蝇。卫生设施形同虚设。士兵动不动就要饿肚子。几乎没有人能睡得着觉。恶劣的战场环境正渐渐让士兵们承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压力。”

5月23日，迫击炮手尤金·斯莱奇所属的第五陆战团三营换下第四陆战团，接管了半月山上的一块阵地。前线的境况令斯莱奇震惊不已。他回忆道：“从5月1日起，我们越是接近目的地，日军战死者的数量就越多，几乎随处可见。”然而，比起日军的尸体，更让人沮丧的是竟然有那么多陆战队员曝尸战场。斯莱奇很清楚，陆战队有一个不可破坏的传统，那就是一定要收回战死者的遗体，“有些时候甚至愿意冒不小的风险，也要把遗体运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用斗篷遮盖起来，以便坟墓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完成后续的丧葬工作”。然而，由于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无休无止，对于陆战队来说，收集战死者的遗体已经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斯莱奇与K连的战友一起，蹚着泥水前往新阵地，在路上看到6名战死的陆战队员，“他们脸朝下，趴在泥泞不堪的山坡上，看起来应该是卧倒在地躲避日军炮击时被炸身亡的”。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地上，相互距离连半米都不到，每个人都仍然紧握已经生锈的步枪。显然，他们全是“第一次上前线的补充兵员，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识过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奇怪的是，一具尸体的手腕上竟戴着一块闪闪发光的金表，而其他战死的战士都用绿色布表带搭配“朴素简单、表盘发光且防水防震的腕表”。斯莱奇心想，竟然会有陆战队员佩戴这样一块“华而不实、惹人注目”的手表，而更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日本兵趁着夜色溜到尸体旁边，把手表据为己有”。

双方的炮弹你来我往，在头顶呼啸而过。同时，斯莱奇与迫击炮小队的战友，在山脊下方距离前线步枪排100码处布设迫击炮阵地。架设完迫击炮，插好瞄准标杆，备好弹药，斯莱奇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这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地狱，”他写道，“这里曾经是一道绿草茵茵的低谷，谷底有一条蜿蜒曲折、风景如画的小溪，但如今这里泥浆遍地，令人望而却步。这里到处都是死亡、腐败、毁灭的气息，令人作呕。”斯莱奇右侧有一个浅浅的隐蔽处，那里摆放着20多具陆战队员的尸体，每具尸体都躺在担架上，身上都盖着斗篷。还有一些尸体则倒在弹坑里，“半截身子泡在泥浆和污水里面，手中仍然握着生锈的武器”。成群的苍蝇在尸体周围盘旋。

“为什么没人用斗篷给那些倒霉鬼遮盖一下啊？”与斯莱奇躲在同一个散兵坑里的战友问道。首里岭上的日军炮兵阵地发射了一枚75毫米口径的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便是问题的答案。一旦有人离开散兵坑，日军就会马上开始炮击。斯莱奇写道：

所以，阵亡的陆战队员都倒在原地无人收尸，原因显而易见……在每具尸体周围数英尺的地方，烂泥里爬满蛆虫，然后被雨水冲走。山上连灌木丛都没剩下。到处都是旷野。炮弹把地表的草皮炸得七零八落，以至于连一块完整的地皮都看不到。一到夜里，大雨就倾盆而下。映入眼帘的只有烂泥、炮火、被雨水淹没的弹坑，安静地躺在弹坑里那些凄惨无助、慢慢腐烂的尸体，坦克和履带登陆车的残骸，丢在地上的武器装备：一切都极度凄凉。

四周全是尸体散发出的恶臭。为摆脱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斯莱奇只好“仰望天空，看着铅灰色的乌云在空中一掠而过，反复地”说服自己，“眼前的景象不是真的”，而是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噩梦，而到了梦醒时分，他就会发现自己身在“别处”。他曾经因佩莱利乌岛战役中无意义地消耗人命而感到沮丧，但现在的情况更糟。他写道：

我们身处深渊，看到极度恐怖的战争……参战的人在非人的作战环境中拼死搏杀，血流成河。我不禁觉得，我们似乎被扔到了地狱的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