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孩子

——扬·卡齐米日国王的医生

威廉·戴维森在沃伦的奇遇

故事发生在1656年的春夏之际，那是我旅居波兰的又一年。几年前，我在玛利亚·路德维嘉·贡扎加的邀请下来到了这里。玛利亚是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的妻子，她请我来给国王当御医，并打理王宫花园。我无法拒绝这个邀请，一方面是因为请我的人身份显赫，另一方面也有我的个人原因，不过没必要在这里讲。刚到波兰的时候，我感觉不太自在。对这个遥远的国家，我一无所知，而且我一向自诩为离经叛道之人，从不按常理出牌。陌生的习俗和东、北方人民的简单粗暴，特别是这里寒冷潮湿的天气都令我害怕。我还记得我的朋友内·笛卡尔的事。几年前，他受瑞典女王邀请，去了那遥远北方的斯德哥尔摩的寒冷宫殿，结果因为感冒死掉了。他那时正当盛年，应该是思想力最旺盛的时候。这对科学界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因为担心类似遭遇，我从法国带来了几件最好的皮草。但我在第一个冬天就发现它们都太轻薄了，根本无法对付这里的天气。好在国王很快和我成了朋友，送了一件长及脚踝的狼皮大氅给我。从十月到次年四月，这件衣服我就没离过身。在我要讲述的这次旅行中，尽管那时已是三月，我还穿着它。读者朋友，请您记住，波兰的冬季，就像所有北方的冬季一样，无比严寒——想象一下您沿着冰封的波罗的海去瑞典，很多冰冻的池塘和河面上正在举行集市狂欢。而且由于寒冷季节在这里持续很长时间，植物都躲在了雪底下。说实话，植物学家没有什么时间段来开展研究。因此，在这里无论我想还是不想，都主要负责给人看病。

我叫威廉•戴维森，是苏格兰人，来自阿伯丁。但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皇家植物学家的工作令我的事业达到了顶峰，我还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虽然在波兰几乎没人了解这些，但我还是受到了重视，因为只要是从法国来的人，在这儿都会受到尊敬。

是什么促使我跟随笛卡尔的足迹，来到这欧洲的边缘地带？这问题很难有一个简短而具体的答案。而且，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与我本人无关，我只是一个见证者，所以我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相信每个读者都对故事本身更感兴趣，而不是讲故事的人。

在我为波兰国王服务的那段时间里，波兰经历了一长串不好的事情，就跟所有坏运气都商量好了似的。这个国家战乱频仍，被瑞典军队扫荡一空，东部又遭莫斯科屡次进犯。不满的农民早早地在罗斯起义。这个倒霉国家的国王，在某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力量支配下，同自己饱受侵袭的国家一样，疾病缠身。他经常用葡萄酒和女色来治疗忧郁症，自我矛盾的天性驱使他外出旅行。尽管他总是说自己讨厌运动并且想念华沙，那里有他心爱的妻子玛利亚·路德维嘉在等他。

我们的队伍自北方出发。之前，国王陛下拜访了那儿的掌权者，试图与他们结盟。莫斯科的军队已经去过了那里，企图对波兰共和国施加影响。再考虑到西边的瑞典人，似乎所有黑暗势力都集结了起来，选择波兰作为杀戮的战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荒僻的国家，所以当我们离开华沙郊区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了。不过，哲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好奇心（以及——无须掩饰的——高官厚禄）推动着我前行的脚步，否则，我宁愿待在家里，安静地做研究。

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我也努力开展科研工作。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就对当地的一种现象很感兴趣。世人虽然对此有所耳闻，但这种现象在这里极为普遍。只要穿过华沙那些贫穷的街道，在人们的头上就能看到它plica polonica，这里的人称之为“波兰麻辫”：把缠绕在一起的卷发编成各种形状，比如簇状、团状，或者类似于海狸尾巴的辫子。人们认为“波兰麻辫”充满了或好或坏的力量，长这种头发的人宁死也不肯放弃这种发型。我已惯于素描，所以画了很多反映这种现象的画，还加了文字说明，打算返回法国后，发表有关这个现象的作品。欧洲各国对这个现象的称呼各不相同。在法国这种发型最为少见，因为那里的人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总是给头发打卷。在德国，"波兰麻辫”叫作mahrenlocke、alpzopf或drutenzopf2。在丹麦，我知道它被称为marenlok，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被称为精灵结。有一次穿越下萨克森州时，我听说他们把这种头发叫作selkensteerto在苏格兰，人们认为这是生活在欧洲的异教徒的古老发型，在德鲁伊部落中很常见。我还读到过，起初“波兰麻辫”在欧洲被认为是莱谢克二世执政时期，鞑靼人进犯波兰时带来的，也有人猜测这种时尚来自印度。我甚至想到，是希伯来人首先引入了将头发缠结在毡荚中的习惯。据说有一位非常虔诚的男人，他发誓为了上帝永不剪发。众多相互矛盾的理论和漫无边际的知识空白，令我先是陷入了思想呆滞，最终又燃起了创作兴致。我在经过每个村庄的时候，都会研究“波兰麻辫“现象。

我的工作有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帮忙，他是个才华横溢的男孩，不仅是我的管家和翻译，还帮助我开展研究，而且——没什么可隐瞒的——他在这个陌生环境中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骑马旅行。三月的天气仍像冬天一般寒冷，但又有了些早春的味道。道路上的泥土时而结冰时而融化，淤积出可怕的泥泞，真正的沼泽，行李车车轮老是陷在里边。苦寒让我们把皮草裹在身上，像个厚重的皮毛垛子。

在这片荒芜的泥泞之地，居住在森林里的人群通常彼此相距遥远，因此我们不得不随便找一个破旧庄园过夜。有一次我们甚至在大车店里住了一晚，因为降雪拖慢了我们的旅程！当时国王陛下隐姓埋名，假扮成一名普通乡绅。停脚的时候，我给国王用药，我带了一整箱药。有时我还在临时搭起的床铺上给他放血，并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为他盐浴。

在国王罹患的所有疾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是他从意大利或法国宫廷带回来的。这种病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视（至少在初发时如此），但它的后果却非常危险，有时能进入人的大脑，让人意识混乱。所以，我甫一抵达王宫，就要求用水银为国王治疗，每周日一次，连续三周。可是陛下永远找不到时间接受治疗，旅行期间治疗效果就更差了。在国王的其他疾病中，我还比较忧心他的痛风，不过这病更容易预防。因为这是由过量饮食引起的，只要忌口就可以了。不过旅行时忌口也很难做到。所以，我实在没能为国王陛下做什么。

国王朝着利沃夫行进，一路与当地的一些贵族会面，寻求他们的支持，并提醒他们是他的臣民。可是这些贵族的忠诚度实在值得怀疑，因为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共和国的利益。虽然他们对我们毕恭毕敬，款待颇为周到，可我还是觉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国王当成了一名寻求支持的访客。也是，在这个国家，统治者是通过投票选出来的！谁见过这样的国家？

战争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即使它没发生在人们居住的地区，其力量却仍然到处散播，使得上无片瓦的人们忍饥挨饿、遭受病痛，恐慌四处蔓延。人的心肠变得坚硬、冷漠，思维方式亦随之变化——每个人都只在乎自己，只关心如何独善其身。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他人的苦痛毫不在意。从北方到利沃夫的路上，我看到了很多人为非作歹，很多暴行、强奸、谋杀，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行径。村庄被烧毁，田地被践踏成荒原。绞刑架随处可见，仿佛木工的存在就是为了制造杀人和犯罪的工具。遍野横尸，被野狼和狐狸撕咬。这里只有火与剑。我想把这一切遗忘，但是直到现在，当我回到祖国并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眼前仍然浮动着这些画面，难以忘怀。

远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二月，查尔涅茨基指挥官率领的军队在戈翁布战役中败给了瑞典人。这对国王的健康造成了沉重打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停歇两天，好让国王喝矿泉水和药汤恢复些许体力。共和国的沉疴似乎都反映在了国王身上，就好像他和它之间有种神秘关联。战败后，甚至在报信的文书到达之前，国王的痛风就发作了，同时还有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高烧和剧痛。

在离乌茨克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卢别舒夫，看到了几年前被鞑靼人烧毁的土地。当我们穿越茂密而潮湿的森林，我意识到这世界上没有比这儿更可怕的土地了。我开始后悔参加这趟旅行，觉得自己肯定回不去了。这里处处泥泞不堪，到处是潮湿的森林和低矮的天空，薄冰覆盖的土坑就像是躺在地上的巨人的可怖伤口。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每个人，无论衣着褴褛还是华贵，无论是国王、地主、士兵还是农民，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看到了被战火啃噬过的教堂，野蛮的鞑靼人把这里的村民关在这儿活活烧死。我们还看到了如林的绞刑架和焦黑的人畜尸体。直到那时，我才完全理解了国王前往利沃夫的想法。这是一段凄惨的日子，外来势力令共和国分崩离析，国王希望自己的国家受到这里最受尊敬、最负盛名的基督之母圣母玛利亚的庇护，恳求她向上帝祈祷，庇佑自己的国家。起初我对这种对圣母的格外尊崇感到奇怪。我常常以为他们这里崇拜的是一位异教女神——但愿我不会因此被认为是亵渎神灵——只有上帝和他的儿子才会谦卑地为圣母玛利亚托着缎带。这里的每一座圣母教堂都受到了供奉，所以我也见惯了她的形象，以至于自己也会在夜晚向她祈祷。那时我们夜宿教堂，又冷又饿，我就在心里偷偷地想，她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而在我们那儿，统治者是耶稣基督。这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只能把自己全然交付给至高无上的外力。

那天，国王的痛风发作，我们住进了乌茨克庄园管家哈伊达莫维奇先生的住所。那是一栋木制庄园，建在沼泽地中干燥的一角上，周围还住着伐木工人和为数不多的农民、仆人。国王陛下没有吃晚饭就立即上床休息了，但他无法入睡，所以我不得不用自制的混合药物为他催眠。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为节省时间，尽快开启下一段漫长旅程，天刚破晓，国王卫队的几名士兵就急忙进灌木丛去打猎了。我们期待着能打到一只小鹿或一群野鸡，可我们的猎人们却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猎物，以至于大家无一例外地感到震惊。包括睡过了头的国王，他在看到猎物后立刻就清醒了。

那是两个孩子，又小又瘦，衣着破烂，甚至比破烂还要不堪，就是一块粗织帆布，已经磨破，沾满了泥。他们的头发像麻绳一样缠在一起，正是我研究的“波兰麻辫”，这头发就是最好的样板。孩子们像鹿一样被绑在马鞍上——我真怕他们受伤，怕他们那脆弱的小骨头被弄折了。士兵解释说，没其他办法，因为他们又踢又咬。

当国王吃完早餐，接着喝能改善心情的草药汤时，我出去找那些孩子。我让他们先洗了脸，然后仔细看了看。不过我一直很小心，避免被他们咬到。从身高来看，他们大约一个四岁、一个六岁，但是观察他们的牙齿，我觉得他们虽然个头不大，年龄却不小了。女孩儿更高，也更壮些，男孩儿却又瘦又小，不过倒是活泼好动。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的皮肤，有一种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的类似豌豆或意大利橄榄的绿色。浅色的头发乱糟糟地缠在一起，糊在脸上，搞得他们的脑袋像长满了苔薛的石头。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告诉我，这些“绿孩子”，我们立刻给他们起了这个名儿，可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在大森林中觅食，就像我们在关于罗穆路斯、雷穆斯的故事中听到的那样。大自然天大地大，比人类的可怜一隅强大得多。

我们从莫吉廖夫出发穿越草原，在地平线上看到一座又一座被战火焚烧的村庄冒着烟，迅速地消失在森林之中。国王问我，自然是什么。我按着自己的理解回答：自然是人类之外，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之外，我们周围的一切。国王眨了眨眼，好像想要亲眼看看，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些什么，然后他说：

“那就是巨大的虚无。”

我想，这就是那些生长于宫廷的人们眼中的世界。他们看惯了威尼斯式的织物花纹、土耳其式的双面织花毯，还有瓷砖和马赛克上的拼图。当他们的目光转向复杂的大自然时，看到的只有混乱和这所谓的巨大的虚无。

每次烈火焚烧，大自然都有机会把当初人类从它那里获取的东西夺回来，并大胆地将手伸向人类，试图使他们恢复到自然状态。但是看着这些孩子，我们会怀疑大自然中是否还存在天堂，可能只剩下地狱了吧。他们是如此的消瘦，未经驯化。国王陛下对他们格外感兴趣——他下令让他们坐进行李车，把他们带到利沃夫，并在那里接受彻底检查。但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情势突变。国王的脚趾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上。他被剧痛折磨——我看到了他脸上越来越多的汗水。听到这个伟大国家的统治者开始哀号，我吓得不寒而栗。出发是不可能了。我让国王躺在火炉旁，并给他准备了敷布，还让所有没必要看到国王陛下病痛的人都离开这里。当人们将那两个在森林里抓住的不幸孩子，像羔羊一样五花大绑着拉出去的时候，女孩不知怎么挣脱了仆从，扑倒在国王酸痛的脚下。她开始用乱蓬蓬的头发摩擦国王的脚趾。国王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示意人们允许她这样做。过了一会儿，他说疼痛减轻了，然后下令给孩子们吃饱穿暖，把他们像人一样好好对待。收拾行李的时候，我伸出手去抚摸男孩的头，每个国家的人都这样对待孩子。就在这时，他突然在我的手腕处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因为害怕得上狂犬病，我去附近的溪流清洗伤口。结果在泥泞不堪的岸边滑倒了，全身摔倒在木桥上，旁边的木头一下子砸在了我的身上。我的腿痛极了，痛得我像动物一样叫了起来。才刚意识到大事不妙，我就晕了过去。

当我恢复了知觉，发现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正在轻拍我的脸的时候，我看到了庄园房间的天花板，周围是人们担忧的面孔，包括国王陛下的脸——它们全都奇怪地一会儿伸长，一会儿变形，模糊不清。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发烧了，而且昏迷了很长时间。

“上帝保佑，戴维森，你对自己做了什么？”国王陛下伏下身体，担心地问。他旅行假发上的发卷擦过我的胸部，然而这种温柔的触感也让我感到疼痛。那一刻我并没注意到，陛下的脸变得柔和起来，脸上的汗水消失了，他站在我面前，穿着鞋。

“我们必须得走了，戴维森。”他不无担忧地对我说。

“不带我？”我惊恐地呻吟起来，全身因为疼痛和恐惧而颤抖，我怕他们把我扔在这儿。

“很快就会有利沃夫最好的医生来救治你。”

我痛哭失声，绝望大于身体的病痛。

我含泪向国王陛下告别，看着他们的队伍继续前进，里边却没有我！他们把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留下来陪我，这多少让我好过一些，我们被托付给了哈伊达莫维奇先生来照顾。“绿孩子”们也被留在了庄园里，这让我们稍微有些高兴——也许是因为，这样我在救援到来之前还有点儿事情可做。

我发现自己的腿断了两处，而且伤口错综复杂。有一个地方的骨头刺穿了皮肤，要把它重新接上需要高超的技巧。我无法自己完成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一动手就疼得立刻晕了过去，尽管我听说有人给自己做过截肢手术。早在出发前，国王就有先见之明地发出了命令，叫利沃夫最好的医生立即来这里，但我认为至少需要两个星期他才能出现在我身边。与此同时，腿必须尽快接起来，因为这里的天气潮湿，如果伤口上长了坏疽，我就永远也看不到法国宫廷了。我曾经讨厌它、批评它，可是现在，法国宫廷成了我眼中现实世界的中心，我梦中最美丽的、失落的天堂。我也再看不到苏格兰的山丘了……

几天来，我主动服用止痛药，就是我给国王治疗痛风的那种药。信使终于从利沃夫赶来了，却没有带来医生。他在途中被鞑靼人杀害了，这片土地上有好多鞑靼人流窜。信使向我们保证，很快会有另一名医生过来。他还给我们带来了国王结婚的消息。国王顺利抵达利沃夫之后，在那里的教堂举行了隆重婚礼，将波兰共和国交给了圣母，以保护波兰免受瑞典、俄国、赫梅利尼茨基3以及所有其他进犯波兰的人们的侵害，他们都曾像恶狼一样扑向如待宰羔羊般的波兰。我明白，国王殿下会有不少的麻烦事儿，但让我高兴的是，信使从国王那儿给我们带来了高度伏特加、几瓶莱茵葡萄酒、皮草衣服和法国香皂——最后一样最让我开心。

我认为世界以一个地方为中心，由许多个区域组成。那个被称为世界中心的地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曾经是希腊、罗马、耶路撒冷，而现在毫无疑问是法国，实际上是巴黎。如果用圆规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画些圆圈，就可以把那些区域标出来。原理很简单：越靠近中心，那里的一切看起来就越真实和有形，而距离中心越远，那里的世界就越模糊，就像破旧的麻布最终会在水里分解一样。而且，世界中心是凸起的，所以思想、时尚、发明都从中心流向周遭。这些东西首先渗透到最近的区域，接下来是较远的一些地方，到达那里的东西就少了一些，而能到达最远的地方的就只有一小部分了。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正躺在位于沼泽地带的哈伊达莫维奇先生的庄园里，这里大概是最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而我，孤独得就像被流放到托弥的奥维德。我发起了烧，迷迷糊糊中觉得自己能写出和但丁的《神曲》一样伟大的东西。我可以写这里发生的事，不过我写的不是来世，而是现世。处于欧洲各个区域的人们，彼此因相争而为恶，继而受到惩罚。这真是一出由暗藏的对弈、破裂的同盟组成的喜剧。剧中角色会在表演中变化，谁也无法确知自己是否识人有误。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些伟人的狂躁，另外一些人的冷漠和自私，一小部分人，又或许更多人的勇气和牺牲。正如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在这个被称为欧洲的舞台上活动的英雄们，根本不会如他们所愿因宗教而团结在一起，相反，正是宗教将人们分裂。虽然我们很难承认这一点，但看看今天因宗教分歧而爆发的战争中死难的人数就可见一斑。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是《神曲》中展示出的另外一些东西——故事的结局必须是幸福和成功——这些东西就是对理智的信任和这部伟大、神圣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上帝赐予我们感官和理性，使我们能够以此为工具探索世界，增长知识。这才是欧洲应该有的样子，一个理性被发扬的地方。

我清醒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事。但是接下来的大部分日子里我都在高烧。利沃夫的医生迟迟未至，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将我的安危视为己任。经过他的同意，庄园主人派人去找了一个女人，她带着她的哑巴助手来到了我的身边。在我身上倒了一瓶高度伏特加之后，他们把我的断腿复位，并把骨头接进了腿里。这一切都是我年轻的同伴事后不无担忧地告诉我的，我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

手术后我恢复了知觉，那时已然艳阳高照。很快，复活节来临，一位牧师来到了这里，在庄园小礼拜堂里做了一场节日弥撒，顺便给“绿孩子”们施洗。我的朋友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还说庄园里的人议论纷纷，认为我遭受的厄运是这两个孩子造成的。我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也不许他们再信口开河。

一天晚上，雷切沃尔斯基把小女孩带到了我的面前。她已经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而且非常安静。我允许她用她的麻辫抚摩我的伤腿，就像之前对国王做的那样。我发出了嘶嘶声，因为即使头发的触碰也让我很痛。但我还是勇敢地坚持住，直到疼痛逐渐减轻，并且肿胀似乎也减小了。之后她又这样做了三次。

又过了几天，随着春天到来，天气逐渐暖和起来。我试着站起来。这里的人给我做的拐杖很舒服，我来到了门廊，在那里享受着渴望已久的阳光和新鲜空气，度过了整个下午。我打量着在贫瘠农庄里忙碌的人们。厅堂还算大，装饰得也挺富丽，但马厩和谷仓似乎来自更遥远的文明。我难过地意识到，我已经被困在这里很长时间了。为了适应这种流亡生活，我不得不给自己找点事做，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在这个潮湿、泥泞的国家陷入忧郁，不丧失有一天上帝能让我回到法国的希望。

雷切沃尔斯基把这两个野孩子带到了我面前。人们收留了他俩，但并不知道在这战争期间的荒蛮之地该对他们做些什么，大家只是期待着有一天伟大的国王陛下能想起这些孩子。他们被锁在一楼的一个杂物间里，那儿堆了很多不需要的或者需要的东西。由于墙壁是木板做成的，孩子们可以透过缝隙看到屋子里的其他人。他们蹲在房子外面大小便，用手抓东西吃。他们很馋，但并不想品尝肉的滋味，把它都吐了出来。他们不认识床，也不知道水盆为何物，总是胆战心惊的，在地上打滚，双手双脚在地上爬。他们想咬人，被人们骂，然后缩成一团，僵在原地很久很久。他们用一种嘶哑的声音彼此交流，太阳一出来，就脱下衣服，把自己暴晒在温暖的阳光下。

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觉得这些孩子会成为我的娱乐，让我有事可做。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愿意研究他们并记录下来，这能让我不去反复想我的断腿。

他是对的。我发现小怪物们看到我被包扎起来的手脚时，为自己咬了我而感到羞愧。小女孩渐渐对我产生了信任，允许我为她检查。我们坐在杂物间被太阳烤得暖暖的木门前面。大自然重焕生机，无处不在的潮湿气味变淡了。我轻轻地把女孩的脸转向阳光，从她的麻辫里取出几根头发——它们很温暖，仿佛是羊毛制成的，闻起来有苔薛的味道，看起来正在长成地衣。近看就能发现，她的皮肤上布满了深绿色的细小斑点。我之前看的时候，还以为那是污垢。我和雷切沃尔斯基都很惊讶——认为她有些像一种植物。我们怀疑这就是她脱衣服并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的原因：每棵植物都需要阳光，而阳光通过皮肤给它提供养料。而且她也不需要吃多少东西，有些面包屑就够了。人们已经给她起了名字，叫“奥西罗德卡”，这名字对我而言很难发音，但听起来不错。意思是柔软的面包心儿，也指那些只吃面包中间部分而把面包皮留下的人。

雷切沃尔斯基对“绿孩子”越来越着迷，他告诉我，他听到小女孩在唱歌。虽然按照他的说法，那更像是一种小兽的低鸣，但这说明他们的嗓子是正常的，而不会说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还发现，他们的身体结构与普通儿童没什么不同。

“也许我们抓住的是波兰小精灵？”有一次我这么开玩笑。雷切沃尔斯基生气了，觉得我把他当成了野蛮人。他可不相信这种事。

庄园里的人们对于如何处置“波兰麻辫”，也就是麻辫小孩意见不一。况且他们还是绿色的！大家普遍认为，“波兰麻辫”是一种体内疾病被排出体外的表现。如果把一个人的麻辫剪去，那么这种病就会回到他的体内，把他杀死。另外一些人，包括以世界公民自居的哈伊达莫维奇先生认为，应该把麻辫剪下来，那可是虱子和其他害虫的住所。

管家甚至让人们把剪羊毛的剪子拿来，要把孩子们发绿的发辫剪下来。小男孩吓坏了，躲在他姐姐（我猜测女孩是他的姐姐）后面。但是那个女孩看上去很大胆，甚至有点自大——她走上前去，盯着管家，直到他感到困惑才移开视线。同时，她的喉咙中发出像野生动物一样的咆哮声。她张着嘴唇，露出了牙齿的尖端，眼神透着异样，仿佛毫不理解我们的秩序，像看着动物一样看着我们，目光几乎要把我们刺穿。另一方面，她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成熟的自信，有一瞬间我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发育不良的老太太。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最终管家命人们放弃了剪麻辫的行动。

可惜的是，在鸟窝般的木制教堂里受洗后，小男孩当晚就病了。他受到了惊吓，又胆怯，突然就死掉了。所有人都因此把男孩看成了魔鬼——如果不是堕落天使，谁又能被圣水杀死呢？如果说为什么没有马上被杀死，哎，那是邪恶在为了自己的……而战。总而言之，大家认为有种更高级的力量干预了绿孩子的事。

就在那天，庄园周围的沼泽地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既不是鸟叫，也不是蛙鸣，倒像是哀乐。人们把男孩小小的身体清洗干净，给他穿好衣服，放置在灵台上。遗体周围点着祭祀用的蜡烛。我被允许在这一过程中再次检查小男孩的身体。看到这个孩子时，我的心揪了起来。从他裸露的身体可以看出，这就是一个孩童，而不是什么怪物。那时我就在想，每一个生物，包括这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是否想念自己的孩子？是否担心不已？

我控制住了与医者不相符的情绪，仔细地检查了男孩的身体。我认定，他是因为人们用冰冷的溪水过早地为他洗澡而死亡的。我还断定，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除了皮肤上的绿色，可我认为那是因为他长时间在森林里生活而形成的保护色。就像有些鸟儿的翅膀同树皮的颜色相似，而蚱蜢和草地的颜色一样，大自然里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自然就是被这样创造出来的，每种病痛都有自己的解药。我一直奉为榜样的伟大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早就有过如此论断，现在我又把这些话讲给了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

男孩死后的第一天晚上，尸体不见了。负责看守遗体的妇女被香炉冒出的烟熏得迷迷糊糊，午夜后就离开灵台去睡觉了。等她们在黎明时分起床，才发现那具尸体已经没了踪影。我们被惊醒了，整个庄园灯火通明，每个人都感到恐惧可怖。仆从们立刻散播消息，说绿色的小矮人靠着一种神力假装死了，然后在没人看守灵台的时候复活了，回到了森林里属于自己的地方。另一些人说，他可能会回来报复曾经囚禁过他的人，所以大家把大门紧锁了起来。周遭充满了焦虑，仿佛受到了鞑靼人入侵的威胁。我们用手铐脚镣把奥西罗德卡关了起来，奇怪的是她居然无动于衷，还是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这又增加了人们对她的怀疑。我和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痕迹：房间里只有几条拖痕，似乎尸体是被拉出去的。外面又慌又乱，人们早把地面踩得一塌糊涂，什么也看不出来了。葬礼被取消，灵台被打扫干净，蜡烛被收到了箱子里，等待下一次被使用的机会。希望它不会很快到来！在接下来的几天，可以说，我们就像被包围了一样，不过包围我们的不是土耳其人或俄国人，而是一种奇怪的恐惧，这种恐惧有着叶子那样的绿色，有着泥土和地衣的气味。这种黏滞、无语的恐惧，开始迷惑我们的思想，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蕨类植物和无底的沼泽。昆虫似乎在注视着我们，树林中传来的神秘声音听起来如同一声声哀鸣和哭诉。每个人，无论仆从还是主人，都聚集到了一间称为“俱乐部”的大房子里。我们在那里食不知味地吃了点晚餐，喝了点高度伏特加，但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出于恐惧和担忧。

春天从森林中越来越快地溢出，逐渐蔓延到沼泽地带。很快，粗茎植物的花朵和色状不同寻常的睡莲，以及大叶浮游植物，将这里染成一片黄色。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不知道这大叶植物的名字，这让我深感羞愧。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竭尽所能地给我找乐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想到什么呢？这里没有书，纸和墨水也很少，只够让我给植物画些素描。我的视线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那个女孩，奥西罗德卡，她失去了弟弟，现在开始依赖我们。她变得特别喜欢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处处跟着他，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误判了她的年龄。于是，我试图在她身上找到些许女性成熟的早期迹象，但她的身体那么幼小瘦弱，没有任何曲线。尽管哈伊达莫维奇家的女人们给了她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可她每次离开屋子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脱下，放到墙根下。很快，我们开始教奥西罗德卡读写。我画些动物给她看，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她仔细地看着，但我感觉她的眼睛看到的只是纸的表面而非内容。我给她拿了些煤块，她会在纸上画圈，但很快就厌倦了这样的游戏。

我必须花点笔墨写写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他的名字叫费利克斯，名如其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快乐的人，总是心情愉快，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满怀希望。而他所遭遇的是俄国人对他全家的灭门残害。他们把他父亲的肚子剖开，强奸了他的母亲和姐妹。我无法理解，他如何还能保有内心健康，我就没见他流过一滴泪或是陷入忧郁。他已经跟我学了很多东西，这并非没有原因，国王陛下希望他能跟着一个好老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自己——学习。若不是发生了接下来我马上要写的事情，这个微不足道、身材矮小、行动敏捷、有着浅色皮肤和蓝色眼睛的人，本应有成就大业的机会。然而此时，这位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因为波兰的美食而发胖，比我还不愿意走出庭院。他开始对“波兰麻辫”产生浓厚兴趣，而在庄园里，这种现象是与奥西罗德卡融为一体的。

夏天，在七月的暑热中，我们从信中得知华沙已从瑞典人手中被夺了回来。我以为，一切都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可以回到国王陛下身边，为他治疗痛风。现在是由另一位医生照顾他的病体，这令我感到不安。我想要对国王使用的汞治疗法还少有人知。波兰的医学技术和在这方面的实践尚不准确，医生们并不了解最新的解剖学和药剂学的发现，他们所依靠的那些老法子更近于民间智慧，而不是深入研究的结果。我不能隐瞒我的这种想法，否则我就是个骗子。要知道，即使在路德维克的宫廷中，也没有几个医生不是那种靠着拍脑袋想出来的发现和研究来“悬壶济世”的庸医。

不幸的是，我的腿恢复得并不好，一直无法站立。一位被当地人称为“长舌妇”的老妇人常来看我，用一种散发着臭味的棕色液体按摩我松弛的肌肉。这时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瑞典人再次征服了华沙，并无情地大肆掠夺。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也许我被困在这沼泽地带恢复健康是不无道理的，是上帝为我安排了这一切，令我得以安全地免遭暴行、战争和人类的疯狂。

这里的人们无比隆重地庆祝圣克里斯托弗日，以纪念这位将小耶稣从水中带到了陆地上的圣徒。在这之后大约两周，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奥西罗德卡开口讲话。她先是和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说话，当他惊讶地问她为什么到现在才讲话的时候，她说没有人问过她什么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她不会讲话。我很遗憾自己的波兰语太过拙劣，要不我就可以问她各种事情了。可雷切沃尔斯基不太能理解她，她说的是一些当地的俄语方言……她的嘴里不时蹦出一些单个的词语或短句，然后看着我们，像是验证她的语言的力量，或是在要求我们的确认。她的声音与她并不相符——低沉，好像是男性的声音，反正一点不像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当她用手指着说出“树”“天空”“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些意指简明的单词，听起来像从来世传来的声音一样。

时入盛夏，沼泽干透了。不过没人因此而欢喜，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可以进出，这使得本就人丁稀少、积贫积弱的庄园更易遭受土匪无赖的袭击——在这种时候，很难分出敌友。有一次俄国人袭击我们，哈伊达莫维奇只得和他们妥协，给了他们赎金。还有一次我们和逃兵团伙作战，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举起枪干掉了几个人，被大家奉为伟大的英雄。

每一次国王的使者到来，我都盼着他把我接走，带回陛下身边，可我的愿望总是落空。战争在继续，英勇的国王跟着军队到处跑，可能已经忘记了他的外国医生。我的伤口在恢复中，我想即使没有传召我也可以出发了，就算不能独自一人骑马又怎样？我坐在长椅上，沉浸在这些悲伤的想法之中，看着庄园里一天天地有了越来越多年轻女仆和农民的孩子，有时还有哈伊达莫维奇家的公子小姐，聚在奥西罗德卡身边——所有人都一起听她讲话。

“他们在讨论什么？在说些啥？”我问雷切沃尔斯基。他一开始只是偷听，后来就光明正大地加入了这个奇怪的团伙。在服侍我入睡的时候，他再把这一切告诉我。每晚他都用自己的小手将“长舌妇”留下的药膏抹在我正在愈合的伤口上，那药膏的疗效不错。

“她跟我们讲，在远离沼泽地的森林里有一片土地，那里的太阳比我们这里的暗，因此月亮和太阳的光亮是一样的。”他的手指轻轻划过我的皮肤，然后把我的大腿稍微抬高一点，以便血液更好地流通。“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树上生活，晚上在树洞里睡觉。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会爬到树顶，把裸露的身体晾在月光下，所以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绿色。因为有月光照耀，他们不需要吃太多东西，树林里的浆果、蘑菇和坚果就够了。他们既不种地，也不盖房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享乐。如果他们想要干什么，就聚到一棵树上开会，有了结果后就去执行。如果谁不想干了，大家也由着他去。反正他早晚会回来。如果谁和谁相爱了，就共度一段时光。如果谁不爱了，就离开再去爱别人。这就是他们生育繁衍的方式。孩子出生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父母，所有人都愿意抚养他们。有时候，当他们爬上那棵最高的树，他们能模模糊糊看到我们的世界，看到被烧毁的村庄冒出的烟，闻到尸体焚烧后刺鼻的气味。那时他们就会迅速躲到树叶里，不想让这样的景象污浊了眼睛，也不想让这样的气味污浊了鼻子。我们世界的光怪陆离，让他们嫌弃又恶心。他们觉得这是海市蜃楼，因为鞑靼人和俄国人从未侵犯过他们。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不真实的，是噩梦般的存在。”

有一次，雷切沃尔斯基问奥西罗德卡信不信上帝。

“上帝是什么？”她反问。

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问题很奇怪，但似乎也很有意思，居然有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为何允许如此巨大的人间惨剧发生啊！既然他这么善良、仁慈和万能？如果不问这些麻烦的问题，生活可能会更简单些。

有一次我问起这些绿人族如何过冬。那天晚上，雷切沃尔斯基给我带来了答案。他一边按压我那可怜的大腿一边说，他们根本注意不到冬天，因为第一次降温的时候他们就聚在森林里最大的一个树洞里，像老鼠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进入梦乡。他们身上会慢慢地覆上厚厚的青苔用以御寒，大大的蘑菇会长满树洞的入口，这样从外边就看不到他们了。他们的梦有“共通”的特点，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梦到些什么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在自己的脑海中“看到”什么。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感到无聊。经过一个冬天，他们会消瘦很多，所以当春天温暖的月亮第一次升起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爬上树顶，整天将自己苍白的身体沐浴在月光里，直到它们变成健康的绿色。他们有同动物交流的方式，因为他们不吃肉也不狩猎，所以动物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并帮助他们。动物们甚至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让绿人族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了解自然。

在我看来，这就是个民间故事。我甚至在想，是不是雷切沃尔斯基自己凭空想象出了这些。所以有一天，在仆人的帮助下，我偷偷地跑去听奥西罗德卡讲故事。不得不承认，那女孩讲话流利、大胆，每个人都静静地听她说着。不过我无法确认雷切沃尔斯基在转述给我时有没有添油加醋。有一次我让他问问死亡的事情。雷切沃尔斯基带回了这样的答案：

“他们把自己看成水果，他们说人就是水果，动物会吃掉人。所以他们把死了的同伴绑在树枝上，等着森林里的鸟兽把他们吃掉。”

到了八月中旬，当沼泽变得更加干燥、道路变得更加坚硬的时候，我久久期盼的国王的使者终于来到了庄园。他带来了舒适的马车、几名士兵以及国王给我的信和礼物：那是新衣服和好酒。我被国王的慷慨感动得痛哭流涕。我高兴极了，因为几天之后我们就将出发，重返世界。我跌跌撞撞地跳了又跳，一次又一次地吻着雷切沃尔斯基，我受够了这座隐藏在树林和沼泽之间的庄园了，我厌倦了腐烂的树叶、苍蝇、蜘蛛、虫子、青蛙、各种甲虫，还有无处不在的湿气、淤泥和绿色植物的气味。我对这一切都烦透了。关于“波兰麻辫”的书我已经写好了，而且为其添加了不少奇幻色彩。我还介绍了一些当地的植物。谁还能比我做得更多？

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离去，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并不感到高兴。他躁动不安，经常从某个地方消失。晚上他只告诉我说他去橡树下说话了，说是在搞研究。我本该猜到些什么，但是即将到来的归程让我如此兴奋，以至于什么都没想到。

九月的头几天是月满之日，一到这时候我就睡不好觉。月亮升到森林和沼泽的上方，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心生恐惧。那是出发前几天的一个夜晚，尽管我一整天打包我的植物标本累坏了，但却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我觉得自己听到了房子里某个地方的耳语呢喃、小脚丫走路的声音和轻轻开关门的声音。我以为那是幻觉，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并不是。这里所有的儿童和年轻人，都从这庄园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包括管家的全部孩子——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所有孩子加起来一共有34个，所有人的孩子。只有嗷嗷待哺的婴孩儿还在母亲的怀中……我英俊、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也不见了。我本已想好要请他去法国宫廷的。

对哈伊达莫维奇的庄园来说，这一天如同末日审判，女人们的哀鸣声响彻天际。我们很快觉得，这是鞑靼人的勾当。众所周知，他们抓孩子做俘虏——这一切进行得悄无声息。人们开始认为是某种不洁的力量在起作用。男人们把能找到的菜刀、镰刀、长剑磨得雪亮，一次次和家人告别，结队南下寻找失踪的孩子们。但都无功而返。傍晚，仆役们在庄园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一个孩子的尸体，被高高地挂在树上。他们吓得尖叫起来，所有人都从衣服上辨认出，这是那个春天死去的绿色小男孩。现在，这身体剩下的不多了，都被鸟儿吃了。

一切新鲜的、年轻的东西都从这片聚居区消失了——未来也消失了。森林成了环绕着这里的一道墙，又好像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军，而先锋官正在命令队伍掉头。掉头后去向哪里？去到世界上最后一个无限大的区域，越过了叶子的阴影，越过了光斑，进入永久的黑暗。

我又等了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三天，最后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如果你回来了，无论我在哪里，都来找我。”在那三天之后，哈伊达莫维奇的庄园里的所有人都明白，年轻的人们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他们回到了那个由月亮主宰的世界。当国王派来的马车开动的时候，我哭了，不是因为那条令人讨厌的腿，而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某种震动。我离开了这世界一个最边缘的地方，那令人厌恶的潮湿，前所未有的痛苦，模糊不定的视野，在那之后，却只有巨大的虚无。我再次前往世界中心，那里的一切将立即变得有了意义，并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现在，我如实地写下了自己在这边远之地看到的一切，没有任何删减。我希望亲爱的读者能帮我理解那里发生的、我几乎无法明了的事情，比如，世界的边远之地用一种神秘的无力感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