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奥本海默出过红疹子，现在他已经免疫了”
他（奥本海默）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菲利普·莫里森
奥本海默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物理课，但他其实心不在焉。“我确实开了一门课，”他后来说道，“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上课的了……经历了战争中的巨变，教学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我总被打扰，而且老是分心，因为我在琢磨别的事情。”实际上，他和姬蒂一直未在帕萨迪纳定居。姬蒂依然住在伊格尔希尔的房子里，奥本海默来回通勤，他每周有一两个晚上住在老朋友理查德和露丝·托尔曼家后院的客房里。但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一直没断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有诸多不便。1946年春末，奥本海默正忙着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斯阿拉莫斯之间奔走协商，就在这个时候他宣布自己打算秋季恢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
尽管“巴鲁克计划”在道义和策略上的惨败让奥本海默和利连索尔感到泄气，但是他们两人仍在一起努力。10月23日，联邦调查局无意中听到两人在讨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人选。该委员会是根据8月1日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设立的。奥本海默对他的这位新朋友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在今晚之前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我想说自从上次见到你，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上，我并没有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人。利连索尔，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钦佩你正在做的一切，以及它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利连索尔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说：“我想我们会控制住这个该死的东西的。”
那年秋天，杜鲁门总统任命利连索尔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根据国会的要求，为了协助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工作，他成立了一个总顾问委员会（GAC）。尽管杜鲁门不喜欢奥本海默，但是这样一个委员会很难将这位“原子弹之父”拒之门外。因此，在听取了众多顾问的建议后，杜鲁门任命了奥本海默、伊西多·拉比、格伦·西博格、恩里科·费米、詹姆斯·科南特、西里尔·史密斯、哈特利·罗（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顾问）、胡德·沃辛顿（杜邦公司负责人）及最近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李·杜布里奇。杜鲁门让这些人自行选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当一篇新闻报道错误地暗示科南特将担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姬蒂怒气冲冲地问奥本海默，为什么他没有被任命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向妻子保证：“这件事无关紧要。”事实上，杜布里奇和拉比正在幕后悄悄地为奥本海默游说。到1947年1月初总顾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时，人选问题已经解决。会议当天，奥本海默受暴风雪的影响姗姗来迟，他到达现场后才得知委员们一致推选他为主席。
至此，奥本海默对苏联和美国的立场都不再抱有幻想。两国似乎都不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核军备竞赛。一方面幻想逐一破灭，另一方面他又肩负了新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奥本海默的看法也开始转变。那年1月，汉斯·贝特来伯克利看望他，奥本海默在几次长谈中承认，他已经“对苏联人同意核管制方案不抱任何希望了”。苏联的态度似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禁止使用核弹的提议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立即剥夺美国唯一可以阻止苏联人进入西欧的武器”。贝特对此表示同意。
那年春天晚些时候，作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美国的谈判立场变得更加强硬。1947年3月，他飞到华盛顿，艾奇逊向他介绍了即将公布的杜鲁门主义。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他想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正转入敌对状态，无论我们在核谈判中做什么，都应该谨记这一点。”奥本海默几乎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之后，他会见了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他是联合国原子能谈判中美方代表伯纳德·巴鲁克的继任者。令奥斯本惊讶的是，奥本海默告诉他，美国应该退出联合国谈判。奥本海默说，苏联人永远不会同意任何可行的方案。
随着冷战的兴起，奥本海默对苏联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二战期间，他的左翼国际主义热情已经日渐消退。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次演讲也让他感到担忧，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一样，奥本海默认为这次演讲反映出苏联担心自己被“被包围，以及他们想时刻保持警惕和重新武装起来”。此外，他还了解到苏联在二战时的间谍活动情况，这也让他感到沮丧。据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线人透露，奥本海默1946年在华盛顿听取了一份简报，他回来后“情绪非常低落”。这名线人被称为“T-1”，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行政人员。T-1还报告说，某位政府官员“向奥本海默提供了有关共产党阴谋活动的‘真实情况’，结果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彻底失望了”。
奥本海默听取的简报事关一桩加拿大间谍丑闻，起因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译电员伊戈尔·古琴科叛逃，由此导致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被捕，他在蒙特利尔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这位科学家确凿的“变节行为”让奥本海默彻底震惊了。
“巴鲁克计划”的失败使情况越发糟糕，国际管制的理想将不得不等待地缘政治的变化。奥本海默现在明白，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和。1947年9月，他对外交部和陆军的一些官员说：“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对美国来说，这种（国际管制）提案也包含着切实的让步。此外，这些提案还需要美国彻底放弃在世界上独善其身的想法。”
他知道，对于他提出的如此彻底的国际管制提案，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都会“大跌眼镜”。他们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以及至少让渡部分主权。不过，奥本海默现在终于明白提案中需要苏联做出的牺牲属于另一个量级。在一份富有见地的分析报告中，他指出：“这是因为提案中的（国际）管制模式与苏联目前的国家权力模式存在相当严重的冲突。该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相信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我们在原子能管制方案中要求的那种深度或密切合作与这一信念相悖。因此，我们等于在要求苏联做出一项重大让步并使其背离该政权的根基……”
奥本海默知道苏联人不太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可以实现国际管制。与此同时，他无奈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必须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他也由此得出结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将是“提供大量精良的核武器”。1946年，奥本海默还在宣扬国际管制和技术开放的必要性，到了1947年，他已经开始接受出于防御目大量拥核的想法。
从表面上看，奥本海默现已成为美国权势圈子里颇有声望的一员。他现在是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拥有令人垂涎的“Q”级（核机密）安全许可，他还是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和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作为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与奥本海默打交道的都是社会名流，比如，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法官小查尔斯·怀赞斯基和约瑟夫·艾尔索普。1947年6月初，在一个天气和暖、阳光明媚的日子，哈佛大学授予了奥本海默荣誉学位。在毕业典礼上，他听到他的朋友乔治·C.马歇尔将军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一项规划，即向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很快人们就称其为“马歇尔计划”。
奥本海默和麦克利什走得很近。这位诗人开始给他寄十四行诗，他们二人经常通信。他和奥本海默拥有相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翼的共产党还是右翼的激进分子都对这些价值观造成了威胁。1949年8月，麦克利什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言辞尖刻的文章——《征服美国》，他在文中抨击美国战后陷入一种反乌托邦氛围，走到了乌托邦的反面。尽管美国是地球上极其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似乎被一种疯狂的冲动俘获，他们被苏联的威胁左右。麦克利什语气挖苦地总结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已经被苏联“征服”，苏联现在正在指挥美国的行动。麦克利什写道：“不管苏联人做了什么，我们都反其道而行之。”他也严厉地批评了苏联的暴政，但与此同时竟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愿意因反共的名义牺牲自己的公民自由，这让他感到痛心。
麦克利什询问奥本海默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奥本海默的回答揭示了其政治观点的演变。他认为麦克利什对“现状”的描述堪称精妙，但他对麦克利什开出的药方有些担忧，麦克利什呼吁“重申个人革命”。奥本海默认为重新倡导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点儿老生常谈。“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奥本海默写道。他提醒麦克利什：“文化和社会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人的价值及对人类的拯救和解放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的远不只是将个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这么简单；我们要注意到在过去的150年中，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依赖他人的”。
随后，奥本海默向麦克利什讲述了同年早些时候他和尼尔斯·玻尔一起散步的经历，那是一次午夜的雪地漫步，这位丹麦物理学家边走边阐述他关于开放性和互补性的哲学。奥本海默认为，玻尔表述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洞察，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解答共产党人、历史学家及我们自己的疑问”。收到奥本海默的回信，麦克利什很高兴：“你如此大费笔墨地给我回信，真是太好了。当然，你提出的这一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奥本海默的一些左翼朋友不知该如何理解他的这种转变，但有些人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人民阵线中的民主派人士，对他们来说，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没有任何变化。相反，是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除外）和大萧条结束，对那些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已经失去曾经的吸引力。而对于奥本海默那些不信奉共产主义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朋友，如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和伊西多·拉比来说，奥本海默始终如一，他的发心从未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立场并没有发生那么突然的转变。虽然他不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并不认为苏联人真的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个政治问题上，两兄弟之间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执。奥本海默告诉他弟弟，他相信“如果苏联人得到机会，他们就会出兵”。现在，他支持杜鲁门对苏联的强硬路线，当弗兰克试图与他争论时，“奥本海默会说他知道了一些事情，虽然不能说出详情，但是这些事实让他相信不能指望苏联人会合作”。
二战后，哈康·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也注意到了其立场的变化。1946年5月，奥本海默和姬蒂到希瓦利埃夫妇位于斯廷森海滩的滨海新居拜访了他们。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的政治立场已经转变，至少在希瓦利埃看来，他“相当偏右”。希瓦利埃回忆说，奥本海默那些“贬损”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言论让他感到震惊。奥本海默说：“希瓦利埃，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我有真凭实据，我不能告诉你事情的原委，但我向你保证，我改变对苏联的看法是有理由的。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不能再相信苏联，你那是盲信。”
此外，希瓦利埃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这位老朋友，这些人的话也证实了他的看法。一天晚上，希瓦利埃在纽约街头碰到了菲利普·莫里森，他们聊起二战爆发以来发生的那些事。希瓦利埃把莫里森视为以前的党内同志，他还知道莫里森既是奥本海默战前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跟随他到洛斯阿拉莫斯的骨干物理学家之一。
“奥比怎么样了？”希瓦利埃问。
“我连他的人影都看不到，”莫里森回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现在换了一个圈子。”接着莫里森提到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谈话时，奥本海默一直念叨着一个叫“乔治”的人，最后莫里森不得不打断他问这个叫“乔治”的到底是什么人。莫里森对希瓦利埃说：“你肯定明白，对于像乔治·C.马歇尔将军这样的人，我顶多也就称他为‘马歇尔将军’或者‘国务卿’，而不会叫他‘乔治’。这就是他现在典型的做派……”奥本海默变了，莫里森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自1943年春最后一次见到奥本海默以来，希瓦利埃遭受了无数打击。1944年1月，政府拒绝发给他在战时新闻处工作所需的安全许可，这使他无法获得与战争有关的职位。联邦调查局有关他的档案中记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控，一位在战时新闻处工作的朋友对他说：“显然有人在针对你。”对此一头雾水的希瓦利埃留在了纽约，他偶尔做一些兼职的翻译和杂志撰稿工作。1945年春，他重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被美国战争部雇用，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翻译。他于1945年10月飞往欧洲，直到1946年5月才返回加利福尼亚。那时，伯克利已经拒绝了授予他终身教职。学术生涯遭受打击后，希瓦利埃决定全职投入一部小说的创作，他与出版商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签订了出版合同。
1946年6月26日，在他与奥本海默重逢差不多6周后，当时，希瓦利埃正在家里写小说，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敲开了他的门。他们坚持要希瓦利埃和他们一起去趟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几乎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出现在乔治·埃尔滕顿的家中，他们要求埃尔滕顿陪同他们去联邦调查局在奥克兰的办事处。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了大约6个小时的讯问。在随后的审问中，两人才明白这些探员想了解的是1943年初冬他们关于奥本海默的谈话。
尽管两人都不知道对方受到了审问，但是他们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埃尔滕顿承认，1942年年底，当时纳粹的猛烈进攻让苏联难以招架，苏联领事馆的彼得·伊万诺夫找到他，问他是否认识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他还问到了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埃尔滕顿已经记不太清了，可能叫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而且还不太熟。但他主动提出自己有个朋友和奥本海默关系很好。这位苏联人接着问他的朋友能否问一下奥本海默，看看他是否愿意和苏联科学家分享信息。埃尔滕顿说，他确实问了希瓦利埃，他还告诉希瓦利埃，他的苏联朋友向他保证，这些信息“将用拍照的方式通过他的渠道安全送达”。最终，埃尔滕顿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几天后，希瓦利埃“来到我家，他告诉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信息，奥本海默博士不同意这么做”。此外，埃尔滕顿否认曾接触过其他人。
联邦调查局从希瓦利埃这里得到的证词与埃尔滕顿的供词大致相符。但令希瓦利埃惊讶的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一再追问他与其他3位科学家的接触。希瓦利埃否认自己接触过奥本海默以外的任何人。经过近8个小时的审讯，希瓦利埃勉强同意签署一份书面证词：“我谨声明，据我所知，除了奥本海默，我没有向任何人询问有关辐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但在这个斩钉截铁的声明后，他又小心翼翼、有所保留地写道：“我可能曾顺便向一些人提到过为苏联获取这些情报的想法，但我敢肯定的是，在这方面，我从未有过具体的行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离开联邦调查局时，他很想知道他们究竟从哪里听说了他和埃尔滕顿还有和奥本海默的对话。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他接触了3位科学家。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46年7月或8月，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在一次午宴上偶遇了，地点是在伯克利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家里。这是1943年以来他们第一次见面。希瓦利埃向他讲述了自己6月被联邦调查局审问的遭遇。在一番交流之后，他们意识到两人在同一天被讯问过，他们都想知道联邦调查局怎么会知晓他们的谈话。
几周后，奥本海默邀请希瓦利埃夫妇来伊格尔希尔的家里参加一场鸡尾酒会。希瓦利埃夫妇按照约定早早地来了，这样他们几位老友就可以在其他客人到来之前小聚一下。根据希瓦利埃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他提到自己最近被联邦调查局审问时，“奥比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我们出去聊吧。”奥本海默说。希瓦利埃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朋友觉得自己家被监听了。他们走进了树木繁茂的后花园，在他们来回踱步时，希瓦利埃详细讲述了他被审讯的过程。“奥比显然相当心烦意乱，”希瓦利埃在1965年写道，“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当希瓦利埃解释说他本来不愿向联邦调查局透露他与埃尔滕顿的谈话时，奥本海默向他保证他说出来是正确之举。奥本海默说：“你知道的，如果是我也得报告那次谈话。”
“是的，”希瓦利埃回答说，尽管他心里还在犹豫这是否真有必要，“但是，他们所谓的接近3位科学家及多次想要获取机密情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希瓦利埃的记述里，奥本海默没有回答这个关键问题。
奥本海默站在伊格尔希尔的花园里，试图回忆起他在1943年都对帕什说了些什么，这让他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希瓦利埃认为他看起来“非常紧张和僵硬”。
后来，姬蒂喊道：“亲爱的，客人们到了，我想你最好现在就回到屋里来吧。”奥本海默语气生硬地说他一会儿就来，可是他在花园里继续踱步，还让希瓦利埃又讲了一遍他的经历。过了几分钟，姬蒂又出来一趟，大声让奥本海默赶紧回屋里去。奥本海默又一次口气生硬地拒绝了她，但是姬蒂再三催促。“然后，让我震惊不已的是，”希瓦利埃写道，“奥比说了一大堆脏话，还辱骂了姬蒂，让她少管闲事……赶紧滚开。”
希瓦利埃从未见过他的朋友如此放肆。即使那样，他似乎也不愿意结束与希瓦利埃的谈话。希瓦利埃写道：“显然有什么东西困扰着他，但他对此守口如瓶。”
在与希瓦利埃这次令人不安的谈话后不久，1946年9月5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造访了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办公室。他们想询问1943年他与希瓦利埃的谈话，这是奥本海默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希瓦利埃把埃尔滕顿的计划告诉了他，而他断然拒绝了。他记得自己告诉希瓦利埃“这样做就是叛国罪，或至少近乎叛国”。他否认希瓦利埃试图获取有关核弹计划的信息。“奥本海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记不清他和希瓦利埃的谈话内容，现在想要复现谈话内容只能靠猜测，但他记得自己肯定对希瓦利埃说过‘叛国’或‘叛国罪’这样的字眼。”
当联邦调查局探员追问他另外三次向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索要信息的接触时，他告诉他们这部分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保护希瓦利埃的身份。“奥本海默表示，在先前向曼哈顿计划报告此事时，他不想暴露希瓦利埃的真实身份，为此他‘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他后来将其称为‘故弄玄虚的无稽之谈’，这个故事大意是说，有人为了获取情报代表埃尔滕顿与3位身份不明的科学家进行过接触。”
奥本海默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在1943年撒了谎呢？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他现在所说的才是事实；1943年面对帕什时他惊慌失措，用3位虚构出来的科学家来添油加醋，以此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转移人们对他的注意力。另一种解释是，从和希瓦利埃在花园的谈话中，奥本海默了解到他的朋友并没像他最初认为的那样接触了另外3位科学家。毕竟，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提到的潜在目标里有奥本海默和劳伦斯，或许还有阿尔瓦雷斯，所以希瓦利埃那次在厨房里与奥本海默谈话时很有可能就将这些情况都告诉了他。还有一种解释是，他在1943年说的那些话部分属实，但现在为了保护希瓦利埃和那些不具名的科学家，他觉得必须翻供。虽然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不合理的一种，但是在1954年的安全审查听证会上，他的敌人会死死咬定这就是事实真相。他早就告发了希瓦利埃，而劳伦斯和阿尔瓦雷斯并不需要他来保护，现在唯一需要保护的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自己，但是他居然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自己在1943年向军事情报机构撒了谎，这肯定会对他非常不利，除非他是想说出实情。8年后，在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上，此事不仅被再次提起，而且还成了重要的疑点。奥本海默前后矛盾的陈述将给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1946年年底，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刘易斯·斯特劳斯飞到了旧金山，这位由杜鲁门任命的委员在机场受到了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奥本海默的迎接。在讨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事务之前，斯特劳斯把奥本海默叫到了一边，说他还有别的事情要跟他谈。在这之前，斯特劳斯只在二战后期与奥本海默见过一面。斯特劳斯一边在混凝土的停机坪上踱来踱去，一边介绍说自己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目前，他是董事会寻聘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新院长。斯特劳斯说，奥本海默在5名候选人中名列前茅，现在董事会授权他向奥本海默发出邀请。奥本海默表示他对这个职位感兴趣，但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大约1个月后，也就是1947年1月底，奥本海默飞到了华盛顿，他和斯特劳斯共进了一顿悠长的早餐，其间斯特劳斯一直在向他推介这份工作。那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他虽然还没下定决心，但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说，对于他在这所研究院如何大展拳脚，斯特劳斯“有很棒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些不切实际。奥本海默说，那里“没有一位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但他将“很快改变这一现状”。
关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最广为人的莫过于它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也是他精神上的庇护所。当斯特劳斯追问爱因斯坦理想的院长人选时，他回答说：“哦，我很愿意告诉你答案。你应该找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样他就不会打扰别人思考。”一开始奥本海默并不认为这是一所严肃的学术机构。1934年第一次参观该研究院后，他曾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嘲笑道：“普林斯顿就像一个疯人院——那些孤芳自赏的学术权威们在孤立无援的荒凉中熠熠生辉。”不过他现在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对姬蒂说：“要想干好这份工作，需要花些心思，不过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他向她保证，搬到普林斯顿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在伊格尔希尔的家里过暑假。此外，他也厌倦了往返华盛顿的长途通勤。“我不能再像去年冬天那样住在飞机上。”仅在那一年，他就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完成了15次横跨大陆的飞行。
奥本海默还有些举棋不定，于是他咨询了一位在华盛顿新认识的朋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他自己也曾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弗兰克福特劝阻奥本海默说：“你会无法抽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哈佛？”这个提议让奥本海默恼火，他说他不去哈佛自有原因，于是弗兰克福特向他介绍了另一位很了解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朋友，这个人建议奥本海默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个有点儿奇怪的地方，但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机会，那就没问题。”
奥本海默有意接受这个新挑战。这份工作不仅可以发挥他的行政才能，而且在工作之余，他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参与政府事务，从这里还可以方便地乘坐短途火车去往华盛顿和纽约。即便如此，他还是花了很长时间认真考虑这个决定。有一种说法是，奥本海默迟迟未能做出决定，直到有一天夫妇俩在车上听到广播新闻说罗伯特·奥本海默已经被任命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才对姬蒂说：“好吧，我想这事就这么定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这一任命是“天作之合”：“他叫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但他的朋友们叫他‘奥比’。”这篇社论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是一个“机智风趣”的“实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约翰·F.富尔顿在奥本海默家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位新院长的印象：“从外表上看，他身材瘦削，五官也很小巧，但是他的眼神锐利而深沉，反应机敏且妙语如珠，这让他占尽上风，无论谁在他身边都会马上对他肃然起敬。他只有43岁，尽管他专注于原子物理学，但他的拉丁文和希腊语仍不断精进，他阅读了大量史书，还收藏绘画作品。在他身上，科学和人文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然而，刘易斯·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之前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斯特劳斯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高中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各地推销鞋子。1917年，年仅21岁的斯特劳斯就得到了一份给赫伯特·胡佛当助理的工作。胡佛是工程师，也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众所周知，他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派”共和党人。当时，胡佛正在负责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难民设立的食品救济项目。与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的有不少胡佛的亲信，比如哈维·邦迪，他是一位头脑聪明的年轻律师，出身于波士顿上流社会。斯特劳斯把参与这个食品救济项目当成进入华尔街的跳板。战后，胡佛帮斯特劳斯在纽约的库恩-洛布投资银行得到了一个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斯特劳斯勤奋努力又善于逢迎，他很快就娶到了艾丽斯·哈诺尔，她是库恩-洛布投资银行一位合伙人的女儿。1929年，斯特劳斯也成了正式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在1929年的美国股灾中，他几乎毫发无损。20世纪30年代，他坚决反对罗斯福新政，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9个月，他又说服罗斯福政府给了他一份海军军械局的工作。后来，他担任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的特别助理，离开军队时他还获得了海军少将的荣誉军衔。到1945年，斯特劳斯已经利用他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关系，为自己在二战后的美国权势集团中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将对奥本海默的人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奥本海默对斯特劳斯的第一印象：“关于斯特劳斯，我和他不算熟……他不是很有修养，但这一点也无大碍。”利连索尔告诉奥本海默，他认为斯特劳斯是“一个头脑活跃、非常保守的人，但至少看上去还不赖”。他们两人都低估了斯特劳斯，他野心勃勃得近乎病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极易被触怒，这些让他成为官场斗争中一个特别危险的对手。原子能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说：“如果你和斯特劳斯产生了分歧，他首先会怀疑你是个蠢货。但如果你坚持与他相左的意见，他就会认定你是个叛徒。”《财富》杂志曾描述他有一张“像猫头鹰那样睿智严肃的脸”，而他的批评者认为他“神经过敏、自视聪明、喜欢斗狠”。多年来，斯特劳斯一直担任曼哈顿以马内利会堂的会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76年费利克斯·阿德勒退出的就是这个犹太教改革派会堂，后来他成立了伦理文化协会。斯特劳斯以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和南方背景为傲，为此他刻意把自己的姓念成“施特劳兹”。斯特劳斯自以为是到了极点，他会记住别人对他的每一次轻视怠慢，还会一丝不苟地将它们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将其命名为“档案备忘录”。正如艾尔索普兄弟所写的那样，他“迫切地想要表现得高人一等”。
姬蒂很高兴丈夫决定搬到东海岸。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记录显示，她对一名推销员说，他们“不会离开太久，也就15年或20年”。奥本海默告诉她，他们在普林斯顿的新家——奥尔登庄园，有10个卧室、5个浴室和1个“宜人的花园”。不出预料，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同事们非常失落，物理系主任称他的离开是“物理系遭受过的最大打击”。欧内斯特·劳伦斯从广播新闻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很生气，在他看来这是叛逃。然而，奥本海默在东海岸的朋友们都很高兴。伊西多·拉比给他写信说：“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对你来说，这是与过去决绝的告别，现在也是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佳时机。”他的朋友、前房东玛丽·埃伦·沃什伯恩为他举办了一个告别晚会。
奥本海默将离开他的老朋友们，其中还有他的一个情人。他一直很珍视与露丝·托尔曼博士的友情。战争期间，奥本海默曾与露丝的丈夫理查德密切合作，理查德曾担任格罗夫斯将军在华盛顿的科学顾问。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查德说服了他在战后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奥本海默把托尔曼夫妇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1928年春，他在帕萨迪纳结识了他们，从那时起他一直对他们欣赏有加。多年后，奥本海默如此评价理查德·托尔曼：“他深受爱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富有智慧又兴趣广泛，他在物理学等领域都有渊博的学识，他总是彬彬有礼，他的妻子也极其聪明又非常可爱，所有这些让我在南加州时如同置身一座温馨的小岛……我们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友谊。”1954年，奥本海默作证时说，理查德·托尔曼是“我的一位挚友”。弗兰克·奥本海默后来说：“奥本海默对托尔曼夫妇感情很深，特别是对露丝。”
在二战期间的某个时候又或者是奥本海默从洛斯阿拉莫斯回来后没多久，奥本海默和露丝·托尔曼开始了一段婚外情。露丝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比奥本海默年长了快11岁，但她是一个优雅迷人的女人。露丝的朋友、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称她为“完美的红颜知己、智慧的女性……她的个性很有感染力”。露丝·托尔曼的原名是露丝·舍曼，生于印第安纳州，1917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24年，她嫁给了理查德·托尔曼，婚后仍继续攻读心理学。理查德当时已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他比露丝大12岁。虽然这对夫妇从未生育，但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属于“佳偶天成”。露丝激发了理查德对心理学的兴趣，特别是在她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奥本海默和露丝一样对精神病学着迷。在读博期间，露丝研究了两组成年罪犯之间的心理差异。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在洛杉矶县缓刑部门担任高级心理测查员。二战期间，她是战略情报局的临床心理学家。从1946年开始，她为退伍军人管理局服务，是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作为一名职业女性，露丝·托尔曼博士的才智令人敬畏。但是据大家所说，她也是一位热情、温柔且敏锐的人类观察者。她似乎瞥见了奥本海默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你是否意识到每次咱俩还要再等上一周多才能见面时有多痛苦吗？”
1947年夏，奥本海默正在准备搬到普林斯顿，他在洛斯皮诺斯度假时给露丝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自己“精疲力竭”，还对未来感到“胆战心惊”。露丝在回信中写道：“我心里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和你一样都很庆幸我们还能通信。跟你一样，我也没法接受一旦你夏天不能再偶尔过来，我们就不能每个月都见面了。理查德那里也没有多少关于你的消息，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还是很疲惫。”她力劝他到底特律见面，因为她要去那里参加一个会议，如果不行的话，他还可以来帕萨迪纳，她写道：“有时间就到我们这儿来吧，罗伯特。那间客房永远都完全属于你。”
奥本海默写给露丝·托尔曼的信剩下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在她死后被销毁了。不过，从仅存的情书中也能感受到那非同一般的柔情和亲昵。“我回想着你在这里的那美好的一周，”她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心里充满了感激。那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哪怕能再多一天，我也愿意不惜代价。与此同时，你一定能感受到我捎给你的爱意和柔情。”还有一次，她提到了他们周末相聚的安排，她答应去机场接他，还希望“我们能去海边玩一天”。她写到自己最近开车经过“一大片沙滩，矶鹞和海鸥在那里嬉戏。哦，罗伯特啊，罗伯特，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了。你我都知道那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这次计划好的海边旅行结束后，奥本海默写道：“露丝，亲爱的心上人……我写信是为了庆祝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的一天，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知道你充满勇气和智慧，但知道是一回事，能如此接近又是另一回事……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在信末签上了“我永远爱你，露丝”。
姬蒂当然知道奥本海默与托尔曼夫妇长久以来的友谊，她也知道每个月奥本海默去帕萨迪纳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上课时都住在托尔曼家的客房。他经常带着托尔曼一家，有时还带着巴彻一家，去他们最喜欢的墨西哥餐馆吃饭，姬蒂经常从伯克利打电话到那里。“我认为如果有人跟奥本海默有什么牵扯，姬蒂一定会极为气愤，”琼·巴彻回忆说，“但如果说姬蒂天生就有很强的占有欲，那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知道他有外遇。”
在1948年8月中旬一个周六的晚上，理查德·托尔曼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和露丝正在家里举办一个聚会。姬蒂的前夫斯图尔特·哈里森医生被叫到了现场，他设法在半小时内将理查德送进了医院。3周后，理查德去世了。露丝悲痛欲绝，她对相伴24年的丈夫感情很深。但是他们的一些朋友利用了这场悲剧来诽谤奥本海默。那时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奥本海默的态度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敌意，他猜测理查德心脏病发作是因为发现了他妻子的外遇。劳伦斯后来告诉刘易斯·斯特劳斯：“他第一次对奥本海默产生不满是因为他若干年前勾引了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托尔曼的妻子。”劳伦斯声称：“这段臭名昭著的婚外情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终于东窗事发被托尔曼博士发现了，他就是因为伤心欲绝才去世的。”
理查德死后，露丝和奥本海默仍会找机会见面。4年后，露丝在一次会面后给奥本海默写信说：“我将永远记得码头上那两把神奇的椅子，还有那水面，那光线和头顶上俯冲而过的飞机。我想你已经意识到我不敢提的事情了——那天是理查德去世四周年的纪念日，1948年8月那些可怕的日子还有之前许多甜蜜的回忆都让我难以招架。我很感激那天晚上能和你在一起。”在另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露丝写道：“亲爱的罗伯特，上周和上上周和你在一起的宝贵时光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重现，这让我心存感激又心怀惆怅，因为我想得到更多。我很感激那些时光，亲爱的，但你也知道，我又无法满足于此。”她接着提出了下一次约会：“如果我借口说你必须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见个人，然后我们白天出去，晚上回来参加派对，你觉得怎么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吧。”显然，露丝和奥本海默彼此相爱，但他们都不想让婚外情毁掉各自的婚姻。这些年来，露丝还尽力与姬蒂和奥本海默家的孩子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看上去，她只不过是奥本海默家的老朋友和奥本海默本人的红颜知己。
在接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前，奥本海默曾主动向斯特劳斯提到“有一些不利于我的消息”。当时，斯特劳斯对这一提醒不以为然。但是，根据新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的授权，联邦调查局正在审查原子能委员会所有委员的安全许可，所有委员又都必须阅读奥本海默的档案。正如J.埃德加·胡佛的一名助手所说，这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有机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公开的全面调查，我们不必再谨小慎微”。探员们被派去跟踪奥本海默，他们还约谈了20多位与他有来往的人，包括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欧内斯特·劳伦斯。每个人都愿意为他的忠诚做担保。斯普劳尔告诉一位探员，奥本海默曾告诉他，他对自己过去参与左翼活动感到“羞愧和难堪”。劳伦斯说奥本海默“出过红疹子，现在他已经免疫了”。
尽管这些证词证明了奥本海默值得信赖，但斯特劳斯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很快从联邦调查局了解到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审查绝非例行公事。1947年2月下旬，胡佛向白宫递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奥本海默档案摘要，其中强调了这位物理学家与共产党的关系。1947年3月8日周六，这份报告也被送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不久之后，斯特劳斯把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约瑟夫·沃尔普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沃尔普看得出来这份报告让斯特劳斯“震惊不已”。他们两人研究了一下这份档案文件，最后斯特劳斯对沃尔普说：“沃尔普，你怎么看？”
沃尔普回答说：“哦，如果有人把这份文件的所有内容都公之于众，然后说这就是原子能委员会首席文职顾问的情况，那就会有大麻烦。他的背景确实很糟糕，但你们的责任是确定此人现在是否构成安全威胁，除了‘希瓦利埃事件’，我在这份文件中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证明他现在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内容。”
随后的周一，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意识到拒绝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詹姆斯·科南特和万尼瓦尔·布什告诉委员们，他们几年前就已经听取并驳回了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不过，他们知道，如果原子能委员会想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联邦调查局也不得不同意。3月25日，利连索尔去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仍然对奥本海默没有及时报告他与希瓦利埃的谈话而耿耿于怀。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尽管奥本海默“可能一度和共产党走得很近，但有迹象表明他已经离之前的立场越来越远”。利连索尔告诉胡佛，因为证据不足，原子能委员会自己的安全官员认为不能剥夺奥本海默的安全权限。这时胡佛也表示他不会再继续施压，事实上，他认为让原子能委员会官方来负责奥本海默的安全审查反倒省事，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就可以腾出手来继续自己的调查。不过，胡佛警告说，弗兰克·奥本海默的案子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表示联邦调查局不会批准延长他的安全许可。
事后，斯特劳斯告诉奥本海默，他“相当仔细地”审查了他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碍于他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内容。但获得原子能委员会正式批准的安全许可仍需时日，直到1947年8月11日，原子能委员会才就此事进行了正式投票，投票结果决定给予奥本海默最高级别的“Q”级安全许可。这一决定获得了全票通过，就连委员中最保守的斯特劳斯也投了赞成票。
奥本海默经受住了战后的第一次审查，但他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危险并未解除。尽管胡佛已经告诉利连索尔他将不再追究，但他并未就此罢手。1947年4月，在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提议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后一个月，胡佛新提供的情报“明确证实了奥本海默兄弟直到1942年还是旧金山共产党的重要捐助者”。情报来源是联邦调查局从旧金山共产党办公室窃取的财务记录。
为了让这个案子能够继续调查下去，胡佛督促他的探员们挖掘更多不利于奥本海默的材料。例如，1947年秋，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向胡佛和助理总监D.M.拉德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其中包含了奥本海默及其密友涉嫌色情活动的材料。他们告诉胡佛，加州大学的一位雇员自愿成为“该办公室的秘密线人”，据说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非常可靠”。这位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声称自己从1927年起就认识了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一些朋友，他将其中一位已婚女性描述为“性欲过强”且放荡不羁。该消息人士声称：“这对夫妇与另一对教员夫妻交换过伴侣，这在校园里尽人皆知……”联邦调查局的人似乎还嫌这些事情不够淫秽，他们还告诉胡佛，这名女子有很多次婚外情，1935年她参加了一场教员派对，酩酊大醉之后就与数学系的学生哈维·霍尔一起消失了。作为补充信息，这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还称，在她勾引霍尔时，霍尔正和罗伯特·奥本海默同居。该消息人士说，奥本海默在1940年结婚之前“就有同性恋倾向”，并且“与霍尔有染”，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事实上，奥本海默从来没有和霍尔同居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中止过自己活跃的异性恋生活而与一个男人有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将这些越轨行为称为“八卦”，这一说法倒可能相当贴切。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胡佛利用这一小道消息，在他的默许下，奥本海默与霍尔所谓的“风流韵事”几次被纳入了他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摘要。最终，斯特劳斯和华盛顿的许多高层决策者都读到了这些档案摘要。这些材料无疑会让许多官员浮想联翩，但它们也让一些人相信这些关于奥本海默的传闻其实并不可靠。例如，利连索尔认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描述，那个匿名消息来源是一个12岁的男孩，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毁谤之词无非是战前的一些流言蜚语，传播者中的许多人显然并不认识奥本海默。准确地说，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大部分抹黑奥本海默的信息都属于利连索尔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便如此，对那些并不同情奥本海默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越多，这些信息的破坏力就越大。
杜鲁门主义指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发布的一项以“遏制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外交政策。杜鲁门总统在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宣布，对政治稳定但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给予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援助是美国的一项国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