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宣判

一道线。

一道刺眼的钢线。

一道把世界分成两半的刺眼钢线。

我盯着这道钢线，心里喊，不要跃过它，退回来，转身回去。那笔钱，当时被锁在那张枣红色办公桌右边柜子里，那是祖父“怕有万一”准备好的一大摞钱，五沓捆成一捆，六捆放满了那只瓦楞纸板箱。

我如果搬着它跨进圣约翰高中那座两边耸起尖顶的哥特式大门，读一年半基础学科，拿到4.5以上学分，就会有专门的留学代理老师为我申请欧美相应的大学，过去学一年语言，已在这所学校的我的初中同学王嘉仪告诉我，这期间“花点钱”拿所在国绿卡，再回头申请国内像样的高校的研究生——多么让人振奋的阳关大道。

王嘉仪说，也就花俩钱儿而已。

我也想，对于我父亲，这“俩钱儿”也伤不了筋动不了骨的，不算大事。

可谁知，我最终还是站到这条钢线面前了。它的北边，连着几间值班室，伸缩大门完全缩在钢线南端黑暗的门洞里。

现在，我对着那个门洞，最后一点希望的泡泡破灭了——来的路上，车过小清河桥时，我看着桥边几家门口竖着虾酱、咸鱼招牌的海产店，脑海里突然蹦出个念头：我父亲，说不定是故意吓唬我呢。也许，开到门口，看着我绝望的眼神儿，会突然说，知道错了吧？知道了就回吧。

此刻，我的父亲、成功先生正坐在他靠生产贴牌轮胎迅速积累起的财富购置的宾利后座上，我竖起耳朵，等待着从窗玻璃裂开的那道缝里传出我想要的那句话。

分贝不用太高，口气是满含嘲讽的，我甚至做好了迎接兜头一句恶狠狠脏话的准备。

——顶破天，也就是个工人了。

半天，我等来了父亲的话。

那是一股在胸腔中堵闷了许久的气流，从轻蔑的鼻腔和牙齿缝里逃了出来。

我仿佛跌进冰碴子，在九月的艳阳下对着东海技师学院闪亮的铁轨打了个寒战。

那天，看见我的人，或许好久都忘不了我脸上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冷硬，再细心些的人会发现我微微红肿的眼睑，那是前夜的绝望和无奈。我想如果祖父尚在，绝不允许我的父亲、他的儿子这样绝情地把他至爱的孙子送到城东郊区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来。但祖父有肺病，一到冬天喘得像架漏气的风箱，任凭儿子腰缠万贯，也无法在西北风里喘口松缓气儿。本来，我还想他可能与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喘到过了年三月里就会好些，谁知道年初三我们刚从老家过年回来，进了门还没稳住神儿，我进了房间，摁开电脑，初始化都没完成，就听父亲接了个电话后喊我赶快回家。

那一箱钱，就是那天祖父当着全家人的面交给我父亲的。二叔得到了祖父住的刚翻新的二层院子，姑姑分到了一只上了年岁的箩。祖父说，她小时候，可爱用它筛豆子面了。我还记得办完丧事后，姑姑拿着箩，找到父亲不解气地说，大哥你听懂了没有，和小时一样，咱俩一样一样的，不受待见。你那钱，是给他那心尖子良良上学用的，再说还不是你拿回来治病没花完的？没准儿存了多少呢——哼，我这箩，回去裱上点金叶子，就成了传家宝了。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四十五岁的父亲捏了把四十三岁妹妹的脸。妹妹接着说，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父亲摇了摇头，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我看到姑姑白了我的父亲、她的大哥一眼，撇了下嘴。

姐姐为了说服父亲让我去读私立高中，从医院请了假跑回来磨了两天，看到父亲的决绝后说她可以拿出结婚时的彩礼钱给我交学费。父亲问她，你爹是出不起这个钱吗？

父亲说，你爷爷打年轻就有痨病干不了重活儿，我和你姑姑上学时，中午下了学得满村里窜着要口吃的。你姑姑是女孩，脸皮薄，抹不开面儿，站在道儿上等，都是我，大爷大娘爷爷奶奶地满门里要，要上几口，你姑姑跑回家给你爷爷奶奶送下，再返回我要饭的村里，我们俩分几口垫垫肚子接着再去上学——

姐姐问，小叔呢？

父亲说，还在吃奶呢。老生子儿，宝贝疙瘩，就是能跑，你奶奶舍得他去要饭吗？看，这不就惯瞎了！姐姐说时代不同了，不能再拿着艰苦环境中的标准来衡量现下了，国家各方面都发达了，人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了。但父亲说，不管国家多发达，一个家庭多有钱，孩子自己不努力，让父母拿钱买前程，买来买去，也是一场空。那天，父亲告诉姐姐，他绝不能惯着我，把我惯成小叔那样的人。父亲的原话是，惯着惯着，他吃你看着。

那一刻，我也相信，父亲就是不想把我惯坏了，从未作他想。

因为，自我第一次从七月下午一堂闷热的历史课上逃遁，这位眼睛细长、下颌宽阔的成功先生便拒绝与我说话。起初，我们常常会在那座母亲过世后，我与姐姐坚决不肯搬离的老旧楼房里和楼前花圃前遇见，他会猛然移开他像笼罩万物那样落在我头脸上几乎称得上是慈和的目光，厌弃地把脸转向别处，像躲避蝇群般快步上楼或钻进车里。而后不久，他搬离了那座旧楼，彻底消失在我和姐姐的生活里。

不知道他是突发奇想彰显做父亲应有的风度，还是心神不安地又一次梦见了亡妻，又或是罕见地接纳了某位亲人的建议，这天竟然屈尊腾云驾雾地送我到校门前。只不过就在他的司机、我自小亲近的国华叔叔摁开后备厢，伸出一只脚想下车帮我提下行李时，他优雅地在后座椅上抬起搭在中间宽大扶手上的左上臂，同时轻轻竖起食指和中指。后者甚至都没有回头，凭着多年形成的奇怪默契，将刚刚踩到地上的脚缩回驾驶踏垫上。

临时被安排来校门前路段执勤的瘦高交警在九月的炎热中，在成功先生听似漫不经心、实则字字如弹头般残酷无情的判词中，将工作中极少表现的怜悯，大度地洒在我身上。

那位交警叔叔在我身后，甚是温柔地说，提着点，看在门轨上别坏了箱轮儿。

校园广播里，那支不知名的舒缓的钢琴曲，在不知疲倦的蝉声、路上隆隆驶过的行李箱、聒噪的人群里细若游丝，仿佛已经嗅到了不久之后即将把树叶撕扯得漫天飞舞的第一阵秋风。

一切，都没用了。

就算是现在，父亲那句话还时不时响在我耳边：顶破天，也就是个工人了。

对父亲来说，这可能只是决绝和失望。

对我来说，是宣判。

除了跨过那道钢轨，我别无选择。

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他还没有与时代正面相撞，父亲的决定，是他唯一的命运。

我背起背包，拖着箱子，迈过钢轨，习惯性地回身挥手道别。我身后，路边停泊和行进的车辆中，却再也找不见父亲的那台伸着河马般长嘴巴的车了。这一刻，中考出分数以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愧疚不安焦虑，唰地烟消云散了——眼角的湿润，也须臾被一股悲愤烤干。

我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抛在这个叫东海技师学院的鬼地方。

人声嘈杂，我心悲怆。进门后通向报到小广场上的小路狭窄弯曲，两旁叶片上尚未在季节里熬炼出红斑的楸树在半空里抄着手，像随时准备发力要把走在其下的哪个人一把摁倒在石板地上。

别的同学都有家人陪着，大包小包的，隆隆重重的架势。只有我，拖着简单的行李，形单影只，孑然独立。

我加快脚步，一只手拖着箱子，一只手举着入学通知，很快进了各自专业的报到队列中。有些难兄难弟已经报到好了，抓着一大沓入学材料与家人道别，一个个身上挂满了大小的包，疙疙瘩瘩的，特别是个儿小的女孩们，像一只只刚被拔出地面的榨菜头。

报到台前用隔离带分成单向通行，进的这边挤得严严实实，出的那边就清闲很多。两位目送各自孩子的母亲停在另一边说话，看样子是来送孩子刚刚认识的。染着棕黄色头发的母亲说，这都是命，就差两分，两分啊，人家二中说啥都不要啊，说上级部门督查得很严，不能坏了规矩。另一个是短头发，圆脸，说话声音很细，嘤嘤地说，就是，啥法儿呢，人家说这是国家政策呢，就是要让一半的孩子读书学知识，另一半做工搞技术。这不，咱孩子不争气，到了河西了，唉——

棕黄头发的母亲就说，人家念书念得好的，上好学校，毕业了当官；咱们这些不中用的，毕了业弄电焊，钣金，旋螺丝，扯电线，养着人家。唉，赚不了几个钱，媳妇都娶不上的，着打光棍儿吧。另一个就说，你也别这样想了，老话说得好呢，艺多不压身，学门技术——

学门技术，学门技术，学再多门，也是技术，还是被人管着的。棕黄头发的母亲自嘲地说完，挥了挥手，转身朝校门走了。另一个母亲叹了口气，回身眯着眼朝栅门那边看了会儿，大约是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回身朝校门口走去，手里抓着的一只帆布包一荡一荡的。

我前面有两位父亲，在等待的过程中相视笑了一下。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衫，头顶上毛发稀疏的先开了口，说，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另一个剃着寸头，穿着一件深蓝T恤的说，但总有不中用的，都当了官儿，谁搞运输，谁种菜，谁盖楼呢？戴着眼镜的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吃人哪，说得怪吓人的。剃着寸头的问，你是老师吧？文化人。戴眼镜的笑笑，摆摆手，说，卖弄了卖弄了，不过，孟子这话说得不假，我们这些孩子，将来都是要供养别人的了，唉。

戴眼镜的转过身去，等自己的孩子报到完从另一边往外走，经过我时，突然转过头，盯了我一眼。

我不知哪来的怒火，也狠盯了他一眼。

我看看身后，正在和父母告别的同类们在比着心，摇着手，打着飞吻，或潦草地转身而去，一拨拨的，在通往西北和西南方向的路上缓慢移动。刚刚在校门外或惶惑或留恋的表情很快被好奇和茫然取代，四肢和肩背也生出平素没有的技能和力量。看着父母走远了的家伙们，在满身大包小包和身后一两个行李箱等诸多负累中神奇地腾出一只手，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手机，飞快地在屏幕上划来划去，脸上不时显出愉悦愁苦或呆傻的表情。

我身后有两个扎着马尾的小女生在低声说悄悄话，我隐隐听到在说，昨晚我妈给我收行李，都伤心得哭了，说起早贪黑的，把我供到技校来了。另一个说，啊，我爸妈——嘘——唠叨了好长时间了，自从知道我没法上高中了，就好像我成残疾人了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德国砌砖的打扫卫生的都收入很高呢，我姑姑说的。她在德国开餐车，我想学面点，毕业后去找她。起头说话的那个说，是吗？那你带我一起去好啦，不过，我是学护理呀，不能和你一起卖早餐了。啊，说学面点的女生说，护理在德国工资也很高啊，说不定，我会找你借钱哟。两个女生还谈到了将来要养只小猫，生两个小孩。

女生还真是奇怪的动物，听着并不是一个中学的，也不是一个班的，竟然这么快就谈起理想和未来了。

我所在的队伍因地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一条毛毛虫发生了不大不小的骚乱，那个将要在几次不快后跟我成为莫逆之交的小子挤到我前面，并在躲避中狠狠地踩了我一脚。他本能地回过头，腰身不易觉察地缩了一下，嘴角稍稍上扬，看得出是要道歉的样子，但很快，在感受到我目光中浓烈的厌恶后向半空里翻了下眼球，又飞快地转过身去。

这小子出奇地干瘦，不可理喻的细长脖子和薄T恤下突出的肩胛骨让人感觉它的主人命悬一线。他一直抬着头，像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紧盯着敌人碉堡那样望着办公楼前广场报到处，后脖颈上半截粗黑的头发楂子倔强地向后呲着，像一根根随时准备发射的枪管。

最让我不解的，是他肩背和身前身后没有包裹和行李箱，只在垂至膝处、骨节突出的长手指间，抓着两根帆布包带子。于是我认定，他望着的，一定是在前方什么地方亲朋替他看守或放置的行李物品。

——所有的人，都有人关心和照顾。

除了我。

我低下头，心底涌出对这个瘦得可怜的小子大股大股的妒忌。很快在人流再一次向前涌动之时，有意无意地在他脚后跟上踢了一脚。但他浑然不觉，并没有回头看我，或者往前挪脚，依旧岿然不动地对着他的碉堡。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我抬头望了下天，有两只小鸟，往上飞呀飞呀，在空中停了一下，开始滑翔，滑到我头顶的半空里，突然一顿，又向上飞去。

做一只小鸟真好啊，不用操心谁供养谁的问题，也不用来这么个破地方待三年，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

四下花里胡哨、破马张飞的报到宣传画让我如梦初醒，我向前跨一步，扔掉手中的箱子拉杆，站在仿佛整张面孔都巧妙地隐藏在一副黑框眼镜后面的男老师面前。

男老师身后不远处的办公楼上，挂着巨大的迎新海报。海报顶端是一行大字：时代选择我们，我们创造时代。

我心里骂了一句，个破技校，调子起这么高。

闪闪，闪闪。

我刚递出通知书，就听到后面有人喊起来。一个戴着墨镜、着黑T黑短裙、高扎马尾的女生，背着黑色鼓形小漆皮包，身后拖着个黑镜面箱子挤过来。与她隔着好几个人，在人群中伸长脖子喊的，是个穿着白色运动服、个子老高、托举着一只篮球的男生。

哇，好帅的欧巴！哇，好美的女孩，真的是脖子底下全是腿呀！

周围小女生嘁嘁喳喳一片。

闪闪，闪闪，知道你今天来，等你好久了。

那男生让篮球在手指上转着，两眼放着光。

嘁——长腿女生朝后看了眼，仰起下巴，我来不来，关你什么事！

说着把墨镜推到头顶，三下五除二在报名册上划拉一气，接过新生入学材料，拖上箱子，扬长而去。

高个子男生看着女生背影，挠了挠头。

我对狗血剧情没兴趣，转过身，再次核对了下班次：智能制造系电气一班，没错。我把报到花名册拉过来，准备填写个人信息。

智电一班，核对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这哪儿的口音啊，拉天扯地的！

和我一桌之隔的老师，中等个头，脸有点黑，尖下巴颏儿，鼻梁上架着黑框厚底近视镜。我脑子飞快转了几圈儿，终于和一个在电视里唱歌的叫阿宝的调调儿对上了号。

这一刻，他扯着他那一张嘴就冒出一嘟噜洋芋味儿的陕北普通话，拿后来专业课上对着一柄新式铣刀那般无限深情的目光望着我，伸出爬着一道细长伤口的食指在签名册上拖出一道纹路。

看看哪个是你。爸妈呢，自己来的吗？

他看着我的身后问。

我转头看向旁边，那里是农建系在篷布帘上扯着霓虹字的条幅：农建农建，真抓实干。配图是一群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脖子上搭着擦汗白毛巾的工人同志。我又将头转向另一边，那里是烹饪系的精致的立体展板，上面详细标注了新生入学流程、宿舍安排和注意事项，右下角用异常严肃的加粗宋体齐齐整整地标着：同志们，我们将要干的，是天大的事！字下是三张大图：一只额上点着红点的猪头大馒头、一大盆猪肉炖白菜、一头拿着筷子吃饭的大肥猪。我又仰头看向天空，那里空空的，鸟也没有了。

我心里也空空的，但眼里，却有东西了。我拖过名册，捋着那页，从下而上，又自上到下，终于又在最下面找到自己的名字。签完字，我把名册推回去，不由自主地吸溜了下鼻子。

他看着我，有点倔强地等着我的答案。

我抬头对着天，说，我就愿自己来，管得着吗？！

我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黑框眼镜后面刹那间的愣怔，心底生起些许邪恶的快意，接着转身拖起箱子朝栅门走去。

报到场地北边，一群身着橘红色安全服帽的人正在搭建一个简易的台子，我不知道那是第二天我们开入学教育动员大会时的会议台，更不知道，三年后，也是在这里，我会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潮水般的掌声中、在激越的《拉德斯基进行曲》中、在金黄色的秋风里，从系主任手里接过烫着金色大字的任教聘任书，成为东海技师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留校任课教师。虽然时间不长，我就辞职去了与学院合作的企业做了首席技师。因为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离亲自操纵机械、加工出想要的东西，终究隔着一层。

我的右前方有块巨大的电子屏，上面两行镶着鲜花、糖果和钻石的大字：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平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后来我知道那是一九九八年版的《新华字典》中，关于“前途”释义中的例句。

旁边报到台前，吃饭的大肥猪旁，一个身着黑底小白点连衣裙的女孩正俯身在报到桌面上签字，长头发散落在腰背上，一白一黑两只猫蜷在桌脚边，须臾间，我感觉这情景熟悉无比，好像在哪里出现过。

这时候陕北大哥追上我，递给我入学材料，说，智电一班，欢迎你，我是班主任，张大为，有事——

我在恍惚的思绪中收回目光，朝他脸上的黑框框斜了一眼，说，你不欢迎我也不会去死！

我拖起箱子，扬长而去。

其实，从我口中说出的话，也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对黑框眼镜，根本谈不上讨厌，甚至还有点亲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但一股奇特的获胜感让我脚步轻盈，我拖着箱子，再次穿过花园小路时，发现自己竟然哼起了一首不知道名字的歌：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

那个得意的少年，在一片咕噜噜的行李箱轮声中掏出材料袋，在简单的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在的宿舍楼，穿过花园小路向西，再向北，踩在近午阳光赐予他的一截扁墩墩的影子上，摇摇晃晃。他没有意识到，他反复哼着的那首歌是他母亲在世时做家务时喜欢哼唱的邓丽君的《微风细雨》，在东技深一脚浅一脚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刚刚蜷在桌下的两只猫，这会儿在路边灌木丛间钻进钻出，白色的长得强壮，黑的那一只瘦小。

好吧，既然别无选择，那就留下来好啦。

你们能吃了我吗？谁怕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