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保密过度”

这种政策会让人举步维艰，工作本身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还要束手束脚……

——爱德华·康登写给奥本海默的信

在实验室建成后的第一年早春，作为实验室主任的奥本海默在管理中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经格罗夫斯将军批准，奥本海默任命他以前在哥廷根大学的同学爱德华·康登为实验室副主任。康登的工作主要是减轻奥本海默的行政负担，同时担任实验室与洛斯阿拉莫斯陆军指挥官的联络员。康登比奥本海默大两岁，他既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又是经验丰富的实验室主管。192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康登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任教，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英文教科书。1937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后担任了西屋电气的研究副主任，他任职的是一个大型的工业研究中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康登负责指导公司在核物理和微波雷达方面的研究。1940年秋，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全职从事与战争有关的项目，主要是研制雷达。简而言之，至少就经验而言，康登显然比奥本海默更有资格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新建的实验室。

20世纪30年代，康登在政治上并不像奥本海默那样活跃，当然他和共产党也没有什么牵连。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派”的新政支持者，一名投票支持罗斯福的忠诚的民主党人。作为贵格会教徒，康登曾告诉一位友人：“我加入任何组织都是因为它们有崇高的目标，我不管其中有没有共产党员。”康登是一个有强烈民权自由意识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没有自由的思想交流，科学就无法发展。他大力游说，希望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与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定期联系。当然，康登很快就引起了格罗夫斯将军的不满，驻洛斯阿拉莫斯的军事代表屡次向格罗夫斯将军汇报这里有人违反安全规定。格罗夫斯坚称：“对我来说，信息封锁正是安保的核心。”

1943年4月下旬，格罗夫斯得知奥本海默去了芝加哥大学，他在那里与曼哈顿计划的冶金实验室主任、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讨论了钚的生产计划。这让格罗夫斯大为恼火。他把这种所谓的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归咎于康登。格罗夫斯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冲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与两人对峙。面对这位将军，康登据理力争，但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奥本海默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不到一周，康登就决定递交辞呈，他本打算在项目进行期间留在这里，但只坚持了6周。

在给奥本海默的辞职信中，康登写道：“最让我不满的是过于严密的安保政策。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质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敌方的间谍和破坏活动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只想说，对我而言，对安全的极度关注让人特别压抑，特别是对邮件和电话的审查。”康登说：“当格罗夫斯将军指责我们时，我非常震惊，以至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政策会让人举步维艰，工作本身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还要束手束脚……”康登还表示，如果他和奥本海默真的无法在不违反安全规定的情况下与康普顿等科学家会面，那么“我想说，这个项目的科研工作只有死路一条”。

康登总结道，如果他回到西屋电气继续从事雷达技术研究，他可以更好地为战争做贡献。奥本海默显然不愿违抗格罗夫斯，这让康登难过又困惑。此时，康登并不知道奥本海默自己也仍未获得安全许可，陆军安全部门仍在从中作梗。奥本海默明白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就不能因安全问题向格罗夫斯施压。

奥本海默在与格罗夫斯的关系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年秋天，这两个人都曾认真地掂量过对方，而且都自大地认为自己可以主宰彼此之间的关系。格罗夫斯认为，这位极具感召力的物理学家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奥本海默带着左翼政治包袱，格罗夫斯认为他可以利用奥本海默的过去来控制他。奥本海默心里也盘算得明明白白，他知道只有格罗夫斯继续认为他是无出其右的最佳人选，他才能保住这份工作。他也明白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让格罗夫斯有了把柄，不过他依然相信，通过展现自己不凡的工作能力，他会说服这位将军允许他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实验室。奥本海默并不反对康登的观点，他也认为烦琐的安保法规会成为限制科学家的桎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信心取得最终的胜利。毕竟，说到底，就像奥本海默需要格罗夫斯的认可一样，格罗夫斯也需要奥本海默的才能。

事后看来，要想在制造核武器的竞赛中击败德国人，他们两人可以算是完美的项目搭档。如果说作为魅力型领导者，奥本海默倾向于在协商中达成共识，那么格罗夫斯则是通过恐吓来展现其权威。哈佛大学的化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说：“基本上，他管理项目的方式就是吓唬他的下属，让他们唯命是从。”罗伯特·瑟伯尔认为，对格罗夫斯来说，“尽可能粗暴地对待下属是一种策略”。奥本海默的秘书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一直记得这位将军会大步走过她的办公桌，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还经常出言不逊，比如“你的脸可真脏”。这种粗鲁的言行使格罗夫斯成为台地上大家指责的对象，同时这也转移了人们对奥本海默的批评。不过，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所收敛，这体现出了奥本海默在两人关系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让奥本海默经常能为所欲为。

奥本海默也会尽量让格罗夫斯满意。为此，他变成了格罗夫斯期待的那种老练高效的管理者。在伯克利时，奥本海默办公桌上堆放的文件经常有一英尺高。路易斯·亨普尔曼是一位从伯克利来的医生，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奥本海默夫妇的好友。他发现在台地的办公室里，“奥本海默的桌面很整洁，上面没有任何文件”。奥本海默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他剪掉了卷曲的长发。“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亨普尔曼说，“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事实上，就在康登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格罗夫斯的信息封锁政策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问题上，奥本海默或许回避了正面对抗，但是该政策已经名存实亡。随着工作的进展，允许所有戴“白色徽章”的科学家自由地讨论他们的想法和问题显得越发重要。就连爱德华·泰勒也明白封锁妨碍了效率。1943年3月初，他告诉奥本海默，他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公函，其中讨论了“我一直以来担心的问题——保密过度”。但随后他又承认：“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给你添麻烦，我只是觉得也许我的声明日后你可能会派上用场。”格罗夫斯很快就意识到他面对的挑战，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甚至都无法说服那些最可靠、最资深的科学家遵守规定。有一次，欧内斯特·劳伦斯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他要在那里给一群科学家讲课。格罗夫斯把这位物理学家拉到一边，认真叮嘱他哪些事情不能公开讲。令格罗夫斯震惊的是，几分钟后他听到劳伦斯站在黑板前说：“我知道格罗夫斯将军不想让我说这个，但是……”虽然官方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但实际上，科学家越来越无视这些规定。

格罗夫斯经常把信息封锁政策的破产归咎于康登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格罗夫斯在1954年作证时说：“一开始他（康登）就在洛斯阿拉莫斯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一直无法确定破坏信息保密的罪魁祸首是奥本海默博士还是康登博士。”他认为，让顶尖的二三十名科学家自由交流是一回事，但是当数百人都无视这一政策时，信息保密就成了一个笑话。

最终格罗夫斯意识到，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领域的惯例已经凌驾于军事安全原则之上。“虽然我可能把握了大局，”他作证时说，“但在很多事情上，我都没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当我说奥本海默博士并不总是严格遵守安保工作守则时，我只能说他也没比其他顶尖科学家做得更差，我认为这算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1943年5月，奥本海默主持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隔周的周二晚上都会举行一次一般性的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说服了泰勒来负责组织会议。格罗夫斯说自己对讨论内容涉及太广感到“不安”，奥本海默相当坚定地回答说，对于这个研讨会他“决心已定”。他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同意只允许科学家参加。他还坚决主张，他手下的人必须能与曼哈顿计划各地的参与者互通信息。例如，那年6月，他坚持要求批准恩里科·费米从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到洛斯阿拉莫斯访问。他告诉格罗夫斯，因为费米此行“极为重要”，他绝不会为取消此行的后果负责。格罗夫斯让步了，费米获得了批准。

1943年夏末，奥本海默向曼哈顿计划的一名安全官员解释了他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件该死的事，毫无疑问，我的看法是对于我们所掌握的（基本）信息，所有对此感兴趣的政府大概早就知道了。而那些关于我们现在工作的信息可能也毫无价值，因为它复杂得要命。”他说，危险并不在于核弹的技术信息可能会泄露给另一个国家，真正的秘密是“我们努力的程度”和“涉及的国际投资”的规模。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了解了美国投入了哪些人力、物力，他们可能会试图复制核弹计划。奥本海默认为，即使是这样的情报也不会“对苏联有什么用”，但“它可能会对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人一样深信不疑”。

格罗夫斯的安全官员提出的要求经常会干扰到奥本海默的工作，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年轻的门徒中有些人抱怨陆军对曼哈顿计划不得法的管理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开放时距离发现核裂变已经过去4年，大多数参与该项目的物理学家都认为，他们的德国同行至少已经领先2年。带着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对军队过度的安保措施、拖沓的官僚作风及那些造成拖延的行为都感到怒不可遏。那年夏天，菲利普·莫里森从冶金实验室发出了一封“致奥比”的信，他在信中报告说：“去年冬天那种工作干劲儿似乎已经消失殆尽。我们与承包商的关系糟糕至极……最终结果令人无法接受，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芝加哥实验室的十几位年轻科学家异常担忧，他们联署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信中说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项目正在浪费时间。军队依然在用例行的指挥方式……”现在速度就是一切。然而，陆军并没有听取“那几位在这个新领域有发言权的科学领袖的意见。这样的行事方式正在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

3周后，也就是1943年8月21日，汉斯·贝特和爱德华·泰勒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诉说了他们对项目进度的不满。“最近报纸的报道和情报机构的报告都表明，德国可能拥有一种强大的新型武器，预计将在11月到次年1月之间准备就绪。”他们警告说，这种新武器很可能就是“合金管”——英国人给原子弹的代号。他们写道：“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后果无须多言。”他们随后抱怨说负责生产核弹级铀原料的私营公司拖了后腿，他们认为解决办法就是“为额外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由那些对整个生产流程最有经验的科学家直接管理”。

奥本海默和他们一样担心项目进度。他也发愁他们可能会落后于德国人，所以他只能更卖力地工作，并敦促他手下的人也加倍努力。

作为科学主任，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近乎拥有绝对的权威。尽管表面上他与一位军事指挥官共同管理这里，但他直接向格罗夫斯将军报告。第一任驻地指挥官约翰·M.哈蒙中校与科学家们争执不断，结果他在任职仅4个月后，就于1943年4月被撤换。他的继任者惠特尼·阿什布里奇中校明白自己的工作就是尽量减少双方的摩擦，让科学家们满意。阿什布里奇恰巧是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的毕业生，他一直任职到1944年秋，当时因为劳累过度，精疲力竭，他犯了轻微的心脏病。取代他的是杰拉尔德·R.泰勒上校。所以，奥本海默在任期内经历了三位陆军指挥官。

安保措施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陆军安全部门一度在奥本海默居住的“浴缸排”外面部署了武装警卫，卫兵要检查所有人的通行证后才能允许他们进入房子，姬蒂也不例外。但是她出门时经常忘带通行证，每次被拦住时，她都大吵大闹。不过，她发现这种安排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个总能抓住机会的人，姬蒂偶尔会让卫兵们帮忙照看彼得。后来具体负责此事的中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撤走了卫兵。

作为与格罗夫斯将军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奥本海默同意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内部安全事务。他任命他的助手戴维·霍金斯、约翰·曼利及化学家乔·肯尼迪为委员会成员，他们负责实验室（T区）内部的安全事务，这里被第二道铁丝网包围起来，禁止卫兵和士兵进入。内部安全委员会负责的都是些日常琐事，比如检查科学家离开办公室时是否锁好了文件柜。一旦有科学家被发现把秘密文件留在桌子上过夜，第二天晚上他就得负责巡视实验室，抓住另一个违反规定的人。一天，瑟伯尔看到霍金斯和埃米利奥·塞格雷正在争吵。霍金斯说：“塞格雷，你昨晚把一份秘密文件落在外面了，今晚你必须去巡视。”塞格雷反驳道：“那篇论文全是错误，它只会迷惑敌人。”

奥本海默一直在努力不让他手下的人受到“山上”安全部门的骚扰。为了让一些人“免遭”解雇，他和瑟伯尔花了大量时间商量对策。瑟伯尔谈到安全部门时说：“如果他们得逞了，这里就没人了。”事实上，1943年10月，军方安全调查人员曾建议将瑟伯尔夫妇遣离洛斯阿拉莫斯。联邦调查局以其典型的夸大其词指控瑟伯尔夫妇“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的同伙都是众所周知的激进分子”。

虽然罗伯特·瑟伯尔毫无疑问属于左派，但他在政治上从未像他妻子那样活跃。20世纪30年代末，夏洛特·瑟伯尔投身于为西班牙共和军筹款之类的活动。不过，奥本海默在政治上比夏洛特更为活跃。从文献记录来看，尚不清楚军方对瑟伯尔夫妇的裁定是如何被推翻的，但奥本海默可能亲自出面为他们的忠诚做了担保。一天，首席驻地安全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向奥本海默询问瑟伯尔的政治背景，结果奥本海默认为这无关紧要：“奥本海默主动提及他知道瑟伯尔曾积极参与共产党的活动，还说实际上这是瑟伯尔亲口告诉他的。”奥本海默解释说，在把瑟伯尔带到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他已经告诉过他必须终止自己的政治活动。奥本海默说：“瑟伯尔答应过我他会照办，所以我相信他。”德席尔瓦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他认为这说明奥本海默太天真，或者他有更严重的问题。

像“山上”的许多太太一样，夏洛特·瑟伯尔也在技术区工作。尽管陆军参谋部二部在瑟伯尔夫妇的安全档案中提到了她家世中的左翼背景，但是作为科技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让她成了“山上”重要秘密的守门人。奥本海默对她寄予了极大的信任。夏洛特穿着随意，不是牛仔裤就是休闲裤，她负责的图书馆成了一个社交场所和“八卦中心”。

一天，奥本海默把夏洛特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关于台地上秘密设施的流言已经开始在圣菲流传。他曾向格罗夫斯建议，最好是由他们自己散布谣言，这样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奥本海默说：“因此，为了在圣菲散布消息，我们可以说正在制造一枚电力火箭。”然后他说他想让瑟伯尔夫妇和另一对夫妇经常去圣菲的一些酒吧。“把这个消息说出去，反复地说，”奥本海默说，“就像你们喝多了一样……我不管你们怎么做，只要说我们在造电力火箭就行。”在约翰·曼利和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的陪同下，瑟伯尔夫妇很快就开车去了圣菲，他们试图散布谣言，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陆军参谋部二部也从未听到过任何关于电力火箭的闲言碎语。

作为一位屡教不改的恶作剧高手，理查德·费曼在面对安保规定时有自己的一套。当时他的妻子阿琳正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接受治疗，审查人员指责阿琳用密码给费曼写信并向他索要密钥，费曼说自己手里也没有密钥，这是他和妻子玩的一个练习破解密码的游戏。费曼还在夜间狂开保险箱，把实验室所有秘密档案柜的密码锁都打开了，这也让安保人员很抓狂。还有一次，他注意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围栏上有个破洞，于是他走出大门时向警卫挥手示意，然后从那个洞爬回去，再次走出大门。他反复这么干了好几次，差点儿被捕。他的滑稽举止成了洛斯阿拉莫斯传说的一部分。

驻地军方与科学家和他们的家眷一直不睦。格罗夫斯将军已经为他们的关系奠定了基调，他私下里经常把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称为“小孩子”。格罗夫斯吩咐他的一个指挥官说：“要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喜怒无常的人。不要让生活条件、家庭问题或其他事情影响他们，妨碍他们专心工作。”大多数居民明确表示他们觉得格罗夫斯“令人厌恶”，但是格罗夫斯也明确表示他才不在乎他们怎么想。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相处得不错，但他发现陆军的大多数反间谍官员都反应迟钝、傲慢无礼。有一天，德席尔瓦上尉闯入奥本海默每周五下午的小组领导例会，然后他宣布：“我要投诉！”德席尔瓦解释说，有一位科学家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没征得他的同意就坐在了他的桌角上。“我可不喜欢这样！”他生气地说。奥本海默回答说：“在这个实验室里，上尉，所有人的桌子都可以随便坐。”这让在场的其他人都忍俊不禁。

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德席尔瓦上尉从不懂得自嘲。“他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戴维·霍金斯回忆道。奥本海默任命前共产党员霍金斯为实验室的安全委员会成员，这更加重了德席尔瓦的疑心。奥本海默喜欢霍金斯，对他的能力评价很高。他也清楚霍金斯是一个忠于国家的人，他的左翼政见与自己一样，都属于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

有些安保限令让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爱德华·泰勒告诉奥本海默，他手下的人都在抱怨自己的邮件被人拆开，奥本海默愤愤不平地回应道：“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我都不能和我的亲弟弟说话。”被人监视让奥本海默也很恼火。罗伯特·威尔逊回忆说：“他经常抱怨他的电话被监听了。”当时，威尔逊认为他这么想“有点儿像偏执狂”，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奥本海默确实一直处于近乎全面的监视之下。

早在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投入使用之前，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就指示J.埃德加·胡佛暂停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监视。3月22日，胡佛下令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但他又指示他在旧金山的特工们继续监视共产党内部可能与奥本海默有联系的人。就在当天，军方通知联邦调查局，他们安排了对奥本海默的全天候技术和人身监控。甚至在奥本海默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前，美国陆军反情报团的大量军官就已经被派去执行秘密任务。其中一名特工名叫安德鲁·沃克，他被指派为奥本海默的私人司机兼保镖。沃克后来证实，陆军反情报团的军官对奥本海默的邮件和他的住宅电话都进行了监控。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也装有窃听装置。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自己也越来越有安全意识。这位过去不拘小节的大学教授，现在会小心翼翼地将机密备忘录别在自己的后裤兜里以防丢失。他甚至还会去安抚军队的安全官员，他不仅为他们花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还几乎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但工作的压力、被时刻监视的感觉、对失败的恐惧都开始给奥本海默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他要面对的还不止这些。1943年夏，奥本海默向罗伯特·巴彻承认他正在考虑辞职，他觉得对他过去的调查使他不堪其扰。此外，他还告诉巴彻，这份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听完奥比列举自己的种种不足之处后，巴彻只说了一句：“除了你，没人能胜任这份工作。”

于是奥本海默坚持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他做了一件明知会引起陆军反情报团官员担忧的事情。尽管奥本海默和姬蒂已经结婚，但在1939—1943年，奥本海默每年都要见琼·塔特洛克两次左右。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曾经非常亲密，当我们见到彼此时，仍然有很深的感情。”他和琼在1941年的新年前夜见过一面，他们偶尔还会在伯克利的聚会上遇到对方。奥本海默也去过琼的公寓和她在儿童医院的办公室，她是那所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有一次，他到琼的父亲家去看她，那里离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寓所很近。还有一次，他们在“马克顶楼酒吧”喝了几杯，这家高雅的餐厅是眺望旧金山美景的绝佳地点。

在这几年间奥本海默是否和琼旧情复燃无从考证，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仍会见面，而且两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从未终止。1940年奥本海默和姬蒂结婚后，琼到旧金山的老友伊迪丝·詹金斯家做客，詹金斯那时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名叫玛格丽特·卢德米拉。当琼抱着玛格丽特站在窗口时，詹金斯问她是否后悔当时拒绝了奥本海默的求婚。琼回答说“是的”，而且如果她当时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他们可能已经成为夫妻。

1943年春，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时，琼的称呼已经变成琼·塔特洛克医生，作为一位女性，她即将开始充满成就感的医生生涯。她是锡安山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那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出现问题的孩子。她似乎已经找到一个既符合她的个性又能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的职业。

那年春天，琼告诉奥本海默，她“非常渴望”能在他和姬蒂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见他一面。但出于某种原因，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么做不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他还专门和史蒂夫·纳尔逊道了别。也许是因为姬蒂不同意。不管怎样，他没有向琼道别就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对此感到内疚。他们仍然有信件往来，但琼告诉她的朋友，她发现奥本海默的信令人迷惑。她在好几封信中苦苦哀求他回来。奥本海默知道琼在看一位心理医生，这位心理学家就是奥本海默的好友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他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奥本海默有几年会定期参加他带领的精神分析讨论小组。奥本海默知道伯恩菲尔德博士是琼受训时的精神分析师，他也清楚“她非常不开心”。

因此，1943年6月，当奥本海默有机会回到伯克利时，他特意打电话请琼共进晚餐。在他逗留期间，军事情报人员一直在跟踪他，后来他们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监视到的情况：“1943年6月14日，奥本海默从伯克利乘火车前往旧金山……迎接他的是琼·塔特洛克，她还吻了他。”然后他们手挽着手走向她的车，那是一辆1935年的绿色普利茅斯双门轿车，她开车带他去了一家便宜的餐吧，这间名为“霍奇米尔科”的餐吧既是酒吧、咖啡馆，也是一间舞厅。他们边吃晚饭边喝了几杯，然后在晚上10点50分左右，琼开车带他回到了自己位于旧金山蒙哥马利街1405号的顶层公寓。晚上11点半，灯光熄灭，奥本海默没有再出现过，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他和琼·塔特洛克一起离开了大楼。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奥本海默和琼的关系看起来非常亲昵。”当晚，情报人员看到琼在旧金山市中心的联合航空公司售票处与奥本海默碰面：“琼步行到达的那里，奥本海默冲过去迎接她。他们彼此亲昵地打招呼，然后走向她停在附近的车，之后他们去了基特·卡森烧烤店吃晚饭。”晚餐后，琼开车送他去机场，他乘飞机返回了新墨西哥州。自此以后，奥本海默就再也没见过琼。11年后的听证会上有人质问他：“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见你吗？”他回答说：“因为她还爱着我。”

琼是一名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奥本海默与她会面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琼很快就被说成是向苏联情报机构传递核弹机密的潜在渠道。1943年8月27日，在一份为监听琼的电话辩护的备忘录中，联邦调查局暗示奥本海默本人“可能会利用她作为中间人，或者用她的电话拨打牵涉共产国际的重要电话”。

1943年9月1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写信给司法部长，信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在对苏联共产国际间谍特工的调查中，“已经确定琼·塔特洛克是一位掌握国家重要战争机密的人的情妇”。胡佛断言，塔特洛克是“共产国际组织成员在旧金山地区的联络人，而且根据报告，她不仅能从她的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而且可以将这些情报传递给共产国际组织的间谍”。胡佛建议监听她的电话，“目的是确定共产国际组织内从事谍报活动的特工身份”。那年夏末，陆军情报部门或联邦调查局随即安装了监听装置。

1943年6月29日，距奥本海默与琼共度的那一晚刚过去两周，西海岸反间谍处主任鲍里斯·帕什就给五角大楼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建议拒发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并将其解雇。帕什报告说他掌握了奥本海默“可能仍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情报，但是他手上都是些间接证据。他列出了奥本海默看望琼及给戴维·霍金斯打电话的事情，他说霍金斯“是一名与贝尔纳黛特·多伊尔和史蒂夫·纳尔逊都有联系的共产党员”。

帕什认为，就算奥本海默本人不准备直接向共产党提供科技情报，“他可能会把这些信息告诉给他认识的那些人，而他们可能会提供”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信息给苏联。帕什自然想知道琼会不会就是这个中间人。他还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那里获悉，一直到1943年8月，琼都在积极参与共产党的事务。

在帕什看来，琼是头号间谍嫌疑人，他希望通过监听她的电话来证实这一点。如果无法监听，帕什还打算利用奥本海默和琼的关系作为对付他的武器。6月底，帕什沿着上述思路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他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格罗夫斯的新任安全助理约翰·兰斯代尔中校，31岁的约翰·兰斯代尔来自克利夫兰，是一名精明能干的律师。帕什告诉兰斯代尔，如果不能立即开除奥本海默，就应该把他叫到华盛顿，并用“反间谍法及违法的后果”当面进行威慑，还应该告诉他，军事情报部门知悉他和共产党的所有联系，政府不会允许他以任何形式泄密给他在共产党内的朋友。和格罗夫斯将军一样，帕什认为可以用奥本海默的野心和骄傲来牵制他，帕什写道：“本办公室的意见是，此人想保护自己的前途和声誉，而且一旦他现在的工作取得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荣誉。据此，我们认为，为了能继续负责此项工作，他会尽一切努力与政府合作。”

不过，那时兰斯代尔已经见过奥本海默，而且与帕什不同，他喜欢并信任奥本海默。但兰斯代尔也明白，奥本海默虽然是这个项目的关键人物，他的政治背景却令人不安。在收到帕什的建议后不久，兰斯代尔给格罗夫斯写了一份言简意赅的备忘录，这份两页纸的备忘录总结了现有的证据，兰斯代尔列出了奥本海默多年来参加过的所有“共产党外围”组织（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划定）——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到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他还列出了那些与奥本海默有关的已知或疑似是共产党员的人，其中包括威廉·施奈德曼、史蒂夫·纳尔逊、汉娜·彼得斯医生（她被兰斯代尔认定为“加州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专业人士分部医生支部的组织者”）和艾萨克·福科夫，这份名单里还有一些私人关系，比如琼·塔特洛克（奥本海默被指控与她有不正当关系），还有和哈康·希瓦利埃（据信是共产党员）等。其中最具破坏力的是，兰斯代尔指出，史蒂夫·纳尔逊的助手贝尔纳黛特·多伊尔“曾经提到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弗兰克都是定期注册的党内人士，这一消息的来源非常可靠（电话监听记录）”。

然而，兰斯代尔并不建议解除奥本海默的职务。相反，他在1943年7月建议格罗夫斯，“您应该大致告诉奥本海默，我们已经获悉共产党……正企图获取一些情报”，这些情报与曼哈顿计划有关，还要告诉他“我们已经搞清了几位参与此事的叛徒”。兰斯代尔还指出，还有一些叛徒仍未被发现，为此陆军将有条不紊地把那些追随共产党路线的人清除出该项目，但不会大批解雇人员，只会根据确凿的证据先进行详细的调查。出于这个目的，兰斯代尔想利用奥本海默：“应该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们一直犹豫要不要信任他……因为众所周知他对共产党感兴趣，而且他同某些共产党员有来往，甚至还是朋友。”兰斯代尔似乎认为，这种方法会促使奥本海默指认别人。简而言之，兰斯代尔是在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他想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他的科学主管，他应该迫使奥本海默成为一名线人。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数月甚至数年里，只要奥本海默还在为政府工作，他就会被形形色色的帕什和兰斯代尔式的伎俩所困扰。在洛斯阿拉莫斯，他被指派的助手实际上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陆军反情报团特工，他们不仅是保镖，还是卧底”。他的司机兼保镖安德鲁·沃克就是一名陆军反情报团特工，他直接向帕什汇报。奥本海默的邮件被监控，电话被窃听，办公室被监听，即使在二战结束后，他仍受到严密的人身监视和电子监控。国会的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一再提起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就连他自己也被怀疑是一名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