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04-05

THE DREAMERS 4

学校里发生了可怕的怪事。在五金店或超市购物时，在树林里遛狗时，圣洛拉的居民交头接耳——你听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吗？——他们隔着篱笆与邻居聊，在高中的露天看台上与熟人聊，仿佛大学是一座脱离城镇的岛屿，连细菌也无法穿透它的大门。

沉睡病。当地记者称这种病为沉睡病。一个女孩死了，另一个失去意识，两人来自寝室楼的同一层。

干旱掠过整个加州。九十天无降水，早已超过去年的纪录。没人曾见过圣洛拉湖的水位降到那么低，而沙堤像沙丘一样从湖中抬升。码头老旧而干燥，距离湖岸近二十米。

有人说，这是千年来最恶劣的干旱，乃至更长远以来最恶劣的干旱。五千年以来，或许更长。

不过要说天气，天气倒极为宜人，连续六周艳阳高照。

这样的天气看似不会带来任何损失，仿佛美是抵御死亡的魔咒。但人们知道：峡谷里的葡萄已奄奄一息，草场也一天天变得焦黄——被那温暖了门廊秋千的十一月阳光给烤干了。

至今，仍有人不信：在如此宜人的天气，一个十八岁的花季少女怎么会死去呢？

可圣洛拉这个地方曾蒙受过灾难。

大地易震动，山体易滑坡，森林茂盛丰饶容易燃起山林大火。一些生性谨慎的人会把家人的照片装在前门的旅行包里，以防需要紧急逃生。

曾云游于山林的部落饱受由皮毛商人和一队曾在山中断粮的拓荒者带来的天花之苦。过了十年，在山中勘探到银矿后，第一批木屋建造完成，随后在次年初春被近一米厚的融雪浸泡。你可以在蝴蝶路和克莱因路交界处的古董店里找到证据：一张张照片，印有身着黑裙的女人，披着磨损外套的男人，还有孩子们。他们那么严肃、那么瘦弱，身下的水没过膝盖，眼神饱经风霜。

一次山体滑坡吞没了小镇东侧的所有平房。带有圆顶和钟的小小市政厅只是原建筑的复制品——一场地震震碎了旧市政厅的墙体。

第一个墓地，很久之前就不开放了，里头长眠着西班牙流感的死者。有人说，他们的灵魂还在卡塔利娜大街的宅邸里游荡。那条街如今已破败不堪，被学生们瓜分了。圣洛拉的居民早就知道那场流感要来了。据说它从西飘来，途经一个又一个城镇。居民们试着堵住进入小镇的唯一道路，可流感还是溜了进来，以新消息传播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城镇。圣洛拉镇死的人是下一个镇的两倍，这让有些人不免怀疑：从那时起，圣洛拉就被诅咒了。

圣洛拉受诅咒这一想法仍时不时在一些迷信者的脑海中浮现。每当一个青少年溺水，或一个远足者失踪于树林，一些居民便会怀疑：这片土地是否注定多灾多难。如果灾难被吸引到了同一个地方，就像雷之于避雷针，那该怎么办呢？

THE DREAMERS 5

第一周的第四夜，如果有个外来者来访圣洛拉，如果他在日落时刻或日落之前散散步，如果他从学校向东漫步十个街区，他也许会看到一栋黄色的大房子。那房子兴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曾一度富丽堂皇，而今只剩下锈迹斑斑的排水沟和一个耷拉着的门廊秋千，门外长满了四季豆。如果他见到了那栋房子，就可能看到一个女孩。他会边走边想——外来者时常会这么做——他会思索女孩在那里做什么。窗边的那个女孩，那么严肃，那么平静，只是站在那儿，往外头看。

窗边的女孩十二岁。她穿着牛仔短裤，非常瘦。黑色的头发，眼镜，手镯，晒斑。她叫萨拉。

她早有预感，自己会记住这一夜很久很久。可她经常有这种预感——潜伏良久的危机感。这是她与父亲共同的思维风格：每个平凡的时刻都潜藏着灾难，你不知道它会何时发生。

今晚，预感的起因是父亲回家晚了。

透过窗户，她看到街上的车辆驶入各自的私家车道。她听到几户邻居家的门打开又关上。装杂货的袋子沙啦沙啦，钥匙丁零丁零，而他们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平静——别人在同孩子、丈夫和宠物狗说话时，总是那么平静。

“他也许只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耽搁了。”妹妹莉比说。妹妹比萨拉小十个月，她正在楼上和几只小猫在一起。小猫五周大，睡在盒子里。

“你总是杞人忧天，但一般都平安无事。”妹妹说。

“他从没这么晚还没到家过。”萨拉回身看着街道。

外头，鸟儿在树林里鸣叫，或许是燕子，或许是山雀。两个慢跑者轻快地跑在人行道上。共享了路口处那座大房子的学生们正在门廊处点燃烤架。可她父亲的蓝色皮卡却还没出现。

她闻到邻居家飘来烹饪晚饭的香味。那栋镶白边、配有纱窗门廊的棕色房屋，里头住着新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那些大学老师，这是父亲对邻居夫妻的称呼。那些大学老师砍掉了两栋楼间挺立多年的冷杉。父亲追忆往事，这树在他出生前就在了，也就是说在萨拉和莉比出生三十五年前就在了。那是我们的树，父亲常常这么说。他会时不时停下，细细观看残留的树桩。他们的树不该死。

最后一抹天光散尽，昆虫开始冲撞纱窗。

萨拉感到胸闷气短，很难说是因为哮喘还是因为心绪。她从背包里摸出吸药器，飞快地喷了两下。

她再次确认微波炉上头的时钟。父亲已经晚了一小时十分钟。

最后，终于传来了轮胎碾过沙砾的嘎吱声，还有破损排气管亲切的隆隆声。

萨拉打开前门。许多日子看似会转向灾难，实则转向了别的路。

“我们饿了。”她在父亲面前藏起喜悦，“所以我做了两个三明治，莉比一个，我一个。”父亲棕色的胡子日渐灰白，蓝色工作衫也穿得越来越破旧。

父亲关上皮卡的车门。

“我们还喂了猫。”萨拉走上门廊，光着脚站在开裂的木地板上。

“别过来。”父亲说。

她停下脚步，不然父亲会生气。这是真的。不过父亲通常有明确的理由。她等着他开口解释。他没有。他没进屋，而是小跑到后院。他的工作靴重重地踩在沙石上。暮色中，他脚步飞快。

很快，他解开了花园的浇水带，拧开了阀门。

萨拉打开后门。

“你在做什么？”她冲着暮色大喊。她听到浇水带往泥地里喷水的声音。

“给我一些肥皂。”父亲开始解衬衫纽扣，“还要一块毛巾。快点。”

肾上腺素飞速分泌，嗞嗞流入血液。浴缸里有一块细得几乎要折断的肥皂。拿起肥皂后，萨拉又从烘干机里找出一块毛巾。他们总是把干净的衣服留在烘干机里，而不是叠好放进柜子。

“他在外头做什么？”妹妹问。那只最幼小的猫咪蜷在她的掌心，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利齿。你得仔细听，才能听到它那奶声奶气的叫唤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萨拉说。

她又走下楼，透过窗看着父亲。

光线微弱，透过窗很难看清外头。父亲正站在院子最远的角落，土豆田和西葫芦地的那一头。她又定睛一看，肯定了这件事：父亲站在院子里，几乎全裸。

他只穿着平角裤，手持浇水管高举过头顶。

水流下，他的胸膛看上去瘦骨嶙峋，胡子糊在下巴上。泥地上的衣服散乱丢放，就像从晾衣绳上掉下来的衣物。

萨拉看到隔壁的新邻居坐在厨房里，桌上的红酒杯闪闪发亮，孩子躺在母亲的臂弯里。他们看得见你，她想对父亲说，那个女人看得见你。可她太害怕了，不敢开口。

“把肥皂给我。”父亲说。萨拉听到他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伴着蛐蛐儿尖厉的叫声。几只萤火虫在菜地里闪耀。“别靠那么近，丢给我就好。”

白色肥皂掠过天空，被邻居家门廊的灯光照亮。女人看向他们的方向。

“现在回屋里去。快点。”父亲说。

他用肥皂抹脸，抹手臂、腿和手，抹手的次数最多。萨拉早已习惯父亲异于常人，老是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可一波全新的恐惧袭向她：也许父亲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才这么洗浴。

附近的地板咔咔作响，是妹妹穿着袜子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她问。

这一刻，萨拉对妹妹感激不尽，为她棕色的眼睛、清脆的声音，还有她常常佩戴的瓢虫耳钉。瓢虫耳钉应该是她们母亲的，但她们不确定。连莉比唇上椒盐脆饼的味道也让她感激。这些都印证了妹妹在她身边。

她们并肩站了很久，一言不发，透过玻璃看着父亲，就同观看浣熊的晚间洗浴一样——那些小爪子动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

莉比不停地问萨拉父亲在外头做什么，萨拉一直摇头。人们说她俩简直就像双胞胎，两姐妹出生的时间这么接近，连一年都不到，而她们的母亲在她们不到四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最后，父亲关掉浇水带的阀门，从泥地上拿起毛巾。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换下的衣服扔进垃圾箱。她们的父亲，从不丢东西的父亲，将自己完好的棕色腰带扔进了垃圾箱，那腰带仍穿在牛仔裤的裤袢上。

他不会谈论那件事。一开始不会。

他边说边抬起手掌，像是在示意众人向后退。他弓着背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浴巾绕在腰上，胡子上的水滴滴答答落到油地毡上，同家中的每一个水龙头如出一辙。每样设施都微微松动，整栋房子在逐渐解体。“让我想一会儿。”他说。

他赶走了厨房里的莉比和萨拉。莉比上楼去陪猫咪，萨拉仍待在父亲附近，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待父亲的解释。

电视里有些东西能抚慰到她。并非节目本身，而是不同的人，不同人的声音，以及了解到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在观看《幸运之轮》[1]。还有数千人也在观看，幅员辽阔的人网。观看节目时，她能感受到他们与她同在，仿佛这一联结在遭遇危机时会起到作用，仿佛他们能看到她并送来帮助。咔嗒咔嗒，幸运之轮转得越来越慢。啪嗒啪嗒，父亲的手指在敲击餐桌。父亲开了一听啤酒。坐在客厅里，萨拉听着餐厅传来的声音，探寻藏在其中的意义和一颗大脑运作的迹象：椅子的刮擦声，叹息和啜饮，将啤酒一饮而尽时罐子的轻响。

电话响起时，父亲没有动，萨拉也任由电话一直响。但她妹妹接了电话，跑下楼，凑到她耳边低语：“有个男孩打电话找你。”

听着窸窸窣窣的耳语，萨拉的身子骤然一紧。很少有人给她打电话——男孩更是一个都没有。

她知道自己的声音在接起电话时颤抖不止：“你好……”

“萨拉？我是阿其尔。”男孩说。

阿其尔。一阵惊喜涌上她的心头。阿其尔，学校里新来的男孩，在戏剧《我们的城镇》中扮演萨拉的丈夫。

“嗨。”萨拉说。可她喘得很急，她不知道这样的对话该如何继续下去。

“这是你的手机吗？”阿其尔说得字正腔圆，口音几乎没有，像个英国本地人。可他的父母来自埃及。她听他说过，他的父亲是个教授。“我是说，我本想打你的手机的。”

“哦，我没有自己的手机。”萨拉说。

她立刻反悔了——她干吗说出来，在别的孩子眼里，她一定很奇怪吧。

“哦。”阿其尔说。

莉比在看她，张着耳朵，想听清电话那头在说什么。

“好吧。”阿其尔清了清嗓子。停顿间，渴切之情烁然绽放。“你知道明天的排练是什么时间吗？”

她羞红了脸。这只是个正经的电话。

“我忘记写下来了。”阿其尔解释道。

电话不到两分钟就挂了。屋里的世界涌了回来：父亲围着浴巾坐在桌边。他的眼神透露出，他拒绝解释出了什么事。

《幸运之轮》转啊转。一个谜题解决了，下一个谜题又来了。萨拉感到下颌后方有点疼，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咬牙咬得多么用力。

最后，父亲开口了。

“萨拉。”他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一丝希望飘来。解释要来了，零碎的线索能化零为整了。

“我想让你下楼去，数数我们有几加仑[2]水。”

萨拉在这一刻明白，出事了。

地下室。她讨厌地下室。地下室预示着一切都会失常。这儿储存着许多食品罐头，用以应对核冬天。这儿储存着水源断了后他们能喝的水，储存着用来以物换物的子弹，以免有一天金钱失去价值。这儿还有许多杆枪，当小偷潜入时，父亲会用枪来守卫食物、水和子弹。

难以想象睡在地下室中的日子：光溜溜的灯泡，狰狞的蜘蛛，浮尘的气味，唯一的小窗封得严严实实。不过他们在角落里备了毯子和枕头，以防万一。三张叠好的折叠床正在一旁等候。

下楼途中，萨拉的手抖个不停。她走到地下室深处的水罐边上。她数得很慢。她数了两遍。

父亲总是说气候在变化，海平面在上升，油和水在枯竭，还有小行星。小行星最让萨拉担忧。夜晚躺在床上时，她能看见许多星星，有时她会感到一颗星星越飞越近，虽然那可能并不是一颗真正的星星。

“不过，也许这些事一件都不会发生，对吧？”她经常对父亲这么说。没人能看到未来，父亲亦无法断言。“反正近来一切都好，对吧？”

“也许吧。”他总这么回答，一边摇头，像是在否认，“但或迟或早，要出大事了，一切将不复以往。”

这就是为何，他们在院子里种了蔬菜。这就是为何，当西葫芦成熟，他们要将之塞进大缸；等土豆长成，他们要将之冷冻干燥。这就是为何，他们要储备够她用上两年的哮喘用药。放药的盒子置于地下室最高的架子上。

没人知道他们在地下室囤了东西，连父亲的兄弟乔也不知道。乔和父亲都出生在这栋屋子里。乔在离家数年后于去年夏天来访。父亲说他在亚利桑那州吸毒。他到访的整整两周内，他们锁上了地下室。因为对地下室来说，最重要的是让里头的东西不为人知。

细微的声音从身后的台阶上传来。萨拉抬起头，是黛西在门口直直地俯视着她。白皙的爪子伸展开，巨大的影子映在台阶上。

萨拉想起父亲曾说到过猫。他说，当灾难发生时，他们得放弃这些猫，不然食物和水不够分。他说他会人道地解决这件事，可他可能会开枪杀了它们，那或许是疼痛最轻的方式。萨拉想起小猫咪出生时的样子——还未长出牙的小嘴，小巧的眼珠，裹着胎膜，黛西叼着它们走来走去。黛西明白该怎么做，明白该怎么叼起小猫——轻轻咬住它们后颈处的毛皮。

萨拉喉咙一紧，它们还是小宝宝啊，她和妹妹得劝说父亲不要那么做。

厨房里，父亲正望着窗外，目无焦点。他的眼眸透着一种罕见的绿色，比萨拉记忆中他露出的胸毛还要暗沉。

“有多少？”他问。

“五十加仑。我们有五十加仑水。”

“好。”他站在桌边，依然捏着腰间的浴巾，“好。”

事情一点点露出眉目。父亲没有按顺序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慢慢浮现。如同那年夏天，妹妹在院子里学会了用柠檬汁写隐形纸条——你得把纸条放在阳光下加热，才能看清上头写了什么。那天晚上，父亲讲述的事情也是这么展开的，需要耐心，需要破译，需要琢磨他遗漏的关键信息。

父亲在工作时遇到了什么事。

“他们什么都没公开。”父亲是一所大学的看门人，“他们连一件操蛋的事都没告诉我们。”

两个女孩站在厨房里，安静地听他讲。

“他们应当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些房间喷消毒液。”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几近咆哮。他说得越多，两个女孩就说得越少，仿佛言语的总量如同氧气，是个消耗品。

父亲说：“我本该戴上面罩，戴上手套的。”

萨拉和莉比花了好久来厘清事情的脉络。

沉睡病，父亲称之为沉睡病。一种古怪的沉睡病在学校里暴发了。

“可他们不承认，他们想压下这件事。”

此外，沉睡病在蔓延。

“有人死了吗？”莉比问。她一向冷静，让人安心，淡定地相信一切都好。她不会很快惊慌失措，可现在，她怕了。

“听我说。”父亲使劲抓住两人的肩膀，用尽全力紧紧扣住。她们退了一步。“我不希望你们出门，至少近几天不行，好吗？我们要好好地待在这栋房子里。”

他猛地站起身，像是想起了什么，沿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飞奔而下。她们听到他在下头火急火燎地翻找东西。

“那上学的事怎么办？”莉比轻声问。萨拉忽然感受到自己是姐姐，即使只比莉比大不到一岁也意义非凡。她从莉比的这个问题中听出了自己与她的不同。学校是她们最不必担心的。她认为，无论需要做什么，都该由自己上阵，而不是妹妹。

父亲回到厨房，掌心里躺着三片白色药片。

“接着。”他往萨拉掌心倒了一粒，接着走到料理台边，把莉比的药切成了两半，她吞不下大药片。

“这是什么？”萨拉问。

“抗生素。”父亲说，“吃完就去睡觉。”

就寝时间，她们听到老鼠在阁楼上闹腾，弄得猫咪很难受。小猫咪都在地上走来走去，头朝着天花板张嘴哭叫，露出白色的喉咙。

这声音也让两个女孩很难受。

“爸爸！”她们从卧室向楼下喊。

没有回应。她们听到父亲在敲击键盘，联网的旧电脑时而震颤，时而发出“哔哔”的声音。

若拿长柄扫帚的柄狠砸天花板，老鼠就会消停一阵子。这是父亲惯用的伎俩。天花板上印满了证据——扫帚的痕迹，月形，半月形，全都是在过去的夜晚弄到墙上的，宛如一张短途迁移的地图，从屋子的这一侧搬到那一侧。

“爸爸！”莉比又喊了一声，“爸爸，快上来！”

萨拉不看都知道，父亲的眼睛正盯着古旧的蓝光显示屏，等啊等，等待网页通过电话宽带加载出来。

“怎么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像从远方传来。

“老鼠！”两个女孩齐声大喊。

后继的一阵沉默中，萨拉能想象出他的脸，渐渐紧绷，努力耐下性子。

“你们只要熬过今晚就行了。”父亲说。耳边的声音很刺耳，就像指甲抠入墙面的刮擦声，宛如有个小小的囚犯正被困在这栋屋子的某个地方，仿佛刮墙刮上数千日就能逃出生天。“我们别关灯了。”莉比说。她蜷缩在黄色的被窝里。被子是手工缝制的，也许做被子的人是她们的母亲，也许不是。她们一直在留心寻找可能是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她们所知的一切大多来自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纸是她们在父亲桌子的抽屉里发现的，叠放得很整齐：六月的一天早上，有个人在晨跑时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栋屋子的前院里哭，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站在门口，尿布都漏了。萨拉记得每一处细节：晨跑的人如何发现厨房里没有吃掉的午餐——三个碗里的通心粉和奶酪，和一个昏倒在地的女人。她的哮喘遗传自母亲，这点萨拉心知肚明。

这一晚，听着老鼠一家子闹个不停，她们久久不能入眠。有时巨大的恐惧能放大再微小不过的异常。

天很快就要亮了，但她们不会换上上学穿的制服，不会走去公交车站。当老师点名时，没人会应答。萨拉不会在《我们的城镇》的彩排或练习中念自己的台词，也不会在最后一幕挽着阿其尔的胳膊与他一同走下舞台。

萨拉习惯了彻夜失眠。她总是做噩梦，噩梦会像余晖一般，让她的大脑活跃数个小时。但妹妹也醒着就有些奇怪了。太晚了。莉比正盯着天花板，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这间卧室里，有些话得说出来，但没人说。最后，萨拉开口了。

“别担心。”她安慰妹妹，话语中带着撒谎前的战栗，都不像她自己的声音了，“没事的，我想一切马上会好起来的。”

[1] 《幸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1975年美国首播的一档娱乐节目。

[2] 加仑（gallon）：一种容（体）积单位，在美国1加仑约等于3.8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