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我把它剪下来寄回去了”

我们（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都算是，也不算是党员，随你怎么看都行。

——哈康·希瓦利埃

1937年9月20日，朱利叶斯·奥本海默死于心脏病，享年67岁。奥本海默知道他父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的突然离世依然让奥本海默倍感意外。1931年，他的妻子埃拉去世，在接下来的近6年里，朱利叶斯与儿子们的关系越发亲近。他经常去看望他们，奥本海默的不少朋友也成了他父亲的朋友。

经过8年的经济萧条，朱利叶斯的财富有所损失。即便如此，到他去世时，他平分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加在一起仍然有392 602美元，这已经相当可观。这笔遗产每年的收益能给他们每人带来10 000美元的额外收入。但是，似乎是出于对自己财富的某种矛盾心理，奥本海默随即写了一份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留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门用于研究生奖学金。

奥本海默兄弟俩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奥本海默与许多人的关系都很密切，但没有谁与他的关系像他与弟弟的感情那样深厚和持久。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信中体现出的深情，对于同胞手足，尤其是对相差8岁的兄弟来说，可谓非同寻常。奥本海默的信读起来不像是哥哥的口吻，更像是一位父亲。有时，他在信中还会带着一种令人抓狂的居高临下，很显然那时的弗兰克把他奉为榜样。无论他固执己见的哥哥说什么、做什么，弗兰克都一再容忍，直到多年后，他才承认奥本海默身上有“那种年轻人的狂妄自大……而且它在我哥哥身上逗留得有些久了”。

他们有相像之处又各有特点。大家都喜欢弗兰克·奥本海默，他是没有棱角的奥本海默，在天赋和才华方面，兄弟俩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弗兰克毫无奥本海默的那种生硬粗鲁。“弗兰克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他们两兄弟的朋友、物理学家利昂娜·马歇尔·利比说。她称他为“δ函数”，这是物理学家使用的一种数学工具，δ除了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或时间点无穷大以外都为零。当有人求助他的时候，弗兰克总是怀着无限的善意，给人无穷的鼓舞。多年后，奥本海默曾这样评价他的弟弟：“论为人，他可比我好多了。”

有一次，奥本海默试图说服弗兰克不要选择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那时弗兰克只有13岁，但是显然他已经想追随哥哥的足迹，奥本海默写道：“如果你一点几何、力学、电动力学都没学过，我认为你不会喜欢读相对论的。不过，如果你想试试，爱丁顿的书是最好的入门读物……最后有一句忠告——试着真正地、彻底地、认真地去了解你最感兴趣那几件事情，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因为只有先做到这些，只有你意识到这本身有多么困难又多么令人满足的时候，你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更令人惊叹的东西，比如相对论和机械生物学。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只是根据自己微不足道的经验说说而已。”

当弗兰克到达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他决心证明自己和哥哥同样优秀。和哥哥一样，弗兰克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热爱音乐，而且和他哥哥不同，他会一种乐器——长笛，还吹得极好。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他经常与别人一起演奏四重奏，但他志在物理学。大学二年级时，弗兰克在新奥尔良见到了奥本海默，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后来，奥本海默写信给欧内斯特·劳伦斯说：“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我认为这肯定会让弗兰克投身物理学。”奥本海默和许多物理学家打过交道，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他认为：“不可能不对他们怀有强烈的喜爱和尊重之情，也没法不被他们的工作深深吸引。”在会议的第二天，奥本海默带弗兰克参加了一个关于生物化学和心理学的联合研讨会，虽然这场会议“非常热闹，也非常有趣”，但它也“让人不会再对这两个学科抱有过高的期望”。

但是，仅几个月后，奥本海默就告诫弗兰克，在没有尝试过其他学科之前，不要贸然投身于物理学。他认为生物学课程可能会刺激弗兰克的求知欲。虽然奥本海默宣称：“我非常清楚物理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美，它的严谨、朴实和深刻无与伦比。”他依然敦促弗兰克选修生理学高级课程，他说：“遗传学肯定也有严谨的技术，以及一套有价值的复杂理论……无论如何，我全心全意地祝福你，如果你学物理学，就去了解关于它的一切，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它有更好的理解、运用和思考，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教物理学，但是不要现在就做出决定——不要马上把研究物理作为你的事业。要做这个决定，你应该更多地了解其他学科，还要了解更多物理学知识。”

弗兰克没有理会哥哥的忠告，他仅用了3年时间就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933—1935年，他在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师从几位教过奥本海默的物理学家，他还遇到了哥哥的朋友，如保罗·狄拉克和马克斯·玻恩。不过，那时奥本海默已经欣然接受了弟弟选择的道路，他在1933年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你知道，你决定去剑桥，我有多高兴吗……”现在轮到他思念自己的弟弟了，他在1934年年初给弗兰克写信说：“我几乎从未像最近几天这样想念你……我想剑桥大学很适合你，物理学已经对你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物理学本身及其给你的人生带来的益处。我认为你一直工作得很勤勉，在实验室动手做实验，深入钻研数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剑桥自然朴素的生活中，你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它能满足你对自律和秩序的不懈追求。”如果说作为兄长，有时候奥本海默的口气听起来有些居高临下，那么他给弗兰克的信清楚地表明，他和弗兰克一样依赖这种兄弟间的亲情。

弗兰克与奥本海默不一样，他擅长实验物理学，喜欢在实验室里亲自动手。他还热衷于摆弄各种机械装置，还曾为哥哥专门制作了一台留声机。正如奥本海默所言，弗兰克有一种能力，可以“将一个具体的复杂状况简化为一个核心的本质问题”。弗兰克在英国学习了两年，又在意大利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他目睹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这令他极为厌恶，后来为了完成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弗兰克向几所大学提交了申请。他一度纠结是否要去加州理工学院，奥本海默“搞了点儿小动作”，然后加州理工学院突然宣布因为弗兰克成绩优异而授予他奖学金，这样一来他就去了加州理工学院。

他在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查尔斯·劳里森手下工作，在实验室用一台β射线摄谱仪做实验。奥本海默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弗兰克则不慌不忙地用了四年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实验物理学的工作往往比理论物理学更耗时。同时，这也是因为弗兰克的生活中不只有物理学，他热爱音乐，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长笛演奏者，他的哥哥和许多朋友都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弗兰克还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品位，他热爱绘画，阅读了大量诗歌。但与奥本海默表现出的一本正经的欧洲礼仪不同，朋友们都认为弗兰克衣着相当邋遢，举止“不拘小节”。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弗兰克遇到了一位24岁的法国裔加拿大姑娘——杰奎内特·康，人们都叫她“杰姬”，那时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经济学。他们于1936年春在伯克利相识，当时奥本海默带着他弟弟一道去拜访一位叫韦诺纳·内德尔斯基的朋友，杰姬正好在她家兼职照看小孩。为了生计，她还做过服务员。杰姬为人坦诚率直、朴实无华，毫不矫揉造作。“杰姬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罗伯特·瑟伯尔说，“她不喜欢知识分子。”杰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把头发剪成一个简单的童花头，从来不用口红或其他化妆品。罗伯特·奥本海默绝不会给弟弟选择这样一位女友。不过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弗兰克、杰姬和韦诺纳（当时刚和她丈夫利奥分居）一起出去玩过两三次。6月，弗兰克邀请杰姬一起到佩罗卡连特过暑假。他们来的时候乘坐了一辆价值750美元的全新福特皮卡，这是奥本海默送给他们的礼物。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弗兰克告诉奥本海默他打算和杰姬结婚，而哥哥试图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杰姬和奥本海默相处得并不愉快，她回忆说：“他总是说什么‘当然了，你比弗兰克大那么多’，实际上，我只比他大8个月，他还老说弗兰克还没有准备好。”

然而这一次，弗兰克不顾哥哥的劝告，于1936年9月15日与杰姬结婚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解放和反抗，”奥本海默写道，“反抗他对我的依赖。”一方面，奥本海默仍未停止贬损杰姬，称她为“我弟弟娶的那个服务员”；另一方面，他继续为弟弟和他的新婚妻子“张罗事情”。“我们三个在帕萨迪纳、伯克利和佩罗卡连特经常见面，”弗兰克回忆道，“我和哥哥从未停止过交流各自的想法、彼此的事业，我们一直都有共同的朋友。”

杰姬一直是政治上的狂热分子。一位亲戚回忆说：“谈起政治，她那激昂的长篇大论会把你逼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时，她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在洛杉矶为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工作过一年。弗兰克欣然接受了杰姬的政治立场，他回忆说：“从高中开始，我就接触了那种略带左翼色彩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卡内基音乐厅听了一场没有指挥的音乐会，那就像是一种‘打倒老板’运动。”

和哥哥一样，弗兰克也接受了伦理文化学校的教育，他在那里学会了对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思辨。16岁时，他就和学校里的一些朋友为1928年阿尔·史密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出力。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时，弗兰克的许多同龄人都是民主党的左派。当时，弗兰克厌恶冗长的政治讨论，他回忆说：“我过去常常告诉人们，除非我想做点什么，否则我拒绝空谈。”弗兰克记得1935年在英国剑桥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他当时听到的一切让他感到“失望”，弗兰克回忆说：“我觉得有点儿空洞无物。”在一次访问德国期间，他很快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整个社会似乎都被腐蚀了。”从他父亲的亲戚那里，弗兰克得知了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他愿意支持任何决心“对此有所行动”的组织。

那年秋天，当他回到加州时，他被当地农场工人和黑人的悲惨处境深深触动了。大萧条让数百万人损失惨重。另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被大家称呼为“威利”的研究生威廉·福勒曾说，他成为物理学家的原因是他不想为人类操心，但是现在他感到苦恼，因为大萧条逼得他不得不如此。弗兰克也有同感。他开始研读劳工史，最后他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1937年年初的一天，杰姬和弗兰克在当地的共产党党报《人民世界》上看到一张入党登记卡。“我把它剪下来寄回去了，”弗兰克回忆说，“我们对此毫无隐瞒、毫不避讳。”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我们才收到了共产党的回复。和许多专业人士一样，弗兰克被要求以化名入党，他选择了弗兰克·福尔瑟姆这个名字。他后来作证时说：“在我入党时，出于某种当时我不理解且后来也一直不明白的原因，他们要求我把本名和化名都写下来。这在我看来简直荒唐可笑。除了我自己的名字，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其他名字，因为这看起来很滑稽，我就写下了加州一所监狱的名字（福尔瑟姆监狱）。”1937年，他的“党籍编号”是56385。有一天，他不小心把绿色的党员证落在了衬衫口袋里，然后把衣物送到了洗衣店。衬衫送回来的时候，一起送来的党员证也被工整地放在一个信封里。

到1935年，关心经济不公问题的美国人——包括许多支持新政的自由派人士——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足为奇。许多劳动者及作家、记者和教师都支持罗斯福新政中最激进的措施。即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支持一场能给世界带来公正和平等的人民运动。

弗兰克对共产主义的认同背后有着深厚的美国传统。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不公正和随之而来的忧虑，一些知识分子逐渐向左派靠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历史上的抗议传统产生了共鸣……诸如约翰·布朗、苏珊·B.安东尼、克拉伦斯·达罗和杰克·伦敦，甚至还有废奴运动、早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发起的运动。”

最初，共产党把弗兰克和杰姬分配到帕萨迪纳的一个所谓“街道党小组”，他们的同志大多是附近的居民，还有不少是贫穷的失业黑人。他们的小组成员数量在10~30人之间波动。他们定期举行公开会议，共产党员和与新政有关的各种团体的成员都会参加，比如失业工人组织——工人联合会。他们谈了很多但没有多少实际行动，这让弗兰克感到沮丧。“我们本想让本市的泳池取消种族隔离，”他说，“他们只允许黑人在周三下午和晚上游泳，在周四早上他们会把游泳池的水排干净。”但是，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那个泳池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不久之后，弗兰克同意由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党组织。杰姬暂时继续留在那个街道党小组，但是后来她也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党组织。她和弗兰克招募了大约10名成员，其中包括研究生弗兰克·K.马利纳和悉尼·温鲍姆。与帕萨迪纳的那个街道党小组不同，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小组“基本上是一个秘密组织”。弗兰克是唯一一个公开自己政治身份的小组成员，他解释说其他人大多“害怕丢掉工作”。

弗兰克明白因为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触怒了一些人。“我记得我父亲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说绝不会把儿子送进我任教的大学。”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曾试图说服他退党，但弗兰克无动于衷。然而，弗兰克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在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身份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那时，弗兰克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像他哥哥一样，他正要迈向大好前程。即使有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也都知道他公开参加的那些政治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还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弗兰克颇有好感，有一天他偶遇弗兰克时问他为什么要在“政治事业”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劳伦斯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搞科学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但是，他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讨好那些加州大学董事会的商人和金融家，这些人可都是加州大学的决策者。其实，劳伦斯像弗兰克一样热衷于政治，只不过他有自己的方式，他效忠的是另外一种“事业”。

每周二晚上弗兰克和杰姬都在家里召开党员会议。据一位“可靠的匿名”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直到1941年6月前后，弗兰克还在举办这类会议。奥本海默至少参加过一次，后来他声称这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公认”的共产党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帕萨迪纳公共游泳池的种族隔离问题。奥本海默后来作证说，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

和他哥哥一样，弗兰克在东湾教师工会、消费者联盟和加州外来农场工人的活动中都很活跃。一天晚上，他在帕萨迪纳的一座礼堂举行了一场长笛演奏会，露丝·托尔曼担任钢琴伴奏，演奏会的收入捐给了西班牙共和国。弗兰克后来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各种会议——各种政治会议，涉及许多议题。”弗兰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经常谈到经济压迫的事情，对此憎恶之极。”另一位线人声称，弗兰克“一直非常欣赏苏联的内外政策”。有时候，弗兰克也很尖锐，他曾抨击一位同事是“对无产阶级毫无同情之心的、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后来这位同事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

后来奥本海默认为他弟弟的党员身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他看来，弗兰克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生活远不止于此。“他非常热爱音乐。他有许多完全和共产党不沾边的朋友……他夏天都在牧场度假，”奥本海默最后总结说，“所以在那些年里，他不可能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不久，弗兰克专程开车去了伯克利，他在哥哥那里住了一晚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对此很不高兴。”奥本海默在1954年作证时说，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对弗兰克走的这一步感到不满。当然，共产党员身份肯定会带来一些风险。但在1937年，伯克利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党员身份没有什么成见。奥本海默作证时说：“当时加入共产党并没有被无知地视为一种触犯国家法律的严重罪行，或者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不过，加州大学仍然对所有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都怀有敌意，而那时的弗兰克正要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况且和奥本海默不同，弗兰克没有终身教职。如果奥本海默对弗兰克的决定感到不满，也许他认为弟弟做出这样的举动属于一时糊涂，或是被他激进的妻子所蛊惑。尽管奥本海默自己在政治上也不再保持沉默，但是原则上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加入共产党。而弗兰克显然觉得入党是一种正式的承诺。兄弟俩或许有相同的政治意愿，但是事实证明弗兰克要冲动得多。他仍然非常崇拜奥本海默，但通过他的婚姻和政治活动，他正在试图彰显自我，走出奥本海默的影子。

1943年，一位弗兰克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他看来，“弗兰克·奥本海默所有的政治立场和党派关系都是遵照了他哥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指引和指示”。这位匿名消息人士可谓大错特错，弗兰克明明是不顾哥哥的劝告自己执意加入了共产党。不过，有一件事，这位线人说得没错：他向联邦调查局保证，他相信奥本海默兄弟“基本上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在他们的朋友（以及联邦调查局）眼中，奥本海默兄弟可以说得上亲密无间。弗兰克的行为总会影响到奥本海默。而且，尽管奥本海默为他的弟弟费尽心思，他也永远无法让弗兰克免受自己光环的影响。

与他那坦率的弟弟相比，奥本海默就像一个谜。兄弟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即便如此，他与共产党的实质关系至今仍暧昧不明。后来奥本海默形容自己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一个客厅里的粉红分子。他与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他对左翼作家感兴趣……他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政见”。这样的描述也很适合奥本海默本人。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一些人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左翼新政支持者，他向共产党倡导的事业捐助了可观的款项，但是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就不是正式党员。相反，他说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常紧密，也非常短暂”，他指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但是在那之后，他仍在参加有交纳党费的正式党员参加的会议，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共产党鼓励举办这样的会议，他们专门吸纳像奥本海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会议也不强调党员身份的限制。由于奥本海默从未成为正式党员，这让他可以随意定义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一名编外同志。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尽量减少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坦率地说，任何想给罗伯特·奥本海默贴上共产党员标签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也是联邦调查局从多年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

事实上，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他的同情心还是社会地位都在推动他接近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加州大学教授，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中。在这些圈子里进进出出的奥本海默给许多共产党员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方面是因为奥本海默希望博得周围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他确实信奉共产党支持并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事业。至于他周围的人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有些共产党员认定奥本海默就是党内同志也不足为奇。所以，当联邦调查局窃听到这些人谈论奥本海默时，他们偶尔会听见那些毫无戒备的共产党员说起奥本海默就像在说自己人。不过，在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窃听记录中，还有共产党员抱怨奥本海默态度冷漠、不大可靠。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服从过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虽然他个人非常认同共产党的许多纲领，但是的确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也从不屈就自己的观点来顺从共产党的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他还曾公开表示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为他的新政辩护。奥本海默是共产党主导的各种人民阵线组织的成员，也是坚定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重要成员。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他钦佩共产党在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捍卫劳工权利。他愿意与共产党员一起为这些目标努力，这既不令人意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人民阵线运动的这些年里，在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临时成员和正式党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加州尤其如此。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她的回忆录中言辞犀利地讲述了她在旧金山党支部的经历，“在那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既公开又秘密”。由三五名党员组成的小组原来被称为“秘密小组”，这个有阴谋组织色彩的名称后来被“支部”或“社团”取代，这是“一种更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命名方式”。这些所谓的“社团”中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成员，共产党在“社团”中的活动不仅相当公开，而且很随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其中还经常有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每周的会议都在租用的礼堂举行，没什么人在意到场的党员是否按时交纳了党费。米特福德还说，她和丈夫“最初被分配到南区社团，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非公开小组’或者叫‘秘密支部’，专门面向政府职员、医生、律师和其他可能因公开党员身份而危及工作的人”。

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中左翼、支持工会、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许多入党的人也选择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他们像奥本海默一样在政治上积极为共产党支持的事业出力。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6月抱怨美国社会中有太多知名人士隐藏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如何才能驱散红色分子中的红色恐慌？”他问道，“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政见和党员身份当作可耻的秘密隐藏起来，歇斯底里地恳求党离他们的事业越远越好。”

多年后，哈康·希瓦利埃坚称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个秘密党员。但是，当进一步追问奥本海默所属的党小组时，希瓦利埃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朋友聚会，更类似于他在1965年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讨论小组”，而不是米特福德说的那种官方的共产党“非公开小组”。提到奥本海默时，希瓦利埃告诉马丁·舍温：“这个小组是我们和他发起的，这是一个不公开的非官方小组。没有相关记录……党内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是旧金山共产党的最高层成员之一。”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的“非官方”小组最初只有六七名成员，但有一段时间参与讨论的成员多达12人。希瓦利埃回忆说：“我们讨论的是本地、本州、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时事。”

希瓦利埃口中的事实被记录在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1941年3月，联邦调查局首次为奥本海默建立了一个调查档案。在前一年的12月，他的名字偶然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有近一年的时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窃听加州共产党书记威廉·施奈德曼和加州共产党的财务主管艾萨克·福科夫的谈话。这些窃听没有得到法院或总检察长的授权，因此属于非法行为。但在1940年12月，旧金山分局的一名探员无意中听到福科夫将于某天下午3点在希瓦利埃家与一些“大人物”会面，一名探员被派去记录与会者的车牌号。停在希瓦利埃家门前的车里有一辆正是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跑车。1941年春，联邦调查局认定奥本海默是一名“据称同情共产党”的教授。联邦调查局指出，他曾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委员会任职，该组织被联邦调查局认定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随后，他们建立了一份奥本海默的调查档案，这份档案最终多达约7 000页。同月，奥本海默的名字被列入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中列出的都是“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可拘留候审的人员”。

另一份联邦调查局文件援引“代号T-2的政府部门”的调查文件，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专业人士支部”的成员。在联邦调查局的奥本海默档案中，这些来自“T-2”的文件里有一份两页的摘录，它来自一份内容更多且未经确认的报告，该报告列出了共产党各个党支部的成员名单，其中“码头工人支部”、“海员支部”和“专业人士支部”还列出了其成员的名字和住址。“专业人士支部”共有9名成员：海伦·佩尔、托马斯·阿迪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亚历山大·考恩、奥布里·格罗斯曼、赫伯特·雷斯纳、乔治·R.安德森和I.理查德·格拉德施泰因。奥本海默显然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佩尔、阿迪斯、希瓦利埃和考恩），而且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的确是共产党员，但是无法证明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文件的可信度。

马丁·舍温与希瓦利埃曾长时间地深入交谈，据希瓦利埃说，这个所谓的“非公开小组”的每名成员都向共产党交纳了党费，但奥本海默除外。“奥比单独交纳，”希瓦利埃猜测道，“因为他交纳的金额很可能远超他应交的数目。”或者事实正如奥本海默一直坚称的那样，虽然他为共产党的事业捐款，但从未交过党费。希瓦利埃继续说：“但是其他人都把党费交给其中一位成员，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身份公开的党员。虽然我不该提他的名字，但那人是菲利普·莫里森。”希瓦利埃表示，除此之外，该组织不接受党的“指挥”，只是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小组一起分享对国际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当然，莫里森早就承认过他于1938年加入了共青团，在1939年或1940年加入了共产党。当被问及希瓦利埃的回忆时，莫里森断然否认他曾与奥本海默在同一个党小组。莫里森指出，作为一名学生，他绝不会被分配到教工小组。

舍温在1982年问希瓦利埃：“为什么说你们的小组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左翼分子团体？”希瓦利埃回答说：“我也说不清。我们交党费。”舍温又追问：“你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吗？”希瓦利埃说：“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普通的党员。”他解释说，在当时像他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可以自认为是政治上坚定但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的成员为共产党的事业捐款，他们在党主办的活动上发言，为党的刊物起草文章和小册子。然而，希瓦利埃又说：“我们都算是，也不算是党员，随你怎么看都行。”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舍温追问再三，希瓦利埃解释说：“这就像一种影子组织，它确实存在，但是没有被公开承认，它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因为我们对时事的个人看法被传到了党中央，有些事情还会征询我们的意见……显然，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不公开的党小组专门为那些专业人士或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设立。”

正如希瓦利埃描述的那样，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暧昧关系得到了史蒂夫·纳尔逊的证实。纳尔逊是旧金山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很有号召力，1940—1943年他也曾是奥本海默的朋友。纳尔逊遇到奥本海默都是在社交场合，这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他是共产党与高校圈子的联络人。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纳尔逊解释道：“我和这个小组打过交道，其中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不是，他们在小组里可以自由讨论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讨论外交政策问题，包括奥本海默在内，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不以某种形式结成同盟对抗意大利，那将会酿成一场悲剧。我现在不记得是希瓦利埃还是奥本海默，或者是其他成员用这些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就是整个会议达成的共识。”

纳尔逊证实了希瓦利埃对奥本海默党员身份问题所做的模棱两可的描述。“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证明或反驳这个看法，”纳尔逊说，“我的看法是，他是一位与党关系密切的共产党的同情者。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曾多次讨论过左翼组织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是校园里许多党员的好朋友。”

纳尔逊本人于1957年退出了共产党。1981年，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简要地谈到了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当他把手稿拿给加州的一位老共产党员看时，这个人认为纳尔逊对奥本海默“太宽容了”，他认为纳尔逊应该抨击奥本海默，因为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个人对奥比的看法是，”纳尔逊评论道，“他与左翼组织关系密切。有没有党籍并不重要，他与左翼事业有牵连，这一点就足以在政治上毁了他……”

这个所谓的“非公开小组”的所有成员均已离世，不过其中有人留下了一本尚未出版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戈登·格里菲思（1915—2001）于1936年6月在伯克利加入了共产党，然后他就去了牛津。1939年夏回到美国后，格里菲思悄悄地恢复了党籍，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玛丽已经对共产党感到失望，格里菲思申请分派给他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任务。最终，他的职责是“加州大学教员党小组的联络人”，格里菲思在1940年秋接受了这项任务，1942年春辞去了这一职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百名教职员工中，只有三个人是这个“教员党小组”的成员：阿瑟·布罗德（英语系冰岛传说和史诗《贝奥武夫》方面的权威）、哈康·希瓦利埃及罗伯特·奥本海默。

格里菲思也认为奥本海默否认了自己曾是党员。格里菲思指出，奥本海默的辩护者在解释奥本海默的亲共行为时，总是言之凿凿地说他在政治上很天真。“那些善意的自由主义者为此煞费苦心，他们认为这是为他辩护的唯一方法。也许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确实如此……但现在是澄清事实、提出正确问题的时候：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曾是共产党员，而是党员身份本身是否会妨碍他在一个需要公信力的位置上履职。”

对于希瓦利埃所说的“非公开小组”，格里菲思的回忆录中没透露更多细节。格里菲思显然认为，奥本海默出席这些会议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这也不难理解。格里菲思写道，这个小组定期会面——每月两次，要么在希瓦利埃家，要么在奥本海默家。格里菲思通常会带上近期的党内宣传品到现场分发，他还从布罗德和希瓦利埃那里收取党费，但是不包括奥本海默。“据我了解，奥比财务独立，他通过某种特殊渠道汇款。小组中没人持有党员证，如果交纳党费是党员资格的唯一凭证，我无法证明奥本海默是党员，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三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格里菲思回忆说，实际上，跟“那些由自由主义者或民主党人士组成的小组”相比，这个教员小组并没做特别出格的事情。他们互相激励，共同投身于教师工会和援助西班牙内战难民等公益事业。“他们从没讨论过理论物理学那些激动人心的新进展，没有涉及过任何机密或公开的信息，更不用说向苏联人输送情报了。简而言之，我们的活动与颠覆或背叛国家完全不沾边……这些会议主要讨论世界和国家局势，以及如何解读。在这些讨论中，奥本海默总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给出最详尽、最深刻的解读。很多人都把他与左翼事业的紧密联系归因于政治上太天真，这太荒谬了，作为一位比大多数人都能更深刻地洞察政治风云的人，这是在贬低他的聪明才智。”

肯尼思·梅是伯克利的共产党负责人，是他把格里菲思安排到了这个小组。梅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参加过这个小组的会议，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

肯尼思·梅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的研究生，他也是奥本海默的朋友。梅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和1939年分别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五周和两周的访问，从苏联归来的他对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很着迷。1940年伯克利地方选举期间，梅在学校董事会发表演讲，捍卫当地共产党候选人在公立学校内举行竞选会议的权利。这篇演讲被当地媒体报道后，梅的父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公开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学校也取消了他的助教资格。第二年，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伯克利市议会席位，当时他还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当他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他的党员身份并不是什么秘密。梅是琼·塔特洛克的朋友，他和奥本海默很可能相识在1939年的一次教师工会会议上。

梅脱党多年后告诉联邦调查局，他曾数次去奥本海默家讨论政治问题，他还记得见过奥本海默出席过一些“非正式集会……这些集会是为了讨论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理论问题”。梅还补充说，他不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也不认为他“受党章的约束”。奥本海默是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梅向联邦调查局解释说：“在共产党的组织管理中，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往往得不到信任，但与此同时，共产党又急于用党的路线来影响这些人的思想，以便借助他们的声望，以及争取他们对共产党事业的支持。因此，梅会与奥本海默等专业人士保持联系，他会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并向他们提供共产党的宣传资料。”

梅向联邦调查局探员解释说：“奥本海默很愿意和共产党的目标和主张保持一致，只要他自己认定其中有可取之处。但是对于他不认同的，他也不会迁就。”梅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重要的是他是否认同对方。”

奥本海默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联邦调查局一直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相关证据寥寥无几。联邦调查局相关档案中的很多证据不仅都是间接证据，还自相矛盾。在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中，只有几个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证词只是勾画出了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有一些人断然否认奥本海默曾经入党。除了自己的怀疑和来自旁人的揣测，联邦调查局什么都没有。真相只有奥本海默自己知道，而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

阿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他曾经两度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且是民主党192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译者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在聚会上谈论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表现自己的时髦，因为“红”得不够彻底，也缺乏实际行动，被人讥讽为“客厅里的粉红分子”。——译者注