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速裂协调员”
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见识奥本海默那无穷的智慧，他是我们团队毋庸置疑的领袖……那种思想碰撞的体验让人难以忘怀。
——汉斯·贝特
在每次受邀参加“铀问题”会议时，奥本海默总能有所贡献，而且经常是相当突出的贡献，这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成为会议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撇开他的政治立场不谈，奥本海默是这个科学团队的最佳人选，不仅因为他对问题的理解入木三分，对人际关系也能应付自如，而且他解决问题的热情感染了周围的人。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通过工作和社交的磨炼，奥本海默从一个局促不安的科学天才变成了一个老练又有魅力的知识分子领袖。与他共事的人很快就确信要想迅速解决制造原子弹的各种问题，奥本海默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早在1939年2月，奥本海默和美国的许多物理学家就已经知道确实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但要引起政府对此事的关注，尚需时日。在二战于欧洲爆发（1939年9月1日）的一个月前，利奥·西拉德说服爱因斯坦在一封由他起草的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名。西拉德在信中警告总统说：“可能有人会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他指出：“一颗这样的炸弹，如果用船运到港口爆炸，很可能会摧毁整个港口还有周边一些地区。”令人不安的是，他暗示德国人可能已经在研制这样的炸弹：“据我所知，实际上德国已经禁止他们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再出售铀……”
收到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后，罗斯福总统成立了一个由物理学家莱曼·C.布里格斯领导的专门的“铀委员会”。然而，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该委员会几乎无所作为。但是，在大西洋彼岸，两名作为难民居留在英国的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佩尔斯说服了战时的英国政府，让他们相信原子弹计划是当务之急。1941年春，一个代号为“莫德（MAUD）委员会”的英国绝密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用铀制造炸弹”的报告。该报告提示，用钚或铀制造的炸弹可能小到用现有飞机就可装载，而且两年内就可能制造出这样的炸弹。大约在同一时间，1941年6月，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致力于将科学应用在军事领域。该办公室的主席是万尼瓦尔·布什，他是一名工程师，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当时他还是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的所长。最初，布什告诉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读了莫德委员会的报告后，布什改变了主意。1941年7月16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虽然研制原子弹仍然“困难重重”，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制造出这样的炸弹，它的威力将是现有炸药的成千上万倍，而且它可能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事情一下子就有了转机。布什在7月写的备忘录说服了罗斯福，他将布里格斯领导的铀委员会替换为一个直接向白宫汇报的权限更高的小组。这个代号为S-1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包括布什、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和德国人比赛，这场竞赛很可能决定战争的结局。科南特是S-1委员会的主席，他和布什一起着手调动大量的政府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为核弹项目招募科学家。
1942年1月，奥本海默得知自己可能被委派负责伯克利的快中子研究，这令他欢欣鼓舞，因为他认为该研究对整个项目至关重要。劳伦斯曾告诉科南特，奥本海默“在各个方面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把对整个项目理论的深刻见解与基本常识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有时正是项目某些地方所欠缺的……”所以在5月，奥本海默被正式任命为S-1委员会的快中子研究主任，他还有了一个新奇的头衔——速裂协调员。他即刻着手组织一个高度机密的夏季研讨会，与会的都是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的工作是勾勒出原子弹的基本设计构想。当时36岁的汉斯·贝特第一个出现在他的邀请名单上。贝特出生于德国，1935年逃离欧洲来到康奈尔大学，1937年成为该校的物理学教授。由于迫切希望贝特能够出席，奥本海默还邀请了哈佛大学的资深理论物理学家约翰·H.凡扶累克来当说客。他告诉凡扶累克：“关键在于要让贝特对此感兴趣，要让他明白我们要做的工作多么重要。”贝特当时正在研究雷达的军事用途，他认为这项工作比任何与核物理有关的项目都要实际得多。但他最终还是被说服在伯克利待了一个夏天。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当时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奥本海默还招募了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的瑞士裔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埃米尔·科诺宾斯基，以及罗伯特·瑟伯尔和他以前的几位学生。他称这群杰出的物理学家为他召集的“群英会”。
在被任命为速裂协调员后不久，奥本海默请瑟伯尔做他的助手。1942年5月初，瑟伯尔夫妇被安顿在伊格尔希尔1号奥本海默家车库二层的房间。奥本海默把瑟伯尔视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自从1938年瑟伯尔搬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他们几乎每个周日都给对方写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瑟伯尔与奥本海默形影不离，他成了奥本海默的书记员和协调员。“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瑟伯尔回忆道，“他会向两个人倾诉，要么是姬蒂，要么是我。”
1942年夏季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在勒孔特厅四层阁楼的西北角，就在二楼奥本海默办公室的上面。会议使用的两个房间有通向阳台的法式玻璃门，出于安全考虑，整个阳台都被粗铁丝网牢牢地封住。房间唯一的钥匙在奥本海默手里。一天，温伯格、奥本海默及几个物理学家坐在阁楼的办公室里，在谈话的间隙，奥本海默突然说：“哦，天哪，看！”他指了指从法式玻璃门射进来的阳光，阳光在办公桌的纸上投下的阴影清晰地勾勒出铁丝网的轮廓。温伯格说：“好像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所有人都被铁丝网的阴影笼罩着。”温伯格觉得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就像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几周过去了，奥本海默召集的“群英”越来越欣赏他的才能，他是他们的鼓动者，也是他们的发言人。爱德华·泰勒后来写道：“作为主席，奥本海默表现出一种优雅、自信、随意的风度。我不明白他这种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了解他的人都很惊讶。”贝特也赞同地说：“他能迅速把握住问题，他常常在听完一句话之后，就能理解整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他与人打交道时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希望别人也有这种能力。”
在讨论伊始，他们先研究了历史上的一次人为爆炸：1917年，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一艘满载弹药的船发生爆炸。在这场悲剧事故中，爆炸的强度相当于5 000吨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威力，它炸毁了哈利法克斯市中心方圆2.5平方英里的面积，造成4 000人死亡。他们很快就估算出核裂变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产生相当于哈利法克斯爆炸两三倍的威力。
随后，奥本海默把与会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裂变装置的初步设计上，这种装置必须足够小才可用于军事领域。他们很快就确定，只需一个直径8英寸的由金属球壳包裹的铀芯就足以产生所需的链式反应。但是其他设计参数还需要进行极其精确的计算。贝特回忆说：“为了找到计算方法，我们一直在发明新点子，然后又根据计算结果筛掉了大部分想法。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见识奥本海默那无穷的智慧，他是我们团队毋庸置疑的领袖……那种思想碰撞的体验让人难以忘怀。”
虽然奥本海默很快就发现在快中子反应装置设计中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空白，但大家仍无法确切计算出实际所需的核裂变物质总量，因为他们缺少确凿的实验数据。不过，就已知的数据而言，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核裂变材料用量很可能超过之前的预估，大约是4个月前向总统呈报的用量的两倍。这一差距意味着那些核裂变物质仅靠在实验室中进行少量提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大型的工业化工厂中生产。这枚炸弹将会造价不菲。
有时候，奥本海默也对能否解决这么多无法预料的难题感到绝望。他非常担心他们已经在与德国人的竞赛中落败，所以他会不耐烦地驳回任何看起来耗费时日的研究方案。当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费事的测量快中子散射的方案时，奥本海默指出：“我们最好能对散射进行快速的定性测量……兰登堡的方法这么烦琐又结果难料，在他找到答案之前，我们很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7月，他们的研讨会一度偏离了主题，因为爱德华·泰勒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氢弹或称“超级”炸弹的可行性计算。那年夏天，泰勒来伯克利时就对核裂变炸弹的可行性确信无疑，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只讨论核裂变武器，为了找点儿乐子，他开始计算一年前恩里科·费米与他共进午餐时提出的一个问题。费米注意到核裂变武器可以用来引燃一定量的氘——重氢，从而产生一种威力大得多的核聚变爆炸，进而成为一种超级炸弹。7月，泰勒的计算震惊了奥本海默的团队。他的计算表明，在核裂变武器的引燃下，仅26磅的液态重氢就能产生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泰勒认为，这种量级的爆炸还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使是核裂变炸弹，也可能会无意中点燃地球大气层，因为地球大气层的78%是由氮构成的。贝特后来说：“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一点。”但奥本海默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乘火车到东海岸，亲自向康普顿报告这个超级炸弹和泰勒关于世界末日的计算结果。他在密歇根州北部一座湖边的避暑别墅里找到了康普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康普顿后来以一种戏剧性的口吻写道，“我开车把奥本海默从火车站接到湖边，一起眺望平静的湖面。我在那里听了他的汇报……原子弹真有可能让大气中的氮或海洋中的氢爆炸吗？ ……接受纳粹的奴役也好过冒险让人类走向末日。”
在这种情况下，贝特很快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计算结果让泰勒和奥本海默确信点燃大气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个暑期余下的时间里，奥本海默都在撰写这个小组的总结报告。1942年8月下旬，科南特开始阅读这份报告，他草草地做了笔记，标题是“原子弹进展”。按照奥本海默和他同事的说法，一个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将是“之前计算的150倍”，但它所需要的核裂变物质的临界质量是之前估计的6倍。原子弹是完全可行的，但它需要调集大量的技术、科学和工业资源。
夏季研讨会结束前的一个晚上，奥本海默邀请泰勒夫妇到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共进晚餐。泰勒清楚地记得奥本海默当时坚定地说：“只有靠一颗原子弹，才能把希特勒赶出欧洲。”
到1942年9月，奥本海默的名声已经在政府机构里传开，如果要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武器实验室挑选一位负责人，那么他应该是最佳人选。布什和科南特当然认为奥本海默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在整个夏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的眼光，但还有一个问题：军方仍然拒绝给奥本海默颁发安全许可。
奥本海默自己也意识到，他的问题之一是有许多共产党员朋友。“我要彻底切断与共产党员的联系，”他在与康普顿的电话中说，“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政府想任用我的时候也会很为难。我不想让任何事妨碍我为国家做贡献。”然而，在1942年8月，康普顿被告知，战争部已经“否决了奥本海默”。他的安全档案中记录了大量的所谓“可疑的”“与共产党的”联系。1942年年初，奥本海默自己填写过一份安全调查问卷，他列出了许多自己参加过的组织，其中一些被联邦调查局认定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尽管如此，科南特和布什还是开始给战争部施压，希望他们能够批准奥本海默和其他左翼背景科学家的安全许可。9月，他们带奥本海默去了波希米亚格罗夫。这里环境优美，周围都是巨大的红杉树，奥本海默在这里第一次参加了高度机密的S-1委员会会议。10月初，布什对战争部长史汀生的行政助理哈维·邦迪说，尽管奥本海默“在政治上绝对是左翼分子”，但他对这个项目“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被准许继续工作。
那时，布什和科南特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让军方参与这个项目。布什向美军供应部长布里恩·B.萨默维尔将军说明了情况。萨默维尔很熟悉S-1委员会的项目，他告诉布什自己已经挑选了一个人来负责该项目，而且他认为此事是当务之急。1942年9月17日，在国会听证室外的走廊里，萨默维尔遇到了46岁的陆军军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上校。格罗夫斯在新落成的五角大楼的建设中是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关键人物。现在他想执行一项海外作战任务，但萨默维尔让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得留在华盛顿。
“我不想留在华盛顿。”格罗夫斯平静地说。
“如果你能做好这份工作，”萨默维尔回答说，“它会赢得战争。”
“哦，你说的是那玩意儿，”格罗夫斯说，他了解S-1委员会的项目，但他不感兴趣。那个项目的预算是1亿美元，而他在陆军建设项目上管理的资金比这多得多。但是萨默维尔已经做出决定，格罗夫斯不得不接受了他的任命，同时他还被晋升为将军。
莱斯利·格罗夫斯习惯于让别人听从自己，这是他和奥本海默的共同之处。除此之外，这两个人简直截然相反。格罗夫斯身高近6英尺，体重超过250磅，他一直在生活中表现得很强势。他态度粗鲁，直言不讳，无暇顾及外交辞令。奥本海默曾经说：“哦，确实，格罗夫斯是个浑蛋，但他是个直截了当的浑蛋！”天生的气质再加上后天的训练让格罗夫斯成了一个独裁者。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对罗斯福新政的蔑视。
格罗夫斯是一位长老会随军牧师的儿子，他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习工程学专业，后来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在西点军校毕业时名列全班第四，在他手下服役的人哪怕极不情愿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办事能力。在二战期间，肯尼思·D.尼科尔斯一直是格罗夫斯的助手，他说：“在我效力过的上司中，格罗夫斯将军是最浑蛋的一位。他要求最苛刻，也最挑剔。他总是发号施令，却无半句赞美。他不仅粗暴无礼，还喜欢讽刺挖苦。他无视所有常规的组织流程。他确实聪明绝顶。在需要迅速做出艰难的抉择时，他也颇具胆识。他是我认识的最自负的人……我和其他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我们仍能互相理解。”
从1942年9月18日起，格罗夫斯正式负责了原子弹计划，它被官方命名为“曼哈顿工程区”，但通常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就在当天，他安排购买了1 200吨高品位铀矿石。第二天，他下令在田纳西州橡树岭购买了一块地皮，用于建设铀加工厂。当月晚些时候，他开始在全国各地考察所有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的实验室。1942年10月8日，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主持的午餐会上见到了奥本海默。不久之后，罗伯特·瑟伯尔看到格罗夫斯在尼科尔斯上校的陪同下走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格罗夫斯脱下他的军装外套递给尼科尔斯，然后说道：“把这个拿走，找一家干洗店把它洗干净。”看到上校军官被当跑腿小弟使唤，瑟伯尔感到很震惊，他说：“这就是格罗夫斯的作风。”
奥本海默明白，格罗夫斯手中握有曼哈顿计划的入场券，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展现自己的魅力和才华。虽然奥本海默的表现无懈可击，但是最打动格罗夫斯的是他那“自负的野心”，格罗夫斯认为这一点会让奥本海默成为一个可靠的甚至容他摆布的合作伙伴。此外，奥本海默的一个建议也让格罗夫斯心动，即新实验室应该设在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而不是大城市，这个想法正好符合格罗夫斯对安全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格罗夫斯喜欢奥本海默这个人，他后来告诉记者：“他是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劳伦斯虽然非常聪明，但他不是天才，他只是勤勉刻苦。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奥本海默无所不知，你聊什么，他都有的说。嗯，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他对体育就一无所知。”
奥本海默认为制造原子弹需要对各种各样的跨学科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格罗夫斯考察实验室的过程中，奥本海默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有这种认识的科学家。奥本海默指出那些在普林斯顿、芝加哥和伯克利进行的快中子核裂变研究有时属于重复劳动，这些科学家需要集中起来通力合作。这一点同样打动了工程师出身的格罗夫斯，当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中心实验室的想法时，他频频点头。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可以着手处理化学、冶金、工程和军械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关注”。
在他们初次见面一周后，格罗夫斯让奥本海默飞往芝加哥，在那里他们可以一起乘坐20世纪有限公司的豪华客运列车前往纽约。两人在火车上继续着他们的讨论。那时，格罗夫斯内心已经把奥本海默作为中心实验室主管的候选人。不过他认为奥本海默作为候选人有三个不足之处：第一，这位物理学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格罗夫斯认为这可能会让他在领导众多诺奖得主时难以服众；第二，他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第三，“他的政治背景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汉斯·贝特说：“没想到奥本海默会成为主管。毕竟，他没有领导一大群人的经验。”在听到格罗夫斯提名奥本海默后，所有人都反应冷淡。格罗夫斯后来写道：“那个时代的科学领袖反对我的提议，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首先，奥本海默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而现在制造原子弹需要实验和工程才能。尽管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奥本海默赞赏有加，但就连他也对格罗夫斯的选择惊讶不已。奥本海默的另一位好友、非常欣赏他的伊西多·拉比也认为他是最不可能的人选，拉比说：“他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家伙。他到哪里都穿着破旧的鞋子，戴着滑稽的帽子，更要命的是，他对仪器设备一窍不通。”伯克利的一位科学家评论道：“他连一个汉堡摊都搞不定。”
当格罗夫斯向军事政策委员会提名奥本海默时，再一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经过深入讨论后，我要求每位委员给我一个更好的人选。几周后，很显然我们没法找到比他更好的人选了。”10月底，奥本海默终于获得了任命。连讨厌格罗夫斯的拉比在二战后也不得不承认，这项任命“堪称格罗夫斯将军的天才之举，哪怕大家并不认为他是天才……我对此震惊不已”。
上任之后，奥本海默立刻开始向科学界的几位重要人物介绍他的新任务。1942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贝特说：“现在是时候写信告诉你我做的事情了，我这次到东部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工作。事实上，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订单，不过我无权透露所有的情况。我们将建一个军用实验室，地点可能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我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就可投入使用。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采取适度的保密措施的同时，还能让项目高效灵活地运转，让人愿意参与，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到1942年秋，这件事几乎在伯克利校园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正在研究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这是一种原子武器。他有时也会跟别人谈起他的工作，甚至包括那些点头之交。约翰·麦克特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律师，也是琼·塔特洛克的朋友。有天晚上他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了奥本海默，后来谈起那次偶遇，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语速飞快，想要说明白他搞的这个爆炸装置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在我再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再随意透露任何信息。”但凡在物理系有熟人的人可能都听到过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戴维·玻姆认为：“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了伯克利的事情……轻而易举就可以拼凑出结论。”
1942年秋，年轻的贝蒂·戈德斯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读研究生，那时她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贝蒂·弗里丹。她和奥本海默的几个研究生成了朋友，并开始和戴维·玻姆约会，当时玻姆正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撰写他的物理学博士论文。几十年后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玻姆爱上了贝蒂，并把她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乔瓦尼·洛马尼茨、约瑟夫·温伯格和马克斯·弗里德曼。他们在周末聚会，有时还会在弗里丹所谓的“各种激进的学习小组”中碰面。
弗里丹回忆说：“他们都在参与一个神秘的项目，他们对此都三缄其口，因为它与战争有关。”1942年年底，当奥本海默开始招募他的一些学生时，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将被制造出来。洛马尼茨说：“我们许多人都在想：‘我的天，如果制造出这样一种武器，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它最终可能会炸毁全世界。’我们中有几个人向奥本海默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基本上是：‘那么，如果纳粹先得到它呢？’”
史蒂夫·纳尔逊是共产党与伯克利校园的联络人，他也听到过关于新武器的传闻。后来其中一些传闻还被公之于众，因为当地报纸在引述一位国会议员的话时，提到他吹嘘了正在伯克利进行的武器研究。洛马尼茨听到纳尔逊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听到有位国会议员提到这里正在研发某种大型武器。我要告诉你们，赢得人民战争靠的不是大型武器。”纳尔逊接着说，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这场战争才能胜利。苏联与五分之四的纳粹军队作战，急需支援。“美国人民要做出牺牲，唯有如此能赢得这场战争。”
洛马尼茨曾在共产党的各种公开集会上见过纳尔逊，他说：“我非常尊敬他。”他认为纳尔逊是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劳工组织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反种族隔离斗士。据洛马尼茨自己说，虽然他在很多方面都对共产党抱有强烈的同情，但他从未正式加入过共产党。“我参加过一些共产党的会议，”他说，“因为那时候这些会议很开放。党员和非党员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所以，至今我都说不清什么人才算是正式党员，或者怎样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完全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在他的回忆录中，纳尔逊提到了他与奥本海默的学生——洛马尼茨、温伯格等人的关系，他写道：“我负责与大学里的人合作，让他们主持课程和讨论。奥本海默的几位物理学研究生相当活跃，我与他们接触时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虽然他们生活在阳春白雪的知识与文化气息中，但是他们很友好，一点儿也不装腔作势。”
1943年初春，联邦调查局在纳尔逊家中安装了一个监听器。1943年3月30日凌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无意中听到一个名叫“乔”的人在谈论他在辐射实验室的工作。乔在凌晨1点30分走进纳尔逊家，他显然急于告诉纳尔逊什么，两个人一直在窃窃私语。纳尔逊一开始就说，他在寻找一个“绝对值得信赖的同志”。“乔”坚称他就是这样的人，又接着解释说“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将被转移到数百英里外的某个偏远地区”，在那里可以进行高度机密的爆炸试验。
然后话题转到了“某位教授”。纳尔逊说：“他现在很担心，是我们让他感到了不安。”
乔表示同意，他说那位教授（录音文稿清楚地表明他指的就是奥本海默）“不让我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害怕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出现会引起关注……这只是一个理由。另一个是，他害怕我会大肆宣扬……很奇怪他怎么会担心这个。但是，他已经有所改变”。
纳尔逊说：“我知道。”
乔说：“你简直不敢相信他变成什么样了。”
纳尔逊接着说，他“过去和那个人非常亲近，不仅因为共产党的关系，还因为他们的私交”。他说，奥本海默的太太曾经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后者在西班牙牺牲了。纳尔逊表示，他一直努力让奥本海默“在政治上与时俱进，但奥本海默并不像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那样无懈可击……他可能在他的领域让你们钦佩不已，我对此毫不怀疑。但在其他方面，他也必须承认自己有几次表现不佳，比如当他教别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你是知道的，还有当他向别人介绍列宁思想的时候。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乔：“是的，这很有趣。他最生气的就是我并没有动摇。”
聊到这里的时候，纳尔逊和乔都笑了。
纳尔逊接着指出，奥本海默“不希望走错路，但我认为，现在他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现在，他拥有了这世界上他最看重的东西，就是这个项目，这会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彻底决裂”。
显然，纳尔逊对老朋友的态度很恼火。他知道奥本海默对钱不感兴趣。
“他确实没兴趣，”乔插嘴说，“他已经很富有了。”
但纳尔逊感觉到，现在操纵奥本海默的是他勃勃的野心，他说：“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扬名立万。”
乔反对道：“不，纳尔逊，那可不一定。他已经闻名世界了。”
纳尔逊说：“好吧，我想告诉你，令我痛心的是，他的妻子正在把他引向错误的方向。”
乔说：“我们也都这么猜测……”
在确定奥本海默不会透露该项目的信息后，纳尔逊把注意力放在了乔身上，他想诱使他透露更多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对苏联有用。
通过非法安装的监听器，联邦调查局获取了一份长达27页的录音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乔在小心翼翼甚至是紧张不安地与纳尔逊讨论可能对美国战时盟友有帮助的项目细节。纳尔逊低声问，这种武器什么时候能问世。乔猜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原料进行试爆。乔还主动透露：“比如奥比就认为这可能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纳尔逊说：“关于原料交付的问题，我还不知道他能否搞定，但我猜这事每天都在推进。”在录音文稿的这一部分，一位分析谈话记录的联邦调查局或陆军反情报官员写道：“此处的表述方式说明奥本海默谨小慎微地对纳尔逊隐瞒了信息。”
如果说这份文字记录表明乔向纳尔逊透露了情报，那么它也体现出奥本海默有了保密意识，纳尔逊认定奥本海默变得不再配合，而且过于小心。
联邦调查局的这份纳尔逊与身份不明的乔的对话记录被交到了陆军中校鲍里斯·T.帕什手中，他惊呆了。帕什任职于旧金山G-2陆军情报部，是驻守西海岸的第九集团军反间谍处主任，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捕共产党人。帕什出生于旧金山，年轻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陪同身为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父亲前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帕什加入了反革命的白卫军，参加了1918—1920年的苏俄内战。他与一位俄国贵族结婚后回到了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帕什被聘为一所高中的橄榄球教练，他在暑期是美国陆军预备役情报官员。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协助在西海岸拘捕日裔美国人，后来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反间谍官员。帕什无法忍受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是个实干家。虽然他的崇拜者形容他“机灵又高明”，但是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疯狂的俄国人”。帕什认为苏联不仅是战时美国的临时盟友，更是美国的死敌。
帕什轻率地得出结论：纳尔逊和乔的谈话记录不仅是间谍活动的证据，而且证实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第二天，他就飞到华盛顿向格罗夫斯将军汇报了这份记录。因为对纳尔逊的监听是非法的，所以当局无法对他或身份不明的乔提出指控。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追查纳尔逊在辐射实验室的全部活动和联系人。帕什中校很快被授权调查伯克利的实验室是否为间谍活动的目标。
帕什后来作证说，他和他的同事“知道”那个叫“乔”的人向史蒂夫·纳尔逊提供了有关核弹项目的技术信息和“时间表”。最初，帕什的调查集中在洛马尼茨身上，只是因为帕什获悉洛马尼茨是共产党员。1943年6月的一天，负责跟踪洛马尼茨的人看到他和几个朋友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正门外，勾肩搭背地摆出照相的姿势，给他们照相的人是经常在校园里揽客的摄影师。照片拍好后，洛马尼茨和他的朋友们就离开了，一名政府特工走到摄影师跟前，跟他买下了底片。与洛马尼茨拍照的几位朋友的身份很快被确认，他们是约瑟夫·温伯格、戴维·玻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从那时起，这些年轻人就被贴上了颠覆分子的标签。
帕什中校还说，他的调查人员“首先确定了这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帕什没有透露他们的“调查方法或行动步骤”，他说：“有一个人，我们需要确认他的身份，现在我们手上有了这张照片。通过研究，我们确定乔就是约瑟夫·温伯格。”帕什还声称自己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确定温伯格和玻姆都是共产党员。
帕什确信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老练的特工团伙，其成员都是狡猾的苏联特工，他认为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打击。1943年7月，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报告说，帕什想绑架洛马尼茨、温伯格、玻姆和弗里德曼，再用船把他们带到海上，然后“用俄国人的方式”审讯。联邦调查局指出，法庭不会接受以这种方式收集的任何信息，“但是帕什显然没打算让他们在审讯后还能活着出庭受审”。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么做太过分了，“为了阻止这一行动，他们给他施加了压力”。
尽管如此，帕什还是加强了对史蒂夫·纳尔逊的监视。在给纳尔逊家里安装监听器之前，联邦调查局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监听器。他们在无意中听到的谈话表明，纳尔逊正有条不紊地从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那里收集关于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的信息，他知道这些物理学家同情正与德国鏖战的苏联。早在1942年10月，联邦调查局就监听到了纳尔逊与劳埃德·莱曼之间的对话，莱曼是共青团的组织者，也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莱曼告诉纳尔逊，实验室正在研制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他参与的是研究方面的工作。纳尔逊接着问莱曼，奥本海默是否知道他是‘共青团员’，还说奥本海默‘太神经过敏了’。纳尔逊接着说，奥本海默在党内曾经很活跃，但后来沉寂了。他还进一步表示，政府之所以会放奥本海默一马，是因为他在科学领域的才能。”纳尔逊提到奥本海默曾在“教师委员会”（代指教师工会）和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工作，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他无法掩盖自己的过去。”
1943年春，正当戴维·玻姆要撰写关于质子和氘核碰撞的学位论文时，他突然被告知该研究属于机密。由于他缺乏所需的安全许可，他计算撞击散射的笔记也被没收了，而且他还被告知不准将自己的研究撰写成文。他向奥本海默求助，奥本海默随后写了一封信，证明他的学生已经符合学位论文的要求。有鉴于此，伯克利校方于1943年6月授予了玻姆博士学位。虽然奥本海默亲自请求将玻姆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但陆军安全官员断然拒绝给予玻姆安全许可。不仅如此，令奥本海默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还说因为玻姆在德国还有亲戚，所以不能准许他从事特殊工作。这纯属一派胡言，事实上，禁止玻姆进入洛斯阿拉莫斯是因为他与温伯格有牵连。在二战期间，玻姆一直在辐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研究等离子体。
尽管被禁止参与曼哈顿计划，但玻姆仍能继续他的物理学研究。洛马尼茨和其他几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欧内斯特·劳伦斯任命洛马尼茨担任辐射实验室与曼哈顿计划在橡树岭工厂的联络人，但是没过多久洛马尼茨就收到了陆军的征兵通知。劳伦斯和奥本海默都为他出面说情，但无济于事。在二战结束前，洛马尼茨一直辗转于美国本土的多个军营。
马克斯·弗里德曼被叫到了辐射实验室，然后他得知自己已被实验室解雇。他在怀俄明大学教过一段时间物理学，二战后期，菲利普·莫里森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给他找了份工作，但6个月后，安全人员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又被解雇了。战后，他的名字出现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原子弹间谍活动的调查中，此时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在波多黎各大学任教。和洛马尼茨一样，弗里德曼也参与了FAECT第25地方分部在辐射实验室的工会组织活动。陆军情报官员认为这些活动都涉嫌颠覆国家，所以他们草率地决定把洛马尼茨和弗里德曼清除出去。
至于温伯格，他一直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直到后来再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与间谍活动有关时，他也被征召到阿拉斯加的一个陆军军营。
在动身去洛斯阿拉莫斯前不久，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史蒂夫·纳尔逊，约他在当地的一家餐馆见面。他们在伯克利主干道上的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他似乎兴奋到了紧张的地步。”纳尔逊后来写道。奥本海默点了一大杯咖啡，边喝边对他说：“我只是想向你道别……我希望战争结束后能再见到你。”他解释说，他不能说自己要去哪里，但此事与战争有关。纳尔逊只问了一下姬蒂是否和他同行，然后这两位老朋友就聊起了战争新闻。两人告别时，奥本海默表示，很遗憾西班牙共和派没能坚持得再久一点儿，“否则我们就能把佛朗哥和希特勒葬在一起了”。纳尔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总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直也只能算是说不清、道不明”。
速裂协调员（Coordinator of Rapid Rupture），速裂（直译为“快速破裂”）指的是中子轰击较重的原子核时导致的快速核裂变反应。——译者注
后来，当瑟伯尔的安全许可面临被吊销的危险时，他出于谨慎销毁了这些信件。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泰勒认为裂变爆炸产生的热量巨大，可能引发失控的核聚变。换句话说，该测试可能会意外地点燃大气层，烧毁海洋，摧毁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随后的研究表明这不太可能。——译者注
贝蒂·弗里丹（1921—2006）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女性的奥秘》（1963），这本书质疑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女性只能通过家务、婚姻、性和育儿来实现自我。——译者注
苏联档案中有个别文件表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官员知道奥本海默在参与“Enormoz”项目——他们对曼哈顿计划的代号。他们曾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甚至可能就是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因此，当奥本海默表现出难以接近时，他们非常失望。
不过，奥本海默有可能被招募为间谍的想法纯属无稽之谈，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与间谍活动有关。两份苏联时期的情报文件提到了奥本海默的名字。1944年10月2日，NKVD副部长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在莫斯科给他的上司拉夫连季·贝利亚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似乎暗示奥本海默是“铀项目及其海外发展情况”的情报来源。梅尔库洛夫称：“1942年，美国铀科研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奥本海默教授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启动，奥本海默教授是白劳德同志所属机关的一名编外成员。应凯费茨同志的要求……在他的配合下，几位可靠的线人有机会接触该研究项目，其中包括白劳德同志的一位亲属。（参见Jerrold L.& Leona P.Schecter, Sacred Secrets:How Sovie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hanged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上述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NKVD驻旧金山的特工格里戈里·凯费茨见过奥本海默。然而，经过认真调查后，真相很快浮出水面，梅尔库洛夫这样说只是为了夸大他在旧金山的特工凯费茨的功劳，以免他性命不保。1944年夏，凯费茨突然“因不作为被召回国内”。凯费茨面临双重间谍的指控，他明白自己有生命危险。通过宣称他已经把奥本海默发展为美国核弹计划的情报来源，凯费茨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和性命。
此外，另一份苏联时期的文件与1944年10月梅尔库洛夫的备忘录彼此矛盾。在这份苏联档案中，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记录了这样一则消息：1944年2月，梅尔库洛夫收到了一条与奥本海默有关的情报。“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奥本海默自1942年6月以来一直受到‘邻居’（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栽培。万一奥本海默被他们招募，有必要把他移交给我们。如果未能招募，我们必须从‘邻居’那里获得奥本海默的所有材料，并通过我们的渠道积极培养他……他的兄弟‘雷’（弗兰克·奥本海默）也是加州大学教授和美国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在政治上他与我们的关系比罗伯特·奥本海默更密切。”
这份文件表明，直到1944年年初，NKVD都没能把罗伯特·奥本海默招募为线人、特工或任何形式的间谍。而且，在1944年，奥本海默生活在被铁丝网包围的洛斯阿拉莫斯，当时格罗夫斯和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他没有可能被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